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从愿景到行动(2016)(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磊主编,“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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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从愿景到行动(2016)试读：

前言

从2013年9月开始，笔者深入研究与调研“一带一路”，并主持了中央党校“‘一带一路’与边疆稳定”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5月又推动成立了“‘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一带一路”的确给众多国人创造了打通己学和彼学的机会。每一天，近300位国内外专家从一大早就在微信群里进行头脑风暴，对“大热”的“一带一路”进行“冷思考”，诸多“一带一路”的火花由此产生。其中，“白话‘一带一路’”、“痛点经济学”、“‘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文化经济学”、“孔子食堂”、“有思路才有丝路”、“‘一带一路’智慧园区”等概念或理念成为社会大众喜欢的“一带一路”品牌。“‘一带一路’百人论坛”（One Belt One Road 100，OBOR100），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媒体从业者等各界精英组成，基本定位是要打造“一带一路”的“网络智库”，努力成为“一带一路”优质资源的共享与孵化平台，聚智慧、聚资源，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早期成果与标志性项目的落地。“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既要靠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要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第四大主体是媒体，媒体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插上飞翔的翅膀。目前，上述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因而，成立这一平台的最初目的是要努力避免“一带一路”主体资源的碎片化，要推动实现国内“四大主体资源”的联动效应。为规范化、常态化发展，百人论坛先后成立了专家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企业委员会、媒体委员会、民营企业委员会、秘书处等机构，并聘请多位资深专家作为论坛的顾问委员以及特约研究员。

在我们看来，“一带一路”既不是新版的“朝贡体系”，也不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更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而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标志和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有思路才有丝路”。“一带一路”，需要我们一路走、一路思，凝神聚力、群策群力，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型崛起贡献智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兢兢业业，而不是浮夸虚华。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常常被轰轰烈烈的成就所打动，很少被兢兢业业的极致所感动。“一带一路”考验中国的战略定力，考验民族的文明底蕴，考验中国人的精细与韧性。在百人论坛群内，逐渐产生了“‘一带一路’人”（OBORer），即老在路上，总倒时差，常换水土，不停找思路，时时被刺痛，但频频被感动……

笔者在“一带一路”的调研过程中，常常感叹：“中华文明如此伟大，中国人如何充满自信地去探索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可能，逐渐拥有被国际社会所分享的文化与价值。”“一带一路”就其目标而言，不是要和别人竞争，更不是要同别国争夺霸权，而是要挖掘中国自身的潜力，提升自我。“一带一路”不是转移财富的过程，而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2015年是“一带一路”的关键之年，因为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3月28日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一带一路”路线图正式问世。2015年是“一带一路”的收获之年，诸多丝路研究院成立，几乎每一天都有相关的会议召开，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不少中国企业自信地走出国门。但依然存在诸多痛点，如中国城市、乡村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却迟迟培育不好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中国企业对于“一带一路”的迫切需求以及不得其法的满脸困惑，等等。

2015年8月8日，“一带一路”百人论坛·首届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首届论坛由“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凤凰国际智库、商务印书馆、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主办。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凤凰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邹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出席论坛并做主旨发言。此外，为满足广大企业了解“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现状和发展趋势的需求，论坛还与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商会联合发布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白皮书》。百人论坛的首部白皮书系统梳理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情况，定量描述我国对外贸易总体状况，详尽分析了我国主要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地国、贸易方式、企业主体和产品种类等方面的经贸信息。通过可视化技术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清晰的展示，使得我国各省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商机一目了然。

2015年9月，为方便专家、学者近距离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国别形势、政商关系、投资环境和民情风俗，百人论坛开始邀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过充分工作、研究和生活经验的专家、官员、企业家开展“带路沿线专家面对面”系列讲座，与大家近距离交流。第一讲是《“一带一路”与转型中的柬埔寨》，并邀请已经落户在柬埔寨的中国企业做具体案例分析。今后的设想是：邀请所有沿线国家的专家来华与国人交流，并要走到沿线国家与外国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2015年11月17日，广东广播电视台北京节目制作中心正式成为“‘一带一路’百人论坛”文化基地，并举行了挂牌仪式。

由衷感谢有情怀、有使命感的“‘一带一路’人”，感谢百人论坛的所有专家，从你们那里得到了诸多灵感与感动。作为国内首份“一带一路”年度报告，希望本书能够提供最接地气的学术成果，相关文章会深度剖析“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现实机遇，并对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与挑战提出务实建议。这些专家长期在“一带一路”上行走，他们会与读者分享最深刻的“一带一路”思考。

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总编辑周洪波的信任与支持，感谢商务印书馆团队的高效、专注、品质，感谢你们的辛苦工作。

本书希望各位读者不仅能够获取“一带一路”的基础知识，更希望有更多的国人能够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在服务国家的同时，做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赵磊2015年11月12日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一带一路”的文化经济学

国内外很多学者常用“地缘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一带一路”，但笔者更愿意将“一带一路”视为“文化经济学”的典型案例。什么是“一带一路”产品，只有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即实现“双收益”，才是中国想要的、真正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带一路”产品。换句话说，“一带一路”的受欢迎，不仅因为她是一个给各方带来实惠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她能够成为一个引起共鸣的文化事件。

从2013年9月开始，笔者深入研究与调研“一带一路”，并主持了中央党校“‘一带一路’与边疆稳定”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5月又推动成立了“‘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从西北地区的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到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从沿海省份的辽宁、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到内陆省份的内蒙古、山西、河北等，“一带一路”使笔者有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与此同时，从欧洲的英国、意大利，到中东的以色列以及亚洲的韩国等，“一带一路”也使笔者有了深入了解国际社会的机会。在调研中，了解到了从中国西北发货到天津港的成本甚至远远大于从浙江义乌发货到阿联酋的成本；了解到了著名的口岸城市二连浩特只有五六万人口，且遭遇水资源短缺的严重瓶颈；看到了中国企业对于“一带一路”的迫切需求以及不得其法的困惑……总之，“一带一路”给很多中国人创造了打通己学和彼学的机会，也倒逼中国城市和企业思考如何医治诸多不联不通的痛点。

一、“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文明型崛起

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的最大收获是“‘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的发布，由此“烟花三月下‘洋洲’”。在笔者看来，“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在于务实的经济项目，更在于人心、在思想、在思路、在文化、在制度，甚至包括宗教信仰等。从本质而言，“一带一路”的受欢迎，必然是“中国风”、“人文情”、“潮流感”与“国际范”。“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是经济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标志。

目前，对“一带一路”的前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甚至极端乐观与悲观并存的评价，一个是“新版的朝贡体系”，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其实不需要预设“一带一路”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中国人是否能够凝神聚智，群策群力，不断成长，展现一个不断进步的中国。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笔者常常在想，崛起的中国需要什么，如何超越“崛起困境”，即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更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国家；中国不仅要有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更要把令人振奋的经济成就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国不仅要经济成长，更要赢得民心和人心，其中，民心是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忠诚，人心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人心向背。

文明型崛起的重要衡量指标就是“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所谓“议程设置”就是“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能决定大家一段时间集中讨论什么”。2010年，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历史规律往往是“老大拉着老三，收拾老二”。由此，2011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友也开始蠢蠢欲动，向中国施压。其结果是，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问题与南海、东海等海疆问题几乎同时升温。这一时期，美国主导了亚太话语，核心词汇（高频词汇）如“中国威胁、军购、军售、军演、军事冲突”等“冰词”。2013年9月之后，“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伴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一系列组合拳的使用，使周边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开始热议“互联互通、经贸合作、金融支持、人心相通”等“暖词”。在短期内，中国依然不能确定周边国家以及西方世界能否从内心接受“一带一路”理念，但这一理念显然已经成为各方的话语焦点，有很多人开始谈论甚至慢慢喜欢上了这一中国词汇。“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是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条件。

相关大国近年来纷纷提出了类似的战略构想，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1997）、欧盟的“新丝绸之路计划”（2009）、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2011）等，但都没有中国的“一带一路”更引人关注、更受人期待。今天，可以从多侧面感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重视什么、关注什么，这一地区、这一事物就会立即成为国际社会的兴奋点——中国决定世界聚光灯的焦点。例如，缅甸等国家曾长期被西方国家冷落，当中国进入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时，各国开始重新审视其政策，并纷纷加强同中国在相关国家的影响力博弈，当然直接受益的是沿线各国。

有一位朋友的话很有道理：“中华文明曾经被富强（列强）征服，今天我们不能为了富强而放弃文明。”笔者在“一带一路”的调研过程中，常常感叹：“中华文明如此伟大，可我们如何让沉睡的文明苏醒呢？中国人如何充满自信地去探索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可能，逐渐拥有被国际社会所分享的文化与价值？”“一带一路”就其目标而言，不是要和别人竞争，更不是要同美国争夺霸权，而是要挖掘中国自身的潜力，提升自我，“一带一路”不是转移财富的过程，而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二、“一带一路”与传统理念的超越

在国内，中华民族长期存在“中原中心主义”，即在中国版图上始终有“文明与野蛮”、“内正统与外蛮夷”的严格区分，而“后者需要被教化”，这一范式会周期性地约束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导致中国经济与社会顽固地存在“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倾向，以及保守主义的本地化倾向”。

在国外，国际社会长期存在“中心—边缘秩序”，这一秩序在国际政治上的特点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典型欧洲范式”的主权国家框架去规范世界不同的政治主体；这一秩序在全球经济上的特点是：以全球化为核心、以“资本主义范式”的“中心—边缘”框架去约束世界不同经济体，其内在逻辑是“中心侵蚀边缘”、“边缘依附中心”。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等级，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属国。根据资本积累、技术以及劳动分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三重结构：中心、边缘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

沃勒斯坦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予以重视。他在为中文版《现代世界体系》所作的序言中真诚地指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进程）中起重大的作用。”“一带一路”是对上述传统理念的一种超越，路、带、廊、桥等“去中心”（Decentralization）的中国式话语开始崛起，代表着平等、包容，代表着国际社会的“非极化”发展倾向。“互联互通”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中国式文化与哲学思想开始备受瞩目。“一带一路”是具有鲜明中国理念标识的全球公共产品，致力于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贡献度。我们必须明确，“负责任国家”是中国文明型崛起必然应具有的身份定位。“责任”在政治学中有其特定含义：责任是承担与角色相应的义务，责任是一种尽责的品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负责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能够自觉遵守与其身份相称的义务。当然，“负责任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然而，“负责任国家”与“负责任大国”有根本性的区别，后者不仅要参与全球治理还要提供公共物品。这里的公共物品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精神产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儒教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应当承担“大国责任”。在国际社会，“大国责任”是指一个国家作为大国所应该承担的义务，这不仅是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最大，而且还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中，“权力最大的单元（国家）将担负起特殊责任——a提供公共物品”。大国提供公共物品，不仅在于大国能够获得经济收益，也在于大国需要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尊重，而后者对大国身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国不断地提供公共物品。例如，作为18、19世纪最为强大的国家，英国承担了保障国际海道安全的责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中国式的哲学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外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转变过程中外交理念的重大调整，是中国由“负责任国家”向“负责任大国”转变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且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民主和平论”等公共物品有本质的不同。

的确，中国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有成功的经济崛起实践，有与世界打交道的上千年历史经验，完全可以为人类社会贡献不同于西b方话语的精神财富，争取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将以实际行动改变“崛起大国必将挑战现存霸权”的国际关系霸权兴衰逻辑，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加强思想文化领域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国际对话，倡导相互尊重、开放兼容的文明观，以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的崛起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原创性贡献。表1　英美崛起的理念和话语霸权理念和理念和话语意义话语典型英国政治：（1）英国的君主立宪制；（2）英国霸权时代也是一个君主立宪制、议会制被很多国家霸权议会制；（3）英联邦制。模仿学习的时代。时代经济：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成为国际新秩序的标志，同时使得伦敦的声音能够被许多国家所获悉。政治：（1）美国成功地建构了立法、行（1）与英国的议会制和君主立宪制相比，美国制度更体美国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模式；现了权力分享的精神。（2）“二战”后许多国家的制度建霸权（2）共和的观念取代了立宪的精神。设实际上都采用了议会制和总统制的混合模式。时代经济：通过多边主义和制度主义方式使贸易上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金融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战后国际体系打上明显的美国烙印。共同构成了美国霸权的制度骨架。

三、要纠正“一带一路”的错误认知

自2013年11月至今，笔者在参加“一带一路”相关学术会议以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常常感受到“一带一路”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为一个大蛋糕，大家都忙着争抢，很多认知错误不断地发酵、传染……这些认知错误如不纠正，必然会导致“一哄而上、一抢而光、一哄而散”的窘境。

第一，慎用“桥头堡”等进攻色彩浓厚的词汇。很多省份定位自己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bridgehead），但是桥头堡是军事术语，它的本意是防御性的，即“说成什么，我也不能让你进来”。因此，“桥头堡”、“排头兵”、“先锋队”、“主力军”等词汇翻译成外文，不具开放性、包容性，而且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中国是要来“打仗的”。上述词汇是中国人熟悉的，但是国际合作是要讲给外国人听的，术语不国际化，会使接受程度和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第二，慎谈“过剩产能”。常有媒体提到：“‘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把过剩产品销售出去。”这个词汇，让沿线国家听了很反感。“你不要的、过剩的，别人会要吗？”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要到沿线上去“倒垃圾”。因此，要避免使用这种令人不舒服的词汇描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概念，我们可以用中国的“优势产能”、“富余产能”以及“产能合作”等词汇来替代。

第三，“沿线有64个国家”的表述不准确。千万别把丝路沿线国家限定在64个，传统沿线64国没有欧洲最发达的西欧部分，也没有亚洲最活跃的日、韩两国，显然是不合适的。笔者建议，全世界有230多个国家，只要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都是丝路国家，这样看既包括美国，也包括拉美，等等。因此，笔者提倡对“丝路”国家的界定应是“65+”的概念。表2　丝路沿线64国区域与国家情况区域国家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东南亚11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东帝汶东北亚2国蒙古国、俄罗斯独联体6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南亚8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马尔代夫、不丹西亚北非16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约旦、黎巴嫩、巴林、也门共和国、叙利亚、巴勒斯坦中东欧16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波黑、黑山

第四，“丝绸之路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表述不准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是中国西北五省以及中亚五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以及东盟十国，但它们的两端一头连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因此，发达经济体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也是丝绸之路的宝贵财富，发达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成员。

第五，“资源、能源合作”不是“一带一路”的唯一主题甚至优先主题。有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保障中国的资源、能源供给，确保稀缺性资源的战略安全。的确，丝路沿线国家大都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储备，如黑金（石油、煤炭）、蓝金（天然气）等，但是这些国家非常不喜欢“一谈生意就是资源、能源”，他们不希望成为“骑士的马”。

第六，有为才有位，不用忙着定位。很多省份在忙着争抢历史上谁是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有的叫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有的叫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有的叫丝绸之路的节点……这在全球化、互联网经济时代的意义是有限的，关键不是叫什么，而是要有内容、有亮点、有突破，即在今天本省份有哪些“错位竞争、不可替代”的丝路优势。

第七，中国向丝路国家卖什么。有很多省份一想到丝绸之路，还在丝绸、茶业、瓷器等“老三样”上做文章，但这是历史上中国的主打产品。今天，我们要卖什么？首先，需要了解合作伙伴需要什么，要超越“有什么，就卖什么”的阶段：对方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要多卖必需品（如美国的三片：薯片为代表的餐饮、芯片为代表的科技、影片为代表的娱乐）、少卖奢侈品，既是卖产品，也是卖价值、卖文化，通过消费中国产品要上升到对中国的欣赏和认同（而不是与之相反）。有很多省份抱怨，有了宽马路，但车上没有产品，“通道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与辐射作用远远不够。所以，要在卖什么上做文章。

第八，中国向丝路国家买什么。总体思路是：我们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今天中国企业特别需要提升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整合资源的能力，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我们急需要的买回来、请回来，这个阶段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能源资源，不是市场，而是技术、经验和视野。中国城市也要在与丝路沿线城市交往中，探索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子，在艺术气质、文化品位上做文章，打造能够赢得人心的中国城市，打造具有国际品质的中国城市，把先进国家在历史文化保护以及城市规划设计中的好的思路、好的做法带回来、请回来。

第九，丝路战略既要顶层设计、更要基层创新。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地方干部最后的总结往往惊人地相似，大家习惯用两句话结尾：希望中央重视我们，给予特殊的政策，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倾斜；我们有干劲儿，早就做好准备啦，就等中央一声令下，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寄希望于一把手怎么说”。但是，北京的专家再聪明，他们不一定比新疆的干部更了解新疆，北京的领导再英明，也不一定比广西的干部更了解广西。所以不能等，要有基层创新，要先做起来。

第十，“一带一路”不宜过快、过急，没有时间终点，但有时间节点。要适时推动“一带一路”落地，特别是要在智力支持上下功夫。海南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这些省份的淡定与远见是因为他们有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建议整合全国人才资源在南方省份建立海上丝路研究院，在西北省份建立陆上丝路研究院，同时配套建立智库产业园区，提供中国企业走出去所急需的信息交互、项目对接、风控管理等服务。同时，要积极发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的作用不可低估，要充分激发它们的活跃性和敏锐性。

总之，在丝路建设中，要时刻思考什么样的中国企业对丝路国家有吸引力，什么样的中国城市对丝路国家有吸引力。简单来说，第一是发展、稳定，第二是开放、便利，第三是文明、进步。丝绸之路的魅力不仅是一条经贸合作通道，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今天，中国丝绸之路2.0版，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不仅要产业升级、市场扩容，更要思路升级，“有思路才有丝路”。

四、“一带一路”的痛点经济学

痛点经济学，就是文化经济学，因为找痛点就是读心、暖心、攻心的过程，就是打造文化与经济精品的过程。文化是行走的经济，经济是可持续的美好，美好是认真展现的态度，态度是由内而外的文化。

这是最差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周围差的、不入流的事物比比皆是，因此只要有人用心做、好一点，就会立即被大家所认可、所珍视。常常有人问笔者：五年、十年以后，中国社会还会讨论“一带一路”吗？其实，“一带一路”对中国以及国际社会而言，不是要我们去接受这四个字，而是去把握“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以及这一内涵是否适应了国际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就是“互联互通”，而这一内涵的确找到了国际社会的最大痛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五年、十年后，中国社会还需不需要互联互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还需不需要互联互通。

今天，中国西北有很多不联不通的地方，甚至沿海也有很多不联不通的地方，所以要先找准痛点，才能打通痛点，整个过程需要打造“智慧共同体”。首先，“一带一路”是国人自我教育、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13亿中国人中的每一个个体开始尝试在思想、知识、心灵领域的互联互通。其次，中国开始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习惯于国际社会主动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之世界，我们了解别人的意愿和能力始终不强，但今天，“一带一路”迫使中国人上路，在了解这个美丽星球的同时，出现了一批批的“‘一带一路’人”。什么是“‘一带一路’人”（OBORer），即老在路上，总倒时差，常换水土，不停找思路，时时被刺痛，但频频被感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固然令人欣喜，但其中存在的“痛点”更值得我们关注，如中国西部投资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物流成本高，根源则是中国西部有太多的物理、心理封闭性，缺乏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哪里，简单地回答：找准体验痛点就找到了商机的盈利点和机制的突破点。我们要敏锐地发现“一带一路”上的体验痛点，体验痛点就是商机的盈利点，就是“一带一路”机制建设的突破点。

今天，中国的城市和企业有很多痛点。诗人说：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地面积扩大的城镇化（土地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矛盾），第二个阶段是人口数量增多的城镇化（户籍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矛盾），第三个阶段是寻找归属感的城镇化（解决人内心的归属与认同问题）。在第三个阶段，城市的发展目标，不仅是高楼大厦、公共服务，也包括城市品牌、城市文化、城市理念，以及市民对城市的归属与依赖，城市发展由功能定位走向人文定位。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在中国，老百姓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的城镇化是有魅力的。建设有魅力的中国丝路城市要避免心浮气躁，要在细节和争取人心上下功夫。

丝路城市的成功与否不单纯看经济增长指数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看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对外开放中的含金量。笔者2014年底去英国访问，从机场往爱丁堡走的时候，一位英国朋友指着我面前的一片城市建筑说：“这是我们的新城，是18世纪的。”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追问道：“新城是18世纪的，老城是什么时候的？”对方淡淡且自豪地回答：“老城是14世纪的。”这个时候我突然加深了对一句话的理解：不知是岁月成就了英伦，还是英伦成就的岁月。在这里，淡淡的一个“CLASSIC”（经典）就遮住了一切浮躁。“一带一路”对中国城市而言，不仅是经济崛起的良好契机，更是中华民族文明型崛起的自我鞭笞：“一带一路”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精耕细作，只有耐得住寂寞、少折腾，才能造得出精品。

在“一带一路”实践中，要切实提升中国丝路城市的实力层次。先看看实力的组成部分：第一个层次是“地质圈”实力来源。每个城市在对外宣传的时候，讲得最多的肯定是描述经纬度、面积、资源、古迹等，基本属于有形可见的物理层面、地理层面的实力来源。比“地质圈”高一层次的是“生物圈”的实力来源，这个层次做的不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而是要处理一系列复杂微妙的关系，最核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民生）。比“生物圈”还高一层次的是“思想圈”，就是在教育、媒体、艺术、文化、标准、规范、价值、亲情、信仰、追求等无形的领域发力。在人类社会中，越强大恰恰越无形，“一带一路”建设要提升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欣赏与认同，必须要在“生物圈”与“思想圈”层次发力。 国家实力的三个层次来源

有些城市配套“一带一路”建设做了一些宣传手册，但他们往往是这么宣传自己的：一是这个城市交通多么便利，四通八达；二是历史古迹多么众多，独一无二；三是地下资源多么丰富，应有尽有，等等。如此，这样的城市定位还停留在“地质圈”实力的宣传，没有在“生物圈”和“思想圈”层面上下功夫，是不会产生“回头客”的。旅游业或文化业是“一带一路”的“朝阳产业”，是“一门兴、百业旺”的产业，但是推进旅游文化必须充分挖掘旅游景点或城市景观的文化内涵，文化要有感动人的力量，要能够激发一种冲动，即与人分享的冲动。在丝路建设中，不论是城市的文化品牌还是旅游品牌，都要注重艺术气质和文化品位，要讲究错位竞争的美，简单往往最美。

2007年，笔者去加拿大访问，对其城市的美丽环境特别是先进理念感受颇深。班弗国家公园是加拿大最知名的旅游胜地，其中有一处温泉池，一直以来这里生活着一种本地特有的鱼类，但是长得不漂亮，是一种“丑鱼”。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公园管理处出于善意，决定往温泉池里投放更多的具有观赏价值的美丽、昂贵的鱼种。的确，效果不错，池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当地居民偶然发现新来的鱼种食欲很好，什么都吃，而原有鱼种的食物却很单一，这样新来的客人将原有主人的食物一网打尽，致使原有鱼种大面积死亡。此时，当地居民要求公园管理部门必须做出回应。结果是，胃口不错的、美丽的新来者被捞出鱼池，逐渐又恢复了“一池水，一种鱼”的自然状况。这一“折腾”加强了当地人们对生物多样性（diversity）的了解和认识，即生物多样性不是 “越多越好”（the more，the better），而是要以尊重自然界的本真状态为前提：美丽的鱼离开这个池子，照样可以活泼好动，但是丑鱼离开这个池子，全世界就找不到它了。

结果，这一件小事提升了班弗国家公园的知名度，人们口口相传，甚至有人专门来到这里恰恰为了欣赏这“一池水，一种鱼”，因为游客从内心认同班弗这一城市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所秉持的文化和价值。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口口相传”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能够使文化行走起来。

企业不仅要卖产品，也要卖文化。目前，中国企业的短板是：有企业不一定有产品，有产品不一定有品牌，有品牌不一定有品牌价值；渐进性创新不少，但突破性创新不够。今天，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更大。原来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家回答：“要服务国家战略。”现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决生存压力。”可见，企业家越来越在商言商，这是件好事。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没说要做“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一带一路”，即用产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实，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性格的内向性，不走出去，中国企业会越来越被动，会越来越受制于人。

目前，中国企业向丝路沿线国家重点推销的是“新三样”，即高铁，核电，以及航天、航空与造船等。其中，大多属于基建类企业，如中铁、中铁建、中交建、中建等。但这些“风风火火”的企业背后也有痛点，他们的主要特点如下：（1）初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工种；（2）劳动密集型，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3）商业风险、政治风险与人员风险叠加；（4）财务成本大，负债率高，但利润率低。例如，中铁一年的营业额有7000亿元，但纯利润只有100亿，企业有30万员工，但每年需要雇用200万农民工，因此，企业不堪重负、负债率高，因为劳动力成本以及人员风险在不断上升，每年不是没事干，而是忙活一年最后留给自己的钱太少，属于流血流汗的“低附加值”行业。所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会不断发现痛点、解决痛点，如中交建、中电建等企业在海外进行基建主业的同时，努力开拓运营与管理服务业务，利润率明显较高。

中长期，中国企业在丝路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努力推进“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促结合。“软联通”就是把中国企业的标准带出去，例如在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肯尼亚蒙内铁路已经在积极使用中国标准。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百年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规划中的东非铁路网的咽喉，2013年底开工建设，将采用中国国铁一级标准，把中国的资金、技术、标准、装备制造和管理经验带入非洲。蒙内铁路建成后，将全面升级肯尼亚现有铁路网。运营了100多年（英国殖民者100多年前修建的）、时速仅40公里、年货运量仅100多万吨的肯尼亚老窄轨铁路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总之，文化自信是三大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那么文化自信的基础是什么？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的人民（国内民众以及国际受众）满意。“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走向文明型崛起的大道，此时中国人开始找痛点、找差距、找路径、找归属、找信仰。的确，文明型崛起的国家应该像麦穗一样，空心的麦穗举头摇向天空，而饱满的麦穗则俯身低头朝向大地，她自信成熟又内敛含蓄。

a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5—281页。

b　阎学通《公共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选择》，《解放军报》2010年7月25日，第4版。

赵磊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国际关系与台港澳研究室主任、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联合国协会会员、中央企业青联委员。中央党校“一带一路”重点研究课题主持人，“‘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首席专家。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网络智库”专家委员，“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多边外交与文化软实力、民族冲突管理、“一带一路”建设等。著有《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中国梦与世界软实力竞争》、《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实践：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等。

“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报告

一、“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意义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结合国际形势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其国际意义在于促进沿线各国互联互通的同时继续深化我国全方位的对外合作，力求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应当如何全面推进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人大重阳首创性地提出一个关键概念：“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是指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规模和国际贸易额较大，具有良好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及开放的商贸投资环境，有较强集聚、辐射等功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

1.国家战略的需要

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理论，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是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和渠道，也是获取全球资源的战略前哨。但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形成需要深厚的工业和贸易底蕴、长期的积累和建设。因此，可以称作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数量较少。“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人口数量众多、地域分散的欧亚大陆中轴。不少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薄弱，工业积累程度参差不齐，金融及配套服务体系相对缺乏，并且远离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因此，必须进行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出发，培育沿线的贸易支点城市。

2.推动贸易畅通的需要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重要的内容。贸易往来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内容。历史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首先都是贸易之路。推动贸易畅通的关键就在于找对支点城市，发挥支点城市的作用。在贸易畅通的推动下，才有道路和设施联通的需求，才有资金融通的推力，才有民心相通的基础。打造支点城市将会明显改善相关地区的贸易环境，对周边国家撬动作用更加明显，符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规律。

3.协调各地方对接的需要

建设“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要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共同合力推进，首先需要准确选择支点城市、发展支点城市、实现支点城市的带动作用。我们认为重点有四：一要重点发挥优势支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二要破除制约潜力支点城市成为优势支点城市的制度障碍和瓶颈，其中重点是要加大改革力度，打破行政级别的束缚；三要重点扶持战略支点城市，加强其能力建设；四要以“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实现合理布局，避免个别地方出现“一哄而上”、无序竞争而造成资源浪费，将支点城市辐射带的地区纳入整体发展规划。

4.实现国际贸易平衡的需要

中国要实现贸易可持续发展，需要立足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既有优势，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拓宽贸易空间，优化贸易结构，进而促进贸易平衡。在“一带一路”的机遇下，市场主体可以从贸易畅通入手，把握与沿线国家贸易投资的机遇，拓展国际贸易新空间；实现产业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新结合。站在制订国际贸易发展规划的角度，应探索“一带一路”关键节点城市之间的合作，实现支点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相结合。

5.理论研究需要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产学研各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研究很多，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构想。但对“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提法较少，更没有提出如何选取城市作为“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进行培养、推动，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设思路。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智库在建设支点城市中的支持引导作用，从学术和智力方面对支点城市的选取和评价提供理论、政策和方法支持。

针对以上需要，本报告立足于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从沿线城市国际贸易入手，通过产业基础便利、产业配套便利、国际贸易体量、区位优势、国际化程度、国际辐射力、政治影响力等指标，评价沿线的贸易重点城市，选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支点城市，并据此建议政府有针对性、先后性地对“一带一路”进程进行推动，充分发挥各重要城市的支点性作用和撬动作用，推进建设有潜力的城市成为区域的贸易中心，并通过其向末端的深化，进而通过促使各支点性城市的互联互通，形成框架性网络，逐步实现网络的密集化发展。

二、“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理论依据

1.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学研究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空间经济学主要研究集聚，发展趋向主要是扩展理论，寻求实证研究，探讨空间经济的福利和政策含义。其中，国际模型，也就是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主要围绕着国际专业化和贸易、产业集聚、可贸易的中间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对一国内部经济地理的影响等。对于“一带一路”支点城市建设规划起到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作用。

2.城市竞争力理论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当国家竞争上升到国际层面，城市则成为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的重要支撑，城市的竞争归根结底要首先考虑国家因素。而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良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由国家竞争优势到城市竞争优势，国家和政府在竞争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城市则是经济集群形成的最佳地点。

3.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具历史传统的内容之一，从资源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兴起了新生产要素理论及产业内贸易理论等新贸易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为前提，从动态出发考虑需求情况，建立起一系列贸易模型。

国际贸易中心是指一国基于全球分工，经过国家战略层面的战略规划，选择一个或若干个具有比较优势的本土城市作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平台。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载体，承担国家的战略任务，a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国际贸易中心应具备国际性消费、商品流通能力、商贸商务能力、国际会展能力、创新能力、信息化程度高等功能。

Grosveld提出的“成就城市的要素”指标群概念从贸易交通、生产服务、金融等11个方面比较城市发展水平。1995年我国政府和研究部门利用“德尔斐法”研究，选出人均GDP等关键指标及13项参考指标。后顾朝林、叶贵勋等相继提出了评价指标体系，倪鹏飞等提出了城市竞争力概念框架和测度指标体系。

三、“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成果

1.基本理念“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是指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规模和国际贸易额较大，具有良好贸易投资环境和区位优势，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合理确定并培育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对于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贸易体系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对象

在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贸易体系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注重效率和赢利能力。而传统的城市研究，由于受到行政层级的限制，未能对一些在商贸领域极具比较优势的县级行政单位进行研究比较，使得这些地区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未能充分释放这些地区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潜力，发挥其在贸易领域所具有的支点及撬动作用。故除了4个直辖市和333个地级行政单位外（不含港澳台地区），本报告将全国百强县也作为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候选对象纳入考量。

3.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认为，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国际化程度及吸引力决定了城市国际贸易的基础构建水平及未来发展的高度。因此，要确定支点城市必须全面了解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国际贸易现状、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国际化程度及吸引力等相关指标。在此基础上，根据“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定义，结合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理论、城市竞争力评价理论等，形成了“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评价体系（RDCY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Trade Pivot Cities Evaluation System），包括12大项、38小项指标。

4.“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评价体系12大项指标解析

基础设施　国际贸易支点城市首先应当具备的条件就是便捷、通畅的物流。基础设施与区位优势是评价支点城市的首要指标。短期，应当利用既有优势城市的基础设施；长期，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的过程中重点培育国际贸易潜力支点城市和具有区域优势的国际贸易战略支点城市。

人力资源　城市人力资源包含产业人才基础和国际贸易人才基础这两个方面。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其能吸引和提供的产业劳动力规模。质量要求主要是适应国际贸易需求的，即具备良好的专业理论、较强的实践操作技能、较强的国际沟通能力、熟悉国际惯例的专业人员。

国际投资环境　国际投资环境是评价一个城市国际吸引的综合经济指标。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开放程度越高，物价水平越稳定，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越强。

国际商贸环境　国际商贸环境是评价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能否实现国际贸易发展、构建国际贸易便利化环境和条件指标，决定交易成本的高低及交易行为的便利性。将国际商贸环境作为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最核心的特征之一，用以评价支点城市的现有优势和未来发展潜力。

产业基础　产业基础指标衡量城市的产业结构完善程度，周边的制造业基地配套程度，以及未来产业升级转移的便利程度。产业集群的规模、产业配置的合理与完善程度、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及向周边的扩张能力，决定了城市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影响力。

产业配套　产业配套主要是指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现代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包含IT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配套中介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体系建设等。制造业、货物与服务贸易、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服务业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确保了跨国生产效率和流动效率的有效性。

国际贸易客观指标　国际贸易指标是评价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最基础指标。国际贸易的规模事关全球贸易格局，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决定着未来是否仍然具备作为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体量。而现代全球资源配置体系下，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一方面体现了一国在尖端技术方面输出的能力，另一方面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贸易等客观量化指标确实具有基础性作用，“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应当是一个综合概念，既包括客观量化指标，又包括主观评价指标；既反映市场自身的均衡，又体现“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既包括反映现状的存量，又包括反映潜力的增量。因此，贸易额仅仅是整个评价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不能将支点城市简单理解为按贸易额排序。

跨国企业吸引力　跨国企业吸引力指标体现对跨国企业的吸引程度，主要包括跨国企业总部的进驻数量、跨国公司的进驻数量、跨国企业家数量。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由于在产业基础、商贸环境、人力资源、投资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众多跨国企业的进驻，并具备大量的跨国企业家等高端管理人才。

创新研发能力　创新研发能力指标体现的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持续发展能力，其实现程度依赖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在政策支持之下开展产业创新性教育、创新成果的广泛传播和转化等，并以此方便实现产业化发展。这种创新与转换是推动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反过来又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提高了城市的地位。

金融便利性　金融便利性指标主要衡量其金融便利的程度。国际结算便利在国际贸易往来中起到重要作用。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应实现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备，能够成为国际结算、贸易融资、金融创新的区域中心甚至是全球中心。

国际化程度　国际化程度指标直接体现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国际化现状及其国际吸引力。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应当是便利的国际贸易产品集散地，应具备丰富的国际会展功能，能够体现对国际贸易资源配置的影响，外在表现为有一定数量的国际友好城市或国际友好关系城市。

国际吸引力　国际吸引力指标是评价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软性指标。主要包括地区的宜居程度，是否具有包容的国际文化特征，直接体现在接待入境游的数量上。例如，店铺招牌用双语甚至多语的数量及占比，多种语言的应用等都是体现国际吸引力的重要观察指标。

四、“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排名

1.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综合评价方法

根据“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综合评价体系各项指标，选取2013年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数据，对包括外商投资额（FDI）、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贸易额、人均GDP、基础设施及区域优势等反映国际物流便利、外贸增长率的指标赋予不同权重，在分别量化计算出各项总量、人均量的同时，结合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优势及发展潜力，进而通过专家评分等定性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进行排序。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是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以选出较少个数重要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又称主分量分析。其核心原理是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具体有如下四个步骤:1

第一步：原始指标数据的标准化。采集P维随机向量x=（X, TT2pii1i2ipX, ..., X），n个样品x=（x, x,..., x）构造样本矩阵，对样本矩阵元进行标注化处理。 

其中，得到标准化矩阵Z。

第二步：对标准化矩阵Z求相关系数矩阵。 

其中。解样本相关矩阵R的特征方程得出P个特征根。确定主j成分≥0.85，使得信息利用率达85%以上，对于每个λ，解方程组ojjRb=λb得到单位特征向量b。

第三步：将标准化后的指标变量转换为主成分。Toijij

U=z bp

U称为第P主成分。

第四步：对m个主成分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最终评价，权数为每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专家评分法　专家评分法是一种定性描述定量化方法，它首先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要求选定若干个评价项目，再根据评价项目制定出评价标准，聘请若干代表性专家凭借自己的经验按此评价标准给出各项目的评价分值，然后对其进行结集。

专家评分法具体采用加权评价型。将评价对象中的各项指标项目依照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给以不同的权重，即对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做区别对待。 ii

其中：W—评价对象总得分；W —评价对象的i指标项得分；A —i指标项的权值。i

且：1）　2）0

2.“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排名“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排名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城市中遴选出具有国际贸易支点影响力的城市进行分析，在国内333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及百强县的统计数据基础上，选取国际贸易总额（含进出口数据）排名前100位的“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作为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排名对象，得出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综合排名、优势城市排名、潜力城市排名和战略城市及县域排名。（1）“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排名。

按照“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评价体系，结合城市历史发展、现实状况、未来规划，在整体综合考虑城市的经济状况、国际贸易规模与效率、产业优势、区位优势、金融便利性、政策扶持等全方位因素的情况下，得出了“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综合排名。

在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优势城市排名中包括上海、北京、深圳、天津、广州等。而在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潜力城市排名当中包括义乌、张家港、江阴、惠州、太仓等。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战略城市特征是国际贸易体量不高、综合排名靠后甚至未能进入综合排名，但由于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位置，能够连接国内外、带动国内外城市发展，须将这类城市纳入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建设的考虑中去。在综合考虑该类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走廊规划中的地位、国际贸易布局、基础设施状况、城市人才状况等因素情况下，本报告评出“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战略城市，包括乌鲁木齐、西安、喀什、昆明、兰州、拉萨等。“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综合排名综合排名城市名称综合排名城市名称1上海26佛山2北京27福州3深圳28烟台4重庆29温州5杭州30中山6广州31江阴7天津32太仓8苏州33唐山9大连34昆明10厦门35常州11武汉36济南12宁波37泉州13南京38常熟14无锡39太原15东莞40绍兴16成都41哈尔滨17张家港42威海18青岛43合肥19珠海44长春20义乌45南通21沈阳46淄博22郑州47嘉兴23长沙48惠州24西安49潍坊25东营50南昌（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统计公报、教育部、CEIC、WIND。）（2）“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第一，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整体布局不均衡。从“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排名结果来看，目前“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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