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双庆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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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三届试读：
前言
什么叫老三届，就是1966、1967、1968年毕业的中学生，即1966年“文革”开始时的初一、初二、初三和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统称为“老三届”。
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受共产党多年的教育，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又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除四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上过山下过乡、有的还扛过枪、当过工人，受过不少苦，受过不少挫折，受过不少磨炼。1977年恢复高考，在录取率只有5%的情况下，老三届的不少同学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基本上都是工作岗位上的骨干。
到目前为止，老三届的、没上过大学或上过大学的、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大部分是踏实敬业的，其原因：一是受过共产党的多年教育，对党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二是受到家庭的良好影响；三是大部分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工人、当过兵，自己亲身吃过不少苦，非常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四是他们都经历了各种磨炼，相信党和国家；五是他们有最基本的政治素质，对贪腐之风从思想上就抵制，知道不该拿的决不能伸手，不能随波逐流。
这一千七百万人的老三届、老知青在几十年的与命运拼搏中，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在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以他们那代人特有的责任心、报国心，支撑起共和国的蓝天。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我们这批老三届，在经济建设中，在改革的大潮中不断地摸索、探讨、总结，在艰苦奋斗的历程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如今，这一大批老三届的人大部分都退休了，但他们仍是中国的栋梁，共和国的脊梁骨。一旦祖国需要他们，他们仍然会招之即来，为国家继续默默地奉献，这就是中国特有的一代人——老三届。
写到这里，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们这辈子真不容易，虽然各自家庭出身不同，虽然出身自己不能选择，做什么工作也不能由自己选择，但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出身，不是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那种腐朽的出身论所能决定的，而在于自己选择走什么样的路，怎样走出自己的人生，怎样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认为，人生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管遇到多少困难，不管吃过多少苦，不管受到多少挫折，也不管受到多少委屈，都要扬起风帆奋勇向前。这就是我们这代人——老三届的风范。
我们这代人饱经风霜，虽然也会得到父母的帮助，同事朋友的支持，也会遇到好的领导的关怀与指引，但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靠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靠我们的聪明才智，靠我们的政治素质，靠我们对祖国的忠诚，靠我们做人讲诚信的原则，我们一定能过得有价值、有意义，过得更好些！这就是我们最普通却又不平凡的老三届的人生写照。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与共和国同龄，与国家的发展同步成长，不管祖国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与母亲同甘共苦；我们与祖国一起承担起历史的使命，承担起难以忍受的苦难，走过了曲折、坎坷、艰辛的人生。但我们没有后退，我们挺起脊梁，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我们这代人与祖国的情怀不是用语言能表达清楚的，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的今天多么来之不易，是多少志士的奋斗，是多少先烈的鲜血才换来的。我们这些老三届心里最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可惜的是，时光荏苒，悄然白头，我们这批老三届绝大部分都已解甲归田，退出了为之奋斗的一线，离开了工作过的岗位……但我们可以拿起手中的笔，把我们曲折的一生，拼搏的一生，艰苦创业的一生，用奋斗而换来的一生好好回顾一下，好好总结一下，把它写出来，让它多一些阳光，多一些感动，多一些激励，多一些正能量；让我们的孩子少走点弯路，多焕发出人生的光彩；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强。
我写这本回忆录，是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回顾以及对人生的总结，并希望更多的老三届的同学也动起笔，写出自己的人生。现在不是有舞出我人生，唱出我人生吗？我们老三届为什么不能写出我人生？我们经历丰富，颇具传奇，历史承载着我们的风釆，我们有太多的故事可写。把我们老三届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以及走过的崎岖的道路写出来，把它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中国的繁荣昌盛——强国之梦，要靠我们一代一代地干下去。
我们这代人中有的已在“上山下乡”中为了抢救国家财产，为了保护森林、保护草原而在火海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有的在珍宝岛和中越反击战中为了祖国不受欺辱，为了祖国的尊严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的在艰苦的环境中留下了终身疾病……想想他们，我们更应勤奋地工作，更应珍惜今天的生活。我们从反思中更加体会到今天的来之不易。我们虽然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们身上还有余热，还有手中的笔。让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同学再激情扬帆一次吧！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吧！
我也想通过这本书把我对父母的怀念之情写出来，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中。虽然他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但他们身上的优秀的品质，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那种不离不弃，不图名不图利，无怨无悔、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军队、精忠报国的精神，永远是我的学习榜样。爸爸妈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一、从香港回到北京——我温暖的大家庭
1. 我的父亲——参加“两航”起义
香港惊心动魄的“两航”起义是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的飞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机械师集体起义，驾机自香港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件。其中一架飞抵北京，其他飞机飞抵天津。飞机到达时，受到中央一些领导的迎接。我父亲是参与起义人员之一，并为这次起义做了许多秘密工作。
1949年11月9日清晨，香港的启德机场上空飘着几朵白云，跑道上十二架运输机马达轰鸣，它们正在等待着起飞的命令。“空中行宫”CV-240型XT-610机长潘国定向后面领队机154号机长陈达礼挥了挥手，发出了准备完毕的信号。当指挥塔发出起飞的命令后，一架架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腾空而起，直冲云端。飞机绕着香港的上空飞了一圈，好像在向香港告别。领航机将机头一转方向，向北飞去；轰轰的马达声逐渐小了，机群在天空中渐渐消失。他们正秘密地飞向北京、天津。“空中行宫”载着“两航”起义的两位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当这架飞机飞到北京时受到了李克农、刘亚楼、王秉璋、罗青长、钟赤兵的热情迎接。这是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震惊世界的两航起义。毛泽东同志称两航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同志称这次事件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两航”起义是中国民航史上的一个转折。这一年，父亲正好40岁，毅然参加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两航”起义。参与起义的所有技术人员驾着十二架飞机飞向祖国，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由于我的大姐突然出了车祸，伤势严重，组织上决定在香港给大姐治疗；直至1950年10月按照组织的安排，父亲郑源深带领着母亲刘淑珍、大姐郑惠、二姐郑敏、三姐郑雯、四姐郑琳、我和弟弟郑重庆一起从香港乘机抵达天津，再转到北京。我们在永定路那里住了些日子，之后住进了太平路22号院，即总后营房部的大院，我一直住到上高中才离开。由于我父亲参加“两航”起义有功，历史清白，又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而且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学的是土木建筑，在建筑设计与施工上功底很深，所以，起义回国后曾在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工作，此后便调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任工程师。我父亲曾告诉我，起义前他已与婆罗洲的公司签了工程协议，准备带着全家到那里。但我父亲非常爱国，在得知有起义的计划后，决定撤销原出国承包设计工程的协议，拒绝了外国公司的高薪聘请，和他的朋友中华航空公司刘敬宜总经理一起秘密协助共产党做“两航”起义的准备工作，毅然带领全家回到了祖国。
我父亲郑源深，1909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获学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前一直从事工程建设技术工作。
回到祖国后我父亲经历了肃反、“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除没有进过监狱外，隔离审查、不许回家是常事，可算得上是“老运动员”。但是，我父亲心理素质很好，在我们面前从不提他在历次运动中受审查的经历，总是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工作。他参加过国宾馆、军事博物馆、空军总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京丰宾馆、总后休干所等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他曾告诉我，当时在军博施工时，由于跨度大，中间没有一根柱子，从两边往钢筋上打水泥，快合龙时两边却往下塌，施工人员慌了手脚，不敢做了。我父亲认真看了现场后让工人继续打水泥；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钢筋反弹了，大跨度的拱形合龙了。军博的主要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时任工程总指挥的总后参谋长的苏焕清少将非常高兴，亲自请我父亲去北京烤鸭店庆祝。我父亲的工作得到了苏参谋长的肯定和赞赏，两人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军博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在军博建设中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一颗七吨多重的八一军徽放到军博最高端。我父亲不顾个人危险，亲自爬上去，亲自体验高空的风速，通过计算，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确保八一军徽安全成功地屹立在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最高端。1976年唐山大地震影响到北京，我父亲正好在北京，那天晚上他正在睡觉，当他听家人说地震的消息时，他第一句话就是“军博的军徽怎么样？”第二天，他不顾余震立刻赶到军博，看到军事博物馆完整无损，兵器馆没有丝毫裂缝，八一军徽仍然高高屹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他仰望着军徽，看到八一军徽经受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一股热泪夺眶而出，流在了那饱经风霜的面颊上，他放心地笑了。那是他对八一军徽的崇敬，那是他在国防建设生涯中的结晶，那是他的一颗爱国的心。
1959年，在完成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工程之后，我父亲被调到总后青藏兵站部，任营房处工程师，参加青海格尔木大站以及从西宁至格尔木，格尔木至唐古拉，格尔木至甘肃柳园沿途兵站的设计与施工。当时，我父亲已经过了50岁，组织上与他谈中印的形势和青藏高原国防的需要后，准备派他到格尔木，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从兰州坐部队的车到青海西宁，再去格尔木，沿途经过了几百公里的无人区。那时的格尔木还是荒无人烟，他们住的是帐篷，生活非常艰苦。他还特地留下一张穿着军大衣在这辆帆布卡车旁以及在格尔木帐篷外的留影。他为能参加部队紧急工程的建设而自豪！1960年，我军要在格尔木尽快建设一座野战医院。在我父亲的精心组织设计、施工下，医院终于建设好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再去看这座医院，仍可与北京各大医院比美。医院宽敞大方，采光好，外形像一座飞机，里面除了楼梯还有护士推平车的坡梯，据说，在那个年代就设计了这种坡梯是比较超前的。那是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青藏高原，在那海拔高、缺氧、风沙大、天气寒冷，风可以穿透皮大衣的恶劣环境下所做出的奉献。1971年作者（左一）与母亲和四姐、小弟、小妹、外甥高远合影
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制后，我父亲在青海西宁205部队穿上了军装。我父亲非常高兴，那时他已有56岁了。为了响应军委的随军家属外迁的号召，又毅然带着我母亲、四姐和弟弟妹妹去了青海西宁定居，继续为军队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不少参加“两航”起义且分布在祖国各地各行业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批判和迫害。我父亲以对党的忠诚和对工作的敬业以及他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深得部队指战员的爱戴，没有遭到批斗，只以技术权威遭到不点名的批判。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我父亲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他也曾想到自杀。他实在想不通，为了中国的国防建设自己将老命都拼上了，为什么还要整我，还要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我。我母亲非常理解我父亲，百般劝解，使我父亲挺过了这艰难的一关。同时，部队也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他被下放到青海甘都部队农场劳动一年，现在回想起来，这是部队对我父亲的一种变相的保护，免受“文革”的冲击。我的母亲和外甥小远陪着他度过了这一年。那年，父亲58岁，他完全放下了工程，拿起锄头和其他下放来的干部一起劳动，什么活都干，但他从不叫苦、叫累。我放暑假时还专门从北京到甘都农场去看望他们。他们住在用土坯盖的房子里，母亲每天用煤气炉做饭。我的四姐常托人从西宁带去一些蔬菜和肉，格外地关心和照顾二老。劳动一年的时间刚到，领导就派车把他们接回了部队。若干年后我去西安休干所看望当年的姜政委时，他就夸我父亲：“工作中从来没有失误，一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我们关系处得很好。”我说：“部队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掌握得好，去农场锻炼一年，到时就接我父亲回来。”他笑着说：“应该的，应该的。”他还说：“自我离休后，我的部下、朋友没一个来看我的，你是第一个。”我也说：“代表父母来看您，是应该的，应该的。”我们受父母的影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姜政委确实是我军一位相当有水平的政治干部，他也是一名老干部。他的夫人与我母亲关系也处得非常好。当时部队的席政委是一位长征干部，对我父亲也非常好，非常关心我父亲。席叔叔去世后我还到西安去看望他的夫人李庆芝阿姨。她孩子多，生活不宽余，我代表父母略表了一点心意。她和我母亲关系也特别好，我母亲在北京去世时她还到北京来与我母亲告别。李阿姨那慈祥而饱经风霜的面孔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有空我一定再去西安看望她，看望姜政委。
前面谈的苏部长与我父亲还有一段小故事。1967年“文革”中被下放到甘肃山彤军马场的苏部长来到青海西宁。由于他是被打倒的对象，部队上的干部没有收到接待苏参谋长的指示，也是怕惹事不敢接待他。我父亲、母亲不管那些，热情地请他们夫妇到家里吃饭。父亲望着饱经风霜的苏部长，望着他在军马场被阳光晒得黑黑皮肤，望着他那消瘦的脸，深知苏部长经受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磨难。从不喝酒的父亲也举起酒杯，为苏部长夫妇身体健康而干杯。在当年那种压抑的年代，苏部长露出了笑容。苏部长与我父亲同岁，在国防建设中他们走到了一起。父亲深深知道苏部长在山彤军马场的艰辛。一位是开国的将军，一位是军队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语言。他们回忆起当年军博建设中的日日夜夜，谈得津津有味，那是他们友谊的凝结。在青海西宁苏部长住院时，我父母不避嫌，拎着水果点心去看望他们。这种友谊、这种信任是最难能可贵的，尤其在那特殊的年代。后来我父亲曾跟我说过：“一位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一位为军队后勤建设勤勤恳恳工作的老干部，我就不相信他是‘走资派’。我很敬重他，他有难，我一定要站出来为他分担。”我父亲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平时也不爱多说话，但见到不平却敢于站出来，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影响了我们全家人。“文革”结束后，苏部长官复原职。他没有忘记他的老部下，没有忘记在军博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工程师，没有忘记在部队最需要用人时能不顾一切挺身前往最困难、环境最恶劣的青藏高原的工程师；没有忘记他在青藏高原奋斗了二十年。一纸调令，父亲被调回了总后管理局。1981年7月，父亲任总后丰台离休干部住房筹建处高级工程师，还担负起建设京西宾馆的任务。父亲当时还负责盖了一些休干所的房子，但当他从领导口中得知还有不少离退休老同志没有分到休干所房子时，他将已分给他房子的门钥匙又还给了领导，并一再说：“我就是给他们盖房子的，先给他们吧，我再等等。”这也是我姐姐事后听一位领导干部说的。我父亲直到去世也没有住上部队休干所的房子。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自豪！
我深深感到我军的老干部在对待知识分子上能掌握政策，爱护他们，保护他们，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才干，使我父亲的技术专长在国防建设中得以充分发挥。
1981年7月经总后青藏兵站部党委批准我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那时他已72岁。他毅然从北京坐火车到青海西宁，参加了入党宣誓，这是他一生的光荣。他望着党旗，心潮澎湃。他回忆着自己走过的道路，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人民的军队。在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并做了大量笔记；他热爱党，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部队交给他的任务从来都是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他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次去青海西宁我父亲参加入党仪式之后在324医院动了一次大手术，性命差一点留在西宁，亏了部队及时抢救，肚子上缝了二三十针。总后勤部还专门派了刘处长前往，我大姐也一起陪同。1973年作者在青海西宁205部队家中与父亲合影。
我的父亲一生没有离开图纸，退休后仍住总后大院，有空就画图，还试着演算数学难题；总后大院在建筑上有啥问题总是随叫随到。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技术职称的评定上从不与人争，组织上怎么评都可以。他是副军级，技术三级，被列入中国一百位知名建筑师中。1996年8月2日，我父亲患肺癌在北京301医院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8岁。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墙上。他给孩子没有留下钱，留下的是精神食粮——勤奋、俭朴、正直、爱国、爱党，这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在他的悼词中写道：“他经常深入营建工地、现场，不怕苦、不怕累，认真检查工程质量，严把质量关和决算关，精打细算，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筑设计与施工方面有较高造诣。为了部队的国防建设，他不顾年过半百，服从命令毅然奔赴环境恶劣、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格尔木，在高原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在完成设计和施工任务的同时，还善于摸索总结高原建筑的特点和经验，利用业余时间写了《青藏高原房屋设计与施工经验总结》，进行了高原房屋结构工程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克服困难，依靠组织，尊重群众，严格要求自己，圆满地完成部队交给的各项国防工程设计和施工任务……郑源深同志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一位好党员，使我军失去一位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革命精神、工作作风和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我的父亲很疼爱我，一是我是我们家第一个男孩子，原来前面有两个哥哥，但都在小时候因病去世，老年人有些封建思想，喜欢男孩子也属正常；二是我从小比较听话，一直是好学生，父亲格外喜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青海西宁324医院动盲肠手术，父亲悄悄从门窗外来看我，这一幕让我记忆一生。那是父亲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疼爱。“文革”中我父亲因技术权威受冲击，心情有时很郁闷。当时我在北京京工附中上高中，毛泽东同志八次接见红卫兵我也没能去参加。暑假回青海205部队去看望父母，在那个扭曲的年代，我父亲受了委屈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也从来不对我发脾气。我的爷爷奶奶很早就去世，父亲上大学时都是他妹妹郑文英资助的，妹妹每个月给他两块银元，作为当月的伙食费。他的脚指都是畸形，他告诉我，小时候没钱买鞋，鞋小得把脚指挤得都变了形。我父亲从不轻易流泪，但他告诉我，“文革”中因让他从格尔木回西宁参加批判会而未能在施工工地现场时，他委屈地掉泪了。他疼爱每一个孩子，谁有困难他总是帮助他们。1977年我正在上大学，1980年我住在宣武体委分的一间小房子，外边要盖一间小厨房，他想办法买来别人拆除的破旧门窗并拉来帮我们盖小厨房。我父亲一生从来不占公家便宜，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他在用自己的行动来教育我如何做人。我的兄弟姐妹也都受到我父亲的感染。家庭影响是我成长中的第一要素。记得1966年放暑假回青海西宁看望父母，可巧父亲在格尔木，我就坐上部队的车去格尔木看他。在格尔木我父亲吃小灶，他不让我搞特殊，让我到机关干部食堂去吃饭。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上班从来不迟到，下班就没准，为了赶图纸他常常废寝忘食；对于我父亲来说，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勤奋的精神在部队里是出了名的。
父亲高寿，活到88岁，一生仅有的嗜好就是抽烟，可能是要动脑筋想问题的原因，他要不停地计算、构思，只有烟才能帮助他思维，帮助他提神。他不喝酒，不善交际，每天的工作就是办公室画图、计算，每天从营房到工地，从工地到食堂，到营房；夜里工作到一两点是常事。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更没有出门旅游过。他一心都扑在国防建设上。他身上有一股军人知识分子的精神，为了中国的国防建设，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忘我地工作，不图名不图利，默默地奉献。我的父亲郑源深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父亲之风，山高水长。确实，他一生光明磊落，坦诚坦荡，爱国爱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钻研技术，敬业奉献，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像阳光的思想始终温暖着我，照耀着我人生前进的方向。我的父亲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深深地怀念他。
2.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刘淑珍是一位贤妻良母。她爱这个家，爱每一个孩子。每个星期天她都把自己的儿女召唤到身边，以至现在，我们兄弟姐妹还经常团聚。谁家有困难总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是和我母亲善良、热心、宽容、大度分不开的；与她对每个儿女都一视同仁，个个都喜欢、爱护、关心。我们江苏扬州人都把母亲叫姆妈，这可能是南方的一种习惯。姆妈只读过两年私塾，但她却非常聪明，写起信来就是几大篇，还会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姆妈在5岁时我的外公就去世了，家里大小事都是她的大姐操劳。她与大姐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从小叫她干娘。那时我外婆家生活很艰难，全靠干娘打点支撑，直到姆妈结婚后生活才好转。她过去不擅长做饭缝衣，从香港起义回内地后，尤其是1965年随着父亲去青海西宁部队后，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样样都做得好。在甘都农场下放劳动时，她每天做饭操持家务，精心照顾已经劳动一天的近60岁的父亲。
在甘都农场劳动时外甥小远也给外公外婆带来了欢乐。那时家里养了几只母鸡，其中一只母鸡发现它总往草棚里跑，姆妈让小远从窗户里爬进去看看，竟意外地捡到一窝鸡蛋。我母亲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有鸡蛋吃了。在艰苦的环境里总不断传出欢乐笑声。我的四姐不时地托司机带上生活必需品到甘都，缓解了物资贫乏的甘都农场的生活。为了照顾父母，四姐做了许多奉献。姆妈一生精心照顾我父亲，自己却省吃俭用，让我父亲一心都扑在工作上，没有后顾之忧。军功章里有我母亲的一半。无论我父亲在各种运动中如何挨整，我母亲从来都是不舍不弃，伴随在我父亲身边；在高原青海西宁条件再艰苦，我母亲从来不叫苦、叫累；即便在条件较好时，我母亲也总会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从不浪费。她的品行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一生。
姆妈一生默默无闻地做着奉献，从无怨言。我上高中时住校，每个月父母给我寄20元的生活费，那时我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只有到星期天才到大姐家去改善生活。姆妈非常疼我，我清楚地记得，我当兵时，军装领子破了，还是母亲一针一线给补的。我在324医院动盲肠手术，我母亲熬鸡汤给我送来。姆妈为我们儿女虽然做的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件件小事都凝聚着伟大的母爱。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时，我们营养不足，姆妈总是想办法从别人手中买些青蛙腿和鸡蛋回来给我们改善生活补充营养。姆妈是一个豁达乐观的人，遇到什么困难从不埋怨社会，而且总是善待每一个人；即便是家里的保姆，姆妈与她也处得非常好，常常给她一些衣服等实物。我母亲喜欢打麻将，随父亲到部队后就不玩了，直到回北京后才和儿女们在家打打麻将。我母亲能吃苦，吃东西从不讲究，更不挑肥拣瘦，剩饭剩菜第二天都会热了吃掉。她身上的内衣总是补了又补。我给她买了一件外衣，她当宝贝似的收着，舍不得穿。
在青海西宁部队大院，许多人都知道母亲是一个助人为乐的人。在“文革”中许多家庭受到冲击，他们的孩子到家里来，我母亲从不把他们当外人，总是尽量照顾他们，把好吃好喝的拿出来招待他们。京林、小五子家里挨整，姆妈特别关照她，可惜小五子后来得了癌症，走得太早了。我们家搬回北京后，大院有的孩子在外地上学，路过北京就住在我们家里，姆妈总是热情接待，甚至到了今天，大院的孩子（如今已六十左右了）还记得姆妈包的烧麦。记得姆妈和其他阿姨一起唱“家属顶起半边天”。姆妈与大院的董阿姨、龙阿姨、扬阿姨、青芝阿姨等关系都非常好，相处很融洽，在最艰难的时光中大家仍是和睦相处。姆妈脾气特别好，对左邻右舍、儿女从来不发脾气，而且遇到再难的事她都能自己忍着、扛着。
姆妈不仅对每一个子女都好，对每个儿媳妇、女婿也特别好；对她的外甥也非常好。她把她姐姐的孩子——外甥和外甥女都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对待。2014年3月我到昆山出差，表哥拿出姆妈给他的信，我这才知道，姆妈之前得了尿毒症，医生让我们准备后事，我就托人买了当时最好的进口药菌必治，两个疗程后姆妈竟奇迹般地活过来了，连医生都说得了尿毒症能活过来真是不容易。可姆妈竟将救命药给她外甥寄去四瓶，可见姆妈多疼爱她的亲人。
在青海西宁205兵站部大院里，我母亲和陆阿姨、席阿姨关系特别好，陆阿姨是新四军的老干部，曾任西宁3419工厂财务科科长。她很喜欢我，她特别和蔼可亲，我也特别尊敬她。放暑假回西宁时，我组织大院的孩子一起早锻炼，记得有车兰虎、米小光、曹丽娜、米小娟、孙建军等。陆阿姨让我到部队工厂她的家里住。我和她的三个孩子曹大建、曹丽娜、曹伟业关系一直处得挺好，而且我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我永远也忘不掉陆阿姨那高大的身影，那朗朗的笑声。想起陆阿姨我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出来，她是我永远怀念的阿姨。她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她的老伴曹叔叔也是一位老干部，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一个“文革”中打掉牙也不低头的硬汉子。在这些老干部身上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在熏陶着我，特别值得我尊敬，值得我学习。1973年作者在青海西宁205部队与母亲合影。
可能是家教的影响，我们兄弟姐妹都继承了父母身上的好品质，好作风。在工作上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早出晚归，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从不向组织伸手；生活上都能勤俭持家，都重教育，所以，我们的后代个个都做出了一番事业。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大家都热爱生活。我们一有机会就回家聚，别人看了都奇怪，你们这一家子怎么老是聚会。兄弟姐妹不管谁家有困难都会互相关照帮助。
1991年5月16日，我的母亲因心脏病在北京301医院去世，享年77岁。她的墓上刻的是“德荫子孙”四个字。我母亲的乐观、豁达、勤劳、俭朴、善良、助人为乐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
爸爸、姆妈去世后，大姐家就成了我们兄弟姐妹的中心，我每次回北京都到大姐家聚。在北京的姐妹不仅过年过节，就是在平时也到大姐家聚。大家庭的温暖一直在延续着。我的父亲和姆妈刘淑珍。
3. 我和爸爸姆妈
我和爸爸姆妈感情特别深。当兵时我时常托人买一些军用猪肉罐头和蔬菜罐头以及面条带回去给他们二老吃。我有时从部队加工厂买东西带回去。最贵重的东西是从兵站买了一条羊毛毛毯带回家。在北京时我们请人打了两个碗橱，一个就是给姆妈的。渝平从单位买了一个大衣柜，我们凭票给姆妈也买了一个大衣柜。我家里有什么我心里就想给爸爸姆妈买什么。那时虽然工资低，但心里总是惦记着爸爸姆妈。记得1980年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买了两个肘子，放在塑料袋里，挂在车把上；可不小心在骑车的路上掉了却没察觉，直到总后大院才发现肘子丢了。我赶紧骑车回去找，肘子早已无影无踪了，把我们可惜坏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买两个肘子是多不容易啊！这么一件小事我一直记着。
每次回家看父母，我都会带点东西孝敬父母。姆妈得了尿毒症，医生已下了病危通知，我得知后千方百计买到进口药菌必治，两个疗程下去，病情终于得到缓解。姆妈贫血体质弱，我又托人将姆妈送到304医院给她输了200毫升的血。在姐妹的精心照料下，姆妈奇迹般地多活了几年，连医生都说这是奇迹。我父亲爱抽烟，我也尽量买好一点的烟给他抽。每个星期天我和渝平都要带着孩子回家看望父母，这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而且我们从来都不会空手回去，总是要买些肉、鱼、青菜什么的孝敬父母。父母的养育之恩永远不能忘。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知道孝敬父母，能理解他们艰辛的一生，非常能体会父母对我们的疼爱。
姆妈不仅爱干净而且特别勤快，还会烧扬州菜，会做烂面烧饼，会做烧麦，现在三姐、四姐、小妹甚至她的孙子扬扬做的烧麦都可以与馆子里有一比，那是相当有水平。我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做饭炒菜，而且是地道的扬州菜。过年过节，我基本上是当大厨，烧一桌菜没问题，而且我烧的红烧肉是很有特色的。我的儿子扬扬也学会了做饭炒菜。在美国读高中时，他炒的鱼香土豆丝连美国老师都不相信土豆丝会炒得这么好吃。现在，他的技术更厉害了，世界许多菜肴他都会做。他现在是法国美食会中国四川省分会的会长，可见他的手艺有多高了，我也甘拜下风。
渝平对公公婆婆非常好，给家里买什么她都支持。婆婆对媳妇也非常好，婆媳之间关系处得非常融洽。渝平说，她常梦见姆妈。我发现，渝平梦见姆妈的次数比我梦见的还多，可见她们婆媳之间关系处得有多好。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封姆妈给渝平的信，上面写道：
渝平：你好！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你让大弟（我的小名）又买棉鞋又买吃的给我，使我很不安，但心里确实又乐滋滋的。我的福气真不浅，修来了这位忠厚老实、贤德慈仁的媳妇，又能干，又利索，又是一位贤妻良母，我打心眼子里高兴。我这个人不会虚情假意地奉承你，是实事求是地说。最后总结一句话是我的眼力好，哈哈。我现在就是右膀子酸，发麻，吃东西不行，血压到200，低压70。星期六大弟晚上回来一次，星期天大二姐全家来陪我玩玩聊聊天。昨天大弟下晚又回来看我，又拿些药来，我就感到好多了。我昨天膀子做了封闭，似乎也好了点。这两天不断来人看我，特别大弟来了几次，我心里好像舒服很多。你因有事忙不能来，我一点没啥想的。你如此之忙，还不让大弟在家帮你的忙，反而叫他回来代表你来看我，又花那么多钱，我真是心中不忍又不安，这完全是我的好媳妇支持他这样做的。我见到你的信，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太激动，我很高兴……
我母亲只读过两年私塾，写起信来流利畅通，真实地表达了她对儿媳的看法。这封信我们保存了近三十年，每次看到这封信都觉得那么亲切。读着她的信，仿佛姆妈就在我们的身边，她的身影，她的笑声，她浓重的扬州口音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姆妈身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忍。她无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她都不会发脾气，不会训斥人，自己悄悄地忍在心里；有时我父亲发脾气，她一声不吭，默默地忍着；在青海西宁她有什么病都是自己忍着，能扛着就扛着也不去医院；在甘都农场她再苦都没有怨言。我的性格像姆妈，也能忍。许多事情不可能都顺，有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这就需要有忍让的精神。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很有道理。但我的脾气也像爸爸，忍无可忍时，不管你是谁我都会与你争辩，敢于直言。
我有两件东西只要一看到就会想起爸爸：一个是三角板，一个是圆规，那是爸爸每天都离不开的工具。
我还有两件东西只要一看到就会想起姆妈：一个是烤白薯，因为姆妈最爱吃；另一个是白兰花，那是姆妈最喜欢的花。写到这儿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爸爸和姆妈了。爸爸姆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每一年我都回北京给父母扫墓，即便在1995年到香港工作后仍遵循这条自己给自己定的规矩。父母养育之恩不能忘，年年要去扫墓。我有时做梦都梦见他们，至今，我的钱包里一直放着我父母的照片，我常常能看到他们。父母的相片我也放大后放在家里的桌子上，每逢清明节我都会为父母烧上香，说上几句心里话。父母一直伴随着我们，是我们的守护神，天天在保佑着我们。在写这本书时，以至每次看到这里时眼泪总是情不自禁地流出来。爸爸姆妈我想你们。爸爸姆妈和我们全家。
姆妈在世时，我的工资低，没能更好地照顾好爸爸姆妈，没有给他们什么钱花，没有请过姆妈到外面吃过饭，我心里总是内疚。在香港工资好一点，如果姆妈在世，我会多多地给她钱，让她买些好衣服，姆妈太节省了。姆妈走时没留下什么钱，基本上月月光。父亲走后部队发了一些抚恤金，我们兄弟姐妹们也没分，把它作为基金，谁家有困难或有婚庆时给上一点，表示爸爸姆妈的一点心意。我也准备攒上一点钱做一个小基金，专门给我的姐妹兄弟，无论谁家有困难了，谁生病了，就从这个基金中提点钱帮助一下，尽一点我和渝平的心。
4. 我的大姐和我的兄弟姐妹
1952年，我父亲因为一位经理贪污而被怀疑，他被审查时停发工资，家里没有钱，因为全家就靠我父亲的工资生活。当时我的大姐郑惠在北京女八中上高中，成绩优秀。但因为家里没钱，高中毕业后她只好考了不用交学费的护校。她从来没有怨过父母，反而对父母特别好。我的大姐是一个热爱工作，热心助人，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护士。在北大附属医院，她从小儿科的护士长到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级别），这与她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工作上加班加点对她来说习以为常，两个孩子都是在托儿所里长大的。大姐夫身体不好，得了肺结核，大姐每个星期天都抽空到郊区医院去看他。爸爸姆妈知道他们生活困难，每个月补助他们十元，那时的十元是很值钱的。我记得1965年她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平房，自己搭的厨房，卫生间就更没有了，但一家人过得挺开心。我上高中时，每个星期天我都到大姐家改善伙食。大姐夫是上海人，烧得一手好菜，高级餐馆的大厨都没有他做得好。我在他身边也悄悄学了两手。1967年，我步行串联，从北京走到延安，两千里路一步车也没坐，回来时浑身都是虱子，大姐大姐夫为我用开水烫衣服。母亲去世后，大姐就像母亲一样关心照顾着我们。每次我和渝平回北京都给大姐大姐夫买好多好吃的送去。我和渝平、扬扬总念叨他们的好。大姐夫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待人谦和，而且说话幽默，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笑星。2013年大姐过80岁的生日，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到北京为她祝寿。我和渝平为她准备了一份厚礼。如今，大姐的两个女儿照顾他们有功，是孝敬父母的典范，以至大姐夫做梦想去哪个餐馆吃饭，两个女儿星期六就会去那个餐厅，带上二老改善生活。大姐夫网上购物，二女儿付钱。大女儿照顾父母有加，还兼着“家庭厨师和司机”。二女儿监管饮食有加，不许吃得多，糖分高的不能吃……但我的大姐夫爱吃肉，饭前打了胰岛素，常常“偷偷”吃几块肉。哈！挡不住。如今他们的日子过得真幸福。大姐每天要做肾透析，为了免除常到医院，二女儿花钱买了家用肾透仪，大女儿于2014年退休，负责每天给大姐做透析，大女儿从来不嫌累；二女儿也常做帮手。这两个外甥女真是这代人的好榜样。
我的二姐郑敏在北京女八中毕业，可巧，我的四个姐姐都是女八中毕业，二姐高中毕业后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了三年还没毕业就让留校当教师。她又利用业余时间把大学读完，她是哈工大的高才生。“文革”中她嫁给了哈工大另一位留校当教师的高才生。二姐夫是一个脾气温和，说话细声细气的教授。二姐是一个脾气直率，嗓门儿大的人，俩人互补得非常好。“文革”后他们从东北的哈尔滨调到北京轻工业学院当教授，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他们是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热爱自己的专业，努力钻研业务，教学认真负责。他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孩子都很优秀。一个是英语专业，一个是清华建筑系研究生。两个孩子都挺孝顺。
说到这儿，又蹦出了一个新三姐，长话短说。新中国成立前，邻居顾家阿姨没有孩子，我母亲看她非常喜欢小孩就开了一个玩笑，说生下这个孩子就送给你们吧。没想到，顾家阿姨把此话当了真，当我母亲生下这个孩子后不久，顾家阿姨就带着孩子穿的衣服、被褥及奶粉来抱孩子了。我母亲没办法就只好将自己的女儿——郑华送给了她。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郑华一直在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的父母年纪大了，常常想起送走的女儿，就托亲戚到顾家的老家去找。苍天不负有心人，1971年终于与郑华联系上了。当我父母看到郑华的来信后热泪盈眶，父亲还为此摔了一跤，没想到六十多岁了还能看到自己的女儿。郑华姐也很不容易。四岁时养父就去世了，养母带着她回到乡下，靠田地出租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养母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华姐一直照顾养母，给她送终。我的这个姐姐不仅心地善良，而且知恩图报，一直对养母非常好。但当时因为家境困难，家庭成分又不好，她只能读到中专。她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学建筑的，所以她选读了建筑专业，毕业后在上海建筑科研单位工作。我姐夫的父母都是上海老工人，待人可好呢，我至今还记着他们那善良但又饱经风霜的面孔。姐夫既能干又简朴。公公婆婆对姐姐很好，姐姐对他们也是非常孝顺。姐姐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有一儿子一女儿，日子过得都挺好。
我的四姐郑雯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习惯了还是叫她三姐），但赶上“文革”，被分配到山东，后嫁给青海省军区医院的一个军医。她被调到青海西宁市外贸局工作，后又派往深圳工作。她心地善良，工作积极肯干，我的三姐跳交际舞可是一把好手，虽然如今已七十多岁，但每个星期仍跳两三场舞。她心宽，心直口快，身体挺硬朗。三姐夫不仅在部队化验科是个行家，而且是象棋高手，八十岁的人头脑清醒，不信，你可找他过过招，我是他的手下败将。他们有两个儿子，都在大型国企的科研单位工作，也挺孝顺。
我的五姐郑琳，她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习惯了还叫四姐），她是一个不甘落后的女人。1965年女八中毕业后，她随父母到了青海西宁，“文革”中由于丈夫被整，她为此失去了播音员的工作；“文革”后四姐夫得到平反，他们俩才恢复工作。那时，四姐要带三个孩子，又没有工资，她四处打零工，到学校当临时替补教师，生活非常艰难，一个刚烈的女人也不知流了多少泪，她都咬着牙硬挺了过来。她把三个儿子拉扯大多么不容易啊！吃了多少苦啊！后来，他们夫妻俩一直当老师。四姐在青海西宁时对父母照顾得最多。父母在甘都农场下放劳动时，都是她一次又一次地托司机给他们带上生活用品、蔬菜和肉。对家里兄弟姐妹的事她特别关心，有求必应。四姐是刀子嘴豆腐心，心地善良，热心助人，也是我们家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她在廊坊航空航天学院任教务处主任，是公认的好老师、好主任，她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四姐夫也是个教授，教学上也是一把好手，脾气耿直。如今，他们的三个儿子都已成家，子孙满堂。哥仨在一起打拼，艰苦创业。他们特别孝顺父母，对父母生活照顾有加。四姐要是写一本回忆录那也是相当精彩的。
作者（左一）参加大姐八十大寿的寿宴后的合影：三姐郑华、二姐郑敏、大姐郑惠、大姐夫吴延庆、四姐郑雯、五姐郑琳、弟弟郑重庆、妹妹郑明。
我的弟弟叫郑重庆，是我们家唯一出生在香港的人。1965年他随父母到青海西宁，在那里读到初三，后在矿山机械厂当钳工，手很巧；“文革”后恢复高考，他考上青海民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省党校工作。1986年，我的夫人渝平到香港来会亲，带着我母亲的一封信，上面写着弟弟出生的医院、原来的地址等，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香港，渝平直闯警察署，终于找到了小弟的出生纸。按香港政府规定，凡香港出生的均可在香港定居。1988年，我弟弟独身一人到香港，开始闯荡香港的艰苦生活。在香港，一个举目无亲单打独斗想生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我弟弟非常能吃苦，在餐厅当过杂工，在公司做过推销员。为了做好推销工作，他跑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他几乎成了香港的活地图。靠他的勤奋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他从一个打工仔做到一家新加坡在香港的奶制品公司的副总经理，主管市场销售。他的夫人是他的大学同学，到香港后，凭着她的聪明能干和吃苦精神，现在已是一家出版社的副总。他们真是吃尽了苦，熬到现在真是不容易。他们的儿子在日本留学打工时不幸被机器压伤了右手，在日本医院的精心治疗下，总算保留了右手，现在基本上恢复了一些功能，但是右手还是残疾了。他很有毅力，从不叫疼，从不叫苦。现在一家人生活其乐融融。
我的妹妹叫郑明，1952年出生在北京，1965年也随父母到了西宁读初中。“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凭借她的勤奋好学和聪明，在四姐夫的辅导下，她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学生，高考时竟达到了录取分数线，考上西安一所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西安交大当教师（副教授）直到退休。小妹能歌善舞，还会弹一手好琵琶，是交大退休教师乐团的首席琵琶师。小妹夫更不简单，“上山下乡”时他分到工厂厨房当厨师，也当过工人，会做木匠活，水平还相当不错。后来上了大学，他刻苦勤奋，又读了研究生、博士生，到日本留学，现在是西安一所重点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在他身上看到的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的袜子、衬衫破了常常补补继续穿，在物资丰富的今天还能保持着这种作风真是难能可贵。他也不愿到外面去吃饭，他说：我自己在家做点啥都比在外面吃得又干净又好吃。他也是老三届的一位杰出代表，曾两次获得国家发明奖。他们的女儿也是清华建筑系研究生毕业，也是一位孝顺女儿。
最后说到我。小学我在海淀区万寿路沙窝友谊小学（培英小学），初中在育英中学，1965年我正在北京工业学院附中读高中（现在的名字为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当时在住校，所以就没有随父母到青海；1968年，我从北京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建设兵团；1971年元月参军，1977年复员回北京，在北京市医药公司器材科工作；当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现在的名字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经济系，读贸易经济专业，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市医药总公司外经处工作。1986年调入国家外汇管理局，历任办公室副主任、非贸易处处长、检查处处长、高级经济师；1995年元月调香港工作。我的妻子叫武渝平（原名叫翟渝平，随母亲的姓，生父找到她后才改），她是和我一起从北京乘一辆火车，一节车厢到云南西双版纳建设兵团的，并在一个生产队。我们一起砍坝、清坝、开梯田、种金鸡纳霜、一起挑水、一起吃饭。当时没有肉吃，菜里又没有油水，到了雨季菜地被水冲掉，一连几个月都没菜吃，吃的是“韭菜一汤”，即韭菜和盐巴煮的汤，由于缺营养，我们都水肿了。正是共同的经历又经过了下乡的锻炼，把我们紧紧地捆在了一起。1976年，我们在北京结婚，1978年有了一个儿子叫郑扬。1995年郑扬留学美国，现在香港一家很有实力的公司工作。扬扬也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5. 我们家的家风
一个人的成长，首先是家庭的影响，父母的影响。他们的学识，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工作精神，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和教育着我们，潜移默化地溶到了我们血液中。一个温暖的家庭，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他们教会我们善良、热心、勤奋、正直、简朴、向上……
我们一家八个兄弟姐妹，除我大姐、新三姐，其他六个都是大学毕业。不难看出，一个军队知识分子家庭，对知识是多么重视，对知识是多么渴望。没有文化和科学知识是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重视教育，要下一代有文化、有知识、有道德、有干劲、能吃苦，这个理念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们这个大家庭有着良好的家风，并且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归纳起来我们家的家风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工作上认真负责，敬业精神强。父亲总是按时上班却从来没有按时下班，在办公桌上绘图，常常忘记了时间。第二，工作上不仅有干劲而且思维敏捷，有创造精神。可能是因为父亲总是设计新的建筑，不断创新而影响着我们的思维。第三，公私分明。从不拿公家一针一线，从不占别人的便宜，父母从来都是以身作则。第四，心地善良，助人为乐。“文革”中无论在多困难的条件下父母都不歧视被整的干部家中的子女，总是热心地照顾他们。第五，爱自己的家。父母关心照顾儿女，兄弟姐妹也互相关心，一家有困难，各家都伸手帮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第六，乐观、向上、心态好。父母心态好，使我们从不争名争利，从不埋怨社会，总是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去工作。第七，刚正不阿，不会吹牛拍马，不会阿谀奉承。第八，热爱自己的祖国。这些好家风都是父母的一言一行教育着我们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我们要让它继续发扬光大。
二、我的学生时代——友谊、育英、京工附中
1. 我的小学恩师——戴志敬老师
我于1948年3月18日出生在江苏南京，爸爸姆妈是地道的扬州人，住在扬州大十三湾十六号。听我妈说，小时候在汉口我得了一场重病，是爸爸姆妈找医生千方百计把我救活的。后来我随父母从香港回到北京。我是我们家唯一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小学上的是北京海淀区沙窝友谊小学，后听说改成培英小学。那时，学生来源都是炮司、装司、工程兵、营房部、301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孩子，可以说小学我是生活在一个军人子弟的圈子里。他们的父母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但他们都没有干部子弟特权思想，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二年级一入队我就是中队长，三年级是大队长，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入校生，所以没有比我们高的年级。小学时的同班同学我还记着不少人的名字，例如：司马燕军、严小衡、张亚军、扬小平、李文霞、车广夫、周家声、梁英、梁华、桑东、桑慧敏、欧军、高志钢……他们的身影都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今年他们都是67岁的人了。记得扬小平有一双可爱的眼睛，她一笑就会把人带回少年时代的回忆。60岁见她时，我们仍有说不完的话。她也当过兵，是营教导员，去过老挝。那时她太年轻，不知爱惜身体，得了胃病，后来变成胃下垂，骨瘦如柴，让人看得真是心痛，但她的微笑却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还记着一个比我低两届的叫李丽娜的女生，她跑得特别快，三十米她几乎与我齐头并进。但最值得我怀念的是我们的班主任戴志敬老师，他教我们语文。他不仅教学严谨而且对学生严格要求，从不护短。那时，我是班长又是大队长。老师的严格要求，使我从小就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受益良多。我至今记得戴老师教语文时总是让我们自己对课文分段并说明每一段的主要内容和全文的中心思想，我从小学就学会怎样分析和写作文。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后来成为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笔杆子”，在唐庚尧局长的领导下，我曾六年负责起草归纳全局每年的总结报告和第二年的工作计划，并组织全局的干部共同起草了《外汇外债管理实务》。事隔五十多年，我总是忘不了小学的恩师。他那瘦高的容貌，洁白整齐的牙齿，那长满冻疮的大手，那批评学生时的严厉面孔以及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时的慈祥的微笑。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十周年，那时我已五年级，我们班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班集体，我作为学校的唯一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庆祝少先队建队十周年和颁奖大会。在那庄严肃穆的大会堂，我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那年，我还参加了国庆典礼。我们站在天安门对面，亲眼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等国家领导人。这是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那时的我，天真、活泼、好学、上进，是一个纯洁又充满朝气的少年。
小学时我们还经历了“除四害”运动，到处轰麻雀；经历了大炼钢铁、“大跃进”，我们也拎起小篮子四处捡废铜烂铁；我还当过小报童，在街上一路叫卖，直到天快黑了才卖完科技小报；我们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当时真是吃不饱。我吃过用“榆树钱”（榆树开花后结的一串串的种子）和野菜蒸的窝窝头。我记得在地上捡那些猪都不吃的沾满泥沙的白菜帮子，回到家洗干净用盐腌一下当菜吃；那时使用粮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调整粮食的定量。那几年，肚里一点油水也没有。记得父亲在青海格尔木部队把省下的馒头带回北京给我们吃，那馒头几乎没一个都是完整的，风干成一块一块硬硬的。我们经历了发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蛋票，凭副食本买芝麻酱、买粉丝的年代。我们终于熬过去了。在困难时期，老百姓没有怨言，捆紧腰带挺了下来。那时，人们有一个信仰，就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齐心协力，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渡过难关。我们与祖国共命运，我们老三届的同学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这歌声是我们美好的回忆。小学时的教育是以艰苦朴素为荣，用英雄们的光辉榜样来激励我们努力学习；那个年代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赵一曼、江姐……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怀是我们老三届人的一大特征。“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先队队歌至今我还会唱，那是我们少年时代最响亮的歌。美好的少年时代，充满着憧憬，充满着奋发图强的精神，我们牢记要刻苦学习，长大了像那些英雄一样为国家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在那个年代，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一颗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样的种子。这颗种子在我的心中扎了根。
2. 愉快的初中时光——北京育英中学
初中时我是在北京育英中学度过了三年的美好时光。那时我是班长、学生会干部、校乒乓球主力、校田径队成员、银制奖章获得者，全校领操员，鼓号队队长，头衔真不少。那时的育英学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正是这种教育方针，使我们不仅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而且也重视思想教育，重视锻炼身体。学校培养出不少人才，至今育英中学仍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初中印象最深的同学有郑津生、贺邯生、于少青、石春起、石丽华、沙秀敏、毛秀英等。后来，郑津生和我在南京见过一面，他已是某炮兵研究所的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优秀科技人才。他托我为他女儿到瑞典留学做一个担保，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办了相关手续。目前，他女儿在瑞典定居，是一名医学博士；有两个男孩，一家人在瑞典过得挺好，至今我们还常联系。可惜她父母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郑津生小时的笑容及最后在南京见到他时的情景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朋友托的事一定要办到的，我们讲的就是诚信。记得石丽华还是我的同桌，当我们五十多年后再通电话时，小时候的事仿佛就在昨天，仍旧历历在目。人老了，但说话的声音没有变，还是小时候的声音，听起来非常亲切。边小梅是我们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不仅写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好，还当过兵，但她一生也挺不容易，不得志，她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不会阿谀奉承。她的父母都是老干部，但她却非常朴素。比我低两届的张利利也挺不容易，带着女儿闯深圳，在深圳公安局工作。记得我有一次出差时生了病，打电话告诉她，是她送我到医院，医生及时打了吊针我才慢慢缓了过来。如今她们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作者与育英中学罗校长合影。
我的班主任谢纯燕对我非常好，他个子有1.83米，是全校最高的老师，直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他至今住得不宽裕，他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我一直对他很尊重。那时的大队辅导员刘老师以及大崔老师、小崔老师，还有教几何的何老师，教数学的李老师，我都记忆犹新。尤其是崔美丽老师对我非常好，她身体不好，过早地去世了，但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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