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的玫瑰红(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立峰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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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的玫瑰红试读：

自序

我在二三十岁时候，写过不少中篇小说。那是因为八九十年代中篇流行，被人称为“令人满意的中篇”，我想凑个热闹。可惜初学毕竟稚嫩，写的东西不能“令人满意”（自己不大满意）。何况当时只有手写，投稿不易。我在遭遇几次挫折以后，就不再投稿了。之后好多年为生活忙碌，少有精力潜心小说写作。偶尔写一点，写完后，就塞进了抽屉。

直到四十岁以后，因为朋友杨振华开始编一本叫《吴越风》的本地刊物，我才又重拾小说写作。《吴越风》是小刊，只能登载短篇。我于是着手写短篇。

之后大约一个月写一篇，坚持了一两年。现在，这些短篇大部分收录在这里了。

人在年轻时代，大都心气甚高，自己写的东西，又不免高估，应我们家乡一句俗话，叫“癞痢头儿子自家的好”。于是把稿子北京上海《收获》《十月》地猛投。然后处处碰壁，偏偏还总是以某某名家未成名之前的经历勉励自己，仍旧四处投稿，继续碰壁。

我也曾经有过一点类似体验。不过，跟写作上坚持不懈有别的，是我投稿一直不够热心。退稿几次，想到那样投稿有点像买彩票撞大运，就不投了—我这人彩票股票邮票样样买过，没那个运气。倒是给一些作家寄过稿，譬如史铁生—那真是热心人，把我的稿子转给一家杂志，还作了推荐。还有朱为先女士，也是感人的前辈，曾尽力帮助我。可惜我缺点运气，作品也不出色，没能使自己的小说早早出来。

除了运气和抄写不便，还有一个因素，是我素来不爱修改自己的作品。九十年有个中篇《朔方》要用，但是令我修改，我不会改，结果就放弃了。为此振华老弟总是说我不够执着，“不然早就跟余华苏童他们一样出来了”。我听了只有苦笑。他说得或许不错，八十年代，凭一两个短篇“出来”的作家还真不少。也许一成名，自己的生活境遇、接触范围就全然不同，写作水平与思想境界也因此提升，也未可知。张爱玲不是说过，“出名要趁早”嘛。可惜我觉悟太晚，错过了一炮打响的机会，错过了那个最好的文学时代。悔之晚矣！

只有一点，还值得欣慰，是我对文学创作不变的热爱。而且因为不是专为投稿而写作，我总是坚持自己的写作追求。回头看看，我的这些短篇，跟早期的中篇比，就技法而言，稍显成熟些，也为后来的长篇写作打了一点基础。

首先，我的作品几乎全部都写身边的事，在原有的生活基础上虚构事件。对，是“事件”而不是故事。

短篇小说

其次是叙事角度的选择与运用。要对生活表达你的独特感受，就得选择恰当的叙述角度，这是小说写作的重要技巧。短篇小说篇幅小，给了我们锻炼的余地。有个小杂志给我作为刊载依附的基地，我可以专注写作，不必考虑出路。换句话说，是致力于叙述艺术本身，而不是为迎合杂志而刻意做作。现在看看，我的短篇，尽管不见得珠圆玉润，却是每一个都各有特点，自有一份对生活的理解与洞见。叙述技巧不算最为娴熟，却也收放有度，在尽力将片段故事写满、写透。

除了短篇，我还偶尔写一些更短的小小说。那又得感谢本地报纸副刊的徐敏霞女士。是她的抬爱，让我在她的副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散文、读书笔记、文学评论。然后又发了不少虚构的短文。副刊篇幅有限，适宜发千字文，促使我写些小小说。而且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发在本地报纸上，读者最多，反响最大。倒是若发在某些外地期刊上，就跟在大江大河里扔一块石子一样，至多自家高兴一回：“我在某某级别刊物上发表文章啦”，仅此而已。

好了，拉拉扯扯说这么些，无非说明自己这些短文的创作根由。本来按照惯例，出本集子最好是请位名家来做个序的。名家作序，可以助我这无名之辈沾点名气啊。可惜我认识名家不多，又总觉得自己的东西拿不出手，还是自己来吧。

说到此想起一句过去的流行语，“不看广告看疗效”，请名家终究有点像打广告，而自己的作品，终究要靠“作品说话”的。现在集子编出来，就任由读者批评了。短篇小说

池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起先吸引孩子们的是一对白蝴蝶，比指甲略大些，一上一下地飞进教室里来。教室里老师正往黑板上写题目，孩子们也往自己的本子上抄题目。白蝴蝶飞过几排课桌，又忽上忽下地飞回窗外。小天此时停了笔，目光跟踪起蝴蝶来。白蝴蝶并不飞远，在阳光盈盈的走廊里翻飞嬉戏。校园里此时只有鸟叫声，远处的农田，似乎有庄稼拔节生长的声音传来。在更远的远处，有镇上造高楼的工地上打桩的声音，呯，呯，呯，很有节奏地传来。

白蝴蝶飞走了，小天的脸还是没有转过来。从半开的玻璃窗子上，他照见了自己的圆圆的面孔。他惊异自己的脸是这么圆，奶奶说，等你的脸变长了，你也就长大了。奶奶又说，蝴蝶还有黑色的呢，那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死后变成的。小天的目光有点迷离了。

张小天，你—老师的叫声传来。老师是女的，声音便尖利。所有的同学都转头看他。大家的脸也都是圆的。

你上来做第一大题。老师的声调婉转过来。

小天推开座椅，沿课桌间的过道，走向讲台。

黑板上老师的白字写得醒目：44×（　　　）＝88。小天拿过粉笔，走近黑板，抬头看了很久，没看懂什么意思。他只觉得那“88”有点像两只白蝴蝶。

张小天，站一边去。

小天搁了粉笔，让到黑板的右边。他低头站着，像是请罪的样子。只是偶尔开一小差，歪一下脸，看看窗外的蓝天。5月9日上午10点

学校原先叫完小，它的前身是一所寺院。寺院的后面有一条小河，河对岸是大片的菜地。前两年学校扩建，扩到了菜地上，建了洋气的新校舍，黄房子，红屋顶，绿草坪，很现代、很气派的。只可惜它的后面新修了一条小铁路，截住了阔建大操场的计划。每日清早还有一二辆小火车，呜呜叫着，隆隆，隆隆地开过去。

一下课，孩子们从校舍里叫嚷着跑出来，跑得满园是人。小河上有桥，许多孩子就上了桥，看河里的小草，扔小石子玩。河边的柳树已是柔条万千，把河岸遮得绿荫一片。桥边还有高大的桃树，树枝的最高处残留许多五月桃，又小又红。几个胆大的孩子，下了桥边的河埠。他们中，有刚才罚过站的小天。他的头发是天然卷曲的，与众不同。他的校服也特别的肥大，穿着像和尚的袈裟，有些滑稽。他们到河边，为的是找那对白蝴蝶。小天说，白蝴蝶肯定在河边，它们要喝水的，一个钟头喝一次。小天又说，河边说不定还能见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呢—一对黑蝴蝶。

下了河埠，他们开始在台阶上赏景。从下面看河道能见到不同寻常的景致。阳光从柳枝间漏下来，斑斑驳驳的。青苔从石缝间钻出来，长得像水墨山水。河面的水草长满了河道，有蜻蜓在飞舞、停靠。只可惜，小天找不到那对白蝴蝶。“走，往西找！”小天说着，跳到河边的一条河堤上。

几个孩子望而却步了，说老师不让下去的。只有一个拖着鼻涕的男孩，跟着跳了过去。还有一个胖女孩，是镇上一卖鱼老板的女儿，也跟着下去。

河堤是前年修河道的产物，中间挖深些，泥土堆到边上，风干了，成了窄窄的河堤。三个孩子往西走去。

往西走几十步，他们在河堤上穿过了学校的围墙，再往前，河道开宽起来，成了一个圆圆的池塘，四周是密密的桑树，在孩子们的眼里，池塘显得很开阔。他们高兴地跑起来，一会儿又弯腰拣石子，奋力往池塘里扔，比谁扔得远。小石子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道弧线，咚、咚、咚落到池塘中央。小天边扔边说，白蝴蝶肯定躲在池塘里，我们把它们赶出来，说不定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呢！

池塘边河堤没有了，成了一片斜斜的浅滩，越往下越柔软。有厚厚的可爱的水藻覆盖其上。小天经不住诱惑，脱了球鞋，赤脚踩上去。拖鼻涕的男孩也勇敢地脱了鞋，小心翼翼踩上去。胖女孩走在上面，看他们光光的小脚丫。水是清凉的，湿热的脚丫浸入极舒适。水藻爬在脚踝上，痒痒的，也新鲜。小天对胖女孩说，下来呀。胖女孩摇头。她只是看小天的脚。他已经高高地挽起了裤管，水没入他的小腿肚了。

水面上没见到白蝴蝶。小天说，白蝴蝶肯定在对岸，说不定还能见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呢！

偏偏惊动了岸边的小青蛙，咚咚跳入河中，又浮在水面上，身体是绿色的，几乎隐身于绿藻中。小天伸手去捉，小青蛙蹬蹬腿，游开一点。小天往外走，再伸手去捉。他脚底一划，人就沉入水中。他在水没过头顶时尖叫一声：哎哟。拖鼻涕男孩和胖女孩循声看他，他的头就已经不见了。他的双手伸在外面，在空中乱抓。拖鼻涕男孩向外伸了手，够不着。胖女孩呆呆地看着，呆了许久，待小天的手都不见了，才大叫。小天，快出来，快上课了，还躲在底下干啥？

这时候学校里上课的铃果然响了。拖鼻涕男孩爬上岸来，提着鞋，跟胖女孩往回跑，跑了几步他们还回头，叫道：小天，上课了，我们走了！

他们跑到教室门口时，发现自己还是迟到了。老师在讲台边回头过来，犀利的目光盯得他们低头、发抖。

老师大约想罚他们站一会儿，只顾自己讲。讲了足有五分钟，才踱步过来，压低了声音责问：哪里去了？

河边。女孩回答。

张小天呢？

他在河里呢。女孩茫然地说，我们叫他，他不来。

老师的脸唰的一下白了。5月9日下午四点-六点

池子不深，一米七的男老师下去，至中央也漫不过脖子。满池的水藻，撩开了又合拢来，池水又被搅浑了，根本看不见下面，几个人下去，只能凭脚去踩。拖鼻涕的男孩和胖女孩被叫到池边，让他们指点小天落水的位置。他们被吓坏了，竟说不清具体的位置了，池边的树差不多，没有特别之处，他们的确无法确认。老师一厉声追问，“拖鼻涕”干脆大哭起来。

岸上拥了大群人，全是女教师和食堂里的员工，指点议论着。池子另一角，女校长老教导等人，陪着一个矮个的农民。他是小天的父亲。他蹲着呆呆地看着池水，双手揪着自己的头发。在不远处的学校接待室里，几个女教师陪着一个外地人模样（云南？）的妇女。那妇女已然昏倒在沙发上。她是小天的母亲。

池子不大，在大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小水塘。可是打捞还是困难，池底全是淤泥，踩下去陷过小腿肚，令人迈步艰难。有人提出用渔网，池里的人否决了，说下面深浅不一，用网不行。只有以脚探路，女校长一急，自己也挽了裤管，下去了。校长是个矮胖子，下河滩是爬着下去的。她的肚皮大，浸在水里便滑稽得像个球。她一下去就命令大家排成一行，高个在池中，矮个在池边，像扫描一样搜索。

夕阳已经西斜，余晖透过桑树投射过来，照在岸上的人们脸上。岸上的人越来越多，放学的学生全拥过来了。全都注视水里的人们，想象着他们的脚下。

女校长指挥大家，扫描似的前行。走着走着，她突然想到了什么，招呼岸上陪小天父亲的教导。教导是个瘦子，长得活像张春桥。两个在岸边靠近，耳语了几句。随后女校长回进队伍。教导上去，开始驱赶学生。学生都怕张春桥似的教导，一哄而散。教导又开始劝退观看的老师和员工，说，走吧走吧。不要围观，影响不好，人或许根本不在河里。老师员工也已饥肠辘辘，散开回去。

然后，小天的父亲，那个矮个的农民，也被劝说扶往学校的办公室。校长想得很周到，她怕那个父亲见到泥萝卜似的张小天，会更受刺激。

过了半小时，男老师中的一个，终于踢到了一个东西，探下去一抓，抓上来浑身是泥的小天。小天的两只眼睛竟没有合拢，有些吓人，他的右手里，还死死地抓着一只球鞋。污泥沾满了他小小的身子，汗衫与短裤成了深灰色。那个老师托着他，头颅、手脚都软软地掛在下来，晃荡着，一路滴着水。其他的老师无声地跟在后面。

他们出了水池，前前后后走向学校。他们走向食堂一侧的洗手池。他们像送葬一样地静默着。

托孩子的老师小心地把小天放入水池。笼头一开，哗哗的水流冲泻下来。果然像洗一个泥萝卜，小天的白白的脸与胳膊，很快就显露出来。除掉脏黑的汗衫与短裤，他活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了—只是不会啼哭。倒是一个观看的女食堂员工，看得抽泣起来。5月9日晚上7点

一辆灰色的面包车，停在校门口。小天被放在车里，抬他的老师就走了。天此时黑下来，整个校园也静得像一座寺院。只有教学楼三楼的会客室和四楼的会议室还灯火通明。会客室里，小天的母亲仍瘫在沙发上，这个厚嘴唇的女人不再昏迷，却像是呆子。客厅的另一角，小天的父亲蹲在地上，双手揪着自己的头发。瘦教导和几个年长的教师，正坚持不懈地规劝他，让他先回去。

四楼的会议室里，此时静静地坐着全校的教职员工（三楼的除外）。他们是晚饭后由电话通知开会而聚在一起的。女校长坐在台上面向大家，一脸的凝重。她的面瓜似的阔脸上，平添了许多皱纹。她的凝重的苦相感染了大家，使得每个人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像小学生似的恭敬坐着。她说话的嗓子也沙哑了，大概是河水里浸的，抑或是紧张引起的。

临时让大家来，是因为出了那样的事。她说，牺牲大家一点休息时间，想和大家谈谈，怎样面对这件事？她说得极为吃力。

今天的事，嗯呵，她清清嗓子，换一副表情，继续讲话，大家都看见了—事关重大！大家都必须明白，嗯！不要在外面多说、乱说，不要对任何外人传播此事！她顿了顿，再开口，嗓子又变沙哑了。听好了，诸位，事关我们学校的生存，你的一言、一行，可能影响你我的饭碗，请大家好自为之。

会议室里一片静寂，静得可听见每个人的心跳。教师和员工们都低了头，看起了桌板。

好在，胖校长说着站起来，好在那学生是在校园外面出的事。我们会尽力处理。她说着做了个双手往上抬的手势，好了，你们做好你们的，管好你们的嘴，我们处理我们的事。散会！

老师与员工站起来，无声地退场。这种散会的无声，是史无前例的。

此时，在会客室，瘦教导的劝说，也有了效果。女校长进去时，那个外地女人已被扶出去。呜呜的哭声移到外面，顺校门而去。屋里的矮个男人，也由两个男教师驾着胳膊，正向外走出来。瘦教导走在前面，仍回头做着劝说。出来见着闪在一旁的胖校长，瘦教导意味深长地看一眼，点点头。胖校长领会，又挥手示意两个教师上去安抚，自己全身而退。

人们出来，校园里已是满地的月光。开过会的教师员工已然散尽，只残留些脚步声，在远远近近地回响。

把矮个男人送上车，车子随即发动了。车头前的灯一亮，两道刺刀似的光芒，把校园劈成了两半。光芒移动，车子转身，低声吼叫着，缓缓驶出了校门。5月10日晚上九点

谈判还是在三楼会客室里进行。胖校长与瘦教导坐一头，张小天的大伯大毛和村长张细毛坐另一头。入座前校长教导就轮着敬烟，此时已是烟雾缭绕，云山雾海。张大毛也是大块头，个子比张小天的父亲张七斤高许多。因为穿了灰色西服，留了大包头，人就很有派头。村长张细毛也不细，圆头圆脑的一个大汉，满脸的村官的精明。

—我讲过了，现在一个生命，啥算法？张大毛脸上残留着激愤。

少说几十万吧！张细毛打边鼓。

我也说过了，我们一定会尽力。不过我们学校不是企业，实在不能再多了。

说的也是，张细毛又打顺板，不过该出的，还是要出的。

十万是最低限度了，你想想，活生生的一个人啊！张大毛气愤依旧，你这么大一个学校，你出不起这点钱？你就不怕告上去砸了牌子？

我们也有难处啊，校园扩建，教学楼改建，外面还欠着一屁股债呢。胖校长继续叹苦经，恐怕最多出个五六万了。

你们上告，我们当然要承担责任。（就是不告，上面也可能知道）瘦教导插嘴道，那样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所以才要协商谈判嘛，张细毛又来这边规劝，伸手拍了拍张大毛的肩头。

我兄弟多么苦命的一个人啊，三十多了才讨来这么个外地女人，至今还欠着债呢。张大毛顾自固执地说，然后咬咬牙道，八万！八万是断断不能少了。

大家沉默了许久，僵住了。

接下来还是瘦教导打破僵局，说，你兄弟贫苦，我们也深表同情。我们资助五六万，应该可以改善了。

话不是那么说的，张大毛打断了他的话，五六万算是小孩抚养费，那还有精神损失费呢？还有其他费用呢？

其他费用？女胖校长吃惊而无奈地看着他。

还有啊，小天虽小，总是我们张家一个男丁。我们总得给他好好修个墓，怎么不要费用？

对对，现在我们乡下，这点还是少不了的。村长一旁助阵。

还有，我兄弟老实，得了儿子就让弟媳去做了结扎，领了独生子女证，现在，总得再生吧：要去医院做手术，接通输卵管—还不要一大笔费用？

是啊，这点费用是必须出的！

还有……张大毛还要说，胖校长打断了，双手合十说，好了好了，我们约你们来，也就是来协商的。我们不是做生意。你们退一步，考虑一下我们的难处；我们尽最大的力，出六七万，好吧？

七万五。一分也不能少了！

那……好吧，女校长艰难地拍了拍桌子，说，这事就这么了了。

好好！村长也满意地说，就这么了了。5月20日上午九点

校园里一切都跟往常一样，电铃一响，十几个教室陆续地有教师走出来。随后，学生们像出了蜂箱的蜜蜂，嗡嗡地飞出来。三分钟以后，楼前楼后的空地上，已经全是奔跑、嬉戏的学生。孩子们总是天真烂漫、活泼好动的。有几个动作大的，跑过了大草坪，上了南面的小桥。

学校是清明节后刚搞的大面积绿化。原先尘土飞扬的大操场，铺上嫩绿的草皮，据说那草是进口的，又细又密，十分的漂亮。草坪的边上，南边临河，种上了两排整齐的水杉，也十分青翠可爱。草坪的中央也不单调，这儿那儿移植了各种花树，樱花、山茶、怪柳、古柏，等等，招蜂引蝶，热闹得很。当然，这块新辟的绿化带，是禁止入内的。学生们已经熟悉这个规定，没有人往里边跑。

跑到南边桥上的孩子，也像往常一样，拣了小石子，往河里扔着玩，听河里咚咚的声音，看河面一圈圈涟漪。在这些孩子中，有一个拖着鼻涕的男孩，也用着吃奶的力，往河里扔石子。五六月的热天，大家都穿了汗衫短裤，他的鼻涕就很触目。

与过去不同的，是桥边河埠的入口，给按上了一道铁门。铁门的上面还挂了一块牌子，上书：“禁止通行！”河埠弃置不用，边上长出了青苔，还有带藤的野草，覆盖过来。野草长得比洋草要快—河边的春意，也比操场上更浓！

几分钟过后，教学楼里的电铃又响了。满院的学生，又啪啪啪奔跑，各自跑回自己的教室。这回比下课慢些。有些调皮的，还在扔最后一颗石子。有经验的老师也不忙，过一分钟才走向教室，让学生回去坐好，做好准备。个把性急的小滑头，已探头于门外，看老师来了没有，一见老师执教本而来，赶忙缩头回去……随后，校园里一片静寂。麻雀们飞回来，散在操场边的过道上，四出走动。蜜蜂与蝴蝶，大胆地飞出草坪，随处嬉戏。蜜蜂们嗡嗡叫着，忙碌于一棵棵花树之间。蝴蝶的种类并不多，成双成对。它们在花树间玩厌了，偶尔也飞到教学楼来，飞进某个教室的窗户。

它们飞进二〇三班教室时，会发现这个教室的第一排第二个位子是空着的。它们在空位子的上方飞了一会儿，随即又从一边的窗户出去。

这个空位子，是一个叫张小天的学生的，或许是老师还不曾把桌子拿掉，或许是老师有意让它留着来教育大家。反正这班的学生，据值周的老师说，他们要比其余几个平衡班的学生，成熟懂事许多。

也有二〇三班的学生说，这个位子空着，是没人敢坐它。是家长不让坐它，还是……谁知道呢！反正是空的。偌大的学校，某几个教室空几个座位，是司空见惯、不被注意的。

只有某个二〇三班的学生家长，下午放学前来接孩子，接的次数多了，发现了这点，才问孩子，那个空位是谁坐的，怎么总是空的。譬如那个胖胖的女孩，她的爷爷用三轮来接她时，就这么问过。

他没有了，女孩子会平静地回答。

怎么会没有了？他去哪里了？

他去了河里。他去捉“梁山伯与祝英台”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蝴蝶？

是的，一种黑蝴蝶，同学们都晓得，听说，它们又大又漂亮，圆圆的翅膀，长长的尾巴，身上有彩色的斑点。它们是古代一个叫梁山伯的男人和一个叫祝英台的女人变的。2004.12.9

搬家！搬家！

圆脑袋的男孩正欲回屋，小母亲把手里的镜框交给他，关照道，你先擦这个，等会儿就搬它。又对里边的男人喊道，哎，快打电话叫你那些同事来哪。里边的男人正在客厅的多用柜里理书，回头看老婆，恍然大悟地点头，好，好好。他的眼镜好笑地下坠，而鼻子上还抹了一大片灰。

男孩双手抱着镜框，艰难地往里走。屋里全乱了。三人大沙发横在中央。电视柜、电脑桌都一头移开。29寸大彩电已经装入一只大纸箱里。地上散着许多小东西，其中还有一辆男孩丢失已久的小赛车、一双多久不用的旱冰鞋、几把玩具手枪、几根跳绳用的彩绳和许多闪光的弹子。男孩吃力地往里走，经过抓着墙上的壁挂电话开讲的男人。男人对着话筒说，哎哎，来吧，车来了。同时示意男孩走开。男孩抱着镜框，往大门口走，妈妈在后面喊，别急洋洋，相框不能先拿出去，要碰坏的。男孩又回过来，走向卧室。到了床前，想起了自己小床下的玩具，就放镜框于床上，钻到床下去了。

一会儿工夫，楼梯口就有许多脚步声。帮忙搬家的人来了，说说笑笑的。有个公鸭嗓子，像是给《机器猫》里的大雄配音的，边上来边哼着“老鼠爱大米”。男孩手里攥着一辆“雷速登”跑车探头出来。几个面孔熟悉的叔叔进了门，还是说笑着。那个男孩一直叫胖叔的，还不住地拿手指捅长子叔叔的腰部。长子叔叔的腿可真长，笔直的西裤管晃着。父亲的脸露了一下，吩咐道，来吧，先搬客厅里的冰箱。冰箱是个一米七高的庞然大物，大人们谈论了许久才动手。男孩钻出来，又自卧室门口探出头来看。公鸭嗓叔叔和老爸抓两只脚走前面，另两位抓另两只脚走后面，出来了。妈妈在后面指挥，要他们保持平衡。叫喊声中，冰箱出了房门，从楼梯口下去。男孩跑出来，看他们叫叫嚷嚷地下去、下去。碰到拐弯的地方，妈妈的声音就响起来：往左往左、高点，好，右边高点。待他们不见了。男孩把视线放到了手里的雷速登赛车上。这是一辆蓝色跑车，四轮驱动的，像是参加一级方程的那种。他伸手一扬，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嘴里嚷道：去城里喽—呼！随后，他又蹲下来，拨了赛车开关，让车子朝屋里开去。客厅只有十几个平方米，赛车一会儿就撞到那面的墙上。右角的冰箱搬走了，那儿显得很空落。男孩一转车头，又让车朝那儿开去。那块地方空着，却是积了多年的垃圾。车子粘了一身的灰。

搬冰箱的人不久就上来了，说笑着进门。妈妈走在头里，吩咐跟在后面的人搬沙发，搬电视柜。老爸落在最后面，他的眼镜除去了，眼睛凹下去，显得很滑稽。长子叔叔和胖叔，搬动了沙发，移出来。沙发是新买的三人沙发，据说是橡木的，乌亮、死沉。两个大人抬着它，吃力地往外走。公鸭嗓去搬电脑桌，老爸连忙阻止，NONONO，他说，电脑我们不搬。连忙走过去，要公鸭嗓与他抬电视机。29寸大彩电装在一只大纸箱里了，家里还有一台21寸的小彩电放在卧室里。妈妈说，29寸的搁到新房卧室去，新房客厅我们再买大的。男孩说，那么搬一次家换大的，搬一次换大的，到我结婚时，该买一百寸了吧。爸妈就笑了。公鸭嗓与老爸抬着电视机，下去了。妈妈不再跟下去，这头走到那头，同时支使男孩：儿子，你自己的东西自己理，快！男孩还在玩车呢，车失踪好久了，玩着跟新车一样新鲜。于是说，我把赛车带上。妈妈端出那盆假山盆景，准备下楼，又关照，行，值钱的，像样的，球拍溜冰鞋什么的，带上！男孩听了高喊一声，知道了。母亲一走，男孩马上跑到客厅，在不曾搬动的电脑桌一侧，找到了那双久置不用的旱冰鞋。他抓起溜冰鞋，一时兴起，伸出脚来往里套。紧，塞进鞋头，卡住了鞋跟。松了带子再试，使了吃奶的力量套进去。底下的人又上来了，笑道，嗬，东西一搬，成溜冰场啦。老爸见了，横了他一眼道，卸下来，到了城里有的是你疯玩的地方。顾自去搬餐桌了。男孩没有脱鞋，溜到门口，看大人们搬东西。男孩忽然有所发现，说，爸爸，是不是妈妈喜欢的，都要搬走？老爸边搬边答（像是回答他的同事），是新的，适合进新房子的，都搬走！好了，就这些了！西餐桌是椭圆形的，中间有方形的大理石，死沉死沉的，男孩记得去年买时，抬它的家具店老板扭坏了一只鞋。老爸和胖叔抬一头，长子叔一头。抬着出门。这时妈妈与公鸭嗓才从楼梯口上来。妈妈说，歇会儿吧，大热的天，全像水里捞出来似的了。两个同事却说，不热不热，今天才三十度，不碍的。老爸也说，还好，台风影响，要不，歇会儿？两同事连说不用。公鸭嗓也说，没事，就当打场篮球吧。搬吧，到那边还得搬上去呢，不快点就晚了。老爸点头，说的也是，走吧。三个人抬着下楼。公鸭嗓挤进来，伸手就搬靠椅，一手一张，转身看见探头而出的男孩，笑道，小伙子，你来搬一张？好啊！男孩叫道，从里边滑出来。几乎与正好进门的妈妈撞在一起。你干啥？她注意到了男孩的脚下，眼珠似乎要夺眶而出，大叫，嗨嗨，小疯子，这么脏的鞋也穿得上？男孩一吐舌头，一屁股坐下来拖鞋。妈妈见了又摇头，这么脏的地板你……无奈，只好催他快点。自己去搬靠椅。男孩叫道，那只我来搬！你，妈妈边走边说，帮帮忙，理理自己的东西吧。男孩脱了鞋，过去搬靠椅。他把靠背双手抱住走到了门外，公鸭嗓在底下回头见了笑道，放下吧，这样下不去，放着等我来拿。妈妈也在楼梯口回头，急道，放下，当心滚下去。男孩歇下来，待他们下去，然后犟劲上来了，双手用力把椅子扛在肩膀上。这样下去就不遮住视线了，只是肩上吃着力，步子踉跄。男孩嘴里哼哼着，走下楼去。

到了二楼半拐弯处，男孩看到了搁在角落的一根钓鱼竿，想道，得把它带走。又往下走，到了一楼半，看到两只自己扔着的纸飞机，又想，等会儿也拣了带走。到了楼下，男孩第一个看到的是赶上来的爷爷，伸手就接他肩上的椅子，嚷道，哎哟哎哟，宝贝，你也搬上啦！男孩转身不给，叫道，让开，我行的。车子旁边还有几个街坊邻居，看见就笑了。老爸和长子叔叔站在车斗里，摆放家具电器。男孩走过去，喊道，靠椅来喽。老爸听见笑道，来喽！伸手把椅子提上去。男孩浑身一松，回过身来，发现住在楼下的奶奶，正把一串鞭炮挂在晾衣叉上提出来。公鸭嗓叔叔过去，接过鞭炮说，我来我来！又提鞭炮过来。旁人见了，纷纷让到一边。红红的长长的鞭炮像一条火蛇，在西斜的日光下，在呼呼的台风中闪动。公鸭嗓走过马路，到了市河边，掏出打火机便点。先是叭叭几下，有些间隔，接不上似的。一会儿连上了，噼噼啪啪的热闹起来。河道两岸是靠街楼，水镇是寂静的，鞭炮就十分响亮而有回声。除了老爸他们，人们的注意力都在炸开的鞭炮和声响里了。这串未放完，爷爷又拿出一串，直接挂到河边的老树叉上。点炮者仍是公鸭嗓，一点就逃开了。于是热闹非凡，更多的人聚拢来看。看了又散开，说，哦，搬家。这年月，搬家的多了去，像新店开张，见多不怪。

鞭炮放完，男孩就听妈妈叫他上车，车该走了。妈妈坐在驾驶室里，开了右边的门伸手拉他。妈妈力小，一下没拉上来。坐后座的公鸭嗓也伸过手来，拉他的另一只手臂。他便腾空而起，落座到妈妈身边。车头像蒸笼似的热烘烘的，胖子司机那儿有个转头风扇，呼呼转着，却扇不出多少凉风。老爸与长子叔叔还在后面的车斗里。他们正拉绳子捆着，来稳定里边的家用电器与家具。爷爷奶奶在下面看着老爸忙碌，叫叫嚷嚷的。男孩突然想起什么，挣扎着要下车。妈妈拉住了问，干啥？男孩急道，我的东西，溜冰鞋、赛车……妈妈回答，算了，小东西，下次来拿—明天你就去学校报到了，不拿也罢。男孩又道，我的弹弓、钓鱼竿……妈妈摁着他笑道，你这是去做城里人，要那东西干吗？又说了许多劝诫的话，男孩没有听进去。

说话间阿木司机已发动了机器。妈妈让男孩给车下的爷爷奶奶挥手道别。男孩伸手挥动，他突然觉察到与以往去上学和爷爷奶奶道别的不同。他看到了熟悉的爷爷奶奶的老脸上的一丝凄楚。台风吹拂着他们零乱的白发。车子嘀嘀叫两声缓缓启动，爷爷奶奶的身子便后移，他们伸出的手一直举着，直到看不见。

老街很快就走完了，拐过弯去，不见了天天开门即是的市河。先是小菜场，满地的烂菜叶和甘蔗渣，从车窗里望过去，像是漂浮在河面一样。一排排摊位空空荡荡的，只有几条熟悉的小狗，在过道里嬉闹。妈妈，男孩指着菜市场外面一间说，那是“泥鳅”的家。妈妈正和后面的公鸭嗓说话呢，只是嗯了一声。“泥鳅”约我明天晚上去捉蛐蛐呢！男孩拉了拉妈妈的手。哦，那不去了。以后不再和野孩子玩这些了。可是……男孩说不下去了。好在车窗外，已经变了景致。马路一下子变得又宽又直，两旁是新楼，一边是工行、税务所、交警大队，另一边有学校、医院和气派庄严的镇政府。男孩在眼前豁亮之时，又想到了几个住在新街上的同学，如住在超市楼上的“洋葱”（杨冲）和医院宿舍楼里的“土拨鼠”。他们是从乡下搬来的。他们的家豪华无比，男孩去过几次。屋顶布满彩灯，地面光洁打滑，还有自己的房间，堆满了玩具。现在，再见了，“洋葱”！再见了，“土拨鼠”！汽车又一拐弯，上了运河桥。运河的南岸，是成片的工厂了。化工厂、纺织厂和水泥厂，烟囱和水塔，厂房和来去的卡车。这就是小镇的开发区。这几年男孩常听到大人们咬牙切齿地说到它，就像老婆婆说一个古老的“狼来了”的故事。汽车往西而去，上的是通往市里的宽阔的公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满眼的绿，新插的禾苗迎风起舞。汽车加了速，马达隆隆地响。窗外没甚好看的了，男孩无聊地靠在妈妈身上发呆。“我跟他说，老孔，买房子哩，”妈妈还在跟公鸭嗓聊天，“他不听，只顾钻他的书本。过了两年，我又对提醒他，老孔，大家都去买房子啦。他还是不听，说，赶什么时髦？在哪儿还不一样？欠一屁股还能过好日子？又过……”公鸭嗓打断她笑道：“这回怎么下决心出击了？还是现代锦绣”！“他？还不是我先电话联系的？”妈妈有些自鸣得意。“你休怪他，嫂子，”公鸭嗓还是笑，“我去买房，还不是我老婆催出去的！”“也是的，”旁边的长子叔叔接话，“这件事上，女人家竟比我们男人多一份投资意识。”“什么投资意识？”后边的老爸说道，后座那儿有个小窗，开着，声音就从那儿传过来，“女人更喜欢赶热闹罢了。”“你不赶热闹呀，所以你比人家多花了十万。十万哪，你要干几年？”“还不晚，我买的时候一千八，阿长买的两千四，现在已经涨到三千啦”。“三千还是低的，”胖子司机也插话了，“杭州涨到一万了。不过，我买的比你们早。”“你，啥时买的？”母亲忙问。“啥价格？”公鸭嗓也意外。“00年，八百一平方米—就是太小了，我已经转手了。”“你听听你听听，人家到底是跑外面的。哪像你们，青蛙掉在井里边……”“那叫井底之蛙。”男孩突然叫出声来。大家都笑了。男孩不解，争辩道，“笑啥，是井底之蛙，我们课文里有的。”

大家不笑了，尴尬而若有所思地沉默下来。话声一停，汽车马达的轰鸣似乎变得更响亮、更刺耳。窗外的景致，此时有了改变，前面横出几座小山。山前有土路与公路相连，爬满了满载土石的拖拉机。再看那山，半边已被挖空，或者上方被剃了光头。此时又偏有一颗被风吹出来的残阳，挂在土山的缺口，那景致有点西部片中的荒凉。男孩想起几年前老爸曾带他来游山，那时其中一座还可以上山顶。可以从山上俯视运河与苕溪、小桥流水与万顷良田。那山顶还有一株老树呢，树大叶茂，“苍劲雄奇”（老爸教他的词汇）。老爸戏说它是“消息树”。此时已不见踪影。它也搬家了吗？又搬到哪里去了呢？还有树上的鸟窝，窝里的鸟儿又去了哪里？

汽车盘过小山，又转入另一条公路。更开阔的公路。这公路中间有花坛分隔，汽车去归去，来归来。这边的路旁，排满了两三层的洋楼。旅馆、饭店、加油站、饭店、旅馆……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我跟他说，这次你得听我一回，”妈妈又在与公鸭嗓聊天了，“厨房、卫生间，一定要考究。他又像死狗一样不管账了。”“是是，少不了一万一间。”公鸭嗓赞同道，“老孔就那样，他的书房弄好就行。”“我跟他说，客厅必须响亮气派，其他房间才可以从简。客厅太小气，面子上过不去。他不听，说搞得跟宾馆似的不自在。他这种人，挖个树洞住住最自在！”“嗨嗨，还别说，现在有些茶室、酒吧，就是装得跟树洞一样的。”公鸭嗓嘿嘿地笑了，“返璞归真嘛。”

此时后面车斗里的老爸也说话了：“什么返璞归真？紧跟时尚罢，现在的人！急急忙忙做城里人，奔现代化呢！”“你休嘲讽，你自己也包括在内。你也不是天外来客。”“说的是啊，我也是俗物一个。想想看啊，先是看房挑房，我就往城里跑了七八次。再是购房，签合同，交首付、二付，跑贷款，领公积金等，又跑了七八次，最后是装修，虽说是包给人家的，还得去监工、看料、砍价，少说也跑了十来次。为了房子我把这条路跑的次数，赶得上以前上城的总和了。身不由己啊！”“嘿嘿嘿，也就你，那么多感慨。我装修的时候没有包人，自己叫人做的呢！”“我在乾隆山庄买了一套，大的，装修花了二十万。”胖司机轻描淡写地说。“听听，听听！”妈妈感叹道，“不过我们工薪没实力这么奢侈。我们还得供我们洋洋读书呢！”“是啊，这时代！”公鸭嗓也感叹，“有人整天计划着省点水电费，有人已经在想去南欧与北美旅游了。”“我们老总的房子才叫好，在锦绣豪园，光是门前的两只石狮子，就值几万。”“那就不用说了，”妈妈反而不感叹了，“他是老总啊。”

其他人也不再接话。沉默了好一会儿，老爸才说了一句，想不到啊，“霉干菜”也有今天。其他人便笑了。胖司机若有所悟，说，老孔，你和梅总是同学吧。“赤卵朋友，狗日的是吃霉干菜长大的。”老爸竟说了句粗话，而且感叹起来，“时势造英雄啊。”“也不全是时势，”公鸭嗓总结道，“机会、性格都是因素。当初你读书出门，他开个挂机出门。现在怎么样？可见知识不如世面，人才不如人精。”“我们梅总杭州、湖州都有房子。”“还有娘子吧？”“这个嘛，或许有吧。现在有钱的老板，哪个不在外面养上两个的？”“臭男人，”妈妈表态了，“有几个钱就烧得慌！你们几个也差不多，只不过有花心、没资本罢了。”

众人哈哈大笑。笑罢不再言语。汽车此时已开入城区，车速明显放慢。窗外高楼林立，车流滚滚。在马路的十字路口，还出现了明明灭灭的红绿灯，甚至还有穿制服的交警，像机器人似的做着规范的动作。车子越往里开，两旁的行人就越多。商店的橱窗已是灯火通明、五彩斑斓。转过一条街，又转过一条街，见到的是相同的景致：陌生的、闹闹哄哄有声有色的景致。再往后，店铺少了拐过一片低矮的平房，（老城区罢），爬过一座长桥，车子进了许多楼房之间。那些高高低低的住房在桥上望去，像许多“乐高”玩具（一种塑料积木），堆在河边广阔的空地上。从车窗望出去，又满眼是住房的开了灯的窗户，成串成片，无穷无尽。

最后，车子“嘎吱”一声，停在一幢十几层的高层住宅楼前了。楼前有花坛，花坛外面还有围墙和大门。门口还有两个穿制服的门卫，向胖子司机要证件。验过证件，开启移动铁门，车子再往里走。公鸭嗓此时叫了声：嗬，真气派！其他人也动了动身子，似乎有些兴奋。男孩望着窗外。花坛间有人在散步、乘凉，还有男孩在踢足球。男孩兴奋地站起来。

车子绕了半圈，停在一幢高层住宅的后面。下车时，老爸叫道，吃饭！吃饭！公鸭嗓与长子叔却说，搬了再吃，吃饱了搬不动。妈妈拉着男孩的手说，走，我先带你看看外校去，我们在这里也帮不了忙。于是牵着他的手，往小区外面走。

橘黄的路灯光这里那里地亮起来了，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桂花香，四周是高楼的巨大的黑影。男孩怯怯地攥着妈妈的手。

走出小区，过马路，老远就见到外校的尖顶教学楼。妈妈说，那是小钟楼，实际是你们的教学兼住宿楼。男孩没弄懂“兼”的意思，只问，上面有大钟吗？妈妈答非所问，你十岁了，是大孩子了，应该知道爸爸妈妈送你来读这样的学校，很不容易的。

再走近些，看清了整座校园的小宫殿似的外观：整个的一个袖珍的童话世界。墙壁都是粉红的，屋顶都是翠绿的。小操场的地面，都是五颜六色的。草坪间还有几个蘑菇亭，有爬杆和滑梯。大门此时是关着的。门口的醒目的横幅已经挂好：WELCOME TO SCHOOL.他们绕了半圈，只好缓缓往回走。

回到小区，见卡车仍停着，车上的家具电器已不见。他们就进了楼道，乘电梯，上八楼的新家。房门未关，灯火通明，人声嘈杂，男孩未及脱鞋，冲进屋去。冲得太急了，地面太光洁了，吧嗒，跌了一跤。他是翻滚着，爬动着，欣喜快活地看清自己的新家的……

真正完全看清城堡似的外校校园，是在第二天的下午三点。这时候爸爸妈妈给他安排定当。（其实也就选了一个房间，铺了一张床）学校设施齐全，应有尽有。爸爸妈妈得告辞而去。他送着出来。到了门口，妈妈拉着他的手，说，礼拜六我们来接你。爸爸拍拍他的头，说，我们得回乡下去上班，你要好好学习。男孩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他不知该说什么。爸爸的额角右边有几根白发，在迎风飞舞。妈妈的眼角一笑，就满是鱼纹。妈妈说，礼拜六见，我们会在新家里好好地过礼拜天，你一人一个房间……爸爸说，你这个学校里有个洋老头，你要跟他多接近，多聊天，多学点……男孩只顾点头，也说不清什么感受，眼泪哗哗地凉凉地流下来。他掩饰着低下头。待父母走远，他才抬起头来。老远地看见了他们新家的那幢高楼。那楼多么高大挺拔雄伟壮观啊。八楼，八楼有他们的家。空着的周日才去住的家。那么贴近，又那么遥远的家！

最后，男孩抓着铁门的栏杆，又看起了天上的流云。成堆成团的，在台风的驱赶下奔走，像草原的羊群。男孩不由看得呆了。天上的云，也在搬家吧！2005.3.9

开往肯德基的班车

周六上午教完课，去菜场转了一圈，买了一条花鲢两块豆腐，就匆匆回家。母亲在我没将钥匙插入锁孔时，就转开了门。“你来啦，快来帮我看看。”她戴着平常少戴的老花眼镜，手里拿着一张本市的晚报和一张奖票。我把晚报和奖票放在饭桌上，顺着母亲的指点，看报上的中奖号码。在三等奖的号码里，我看到“2001”几个数字，而一边的奖票的末尾四位数字，也是“2001”。“你中奖了，妈。两百块！”“我说么，跟你爸讲，他不信，看都不看。”“那么说真中奖啦。”老爸正靠在躺椅里养神，欠了欠身。“也怪，”我说，“我常常买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更是每期必买，却一直颗粒无收。妈难得买，嗨，中上了。”“我也看看”。老爸抓住躺椅把手，努力站起来。他接过报纸和奖票，斜着眼细看。他的眼睛也老花了，但还不用戴眼镜。

母亲从我手里接过花鲢与豆腐，进了厨房。我又给老爸指点晚报上和奖票的号码。老爸看了点点头，脸上开始显出兴奋的表情，说：“嗨，还真的。外快！外快！”也进了厨房。

我闲着没事，就翻看晚报。晚报今年学“新民晚报”的样子而版面多多，大幅大幅的汽车广告，整版整版的房产广告—是宛若仙境的城市花园画幅，那风格、那派头，令人看了就觉得自己的住处丑陋破旧不堪而自惭形秽。我一翻而过，专看里边的体育专刊。“你听我讲，”老爸和母亲不知为何争吵起来，老爸突然提高声音，“你那么做还不如拿铜钿往河里扔，还听个响声呢。”“怎么没有响声？大家出钱请了新的佛像来，更多的人来念佛。有啥不好？”母亲沉着地说。她差不多月月往佛堂里捐钱，限于手头紧，捐不了整百的大钞。“买那么多佛像啥意思？”老爸讥讽道，“心里有佛才是真的。老花那么多冤枉钱干啥？”“那要你说，这点钱怎么用好？”“再买奖票”！老爸坚决地说，“好事成双，或许还中大奖呢。中不了，反正这点钱也是外快，权当再支持福利事业。”“你想得美！”母亲反唇相讥。“我中的奖，我做主。”“啥？”老爸还在较真，“你这个钞票里，就没我的份？”“没有！”“瞎讲！那天你买奖票的钞票，就是从我口袋里掏去的。”

我听着他们争个不休，忍不住相劝。“好啦”，我说，“你们别争了，这么点小钱，还是买点水果、小菜，改善改善生活吧”。

这时候门锁响起来，同时大门下面“咚”的一声巨响。“喂，怎么可以踢门？”传来妻斥责儿子的声音。（儿子总是这样先声夺人）

门一开，儿子随即炮弹似的冲进来。“爸爸，看，我又得了一朵小红花。”“真的？爷爷看看，拿来看看”。老爸从厨房里出来，高兴地说。“不给你看！我给爸爸，贴出来！”

我接过幼儿园发的小红花—只是一片红色剪纸，然后去抓了两颗饭粒。按惯例，小红花得贴在挂历的日期数字上。现在已是月底，那日历上已是红星点点，煞是好看了。我涂了饭粒，来个锦上添花。“一、二、三……，”儿子在我每次贴完，都要伸出小手指，从头至尾点一遍。

我告诉妻，妈中了两百块的奖。“真的？”妻吃惊地说，“我昨天夜里做梦，梦见我们家有人中了奖，上大酒店庆贺。真灵验呐！”

我说，你总是先知先觉。不过两百块钱，怕是不够上大酒店撮一顿。

儿子回头对老爸说：“我已经有十八朵红花了，爷爷，你奖我什么？”“你让你奶奶奖你吧。她今天中大奖了。”

母亲此时已动作麻利地煮好花鲢头滚豆腐，端出来放上饭桌。“奶奶、奶奶，奖我什么？”“奖你？”母亲笑了，“你说你要什么？”“这个—”儿子抬起头，翻着眼皮想，“肯德基，我要吃肯德基！”“你，要吃西餐？”“肯德基，我们明天就去吃！”“那，可得到市里去哎！”“我们坐开往肯德基的班车去呀！”“好吧、好吧，听我们洋洋的，去吃肯德基。”

我们的小镇去市里，水路七十里，坐船三个半小时。在我幼时的记忆中，十分遥远。前些年修了公路，坐车一小时就到，感觉就近多了。客车先是一天两班，继而四班、八班，现在已是二十分钟一班，接近公交车了。

已到了车站，老爸又说：“我还是不想去，你们去吧！”“您又来了，爸，”妻说，“这不已经出来了。”“老头子，你不是已经说了要开洋荤？”母亲说。“爷爷，我命令你，同去！”

我们上了一辆停着候客的车。也巧，只等了一会儿，车子就启动了。我们五个人，占了两排座位。儿子好兴奋，这儿挪到那儿，猴子似的。车子开出小镇，沿着运河走。当春三月，我们都穿着毛衣，田野里却不经意间满是绿色和黄色了。油菜的金黄刺目耀眼，蚕豆成排的绿色肆意疯长。河水也绿了，绿成一江春水。

从车窗望出去，视野比船里总开阔许多。尤其开到桥上，整个水乡平原似乎都尽收眼底。路过的小镇都扩展了，许多新办的工厂在公路边圈了地，正在大兴土木。马路饭店一家接着一家，挡住了公路另一边的田园风光。这一切并不新鲜，只是坐在车上无聊，就侧头观望，感受车子的运动。儿子疯了一阵，坐在我的腿上问：“爸爸，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呀？”我不知怎么回答，正惊喜于他会用“灭绝”一词呢。他又倒进妻子的怀里，问她：“妈妈，地上打个洞，就是美国了，是不是？”妻子点头作答，他静下来。一会儿就靠在妻子身上睡着了，车子颠簸，有催眠效果。老爸也打起了瞌睡。我似乎只闭了一会儿眼睛，睁开眼，发现窗外已是两旁花坛延伸的城外大道。

我们在车站下了车，进入人流滚滚的大街。妻子说，打的吧，快一点。老爸说，走！正好看看城市变化。我找了个折中的办法，招手叫住了一辆小公共——那种上车一元的黄色“小面包”。我们五个人上去，车子也成了我们的专车，直送市中心的肯德基。车窗外的城市街景，自然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热闹。老城的风貌不见了，令父亲感叹。到处是巨幅的广告牌，隔一段就有广场、花坛、喷泉，积木似的高层建筑，令儿子欢呼。水城一不小心，快建成新加坡了。我也跟着感慨。

肯德基倒是两层店面，染成奶黄色，在街上显得特别触目。二楼是落地的玻璃长窗，所以在街上，老远就看见里边的整洁鲜亮的包厢和坐着用餐的顾客。我们走进店门，进了人头攒动的大厅。门口两位穿红裙子的小姐，对我们说“欢迎光临”，我们竟没意识到她们是对我们讲的，只顾往里走。

父母颇不自然地四面张望呢，儿子却拉了他们，要上二楼。我和妻子自然要去买单取货，就分开了。发货的窗口排出了两条长龙。里边的服务员穿一色的紫色制服，好不精神！取到货的人端着长盘子出来。盘子里是金黄的食物、鲜红的番茄酱和黑色的可口可乐。我想，到底是洋快餐店，讲规矩，便排进了队伍。妻站在我旁边。她显得比我积极地观察着周围。也怪，她说，前天我的梦也见到这样的场面。我问，你不是梦见大酒店吗？她说，吃的是自助餐，自己端盘子拿的。我说，你们女人呐，总是唯心！

排到差不多时，她拿出一张红色的菜单。进门时服务员给的，我竟没有注意。她研究了一会儿，说，买2号的家庭套餐吧！五十元一份，两份够了。五十？我说，就几根土豆条一瓶可乐？她白了我一眼：还有六个鸡翅呢！一号要一百一份呢！我想想也是，这是肯德基，不是普通的快餐店。

我们付了款，取了货，一前一后托着盘子往楼上走。楼下也有好多座位，全都满着。有孩子在大厅中央玩，玩一种塑制小三轮，小三轮是会跑的，小孩子跟着后面欢呼。我们沿着铺有绿色地毯的楼梯往上走，楼上比楼下的厅堂更大，用矮矮的木制屏风隔出许多包厢。我们往里走，有一种进入火车餐车的感觉。每间包厢似乎都坐满了人，发出压低了的说话声。我们走了好久，才在一间靠窗的包厢里看到我的白发父母。店里多为年轻人和孩子，父母的满头白发比较醒目。

我们进包厢，发现儿子不在里边。“喏”，母亲站起来，给我们指点儿子的所在。“他偏要去，拉都拉不住。”我们顺着指点望过去，发现厅堂的另一边，还有一处“儿童乐园”，是那种“塑制的淘气包”。

放了食物盘，妻说；“得给他脱衣服，等会儿跟水里捞出来一样。”转身就去“儿童乐园”。“那里不收钱哎，小家伙一上来就发现了它。”母亲笑道。“这个么，是招揽生意的一招啊。”父亲说。

我把一个盘子移到二老的面前，说，你们动手吧。然后伸手给他们倒可乐。“这个，怎么吃啊？”母亲指着盘子里的土豆条。“我们还是等等洋洋吧。”

我说，等他？等到什么时候！抓起两根土豆条，在旁边放着番茄酱的塑料盒子里蘸了蘸，往嘴里送。

父亲指着盘子问：“全在里边啦？这个就是肯德基？”

我说，你们先吃着，不够我们再添点别的。

红色的番茄酱蘸在金黄的土豆条上，发出诱人的光泽。吃到嘴里，就只有酸酸的番茄酱的味道了。但是，我还是对父母说：“吃哇，色、香、味俱全呐！”

父亲又说：“这么点肯德基，哪能当饭吃！”然后抓了两根土豆条往嘴里送。他的牙还大致完好。他嚼了几下就皱起了眉，说，“不脆，也没味！”

母亲拿了一只鸡翅几根土豆条，说：“我给洋洋送点过去，他肯定爱吃。这孩子，是他叫着要来吃肯德基，来了却只顾玩忘了吃了。”

她出了包厢，往“淘气包”那儿走。那边妻子也拿了儿子的小皮夹克，走过来。我点着盘子，对老爸说：“你啃鸡翅，爸，蘸着作料吃。”薯条的确不脆，父亲的大嘴吃它们，也的确不大协调。因而我又劝道：“你就只当尝个鲜，要不饱，等会儿再去外面弄碗馄饨吃。”

妻子走进来，说：“已经汗湿淋淋了。”把衣服放下后坐下，又道：“吃呀，你们怎么不吃？”

父亲啃了鸡翅，神情显得很专注，啃下一块，嚼着品味。“不香。”他评论道，似乎怕扫了我们的兴，又大啃一口。

妻子伸手撮起薯条，优雅地蘸了番茄酱吃。她嚼着说，“肯德基么，就这个味呀，全世界的人都争着吃呐。”“这个鸡，”父亲继续评论道，“香不如符离集烧鸡，脆不如德州扒鸡。”

我忍不住笑了：“对于吃您可是内行，还进行中西比较哪。”

妻却津津有味地嚼着薯条，说：“至少我们烧的土豆，没这么好吃吧。”“我跑码头的时候，什么鸡没吃过？！这个—不行！您还别说，论味道啊，美国的大火鸡，还不如我们泥巴里烤出来的叫花鸡。”“叫花鸡是什么鸡？”妻意外地问。

这时候母亲已回过来，她接住了话头，笑道：“是不是老头子又在发感叹？”“市里有得卖，我们可以买一只回去。”我说。

母亲又笑道：“老头子你休扫兴。这东西小孩子天生喜欢，洋洋见了，塞了一嘴巴，高兴得了不得。”“就是，时代不同了嘛！”妻高兴地说。

父亲听了直摇头。他大概觉得哪儿不对头，又一时说不出来。

我动员母亲吃。她的牙不好，满口是假的了。啃不动鸡翅，只可勉强咬薯条。她是素食者，没那么多讲究。

我和妻子也吃起来。我努力地从那土豆与鸡肉中吃出番茄酱以外的味道来。父亲说得并没有错，但是，作料清淡，不香不脆，肯德基还是肯德基，也许不够正宗，却还耐吃。吃了一条又一条，挺好玩。因此，我说，其实肯德基吃的就是这么一种味道：环境幽雅。“吃的是名气。”父亲叹道。“还有儿童乐园呐。”母亲道，“想得倒周到。”“环境幽雅，讲求休闲——现代人嘛。”妻子同意我的说法。“休闲？”父亲又来劲了，“我们以前吃早茶，那才叫休闲。在镇上的水阁上吃早点，嗨，那环境！”“那倒是的。”母亲唱和道：“有山有水，船来船往，也静也闹的。”“以前早点名堂多哇：茶糕，肉馅的，又香又糯；牛肉千张包，滚烫滚烫，张口就是大半个；还有那个，老太婆你还记得吗，那个北方人开的，羊肉泡馍，油而不腻，吃了打巴掌不放啊。”“啊呦，让你说得口水都来了。”“你说的也是，”我受了感染，说，“现在的人忙了，至多也就吃点快餐的工夫。”“哎，”妻子也说，“我们什么时候也去乌镇同里走走，也尝尝那里的小吃。”

父亲叹息一声，笑道：“现在啊，我们老水乡的人，也要去乌镇同里寻找水乡了，都是‘洋盘（方言，有犯傻之意）’啊！”

母亲也笑了：“现在大家都做洋盘嘛，有啥稀奇。只有我们洋洋不能算。他是真喜欢—就是吃得太少。我再给他拿点去！”

我连忙说，不急，你吃着，等会儿我拿过去。“要尽情品尝小吃啊，”父亲继续他的经验之谈，“还是得去上海老城隍庙。南京夫子庙也可以。”“那倒是，”母亲附和，“老城隍庙你爸带我去过。一家家吃过去，吃了半夜……”“好啊，国庆节我们就带洋洋去一趟。”妻子也受感染了。

说了一会儿，我抽出几张餐巾纸，又包了一只鸡翅一些薯条，给洋洋送去。我沿着过道过去，同时留意观察两旁的顾客。一般都是年轻人，也有举家前来的，说说笑笑，很自在、很休闲！肯德基不那么好吃，可是大家很惬意，有些醉心。这是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

我到了“淘气包”前，发现“门口”只有一堆五颜六色的童鞋，没有服务员把守。想想也是，店里的“乐园”，又不收费，用不着管理。我踮起脚朝里边望进去，不见洋洋。他脱了皮夹克，应该穿一件醒目的奶黄色毛衣。我又蹲下来，换一个角度，往里边探寻，还是不见洋洋。里边有很多机关：隧道、球池、沙袋，随便哪儿都可以躲人。我绕着边上走过去，看过去，就是不见洋洋。

一个圈子转下来，还是不见那小子。我急了，就喊：“洋洋！洋洋！”里边冒出几个小脑袋，看看我，没人应答。回到门口，我又喊：“洋洋！”里边又冒出几个小脑袋，看看我，没人应答。

我提高了嗓门喊“洋洋”，里边就是没人应答。无奈。我只有脱了鞋，往“淘气包”里钻。只走了几步，就被一条塑料隧道挡住去路，洞口太小，我根本钻不进去。于是又喊。里边的孩子看看还是我，只顾玩自己的了。我把声音已经提到了足够的高度，儿子不应，我确认儿子已经不在里边了。

退身出来，穿鞋的时候，我想到了在那堆童鞋里找儿子的鞋子。这时候妻子已经走过来。她也朝里边喊了几声，然后与我一起找儿子的鞋子。“没有”，她说，（她比我更熟悉儿子的鞋）“是蓝色胶底鞋，十七码”。

儿子已不在“淘气包”，他走失在店堂里了！他会去哪儿了呢？我们开始四下里寻找。不久父母也过来了。他们也接着和我们一道寻找。一个一个包厢搜过去。各处的顾客还是老样子，说说笑笑、悠闲自在着。而我的儿子洋洋，却不知钻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等我们失望地在楼梯口碰头，大家都已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莫非他已一个人下楼去了？妻子的脸上已有些失态。父亲自言自语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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