作者：刘道义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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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义英语教育自选集试读：
情系基础英语教育——我与中国英语教育
当我收到入选《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系列丛书的通知时，我感到意外的高兴。出文集原本是我计划要做的事，但我未曾奢望过我的文集能与高等教育界英语大师们的并列。我自认是搞“小儿科”的，即中小学英语，当然应把我的领域限在“基础教育”的范围之中。
我与基础英语教育的缘分很深，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我虽不是出生于革命家庭，但确确实实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按照我的经历，可分五个阶段，我在这五个时期的亲身经历恰似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中小学英（外）语教育那艰难、曲折又光辉的历程。一、学贵有师，扎实基础（1950—1960）
我于1938年生于南京，父亲是个商人，受过私塾教育，思想守旧，由于膝下缺子，他给我起了个男性的名字，而且把我打扮成小男孩的模样，还寄予了“厚望”。在他的影响下，我小学时练习过颜真卿体书法，读过线装本的经典小说《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画过古装人物图像等。我最早接触英语是1950年。我的老师是解放前一家报社的记者，英文水平较高，我那时丝毫不觉得英文难学。到了初二，我的第二位英语老师的语音语调纯正，音质优美，使我初次领略到英语的魅力。那时用的课本是林汉达的《初中标准英语读本》等。现在回想起来方知，那时，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中学的英语师资水平还是不错的，可惜后来“英转俄、俄转英”，弄得英语、俄语师资水平全都下降了。
建国初期的英语教材沿用了旧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尚未编外语教材。1951年教育部颁布的《初中英语课程标准草案》规定的目标是：“1、养成阅读和练习英语的兴趣，打下继续进修的基础。2、能认识一千至一千五百个一般的常用字。3、能练习运用常用的典型短语约二百句。4、能阅读生字不超过十分之一二的浅近英语。5、能作清晰熟练的书写。”这个目标很简单，对能力的要求很低，主要重视的是词汇和句型量。我们这些学生并没感到有多大压力，只要临考前背记单词准能得高分。现在看来，当时的社会不大重视外语，又没有名目繁多的考试，虽然有课程标准，但并未严格要求贯彻。实际上，我们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当我于1953年上高中以后，第二年教育部就发出了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初中不设外国语科的通知，理由是为了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使学生能更好地学好本国语文及其他学科。初中停设外国语科直到1959年3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在加强高中外国语科教学的同时，仅在大、中城市有条件的初中开设外国语科。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亲密，俄语倍受重视。1953年我上了南京一中高中以后，中断了英语学习，改学俄语。所幸教师很好，是留在中国的“白俄”，他用的是前苏联原版教科书，上课用不了汉语，仅用俄语教授。到了考试时，他就叫我这个俄语课代表帮他在黑板上抄汉译俄的题目。还有一位中国教师教得也很好。我们的俄语语音和语法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据说，一中毕业的学生有的上了大学后可以免学俄语。可惜我上了大学丢下了俄语，又成了英语的“白丁”，得从ABC学起。
高中三年正值全国上下“向苏联学习”、“向科学进军”的火热的时期。身上穿着苏联花布做的衣裳，手中握着苏联的小说——《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心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高中生的形象。青年团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长江抗洪、中山陵露营、元旦聚会、畅谈理想……。《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下定决心要当一名语文教师，梦想着上北师大中文系。没想到临近高三毕业，我同其他十几位学生被学校推荐报考国家机要院校——全部是国家重点院校。这本是件十分荣耀的事，我却感到有几分遗憾，因为这里面没有师范院校，又无语文专业。唯一提供文科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于是我就选择了北外，上了英语系，学习“帝国主义语言”——英语，准备上外交战线工作。未曾想到四年后我被留校，在英语系任教，圆了我的教书梦。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从大学踏入中小学课堂，而后从事中小学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至今。
1956年夏，我与南京一中的同学集体乘火车北上。我们每人背着行李，在济南车站转车。等车期间，我们打开铺盖就地而卧。虽然很累，但心里美滋滋的，一想起即将抵达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就兴奋不已。到了北京站我们就分别被北大、清华、北航、北外等各大院校的校车接到了自己的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即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仅有一座简朴的三层办公楼和一座三层教室楼，及几座师生宿舍楼，外加个大操场。其东面是新建的北京俄语学院（即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显得阔绰气派多了。然而，在这简朴的校园里却集中了全国外语界的精英，如许国璋、王佐良、周钰良、大卫·柯鲁克等。我有幸受教于陈琳、杨树勋、邓炎昌、熊德等教授，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大学一年级陈琳老师的语音教学。
北外素以培养翻译人才、重视外语口语教学著称，我记得当时英语专业主要是英国语言文学，设有精读、泛读、语法、口语等课。大学一二年级用的课本是陈琳、杨树勋、王光宗编写的。语音、语法基本功的要求很严，语音课整整花了八个星期。我们每个学生上课必须带小镜子，看着黑板上老师画的音素发音图，听老师讲该音素的发音部位，自己对着镜子找到正确的发音部位练习。单音训练伴随着音标拼读操练，我们称之为“口腔体操”。我们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操不同的方言，各自受方言影响，英语发音多有谬误，如北京人／v／与／w／不分，东北人/s/与/∫/不分。像我这个生长在长江边上的分不清／1／与／n／、／n／与／ŋ／，陈琳老师让我说“老刘快拿牛奶来”这句话，这一下彻底暴露了我的南京腔，除了“拿（na）”该带鼻音发成了“la”，其余六个字都带鼻音。我感到问题严重，需下狠劲儿练习普通话。我不怕同学们善意的取笑，反倒常常当众读报或念课文，欢迎他们纠正我的发音。我对一些词的发音没有把握就查字典。久而久之，我不仅掌握了英语l、n和in、ing的发音，还相应地纠正了我的汉语发音。直到今天，我们老同学聚会时回忆起当年北外老师的严格要求，心中仍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在大一和大二学的是基础英语，的确为我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大学三年级以上应以英国文学为主。但是，1957年以后，不断开展政治运动，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能保证，文学路子遭到批判。我们的老师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利用英语周报等材料自编了大量教材，在火热的政治活动和劳动的间隙给我们上课。英籍专家柯鲁克经常发表讲话，他强调英语是一种技能，要真正掌握英语需大量的实践，正像一个人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练习，而不是靠学习规则就能成的。于是，教口语的邓炎昌等老师就结合实际编口语会话材料。有趣的是，高深的文学作品读得不多，但是我们接触了不少政治和劳动生产方面的词汇， 如：sovereignty（主权）、hegemony（霸权）、blast（爆炸）、furnace（高炉）、lathe（车床）、commune（公社）、combine（联合收割机）等。
回忆大学的这段学习经历，我感到幸运的是遇到了好老师，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遗憾的是学得太少，词汇量小，难以自由表达。二、教学实践，不断实验（1960—1977）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原计划派往苏联留学的300名学生由俄语系（此时北京俄语学院已与北外合并，俄语学院并为北外的一个系）转到英语系学习。为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英语系抽调了15位学生任教，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提前一年结束了学业。我虽然为能实现自己当教师的夙愿高兴，但毕竟少学了一年，自感“先天不足”，在教学中缺乏充分的信心。所幸英语系倡导“老带新”，每一位新教师由两位老教师指导。我的指导老师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张道真和周献桃老师。在老教师的帮助下，我不仅努力站稳讲台，而且还学习和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视听法和听说法，通过句型训练加大实践量，提高学生口、笔头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1961年夏，我被调往北外附校任教。离开学术条件优越的高校我心中不免有些惆怅，但是对于组织的调动我是绝对服从的。
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成立于1959年，隶属外交部领导。该校的成立直接得到中央领导的关怀。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外语要从小学起好”的指示，以陈毅为领导的外交部提出办外国语一条龙学校，并提供资金，由北外调拨人员，先设高中部，后设初中部和小学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继北外附校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创办了十多所外国语学校。时至今日，这些学校都已成了全国数百所外语学校中的“龙头学校”，办得十分红火。
从1961年至1977年，我在附校的高中、初中和小学都教过，而且担任过班主任和英语教研组组长。这期间除有一年我回英语系进修和教课外，在附校共15年，经历了附校的鼎盛时期，也度过了其最艰难的时期。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我以后的发展做了铺垫。
北外附校英语教研组的教师几乎每一位的语言基本功都很过硬，尤其是语音和口语水平都较高，其中大部分都是北外英语系的骨干教师。我们年纪轻，志气高，为了培养出高水平的外语人才不遗余力，想方设法探索多快好省的教学路子。从大学来到中学最明显的感觉是，学生年龄小、模仿力强，所以语音教学远不如教大学生困难。尽管在高中使用人教社十年制课本时通过精读课狠抓语音、书法和语法，但发现语言的输入量不够，学生的潜力难以发挥，于是提出了精泛结合的教学。北外派了语言流利、教学技能娴熟的范瑛老师来附校教泛读课，用简易读物Little Tom等做教材，效果很显著。不久，精读课的教材也由我们自编，要求高于普通中学。为了摸索出适合中小学生认知特点的教学路子，我们打破了文学路子，采用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句型教学模式。在小学阶段，我们曾试图用故事法教英语，把小人书译成英语直接用于课堂教学，中外教师组成组一起搭挡教学(team teaching)。附校曾派小学生赴美学习，曾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章启月（现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就是这批小留学生中的一个。那时小学还用英语开设地理课，并计划培养师资以使用英语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课，后因“文化大革命”，双语教学计划未得以实现。中美建交后，我们得到进口教材《英语900句》，就结合实际编写了类似的教材进行试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口语水平。
在上世纪70年代，学生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教学极度困难，同样的班里出现了两极分化，我与同年级的教师决定进行分层教学。我把那些学习“无望”的学生集中起来，用快速补课的办法，使他们感到英语学习有望，逐渐树立起信心来，以致后来他们绝大多数都成了外语界的有用之才。即使在带领学生下乡劳动时，我们也在田间地头教有关农村生产的英语会话；在强调教学与实践结合时，我们领着学生去动物园、颐和园练习用英语描述所见所闻。
附校不仅重视课堂教学，也很重视开展课外活动，每周都安排有一节课外活动，唱英语歌、搞书法竞赛、游戏、朗诵、演话剧等。全校组织过数次英语晚会，其中最为成功的是《长征组歌》英语演唱会。学生兴趣极浓，课间围着“钟声”牌录音机听、练习诗歌朗诵和歌唱，这使他们的英语语音语调有了很大的改进。每次的演出都会给师生留下难忘的记忆，演出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和人文素养都起着促进的作用。
北外附校对教师一向要求很严格，备课必须写教案。我记得有一次许国璋教授还抽查过我们的教案，对写得不好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研活动订有计划，校内外听课交流活动频繁。而且，每周星期四下午为教师进修时间，由外教给我们上听说课。每个月有一位教师用英语发表主题演讲，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常回英语系听英语讲座，有一度还请了王佐良、丁往道等教授专门为我们附校教师上文学课。北外对附校外语教师的成长很关心，也采取了以上相应的措施，但我仍然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大学时期涉学不深，附校工作繁忙进修时间不够，教学范围窄，难以提高。我把这些进修措施看作“先天不足后天补缺”，思想上重视，克服困难坚持不懈。不过，使我受益最大的还是在文革后期，我发奋读书，从简易的原著《西行漫记》到经典名著《简·爱》、《巴黎圣母院》，一气读了几十本。同时，我收集了许多名人演讲和名著的录音反复听，而且还收听中外英语广播节目。读书读到高潮处常使人废寝忘食，甚至如痴如醉。精彩的演讲和配音朗诵的录音也常使人心动。通过这种自主的听读，吸收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英语，不知不觉感到“耳聪目明”，用英语思维多了，口语表达也顺畅多了。
在附校教书期间我们还编过初中和小学教科书。自编自辑，印刷厂排字印刷好，我们上印厂装订成册，然后蹬三轮板车把课本取回学校。1970年，北京市教育局从首都师范学院和北外附校等单位借调人员编写教材。我被调去脱产编北京市英语课本，约两年光景。我们当时受工人宣传队的领导，首先下乡下矿向工人、贫下中农学习，接受“再教育”，然后着手调查，制订编写计划，拟框架，选材、编课文、讨论修改、定稿后编练习和词表，最后发排。定稿后的教材需经工宣队审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连教I have a book. You have a pen. 等句型也被批评成“宣传私有观念”。可以想象，在那种情况下要遵循语言规律来编写教材有多难。不过，从此，我对编教科书的程序有了初步的了解。三、编写教材，面向全国（1977—1985）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事业如禾苗久旱逢甘雨，恢复了生机。1977年秋，教育部从全国各地调集人才编写各科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前向全国供应新编中小学各科教材，以取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编制的质量低下的教材。
1977年夏，北外附校的领导通知我，说我已被教育部借调参加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我随即到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报到。打那以后，我就步入了中小学英语课程教材研制和改革的新天地，由一位教书匠变成了编书匠，由面向一所学校转为面向全国。
编书与教书一样，也是一项光荣而又艰辛的事业。回顾过去近30年的编书历程，我深感自己是个幸运儿，赶上了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在改革开放“尊重教育、尊重人才”的年代，我得以在人教社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前辈指引下，扎扎实实地从事课程、教材、教法、研究、师训等工作，与我的同事一道编出课本达亿万册数之多，学生人数可谓世界之最。几乎1968年以后出生的人都曾读过我们编的英语课本。
从1977年到1980年，统编教材的编写是以会议的形式进行的。由于任务紧迫，中小学各科教材编者二百余人集中住宿。英语编写组14位教师在唐钧老师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工作。来自上海、北京等地的大、中学教师劲头十足，好像想把被压抑了多年的能量一下子喷发出来才好，第二年就在教育部领导下制订出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0年对教学大纲作了进一步修改。
这个大纲包含从小学三年级起始到高中二年级和从初中一年级起始到高中二年级两个学段，要求掌握2,200到2,800个左右的单词和一定数量的惯用词组。“教学原则”指出，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正确处理英语教学中政治思想教育与语言教学的关系。提出应把政治思想内容渗透到教材和教学中去，要遵循英语教学的规律，特别是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规律。（二）正确处理英语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重视学生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提倡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归纳。（三）正确处理听说与读写的关系。提出了初级阶段应以听说为主，读写为辅；在高年级可侧重阅读训练，同时进行适当的听说训练。（四）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确立教师的主导作用和表率作用，并对学生提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
依据大纲的精神，我们编写了两套英语教材：小学三至五年级英语课本（试用）六册，初中英语课本（试用本）六册和高中英语三册。1979年秋编辑出版了两本程度较低的过渡性的高中英语代用本（一、二册）。所有的课本都配有教学参考书，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在那期间，大家集中吃住，两三个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每晚挑灯夜战，人人全力以赴。真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哪里有心思去想“名”啊“利”呀的，连家务也顾不上。大家只想着努力做到“课前到书”，落实邓小平同志的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时使用新教材的指示。也就是在那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确立了“为国、为民，而非为己编书”的思想。教科书编写本身就有很强的政策性，我们当时就是把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
当时，教育领域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中挣脱出来，创巨痛深，外语教育更是重灾区。大纲的制订和教材的出现对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拨乱反正，恢复教学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时编写的中、小学课本比较好地处理了思想教育和语言教学的关系，删除了“突出政治”、“穿靴戴帽”的做法，按照英语教学规律的要求编写教材，同时渗透思想教育。课本自始至终重视语言知识教学和能力培养，特别重视音标、拼读规则、构词法知识等。听说读写综合训练，分阶段各有侧重：低年级以句型为主，侧重听说；高年级以课文为主，侧重阅读。
由于编写时间紧迫，课本本身存在缺陷，加上课时少，师资缺且水平不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高考外语不计满分而使学生不重视外语课），各地普遍反映教材深、难、重，于是1981年开始修订这两套教材。小学英语教学计划有重大改变，不再在小学普遍开设，而是改为在有师资条件的地方开设两年。小学课本改为四册。1982年秋开始，中、小学使用修订本。修订后的课本配有教参、录音、挂图。这套统编教材在全国使用了十轮，直到1998年春最后一届高三学生为止。以这套教材为基础，人教社还编写了一套高中起始的英语教科书，共六册，以满足农村和边远地区学校的需要。
上述初、高中英语教材可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期最长、使用面最广的英语教材了。这套英语教材稳定了教学秩序，逐步提高了基础英语教学质量，不仅培养了亿万学生，也培养了一大批教师和教研人员。外语课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
值得提出的是，在国务院批准下，国家教委曾分别于1978年8、9月间和1982年5、6月间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上提出了《加强外语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外语教育是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交往的迫切需要，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和提高我国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迫切需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曾随同张志公、唐钧老师出席了会议。会议代表一致认为，制定的中学英、俄语教学大纲和编写的试用教材开始改善了外语教学的条件，教学质量逐年有所提高，但是，大家也清楚，中学外语教学水平低、质量差，影响大学外语教学质量和高级建设人才的培养，即使中学毕业后需要使用外语也得再从头学起。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变外语教育的封闭状态和落后的面貌。四、改革开放，中外合作（1986—1999）
在1986年以前，我国的外语教科书完全靠自己编写。统编教材工作直接受教育部领导，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特别批准调拨十万美元，从国外购买资料，其中有相当可观的英语教科书。由于当时我国尚未参加世界图书版权公约，我们从国内外大量的资源中挑选素材，低年级课文自编，高年级课文多为根据原文删减、改编的。这套32开的中学课本里不乏有经典作品，原因就是我们集中了国外的优秀作品，改编后的课文有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邓炎昌、丁往道等严格把关，语言质量是有保证的。
1981年1月至8月，人教社让我参加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派出的第一个编辑考察组（共六人），应英国出版商协会邀请赴英考察出版业务。我在英国朗文出版公司总部实习，了解了该公司国内外大中小学各类教科书、工具书及音像制品等的编辑、出版、发行和销售，考察了英国的教育，参观了学校。海外教育的开放性、多元化和竞争性使我大开眼界。英国最大的教育出版公司，如朗文、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等都有庞大的国际市场，他们的作者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编写英语教科书，采取现代教学方法，语言地道，内容新颖，设计、装帧都很有特色。那时，我就萌发了中外合作编写英语教材的思想。
从英国回来以后的几年，我常被派出国作为政府的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仅邀请能使用英语的代表参加）。我虽然每次都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扮演好政府官员的角色，但心里暗自为祖国缺少外语人才感到羞愧。我国的外语水平太低，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太不相称了！为了改变外语教学和教材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状况，我不止一次地向领导呼吁：人教社的外语编辑同时是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需要和大学教师一样出国进修提高外语专业和外语教学理论水平。老社长叶立群远见卓识，十分重视我的建议。于是，我通过考试于1985年1月赴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进修应用语言学。这以后，我的同事也陆续出国进修学习。
在悉尼大学，我有机会亲耳聆听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教授的功能语法课。更为宝贵的是我阅读了许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语言教学理论方面的书籍，思考中国外语教学中的问题，对比国内外英语课程和教材。我把我国中学教学大纲译成英语，并写了我对制订大纲的建议，征求我的导师的意见。我研读了有关课程的书籍，特意把香港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要点译成汉语。1986年1月，我如期返回北京，撰写了《香港的英语教学改革》、《中学外语教学的目的和方法》等文章，表达我渴望“结合中国的国情，吸收现代语言教学方法（功能法）的优点，探索改革中学英语教材的路子”的思想。张志公先生读了我草拟的《中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后，热情地支持我这个后生的想法，并亲笔修改了文章，最后与我联名发表了这篇文章。
1985—1986年，在国家教委领导下，由华东师范大学与全国15个省市教研部门合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学英语教学状况的调查。人教社唐钧同志也参加了此项工作。此次调研为时一年零七个月，遍及139所中学，被调查的教师为1,614人，学生达58,070人。通过对初三和高三学生与教师的调查、观察、测量（水平、词汇量、听力等），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偏低，能力较差。这样的结论令我们深感不安。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在我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就启动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各科教学大纲制订的工作。英语学科由人教社、北师大和北京市教育局三个单位合作编写大纲。大纲的编者认真总结了我国以往中学英语课程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还借鉴了外国课程研究资料，特别吸取了欧洲共同体国家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研究的成果，引进了交际语言教学的思想，对这一轮的课程改革起了较大的影响。例如，1988年初中大纲中的功能意念项目表（即以后的《日常交际用语》）的编写就参考了《入门阶段标准》（范埃克著）和《意念大纲》（威尔金斯著），大纲中的词汇表的制定则参考了国内外16个词表。人教社外语室英语组的同志为大纲设计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
义务教育初中大纲确立了外语为初中一门基础学科，明确提出教学目的是：“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使学生获得英语基础知识和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这里加了“为交际”三个字，却体现了英语教学的一大进步，因为这里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用语言做事的功能。大纲规定：“英语教学要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音、词汇、语法进行听、说、读、写的交际能力。因此，在训练的过程中，不要过多地做语言形式的练习，要使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相联系，要使语言形式与学生实际相联系，使言语技能发展成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还规定，“听、说、读、写全面训练，不同阶段有所侧重”，而且要求学生能运用《日常交际用语简表》中的表达法进行简单的交谈，检测既要笔试，也要口试。（详见1989年第11期中小学外语教学《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学大纲浅谈》）
义务教育初中大纲还特别强调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而且还指明，“对学生在语言实践中出现的小错误，不要‘有错必纠’，以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这主要是针对口语训练提出的，因为过去很重视语言的准确性，不断纠错使得学生不敢开口，实际上，语言的流利性也应受到重视。只有学生有积极性和自信心，敢于开口，敢于运用语言交流思想，语言的准确性和流利性才会逐步培养起来。
义务教育初中大纲对于处理语言教学与思想教育之间的关系定了一条原则：“要遵循英语教学规律，寓思想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对于精与泛的问题，则主张增加语言材料和语言实践的量，指出“学生必须吸收一定量的语言材料和经过一定量的语言实践，才能获得为交际运用英语的能力。”
具有改革精神的教学大纲为教材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的形势给我们带来了机遇。1986年秋，北京国际书展期间，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和朗文公司主动与人教社接触，表示对合作出版对外汉语和对华英语教材的兴趣。可是，当时没有外汇，无法解决中外合作出版所需资金的问题。恰好，第二年叶立群社长率团赴英与两家出版社进一步洽谈，我也随团同行。其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顾问哈金森建议我们向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提出基金申请。回国后，我们迅速立项，通过国家教委、外经贸部国际技术交流中心向UNDP申请中外合作编制初中英语教材的资助金。由于该项目意义重大，受益面大（四千多万初中在校生，数十万英语教师），受到了各方包括项目执行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项目批准后，通过国际招标，又与叶立群社长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评标书，确定英国朗文出版公司为人教社合作伙伴。然后，申请增加资金，制订工作计划。如此辗转了一年多，终于在1988年10月末请了英方高级顾问亚历山大先生和英方主编格兰特先生首次来华。亚历山大在人教社做了题为《20世纪80年代欧洲关于语言教科书设计的观点》（见1989年2-3期《课程·教材·教法》）的演讲。他的这篇讲话拉开了中英合作编写初中英语教科书（Junior English for China）的序幕。从此，以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教学途径编写的教材占据了20世纪90年代中小学教材的主导地位。
亚历山大认为，欧洲以功能/意念大纲为基础编写教材有四种系统：纯功能、结构/功能、功能/结构、“题材范围”编排系统。而我国应采取什么样的路子编写新的教材呢？我在《中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未来》一文中对现行中学英语教材的优点和问题做了分析，并列举了改革中学英语教材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学习与应用、知识与能力、形式和意念、量的问题。文章重申了张志公先生一贯的主张，即“多搞点科学分析，少来点主观随意性；多搞点唯物辨证法，少来点极端化、绝对化；多讲求实效，少来点形式主义。”于是，我们根据大纲的精神编写教材，对过去采用的结构法既批判又不全盘否定，对功能法虽肯定却不全盘照抄。我在《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材研究与实验》一文中阐明了观点：“功能法能够抓住语言的本质职能，体现语言的发展规律，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研究和探讨我国中学英语教学改革时，应当参考功能法。但是，在借鉴他人的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注意继承和发扬我国已有的好的经验，不可能照搬功能法。”在我国中学不可能普遍推广功能法，原因是：1. 中学英语属基础教育，不具有专用英语性质，学生需要的是语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对实际交际能力的需求是有限的。2. 由于教学条件的限制，如缺少高水平的师资、良好的语言环境和教学设备，教学班级过大，不可能推行功能法。3. 功能法有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以功能项目为大纲忽视语言教学的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学生的错误听之任之等。
我们决心“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引进先进的语言教学理论和方法，继承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教材编写中大胆改革。主要变化有：1、改变了以语法结构为主线（或称以语法为纲）编排的体系，将功能意念项目（或日常交际用语）与语法、词汇、语音交织在一起安排教学。2、从学生实际出发，创设情景，使教学的过程变成言语交际过程，突出语言应用。这样可以使学生感受到运用所学语言成功地达到交际目的后的愉快，使学生产生学习英语的兴趣。3、扩大了学生与目的语的接触，增加了真实或半真实的语言材料和具有交际性的活动（如角色扮演、猜谜、游戏、解题、采访等），加大了语言的复现率。学生在大量的语言实践中，经过一个不完善的中继语言阶段，逐步提高流利程度，直到能够正确地运用语言进行交流。4、运用多媒体编制系列配套的教材，代之以一本教科书的是一个教学包，其中包括学生用书、教师用书、辅助读物、录音、录像、幻灯、挂图等视听材料。
中外合作编写教材，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有些“摸着石头过河”之感。不过，社领导的思想是明确的：合作本着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中外互补的精神，又坚持改革创新和继承发扬相结合的原则，使得这次合作获得成功。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我们一直遵守这个原则。例如，初中第一册起始部分的编写几经周折，主要是因为外国作者不了解情况，把握不好难易程度，但我们坚持让英方推翻了三次方案，才初步定稿。我记得，我们与英方高级顾问对字母和音标教学的看法有分歧，英方不理解为何要先教字母，也不明白中国学生为何要学国际音标。我们带英方作者等一行去四川成都都江堰中学听课，并与教师座谈。通过实际的调查，和师生对话，使他们懂得了中国人学英语发音的困难，知道国际音标的作用，而且同意我们在初一上后半学期就开始教音标。教材中语音教学材料是中方人员编写的，以后英方对此部分从未有异议。英方作者很讲诚信，他们尊重我国的教学大纲的规定，特别是“寓思想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这一条，遇到他们所写的课文不利于青少年思想教育或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经提出坚决修改。有时，我们宁愿用旧教材中的课文替换，英方作者也能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在中英合编的初、高中教材中都可找到一些根据旧课文修改的课文。
1990年秋，中英合编的初中英语教材在全国部分地区试验，1993年全国试用，引起了很大反响。随着教学观念的更新，英语教学方法也要有所改变。首先，教学要从语言的实际意义出发，而不是从语言的形式出发；通过比较真实的语境进行丰富多彩的练习，而不是过多地搞枯燥的、脱离实际的句型操练；要求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开展大量的听、说，即“口、耳”实践活动，而不致过多依赖阅读，即“眼睛”；要求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尽量使用英语，只是在必要时才使用母语。第二，改变沉闷的、封闭式的课堂教学，抛弃“注入式”，采用“启发式”，实现生动活泼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新教材的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能激起学生的兴趣和学习动机，教师教学用书倡导分排、分行练习，两人小组练习，小组活动等组织课堂教学的方法，还对听、说、读、写技能的训练提出了多种练习形式，使教师一改过去“讲、读、译、背、记”的教学模式，创造了“听、说、读、写、演、唱、画”——寓教于乐的新模式。课堂上学生敢于开口，积极思维，参与教学活动，经常处于昂奋的状态。第三，教材把以结构为主直线式的编排体系改变为循环式编排体系，把类似的话题安排在几个不同的教学阶段中，语言由简到繁，逐步加深，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语言的复现率。这样的编排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允许学生经过一个由不熟练到熟练、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暂时容忍学生言语（口语）实践中犯点小错，鼓励学生开口，逐步培养学生语言的流利性和准确性。第四，改变教师“一言堂”、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形成师生“群言堂”，学生由被动转为主动。教师不再单纯扮演讲授者的角色，需要随着教学活动的变化，变换角色——示范表演者、组织者、指挥、监督者、帮手、记分员等，促进师生之间情感交流，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详见《转变观念 改进教法》）
中英合编的初中英语教材在教学中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作用。许多教师开始接触教材时感到不理解、困惑，经过多次培训和实践才逐渐接受，到了1996年，教师们普遍认为：“这是我国目前比较完整、设计合理、编排科学、比较理想的中学英语教科书，它为中学英语教材的编写闯出了一条新路。”当时有不少人说，这套教材在中学英语界引发了一场革命（revolution），我却认为该教材的英方主编格兰特所说的“发展”（revolution without “r”）更为确切。中学英语教学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这个进步是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的。
事实证明，中外合作编写英语教材的路子走对了。合作编写的好处有三：
1、可以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设置情景，自由编撰，语言地道、自然、真实，内容生动活泼。
2、英方作者运用现代语言教学方法编写教材得心应手，而中方作者对本土文化、本国人学习英语的认知特点和教学实际了如指掌。双方合作，取长补短，才能做到外国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改革创新与继承发扬相结合，编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材。
3、中外合作保证原创性，保护了知识产权，解决了侵犯著作权的问题。
此外，聘请外籍专家来华培训教师，联合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英国文化委员会及美国英语学会等国际组织，在全国各地培训中学英语教师，声势浩大。转变观念，改进教法，贯彻交际教学思想，运用“五步教学法”，很深入人心。为了争取多方支持，我曾赴英、澳、日等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参加了国际研讨会，介绍我国中学英语教学的动态。
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材（JEFC）在部分地区试验后第二年，即1991年，这套教材的编写工作已接近尾声。考虑到三年制初中课时比过去减了100节，教学的知识量减少了，而教学方法变化大，对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要求高了，试验地区的50万学生升高中将面临不衔接的问题，我们主动向国家教委基教司提交报告，建议组织人力制订与义务教育初中大纲衔接的高中英语教学大纲，这一建议得到了批准。于是，高中英语单科率先制订了新的大纲，这就是1993年颁布的《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初审稿）》。
这部大纲在前言中写明，英语课作为高中的一门基础学科，培养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一些外国语的各方面的人才，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然而，在现实中，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得高中外语教学目的单一化。大纲规定不同程度的要求是根据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需要不同这样的实际提出的，在“考试、考查”部分规定了“高中二年级结束时，可依据大纲在教材范围内进行地区性的成绩考试，高等学校的入学水平考试应以教学大纲规定的高中三年级学习期满的教学要求为依据。”而1996年供实验用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进一步明确规定了高一、高二英语为必修课，高三英语为选修课。这些规定的出发点都力图改变高中要求“一刀切”的问题。我曾陈述了我的观点：对于全体学生而言，高中外语科赋予他们以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和基础外语素质的教育；使部分学生具有接受外语职业技术教育的基础；使少数（重点学校可能为多数）学生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外语基础。要建立这样的观念，即达到上述任何一个目标的学生都是合格的。
高中大纲规定，“在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学的基础上，巩固、扩大学生的基础知识，发展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培养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侧重培养阅读能力，并使学生获得一定的自学能力，为继续学习和运用英语切实打好基础。”这里第一次提出“交际的能力”，这显然有了新的突破。交际能力应包含三个方面的能力：语言能力，即掌握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形式，也就是有语法能力、遣词造句的能力；运用语言有效地交流思想的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即要求学生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有所了解，懂得何时、何地、在何种场合对谁该用什么方式和态度说什么话，要求得体地使用语言达到交流的目的。
为了实现高中教学的目的，大纲要求进行听、说、读、写的综合训练，在进一步提高听说能力的同时，侧重培养阅读能力。为了加大口头和书面信息的输入量，大纲要求在教学中尽可能加强听读训练，特别要注意增加泛读训练。而且，大纲在“考试、考查”部分规定，组织考试、考查时，既要考查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又要考查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测试的形式要包括笔试和口试或听力测试。
根据新高中大纲的要求，我们又向UNDP申请了高中英语教材项目的基金。尽管审核的步骤和程序十分繁琐而且严格，我们的申请又一次通过了。1992年开始，人教社与英国朗文出版公司继续合作三年。高中英语教材（Senior English for China）于1993年在部分地区试验，1996年在全国投入试用。这套教材与以往的高中课本相比有以下特点：
1、话题、结构和交际功能相结合。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高中学生的兴趣和要求，确定了16个话题范围（topic areas）：中外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传统节日、卫生与体育、学习方法、行为规范、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际关系、环境保护、娱乐活动、饮食卫生、生态平衡、禁忌幽默、能源与交通、恶习与犯罪等。由于高中教材的书面文字材料比重加大，需要对语体给予足够的重视，经过调查确定了多种体裁范围，如：故事、科普小品、书信、传记、说明文、短剧、诗歌、叙述文、政论文、广告等。在编写教材时把话题、语体同日常交际用语（即功能意念项目）和语法、词汇、语音等有机地结合起来。
2、重视培养思想情感和提高文化素养。教科书内容主要反映了现代社会，体现了中外文化，具有时代感、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教材生动地展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无论是西方社会的弊病，或是其他民族的文化精粹，都可以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有助于他们鉴别良莠，培养良好的思想情感，提高文化素养。有一些材料对发展智力因素，如思维、观察、注意等直接产生影响。
此外，还有综合训练、侧重阅读、区分层次、富有弹性、以教科书为主系列配套等特点。（详见《中英合编高中英语教材介绍》）
教育的周期很长，JEFC和SEFC从1990年试验到1999年高中试用一轮结束用了九年，其中经历了试验、送审、试用。SEFC用到2005年方告结束。1999年西南师范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在教委基教司的指导下，联合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全国高中英语教学做了调研（详见张正东教授主编的《英语教学的现状与发展》一书），与十年前相比，中学英语教学有了明显的进步。调研报告虽无溢美之词，但仅此结论对我来说已是很大的鼓励了。
1990年，英语学科已受到空前的重视，小学开设英语课的势头越来越高，尽管国家教委没有组织力量研究小学英语课程和教材，为满足小学对英语教学和教材的迫切需要，人教社外语室决定编写新的小学英语教材（Primary English for China）。人教社委任刘岩为主编，组织了编写组。首先，通过调研，编写组酝酿编制了《小学英语教学与教材编写纲要》。小学教材也采取了中外合作的路子，合作对象是新加坡泛太平洋公司，该公司董事长萧桂林夫妇以炎黄子孙为荣，志愿提供外籍专家编写所需的费用，为祖国做贡献。这套教材共四册课本，1992年投入使用，有教参、活动手册、挂图、卡片、录音、录像等系列配套材料。十多年来，这套教材在小学英语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用量超过三百万。
课程和教材的改革不仅影响着年轻学生的成长，也影响着一代教师的发展，为了使教师能迅速地适应教改的要求，我和我的同事董蔚君、刘岩、魏国栋等每年与外籍专家组成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培训教师。这样的培训分为全国、省级和地区级三级，向各地辐射。培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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