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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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试读：

内容提要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压轴之作，体例很有创新，全书共分甲、乙、丙、丁四编。其中甲编序说，介绍史料、史籍、考古材料及研究状况等；乙编综述，类似通史著作，又似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按历史顺序叙述一代大事；丙编典志，这部分是专史，类似纪传体中的志，叙述各种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礼俗等；丁班传记，这部分在全书中的篇幅很大，每朝代两卷，传记占去一卷。这部书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这一优点，克服了一般通史有事无人的缺陷，令人耳目一新，其序说部分内容非常扎实。它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某段研究的史料，其中既包括文献的，也包括考古的；既有当时人写的，也有后人写的，无不作出评论。又用很多篇幅论述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了这段历史研究的前沿，让读者了解当前的研究状况是这部通史的一大特色。

题记

本卷是中国近代史的后编，论述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

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上，同近代前编（1840—1919）的历史是一致的，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仍然是一致的，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不同的是，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本卷的编写小组是于1987年12月成立的，主编为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三位同志。王桧林同志，1925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特别会员等。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抗日战争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主编《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中国现代史》（1919—1987），《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主编之一），《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参加撰写）。主要论文有：《关于建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问题》、《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论“二次革命论”》、《从“九一八”到“双十二”蒋介石的对日基本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总格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等。他为本卷撰写了

甲编序说

郭大钧同志，1935年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曾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参与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中国现代史（1919—1987）》、《中国通史纲要续编》、《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书，与人合著《浴血八年树丰碑——受降与审判》；主要论文有《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等。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六章。

鲁振祥同志，1938年生于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市）。1960年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1963至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学习。先后任教于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合作编撰《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内争外患的交错》、《百年国耻》，《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等教材和著作多部。主要论文有：《五四运动研究述评》、《近代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孙中山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探索》、《略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与确立》、《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提出和中国革命理论的成熟》、《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若干问题》、《建国初期周恩来的几次理论思考》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与朱汉国同志合撰）；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章（与巫绍泉同志合撰）、二十四章。

参加本卷撰写工作的同志依次有：

张宪文同志，1934年生于山东省泰安市。195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历史系主任等职，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等职。主编大型中华民国史丛书40余种，主编和独著的主要著作有《中华民国史纲》、《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

朱汉国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与鲁振祥同志合撰）；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章。

杨直民同志，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二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铁路部分。

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造船部分。

张柏春、胡维佳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们共同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汽车部分。

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航空部分。

锺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通信部分。

柴文官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节的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金德群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当代方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

隆武华同志，财政学博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现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四章。

徐锡祺同志，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五章、第八章；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二章。

李占才同志，江苏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七章。

田百春同志，《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编辑部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九章。

王永祥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十章。

蔡德金同志，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抗日战争、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问题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多种。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五章。

冯蕙同志，195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编审。她与李捷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

李捷同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助理、研究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秘书长。他与冯蕙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七章、第八章。

韩荣璋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马列系主任、教授，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毛泽东思想专业委员会顾问。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或合著有《周恩来外交战略》、《周恩来年谱》等，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章。

陈绍畴同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主要编著合著有《刘少奇在白区》、《刘少奇年谱》等著作，并撰有关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章、十一章。

王纪一同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章。

朱志敏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章。

唐宝林同志，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执行会长、《陈独秀研究动态》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章。

李少兵同志，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二章、四十五章。

罗敏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三章。

李茂盛同志，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四章、二十三章。

耿向东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

王宗荣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军出版社特约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

郭晓合同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八章。

习五一同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冈山大学文学部客座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一章。

李起民同志，北京铁道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全国铁路中共党中会会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五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

陈兴唐同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民国档案》杂志前任主编、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周天度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民国史编委、蔡元培研究会理事。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三十一章。

欧阳礼泉同志，北京商学院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章、三十六章、三十七章。

岳梅同志，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一级教师。颜江红同志，中国科学院中科集团人事处干部。她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二章。

公茂虹同志，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历史学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三章。

孙茂生同志，中国工运学院历史系教授。孙向远同志，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研究生、国家建材局机关党委副书记。他们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四章、三十九章。

周暹同志，《北京日报》编辑。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八章。

耿云志同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章。

郑大华同志，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一章。

叶丽瑹同志，中国工运学院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二章。

孙立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汉语中心教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三章。

李汉松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

左玉河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

段万倜同志，1949年7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1953年10月至1964年4月，担任李四光先生的秘书。现为地质矿产部地质力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

王元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八章。

钱振纲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九章。

李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茅盾研究》杂志副主编。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章。

徐庆平同志，中央美术学院外国美术史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至1985年曾在法国进行美术史研究，获巴黎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一章、五十二章。

刘乃崇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48年进入解放区，曾先后在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事业管理局、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编审。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理事、北京京剧史研究会理事。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三章、五十四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五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六章。

程维枢同志（1914—1997），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七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八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九章。

张九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蔡景峰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二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三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负责本卷科技部分的全部组稿审阅、定稿工作。

张皓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做了图版资料的搜集工作。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编目及选图工作。本卷图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翻拍。

本卷的编撰是在几乎全无依傍的情况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只有努力，尽先解决比较重要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写多少。历史上还有许多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做长期的打算，不能着急，更不能草率从事。我们的任务是还要和同志们一起继续努力研究下去。

蔡尚思同志和李新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了书名，在此谨表感谢。白寿彝1998.7月于北京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档案

档案的典藏

马克思在《答布伦坦诺的文章》中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马克思的话道出了档案材料的重要性。

近百年以来，我国各时期的政府都十分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3月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97人，上书孙中山要求设立国史院，孙中山批示同意。其后，几经周折，至1947年1月才在南京正式成立国史馆。1930年5月，也在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典藏着民国时期绝大部分国家级的重要档案。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全部迁往台湾，而国史馆的档案均留在了大陆。

1951年2月，以原国史馆的史料为基础，并接收了原国民党政权各部门残留在南京等地的档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1964年4月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着从1912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各中央政权的大量档案，其中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广州大元帅府、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的珍贵档案，有北洋政府各院、部、会、署、厅的档案。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是该馆典藏的主要部分，数量也最多，包括国民政府五院和各部、会、局、署的档案。除此之外，还有汪伪政权和其他汉奸政权的档案、著名人物的档案等。如果将该馆档案排列起来，总长度可达40余公里。显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资料宝库。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在建党初期，在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也保存下来一些珍贵史料。这些材料成为研究党的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

1936年后，中共中央和革命根据地的军政机关，逐步建立档案管理机构，进一步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但是残酷的战争也给档案史料造成重大损失。艰难保存下来的一批革命历史档案，1949年后运往北京。1954年，设立了国家档案局，1959年又建立了国家档案馆。各省市也相继建立了档案局（馆），从而由上到下建立了一个收集、整理、保存历史档案的完善的档案事业体系，为历史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中央档案馆存有档案66万卷，资料150万册，声像档案8500余盘。其范围包括：中国革命先驱者们在从事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等活动中形成的档案资料；中共中央及其直属机构和派出机关形成的档案资料；苏维埃红色政权、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民主政权及政协、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形成的档案资料；中央国家机关形成的档案资料；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的手迹、书信、日记等，还有与馆藏档案有关的声像档案、照片档案及党、政、军、群机关编辑出版的报纸、刊物和各种文献资料。“文革”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又相继建立了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机构，不仅征集了许多口碑资料，也征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

如前所述，国民党当局去台湾时，也带走一批重要历史档案。这些史料，主要保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据说它收藏的档案有45万件以上，多是国民党的原始档案。如孙中山的手稿、墨迹、著述、函件；重要人物的信札、日记、著作；国民党各个历史时期的史料及历次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原始文件等。另一个收藏历史档案的重要机构，是在台北新建的国史馆。据称，它收藏的各种史料达400余万件（册）。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到1948年间的档案及一些人物专档。近年，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也移交到国史馆保存。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着一批北洋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档案。其他有关部门还保存着战争年代国民党获取的共产党档案以及军事档案。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及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岸的历史档案部门将会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已公布的重要档案

近年来，档案部门陆续公布、出版了一批档案。这些历史档案是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六大以来》（上、下册）和《六大以前》

1942年至1944年，中共中央为了使全党对历史上所犯的几次错误，统一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因而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了帮助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毛泽东主持下，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部书。《六大以来》是1941年12月在延安编印的有关党内文件，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内容包括1928年至1941年11月间中共历次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的决定、指示、布告、宣言、声明等，涉及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及工青妇运等。约收录文件500篇。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六大以来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斗争活动。这些文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战争年代一些散失了的文件，在《六大以来》中都保存下来。《六大以前》是1942年10月编印的，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内容主要是中共创立至六大前一些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章，也有一部分党的决议、宣言、政纲等。主要取材于中共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等。

这两部文件资料汇编，来源可靠，内容准确，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五十年代，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中共历史文件公布甚少，给教学研究带来一定困难。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适应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教学需要，1957年印刷了一套《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共三批，均活页文选。其内容主要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宣言，六大以后几次全会、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还有中共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指示。这批材料，除《六大以来》，在五十年代是选印党内文件最多的一套资料汇集。由于它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因此材料来源可靠，内容准确。但它主要选编了一些党内会议和党内斗争的文件，取材面不广，有较大的局限性。该套资料，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1980年至1981年间，由中央档案馆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和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一大至六大的决议、宣言、党纲、党章等。这些文件虽然有的曾经公开发表过，但是版本甚多。中央档案馆根据档案再次刊布，增加了史料的可靠性，成为研究中共历史的基本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央档案馆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原《中共中央文件汇编》（59卷）基础上选编，并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1983年开始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陆续出版，共计16册，内部发行。1989年至1992年再版公开发行，改16开本16册为大32开本18册，总计800万字。它是当前规模最大的一套中共中央文件选辑，选材范围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各个时期各方面的正式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报告、文章。涉及的面较为广泛，反映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历程。其中许多文件首次公布。由于“选集”是中共中央档案文献部门编选的，因此这套史料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学术价值是很高的。《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为了配合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由中央档案馆陆续编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其内容主要是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如《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年至1926年）、《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年至1933年）、《北伐战争——资料选辑》、《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和《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等。主要取材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如《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是二三十年代中共对时局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党的斗争任务和策略方针，都是第一次公布的档案文献，是研究这一时期革命运动的重要依据。《革命文献》

1949年以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曾在南京编印出版过《革命文献丛刊》。到台湾后，1953年继续出版，称《革命文献》，由罗家伦主编，将党史会收藏的档案史料选编出版，目前已经出版117辑。它是目前台湾地区出版的最大的一套档案史料汇编。它按照时间顺序，选印兴中会史料、同盟会史料、辛亥革命史料、讨袁史料、护法史料、中华革命党史料、中国国民党改组史料、国民革命军统一两广史料、国民政府政治建制史料以及抗战史料等。它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五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挑选一批民国时期重要档案，汇编成《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共244册，2190万字。七十年代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上述汇编基础上，编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由江苏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四辑45册，并继续出版。它的史料，主要选自南京临时政府、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它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等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国历史的步伐。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套档案史料汇编，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必备参考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编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同时，又编辑了专题性的档案资料丛刊，分别由一些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的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善后会议》、《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周佛海日记》、《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等。“丛刊”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档案史料，对推动这些专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辑，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它按照专题分若干卷，如“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和汪伪政权”、“东北历次大惨案”、“伪满警宪法西斯统治”、“华北大扫荡”、“日军在各地暴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它反映了日军自1931年至1945年间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残酷暴行，它主要取材于各主要档案馆馆藏史料，是目前出版的最重要的一套大型的日本侵华史料汇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这套资料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根据典藏档案，由秦孝仪主持在台北出版的。主要内容包括抗日战争的背景、作战经过、战时外交、战时建设、抗战时期的中共活动、伪政权伪组织和战后中国等方面。编者在“前言”中说：“所收史料，绝大多数为未经发表之档案，一般性之史料及业经公开发表者，不予收录。”可以说，这部档案汇编，对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蒋介石的政策、中外关系、国统区和沦陷区，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地区或专题性的档案史料

除上述大型档案资料汇编外，近二十年来我国也公布和出版了一批较重要的地区性或专题性的档案史料。如：各省市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一批反映省区历史的档案材料。这方面的材料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由上海档案馆编选，内容有《1927年上海商业联合会》、《辛亥革命在上海》、《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由山东省档案馆等编选，共出版23辑，反映了1923年至1949年10月间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群众团体和地区行署的各方面活动，为研究山东地方历史提供了可靠依据。其他的还有《河北省档案史料集》、《辽宁省档案馆档案史料专辑》、《江苏革命史料选辑》、《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安徽现代革命史料丛书》、《福建档案史料丛书》、《福建省档案史料集》、《广东档案资料丛刊》、《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广西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云南档案史料丛编》等。这些档案史料均由有关省区的档案馆选编出版或内部发行。对相关省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专题性的档案史料，各档案部门则不断选编出版，数量很多，不胜枚举。如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辑、档案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选录了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约321件。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辑录了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成都市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的档案，对国民党如何迫害《新华日报》提供了确凿史料。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合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为中外学者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可靠依据。由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选，对深入研究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提供了新材料。

有些档案馆还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将档案做成缩微品，方便研究者使用。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做的缩微品有《南京临时政府档案》137卷，《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档案》138卷，《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档案》475卷。

第二节　资料丛刊

除上述重要的档案史料外，还有一些内容广泛、真伪混杂，需要认真考订的史料丛刊，由于这类史料十分庞杂，只能就其中一些基本的史料作些介绍和述评。

《民国丛书》

该丛书由上海书店于1989年开始影印出版。丛书主编周谷城在“序”中说：“民国丛书的编纂出版，从根本上说，正是为了保存史料、抢救文献、了解时代，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他认为资料大汇，便是书籍，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图书，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民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图书，总数约在10万种以上。其中虽然不少是糟粕，但不可否认，确有许多精华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杰作”。

该丛书从10万种书籍中，精选3000种左右编成10辑，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5辑。分为11大类，即哲学、宗教类；社会科学总论类；政治、法律、军事类；经济类；文化、教育、体育类；语言、文字类；文学类；美学、艺术类；历史、地理类；科学技术史类；综合类。该丛书，目前为国内影印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套书，它为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这是台湾出版的最大的一套近现代史史料丛书，由沈云龙主编，由文海出版社自1966年10月开始影印出版。到1973年末，出版史料100辑，1278册。主要为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史料，也有不少关于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史料。其中有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有中外交涉史料，有各种考察和游记，有各种会议记录，有关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史籍，更多的是著名人物的文集、全集、信札、日记、年谱等。整个丛书内容极其广泛，反映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它收录的书刊面广量大，其中不乏重要史料。也有些书刊，内容庞杂，甚至观点荒谬，史料不准确。如沈云龙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其所用史料，均不可信。

1974年后，沈云龙又主编出版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已出版93辑，1006册。近几年陆续出版第三编。

《近代稗海》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1985年8月陆续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辑出版。其内容包括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多年间，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资料。编者表示，《稗海》“选材都经过鉴别，不收伪品；尽力在各篇资料之前说明其来源、版本、阶级性及可注意之处……至于考订记事，一因编辑能力有限，二因资料书中难容考订的文字，所以必须等待史学研究者和史料整理者另写文章，这里一般只提供资料”。如第14辑选录了《北伐阵中日记》，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编写，从1926年7月至1928年5月逐日记载，基本上反映了北伐战争各次战役的概况，记载甚详。《稗海》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多得的史料集。

《北洋军阀》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武汉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大型的史料集，共6册，反映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内容包括北洋军阀的由来，北京政府及民初政党，袁世凯及其嫡系直皖军阀的政治统治与内政外交、各派政治势力与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全书史料，主要来源于文献档案、未刊稿本、政府公报、有关专著、回忆录、文集、报刊中的文电记载及外文史料等。有的全文辑录，有的选录。这是一部研究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的重要史料集。

《北洋军阀》

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5册，亦是研究北洋军阀的一部大型史料集。反映1912年至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内容包括北洋军阀建军、袁世凯的统治与洪宪帝制、皖系军阀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与直奉军阀，并设有军阀人物志、大事记、论文索引等。本书选录的范围，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杂著、报刊等。作者表示“尽可能选录一部分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和流行较稀的成书”。如“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录的第一次直奉战争资料，比较完备地反映了战前的舆论准备、战事中直系的财政支出状况等”。本书与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北洋军阀》一样，都是研究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的重要史料集。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为了积累编写这部巨著的资料，由近代史研究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内容包括大事记、人物传记和专题资料三方面。大事记详细地记述了自1905至1949年间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就民国时期近千名重要人物生平事迹，作了实事求是的叙述。专题资料，涉及的面广泛，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如已出版的有《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阎锡山与山西银行》、《马歇尔使华》、《中国农民银行》等多种。其中，有些译稿甚有价值。如《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是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根据大量日本参谋本部的档案文件编写的。它虽然公开为日本侵华辩护，但该书所使用的第一手材料，对研究抗日战争有较高学术价值。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自1968年9月开始在台北影印出版。先后由罗家伦、黄季陆、秦孝仪担任主编。是一部较大规模的史料丛书，主要选录一些辛亥革命后比较少见的报纸、期刊、政府公报，以及军事、经济史料和专著。如1915年出版的《中华新报》，抗战时期的《战时交通》、《战时中国报业》、《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以及《长沙会战纪实》，都是比较罕见的孤本。该丛编对保存史料，推动学术研究是有益的。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这是在台北出版的一部大规模的史料集，由“国史馆”编纂。它的体例，是按照年、月、日顺序，记述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从形式上看，它类似大事记，但它的最大特色是对每件大事都辑录了许多相关史料，这对研究工作是十分有益的。编者在“凡例”中称：“本书所用史料，以‘国史馆’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库藏之原始档案、文件、公报及其他公文书为主，间采当时之报章、杂志及专家著述。”该纪要记述的范围，始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分年编次，举凡政治、法制、经济、外交、国防、边事、社会、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体育等活动与变迁，无不广为搜罗。该纪要确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人民出版社自1978年开始陆续出版。先后有《新民学会资料》、《一大前后》、《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马日事变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一二九运动资料》、《西安事变资料》、《百团大战史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等问世。该丛刊对所列专题，均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可以使人们对该专题的概貌有所了解。在这套书出版之后，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与之相类似的丛书，即《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该丛书也按专题整理，如《共产主义小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南京局》等。这两套资料可以互为补充。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8册。它所选辑的文件，凡能找到原件的，均与原件核对过，史料比较准确可靠。该资料按照历史进程，对每个重大历史事件，都选录了一二篇代表性资料或代表人物的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基本的历史事实。但该书不足处，是取材于报刊资料较多，新的档案材料甚少。八十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19至1949），共6册，可以与上述资料集互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曾在1979年编辑了一套《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先出11册，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又续编7册（改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该书除民主革命时期总计18册外，另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若干册）。内容十分丰富，对教学科研影响甚大。惜为内部交流使用，未公开出版。

《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55年开始主编这套大型资料丛刊，它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史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出版的有：陈真、姚洛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李文治与章有义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徐义生编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千家驹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彭泽益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等。该丛刊取材广泛，有报刊、专书、档案、企业账册和调查报告，内容十分丰富具体。它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至今仍是经济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

《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

五十年代开始，陆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最早的一家棉纺织厂》、《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从一个民族企业看中国机器制造业》、《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等。这些典型的企业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和历程。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诸种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诸种

中外关系史史料

中外关系史，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领域。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为热门学科，这些年来也出版了许多史料。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辑录了中外关系中的许多重要文件，以及当事人的笔记和回忆录等，是研究中外关系的基本史料。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美关系资料汇编》，其内容包括双方政府的文件，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等，直接涉及双边关系的材料较为齐全，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必备参考书。在中日关系方面，先后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满铁史资料》等，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此外，还出版了《中苏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德外交密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均有一定学术价值。

工、青、妇运动史料

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这方面研究的开展，也出版了一些史料。如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会历史文献》，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这些史料集均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选编，其内容包括中共中央自1921年至1949年间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指示、通告、函件以及全总发布的决议、宣言、通电、告工人书，第一次至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重要文件等。这些文件都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不可缺少的指导性材料。共青团中央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还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内容包括1921年至1949年间中共对青年运动的基本方针、政策及中央领导人对青年运动的讲话等。妇女运动方面，有全国妇联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它汇集了1943年以后中共对妇女运动的指导文件及一部分关于保护妇幼权益的政策、法令等。

现代思想史书目

现代思想史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其史料是丰富多采的。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5卷），收录了自1919年至1949年间我国180多位代表人物的论著520多篇，是研究思想史的基本史料。钟离蒙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和《补编》，共49册，约2000余万字，材料更为丰富。

现代军事史料

现代军事史方面的资料，规模最大的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丛书为多卷本，每卷分别由综述、历史文献、回忆史料、大事记、表册、图片、参考资料等部分组成。已出版《八路军》、《新四军》、《后勤工作》、《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战略防御》、《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等10多卷，80多册，6000多万字。编者计划编纂43卷、225册、2亿字左右。

第三节　报纸

近代以来，我国到底有多少家报纸，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更没有一份完整的报纸目录。现仅就一些在各方面影响较大的著名报纸作些介绍和评述。

《申报》

《新闻报》

《大公报》

《晨报》

《民国日报》

1912年民国建立后，政权逐渐落入袁世凯集团手中，他们争权夺利，践踏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并于1916年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作为斗争的阵地。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该报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一方面揭露北京政府的腐败政治，另一方面继续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张，从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的一面旗帜。孙中山发表的讨袁护法文告、函电、谈话、演说等，不少登载于《民国日报》。

五四运动前后，《民国日报》曾创办《觉悟》副刊，刊登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和劳工运动的文章。这一时期，《民国日报》也发表一些其他政治观点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1925年《民国日报》右转后，发表了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民国日报》于1932年停刊，后虽一度复刊，但影响已远不如以前。

《益世报》

《京报》

《中央日报》

《扫荡报》

1932年6月创刊于南昌，前身为《扫荡三日刊》。1935年迁至汉口。抗战期间在桂林、昆明、重庆同时出版。1945年11月更名《和平日报》，在南京、上海、兰州、汉口等地出版。它是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报纸，是研究国民党军事的重要资料。

《字林西报》

《中华日报》

汪精卫政治派系曾在三十年代初先后创办《南华日报》和《中华日报》，宣传该派的政治主张。抗战开始后，《中华日报》一度停刊，1939年7月再次复刊，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机关报。《中华日报》极力鼓吹汪精卫集团的“和平、反共、建国”的汉奸谬论，为汪伪政权的统治呐喊。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汪伪政权的垮台，《中华日报》亦被迫停刊。《中华日报》是研究汪精卫汉奸政权的重要史料。

《新民报》

1938年1月1日创刊于北平，是抗战期间汉奸组织新民会的机关报，由日本华北派遣军报导部直接掌握。该报大力宣传日本侵华政策和华北伪政权的活动，是研究日本侵华史和华北伪政权的重要参考资料。

《大同日报》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建立了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1932年在长春创办《大同日报》，后改称《康德新闻》，直至伪满洲国垮台始停刊。《大同日报》是伪满洲国政权的言论机关，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宣传日本军国主义种种侵华谬论，宣传所谓的“共存共荣”、“建设东亚新秩序”及“中日提携”、“日满经济一体不可分”等，在舆论上为日本侵华张目。《大同日报》和以后的《康德新闻》是研究伪满洲国和日本在东北统治的重要史料。

《救亡日报》、《生活日报》、《抗战日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各界人民、各社会团体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了动员人民起来抗战，激发人民的救亡热情，于1937年8月在上海创办《救亡日报》，一批著名的学者、作家郭沫若、夏衍、茅盾等参加了编委会的工作。上海沦陷后，该报辗转在后方城市继续出版，在知识界、文化界和广大青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该报抵制国民党的反共活动，1941年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更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出版。但不久即被国民党查封。

抗战期间，1936年6月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1938年1月，一批文化、新闻界人士在中共支持下，在湖南长沙创办《抗战日报》。这些报纸以丰富多采的内容，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揭露国民党的各种弊政，因此深受后方群众和进步人士的欢迎。《救亡日报》、《生活日报》、《抗战日报》等，都为研究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民主报》

1941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机关刊物《光明报》，宣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纲和对时局的主张。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同盟改《光明报》为机关刊物，曾为月刊或半月刊。1946年2月，又在重庆创办《民主报》，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在抗战胜利后坚持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民主报》在“发刊词”中宣称，它是“一切民主信徒共同的工具，我们愿努力担负起代表民主信徒意见这个责任”。

由于《民主报》坚持揭露国民党特务破坏民主运动的罪行，大量报道民主运动的活动，因此遭到国民党的仇视、恫吓，1947年最终被国民党特务捣毁，被当局查封。《民主报》为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它的史料也是有价值的。

《热血日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义义革命运动中，也创办许多报纸，以便指导革命运动，动员群众起来斗争。但是，从1921年至1949年总计创办了多少报纸，目前很难作出准确统计，特别是在早期，报纸和刊物很难区分。据李永璞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自1919年至1949年，中共报纸与刊物大约有4500多种。

据目前所知，中国共产党中央最早创办的一份日报，当推《热血日报》。它于1925年6月在上海出版，由瞿秋白主编。该报在《发刊词》中说：“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热血日报》创刊于五卅运动的高潮之中，它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工人运动一边，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鼓舞了中国工农大众的反帝斗志。《热血日报》的鲜明政治态度遭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仇视，因而，它只存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便被迫停刊。但它却给中国革命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红旗日报》

《红色中华》

《新中华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7年1月，《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继续出版，先后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新中华报》主要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团结抗日的政策。对边区人民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热情也作了大量报道。

《解放日报》

1941年5月在延安创刊，1947年3月在子长县终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兼西北局的机关报。它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是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舆论工具。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军事斗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也刊登了不少文艺作品，体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毛泽东经常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无疑，《解放日报》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最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

《新华日报》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抗日战争开始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经过与国民党的多次交涉，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出版。《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一份机关报。这是一份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它不仅面临艰巨的抗日战争，也要与国民党展开复杂的斗争。《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说：“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更将尽其所能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宣传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报道新四军、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无情地抨击了国民党一切有害抗日和反共的行为。《新华日报》在动员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及抗战胜利后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方面作出了贡献。由于国民党的迫害，《新华日报》于1947年2月停刊。《新华日报》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一份重要史料。

第四节　期刊

期刊早在清末即已发展，至民国后则更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中国近代后期的杂志数目亦无精确统计，仅上海图书馆馆藏1949年前出版的各类杂志，即达8000多种。这是比较多的馆藏。

本节仅就中国现代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期刊作些介绍和评述。

北洋政府时期的期刊

1.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期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但是，革命很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得而复失，封建逆流沉渣泛起。中国的出路何在？人们开始新的探索。1915年后，一个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杂志。它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它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反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它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专制主义制度，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运动。陈独秀、鲁迅均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封建的著名文章。1918年以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和歌颂劳工运动，先后发表了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名著，标志《新青年》杂志向社会主义方向跨出一步。1920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新青年》杂志成为其机关刊物。1921年底出版九卷五号后一度停刊，1922年7月出版九卷六号后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出版，实际并未能按季出版，至1924年12月只出4期。后不定期出刊，又出版5号，于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杂志在五四前后影响和培养了一代知识青年。

五四时期又一个重要刊物为《每周评论》。它于1918年12月在北京创刊，至1919年8月被北京政府查封为止，共出版37期。《每周评论》先后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编辑。前期主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报道爱国运动的消息，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后期在胡适控制下，极力宣扬实验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每周评论》不失为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史料。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是青年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学生中的三大社团，即“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国故杂志社”，反映着不同的政治思想观点。《国民》月刊于1919年1月出版，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社会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当时，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学生不断进行示威游行，并组织了全国性的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该会以《国民》杂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团结广大爱国青年，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起到了推进作用。《国民》杂志社社员有200多名，思想观点复杂，但爱国是一致的。后来成员走向分化。

北京大学另一个著名刊物为《新潮》月刊。它是1919年1月由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的，由胡适的主要弟子傅斯年、罗家伦等主持，受到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的积极支持。《新潮》杂志高举“伦理革命”旗帜，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同时高举“文学革命”旗帜，反对封建旧文学，积极响应《新青年》杂志发动的白话文运动，成为五四时期著名的白话文刊物之一。五四以后，新潮社的社员纷纷出国，《新潮》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减弱。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显示的光辉仍不可磨灭。

五四时期一个著名的社团叫“少年中国学会”，它存在六年多，社员有110多人，分布于全国，由王光祈发起建立。成员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人；也有日后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曾琦、李璜等。学会于1919年7月在北京创办大型综合性刊物《少年中国》月刊。该刊宣称：“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到底什么样，提倡者们也很模糊。许多社员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见解。由于学会成员复杂，思想分歧，少年中国学会日益走向分裂，1925年遂停止活动。《少年中国》月刊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

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湘江评论》。在这个刊物上，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文章，热情歌颂世界潮流和俄国十月革命。在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工人、农民、各阶层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向统治阶级展开斗争。《湘江评论》只出版了4期加一个增刊即停刊，但它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周恩来、邓颖超等建立的“觉悟社”，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作为宗旨。1920年1月，他们在天津创办了《觉悟》杂志，宣称“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觉悟》杂志指导了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发展。可惜由于周恩来等被捕入狱，《觉悟》只出版一期即被迫停刊。

五四以后，戴季陶和沈玄庐在孙中山支持下，于1919年6月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周刊。该刊曾大量地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和苏联情况，刊登过国内外劳工运动的消息。但是如戴季陶本人所说，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劳工运动在中国发生。《星期评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因而该刊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一年后，《星期评论》停刊。

2.共产党早期刊物。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教育作用，早在1920年11月，就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该刊译载了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介绍过十月革命和欧美各国共产党的概况以及俄国的建党经验。《共产党》月刊还发表文章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展开论争。月刊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向导》周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它到1927年7月停刊，经历了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程。它着重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多次刊登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和政治主张，大量报道了工农运动的消息，对推动和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展革命形势作出了贡献。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又在广州创办另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该刊在“发刊词”中说：“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因此，“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前锋》月刊创办于中共三大之后，因此它着重宣传了中共三大以后的方针、政策，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情况。由于《前锋》至1924年2月停刊，因此不如《向导》影响大。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机关刊物为《先驱》半月刊。它于1922年1月在北京创刊。该刊在“发刊词”中说：“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该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介绍苏联、国际共运情况的文章。《先驱》多次出版专号，刊登青年团的有关文件和讨论团的建设问题。《先驱》在教育青年走向革命和推动青年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先驱》停刊两个月之后，1923年10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由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主编。该刊出版过许多专号，介绍俄国革命，帮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共关于青年运动的理论与方针。《中国青年》后曾迁广州、汉口出版，至1927年10月停刊。

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组织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上海、广州、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创刊《劳动界》（1920年8月）、《劳动者》（1920年10月）、《劳动音》（1920年11月）。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它们以通俗的语言，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广大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处境，明确本阶级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更有效地指导工人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次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又将北方地方党主办的《工人周刊》转为自己的机关刊物。这两个刊物的出版发行，都是处在中国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涨时期，它们以大量史实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不断报道各地工人罢工的消息，激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1924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又创办《中国工人》月刊。这是中共指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刊物，半年后又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该刊报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内外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状况。邓中夏、赵世炎、刘少奇等，都在该刊上发表文章，论证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和强大力量，从而批判了党内忽视工人阶级力量的倾向。上述刊物，是研究中国早期工运的重要史料。

3.反映其他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的刊物。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份发行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刊物，即《东方杂志》。它于1904年3月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48年它已出版44卷。之后，移台湾继续出版。《东方杂志》是一份大型的综合性刊物。它的内容，可以说无所不包，既有政治新闻，也有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方面的内容介绍，以及翻译小说或图画等。《东方杂志》早期倾向保守，以其主编杜亚泉为代表，在东西方文化派关于新旧思潮的论争中，支持旧派主张。《东方杂志》由于内容丰富，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因此它是一个丰富的史料宝库。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它受到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抵制或反抗。

北京大学三大学生社团之一的“国故杂志社”，于1919年3月创办《国故》月刊。该刊宣布它的宗旨是“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实际上是宣扬封建文化，反对新文化；崇尚古文，反对白话文，与《新青年》杂志抗衡，与《新潮》杂志论争。

1922年1月在南京东南大学由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人编辑出版了《学衡》杂志。它也以“讲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在整理国学和研究中西方古代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盲目崇古，主张恢复旧传统。在其刊行的十余年间，没有中断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发表许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研究系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于1919年9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后更名为《改造》半月刊）。这个刊物刊登了许多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被人们普遍关注的情况下，从另一个角度曲解社会主义，阻止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解放与改造》杂志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五四”以后，胡适日益背离新文化运动，他在失去对《新青年》的控制以后，1922年5月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以与《新青年》相对抗。胡适在他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流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胡适还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等文章，提出了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还开展过“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在各种新旧思想、东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在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孙中山埋头于革命和建国理论的研究，1919年8月在他的指导下，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由朱执信、胡汉民等主编。这个刊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在刊物上发表了《建国方略之一——发展实业计划》。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在《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个刊物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继续探求中国革命的出路。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在广州创办《政治周报》，由毛泽东担任主编。《政治周报》发表许多文章批判西山会议派及国民党右派否定国共合作的谬论，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中国国民党农民部先后于1926年1月和8月在广州出版《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两个刊物，刊载介绍各地农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各地农民运动的状况以及广东革命政府指导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等。

大革命时期，各种社会思想的冲突更加激烈，各种思想都有所表现。1925年7月，章士钊复刊《甲寅》杂志，反映了思想领域中复古思想的猖獗。它以读经复古，提倡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为宗旨，配合北洋政府谴责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在革命运动渐入高潮的形势下，1924年10月，曾琦、李璜等中国青年党人，在上海创办了《醒狮》杂志，鼓吹国家主义。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国共合作，扼杀正在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

胡适等人，1924年12月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周刊，鼓吹学生应埋头读书，脱离现实政治斗争，起着破坏革命运动的作用，因而受到共产党人的批评。

北京政府时期创办的刊物中，还有《国闻周报》和《生活周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国闻周报》于1924年8月由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属于政治类的杂志。它大量地记载了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并加以评论。它的专栏《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一周大事日记》、《一周简评》等，为史学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生活周刊》于1925年10月在上海创办，先后由黄炎培、邹韬奋主编。该刊以丰富的材料介绍了各省市，尤其是江浙地区劳苦大众的职业、生活、民俗、民情。这对于研究近现代社会史提供了许多生动而具体的材料。

4.北洋时期的政府公报。

政府公报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刊物，它由政府机关编印发行，基本上是定期的。政府机关通过政府公报，公布国家法令、方针、政策、宣言、声明、施政计划、规章制度、办事细则，以及人事任免、奖励惩罚等。北京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发行政府公报。这些材料也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它的史料价值亦不可忽视。

重要的政府公报有：《临时政府公报》。是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公报，1912年1月29日创刊，1912年4月5日停刊。它“以宣布法令发表中央及各地政事为主旨”。是今天研究中华民国创建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临时公报》。是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2月13日停办原《内阁官报》而发行的政府公报。内容有通告、命令、布告、咨札、批呈等。《政府公报》。在《临时公报》之后，1912年5月1日，北京政府正式出版《政府公报》，至1928年6月北京政府溃败时停刊。共计印行5663期。它刊载了大量文件，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有各种法律、法令、条例、规章、制度、奖惩、任免事项、各机构办事细则；有财政经济、工矿农商、交通航运、文教卫生、军事边防资料；有与各国签订的条约、来往照会；有地方经济、生活方面资料。是研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重要史料。《军政府公报》。1917年9月17日在广州创刊，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公报。它刊布军政府的各种法规、公牍、命令、布告、咨文、函电等，反映了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及西南政局。《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1年5月4日军政府撤销后，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以大元帅名义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1月30日开始出版《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内容有大元帅发布的命令、训令、人事任免事项以及一些法规等。

国民政府时期的期刊

1.中国共产党办的刊物。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均转入地下活动。这时候中共在国统区办的刊物也多是秘密出版。

1927年7月《向导》停刊后，10月中共又在上海创办《布尔什维克》杂志。这是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最主要的中央机关刊物，它以种种方式秘密发行。它大量报道了各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消息，刊登各地武装起义的情况，转载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许多指示，揭露国民党迫害人民的暴行。《布尔什维克》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发挥重要的舆论作用。1932年7月停刊。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又在上海创办另一个机关刊物《红旗》周刊。这个周刊内容丰富，有时事、国际政治、世界革命以及工青妇运等方面的消息，也有各省的通讯。该刊后与《上海报》合并，改出《红旗日报》，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

1931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再次创办机关刊物《红旗周报》。这个周报除刊登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政策、宣言外，还大量报道了根据地的发展面貌及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消息。这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下是异常艰难的。《红旗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份重要的党刊。

为了指导国统区的工人运动，1928年12月中共在上海复刊《中国工人》杂志，仍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继续发挥作用。为了指导国统区的青年运动，继《中国青年》停刊后，中国青年团1927年11月创办《无产青年》，1928年10月又改称《列宁青年》。这些刊物在国统区均秘密出版发行，对国统区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抵达陕北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为了指导根据地工作及抗日活动，新创办了一些刊物。

1937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周刊，这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政策，发表了中共许多指示、宣言、通电和领导人的文章，在指导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6月以后，中国共产党从飞速发展的抗日形势出发，决定停办《解放》周刊和小型的《新中华报》，集中力量办好大型报纸《解放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分散在华北各根据地的抗日前线，为了指导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1月在延安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它以刊登军事问题的文章为主。许多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的将领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它以大量事实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激发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斗志。该刊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是研究解放区战场和八路军抗战的重要史料。

中共在东南各省的游击队，在抗日战争初期受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抗日活动。为了指导军民的抗日斗争，1939年2月，新四军军部创办了《抗敌》半月刊，叶挺、项英、陈毅等都曾为该刊撰稿。这个刊物对华中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及反对国民党的摩擦活动，发挥了指导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动员工人、青年、妇女积极投入抗日运动，加强这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延安于1940年2月再次复刊《中国工人》月刊。毛泽东为复刊写了《发刊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39年4月在延安再次出版《中国青年》杂志；1939年6月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延安创办《中国妇女》月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经过谈判，国民党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一报（《新华日报》）一刊（《群众》杂志）。1937年12月，《群众》杂志在武汉正式发行，后迁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后转香港出版，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终刊。这个刊物在国统区发行时间甚久，在宣传中共抗战路线，团结各阶层抗日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诸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萃》杂志在上海出版。该刊发表许多文章，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揭露国民党制造的一些惨案和美军在华暴行。在国民党的高压下，《文萃》曾转入地下秘密出版，但是仍不断遭到国民党迫害，不久即被迫停刊。

全面内战爆发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出版周期甚长的刊物已经满足不了战争的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集中少量办好各根据地的报纸，新出版的杂志已经不多了。

2.其他各类重要期刊。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日益尖锐，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壁垒亦日益明显，如何改造与建设中国，亦产生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经济与社会性质问题产生意见分歧。1929年11月在上海创办的《新思潮》杂志，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的观点，受到严灵峰等人的反对。严灵峰等在《动力》杂志上著文，认为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两个杂志展开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刊，其中不少文章谈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它是研究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重要刊物。

三十年代，许多人关注于中国农村的研究，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道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1931年10月，以设在邹平县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名义，创办了《乡村建设》杂志，宣传他们的乡村建设理论，实际是行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1934年10月，在上海出版《中国农村》杂志，是一个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为主的刊物，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等均在该刊发表文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的不断入侵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国统区各界人士也创办许多刊物投入抗日宣传。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于1933年被国民政府查封后，即更名为《新生》周刊，由杜重远接办，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揭露日本侵华行为。该刊曾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受到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方面屈服，造成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新生事件”后，1935年11月邹韬奋在上海再办《大众生活》杂志。该刊大量刊登抗日救亡通讯和评论，支持学生运动，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1936年2月，《大众生活》被国民政府查封。《新月》是1928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一份文艺和政论刊物，由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罗隆基等先后编辑。该刊在文艺上主张“纯粹的文艺”，曾受到革命文学派的批判。胡适、罗隆基在该刊上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向国民党当局要求民主自由和争人权，因此有人权派之称。它也批评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份有代表性的刊物。1933年6月停刊。

1932年5月，胡适、蒋廷黻等在北京创办《独立评论》杂志。该刊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创刊的，在当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事评论杂志，一直发行到七·七事变爆发。该刊表现了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发表过一些要求自由民主、抵制独裁政治的文章。也发表了主张“新式独裁”的文章。该刊还发表了不少关于中西文化、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

1932年4月，以张君劢、张东荪为首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宣告成立。5月出版机关刊物《再生》，内容以政论为主。这个党主张民族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迁至汉口、重庆出版。1946年9月迁至上海出版。1949年4月停刊。该刊是研究国社党和中间性政党的重要资料。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各个派别都创办一些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属于汪精卫系的国民党改组派，其代表性刊物是1928年5月由陈公博创办的《革命评论》和1928年6月由顾孟余创办的《前进》杂志。

国民党政治实力派胡汉民，与蒋介石既有权力冲突也有政见的分歧。胡被蒋软禁再放回广东后，长期与蒋对立。1933年1月，胡在广州创办《三民主义月刊》，通过这个刊物发表他的政见及对时局的看法，并以抗日为号召进行反蒋宣传。

蒋介石也通过嫡系陈立夫等，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借口，来抵消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影响。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1934年10月，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创办《文化建设》月刊，大力鼓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为巩固国民党政权服务。

抗日战争时期，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于1940年4月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同时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这一思想政治派别，被称为“战国策派”。《战国策》是一个综合性刊物，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历史、文艺诸方面。他们所宣扬的暴力主义、英雄史观，实际上迎合了当时的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因而受到了中共《群众》等杂志的批评。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各民主党派陆续创办一些刊物，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1944年12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创办中央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等经常为该刊撰写文章。1946年停刊后又在香港改出《光明报》，继续宣传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9年9月终刊。

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平民》周刊；中国致公党于1947年在香港创办《公论》季刊；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于1947年9月在香港出版《自由》月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粤港澳总分会于1946年9月在香港创办《民潮》月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出版《新台湾丛书》。一些民主人士还办了《观察》、《时与文》这些甚具影响的刊物。九三学社由于没有自己的中央机关刊物，因此常在《观察》上发表重要文告。

张君劢为首领的中国国家社会党，早在1932年创办《再生》杂志，一直到1949年4月才停刊。

3.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公报。

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出版发行政府公报，其重要者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这是一份发行时间很长的政府公报，自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出版，至1948年5月19日终止。它刊登各级政府的组织法，国民政府颁布的法规、训令、布告、文电、公函及各种规章制度、人事任免事项等。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国民政府的机构演变、政治制度及政治统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总统府公报》。1948年3月至5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担任了“总统”。5月20日，开始出版《总统府公报》。内容有特载、专载及各项法令、各院会组织法等。

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时期，不仅出版了中央政府一级的公报，各院、委、部、局及地方省、市各级政府均出版了公报。通过这些公报，可以清楚地了解他们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政策和活动。

第五节　口述史料

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4月政协茶话会上，号召政协委员们：“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几十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自己写下来或者口述让别人记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自1960年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相继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及其办公机构，进行历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并号召过去从事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活动的知情者，提供资料和撰写回忆文章，予以出版。

这方面史料数量很多，内容丰富多采。这里仅就重要者，作一简单的介绍和评述。

综合性回忆录

这是一种内容涉及广泛，作者众多的历史回忆录。其中最具影响者有：《文史资料选辑》，这是我国当前最大的一套口述史料选辑。全国政协到各省、市政协甚至地、县政协机关，都在编印《文史资料选辑》。据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的不完全统计，自1960年至1990年底，全国就编印了2300多种，13000多辑（期），约收文30余万篇，总字数达2亿字。它的内容，包括自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有对历史的综合，也有对人物、事件、政团的回顾，内容十分丰富，是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史料集。但是也有些回忆录，写作不够严谨，甚至有夸张或隐瞒某些历史情节的地方，因此使用时必须加强考证辨异。《红旗飘飘》，这是一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历史回忆录，至1990年共计出版31集。它的内容涉及到革命历史的许多方面，有建党、建军、政治事件、文化思想、人物传记、烈士诗钞等。《革命回忆录》丛书，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分册出版，到1987年共出版21集。

专题性回忆录

这类回忆录主要集中在战争和重大历史事件方面，其中重要者有：《星火燎原》。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套战争回忆录，1957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委会编辑出版。共计出版10集。第1、2、3、4集，反映工农红军自1927年至1937年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反抗国民党军事围攻的历史；第5、6、7集，反映八路军、新四军自1937年至1945年奋起抵抗日军侵略及反对国民党军事摩擦的历史；第8、9、10集，反映解放战争的历史。

有一批关于红军长征的回忆录。如《红军长征》一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收集了解放军高级将领刘伯承、徐海东、萧华、杨得志、杨成武等的回忆录21篇。其中，刘伯承的回忆录，是研究红军长征纲领性的文章。

由全国政协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计有《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晋绥抗战》、《中原抗战》、《武汉会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及《远征印缅抗战》等12册。该丛书将全国政协及各地政协征集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战的文章，经过选择与核实后出版，因此有较大的准确性。

还有一套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回忆录，其中有《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英明的预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千里跃进逐鹿中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伟大的战略决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及一些重大战役的回忆录。

不少回忆录，是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如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一套《辛亥革命回忆录》，这是一套很有价值的口述史料。1979年集中出版了一批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录，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集《五四运动回忆录》，收集194篇“五四”亲历者回忆材料。其他的还有栖梧老人著《二七回忆录》、朱道南著《回忆广州起义》、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孔祥熙著《西安事变回忆录》、许克祥著《马日铲共回忆录》等。

地区性回忆录

这类回忆录主要回忆一个地区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较多地是回忆中共在一个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

各有关省出版了反映本省革命斗争的回忆录。如《河北革命斗争回忆录》、《山西革命斗争回忆录》、《安徽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革命斗争回忆录》、《四川革命斗争回忆录》、《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回忆》等。

更多的是反映一个地区或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如《皖西革命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王首道著《回忆湘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杨尚奎著《红色赣粤边》（作家出版社）以及《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等多种。

对历史人物的回忆

这一类回忆录，异常丰富，有专书，更多的是单篇。特别是“文革”以后，发表或出版了大量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陈毅、贺龙、彭德怀、罗荣桓等革命家实践活动的口述史料。如《回忆毛泽东》（人民文学出版社）、《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毛主席在陕北》（中国青年出版社）、《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的好总理》（人民出版社）、《怀念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回忆少奇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人民出版社），《忆董老》（湖北人民出版社），《横刀立马彭将军》（人民出版社），《回忆陈毅》（人民出版社），《回忆贺龙》（上海人民出版社），《怀念罗荣桓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等。

此外，也有一些回忆著名的革命家的著作。如《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回忆方志敏》（江西人民出版社）、《回忆孙中山与廖仲恺》（三联书店）以及《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等。

自传式回忆录

1949年以前，即有较多的这一类回忆录。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冯玉祥的《我的生活》、胡适的《四十自述》、《胡汉民自传》、《蔡元培自述》、《陈布雷回忆录》、邹鲁的《回顾录》等。

台湾也出版了较多的自传式回忆录，如《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刘汝明回忆录》、《蒋作宾回忆录》、《李品仙回忆录》、《吴铁城回忆录》、《秦德纯回忆录》、《施肇基回忆录》、《龚德柏回忆录》、《程天放早年回忆录》、《郝更生回忆录》等，反映了他们当年从事军事、外交、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文革”后，有一些回忆录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如《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顾维钧的回忆，提供许多关于中国外交的重要史料。李宗仁、张国焘的回忆，都有粉饰自己之处，但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张治中回忆录》，史料价值较大。

八十年代以来，自传式回忆录的写作和出版有很大发展，特别是解放军出版社有计划地推进这项工作。在《彭德怀自述》、《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等几部重要回忆录出版之后，解放军出版社又陆续推出一大批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如《粟裕战争回忆录》、《黄克诚回忆录》、《萧劲光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王平回忆录》、《叶飞回忆录》、《张宗逊回忆录》、《陈再道回忆录》、《吕正操回忆录》、《程子华回忆录》、《刘震回忆录》、《曾生回忆录》、《孔从周回忆录》、《王首道回忆录》、《何长工回忆录》等。这些回忆录从不同角度回忆了革命战争的历程与民主革命的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回顾了作者从1925年至1949年的战斗历程，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中共党史和革命史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资料。

访问记录式回忆录

这是有效地积累口述历史资料的积极方法。台北近代史研究所，自1959年以来即不断访问当代一些军事、政治、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人物达70余人，请其自述生平，并陆续刊印访问记录，列为口述历史丛书。1982年以来，已出版《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等30余部。该所还成立口述历史组，积极推进这一工作。

第六节　人物研究史料

历史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过程。任何历史事件，都离开不了人类的活动。弄清历史人物的活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其一生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给予恰当的评价，是历史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研究历史人物，必须掌握有关这一人物的大量史料，特别是真实的史料。其中包括实物史料、口碑史料（如调查访问、回忆录等）和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中，文集、日记、书信、自传、自述、家谱、族谱、年谱、墓志铭等，都是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

文集是人物研究的基本史料

学者、名人，常把其一生发表的文章、讲演、书信、电稿汇集一起，按时间顺序加以分类，编辑成书出版，称为文集或全集、选集、言论集。

文集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史料。从中可以了解一个人物的思想演变过程，也可以了解他的政治观点及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历史上，文人、政治家十分注重编辑文集。近代史上许多政治人物都有文集出版。“五四”以后，就出版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饮冰室文集》、《总理全集》、《胡汉民先生讲演集》、《蒋中正全集》、《汪精卫全集》、《邓演达先生遗著》等多种文集。它曾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及这些人物历史的重要依据。如研究胡适、陈独秀，无不参阅《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

1949年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历史人物的文集大量出版。中华书局还专门出版一套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人物的文集，已出版的有《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章太炎全集》、《蔡元培全集》、《张謇全集》、《朱执信集》、《陶成章集》、《宋教仁集》、《蔡锷集》、《双清文集》（廖仲恺、何香凝文集）、《居正文集》等。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集，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李大钊选集》、《李大钊文集》，《蔡和森文集》，《张太雷文集》，《邓中夏文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赵世炎选集》，《恽代英文集》，《张闻天选集》、《张闻天文集》，《任弼时选集》，《王稼祥选集》，《董必武选集》，《林伯渠文集》，《彭真文选》，《陆定一文选》，《李富春选集》，《李维汉选集》，《吴玉章文集》，《谢觉哉文集》，《徐特立文集》，《方志敏文集》，《何孟雄文集》，《叶剑英选集》，《李先念文选》，《邓颖超文集》，《薄一波文选》，《胡乔木文集》，及《宋庆龄选集》等。在《独秀文存》的基础上，又出版了《陈独秀著作选》，内容增加许多。

其他著名政治人物、文人的文集有：《冯玉祥选集》、《张学良文集》、《邵力子文集》、《谭平山文集》、《沈钧儒文集》、《张澜文集》、《柳亚子文集》、《卢作孚文集》、《晏阳初全集》、《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闻一多全集》、《韬奋文集》、《郑振铎文集》等。

还出版了许多专题性的文集，如《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彭德怀军事文选》，《聂荣臻军事文选》，《刘伯承军事文选》，《贺龙军事文选》，《粟裕军事文集》等。

台湾地区亦出版了许多政治人物的文集，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根据所藏档案，出版了《国父全集》校订本，是目前收录文献最多的一部孙中山全集。党史会还出版了一套《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共40卷，这也是目前最大规模的一套蒋介石全集。其他还出版了《胡汉民先生文集》、《胡汉民先生遗稿》、《林公子超遗集》、《吴稚晖先生全集》、《戴季陶先生文存》、《于右任先生文集》、《李烈钧先生文集》、《王宠惠先生文集》、《孙科文集》、《李石曾先生文集》、《胡适选集》、《蒋廷黻选集》、《罗家伦先生文存》、《傅斯年选集》等，都是研究这些人物的重要依据。

日记和书信

自古以来，文人多作日记，记录一日的起居生活、待人接物、思想言行、各种感想等，常常暴露别人难以知晓的内心活动及种种所为。因此，重要人物的日记是研究历史及作者思想、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记的记载也不都是真实的。特别是某些政治家，考虑到自己的日记日后可能会公布，故在日记中不完全暴露真实思想。还有的日记，是请下属人员或亲友代笔。因此，日记这类史料也需要利用其他可信的记载加以印证。

近代史上，政治家和著名文人的日记出版甚多。五四以后，多有文人日记出版，如《胡适留学日记》、《徐志摩日记》等。政治家的日记出版甚少。

1949年后，重视了日记的出版工作，但进展仍较缓慢。比较重要的有《鲁迅日记》、《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恽代英日记》、《王恩茂日记》、《陈赓日记》、《冯玉祥日记》、《陈伯钧日记》、《吴虞日记》、《宋教仁日记》等。蒋介石和陈布雷的日记，分别收藏在大陆和台湾的档案馆，人们期望出版，以供研究参考。前几年，台湾出版了《王世杰日记》和《徐永昌日记》，对研究政治、外交、军事，甚有价值。

政治家和其他著名人物的往来书信，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这些书信往往涉及到某些重大的政治活动或其他重要问题，其中记载着双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态度。故近代史上，十分重视著名人物书信的编辑出版，且有不少书信收入全集、文集之中。

辛亥以后，重要政治人物的书信，单独刊行者甚少。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等，与其他人士的来往函件，亦多编入他们的全集、文集或文存之中。近二十年来，较注意书信的编辑出版，但所见仍不多。重要者如《毛泽东书信选集》、《周恩来书信选集》、《陈独秀书信集》、《胡适来往书信选》、《鲁迅书信集》、《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等。

自传与年谱

自传也称自述，即由自己撰述一生或某一历史时期的经历和活动。这种材料，一般较翔实可靠，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史料。现代史上，有一些自传史料，但为数不多。如陈独秀的《实庵自传》、胡适的《四十自述》、李大钊的《狱中自述》、《胡汉民自传》、《蔡元培自述》、《蔡廷锴自传》等。也有一些口述自传，是由本人自述，别人记录整理而成。如《胡适口述自传》，是由胡适自述，唐德刚记录整理。

年谱是较为发达的人物传记体裁。它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谱主的生平事迹。它不仅记载谱主的生平，而且涉及谱主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内外大事。它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谱主一生，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史料。

年谱，出现于我国古代，民国建立后也有不少年谱出版。近二十年来，年谱出版更多。如《梁启超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黄兴年谱长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瞿秋白年谱新编》、《梁漱溟先生年谱》、《蒋介石年谱初稿》、《毛泽东年谱》、《朱德年谱》、《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任弼时年谱》、《董必武年谱》、《宋庆龄年谱》、《贺龙年谱》、《鲁迅年谱》、《郭沫若年谱》、《陈独秀年谱》、《钱玄同年谱》、《沈钧儒年谱》、《黄炎培年谱》、《陶行知年谱》、《郑振铎年谱》、《蔡元培年谱》、《王明年谱》等。

台湾也出版了一批年谱，如《国父年谱》、《吴佩孚年谱》、《于右任先生年谱》、《胡汉民先生年谱》、《谭祖安先生年谱》、《吴稚晖先生年谱》、《胡上将宗南年谱》、《陈副总统诚年谱》、《刘湘先生年谱》、《傅孟真先生年谱》、《朱绍良年谱》、《朱家骅年谱》、《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等。

除上述人物史料外，家谱、族谱、墓志铭等，也是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史料。1995年2月，团结出版社出版了卞孝萱等编著的《民国人物碑传集》，它是继《辛亥人物碑传集》之后出版的又一本有史料价值的碑传记。它共计选录260余件碑传，以碑、铭、表诔、行状、行述为主，内容包括传略、自述、墓志铭、行状、述略、别传等，可用作有关人物研究的参考。

第七节　方志和外文史料

以上各节分别介绍和评述了各类重要史料，它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础。但是，史料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基本史料外，方志史料和外文史料，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们对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史亦有重要价值。

我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编纂地方志，直到民国时期，也未间断修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加重视编史修志。八十年代，各省、市、县都建立了修志机构，新编地方志的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

地方志以地区为范围，收录该地区各方面的资料，它不仅包括该地区社会现象和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阐述历史发展沿革，也详细记载该地区的自然面貌、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等，它是一个地区大量人文现象、自然科学和经济资料的总汇。其中包含着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它是研究一个地区甚至涉及全国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史料来源。

我国各地图书馆收藏着大量方志资料。据统计，约有8343种，119687卷。各省、市、县修志机构新编的省、市、县地方志及各种专志，亦在陆续出版中。史学研究者应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些宝贵的史料。

近代以来，因战争和各种原因使我国大量的历史资料流落国外。在我国与各国的交往中，也形成许多涉及双边关系的新史料。因此，在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中，都或多或少的保存着中国的历史资料。不少史料在国外已经公布或出版。如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东洋文库等机构中，都保存着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史料。它们出版的《大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交文书》和《战史丛书》等，大量地涉及中国。日本一些军政要人所写的日记、回忆录，战后陆续出版，不少涉及战争年代的中日关系。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收藏许多有关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始文献和口述史料。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务院和英国政府，都陆续公布和出版了一批对外关系文书、外交政策文书，其中不少涉及英、美与远东各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学术事业突飞猛进，学术水平亦日益提高。我国史学研究必须十分重视使用国外的资料，将史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第二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学科发展概述

本卷叙述的是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习惯上称作“中国现代史”。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沿用这一称谓。

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建立

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建立的。其起步，是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相继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著）、《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廖盖隆著）、《现代中国革命史话》（叶蠖生著）等一批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著作，迈开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最初步伐。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又相继有《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何干之编著）、《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编著）、《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缪楚黄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王实等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讨论稿、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史讲义编写协作小组编著）等较有影响的革命史、党史著作出版。

随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编纂和研究中国现代通史的任务被提了出来。1954年9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院校在有关系科开设中国现代史。1956年9月，教育部又颁布了《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并于同年年底开始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教师着手编写中国现代史的教材。教育部的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展。在此后的十年中，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出版了由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起初还有王真）主编，各地十所高校派人参加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这是第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通史。（2）在高校中成立了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搜集、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史研究资料。全国政协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也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开始整理出版《文史资料选辑》。据粗略统计，1966年前，出版有关现代史的资料50余种，《文史资料选辑》55辑。（3）开始进行专题性的研究讨论。这突出地表现在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上。以1959年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为契机，相继出版了20余种专著，发表了50余篇论文。就五四运动的性质、领导权等问题，还引发了中国现代史领域里的第一场学术争论。不过，从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前，由于资料缺乏，总的来说，中国现代史研究水平不高，无论从研究的范围，还是从研究内容来看，都囿于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框架之内。

“文革”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成就

1.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突破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框架，形成自身的体系和结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近代史学界提出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学术争论。在争论中，不少人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1919至1949年部分”，它叙述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全国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中国现代史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决不是中国现代史的全部。这种共识，促进了对中国现代社会进行总体的综合研究。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版的现代通史著作已不下几十种。在不同版本的《中国现代史》中，尽管在中国现代史的起迄时间上，在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上，看法还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破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体系，开始勾划中国现代史自身的体系。如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不再从革命史的角度把中国现代历史划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是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把中国现代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相应的六章标题是：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末路；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苏维埃革命的开展；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抗日战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2.传统课题研究的加强与深化。

革命史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开展比较早的一个方面。近年来，革命史研究无论外延，还是内涵，又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外延上，革命史的范围拓宽了。以往的现代革命史，一般局限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革命斗争的叙述。现在许多学者已把视线伸向更广阔的领域，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王金铻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对资产阶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比较全面公允的分析。黄修荣的《国民革命史》，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联盟，细致而客观地分析了这四个阶级在1924—1927年革命中各自的作用。过去一直被视为“禁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已被突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汇编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出版了多部同名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等。

在内涵上，革命史的研究也深化了。围绕一些传统课题，出版了一批颇具力度的佳作。如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王宗华的《中国大革命史》、张侠的《南昌起义研究》、廖盖隆的《全国解放战争简史》等。尤其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研究，成绩最为卓著。如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各革命根据地，现在均有专著出版。

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代表了这个方面的新的水平。

3.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和发展。

最近十余年，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开辟到了民国史、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地方史、华侨史、人物研究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

中华民国史研究1981年9月，李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出版。此后，民国史专著相继推出。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反映了学术界对北洋军阀的研究成果。张宪文的《中华民国史纲》，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民国的简明通史著作。刘继增等著的《武汉国民政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发展与终结。

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研究，早在1949年以前就有一些成果。不过，作为一门专史，其发展还是近十年的事。以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为起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据初步统计，1985至1994年，10年共发表关于抗战的论文、回忆录约3000余篇。其间，出版了一批专著。如龚古今的《抗日战争史稿》、何理的《抗日战争史》、罗焕章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李振民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一八事变丛书》、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等。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现又一个高潮。各地出版的有关抗日战争的著作达200种左右。王桧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已出版专著30余种。刘大年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已出版20种。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陶文钊等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等。

政党史研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已突破只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局限，把视野延伸到其他党派。如对民主党派史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形成热点，一方面在高校开设了“民主党派史”课程，另方面不少学者开始编纂民主党派史。经10余年的努力，杭州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都写出了各自的《中国民主党派史》。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发展，研究国民党史的人也在增加，出版的著作有：刘健清等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彦奇等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纲》等多种。同时也有人开始把现代政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出版有邱钱牧主编的《中国政党史》、朱建华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朱汉国著的《中国政党制度史》等。

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1984年出版了由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这个专题的第一部专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此后，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高军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以及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材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均详细论述了“五四”后30年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和主要问题。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更突出。如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杨超主编的多卷本《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地方现代史、区域现代史研究随着各地研究人员队伍的壮大，地方史、区域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的《全国新书目》记载，1994年全国公开出版各类地方史方面的论著共252部。地方史研究一般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搜集各地的文史资料。这类成果，大多以内部刊印《文史资料》为主。二是编辑各种地方志。八十年代以来，各省、市、县都成立了方志编辑委员会，开始编写地方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有关方面统计，至1995年6月，全国出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县三级志书共2100余部。三是编辑各省、市的地方志。八十年代以来，还出版了一些地方现代通史，如王斌的《四川现代史》、陈传海的《河南现代史》、林增平的《湖南近现代史》等。区域史是地方史的扩大，这方面的成绩以东北地区最为突出。八十年代以来，出版了《现代东北史》、《东北大事记》、《东北地方史稿》、《东北近现代史纲》、《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等，还相继推出了《东北史丛书》、《中国东北丛书》、《东北文史丛书》、《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丛书》等大型书系。

现代人物研究八十年代以来，人物研究成为现代史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一是多人物、多卷本的传记著作相继出版。如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出版55卷，1500余万字，收入人物680余人，包括中共创建人，各个革命时期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著名革命烈士，长期同中共合作、为人民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民主党派和爱国华侨领袖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民国人物传》已出版7集，收入人物数百人，全书计划收入1000人，包括政界、军界、工商、金融、文教、科技等各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的《解放军将领传》，已出14卷，收入人物190余人。南昌陆军学院编撰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共7集，收入中共以外的民国高级将领或有主要影响的将领249人。此外还有《革命烈士传》等多种。二是人物系列丛书的出版。如《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已出版《彭德怀传》、《刘伯承传》、《贺龙传》、《陈毅传》、《罗荣桓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徐向前传》及《张闻天传》等多种。《中国大资本家传记系列丛书》已出版《张謇传》、《虞洽卿传》、《荣宗敬荣德生传》、《周作民传》、《周学熙传》、《范旭东传》六种。还有成系列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中国现代文学家传》、《中国现代思想家传》等。三是个人传记大量问世。在现代历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蔡和森、瞿秋白、苏兆征、邓中夏、张太雷、彭湃、王若飞、方志敏、刘志丹、向警予、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现代史上的知名人士和思想家、艺术家如宋庆龄、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悲鸿等；国民党方面的爱国将领如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等，以及社会上各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都已有传记或传记性著作问世，总数很难统计清楚。有的人物，甚至有数种传记。特别是为纪念毛泽东诞生100周年，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毛泽东热，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毛泽东的传记或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著作近300种。过去被视为禁区的反面人物或有争议人物的研究，现也为大家所关注。如汉奸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上层人物蒋介石、胡汉民、何应钦等；还有诸如林彪、康生、江青等，也都有传记出版。

现代外交史研究重点主要是中日关系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年）等，是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关于中英、中法、中苏、中德等外交关系史的研究也有论文近百篇。

此外，关于中国现代社会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军事史等领域的研究，也吸引了许多学者，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第二节　主要研究成果

以下分

通史类

专史类

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带有长编性的革命史专著。书中汇集、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包括档案、报刊记载、原著，以及有关回忆录。但它又不是历史资料的汇集，而是一部反映历史实际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史学著作，通过史料来具体说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过程及其结局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郝国兴、贾蔚昌、徐树绩、韩泰华、蒋绍春、孙敦、张相钧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下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上册28万字，把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分为创立、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五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本书的特点，不仅较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斗历程，以及较详细地论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的发展状况。《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郑德荣、朱阳主编，孙友葵、郭永钧、任永祥、宋春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全书上、下册，上册时限为1919年5月至1949年9月，共30万字。该书与其他党史著作相比有两大特色：（1）注意全面反映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斗历程。在介绍毛泽东的活动与著作的同时，增加了各个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活动。（2）为便于读者学习，本书每章后有“本章小结”。“本章小结”用简练的文字，论述党在该时期的历史地位，总结党在该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掌握该章内容，很有帮助。《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56万字。该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劳动的成果。内分五编，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历史。这五编分别为：第一编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19年5月—1923年6月）；第二编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第三编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第四编党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第五编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10月）。该书的特点，一是内容全面，材料丰富。该书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战斗历程，又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由数十人发展成拥有数千万成员的光辉历程。二是评价党史上的人物或事件比较客观，既高度颂扬了党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同时也不隐讳党曾有过的失误。该书的出版，代表了国内党史研究的新成就。《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48万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这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编写的一部党史读本。该书的特点，一是简明，适合广大干部、党员阅读；二是实事求是，如实地论述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历次错误。纵观全书，确如胡乔木所指出，“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中国国民党史》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编，64万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完整地叙述中国国民党历史的专著。其完整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从时间上说，本书起笔于1894年兴中会的出现，收笔于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叙述了国民党90余年发展、变化的历史。其中，不仅包含了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历史，而且较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迁退台湾后的情况。第二，从内容上说，除叙述国民党历史上的人物、重大事件、主要会议等，还注重把国民党发展变化的过程放到整个中国社会现实中加以考察，反映了中国政治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显现了国民党史的全貌。《中国政党史》邱钱牧主编，78万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该书涉及的范围，几乎包括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政党。书中对中国历史上各政党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变化情况，政治主张、纲领、政策与策略，夺取政权、参加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实践活动，各政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各政党在历史上不同的作用，均作了详细的论述。作者认为，自中国出现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起，至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政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与早期活动”阶段（1894—1912）；“中国政党的勃兴与分化组合”阶段（1912—1921）；“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与分裂，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阶段（1921—1949）。书中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中间政党的活动，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它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中华民国史纲》张宪文主编，共55万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该书为国内第一部全面叙述中华民国由兴而亡的著作。该书在政治方面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推行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政策，作了无情的揭露；在经济方面，以相当的笔墨论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阀内战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影响；在军事方面，全面叙述了民国时期名目繁多的各种军队和频繁发生的各种战争；在文化思想方面，不仅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而且还较详细地论述了国民党对文化事业的控制及其对进步文化的摧残等。该书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界有关中华民国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42万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该书为第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理论和主张；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第三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第四章，蒋介石集团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工农民主共和国的理论及其他各派的政治主张；第五章，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抗战主张；第六章，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阐述，中国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系统化；第七章，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在建国问题上的主张，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胜利。该书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67万字，华夏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该书与其他有关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论著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以纪事本末的编撰体例，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20余种最具影响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无政府主义、胡适实用主义、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思想、戴季陶主义、西山会议派的政治思想、中国法西斯主义、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思想、第三党政治思想、人权派政治思想、乡村建设派政治思想、中国托派政治思想、战国策派政治思想等等。此外还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全过程。其二，该书对现代政治思想的论述，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其产生、发展过程的叙述，而是突出“评要”特色。作者对各种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乏新的见解。《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张静如主编，张静如、鲁振祥、王章维、李起民、陈明显、郭德宏编著，青岛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全书一册，54万字。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的专著。作者根据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的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70年的思想发展历程，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三个发展阶段进行论述。书中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界定为“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包括“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尚未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左’的和右的错误指导思想”。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产生的源流，作者认为，一方面根源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

继《伪满洲国史》之后，1995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解学诗的《伪满洲国史新编》，反映了学术界研究伪满洲国史的新进展。《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王道平主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于1991年10月出版，共50万字，记述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7月间，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由分裂到团结、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国抗战的历程。中卷于1994年4月出版，共55万字，记述了自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至1940年底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历程。下卷于1994年12月出版，共52万字，记述了全国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取得胜利的历程。

这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著作。是书不仅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而且观点平实公允。如对中国抗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划分，作者认为，“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曲折的抗日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再如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地位的认定，作者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它不论在中国近代史还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为便于读者阅读，该书的每编均有“小结”，在每卷之后，附有重要战役示意图和中日战争大事记。

第三节　学术观点与问题讨论举要

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

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现代部分；中国现代史必须摆脱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框架的束缚，确立自身的学科体系。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如何来构筑中国现代史体系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分歧主要在两个方面：

1.中国现代史的体系应以什么为主要线索来构建的问题，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以中国革命史为主线。这种意见认为，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还表现于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正是这种革命斗争，才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二种，以中国现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转化和消失为主线。持此观点者指出，在现代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代表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它们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着全国性政权，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是革命的对象；而与此相对的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革命的动力。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支配作用。

第三种，根据结构论的方法来构建中国现代史的体系。这种意见认为，中国现代社会主要存在着五种政治势力，即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五种力量在政治上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方向，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方向、新民主主义方向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向；在经济领域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经济；在文化领域里表现为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上述不同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和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运动规律。

第四种，中国现代史应采取与中国古代史基本上一致的体系。持此观点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史以“一个运动”、“两个过程”、“四次战争”为基本体系。这种体系割裂了数千年中国历史体系的系统性，把占社会支配地位和统治地位的主要方面置于一个不重要的地位，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历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应是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的延续。

第五种，以“社会现代化”理论来重新架构中国现代史的基本体系。

2.中国现代史的起始时间和阶段划分。

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起始时间，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大多数学者认定中国现代史即是1919至1949年的中国史。但也有人（如荣孟源、李新等）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准应是社会形态，“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这110年的历史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叫做中国近代史”。他们主张中国现代史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

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再次展开讨论。主要观点仍是上述两点：一是主张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二是主张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此外，还有人提出了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现代史应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或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理由是：“1912年资产阶级建立起中华民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从政治上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始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民主政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划时代的事件之一；从中国现代化自身发展的过程看，1912年前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也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不过，在实际的教学与研究中，比较多的还是把中国现代史界定成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

关于1919—1949年30年历史的阶段划分，在八十年代前，基本上沿用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的分期。具体说，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19—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5—1949）。近年来出现多种划法：第一种仍沿用胡乔木的划法。第二种也划为四个阶段，起止时间是：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1927年8月至1931年9月；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第三种划为五个阶段，起止时间是：1919年至1923年；1924年至1927年；1927年至1937年；1937年至1945年；1945年至1949年。第四种划为六个阶段，起止时间是：1919年至1923年；1924年至1927年；1927年至1931年；1931年至1937年；1937年至1945年；1945年至1949年。

从目前学术界的情况看，如何具体而又完整地构建中国现代史的科学体系，仍是一个有待继续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两大部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已经清楚了，但在其中的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意见分歧。

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意见认为，1925年中共四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理由是，中共四大解决了以前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解决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一步解决了中共二大已提出的革命同盟军问题，基本上明确了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等问题。第二种意见认为毛泽东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理由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辩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应团结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第三种意见认为，自中共成立后，经过全党5年多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到1926年（春夏），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时，在党中央的文件和党的许多领导人的著作中，已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包括：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实行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色的国民革命；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不但要参加而且要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无产阶级要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同时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革命的结果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是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这些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第四种意见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于1927年春。理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政权理论的形成应以全党的共识为标志。192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慕馐汀罚敖贤暾乇硎隽诵旅裰髦饕逭ㄋ枷氲幕灸谌荩侵泄膊忱飞鲜状我灾醒刖鲆榈男问奖泶锪巳ǖ扯悦裰髡ㄎ侍獾恼感氯鲜叮曛咀胖泄膊橙妨17.诵旅裰髦饕逭ǖ恼铰阅勘辍薄M保钡*1927年春，才在全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

2.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内涵。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究竟包括哪些主要内容，目前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点：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和国内无产阶级已经觉醒的新时代，它与发生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同的。其二，革命的领导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而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其三，革命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以工农为主体，同时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其四，革命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其五，革命的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各民主阶级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前途。第三种意见认为，“关于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等问题的思想，就是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三个问题基本明确了，便可以认为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初步形成了”。第四种意见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应包括六个内容，除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时代、领导、动力、对象、目的和前途外，还应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3.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这是近年来人们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过去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近年来人们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应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解决的是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问题；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内容，有人概括为六个方面：其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准备；其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三，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国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其四，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其五，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结合体；其六，新民主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各种阶级矛盾可以获得调解。有人概括为五个方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八十年代以来，对其研究逐渐展开。

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论者大多赞同如下观点：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帮助了中共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方针，帮助了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确定三大政策，对创建黄埔军校、东征和北伐，也都作出了贡献。但此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有过失误，如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上的妥协退让，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当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历次“左”倾错误，都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密切关系。当然，即使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起过好的作用，如帮助中共实现向土地革命的转变，停止瞿秋白、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推行等。最后，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又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学术界意见还不尽一致。如在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关系问题上，就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他个人不应负主要责任。其理由是：第一，陈独秀在1922年前是重视工人阶级力量的，但在是年底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后，他开始低估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现右倾。这种变化是受共产国际影响的。第二，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都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首先实现了退让，陈独秀只是步其后尘。第二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正确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应由其本人负主要责任。第三种意见则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同共产国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谁负什么责任，应作具体分析，既不能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完全归之其本人，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共产国际。此外，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大革命，共产国际与中共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等问题上，学术界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研究得较深入的一个课题。早在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就五四运动的性质问题和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问题展开过讨论。近年来，学术界对该课题的讨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1.五四运动的领导权。

大致有如下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认为李大钊等人不仅为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而且直接参加运动的行列，指导运动。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无产阶级领导。理由：五四运动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动、指导和组织作用，是无产阶级领导运动的集中体现；工人阶级在运动中“起了决定作用”，“支配着运动的发展方向”。第三种意见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理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运动前的宣传鼓吹，“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素质，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运动爆发后，他们推动了工人、学生运动“向纵深发展”，并为运动的发展制定了策略、方法和目标。因此，“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第四种意见认为是国民党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国民党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的唯一革命政党，其成员在五四运动中，不仅从思想上、政治上，而且从组织上，对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取胜，均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当时曾起过领导作用的，还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研究系的部分重要成员”，然而，就各自在整体上对社会实际影响的大小而言，“国民党人的领导作用是最主要的。特别是上海的五四运动，可以说几乎完全是由国民党人领导的”。还有一种意见反对笼统地提领导权问题，认为“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组织领导核心”，“运动中的各党派各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领导、推动了其成员和群众投身反帝救亡斗争”。

2.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纵观目前史学界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大致可归纳如下几点：（1）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2）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4）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上述几点，学术界的分歧主要是第二点，即五四运动究竟是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关于这个问题，多数学者持肯定的态度。他们从各自的认识角度陈述了理由，有的强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赋予它“新民主主义的色彩”；有的强调无产阶级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它的领导；有的强调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和运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的则把“五四运动”扩展为“五四时期”来考察等等。近年又有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内涵上陈述了四点理由：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等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成和成熟”；其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其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其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的胚胎都孕育于五四时期”。也有的论者明确表示：“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开展得较早的一个课题。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批成果问世，如《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等。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又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1.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实。

在六十年代初，学术界已形成这样的观点：在中文记载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梁启超1902年10月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是李大钊于1918年下半年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的发表。近年来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并对有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指出，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和学说的，不是1902年梁启超的文章，而是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刊登的《社会演化》。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文字里最早提到马克思学说的，是1898年在上海由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该书为英人克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标志，大多数人认为应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因而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五四时期起，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指出：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是中国民主革命派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朱执信，时间是二十世纪初年。“北李南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作中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深刻性和准确性等方面要超过资产阶级思想家，但在时间上，他们要晚于孙中山、朱执信十几年。

2.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斗争中实现的。从五十年代起，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过程中，逐渐把当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概括成“三次论战”。六十年代初，学术界还专题讨论过三次论战的性质问题。当时一般都持这样的观点：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派之间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同情者）同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的斗争；关于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反动政治思想的斗争。近些年，人们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讨论的着力点主要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诸方面的观点的全面较量；是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斗争”。也有人认为，这次论战是“一场被误解的学术争鸣”，胡、李之间“纯粹是学术界内部就如何用西方先进文明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争辩，决不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纠纷”。“胡李之说异曲同工，实无本质区别”。还有人通过对这次论战具体过程的详细考察，指出胡适那篇挑起论战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运用实验主义诠释无政府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评论这次论战时，几乎都是采取肯定一方否定一方的态度。近几年，学术界有人提出了要客气、科学地评价这次论战的意见。持此观点者指出：“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我们在评论这次论战双方时，都必须历史地看待他们，在充分肯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意否定。”

中国共产党“一大”

中共“一大”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近年史学界对“一大”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有分歧。

1.关于会议时间。

史学界已排除7月1日开幕说，确认7月23日为“一大”开幕日，但在会议的时间安排和会议结束的时间上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7月23日为开幕日；24日、25日举行第一、二次会议；26日、27日休会起草文件；28日、29日每日上下午举行第三至第六次会议；30日举行最后第七次会议。第二种说法是：7月23日会议开幕；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25日、26日休会起草文件；27—30日举行第三至第六次会议；7月31日举行最后的第七次会议。第三种说法：7月30日以前的安排与第二种说法相同，但认为7月30日举行第六次会议后就休会，至8月5日才举行最后的第七次会议。

2.关于会议代表。

有两种说法：一说12人，另一说为13人。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如何看待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身份。前说否定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理由是：包惠僧由哪个地方选派无材料证明：一大会务经办者李达否认包惠僧是代表；史料证明，包惠僧是住在博文女校而巧遇开会的记者。后说承认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其理由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材料上记载的中共“一大”代表名单中有包惠僧；出席“一大”的其他代表中，有8名代表肯定包惠僧参加了“一大”，其中有6人认为他是正式代表。

3.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

历史上长期存在“南陈北李”的说法，这表明他们在中共创建过程中是起着主导作用的。他们为何均未出席中共“一大”？学术界习惯的说法是两人工作忙，抽不出身。现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认为主要是马林要召开中共“一大”，有包办倾向；陈独秀性格倔强，又有家长作风，故以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为由不出席“一大”，以抵制国际代表。“一大”前，陈独秀为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接到李汉俊受马林嘱托寄来的召开“一大”的通知，自然产生人格尊严被轻视之感而产生抵触情绪。

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认为不是因为他负责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也不是由于北京大学工作繁忙，而是由于自1921年3月14日至7月28日，北京八所大专院校教职工代表联席会议（简称教联）正在组织一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争取教职员工生存权利的总罢教斗争。此间，李大钊除担任“教联”新闻股办事，还一度担任“教联”的代理主席，几乎天天参加各种会议，而且还曾于6月3日被打伤。这是李大钊未参加“一大”的主要原因。

4.“一大”可否视为中共成立的标志。

近期有人提出不同意“一大”标志中共成立的观点，认为中共创建于1920年，即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应视为中共成立的标志。持此观点者指出，不能将党的代表大会与党的成立混为一谈。如果中共“一大”前尚未成立，就无法解释“一大”代表在“一大”前就具有中共党员身份。

中国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关于这次大会，学术界的讨论主要在三方面：

1.新、旧三民主义问题。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标志，把三民主义区分为新旧两个时代。认为在国民党一大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在此之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毛泽东这一论断，多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三民主义的一个指导意见，并为大多数人所采用。近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无什么新旧之分，也不能作新旧之分。“改组前的三民主义与改组后的三民主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仅仅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了系统的发挥和补充。”必须分清“主义”与“政策”的不同含义，不能因为某一时期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就把政策附加在主义之上，而说主义有了新旧之分。否则，就会出现“新马克思主义”或“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2.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问题。

一般的观点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组织，或称为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是资产阶级政党。理由是：改组后的国民党仍以孙中山手创的三民主义为纲领，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国民党也就改变不了它所固有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另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从性质上说，是资产阶级政党；从成员构成上说，是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3.关于“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有不少人发表文章论述孙中山确定“三大政策”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探讨了“三大政策”概念提出的具体过程，指出应把“三大政策”的制定和“三大政策”这个概念的形成区别开来。国民党“一大”虽有了制定“三大政策”这件“事”，但还没有形成“三大政策”这个“词”。通常所说的“三大政策”这个概念，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人嗣后根据国民党“一大”基本精神概括出来的。这个概括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较准确地反映了孙中山晚年思想的伟大转变。1926年夏，黄埔军校黄埔同学会机关刊物《黄埔潮》，便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字样的文章。同年11月4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使用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法。同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也用了“三大政策”的概念。

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

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曾提出武汉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府的观点。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指出：“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目前学术界关于武汉国民政府性质的讨论，分歧较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种意见主张分两个阶段来规定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武汉国民政府从成立到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前，是革命的政权。它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的、以国民党左派为主的、国共合作的、执行三大政策的政权。这个政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是参加当时民族民主革命各阶级的联合政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因素。但马日事变后，由于资产阶级的相继背叛，使得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变质解体，变成反动政权。

第二种意见不同意把武汉国民政府说成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持此观点者从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武汉国民政府人员的构成和阶级结构、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的政策等几个方面，论证武汉国民政府不是国民党左派政府，不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不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范畴，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既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完全意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而是具有两种性质政权的某些特征，是一种正在过渡的政权。它既可以向右转成为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又可向左转成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由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政权。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关于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作过分析。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年叛变了这个革命”；其二，“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其三，“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这成为中国现代史（包括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长期沿用的观点。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1.关于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观点近年来已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可。但在如何表述这一观点上仍存在着两点分歧：第一，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失败究竟负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一种意见认为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中共不可能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从实际情况看，正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的紧急阶段犯了一系列根本性错误，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另一种意见虽承认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但仍主张主要责任应由陈独秀承担。第二，共产国际对大革命错误指导的原因，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过低估计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力量，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用公式化和定型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各阶级关系，从而导致了在农民问题上、在对待国民党左右派问题上、在对待武装问题上等许多方面的右倾错误。另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可归结为战略失误。那种既改造国民党的性质又发展国民党的力量，既保持统一战线又开展工农运动的策略，是两对无法实现的矛盾政策。同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又颠倒了国共两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主从地位，把国民党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把中共置于从属地位。正是共产国际这种战略意义上的失策，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2.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内的错误路线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不争之事实。但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内的错误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在学术界却颇多争议。一种意见，仍坚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另一种意见，不主张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战略、策略上的一系列失误，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的不成熟所致。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犯有右倾错误，而且犯有“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因素之一。

3.关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这是近年来提出的新问题。有人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国共合作形式虽在一定时间里壮大了革命力量，但也同大革命的失败有关。理由是：第一，“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第二，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客观上限制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因而使共产党始终未能建立起独立领导和指挥的军队；第三，“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就内在地决定了这一合作的暂时性。许多人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有客观基础的，唯一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没有国共“党内合作”，就没有中国的大革命。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内合作”过程中战略和策略的失误，而不是“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本身。

南京国民政府

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是近年来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一个热门课题。这一课题范围很广，涉及到一切同南京国民政府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文化教育以及它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这里所述的是学术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几个问题的讨论情况。

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性质。

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近年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上层资本家及其政治代表获得了相当的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确实捞到了不少实惠。因此，“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南京政权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2.关于改订新约运动。

近年学术界经过讨论，对此问题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这一运动“恢复了中国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减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享有的特权，否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历史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这种“进步”和“积极意义”是有限度的，“与中国人民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3.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这也是近年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讨论要点有二：

其一，政策提出的时间。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政策是九一八以后提出的，根据是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长宣誓仪式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第二种意见认为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的政策。第三种意见认为，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以前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但并未形成一个基本的政策。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是1932年3月上海停战之时确定的。1932年3月14日，即上海停战的同一天，蒋介石给国民党宣传人员发出手令，内称“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结合蒋介石后来所说：“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个手令可以看作是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具体标志。

其二，政策转变的时间。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其转变的起点。理由是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建议，确立了‘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内政方针，并表示‘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就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的对外政策”。也有人认为，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应是国民党政府“攘外安内”政策重点转变的起点，国民党五大后其政策起了下列变化：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亲日派遭到冷落；对抗日言论的限制有所放松等等。种种迹象说明国民党政府“确已开始向团结、民主、抗日的方向转化了”。

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

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致使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而被迫开始长征。近年有人认为，如果仅仅局限于上述原因是不全面的，应该既看到它的历史偶然性，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红军长征的原因，一是由于军阀混战的渐趋平息、蒋介石政权的逐渐巩固，这就潜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趋势；二是由于当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尤其是中日矛盾的迅速上升，客观上也要求中共制定正确的策略，包括红军作必要的转移；三是由于中共自身的不成熟，决定红军的战略转移只能是被动的。所以，红军长征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关于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准备，即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是不是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长征是“仓促决定”的；二是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的，绝非‘仓促决定’、‘仓促转移’”。从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红军为了突围转移，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迅速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筹集粮款，准备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进行军事部署，选择突破口；进行组织安排等。

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曾形象而生动地作过高度评价。学术界基本上是在毛泽东观点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发。归纳起来，论点是：第一，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化险为夷，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关键；第二，红军长征锻炼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为以后革命形势的展开和夺取全国胜利作了政治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第三，红军长征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长征的胜利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第四，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象征；第五，红军长征的影响已突破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研究和整个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学术界除对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史实作了考证外，还着重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

1.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的评价是：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近年有人对此“成熟”说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理由是：遵义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它的功绩主要在于确立了代表正确军事路线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在非常情况下死里逃生。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标志应具有下列因素，第一，有一套完备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体制、组织机构和领导管理制度；第二，有相当完备的、发展着的党的理论体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第三，全党的政治素质从理论到实践上的成熟。从遵义会议的情况来看，它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些要素。

2.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对此学术界一直持肯定态度。近年有人认为，“这一说法不甚确切”。指出“确立”意味着稳固地建立和树立，而当时“恐怕还不能这样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军事指挥方面成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总负责。至成立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才开始执掌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有一个逐渐巩固的过程，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才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毛泽东同志进入党中央执掌重要权力，遵义会议只是开始，而不是确立”。还有人经过考证指出，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或称三人团），其成员顺序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毛泽东后来曾说过，“三人团”的团长是周恩来。论者认为，毛泽东在组织上成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大约是在1935年8月周恩来因病不能理事之时。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这是学术界研究得较早，也是研究得较深的一个问题。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酝酿的时间很长，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就已逐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比较多的人赞同第二种意见，主张应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作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出的标志。认为这个宣言与以前中共中央发表的团结抗日的文件相比，不再局限于下层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团体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包括国民党在内；过去讲联合，有三个条件，现在只有一个条件，即“停止进攻苏区”；宣言虽仍然将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但没有把推翻国民党政府看作是抗日的先决条件；宣言的主张不再停留在宣传阶段，而是真诚地要求付诸实施，提出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讨论抗日的实际工作。因此，可以说，这个宣言初步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2.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史学界的分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独立自主制定的，还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制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的方针影响作用不能低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制定的。如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思想对中共有直接影响作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起草了“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共产国际七大后，共产国际派张浩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会议精神等。当然，将抗日统一战线内涵具体化，并结合中国实际予以贯彻的是中共中央。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的。持此观点者指出，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研究党的策略路线问题，1935年10月便发出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提出了党的策略总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对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对象、领导权以至具体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规定。而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11月7日才到达瓦窑堡，张浩带回的国际指示及“八一宣言”主要点，如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十大纲领等，在中共的“指示信”中均无反映，由此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制定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要不要搞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起了主要作用；在如何搞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作用是主要的。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影响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学术界就西安事变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1.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自西安事变以来，对于其成因，世人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当时，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国内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其时，当权的蒋介石却坚持对内战争、对外退让的误国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而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具有伟大的感召力。因此，事变的发生，既是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属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也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2.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受“斯大林电报”的影响而决定的。学术界大多数人不赞同此种观点。现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的。有的学者考察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与“斯大林电报”的关系后指出，事变爆发后，中共确曾多次致电共产国际，但直至12月16日才收到斯大林起草的共产国际复电，而复电又因电码差错无法译出。在中共要求“检查重发”后，12月20日复电收到。此时中共中央已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基本方针，并正在付诸实施。

3.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

以往论者大多只强调中共的推动作用。现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单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不符合实际。有人从七个方面探讨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因素：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对事变和平解决也起了促进作用；各地方实力派的牵制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强大的国内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国际反应对事变和平解决有着间接作用。

4.关于张学良陪蒋回宁的评价。

以往史学界对此基本上是否定的。近年有人提出见解，认为张学良此举是一项爱国的壮举，应当予以基本肯定。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一人的失换来了全民族的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陪蒋回宁是西安事变最好的结局之一。

5.关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由杨虎城和张学良共同发动的，因而主张杨、张齐名。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杨虎城的部队数量和职务都不及张学良，但他与中共的联系比张早得多，本人还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年长于张，成熟老练，在发动和解决事变中，杨起了主导作用。有人把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集中归纳为五点：第一，杨首先提出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第二，西安事变是在陕西各界人民积极支持下发生的，这种群众基础的形成，是与杨虎城长期积极支持和保护当地的抗日爱国运动，一贯坚持进步与民主的立场不可分；第三，八项主张是张、杨义举的政治纲领，而其基本精神源于杨虎城在两广事变间与宋哲元等商定的六项主张；第四，整个西安事变期间，杨虎城始终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张学良和周恩来的意见，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宝贵的让步，维护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保证了三方的一致行动。第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奠定于释蒋前，而其最终完成却是释蒋后。张学良被扣后，杨虎城以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力撑危局，为最终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到底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对此，学术界近年来争鸣热烈，主要有下列几种不同观点：

1.中国共产党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采取三种形式，经过三条渠道实行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其一，对全国人民来说，尤其是对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来说，是实行政治领导；其二，对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是实行直接的具体领导；其三，对国民党顽固派来说，则是通过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使其不敢降日，而保持在抗日营垒里。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从而使之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表现在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上。具体地说，第一，中共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为中国抗战胜利指明了道路，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全部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三，中共发起、领导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

2.国民党领导。台湾学者和大陆个别学者持此观点。其理由是：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第二，中共领导的军队当时一系列作战方针、作战计划及作战命令等均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方能实施；第三，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也承认蒋介石为抗战的领导者，国民党属于领导地位。

3.国共两党各自独立实施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领导，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国民党的领导，他们都在组织上保持了对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领导。抗日战争是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进行的，但确实存在着两个领导中心，两个指挥系统。国共两党是独立领导着自己的力量，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

4.国共两党分阶段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如果对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与关系及其在整个八年抗战中的军事活动加以考察，便可发现如下事实：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态度是鲜明的，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但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了抗战领导者。因此，如讲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应该说，在抗战初期，是国民党领导；相持阶段到来以后，是共产党领导。

5.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第一，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有共同之处；第二，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个战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相持阶段起了主要作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防御阶段起了主要作用。也有人认为，抗日战争从政治上说是共产党领导；从组织上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

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人主张不要笼统地提谁领导，而应具体分析各方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由两个战场，即国民政府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所组成。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一直集中于敌后战场方面，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评价也欠客观。近10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一批专题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论著相继问世。

学术界对战略防御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即认为：这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都打得非常艰苦、激烈，台儿庄一战，取得重大胜利。正是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对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丧师失地的局面，其客观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国力相差悬殊；主观上则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以及战争准备不足等原因所造成。

对如何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看法不一，大致有四种：

一种意见认为，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所以它的军队虽然在某些战役中取得了一些小胜，但总的情况是节节溃退。“避战”、“逃战”是这时正面战场的特征。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分两阶段来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基本上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此时，国民党集团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反共高潮；但国民党军队同时又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并在正面战场抵抗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利害参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年，国民党集团的指导思想是依靠外援，坐等胜利。此时，虽在正面战场也有过某些局部战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败。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第三种意见认为，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军队仍在积极抗日。持此观点者指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大小战斗近500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军队伤亡人数达137万，占整个抗战时期的43%。可以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日与反共都是‘积极’的”。第四种意见不同意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地位日益下降、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观点。认为：“无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前，还是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存在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之分。”

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目和财产损失

关于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目和财产损失，历来说法不一。1947年国民党政府提供的中国军民伤亡数为1200多万人，财产损失（直接损失）为500多亿美元。后经研究考证，发现这一数字存在着很大的误差。1985年，大陆学者根据抗战胜利后40年间发现的资料，曾指出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数为2100多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共计1000多亿美元。

从1988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组织专家对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人数进行了专门研究。经过查证大量原始资料，深入各地进行调查，广泛搜集国内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运用科学方法计算，最后得出了在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军侵华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的结论。199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发表讲话，正式公布了这一数字：“在东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日战场作为东方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同期中国的财产损失，除直接损失和战争消耗1000亿美元外，间接损失更达5000亿美元。

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

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最受重视的课题之一，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和50周年之际，有不少论者都著文加以论述。意见基本一致，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主要看法如下：

1.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具体说：第一，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第二，经过8年抗战，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被削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被动摇，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发展，中国共产党达到完全成熟，因而抗日战争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奠定了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础；第三，抗战期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奋起一致抗战，形成了全民族的团结与统一，这不仅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保障，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引起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对中国的重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增多，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因而抗日战争又成为中国由封闭而走向世界的转折点。

2.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了伟大贡献。第一，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挫败和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北进”和“南进”的战略计划，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和美英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第二，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中国的抗日战场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消灭日军人数最多。日军在中国战场被歼150万人，占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70%。第三，中国还直接支援邻近国家抵抗日军侵略的战争，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谱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篇章。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事实和评价

关于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作为“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批判，并加罪于刘少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始为“和平民主新阶段”辨正。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不是刘少奇个人的创造，从1945年8月至1946年春，中共中央一系列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都使用了这一提法。毛泽东就曾多次用过这一提法或类似的提法。但在如何表述或评价“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上，意见还不尽一致。

有的论者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作为争取革命和平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口号。“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幻想。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存在着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由于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局面昙花一现，但这个口号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有的论者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里的一个策略口号，目的是为武装夺取政权服务。中共在提出这一口号时，一天也没有放松对战争的准备。这个口号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有助于争取胜利发展的革命口号。

有的论者则认为，“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对国内形势发展的一种估计，并且是中共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中共中央对政协会议结果的概述。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

1.关于中间路线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一种意见不同意把中间路线说成是民主党派的政治路线。认为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只有同共产党合作、逐步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不断进步的政治路线，根本没有什么中间路线问题。在民主党派中，确实有一些人鼓吹中间路线，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但只是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人，没有形成主导地位。另一种意义则认为，中间路线，就是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政治路线。持此意见者指出：“说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主张‘中间路线’，不符合实际；但仅仅把它归结为少数右翼分子的主张，也不尽妥当。”在民主革命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少民主党派确实向往、追求过中间路线。有人举民盟的一系列文件论证了这一点。认为民盟在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政治纲领、宣言、政纲，勾画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完整方案，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盟及以民盟为代表的相当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走中间道路的心愿。

2.关于中间路线的评价。

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对中间路线的评价应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考察。当反动力量占优势时，中间路线实际上是对反动势力保持“中间”，起到了牵制反动势力的进步作用；而当革命力量占优势时，中间路线实际上是对革命势力保持“中间”，客观上起到了牵制革命力量的作用。持此意见者进一步分析，即使中间路线在主导方面起积极作用时，也应看到，这条政治路线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总体方案，仍然是不合时宜的，其宣传也不利于尚未觉醒的群众走上革命道路；而在中间路线起消极作用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地把鼓吹中间路线的人们一律视为国民党的帮闲。另一种意见虽然也分析了中间路线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但主要强调其积极作用。认为中间路线的部分主张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要求。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完成前，中间路线否定国民党政权的一面是主要的。不能苛求民主人士在国共两党胜负未卜的形势下，就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盟等民主党派一度追求中间路线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种意见则认定中间路线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是“开倒车”的现象。持此观点者历数了中间路线的种种错误表现，如散布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分裂人民民主阵线，与中共争夺对中间阶层的领导权等，认为中间路线这种种表现在客观上起到了中国革命的绊脚石的作用。

关于“官僚资本”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作为通俗名称，原义并不明确，但已为群众所接受，并载于党的文献，因而主张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一政治概念，不是经济概念，使用这种术语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不无道理的，但用以研究经济问题就将导致概念上的含混。主张在经济研究上，使用“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这种概念。还有人明确表示不赞成使用“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理由是，虽然这个通俗名称已为群众所接受，并已被用于某些政治文献，然而，既已觉察到它的缺点，且已认识到它的实质就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正确使用科学的经济概念。

讨论中总的趋势是，除少数学者坚持“官僚资本”传统观点外，一般都主张以“国家资本”代替“官僚资本”这一概念。认为这样可使概念更为准确，不易把官僚私人投资与之混淆。

第三章　本卷编写旨趣

1919至1949年这一段历史，通常称作中国现代史。在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系中，它是中国近代史的下段。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纲要续编·题记》中说：“这个时期历史也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时期的革命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个时期的革命因有了共产党领导，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与前一时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别。”这个意见是史学界不少人所同意的。只是在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中，这段历史现在仍然称中国现代史，而与1840至1919年这段中国近代史相区别。

中国现代史（按习惯称法，下同）是一门新建立的历史学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史学中没有这一门学科，高等学校历史系也没有这一门课程。1949年以后，这门学科才得以建立，因此，在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不够的，并存在着若干空白，在学科体系上是不完备的，在史料的来源上是有空缺的（许多档案没有公布，公之于世的大量资料还未被利用）。这样，本卷的撰写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局限是很大的。

整个《中国通史》各卷的体例，按总主编白寿彝先生的指导思想，分为叙说（包括史料介绍、研究概况、编写要旨）、综述、典志和人物传记四个部分。这在中国现代史的撰写上是一种新的体例。这个体例的优点是在一定规模和字数的限定下，增加了历史知识的容量，也突显了典章制度的分量和历史人物的地位；同时也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在中国现代史这门学科发展史上，是先有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后有现代史的。因此，不论在研究者的视野上、思路上，还是在科学体系上，后者都受前者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对此作了很大努力，大大扩展了现代史的内容，建立了中国现代史体系。本书所写的内容是按着中国现代史的要求确定的。

政治方面写什么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一般中国现代史书上写的主要是政治斗争、各派政治势力的状况、政治趋势的演变、政权的更替等，而本书的综述也不可避免地着重写这些。那末典志上的政治写什么呢？过去史书典志部分大都有礼志、官制之类的专目。参照旧例，我们决定写政治制度，这样也可显出本书的某些特点。

传记中的许多人物写起来并不难，但要写好、写出特点来很难。

适当地改变某些旧说，对中国近代后期历史作较为准确的论述，这是本卷编写中努力去做的。

乙编综述

按照我们关于中国通史的分期，公元1919—1949年的中国史属于近代后期。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里，中国社会的性质和近代前期相比没有变化，但是由于新的政治力量的成长，中国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前景。

从国际地位上看，中华民国的建立没有改变中国的屈辱地位，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干预，使中国更深地卷入了列强们操纵与控制的世界体系，成为它们共有的半殖民地，部分地区还一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经济与政治结构看，中国近代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交通、通讯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开始兴起，但是军阀割据的封建统治依然存在，国家政权在频繁的更迭中没有得到民主化改造，封建军阀的统治和封建地主的剥削继续阻碍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仍然是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的重要变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化，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新的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它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使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更加光明的前景。

我们在综述中所要考察的，就是这30年里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以及每一个小的历史阶段和每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后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以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近代中国历史揭示出来的主要规律。

第一章　近代世界历史进程向中国

提出来的主要问题

在世界各地，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是英国、法国。随后是欧洲的其他地区和北美、日本。当宣告世界跨入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钟声敲响的时候，那里的许多国家，走到了世界历史的前列。而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远远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资本主义国家强盛起来以后，对外展开了侵略和扩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它（指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种所谓的“创造”，是通过侵略、剥夺、奴役其他民族或国家来完成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地区进行军事的征服、政治的奴役、经济的掠夺和文化的输出的结果。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②

用恐怖的方法、对外扩张的方法去改造世界，这就是侵略。资产阶级对外侵略的目的是征服和掠夺，但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不可避免地给落后地区和国家带来许多新的因素，使那里的社会、思想、政治、经济发生变化。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说，人类世界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或叫近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世界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开始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例如在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许多方面，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广泛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在当时，使世界走向资本主义化是进步的社会发展趋势，但诉诸武力的恐怖手段受到人们的普遍厌恶和排拒。资产阶级把他们用恐怖方法改造世界的活动推行到中国，表现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遭到破产。中国人以天朝大国自居，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局面无法继续维持了。封闭型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被打破，中国被迫地开始了痛苦的近代化过程。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更紧密地融合起来。

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国家。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的强国日本相比较，逐渐暴露出中国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客观地说，这些问题也就是世界历史或世界历史新时期向中国提出来的主要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紧和中国在抵抗外国侵略中的屡战屡败，这些问题日益被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从总体上说，这些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深刻、剧烈而又无可避免的社会变革。不管是福是祸，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就近代中国而言，现代化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三大问题，即三个方面的现代化：（1）政治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反对和消除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树立民主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实行民主的政治生活。同时，现代化的国家还必须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2）经济现代化：包括生产技术、生产方法、生产组织形式、经济制度、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的现代化。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变革生产关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3）思想和生活现代化：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的现代化。从整个社会来说，现代化要求创造一代新人，具有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的技能的人，从事新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活。

以上是现代化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实现了上述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新社会，这样的国家是一个新国家。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新国家、形成一个新社会而奋斗不息的历史，现代化始终是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的目标。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向中国提出来的，而不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自身产生的，这个事实对中国人影响巨大。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发展远远落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后面，还没有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距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门还很遥远。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侵略，打在中国人头上，压在中国人身上，渗透进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对中国封建皇朝的极大冲击。这种冲击使整个中国社会的运行轨道发生错位，中国社会在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被迫转轨；寻求新的生存形式。这种情况可称为历史的断裂，它是中国人感到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因而“创巨痛深”。

为什么说这是中国人感到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呢？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中国历史自古及今的发展过程，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自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曾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完成经历了千万年的时间。家庭形态的改变，私有财产的产生，政治权力的确立，国家的出现，都经历了长期的渐变过程，以至于我们甚至无从确定历史上是否曾有一个发生这种转变的关键时期，或者是否有一个过渡时期。虽然人类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是这个转变是不自觉的，是当时人类感受不到、认识不到的。和后世相比，这次转变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中国社会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是由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中国的史学界曾有人很强调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强调法家和儒家的斗争，并大量写入史书。这种历史描述有很多夸张不实的地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著作。至于中国何时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史学界有西周说、春秋战国之际说、秦汉说、魏晋说。从西周到西晋，时间跨度约1300年。各种说法都没有充足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出土了许多文物，但仍不能为解决社会历史分期问题提供足够的材料。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至今没有发现肯定奴隶制社会何时确实存在的充分根据。“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千耦其耘”等史料记载，甲骨文、金文中关于赐予奴隶的记录，多人殉葬墓的发现，都是零碎的，不能证明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的存在与否。关于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些问题我们不去讨论。举出以上问题，用意在于说明：今天的史学家对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变，尚看不清、说不明，可见这种转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如现在有些人所说的社会大震荡。历史材料的缺乏正是这种转变很不显著的有力证明。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变与前两次转变不同。它不仅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是人们感觉到的最大最深刻的变化。

先进的中国人不仅感觉到这种变化，而且认识到非变不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非常明确地说：“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交侵，以强兵相凌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康有为认为，中国非变革不行，“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深刻觉醒。“值四千年之变局”，是近代中国曾经面临的真实情况。在康有为之前，王韬、郭嵩焘、曾纪泽等已有见于此。毛泽东在1957年也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这个大变动从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还没有结束。

社会变革有多种形式。在阶级社会里，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变革，有的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有的受阶级斗争的支配、制约和严重影响。变革一旦实现，就会有人失去统治权、经济特权，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力量执掌统治权、经济权，因而这一过程充满了斗争。在近代中国，广大人民要求建立一个新国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要维持一个旧政权。双方展开的尖锐斗争，开始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进程，同时也开始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这样，近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内容。过去国内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斗争，现在除了这种斗争以外，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有国内各阶级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纷纭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一个总的社会发展趋势。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任务。这样一个观点，在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清楚明确的论述。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其实，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两个过程是统一的、一致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

但是，中国历史的这个发展方向在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变化。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中国影响极大，从此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中国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再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从此，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前面提到的三个方面的现代化的任务，是贯穿在整个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之中的，并且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从整体上说，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为中国在整体上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政治的经济的前提，从而使中国整体的现代化真正成为可能。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真正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从此开始。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民主派，他们的目的都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人民民主国家，也是为了实现中国历史上提出来的民主任务。不过这个民主是人民民主，同资产阶级的民主有着根本的区别。今天，人民民主国家早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是民主制度还不完善，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还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养成。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学会运用民主的方法组织社会生活、处理各种关系，仍是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鸦片战争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教训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他们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师夷之长技”，造武器、开矿藏、练新军、修铁路，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随后，民办的资本主义工业艰难起步。由于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中国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官僚买办资本的扩张又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收官僚资本，国民经济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前景。但是，由于指导方针错误，经济现代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的一项主要任务。

关于思想和生活的现代化问题：从开展洋务运动到变法维新，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大变革，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统治者自居天朝大国，对西方各国蔑称“西夷”；洋务运动中，一些较开明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始筹办工业，学习西方的器物制造；变法维新时，资产阶级改良派进一步提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公开打出“天赋人权”旗号，要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文化思想不断前进的过程。在此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发生了变化。

现代化并不等于单纯地学习西方，“全盘西化”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之上，吸收外国的长处，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也就是说，要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社会。这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所有中国人为之作出长时间的不懈的努力。

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就这样开始了，中国历史发展总趋势就这样确定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总任务就这样被客观地规定了下来。中国历史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章　新的政治分野的出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和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出现了新的政治集团的划分，形成了新的政治分野。这是我们观察近代后期中国历史发展必须注意的基本事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政治集团由两分变为三分，最后又由三分归为一统。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发端的。在此期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了戊戌变法，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了同盟会的革命运动和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是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同盟会的政纲和辛亥革命则要求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建立民国”。

孙中山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和美国总统林肯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多党政治、议会政治等等。所谓“民有、民治、民享”，即权力归民众所有，国家由民众治理，福利归民众享受。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模式。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流行的思想。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政治活动人物，是革命的鼓吹者和领导者。他们揭起的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要建立的国家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这个时期里中国政治的分野，政治集团和政治路线的划分，基本上是这样：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集团；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以及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买办，是反动的集团。这是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两大集团，在它们中间是否有中间集团，不那么明显。当然，任何时候政治上的骑墙派都是有的，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改良、革命之分，但没有形成过有力量的中间集团，在这个时期改良派也属于革命的集团。两大政治集团的矛盾与对立，是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政治的基本格局。

从五四运动起，这种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了巨大作用，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新的政党不仅代表着新的政治力量，而且提出了新的政治理论、新的政治路线，并且准备着左右中国革命。1922年7月中共召开“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明确、坚决、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所没有的。尽管中共也主张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但这个民主共和国要有无产阶级参加领导，与资产阶级所主张的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相比，性质显然不同。

共产党成立以后，积极领导了工人运动，领导了新式农民运动，领导了学生和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到1925年，中国出现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革命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组织起工人、农民、小资产者、学生等广大社会阶层，形成了一股浩大的政治力量。若干阶级和阶层团结起来，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形成一个最进步、最革命的政治集团。与此相对立的，侵华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买办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军阀、官僚等，是反革命的集团。他们仍然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际，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近代前期，他们组织了政党，领导过革命，但是由于自身的软弱性，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这个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无力独立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同时，无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表现了领导革命的能力。民族资产阶级从此由革命领导者的地位退了下来。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是中国革命领导者地位交替的一个关键。当然，这不是说中国政治从此全在中共领导之下了，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发挥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地位的丧失相一致的。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发动的，它因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归于失败。政权被袁世凯夺取后，民国空有其名。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宋教仁积极争取实现议会民主政治，孙中山对此是支持的。袁世凯的个人独裁和帝制活动，宣告了民主政治的失败。此后，孙中山又领导了护国斗争、护法斗争，但是从建立民主政治的意义来说，这些斗争都是失败的。孙中山自己多次讲，民国已不存在，要改造中国，要进行革命，建立一个新民国。如何进行革命？他从屡次失败的教训中看到，必须唤起民众，发动民众。1923年是孙中山一生奋斗中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一方面“联俄”、“容共”，壮大革命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寻求美国、日本援助，致力于“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经过多方探求，孙中山最后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段话在文法上是混乱不清的，因为“制度”无法“专有”，“主义”也无法“共有”。它的确切意思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国家政权应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所代替。这种思想意义重大，它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依据。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参加中国革命领导机构，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工作。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它刚刚发生的时候，对当事人来说往往是不自觉的。事后我们从历史发展上看，上述事实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政治家不能不援引共产党领导人参加领导核心，共同进行中国革命，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在此以前，中共领导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中共还是一个小党，不是一个有广泛影响的群众性的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使中共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进入中国政治的领导层，参与了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并由此成为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

在当时，整个中国的国民革命还不是中共领导的，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是主要的领导者，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内居于次要地位。但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各政派与中共相比，政治领导作用呈日渐下降的趋势，最后不得不归并到中共高举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下。

中共从成立到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论、政治主张，树起自己的旗帜，开展革命工作，再到成为中国革命实际上的领导者，或作为重要的决策参与者，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当中共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宣传上成为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进步团体的领导者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时候。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地位退下来的开始。但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上民族资本不能顺利地发展，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它还是一个受压制甚至受掠夺的阶级。因此，它仍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性。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就不会消失，而且它和无产阶级政党争夺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不会停止。

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阶级利益与工人阶级是不同的，根本的政治立场是矛盾冲突的。共产党所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也是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一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又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新民主主义的。两种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分歧和斗争贯穿在整个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同时，由于自身的软弱，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互相拉拢的一面。这样，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这种政治性格决定了它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集团和帝国主义势力、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地位，它是一个中间政治集团。

综上所述，从五四运动开始，主要是中共开始领导起革命运动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集团，这是当时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的政治分野。在这三个集团中，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是革命集团和反革命集团，在现实国家政治生活中中间集团影响力是不大的。但是它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却有很大的影响。

近代中国历史，在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转变的时候，中国政坛出现了新的政治分野，即由两大集团的划分到三大集团的划分。三个集团的存在是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政治格局。三个集团间统一、对立、斗争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和斗争的最终结局，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史的基本内容。

第三章　改造中国的各种政治主张的纷陈和人民的历史的选择

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中，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觉醒的中国人的共识是，中国非变不可，非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不可，否则就无法在世界上存在。改造中国的思想，从清末就开始出现了。

1894年兴中会成立，在兴中会的政纲中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主张，其中就包含着改造中国的思想。1898年戊戌变法发生，梁启超在变法中提出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实际上也是要改造中国。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明确地集中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政治口号。

五四运动前后，“改造中国”成为非常流行的政治口号。孙中山在上海时，有一次有人请他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梁启超、张东荪等办了一个刊物，初名《解放与改造》，后改称《改造》。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可见改造中国是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时，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焦点在于“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动革命还是按照实验主义办法进行改良。

改造中国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思潮。五四运动前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出现的种种主义、主张，都是这个普遍性政治思潮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对改造中国问题交出的一张张答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是社会变动加剧和深化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输入，使中国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潮汹涌而来，争奇斗艳，各种政治方案都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任人们比较取舍。这种思想上的解放是社会大变革的前奏。

在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经过斗争不断扩大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斗争中日益明确。这个过程是在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当然在人类社会里所谓自然形成不是盲目的，它包含着适应客观规律的人为努力。人们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要确定方向、目的，决定实现目的的方法、步骤。我们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的选择。中国未来的政治向何处发展，是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复斗争、相互比较，择其为当时所适用者而逐渐明确的。这就是人民的选择，或历史的抉择。而首先是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选择，接着是多数人的行动。

我们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中共成立前后国内思想界的三次论战，可以清楚地看到先进的中国人在论战中明确了什么，选择了什么，他们在当时的选择直接制约着中国政治的继续发展。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李大钊和胡适的主要分歧是：（1）要改造中国，问题多得很，是根本改造、根本解决，还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2）改造中国要不要主义作指导？是要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还是只要解决具体问题不问方向？李大钊主张，改造中国要从经济组织、经济构造上进行根本的改造，要以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陈独秀指出，主义问题也就是方向问题。他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故要研究主义来确定方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这次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要不要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是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和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是主要工具。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施存统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更明确地说：“我们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争论的问题是：（1）发展生产应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还是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梁启超主张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李达驳斥他说：“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属于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2）要不要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张东荪反对“劳农专政”。李达指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三次论战的结果，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明确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确定了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二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作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工具。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通过反复比较推求，先进的中国人作出的历史的选择。

以新民学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新民学会的成立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它的宗旨是做“新民”，即做新人。为此，它要求会员加强道德人格方面的修养。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在召开年会时，他们提出和讨论了“改造中国”的问题，明确了改造中国的立场。但在改造中国的方式上，却存在着分歧。是采取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还是实行根本解决？是从教育入手进行和平改造，还是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从事革命？是走克鲁泡特金式的互相合作道路，还是走马克思式的社会革命道路？从研究改造中国的具体问题出发，新民学会的许多成员从“呼声革命”转到“暴力革命”，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长远目标，选择阶级斗争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手段，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步的选择。

中国人民的第二步的选择，是确定要走新的民主革命的道路。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当时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直接实现的目标。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要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社会主义。因此，要解决一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这就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具体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当前社会实际出发，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原则上给予了指导，共产国际给予了具体的帮助，但是使之被广大中国人普遍接受，成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还必须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寻求解决。在斗争中，在各种主张、各种学说的竞争中，由人民去决定取舍。这是一个复杂的尖锐的思想斗争过程。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思想纷然杂陈，除了上述各种思想以外，还有许多针对现实政治的改革主张和方案。这种情况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方面。其中有的观点、主张早已提出，但在“五四”以后声势更大。当时这些具体政治主张和方案也是在如何救中国的前提下提出来的，都可以看作是救中国的主张，改造中国的方案。

这些主张主要有：（1）制定宪法，立宪救国；（2）省自治和联省自治；（3）废督裁兵，化兵为工；（4）实业救国；（5）科学救国；（6）教育救国等。此外，“好人政府”等主张就其政治思想说也是要求制定宪法、联省自治。这些主张在当时很盛行，大约到1924年以后才逐渐消沉下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方案是救中国的“唯一”方案、最好方案，因此鼓吹不遗余力；它们都从对中国乱源的分析出发，肯定自己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共“二大”上通过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也是作为救国主张的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它的指导思想是“不断革命论”，具体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四项：

1.乱源分析：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它们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2.救治办法：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作用，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3.实行途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共产党人要积极参加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4.奋斗目标：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革命在现阶段要达到的目标。

此后，中国共产党对这个纲领作了大量的宣传，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是革命运动很快地掀起了新的高潮。

第四章　革命斗争形式的演变和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现

革命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规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特别是现代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人常常这样思考问题、提出问题：明治维新成功了，日本走到世界的前列，成了强国。但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如果成功的话不是很好吗？可是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改变自己行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用和平方法改造中国政治制度，以失败告终或没有任何成果的事实，岂止一个戊戌变法？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从更深的程度上考虑问题。

经过17年革命斗争之后，毛泽东这样总结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个原则在外国情况如何，我们不去讨论，它在中国的确实性已被革命史证明了。下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期的一些情况。

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筹建时就确定了。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明和原则上的肯定。中共成立之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并没有把武装斗争放在突出的地位。中共用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在发动罢工斗争的同时还发动劳动立法运动。中共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次罢工运动高潮。同时中共领导了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开始进行农民运动工作。不久，发生了二七惨案，工人运动受到严重打击，高潮低落下去。二七的失败证明了两点：（1）工人孤立地进行斗争是不行的；（2）只进行政治罢工是不行的。

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这是一个包括工人、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的群众运动，是一次全国性反帝斗争高潮。这次运动规模极大，动员起来的群众非常之多，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但从它的直接目标来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在这里暴露了城市群众运动在完成革命任务上的局限性。

在进行城市和工矿区工人运动与城市群众运动的同时，中共也开始了革命武装方面的活动，它们是：（1）建立工人纠察队。（2）组织农民自卫军。（3）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4）搞城市武装起义。但当时这些活动都有自己的特定局限，都不是作为主要革命手段进行的。这从下面的情况可见：

1.关于工人纠察队。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罢工斗争中，就着手建立工人纠察队。在省港罢工运动中，组织了两千多人的纠察队。“纠察队的责任为维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

1926年12月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人武装自卫之决议案》，其中说：在革命运动中，各地的军阀余孽、工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动矿主等，或破坏工会组织，或阻挠工会发展，或捣毁工会，或密谋捕杀工人领袖，或勾结土匪组织暗杀队危害工会等等，迭出不穷，为了“巩固工会的组织，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目前武装工人的纠察队的组织，是刻不容缓的事业”。因此大会决定：全省总工会应从速组织各级武装纠察队；应设工人纠察队干部队，经常轮流训练各级工人纠察队之干部人才；各地工会应轮流派人来干部队，以受实际训练。《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组织大纲》规定，“为巩卫工会，保障工人利益，培植武装自卫之精神起见”，特组织“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1927年1月召开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作出了一个《对于纠察队决议案》，其中规定“工人纠察队为纠察工贼，及防制反革命分子之组织”。1927年4、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中说：“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发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这种认识比过去前进了一步。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工会组织、进行工人运动的时候，就同时建立工人武装，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这已经突现了武装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2.关于农民自卫军。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农会进行农民运动的同时，就组织农团或农民自卫军。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成立，当时散发的《农会利益》传单中有两项条文，其一“防止盗贼”条说：“农产物成熟之际，四处常有盗贼。既有农会，即可设法防止。”其二“抵抗战乱”条说：“中国政争战潮到处波及，农村鲜不被其祸者。我小民何辜，受此惨痛。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此后成立的广东农会，它的章程正式规定“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组织农民武装完全出自农会利益的需要。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个《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其中写道：“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

192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表了一个《告农民书》，其中提出的全国农民最低限度的要求之一是“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1926年7月12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又一次重申“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农运策略的说明”的通告，其中说：“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

中国共产党在搞农民运动、组织农会的时候，建立农民自卫军就是一项工作内容，这和搞工人运动的同时就建立工人纠察队一样，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3.关于革命军队。

国共合作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在黄埔军校中工作，同时也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随后又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革命军队中工作，有它具体的意义和限度，与以后的认识有所不同。

1926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关于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的文件中说：“中国C.P.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A.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B.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军事运动议决案》，文件首先指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而中国共产党是“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加强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

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给在西北军中工作的刘伯坚发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说：“党（按指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党代表职务）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从以上引证的文件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1）中共认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因此应该重视军事工作。（2）中共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帮助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事势力”，并“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3）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只是侧重政治宣传”，而不是去指挥军队，或干涉军事行政。这些说明了中共已经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并作出专门的决议，但当时的认识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4.关于城市武装起义。

1925年11月28、29日，趁郭松龄举兵反奉之机，北京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北京举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次斗争没有成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次城市武装起义的最早尝试。

1926年10月，孙传芳的军队在江西惨败。10月16日孙部夏超在杭州宣布浙江独立，归顺国民政府。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决定在上海组织暴动，帮助夏超。共产党当时也准备在孙传芳败退的时候，组织工人起义帮助北伐军占领上海。这次起义因为夏超被孙军击败而没发动起来。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到嘉兴，上海陷入混乱。19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罢工总人数超过36万人。2月21日罢工工人袭击军警，夺取武器，发展为武装起义。但因北伐军没有向上海开进，工人力量不够，24日总工会下令复工。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没有成功。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准备举行第三次起义。1927年3月20日北伐军已进抵上海近郊龙华。张作霖派驻上海的鲁军毕庶澄部刚刚到达，十分混乱。这是起义的好机会。3月21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参加罢工者有80万人。经过30个小时的战斗，起义群众占领了上海。

对这次胜利的武装起义，共产党极为重视，起义领导者之一赵世炎在事后不久写文章说：“自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绩，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的一段新的历史记录，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工人阶级的血战功绩，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动，确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事隔多年之后，中共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对这次起义作了这样的结论：这次起义“是一种武装起义与革命军进兵的结合，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辉煌的一页，但在革命斗争全局上说，毕竟是正规战争的一种配合。这是客观事实的表现，虽然当时共产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对上述情况，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以发现近代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在近代中国，驱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消除地方割据实现政治统一，被压迫者求得解放、取得政权，是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大步前进必须首先克服的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除了采取武装斗争方式以外，别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代表求解放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现实的条件之下，从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上述三大问题之一）的时候起，就不能不面对武装斗争问题。但因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对革命武装问题的认识当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证在先，因此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办法夺取政权，成为中共的中心工作目标。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是胜利了，但也反映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其一，这次起义从当时的全局上说，是正规战争的配合。其二，起义胜利了并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实际上工人阶级没有得到什么成果，临时市政府没有维持下去。这其中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中共领导人都把它归结为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例如李立三说：如果不犯“深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暴动的胜利一定可以支持更久的时间，甚至使中国革命转成另一样的局势，决不是不可能的”。张闻天也说：“可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但没有使胜利能够巩固与发展，而且反把暴动的果实奉送给了资产阶级，使胜利的暴动变成了失败。”暴动胜利后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主观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

还是由于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当然是后者。

用武装斗争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自列宁主义，但同时又具有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特点。在中共关于武装斗争、革命军队的认识深化过程中，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论文的要点如下：（1）当前中国革命的总形势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到了现在，已经有由深入扩大而深入，由渐进潜变而猛发突变的趋势。”“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2）由于革命形势已经到了推翻军阀制度的时候，革命斗争方式的探讨便成为重要问题。他说：“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它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准备革命战争“应当认为现时主要的革命职任”。（3）在中国，需要进行“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他说：“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帝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进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高潮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但是草创的民间武力，既然只能在内地得到局部的胜利，城市里又无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力——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中国民间的武装暴动，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援助和革命政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4）“革命军队是主体。”“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能够做革命战争的“主体”。（5）“中国现时的革命时机，正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方式都要善于运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主要职任。”“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高潮，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论述，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认识水平。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当时的共识，这主要是：没有认识到共产党需要自己直接掌握正式军队，创造正式军队。但是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正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一点。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发表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关于中国革命军队他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斯大林指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说的革命军队也是指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共产党人在这种军队中的工作是要加强政治工作，使它“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严重的形势迫使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军队问题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发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他指出：“现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它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下达了两项指示，关于革命军队问题，其一说：“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其二说：“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到了这时，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才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自己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这时距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已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在中共历史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如果不是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积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革命形势还会蓬蓬勃勃。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示，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正是在中国革命斗争规律显现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人达到的新认识水平的基础上，中国现代革命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后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把直接掌握军队并用它去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共产党人的思想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主张，用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武装暴动方式夺取政权。那时共产党内还有一种见解、一种议论，认为共产党人掌握军队就会成为军阀。是严峻的历史现实把中国共产党推上了组织正规军队去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由此引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

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失去了长期形成的人所公认的权威——皇权。袁世凯死后权力中枢解体了，从此中国陷入各派军阀官僚之间的政治纷争和战争之中。近代中国，战乱的频繁是一大特点。在这种状况之下，谁有兵谁就有权，谁兵多谁就权大。无情的现状使孙中山和中共不能不走上组建军队进行战争的道路。

中共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性质的人民革命战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付出无数的流血牺牲，中共用人民战争手段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乱不已的中国近代史。

第五章　国民党南京政权独裁统治的确立

第一节　政治上的独裁统治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混乱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好转的兆头。有进步倾向的从直系军阀中分裂出来的冯玉祥军事集团，推倒了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曹锟为总统的北京政府，而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北方局势，控制中央政权。冯在发动政变的时候就不能不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变发动后又不得不请下台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出山，同时还邀请革命领袖、在南方有一定实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组建新的中央政权，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但是由于奉系、皖系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中国政治好转的可能性被葬送了。

代替曹锟政府的是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并决定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这个政府只凭借政治军事力量掌权，而不需要形式上的法律依据。如果说曹锟上台的时候还演出了“贿选”一幕丑剧，那么段祺瑞上台就连这块遮羞布也不用了。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封大元帅。安国军政府发布命令，规定“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行使统治权”。至此，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宪法和国会消失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和张作霖成立军事独裁政权同时，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独裁政权。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以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南京政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的专制独裁地位，不是在它建立的开始就确立起来的，它的独裁地位的确立和相对牢固有一个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一面积极“清党”反共，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一面仍以民族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打着革命的旗帜，鼓吹三民主义为救国的唯一真理。

南京国民政府视共产党为“反革命”、“恶化分子”，同时宣称反对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分子”。当时它实行的“清党”包括这两个方面。它以此表示国民党当权派的行为是为了“护党救国”，是革命，而不是别的。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说：“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对于腐化之分子严加纠正，俾恶化分子甘为反革命者无所凭藉，而腐化分子流于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谬误之倾向得以遏止。”这里的“恶化分子”、“反革命派”指的是共产党人及其拥护者；“腐化分子”指的是国民党内的贪官、污吏、官僚、政客等。两者均为清除的对象。这在1928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规定的“清党”标准中有明确的说明。其中对“恶化”、“腐化”分子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违背党义党章党纪及党、政府之政策或法令，不顾本党的国民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有意或无意以个人为前提懈怠党的工作，如搀入本党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政客、官僚及一切投机、腐败、不忠实、不努力的分子，其行为将令本党渐起腐化者，为腐化分子；凡违背本党党义、党章、党纪及一切议案者，不顾本党的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自觉或半自觉以其私党之利益为前提，受外人之意旨或金钱供其使用，实施篡夺、欺诈、破坏种种卑劣手段，致酿成恐怖者，如搀入本党之共产分子及其勾结利用之一切恶劣分子，为恶化分子。”南京国民政府宣称“清党”是为了国民革命和民众利益，是为了“救国”，只有国民党才是革命和进步力量的代表。而共产党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政客等为“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的“恶化”与“腐化”分子，应在打倒、清除之列。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仍高举“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军阀”、“促进世界革命”等旗帜。并声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共产党的“阶级独裁”、“赤色恐怖”都不能救中国，只有国民党所坚持的三民主义才是唯一的救国真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说：“唯三民主义为适合中国之革命主义，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革命趋于民众化，亦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民众归于革命化。大任当前，义无反顾，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以促进世界革命。”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现在中国民族只有三条路走：一条是还到军阀治下，任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无办法无目的，为争个人权力而连年战争；一条是跟着共产党走，受国外特殊团体的指挥，以实行赤色恐怖的专政，不按环境的情形，将中国全部破坏，人民痛苦不堪，以后还是没有出路；一条就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骤的政治，由中国民族依自己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谋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愿中国亡于军阀，亡于帝国主义，亡于共产党恐怖之下，现在正应该一致努力的参加和拥护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解放中华民族，由国民革命去达到世界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当权者自我标榜为“领导被压迫民众革命之先锋”，鼓吹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世界革命的唯一真理，号召民众和国民党一道，致力于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第二节　对外政策

关于对外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仍打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仍然把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作出了一些维护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的表示。但不久它便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在一起，完全放弃反帝的革命任务。

1927年5月10日，外交部长伍朝枢宣布国民政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缔结平等新约。1928年2、6月国民政府重申了上述原则，7月7日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这是南京政府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一次尝试。这种努力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有益的。

国民政府初期对于英、日帝国主义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1927年5月17日国民政府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就英国士兵强奸华妇一案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惩治凶手。对于日本不断增兵山东的侵略行径，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6月1日、1928年4月21日两次提出强烈抗议。济南惨案发生后，5月13日南京政府派员赴英、法、美等国报告惨案真相，揭露日本的侵略行为，希望得到英、法、美等国的声援与帮助。同月，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企图干涉中国东三省内政的谍书。

国民政府对英、日的强硬态度顺应了中国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革命形势。1927年6月3日上海各妇女团体召集会议，组织了由21个团体参加的反对英兵强奸华妇案后援会，掀起抗暴斗争。后援会通电全国，提出撤退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海陆军队，收回外人在华掠夺之租借地等要求。针对日本增兵山东的侵略行为，上海、南京等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南京政府的这些举措表明，这一政权成立之初，当权者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而是顺应人民高涨的反帝情绪，做了一些维护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情。这说明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谅解与妥协有一个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它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接受了列强无理的要求，而且开始阻挠并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公开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与真诚支援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南京政权逐步确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与它向西方列强妥协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过程是同步的。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虽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向西方列强的妥协。这是它赢得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1927年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这是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最初表示。意谓北伐战争以铲除军阀为目的，并非与列强为敌，并公开表示保护列强在华的利益。6月21日南京外交委员会的通告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作了新的解释，其中说：“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之标语非系为引起对外人之憎恶与敌忾，望一般国民一扫对外人之误会，以除对外人之敌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7月5日，南京政府训令“反日出兵运动应有相当程度”；同月17日南京政府命令制止上海的对外群众运动。这是对帝国主义进一步妥协的表现。对宁案、济案的处理则是南京政府对列强更加露骨的妥协。

1928年3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与美国政府代表在上海签订解决宁案的《中美协定》，协定将美军炮轰南京，阻碍国民革命的暴行说成是共产党人煽动而致，国民政府向美方“深表歉意”，答应惩办肇事者，并向美方赔偿损失。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蒋介石一面派员与日方交涉，同时命令所部退出济南，绕道北伐。同月5日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决定对日本采取“容忍态度”。同月7日，蒋介石接受日军提出的惩办肇事者的条件，免去贺耀祖所兼各职。由于南京政府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妥协，它赢得了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

南京政府对于苏联的敌视态度与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7年7月16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发，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同月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

1927年底，南京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公开放弃孙中山联俄反帝的革命政策。12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对于时局的谈话称，“各地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联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12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对苏绝交令。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苏驻沪总领事馆面交断绝邦交通牒。随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开始驱逐苏领事，封闭苏营商业机关。从此，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反共，而且反俄，正式放弃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这样，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由联俄反帝逐步变为联帝反俄。

第三节　农工政策

由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的所谓农工政策有一个由安抚到严密控制和镇压的过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发布“清党”令说：“此系阻止少数分子发生叛乱行为而已，并非变更国民党任何政策。所有一切农工主要团体及各级党部，皆照常进行，毫无更张。务望各方面皆应安堵如常。”这里没有取消农工政策、农工运动、农工团体。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时申明坚持农工政策、保护农工利益。定都南京宣言中说：“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发展”为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一。吴稚晖在4月18日定都南京庆祝会的讲演中也强调了孙中山农工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总理的农工政策是说农工能革命，中国即可达到完全成功之目的，所以认农工为革命中心。”

7月31日南京国民党中执会发表《拥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运动宣言》。《宣言》说：“自今日始，本党同志均应尽力之所能及，以从事本党农民运动之工作。”“如有妨害农民运动，摧残农民利益，为农民之仇敌者，即为本党之仇敌。”南京国民政府还实行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1927年7月15日南京政府统辖的浙江省开始实行二五减租。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没有下令取消工人运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群众在五一劳动节、五卅惨案、沙基惨案（6月22日）两周年纪念日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随着国民政府逐步走向独裁，工农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工农运动遭到禁止和镇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很快被抛弃了。

1927年7月8日蒋介石在上海总商会上说：“绝对不许有阶级斗争，数十万及数百万之家今皆应保护。”蒋公开表示保护富有之家的利益，反对阶级斗争。1928年2月3日国民党湘鄂政委会议决废止1926年10月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的二五减租政策。这是损害农工既得利益的重要表现。

1928年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废止过去关于民众运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的组织机构。1月18日蒋介石发表为二届四中全会准备的提案。其中“整理党务案”提议，“改正中央及各级党部之组织，所有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部，易釀纷争者，一律裁撤，于组织宣传两部之外另设训练部及民众运动委员会”。关于民众运动提议“纠正过去之民众运动之错误，重新由中央制定民众运动之理论与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坏运动”。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陈果夫等提议的“中央党部改组案”，废除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五部。2月7日通过的二届四中全会宣言贯穿了取缔学生运动、青年运动、民众运动的精神。南京政府公开放弃了保护农工利益，促进民众运动的主张，放弃了孙中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第四节　与各派反共势力的妥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对中共采取镇压、屠杀政策，一面加强了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

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通缉”共产党首要分子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5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发动清党运动。同月22日，国民党中执委会颁布《清党条例》。1928年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3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于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力量进行残酷镇压。

同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与西山会议派和解，并恢复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1927年5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军官学生代表时说：“我们现在不管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研究系、政学系、交通系、什么系，我们还要审查他里面分子。从前孔子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对于这种分子，我们不能因他党派关系而不设法吸取进来。”这是公开表示拉拢所有各种派系。

6、7月间，国民党中央否定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6月1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标语时说：“国民党本无左右派，从前共产党引迎合之者为左派，反对之者为右派。吾人既已久觉悟共产党之阴谋，故凡涉于左右派一类标语，皆不合用。”又说：“西山会议无所谓派，无可打倒；且列席西山会议之党员，多为纯正之同志，但为共产党人所忌，遂中伤之，以达于其破坏本党同志之目的。”所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应取消。同时，将“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反动派”改为“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共产党”。

1927年6月底，上海军政机关以欢迎忠实同志为名，为张继、邹鲁、居正等西山会议派成员召开欢迎大会。西山会议派从此公开活动。7月初，叶楚伧代表南京政府到上海与张继等接洽。不久，张继、林森被任命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1928年2月6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宁汉两方决议审查案》，其中规定：“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至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早期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已聚集于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反动阵营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与先期反共势力的合流扩大了反革命阵营。

第五节　国民党—党专政理论的确立和政治体制的初步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当权者们虽然在反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同时国民党内仍有不同政治观点并存的情况，例如，分权论者与集权论者曾出现过尖锐的对立。分权论者的主张尤以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制为代表。但随着“二期北伐”的完成，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倾向日趋明显，“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理论逐步确立下来。至1928年10月《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颁布，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形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宣传所谓“全民革命”，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国民党当权者的共识和合作的基础。李石曾、胡汉民等人均发表过类似的主张。1927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在《现今革命之意义》一文中将“君主革命”、“民权革命”、“阶级革命”、“民生革命”作为社会自然发展的四个层次，并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属于第三层次的“阶级革命”，蒋介石等在上海发动的“护党运动”为第四层次的“民生革命”。他断言上海的“民生革命”为高于“阶级革命”的“全民革命”，必将“继武汉而更替之”。提出以“全民革命”反对“阶级革命”。

胡汉民在《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阶级革命的口号只是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际上无产阶级联合又只是工人的联合，而我们中国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阶级分子联合起来’，而各阶级联合且具有整个社会联合在革命线上的趋向。明白了这个要义，我们可以站在三民主义的民众运动的立场，把阶级斗争的民众运动作一个较深刻的批评，”胡汉民认为阶级斗争或“阶级革命”的理论与方法不适合于中国，应以各阶级联合起来的全民的革命代替阶级之间的革命，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国家。

除李石曾、胡汉民外，蒋介石、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南京政府初期的要人都发表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言论。1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李宗仁、陈果夫五委员提出的反共议案，其中说：“所有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虽然在反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国民党未完成“二次北伐”前，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理论。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主张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大学区制主张明显带有分权的倾向。

1927年底，李石曾提出以蒲鲁东“分治合作”反对马克思、列宁“专制独裁”的主张，并认为中国应实行“分治合作”。这一观点虽然遭到南京政府中很多人的反对，但吴稚晖、蔡元培等对此均表赞同。由于这一主张客观上适应了当时军阀割据的需要，也得到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因此“分治合作”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具有一定的市场。由于李石曾是以地方政治分会作为“分治合作”的理想形式，所以对“分治合作”主张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当权者对于地方政治分会存废的态度。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围绕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当权者展开了一场关于集权与分权的激烈论争。

李石曾主张的“分治合作”与孙中山所主张的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以及南京政府多数当权者主张的中央集权有着明显的不同。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内并没有统一的指导理论。1928年8月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案”，对当时当权者思想的混乱情况作了明确的说明。其中说：“自总理逝世迄至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由同志各个对主义的认识，及革命实际变动的观察，致革命理论，纷歧万端，致理论中心不能确立。”②

随着“二次北伐”的完成，国民党加强了对思想理论的控制，开始致力于“政治的统一”。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地方政治分会于1928年底取销，虽延至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之时才取销，但说明李石曾的分权思想与集权主义者作了一番较量后被否定了。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之后，加强了政治的独裁。

与此同时，蔡元培大学院制、大学区制实践的失败，也说明了国民党在完成北伐后，加强了“政治的统一”的步伐。

大学院是法国的一种教育管理机构，1927年6月，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了蔡元培等人效仿法国实行大学院的提案。7月，国民政府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关，主管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1927年10月，蔡就任大学院院长。同时，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他还仿效法国在浙江、江苏等省实行大学区制。按照法国的大学教育行政制度，各大学区都有一所大学，大学校长为该大学区教育行政首长，总理学区内一切教育事业。实行大学区制后，国立大学为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区教育厅被废除。实行大学院制与大学区制后，教育有很大的独立性，具有自治的意味。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稳固，南京政府加强了集权统治，这种具有分权性质的教育改革很快破产。早在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就有人提议设立教育部；8月，二届五中全会又有人提出设立教育部废止大学院案。五中全会决定，依据《建国大纲》，国民政府逐步实行五院制，行政院下设教育等八部，最终取消大学院制。

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是在“二次北伐”后确定的。国民党占领京、津之际，尚在海外的胡汉民、孙科致电国民政府，提出国民党今后应“以党训政”、实行“五权制度”等建议。

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二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发表《今后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一文，提出他的“四化论”，即“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非常明显地主张“以党治国”、以军治国的军事独裁。8月9日，蒋又发表《对时局意见书》，提出“既曰以党治国，则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对于今日之言论“宜就其利害定一准则，有动摇主义，蛊惑人心，反背本党之主张者，皆在绝对禁止之例（列）”。

1928年8月11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分别通过了“励行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及训政时期实施五院制的议案。

9月15日，胡汉民对于五院制发表一个说明书，提出“褓母论”。他说：“党为民众夺政权，以政权褓母自任，以付诸国民为归宿。”为达此目的，须“经由五权制度之三民主义”。

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这样就确立了国民党“以党训政”、一党独裁的理论和政权组织。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在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革命大潮过去之后不久，国民党还打着革命旗帜，以打倒军阀为号召，继续进行“北伐”。在所谓“北伐告成”之后，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大为扩展，稳定程度也有所加强，它的反动性随之大增。国民党在对内残酷镇压中共与进步势力的同时，对外快步实现了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它放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立了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

第六章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对中国出路问题的反思与探索

第一节　中共对中国出路问题反思的历史背景

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发展异常迅速，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短短半年，便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主力，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中国的国民革命达到高潮。短期内革命取得了巨大成果，使中国人民欢欣鼓舞。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际，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骤然失败。革命形势逆转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痛未定而思痛。中国政局为什么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动？革命人民的行动对不对？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些问题严肃地摆在中国人面前。一切革命的、要求进步的、主张民主的、要求改革的人们，都在反思、总结、探索。不同的阶级、阶层、政派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探寻着。

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各级党组织被打散，工农运动遭受镇压，革命由轰轰烈烈转为冷落低沉。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共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此时，中共的反思、探索是在下列条件下进行的：（1）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已在工人、农民、军队中作了大量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2）大革命时期党的许多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如革命性质、动力、对象、领导权、同盟军等都作过一定的理论探讨，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3）大革命的失败，使更多的共产党人认识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体会到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4）大革命失败前夕，农民土地问题已引起许多共产党人的重视，两湖地区的农村革命已经蓬勃开展，为中共进一步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工作基础和经验。（5）大革命后期，革命的武装问题已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大革命惨败的严峻现实，促发了他们对武装斗争的重视，易于中共将工作重心和斗争方式转向武装斗争。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共要探寻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又是十分困难的。这除了形势复杂、环境险恶、斗争激烈等客观因素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1.中共自身对所要反思、总结和探索的许多重大问题认识模糊。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曾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要包办国民革命。一、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二、我们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我们要坚决地干，我们必须努力做，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针。”关于中国革命性质这个根本问题，周恩来在1944年对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情况回忆说：“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周恩来还曾指出中共六大时的几个“不认识”：（1）“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2）“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3）“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4）“没有……认识武装的重要。”

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当时中共只是朦胧地、直观地意识到要采取与大革命时不同的方式去干，要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但具体该怎么干，较长时间里并没有在理论上实践上弄清楚。

2.俄国模式和教条主义对中共反思、探索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逐步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认为第一阶段是“广州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汪精卫叛变，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依据。

这个理论的基本倾向是：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革命的动力变化了，便认为革命的性质也改变了。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无论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还是斯大林强调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名称虽不同，实质上却都将革命的对象定为：帝国主义、国民党新旧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却又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不合逻辑的、根本错误的。共产国际虽停止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但“左”倾错误却越来越严重，其理论上的根源即在于此。

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与中共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批判中造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革命的失败，完全在于陈独秀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如果坚决按共产国际指示执行，国民革命决不会失败。共产国际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这样，便树立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绝对权威。所以，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政策对中共反思、总结、探索的成败得失，有巨大的关系。

第二节　中共反思和探索的主要问题

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1）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2）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3）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基本政策、策略问题；（4）现阶段中国革命的道路、主要斗争方式问题。前两个问题，主要是反思、总结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两个问题是在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反思总结的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正确的总结，导致着探索的成功，而反思的失误，也会影响到探索的偏差。

1.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再到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几乎众口一词，将大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及其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大体上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却出现了极大偏差。“八七会议”开始，中共在党内斗争上出现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错误。”这种错误后来发展为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2.关于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中共和共产国际反复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革命武装、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却同时发展了“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

3.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基本的政策、策略问题。中共“八七会议”认为：“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民权革命“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中共“六大”重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但在对中国革命动力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上，犯了错误，不仅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模糊，更重要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估量的错误。它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彻底。”这样，不仅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且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争取民权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是根本的错误。它不是中共少数人一时的意见，而是中共在较长时间内多数人所持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

这样便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理论上的悖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要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矛盾，直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才得以解决。

4.关于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问题。由于有了大革命失败的切身痛感，在革命斗争方式上，中共的转变是很迅速的。面对国民党的野蛮屠杀政策，中共“以牙还牙”，采取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是武装斗争应该怎么搞，在具体的探索中显得异常曲折和艰辛。“八七会议”要求全党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农村暴动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城市武装起义很难搞起来，唯一取得短暂胜利的城市起义（广州起义），在三天之后便被镇压下去了。农村暴动，在许多省都搞了起来，但起义的目标仍旧是进攻和夺取城市。从起义的直接目标来看，它们也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在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或在农村暴动进攻城市失败后，保存下来的起义队伍被迫转移到农村，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探索性质。

这种探索性质，可以从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确立上得到反映。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只是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准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而没有展开论述。1930年，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以流动游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开始冲破俄国革命模式和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认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这样一套办法等等的政策……无疑地是正确的。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是坚定的和明确的。

但应当注意，“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不等于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革命道路。至少还需要加上两个内容：一是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问题；二是彻底摒弃“城市中心论”，树立以农村工作为重心，在农村长期“割据”，积聚力量，以便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条道路的形成，要比“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晚一些。尤其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思想，只代表了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艰难探索的成果。这种思想在党内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认识，并不是这样的。

当时，中共中央确定的通过暴动形式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仍然是坚持俄国革命的模式，即：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引发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夺取中心城市后，建立工农政权，把革命的势力扩展到全国，取得全国的胜利。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再到立三路线，进而发展到王明路线，中共中央都始终坚持着城市中心论。

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形势，已向中共提出了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共产党人，不自觉地开辟了这条道路，并不断地进行探索，由不自觉逐步达到自觉。而此时，“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共中央是否真正意识到这种历史使命，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变，却是值得考察的。鉴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中国革命总体战略和局部政策并未做出正确决定的状况，可以断定：中国革命究竟应该怎么搞，“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探寻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道路和办法。

历史是复杂的。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的反思和探索的复杂性在于：尽管中共反思探索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革命的形势却是逐步高涨的，革命力量是逐步扩大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从主观上说显然是中共，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些共产党人积极反思、探索的正确方面在起作用。由于中共总结、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放手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同时，采取了坚决的武装斗争方式，组织、扩大了革命的军队，与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适合了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中国国情，从而很快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共坚决进行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是十分正确的；但同时又采取了“左”的一套，按照俄国革命模式进行中国革命，又是极端错误的。前者推动着中国革命迅速向前发展，后者却又一次次地使革命遭受挫折。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及道路的总结、反思和探索，就是在这样十分复杂而又矛盾中艰难地进行的。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第七章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间政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大革命的洪流，把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卷了进来，有些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革命高涨时，他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了希望，并十分兴奋。但当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有些人又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中国的现实迫使他们重新观察革命的过去和国家的现状，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他们积极投身的或曾经向往的革命骤然失败了；国民党当权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实行一党专政，实行专制独裁；国内政局依然是动荡、混乱和不安。他们不满足继续受压迫的地位，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地的争斗，他们要求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他们又从革命失败中得出了共产党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结论；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搞武装斗争、以暴力手段进行土地革命的做法也不赞同。特别是“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中共采取了许多偏激和盲动的政策，更增加了他们的误解。

也有一些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如胡适、梁漱溟等，在中国政局大变动的情况之下，也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中国理想的出路。

这样，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了一股政治势力，一种政治思潮，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所要走的路，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共产党，他们要在国共之间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一节　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

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

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

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

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

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

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

第二节　改组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改组派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陈公博发表的《今后的国民党》、《党的改组原则》以及《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

考察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如果说中共和第三党偏重于从革命势力方面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话，那么改组派偏重于从国民党立场上思考、分析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它认为：（1）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决定于三民主义能否真正实行。由于“本党的反动分子抛弃三民主义向反动势力妥协”，致使大革命失败；（2）由于有了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革命才有空前的发展，国民党才获得革命的新生命”。（3）大革命时期，中共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做那马克思主张的那种共产的勾当”，共产国际也“打击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所以中共和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

第二，改组派看到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分裂溃散的现实，他们探索中国国民党新出路的意向是十分急迫的。陈公博说：“我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罢，依然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我们要走非资本主义的路罢，然而抗不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徘徊瞻顾，各路不通。”“目前这个形势，就是这样混乱、糅杂、牵扯、纵横一个局面。”革命已到了“最危险时期”，必须寻找新出路。

第三，改组派认为，中国“要继续反抗帝国主义和走非资本主义的路”，打出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但汪精卫、陈公博所谓的“十三年改组精神”，并不是孙中山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改组精神。汪精卫说：“本党改组之精神，在于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不二法门。欲求三民主义能实现于中国，则不能不使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欲求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则不能不使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欲求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则不能不巩固党之组织，森严党之纪律，使党员之行动，趋于一鹄。此实为改组之精神。”这里根本看不到三大政策，而实际上其核心是要“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通过“改组国民党”，提高党权，重新恢复汪精卫等人在党内的地位。所以它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许多具体主张如提高党权，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帝国主义等，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专制，虽反映了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本主义的要求，但更多的代表了汪精卫、陈公博等改组派上层以抬高“党权”来对付“军权”，使自己一派掌握政权的愿望。

第四，改组派的主张曾得到当时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又不愿跟中共继续革命的人们的支持，并掀起了较大的政治运动，但很快便失败了。其原因主要不在于理论本身（当然有许多问题），而在于他们的实际政治活动与其政治主张的背离。他们的主张曾获得人们的赞同和拥护，他们的活动却表现为国民党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此，陈公博也有所表述：“同志会成立的时候，本注意于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和重新改组国民党，无如成立之后，即有军事行动，军事是不择手段的，初则和桂系合作，继则和冯、阎合作……党的改组本为同志会主要目的，后则专谈方法，弃其目的，这也是失败的一种原因。”

总之，改组派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出路的着眼点是：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应该怎么办？如何重新依靠国民党复兴中国革命？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改组国民党上，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继续革命的前提。事实说明：此路不通。

第三节　人权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人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松散联合的政治派别。经集体讨论，由胡适执笔的《我们走那条路》，较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探索思路和见解。

胡适认为：（1）我们要铲除的是“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2）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3）我们要走的路是“演进的路”，即“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这是胡适为首的人权派的“根本态度和方法”。

胡适把贫、病、愚、贪、乱作为中国社会的病症，加以铲除，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愿望，是应当肯定的。但他公开宣称：“这五大仇敌中，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这就背离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是根本错误的。他所谓的“渐进的路”，是点滴改良思想在中国出路问题上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思想界一部分人要求改变现状却又反对暴力革命的心态。

罗隆基的思想要比胡适激进，从他的主张中可以看出：（1）罗隆基探寻中国出路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寻找中国目前促成共产党“成功”的主要原因；由分析中共缺乏人才和中国在国际上复杂的地位，得出中共不能“支配政局”，但又不能“立时消灭”的结论，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破产”、“政治的亡国”的前途；为了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国民党要修正党义，放弃一党专政，即“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同时，他从分析“中国共产问题”入手，假借“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十分巧妙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反共之态度自不待言，但“醉翁之意”却在于主张思想自由，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2）罗隆基以“剿共”的名义向国民党提出了忠告：“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呼吁国民党给予更多的“思想自由”。这种呼吁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既要求根本上“剿共”，又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主张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即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道路。他提出的34条“必争的人权”和“专家政治”，都是把中国引向此路的具体主张。所谓人权运动，是他们为建立这种民治国家而作的一种尝试。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与二十年代初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但就理论形态和针对性而言，又有明显的不同。二十年代初的改良思潮，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此时人权派把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独裁统治（当然也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走第三条道路的企图更为明显，并具有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具有探索中国出路的明显倾向。人权派的主张当然为国民党独裁政权所反对，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力抨击。

第四节　乡村建设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梁漱溟虽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却密切关注着革命的进展。通过对大革命进程和失败的反思和总结，他猝然“开悟”，“不独认识了共产党，更深刻地认识了西洋人”。面对国民革命失败后人们“走投无路”，或“穷极思返”，或“穷极思异”的危机，他写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7年又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详细阐发了他对中国出路的探索结果，即乡村建设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文化失调”论。他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2）“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论。他说：“中国旧日之社会构造，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不同。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末，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整个社会都受着“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义务关系”的支配；所谓“职业分立”，就是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3）“旧辙已破，新轨未立”，是“文化失调”的表现，也是中国问题产生的根源。（4）中国的出路是“沟通调和”中西文化，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乡农学校，反对走苏俄革命的路和欧美民主主义的路。（5）“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以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

考察上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应注意：

第一，梁漱溟反思、探索中国出路的视角是很独特的。国民革命失败后，各种政派都偏重于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方面来立论，通过直接反思当时的具体环境来探索中国出路，决定本政派的方针政策。而梁却不同，他是从反思整个中国文化特性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理论的。他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首先诊断中国文化的特性，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殊性；然后分析中国不能走“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的根本原因；最后，他依据对中国文化的诊断，提出了自以为合乎中国文化特性，切中中国问题关键的理想出路——乡村建设之路。这种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值得推崇的。他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的揭示，从侧面提出了任何理论引用到中国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这一基本原则，也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诊断以及对中国国情分析的总结论是以偏盖全的。中国与西欧社会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就其整体而言、本质而言，并不能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概括；而是中国社会长期是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又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近代以来中国最迫切的直接的问题，主要不是“文化失调”，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他根本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分别和阶级斗争，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社会混乱的“乱源”，显然是错误的。

第三，梁漱溟摒弃了“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又反对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他理想的路是“乡村建设”之路。从理论上说，这条路包含了太多的传统思想内容，他的设计远远落后于时代对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要求。从实践上说，1931年到抗战爆发前的7年间，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乡村建设的试验，结果收效甚微。说明这一条道路作为“中国民族自救”之路是不可靠的。

总之，在国民革命失败、革命高潮暂时低落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第三党、改组派、人权派、乡村建设派以及托陈取消派等，都站在本阶级或政派的立场上，从各种角度反思刚刚逝去的那段历史，审视当时的现实，探索中国的出路。在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多次论战和讨论，如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等，都是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探索，都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有的就是政治斗争的直接延伸和表现。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和理论灿然纷呈的状况。这种状况虽然比不上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活跃，但许多探讨却比过去深入了。这可算是一个小小的“百家争鸣”局面。

这种情况是中国复杂、扰乱、困惑的现实而又要求改变这种现实的反映。总的来说，探讨的目的在于寻找中国的正当出路。这种探讨是中国前途希望之所在。当然不能否认各种主张和意见中有着个人和党派的私利在内，或者伴有甚至是出于争权夺利的企图，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

可惜的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地更广阔深入地开展。所以如此，有四个原因：其一，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和打击。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其三，是军阀混战和国共武装斗争的现实，使思想上理论上的讨论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和无补于实际。其四，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紧迫的国家危机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这种相当活跃的局面，很快就消沉了。

但是思想界活跃局面的消沉不是中国问题的消失和解决。讨论中的那些基本问题，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下，在另外的人们关注点上会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八章　中原大战及其结局

国民党完成“统一”之后，内部争斗和军事冲突并没有停止。在一系列的混战之后，1930年5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性的大事件。此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地位。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的争斗与战争

国民党的统一战争。在张作霖还雄踞北方的时候，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各派军阀，经过复杂的争斗，蒋、冯、阎、李四派实现了勾心斗角的联合。他们的联合行动，主要是所谓“第二次北伐”，即四派对奉张的战争。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发表复职通电。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中执会常务委员。该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的决议。

3月，对奉张作战准备工作完成。4月1日，蒋介石抵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进行北伐动员。4月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北伐军第一、二、三集团军总司令，分别进入预定之津浦、京汉、正太沿线。4月8日，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北伐。4月9日，蒋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

6月初，北伐军逼近北京郊区。3日张作霖离京出关，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20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

7月6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致祭，宣告北伐完成。同时决定了对东北实行和平解决的方针。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29日，东三省及热河宣布“易帜”。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发出通电，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至此，国民党所谓的“统一”告成。

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后，蒋介石企图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其他派系的力量，以巩固中央政权。但编遣会议遭到了冯、阎、李等实力派的抵制。

1928年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计划在半年内完成军队的编遣工作。同月26日，召开了编遣会议预备会议。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为会议主席。1月12日，会议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成立“编遣委员会”。17日，会议通过《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25日，编遣会议闭幕。《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规定：“由国民政府即发明令，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予取消。”全国现有部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由编遣委员会派员编遣外，其余分为六个编遣区实施编遣。编遣目标为全国现有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共计兵额约为80万人。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的40%为限。

1929年8月，军队编遣实施会议召开，各实力派纷纷抵制。冯、阎、李等均未参加。编遣军队的事没有任何结果，相反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加剧。

蒋介石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其他各派系的活动失败之后，蒋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很快发展为不断的战争。

蒋桂战争起因于1929年2月发生的“湘案”。由于桂系在1927年底讨伐唐生智的战争中及1928年讨伐奉张的战争中势力迅速膨胀，遂成为蒋介石打击的首要对象。1929年2月19日，桂系因蒋暗中资助湘省主席鲁涤平军火一事，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免去鲁涤平湘省主席职，并派军驱逐鲁涤平。

3月26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爆发。此前，蒋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分化瓦解桂系。3月初，蒋重新起用唐生智，派唐到冀东地区收买宁汉战争中被桂系改编的唐旧部。3月20日，唐旧部李品仙等通电讨伐白崇禧。白弃众南逃香港。3月21日，蒋以调停湘案为名，将广东省主席李济深扣压于南京汤山，拆散粤桂联盟。

4月初，蒋军攻占武汉，武汉桂军败北。5月5日，李宗仁在广西自任南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在蒋军进攻下，6月下旬，桂军败走龙州，李宗仁等逃往香港。蒋委任原桂系军人俞作柏为桂省主席。蒋桂战争结束。

在蒋桂战争尚未结束时，蒋冯战争已揭开战幕。1929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冯玉祥收编鲁、豫兵力，集结于潼关一带，并炸毁平汉线武胜关、陇海线东段等处的桥梁，以阻止蒋介石的进攻。

5月14日，冯玉祥在潼关就任“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宣布讨蒋。5月18日，蒋任贺国光为讨逆军第一纵队司令，22日，国民政府发表各路总司令、总指挥名单，准备讨伐冯玉祥军。

由于蒋介石采用收买的手段分化瓦解冯军，冯玉祥不得不暂缓与蒋的冲突。5月22日，冯部将韩复榘、石友三等联名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同时，蒋还策动冯部下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叛冯。冯军的分化使冯玉祥大受挫折。5月27日，冯玉祥发表通电，表示“不再忍大局之分裂”，“洁身引退”，“入山读书”。

6月25日，冯为拉阎锡山倒蒋，亲至太原，阎遂将冯软禁在五台，以便在冯、蒋之间投机取利。

10月10日，冯部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人联名发表拥阎、冯讨蒋的通电，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由宋哲元代理总司令职。

10月11日，蒋下令讨冯。自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冯、蒋两军在洛阳东南及豫西一带开战。此时，阎锡山违背联冯反蒋的诺言，宣布就任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1月底，冯军败退陕西，蒋冯战争结束。蒋委任唐生智为河南省主席。

1929年9月，张发奎部由于受到被蒋改编的威胁，在湖北宜昌宣布迎汪讨蒋，广西俞作柏部起兵响应，张桂联军以“护党救国军”的名义进兵广东。12月蒋派何应钦率部援粤，张桂联军被击败，这次战争被称作粤桂战争，或第二次蒋桂战争。

1929年12月初，唐生智、石友三联合反蒋，蒋唐战争爆发。12月3日，石友三部在浦口起兵反蒋，5日，唐生智在洛阳通电响应，唐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张学良夹攻唐生智部。12月20日，阎、张发电讨唐。1930年1月初，蒋唐战争以唐生智失败告终。

第二节　中原大战

各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不仅未能缓和蒋与各派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争。1930年上半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等各派反蒋力量联合反蒋。5月，空前规模的内战——中原大战爆发。

1930年3月15日，冯、阎、桂三集团57名将领通电反蒋，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宣布就职，冯、李等也在各地宣布就职。桂、冯、阎各军及石友三部分别被编为反蒋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反蒋军以陇海线为中心，计划南取长沙，北攻济南，以夺取徐州为第一期作战目标。

蒋介石将所属部队分为四个军团，分别以韩复榘、刘峙、何成浚、陈调元为一、二、三、四军团总指挥，主要兵力用于防守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进攻。

5月1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陇海线刘峙军团一举夺得归德（今河南商丘）、民权等地。在冯军主力反击下，蒋军被迫退至鲁西南一带。反蒋联军在其他战区也取得了进展。平汉线方面，冯玉祥亲自指挥许昌战役，将蒋军逼退至漯河以南地区。津浦线方面，晋军攻占济南。桂军方面，6月上旬，李宗仁、张发奎等攻占衡阳、长沙等地。

8月中旬，蒋军重新攻占济南。冯玉祥军在陇海线发动总攻势，以减轻晋军在津浦线上的压力，但因冯军补给不足，阎军又未能与冯军攻势配合，冯军不得不停止进攻，致使本已动摇的蒋军防线得以稳定下来。

9月中旬以后，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9月18日，张学良在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发出拥蒋通电，随即进兵关内，10日之内占领平、津等地，晋军恐腹背受敌，撤退至黄河以北。冯军虽仍坚持对蒋作战，但难以挽回败局。10月上旬，蒋军攻占开封、郑州，下旬攻占西安。冯军全部瓦解，阎军缩回山西，桂军也从湖南退回广西。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失败而结束。

中原大战的双方，陈兵百万厮杀于中原战场，双方伤亡三十万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第三节　中原大战的后果

经过中原大战，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地位，进一步在全国推行法西斯统治。

1.在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全部被打垮，为蒋介石收编。原西北军控制的陕、甘等地全部被蒋军占据。阎锡山的晋军仍占据着山西。桂系龟缩回广西。从此各派失去了问鼎中原的实力，蒋在军事上确立了优势地位。

2.中原大战的另一后果是国民党内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消失。1929年至1930年11月，陈公博、汪精卫等改组派利用各实力派的军事反蒋活动，鼓吹“护党救国”，在政治上倒蒋。1930年8月7日，改组派与谢持、邹鲁等西山会议派首脑联合阎、冯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1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推选阎、汪、冯、李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国民政府主席。因军事上失利，扩大会议迁往太原继续举行，10月27日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倒蒋军事行动失败后，11月初，改组派及西山会议派成员离开太原，各奔东西。扩大会议最终破产。从此作为国民党的政治派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就消失了。

3.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从中原大战的前线致电国民党中执会，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案，议决1931年5月5日举行国民会议。1931年2月28日，蒋扣押了反对制定约法的胡汉民，并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3月2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训政时期约法案》，同时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

5月5—17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致开幕词，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他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民主政治由于中国没有英美“长期演进之历史”，行之必生纷乱。“意大利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以借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最有效能者”。“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蒋介石鼓吹法西斯主义是为他建立独裁统治、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剿灭共产党服务的。

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它是对1928年10月通过的《训政纲领》的系统化。《训政时期约法》以法律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蒋介石个人独裁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4.中原大战后，奉系势力伸入平、津、河北，扩大了地盘，但一时无意与蒋介石控制的中央政权抗衡。蒋介石要削弱和消除的地方军事集团主要是两广，并且暂时达到了目的，这样就使蒋介石可以更大的力量去“围剿”红军。

5.东北军大量进入关内，减少了在东北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东北的野心日益膨胀。

总之，中原大战的结局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九章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及各政派的实际反应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四省，并逐步向关内进攻。这一事件，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列强过去分割中国土地，主要在边远地区。现在不同了，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强盗打了进来，中国丧权之多、失地之广，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中，中日两国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两个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而前者在一定历史时期又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九一八事变，使中国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近代中国两大革命任务趋向集中化、确定化和明朗化，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任务，一个属于国际间的，一个属于国内的。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反帝任务更为突出，并很快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第二，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变成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帝的目标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这一最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中日矛盾。这就为团结全国民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条件，对中国人民完成反帝这一中心任务提供了更有利的形势和可能性。

第三，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即抗日与民主、抗日与反蒋的关系，成为现实问题。要抗日，就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给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放松对人民的压制。抗日与民主是密切相联的。正是由于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浪潮，抗日与反对国民党统治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随着中日矛盾的上升，反帝任务的突出，又将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即国内阶级矛盾降至次要地位，降低和减缓了反封建斗争的程度和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历史任务更趋于明朗化、集中化，由过去侧重于反封建（土地革命）转向反帝（民族革命），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首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概括地说，中国历史主要发展趋势和中国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1）集中国内各民族和阶级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2）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造条件。

历史和现实客观上要求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派（中共、国民党、中间政派等）面向这个大趋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较长时期内，中国各政派反应不一，认识各异，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基本上有三种情况：背向、旁向和面向。

第二节　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背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中国这一重大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的最初表示是“不抵抗”，要民众保持“镇静”，压制风起云涌的抗日民主运动。这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在各种反蒋势力威逼之下，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各派处于分裂状态。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使国民党政府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困境，维持乃至强化自己一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对内政策（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就是立足于这个基点之上而制定出来的。

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基本政策有一个过程。1931年夏，他从“剿共”前线抚州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说，若由此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纠纷，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他初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1931年11月，他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仪式上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1932年1月11日，他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其要点为：（1）不可“轻言绝交宣战”，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2）中国只能做“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也“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3）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4）国民要“信任政府”。这里，蒋介石虽未明说“攘外必先安内”的话，但已基本确立了对日外交方针和处理内政外交的原则。

1932年1月下旬，蒋汪合流，上台执政。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事后他说：“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3月14日，他向“剿匪政治宣传人员”下发了“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的指示。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表示日本要排挤英美等国在华势力，独占中国。蒋介石认为，中日关系面临僵局。为此，他深思熟虑，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公开发表。此文阐述了蒋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及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在酝酿此文的同时，1934年7月，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长篇讲话：《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前者，是考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关系原则的最重要资料。下面分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对日政策的核心——“和”“合”原则与“四不”方针。

蒋介石说：“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史例俱在，岂不闻列宁力排众意与德国言和的往事。”《外交评论》特在编后说明：“此文就中日两国互存共荣之旨，反复申论，精辟绝伦”，采用画龙点睛的笔法，将文章的主旨——“和”，清楚地告诉人们。

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另一个基点是“合”，即“中日合作”。他说，中日两国“本为兄弟，无不可合作之理”。又说：日本“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吐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这个“合”字，作为他对日外交的又一主旨，是“和”的合乎逻辑的引申。“和”与“合”是一般的外交原则，当时更现实的是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中日间一系列具体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四不”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和”“合”原则和“四不”方针是蒋介石《敌乎？友乎？》一文的主旨，也是蒋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更是他力图解决中日问题的根本着力点。蒋介石对“四不”方针的解释有很大的伸缩性，这里不细论。

第二，“四不”方针同“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

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分析。《敌乎？友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但知国民党之所谓对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贯的策略的。当济南事件以后，曾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责问当时的军事统帅蒋介石，‘既要死守济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弃济南，何以又留一团兵力来死守济南城，而最后又命其退出？’蒋氏称：‘这就是我们革命军的战略。第一当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城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第二是要顾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牵制住北伐的进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国军队，不做无意义的牺牲，只是济南抵抗到三天之后，日本强占行为暴露于世界，则目的已达，所以到后来仍命死守的一团冒险撤退，且使外间知我们要以一团人的力量，来抵抗福田整个的一师的兵力。’吾人观察蒋氏对日本用兵，自上海、长城战役，以至最后退出密云之抗战，可说都是济南事件以来之一贯精神，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沈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我们一再研究蒋氏对日本外交方针，回想到他民国二十一年一月间所发表的意见书，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对日本外交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始终不变的。”

对以上引文可作如下的分析：

在军事上面对日军的进攻，可作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作了一定的抵抗之后就后撤，以免引起更大的战争。在抵抗的同时或后撤之后，就寻求妥协的机会和办法，可以送出部分国家民族利益，同日本订立地方性的局部的协定，但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不签订正式的割地条约。如日本帝国主义再次进攻，就再如法炮制。蒋的“革命战略”概括起来就是：以军事上的有限抵抗，求得“四不”方针的贯彻，达到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目的。这应当就是《敌乎？友乎？》所说蒋的外交政策“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问题。这个“革命战略”主要是出于对内的考虑，同时也是对当时日本逐步推进的侵华方针的一种“因应”措施。

第三，关于让步的限度。“四不”方针包含两个方面：“不绝交，不宣战”，意在妥协，“不讲和，不订约”，是让步的限度。他认为，打开中日间僵局的决定权在日本。“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可见，蒋介石让步的限度是“归还东北四省”，“保持国家独立与完整”，其他许多问题可以让步。从事后看，中日间最大的问题“归还东北四省”，他并没有坚持。尽管他没有签订承认“满洲国”的条约，但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占领，并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扩张采取退让态度，以订立地方协定的方式承认日本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和对中国权益的侵犯。但从根本上说蒋介石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这是他以后转向抗日的政策基础。

第四，“三天亡国”和“复兴民族”。

蒋介石不止一次地讲“三天亡国”论。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话，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指日本）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蒋的用意是告诉和吓唬他的部下和国民，不要“侈言抗日”，不要“轻言绝交和宣战”，只有采取对日妥协退让，才是正确的。但在他大讲“三天亡国”的同时，又大谈“复兴民族”。他认为要“复兴民族”，应把握两条：（1）“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攘外必先安内”。他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求内部真正统一和安定，然后才能抵御外侮。只要国内真能统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绝对的把握，一定可以消灭侵略我们的任何强敌。”“所以外能否攘，就看内能否安，民族能否复兴，就看国家能否统一。”这是“御侮图强唯一重要之原则”。（2）“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乃为御侮图强基本之要务。”我们把蒋的这个说法叫“营防取胜”论。他具体阐述说：“我们每一营、一连所驻扎的地方，一定将工事做好，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必须步步为营，处处严防，我们的营防，就是我们的国防。”这样的“营防”怎么能“取胜”呢？他解释道：“我们每营讲营防，每团讲团防，每师讲师防，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如此，虽然绪战失败，我相信到最后必能得到一战成功。因为用这种革命战术，他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是一个月，如其统计起来，他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月时间，那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迅速占领我们一个省呢？所以我们各个人如果有觉悟，随时随地作防御工作，随时随地准备牺牲抵抗”，日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最后的胜利终归中国。实际上，蒋介石“营防取胜”论，是“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方针的具体的说法。“三天亡国”论与“复兴民族”的说法，表面上互相抵触，实际上是相互为用的，二者都是为他的政略和战略服务的。“三天亡国”论是为“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找理由寻根据的，也是为了说明“四不”方针是非此不可的唯一正确方针。中国虽存在“三天亡国”的危险，但只要遵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采用“营防取胜”论的战术，仍可以达到战胜日本，“复兴民族”的最后目标。

第五，所谓“同归于尽”问题。

蒋介石在阐述他的对日政策和内外政策的关系时，在多处讲到国民党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同归于尽”的问题。他说：“吾人认为‘同归于尽’的办法，决不是办法。”“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两者所以会“合则两利，敌则两败”，相互为敌就会“同归于尽”，蒋介石的理由归纳起来为：如果日本无休止地用武力进攻中国，中国政府由于抗日浪潮的高昂，就不能不抵抗。而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灭亡不了中国，势必长此相持下去。这便给“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的势力以可乘之机。长此相持下去，日本会被拖垮，国民政府也会因“内外交侵”而倾覆，结局是双方“同归于尽”。

蒋介石苦口婆心以“和”“合”相劝，指出“同归于尽”的危险性，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毫不理会，他们仍然进攻不止，日蒋矛盾加剧。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是把少数统治者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地主买办官僚军阀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独裁地位看得高于一切。他对外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内的统治。他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违背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抗拒了抗日、团结、民主的历史潮流。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坚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所受到的严厉惩罚，标志着执行这个方针的失败。

第三节　中共对历史发展主流的旁向和对革命中心任务的偏离

九一八事变后，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抗日、团结、民主。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加紧强化专制统治，并接连发动“剿共”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味妥协退让，背离了历史的主流。对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赋予它抗日救国的重任，要求它把抗日列为首要任务，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偏离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革命的中心任务。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第一，关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错误看法。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九一八事变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原因是：（1）摆脱经济危机，“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2）加紧进行反苏战争的“一个主要步骤”，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3）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量军队镇压中国的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是：（1）武装保卫苏联；（2）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3）消灭国民党政府（包括在野的“反动派”）；（4）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5）求得“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这些主张，放过了真正的革命目标（日本帝国主义），而把非主要目标和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倒对象。这就完全离开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第二，把“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同“对日宣战”对立起来，用前者反对后者。《红旗周报》第21期（1931年10月25日出版）有一篇题为《是对日宣战？还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说：“在此次反日运动一开展时，明显地便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中心口号。一个口号，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拥护的；另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国工农兵贫民及革命学生所拥护的。前一个是对日宣战，后一个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两个口号对立起来、认定“对日宣战”是反革命的口号，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反对宣战的。

第三，把国防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对立起来。认为国防政府是从买办地主到小资产阶级共同主张的反革命政权。

思美（洛甫）在《红旗周报》第23期（1931年11月20日出版）发表《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一文说，各反革命派别都把“‘宣战’与‘国防政府’当做了他们的中心口号”。认为反革命势力“要镇压革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府的形式，来团结反革命力量，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各反革命派别所宣传的国防政府”。他强调中国的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即苏维埃政权。

第四，所谓“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两巨潮的汇合”的问题。

博古在《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在两个伟大的革命潮流的汇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因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内容。这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正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开展着。”

这段话包含有许多基本错误观点：（1）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汇合（结合）问题，从革命整体上说两者是不能分离、互相促进的，但在具体阶段上，则可以有先后、轻重、主次之别。为了抗日可以暂缓土地革命，可以把反帝与土地革命分开解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地认为两者只能同时进行。（2）“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反封建，是反对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制度，它只是间接地反对帝国主义，并没有直接反帝的性质。“左”倾理论把土地革命说成是反帝的，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世界资本主义性质，这是“左”倾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3）土地革命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左”倾理论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混淆了土地革命的对象和性质。

第五，“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中共在《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1年4月14日）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号召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民来消灭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消灭这个反革命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权，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打倒国民党（包括其中的各个派别）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倒蒋”是抗日的前提。革命逻辑的发展正好相反，反帝（集中为抗日）是倒蒋的前提。

第六，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打倒一切中间派别。

1931年5月1日，在《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中说：“对于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和右派等组织影响下的群众，必须应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分化和夺取他们到我们的领导下面。”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说：“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主义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与增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具体的开始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争取国民党工会工人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争取黄色工会及落后的工人群众，去消灭黄色工会，反对黄色工会的首领。（2）争取中间派影响下的群众，把这些派别打倒。（3）在军队中组织士兵反对军官，把指挥权夺取过来。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并寻求与中共联合。中共不仅拒绝合作，而且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认为：“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所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道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从以上分析可知，九一八事变后，“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不是正面地对着真正存在的革命任务，集中力量去反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从小资产阶级到帝国主义者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就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偏离了现实的革命的中心任务。

第四节　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

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主张团结、抗日、民主，但无力联合各派政治力量结成抗日联合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纷纷主张抗日救国。1931年10月，青年党领袖之一陈启天在《民声》上发表《对日作战》一文，说：“自日本以武力占领东北以来，我们反对乞怜国际联盟、乞怜美国。因为国联已破产，中国不抵抗日本，美国也不会替我们乞怜。我们反对乞怜俄国，因俄国已与日本默契，平分满洲和内外蒙古。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时，只有自救，实行抵抗主义，积极对日作战。摆在我们面前的对日方略只有两条：一条是主和不抵抗，依靠国联，出卖满蒙，出卖中国；一条是主战，可以保全国土和主权，改造国民精神，提高民族意识，也可以消除内战，实行全国统一。主和不是卖国贼就是亡国奴的口号和法宝，主战才是起死回生的法宝。”青年党在其《我们的主张》中明确提出：第一，对日应断绝国交，立即宣战。第二，废除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使四万万国民在精神上团结起来。

九一八事变刚一爆发，罗隆基就发表了题为《沈阳事件》的小册子，提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具体的救急办法，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仿照1870年的法国组织国防政府。10月，王造时发表名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其救亡两大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

当时的《社会与教育》杂志刊登了大量抗日文章，并出版了“反日专号”，在当时影响较大。1931年9月26日，陶希圣在“反日专号”上发表《我们应当觉悟的是什么》一文说：“中国处金融资本主义的次殖民地地位。广大民众是民族的支持者。买办阶级是不会抗日的，只有工农大众才能担当排除日本侵略的任务。”又指出：“民众要坚决反对所谓地方解决，即政府为本身利益而接受类似二十一条的行为。”此外，《社会与教育》上还发表了《五四、五卅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奇哉，所谓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就是亡国主义》等抗日文章。

1933年4月8日，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农村破产中之安内问题》，批评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出：“自九一八以来，一般人主张抗日与‘剿赤’并重，又说攘外必先安内，因循以至今日，对外则三省沦亡之后，又失热河，日寇所击，冀察又告紧张。对内则驻赣大军，屡折主将，迭失名城。事急矣，抗日剿赤能并重乎？攘外必先安内乎？吾人认为安内非军事进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环境，顺应大势。农村破产是因长期剥削而使革命条件成熟，除领导民众与日帝做殊死战外别无出路。作战虽有目标，牺牲需有意义，倘政府能够移剿共之师以抗日，其意远矣。”

1933年10月20日，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民族前途如何，吾人将何以自处》，反对消极抗日，主张攘外先于安内。

总之，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实现民主团结，实现国内和平，并提出了国防政府的主张。他们面向了历史发展的主流，顺应了历史的中心任务。客观地看，中间政派是最早倡导团结抗日的，是抗日联合战线的始倡者。但是，由于中间政派力量弱小，又不直接掌握武装，所以其主张不为国共双方所重视，反而因为他们的主张与国民党当权派和中共都不合，成为双方打击的对象。

中国的历史，在九一八事变后革命中心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形。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违背了历史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倒蒋是抗日的前提”，也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和革命的中心任务。中间政派坚决主张抗日、民主和团结，面向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性，很难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中国历史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中前进着。直到1935年下半年，中共和国民党开始转变各自的方针政策，这种状况才发生了转变。

第十章　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问题上的汇流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出现了抗日民主的强劲潮流。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民族危机的加深，抗日任务的更加迫切，中国历史经过数年演变之后，共产党逐步克服了“左”倾错误路线，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作为首要目标，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有所改变，这样，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逐渐汇入抗日大潮之中。

下面就叙述中国历史的这种发展。

第一节　中间集团积极推动团结抗日民主进程

自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便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华北事变后，他们仍然坚持抗日民主立场，一方面抨击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另一方面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和抗日民族团结的进程。

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国社党首脑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敏感地意识到中共政策的转变，赞同并支持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站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对中共的政策转变作了评述。认定《八一宣言》是中共由阶级斗争理论“转向”民族革命的标志。

他说：“一个向来主张废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成世界革命使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其实这十年来我们就是为了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而呼吁。到了现在，我们不愿带些刺激感情的口调，说民族主义已征服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已征服了共产主义。但在事实上即此却可作一个极大的证明，即证明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对外为民族独立与对内为民主自由。至于阶级斗争与一党专政都是一些治丝益棼的东西。”这里，张东荪十分明确地断定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欢迎中共政策的转变，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但中共政策的转变，只是暂时的政策、策略的改变，并不是对革命性质、基本革命任务的理论的转变，更不是放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点是张东荪没有能够认识到的。

1936年9月，《自由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的文章，它赞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民党政府“反省”，改变自己的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提出“攘外”是压倒一切的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它说：“我认为现在中国存亡的转机，并不在于采取何种制度，实行何种主义，而在于如何攘外，如何图存。目前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在中国境界之内，实行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如何排除一切直接或间接外来的障碍。换言之，就是攘外问题。我相信无论是在朝在野，何党何派，‘攘外’的主张，总是一致的。”

第二，主张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攘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它说：“假如我们认为‘攘外’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则大家应该能以‘攘外’为中心，联合成统一的阵容。”又说，国民党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在攘外旗帜之下与其他党派联合。

第三，国民党应当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它说：“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并无损于政府的威信和政府的‘面子’。”它呼吁说：“总之，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保持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问题。凡是拥护这个大原则者，都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其他政见的不同，以及如何的调整，都是以后事，都可姑置不论。我们期望中央如此，期望其他各党各派也是如此。”

如果说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国社党的言论体现了中间集团右翼的政治主张的话，那么，以沈钧儒等人为代表的救国会的言论，更多的是体现中间集团左翼力量的抗日民主主张。

1935年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集中反映了以救国会为代表的左翼中间势力关于抗日民主问题的见解。在这一影响很大的纲领性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又表明了诚恳的希望和拥护态度。他们在批评了国民党的误国政策以后说：“我们更希望蒋先生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这民族解放战争达到完全胜利之后，蒋先生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而且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十二分诚意盼望的。”同时又说：“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

第二，在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同时，也对中共提出了希望和委婉的批评，促使中共彻底改变“左”倾方针，把主要矛头集中到抗日民主上来。他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击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战线的展开，才不至受到阻碍。就我们个人参加救亡运动的经验来说，救国会和其他群众团体中间，往往发现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国的集会或游行中间故意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还有少数青年，在抗日运动中，依然采取宗派主义的包办方式。这种行动，我们相信决不是出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因为这是违反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主张的。”

第三，极力倡导建立抗日救国的联合战线。他们认为：“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抗日救国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所以各党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任何派所利用”。

这些议论，集中体现了中间政派在民族危机面前抗日救国的主张。从总体上看，他们反对内战和独裁，要求抗日和民主，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致的；对中共“左”倾错误的批评是对的，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评忠告和期望也是中肯的。

以上这些民主进步人士和中间政派的主张以及为实现他们的主张而进行的活动，大大推进了团结抗日的实现和中国政治的进步。

第二节　中共政策的转变

中共是一个伟大的政党，其伟大之处的表现之一，就在于能够自觉地修正错误。它曾犯过不少错误，甚至十分严重的错误，但一旦认识了以后，就会自觉地加以克服和纠正。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陷于危机之中。严重的挫折迫使中共反省并改变自己的“左”倾政策及方针，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界“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提出了各种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方针。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虽然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并列为主要敌人，但明显地将日本帝国主义作为首先要打倒的对象，统一战线也由“下层的”扩大为“最广泛的”。

瓦窑堡会议确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会议后，中共逐步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这主要表现在：（1）由“倒蒋”是抗日的前提，转变为联蒋以实现抗日；（2）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转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3）由打倒革命群众（工农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人，转变为集中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由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绝对不可分离地进行，转变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调整国内阶级关系；（5）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改为民主共和国；（6）由下层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

中共政策和方针的转变，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实现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转变牵涉到深层的认识问题和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对它做一番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瓦窑堡会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错误的或基本错误的认识。这些错误认识，我们可以从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937年1月27日发布的《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看出来：

第一，把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作为打倒的对象之一，并且没有放弃“下层统一战线”口号。文件说：“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打倒的对象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正确的，是认识上的进步，但打倒的对象还有“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显然是还没有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它又说：“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这里，一方面说不管什么人、派别、武装队伍、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又说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这表明此时中共没有完全放弃“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第二，仍然坚持“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两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理论观点。文件说：“因此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及欺骗，去说明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的当前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两大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去战胜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这里，又一次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两个基本观点，即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汇合和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结合。瓦窑堡会议后突出了“民族革命战争”，但它却是“两个结合”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没有再强调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加紧反对一切妥协的党派和一切在野的反动派这种策略，但仍然说“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丝毫也不能一刻放松去揭穿那些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投降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大大的以党的主张去和一切改良主义倾向对立，要鲜明的去揭发一切其他派别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与代表敌对阶级利益的主张，去夺取广大群众，去孤立那些改良主义者”。以前把主张国防政府的人，把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政派和主张，都说成是民族改良主义，把他们统统打倒，现在把他们放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了，这是很大的策略改变。但对他们仍然采取“孤立”的政策，而不是团结合作的政策。

这些情况表明，瓦窑堡会议是中共改变自己方针政策的开端。中共对“左”倾错误理论的纠正，对方针政策的调整，经过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表示愿与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开始由“抗日反蒋”向联蒋抗日转变。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一方面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表示欢迎，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的建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呼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标志着中共对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态度的重大改变。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已不适应民族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个指示正式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无疑是中共政策上极为重要的转变。9月17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有转向抗日运动的可能，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同时强调了保障中共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团结一致的重要性。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中共在对事变进行深入讨论后，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2月19日，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中共中央确定自己的基本方针是：（1）反对新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3）同情西安的行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促其反省，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共“逼蒋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为国共合作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中共随即进一步提出了“联蒋抗日”的口号。1937年2月10日，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对自己的方针政策作了更大的改变，在作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力促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是：（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这五项要求，中共为了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向国民党作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的抗日民主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中共方针政策的转变，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保障。这样的转变，只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作的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根本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要保持，中共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中坚作用；革命的武装力量（红军）虽然改变了名称，苏区政府也改为边区政府，并接受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指导，但中共并没有放弃对它们的绝对领导，而是保持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保持了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这是共产党实力大大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三节　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坚持独裁内战，与历史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

全国民众爱国救亡意识的日益觉醒，广大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掀起，各界联合抗日呼声的不断高涨，构成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巨大威胁。

蒋介石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并没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也没有换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的收敛。相反，它不断扩大侵略，继占领中国东北、热河后，又向察北、绥东和河北扩张，并企图占领华北。这就大大激化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此外，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浪潮推动下，两广的地方实力派，也打出了“抗日”旗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国内这三方面势力的压迫，加上国际上英美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因素，国民党政府开始转变政策。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军事报告中，仍顽固坚持“铲除残余之赤匪”的反动方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发表的对外关系演词中，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他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便“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蒋介石的这个演说，表明国民政府开始改变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此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逐渐强硬。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对日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这里，蒋介石明确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此后，国民党在对日谈判中态度逐渐强硬，开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味妥协退让的外交方针。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作了某些调整的同时，也开始改变对中共斗争的策略。由过去单纯的武力“剿共”改为“剿”“抚”并用。在武力围剿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接触，进行秘密谈判，企图兵不血刃地“收编”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独裁内战政策，所改变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策略。

1936年10月，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便调集大军集结在陇海铁路沿线，并亲赴西安，部署“剿共”军事，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及随行的军政要员，发表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产物，是他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受的严厉惩罚。在张、杨及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加快转变自己的内外方针。这六项条件是：（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此后，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剿共”的内战政策，逐步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

第四节　各派政治力量汇流后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

如上所述，在滚滚向前的抗日大潮冲击下，国民党不得不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方针，采取联合拒日政策；中国共产党也改变“反蒋是抗日的前提”和消除中间政派的政策。本来就主张抗日的政派和人们也更加向前迈进。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就汇合在抗日旗帜之下了。这是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这段历史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之下，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着新的活动，他们之间也展开了新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共产党和红军由“围剿”政策改为“和平统一”政策。它一方面与中共联合，与中共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准备抗日；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根本立场，企图利用“和平统一”的方式瓦解共产党，消灭红军。

1937年初，蒋介石集团的要员吴铁城撰写《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一文，阐述了国民党的“和平统一”方针。吴在文章中说：

第一，目前国民党努力的方向是完成并巩固国家的统一。他说：在当前，“最值得我们注意和努力的，就是要完成并巩固我们国家的统一。我们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国内一切残余的恶势力作最后的挣扎，破坏国家的统一；一方面还要加紧努力于根本上扫除一切的统一障碍”。蒋介石的“统一”就是消灭中共和其他异己势力。

第二，国家的统一以“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为最关键。他说：“从积极方面说，我们要巩固国家的机构，要齐一全民的意志，要统一全民的行动，要推进国家的建设，要集中国家的力量，要加强对外的力量，那就更不能不需要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军令政令的统一，是国民党打着“复兴民族”旗号推行国家统一的着力点，也成为此后国民党“统一”、“溶化”共产党政策的基本点。

第三，必须扫除中国统一的障碍。他认为，阻碍国家统一的有三种政治理论，即“联省自治论”、“阶级斗争论”和“人民阵线论”。除联省自治论外，后两种实际上是中共的主张。

第四，实现中国统一的具体办法。它们是“启发民族意识”；“确立中心思想”，信仰三民主义；“发展经济建设”；“拥护最高领袖”。他列举的实现统一的四条办法，虽然打击的对象是中共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但没有再提出使用武力，而是采取“和平”方式。这便说明，一方面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未变；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消灭共产党的策略方式的确发生了变化，由武力“围剿”转变为“和平统一”，在“和平统一”旗号下，借推行“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办法来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

与此同时，另一国民党要员潘公展写了《统一与和平》一文，对国民党的“和平统一”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该文说：

第一，“统一”不同于“联合”，国民党的“统一”不同于中共的“联合”。他说：“联合之前，一定有许多单位，起码有两个以上的单位，才把他们联起来合起来，但是无论怎样联合，内部的单位仍存在。这叫做联合。所谓统一，是把原有的单位经过统一运动之后融化为一个整个的单位，原有的单位完全分不出来。这才是统一。”他所主张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把共产党“统一”于国民党之下。

第二，“达到统一的途径”有两条：和平与战争，但在必要时仍可使用武力来“勘乱”。他说：“要统一，须消灭割据势力，那是毫无疑义的。用什么方法消灭呢？须知不一定用战争，也不一定不用战争；需要战争的时候则战争，不需要战争的时候则和平。所以要求和平，就要统一，这是一定的，而要求统一则不一定专用和平或专用战争。所以到了必要的时期，用尽和平的方法还不能得到统一的时候，不得不用武力来戡乱，来讨逆，来惩治破坏统一的罪人，否则要武力有什么用？”

第三，“先统一后抗敌”，统一的关键在于消除“军队系统”。他说：“敌人是要抗的。但是要抗敌，一定要全国一致的抗敌，要在统一命令之下的抗敌才可以有效。我们始终承认：唯有统一才能真正抗敌，亦唯有统一，对外才能有真正的战争。”

第四，“保全军队”，“化除系统”。这是说军队可以保全，但非蒋系统的军队系统如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系统必须消除。“说到这一点，先要明白统一之梗是在于军队系统，故如果能够保全军队而同时化除系统，则割据势力必于不动干戈之中消灭，而和平统一于焉实现。”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化除军队系统”的办法，即“地方政治与军人完全脱离关系”、“军队应与驻在地脱离关系”、“军队应与统率的将领不发生绝对关系”。

以上是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主要内容。

1937年2月，国民党为了商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对付中共，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内外方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国民党确定了与中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完成了其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另一方面又确立了“和平统一”方针，作为此后对付中共的主要斗争方式。全会发表的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表示“此后惟当根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在“和平统一”原则指导下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案提出的“根绝赤祸”的四项最低限度的办法，明确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平统一”政策的实质。

它说：“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由以上可见，三中全会后，国民党对中共的政策和方针发生了明显转变，由武力“剿共”转为“和平统一”。但这种改变仅是策略上的改变，是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改变。它的消灭中共的根本方针、反人民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样，国民党“根绝赤祸”的根本立场和它所采取的“和平统一”策略，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斗争方式的特殊性。

面对国民党“和平统一”的新策略，中共提出了争取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反对党内的尾巴主义和无原则让步的倾向。

1936年11月，刘少奇写了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材，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阐述，领导权问题是阐述的重点问题之一。他认为，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是1927年以来中共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反对和怀疑这个转变的思想是错误的；但这种转变，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统一战线中，中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一方面联合各党派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但同时也不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他指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所以，在统一战线实现后，一定要注意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

总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自己的内外政策，到1937年三中全会时，正式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但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没有改变，因而采取了“和平统一”方针，就是用“和平统一”方式消灭中共。中共在西安事变后，由“逼蒋抗日”发展为“联蒋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马上便面临着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出现的可能性和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新问题。因此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便成为此后中共对付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的主要原则立场。中间势力始终坚持主张抗日与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和对日妥协政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在国民党政策发生转变、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无条件拥护蒋介石的倾向。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中共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这样，一方面国共两党为主体包括各中间政派在内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旗帜下汇合起来，向着实现武装抗战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国共两党的性质没有改变，尤其是国民党并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根本方针，致使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斗争方式，便是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策略与中共“独立自主”方针的斗争。抗日战争实现后，国共之间复杂而特殊的矛盾和斗争，带到了抗日战争之中，并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

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总格局的形成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全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总格局可以这样概括，即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种政权。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经过一年多的剧烈变化，这种总格局于1938年底形成。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个格局才消失。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的演变，是在这个总格局中进行的。

第一节　一个战争

所谓一个战争，就是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它制约着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和行动。战争的胜败决定国家的前途。它是观察当时中国问题的总前提。

在论述史实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需要先作些说明。

为什么提出一个战争这样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史上，对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这样说：“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的时候起，国民党在长时期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的军事优势，长驱直入，占领了半个中国。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面前，国民党被迫参加了抗战，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抗日战争的重担，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身上。”“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最后战胜强国呢？为什么看来似乎弱小的军队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实行了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

有人这样说：“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与蒋介石的作战重心同时指向共产党。”“自从武汉失守之后，蒋日之间，已经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那时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文件称：‘剿匪的重心必须指向共产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成为主要的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日的主力，日寇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由消极应战的政策转移到观战与求和的政策，因此，重点也就由对外转移到对内，由联共的政策转移到‘防共’、反共的政策。”

有人这样说：“抗日战争八年，国共合作八年，也是蒋家王朝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的八年。”

大陆上的政治人物和历史学家作这类论述的人非常多，不必再举了。

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则往往从相反的方面提出同样的问题，例如有人这样说：“共军改编后，即蓄意扩充实力，避免作战，不打敌人，专事袭击友军，据统帅部的统计，共军第十八集团军自29年11月至30年10月止，在一年之内，因袭击友军引起之战斗次数，即达395次之多。”“真正的抗日战争，一共是十四年，这十四年中，我们的国力、人力、经济资源，损失得非常重大，但是最使人愤慨的，我们中国的内奸和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政府……”

上面摘录的材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否认了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只有少数汉奸亲日派除外）共同进行的战争。仔细分析起来，那些资料中含有的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有以下几种：

1.半个战争论。此论认为当时中国只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抗战。此论又分两种：

第一，一派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完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至少在八年抗战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如此。“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这个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就是说，进行抗日战争的只有占中国少部分地区的解放区战场，而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在武汉失守之后，“蒋日之间，已经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这是一种半个战争论。

第二，另一派观点认为：八路军、新四军“避免作战，不打敌人”。甚至无根据地恶意中伤，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进行抗日战争的只有国民党。这是另一种半个战争论。

2.两个战争论。上面两种不同的意见各自承认自己在抗战。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就存在着两个战争了。此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着两个战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抗日战争，一个是中国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各自打各自的。两个战争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和战略配合。这样中国也就不存在一个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了。

3.三个战争论。两个战争论认为，一个是共产党进行的抗日战争，一个是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再加上一个国共之间的战争。这第三个战争如有的书上所说：“抗日战争八年，国共合作八年，也是蒋家王朝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的八年。”这样抗日战争期间就存在着三个战争了。

上述各种意见认为：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不存在一个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抗日战争，而是存在着半个战争、两个战争或三个战争。我们当然不是说抗日战争期间不存在两个战场（这一点下面就要说到）及其对立，甚至发生过武装冲突（如皖南事变）；也不是说国共之间没有原则分歧和斗争；也不是说蒋介石集团没有与日本谋和和反共活动，但不能说得过分，违背史实。

只有一个战争的论点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里说的中日战争是“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不是哪一部分中国人同日本的战争。又说：“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这里说的都是全体中国人。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说过：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朱德也说过：“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这在那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许多报刊书籍大量宣传这种看法，例如当时广泛发行的《救亡手册》就这样说：“在民族危机高于一切，亡国奴的威胁要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时，不仅是广大的工农大众，就连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也发生了他们的存亡问题，而逐渐改变他们犹疑畏缩的态度，走到救亡阵线中来。”“不分阶级、党派、信仰，也不分上层下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最凶恶的死敌，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

在一个整体的抗日战争大前提下，中国各阶层的人们最广泛地动员了起来，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这样在抗日战争的敌我力量对比上，“敌小我大”更加突出，“敌强我弱”则被大大减弱。

这个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了。

抗日战争是全国一致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它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全体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它表明了中国格局的整体性，它以我为主包括了战争双方，整体制约局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各种政治纷争都受它的制约。尽管国共之间的斗争很尖锐，但都没有超出这个整体所制约的范围。它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表现形态。这个“一个战争”最大限度地动员了集中了全中国的抗战力量，这个事实是中国胜利、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　两个战场

抗日战争期间存在着两个战场，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大特点之一。抗战期间之所以存在着两个战场，是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存在。它的存在是决定因素。

解放区战场的存在、两个战场的存在，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延续和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这是三四十年代具有中国特点的进步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增加了抗战期间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是我们考察抗战时期中国格局的重大因素，它也极大地影响了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局和中国前途。

解放区战场的形成，也就是两个战场的出现，过程如下：

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部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3个师。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红军改编命令，随即出发开赴前线。1937年10月，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军部在汉口成立，随即赴前线作战。

1937年10月下旬，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察南、冀西、五台等地区展开。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4月建立了冀中军区，广泛开展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同年夏开辟了冀东游击区。

1937年9月下旬，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地区，1938年初，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9月初，一二〇师一部进入大青山地区，随后开辟了绥中、绥南、绥西3个游击区。

1937年11月，一二九师主力一部在晋冀边区开展游击战。4月下旬成立了晋冀豫军区。与此同时，一二九师一部和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冀南，8月成立冀南行政公署。晋冀豫部队还向豫北、冀西、晋南发展，开展游击战。

在山东，1938年12月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军。同月一一五师一部开赴山东，加强了该地的游击战。

新四军组建以后，第一、二支队进入苏南开展游击战，到1938年12月底初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第三支队进入皖南抗日前线。第四支队进入皖东，以藕塘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

在日军战略进攻、国民党军战略退却阶段，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000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000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多人，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末，敌后解放区战场已经形成。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就存在着两个战场。

两个战场的存在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两个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同。国民党军处在日军战略进攻的正面，负责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军的后面或侧面，负责敌后战场的作战。解放区战场是独立存在的。国民党军在敌后也有游击军，但起的作用不大。

第二，两个战场是各自独立的。解放区战场形成后，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战役上的配合也是有的。两个战场的敌人是一个，作战目的相同。两个战场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主要是各自与日军作战，各有各的作战区域，总的说是一个战争的两个部分。

第三，两个战场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作战，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为此而制定了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游击战为主，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由此而产生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国民党军事当局未尝不想扩大敌后的游击战，但由于它的军队的反人民性质，而未能长久坚持。

第四，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随国共关系的恶化而加大。国共两党关系恶化以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由解放区政府筹集和仰赖人民直接供给。这一方面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困难，但另一方面更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战场。二者存在着矛盾与斗争，有时斗争很尖锐，发生过华北的武装冲突和皖南事变。但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日矛盾是决定一切的。两个战场虽有冲突，但未完全决裂。二者的配合是主要的。从整体上和抗战全过程来看，中国是进行着一个全民族的战争，而不是同时存在一个外战，一个内战。过分夸大二者的对立是不正确的。

两个战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难免要消耗一部分中国军队打日军的战斗力；但主要地是由于两个战场的存在而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形态。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种特殊的战争形态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存在。由于这种情况就使敌我之间，作战的内线外线不分明，出现了几重包围与反包围。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非常困难，不论前方或后方都处于中国军队的攻击之下和困扰之中，日夜疲于奔命。这是日军失败的重大因素之一。这种犬牙交错的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争形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优点，是中国胜利的一个重大军事因素。

第三节　三种政权

抗战时期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沦陷区政权。

中国领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出现了。1927年以后，中共在南方各省建立了若干小块苏区政权，到“七七”以前只剩下了一块陕甘宁苏区，面积不大。1932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它的范围是相当大的。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下。

在1932年“满洲国”建立之后，虽然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个政权，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因而还不需要从三种政权并存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的总形势和总格局。三种政权鼎立的格局是七七事变以后形成的。

1.沦陷区政权。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并且是重要地区，在这些地区相继建立了伪政权。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

1938年7月1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

1939年9月1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伪政权的统治区域到1938年冬就基本上定下来了，伪政权的权力机关也建立起来了，以后的变化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变化。

1940年以后，伪政权名义上有三个，一个是南京汪伪政权，华北伪政权在汪伪政权建立后名义上归属汪伪政权，实际上汪伪政权是管不着的。二是“满洲国”。三是伪蒙疆政府。三个政权名称虽异，但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性质是一样的。多个傀儡政权并存是日本“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它们统治的地区都是日本的殖民地。

沦陷区政权的日本统治性质、傀儡性质、殖民地性质，在那些伪政权伪组织发布的文件中说得非常清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宣言”声称，该政府的成立“旨在恢复民主国家，湔涤污秽党治，同时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方道义，辑睦世界友邦”。1937年12月24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会”，该会成立时发布《新民会大纲》五条，它们是：“一、护持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二、开发产业以安民生；三、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四、于剿共灭党旗帜之下参加反共战线；五、促进友邻缔盟之实现以供献人类之和平。”南京“维新政府”于成立时发表宣言说：它的“唯一使命，即使领土主权恢复战前状态，与邻邦折冲樽俎，以期敦睦，使国民脱离兵燹之苦、同种息阋墙之争”。

如果说那些宣言大纲只规定了一些原则，并羼杂着冠冕堂皇的言词，那么一些阐释性的文章就更为露骨了。例如《新民会大纲说明》中这样说：“人民呻吟暴政之下，十年之久，欲推翻之而苦压于暴力不能得伸。今也友邦举兵西来，在友邦则谓为吊民伐罪，在吾辈民众观之，勿宁谓为友军代吾人而举政治革命之义帜。故七月七日夜卢沟桥之事变，与法国大革命，七月十四日黎明攻下巴士提尔之性质略同，不啻中国人民对党府革命之开始也。人民虽痛恨党府，如不藉友军之助，实无自行革命之实力。今友军西来甫及半年，华北华中相继肃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政府联合委员会先后成立于北京，五色国旗飘扬于各地，民国由此苏生，民意由斯得伸，是以民国新政权，虽由于友邦之协助，亦合于人民之期望，谓为友邦膺惩党府之成功也可，谓为吾辈政治革命之成功也亦可，即谓之为友军将党人窃据之民国复取而还之吾辈人民亦无不可。此一般民众所不可不深切认识之事实也。新政府既成立于此种形势与意义之下，其必能体友邦之善意，依人民之期望，以树立其建国之新猷，可断言也。其必本诸东方之文化，王道之正轨，力图振奋，痛除积弊，刷新庶政，与民更始，亦可预卜也。是以吾辈人民于党府十年暴政之后，今乃得于新政权下而见光明之来临，诚有拨云雾而见天日之感，此一般民众所以应竭诚拥护新政权也。”“今日渝汉之党政府，其躯壳虽为国民党，其灵魂则已变为共产党矣。是以吾辈民众，尤须认清，剿共即须灭党，灭党即须剿共。吾亲爱之民众乎，如欲免除赤祸，复兴中国，其速加入反共战线，而负起神圣之使命来。”“亲人善邻，古有明训，唇亡齿寒，势所必至。日本吾国之仁邻也，吾国唇齿之邦也，党府竟忘亲善之义，而昧唇齿之势，岂不谬哉。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同教，同立国于亚洲之东，相距不过一衣带水之隔，此天然应互相提携之兄弟邦也。”这里伪政权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

2.解放区政权。

七七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战，到1938年冬已经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解放区，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些地区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

各个解放区政权，在名义上是隶属于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但实际上不存在隶属关系，只是在施政纲领上不超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允许的范围。各解放区的上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从这一点看是各自分立的。但它们都在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各解放区的基本政策是统一的。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规定必须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因此解放区政权实际上是用共产党的组织和政策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之下的解放区政权，不论在对敌斗争上还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上，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和作用。

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当时是中国一部分地区存在的政权，但却是整个新中国的雏型。毛泽东曾说：“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3.国民党政权。

由南京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掌握着大量军队。它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尽管它不能对解放区政府直接发号施令，它是世界各国承认的政府。在抗战期间它的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这个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所把持。“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个政府，不管多么不得人心，在抗战期间仍然坚持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是这个政权的经济支柱。这个政权在本质上是虚弱的。

抗战期间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基本上形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三种政权的存在首先表现为各有各的统治区管辖区，同时也表现在它们各自的根本性质不同上面。三者的并存和相互间的矛盾与斗争是抗日战争史的基本内容。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在中国内地以完全的形态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局面，只有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三种政权代表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它们的性质不同，作用和命运也就不同。国民党政权和解放区政权之间既统一又对立，关系非常复杂。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同伪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但后者对前两者的政策则由“剿共灭党”变成只“剿共”不“灭党”。各种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也将是绝后的。

第十二章　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先后爆发与国共两党世界战略的变化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两大战场，一个是欧洲战场（包括北非），一个是中国、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战场。苏德战争爆发后，极大地改变了欧洲战场的态势，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大战的态势。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东西两大战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三次战争的爆发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关系极大，对国共两党的世界战略有很大影响。而这些又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下面做一些考察。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世界战略的变化

先说中国国民党。

1939年9月9日，欧洲战争刚爆发之后，蒋介石在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词中说：“中日战争问题，就是世界问题，而且是世界最大的问题，须知今日世界的战乱，完全是由日本侵略中国，破坏国际公约，扰乱世界和平的强暴行为所引起的。”“中日战争就是世界战争的起点，亦就是世界战局的重心。”按蒋介石所说，欧洲战争是中日战争引起的，中日战争是世界战局的重心。中日战争的战略地位在欧洲战争之上。

1939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现在欧战既起，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在东亚、西欧同时并进。我们已经获得一个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的基础。”“我们今天只有一心一意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中国更必然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我所说抗战到底的真意，也就是如此。”蒋介石在这里表述了他的政略战略思想，即中国抗日战争与欧洲战争“同时并进”，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中国持久抗战就是要等待这种“自然机运”的到来。“因此，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第九次中央全会开幕词中说：“敌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我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一片。”1942年10月22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开会，蒋介石在会上致词说：1941年12月8日敌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我国接着就对日寇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从此我国就与世界上拥护和平正义的盟邦，并肩作战；我从前所预测的中日战争必将与世界战争联结起来，也于此实现。这一年来内外局势的变迁，就以这一件大事为契机而发展”。“世界上所有欧亚美非各战场，完全是利害成败绝对一致”。蒋介石国民党对太平洋战争极为重视。蒋把这个战争的爆发看作他的预见的实现，他的战略政略的成功。按他所说，欧亚美非各战场的利害成败是“绝对一致”的。

上述蒋介石的政略战略思想成为国民党人士关于抗日战争的重要观点和结论。何应钦论述说：“由于领袖坚持‘抗战到底’，不为日本诱和谋略所动，日本乃进军越南，企图彻底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迫使中国屈服。中国改由滇缅公路输入军用物资，仍未屈服。而日本却因进军越南，引起美国禁止石油输往日本，遭到经济制裁。日本如无石油供应，则其凡需石油作动力之生产与战争工具，皆将成为废铁，必然丧失持续作战能力。日、美谈判，日本拒绝自中国撤兵，不愿放弃在华夺得之利益，必须继续对华作战。而继续作战非有石油供应不可，因此决心夺取南洋战略资源。日本为谋‘南进’战略翼侧安全，须先击灭美国太平洋舰队。故于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八日，奇袭珍珠港，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从此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由孤军奋斗，演为联合盟邦，共同击败日本，获得最后胜利。”

根据上面的材料，蒋介石等论述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中国抗日战争引起的，是蒋介石坚持“抗战到底”战略方针的结果。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战局的重心”，其战略地位比欧洲战场更为重要。第三，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结为一体，在战争中中国的利害成败与其他对德、日、意作战国家的利害成败“绝对一致”。第四，“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持久抗战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以上四点，第一、二两点是过分夸大的。第三、四两点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在中日战争中，蒋介石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坚持持久抗战以等待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之解决而解决的“自然机运”。他对欧洲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论述，往往是从他的战略政略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因此他的论点有的是不正确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和之后，蒋介石一直企望美、英、苏干涉、抑制日本侵略，以致把他们（或其一）拉入战争。因此蒋介石等人把欧洲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看成蒋的战略政略的成功，是有其理由的。而这一点与抗战时期蒋集团的命运的关系是巨大的。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世界战略的变化

再说中国共产党。

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三次大战的爆发极大地影响了中共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对世界前途的看法，对世界战略的看法，对国际统一战线如何执行等等，同时也间接影响到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曾有过曲折的复杂的变化过程。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号召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同时，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是国共合作破裂后第一次作这样的表示。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抗日救国的协定。”这是号召国民政府去做的，但也表示了中共对英美等国的态度。

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美国合众社记者谈话中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而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因为这些话是通过美国记者对美国人讲的，所以争取美国援助的语气更恳切一些。

但事情是非常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在争取英美政府援助中国抗战并与之联合的政策上，有很大的局限，有很大的保留。我们在下面加以分析：

从客观方面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英美对华实际援助不多，而张伯伦又执行对德日妥协的政策。国际上曾有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的酝酿，所以中共特别警惕英美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这是中共不看重外援的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共有一条根本原则，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它对人民解放事业有胜利信心的表现。第二，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估计和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的要求。具体内容后面再谈。第三，从阶级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分开，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指的是那些国家的人民；但人民是无权的，制定政策的人是那些国家的统治者。

以上的分析，可以在毛泽东的话中得到证明。他在《论新阶段》中说：“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现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到东方，为了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轻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实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从这些可以看出中共对英美法政策的内涵及限度。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春），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断定并预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垂死”阶段，世界面临“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的思想和战略被定为共产国际的指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共产国际又一次判断并预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当前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9月10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意是：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都不能赞助这个战争。中国共产党赞成这个方针。

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其重要内容是：（1）欧洲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是“一群疯狗打架”，完全应该反对。（2）欧洲战争爆发之前，世界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后者中包括“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战争爆发之后，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划分已不适用了。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了两大帝国主义阵营的一个，应把战争的双方“看成一样的强盗”。（3）现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政策应该是：在各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各中立国内，如在美国，是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对宗主国。总之，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4）对世界前途的估计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的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中”。

但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与中国现实是矛盾的。当时的中国是：中日两国正在打仗。日本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还没有力量把它赶跑。在这个时候，英国对与日本结为同盟的德国作战，美国支持英国对德作战，并有限地援助中国，对中国抗日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非常明白，当然是有利的。当中共、毛泽东似乎是非常肯定地阐述共产国际战略的正确性时，又不能抹掉上述事实。在这种地方我们看到了中共对英美政策的矛盾性。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说：“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毛泽东说要在这些区别的基础上建立中共的政策。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共对英美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是不合的。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打乱了帝国主义反革命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阵营的划分，坐待两群疯狗打架、两败俱伤而乘机推翻整个儿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被现实否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战略策略不得不作重大修改。

德国攻苏后，中共很快作出反应。1941年7月7日，中共在《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声明“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紧接着在1941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情报中更具体地说：“在目前条件下，不论在英、美，在奥、捷、波、法、比、荷、丹、挪、南、希，或在其他国家如瑞典、瑞士、土耳其、伊朗及中南美各国，那里共产党的国内任务，均是动员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和我们中国一样，不分阶级党派，为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各国共产党对于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或国际统一战线，其唯一标准就是：凡是帮助毁灭法西斯军事政治机构和有利于苏联打胜仗的人们和行动都是好的、正确的，应该联合的。凡属妨害达到这个目的的人们和行动，则都是坏的，不正确的，应该反对的。”由此可见，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和苏德战争爆发以前是根本不同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对党内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对外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在这两个文件中，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又有了进一步的重大变化，要点如下：（1）对战争的性质作了规定。文件说：“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2）在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上，阐述了许多新观点、新策略、新精神。文件说：“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应当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亲密合作，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又说：“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这些是中共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在抗战时期的重大发展。

至此，中共与英美政府正式结成了统一战线，中共的抗战真正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并结为一体。在这一点上，中共的国际战略与国民党的政略战略归于一致。新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结成，是中共走出中国的范围和共产国际的圈子，面向世界的开始。中共的这种战略在抗战后期有些变化，但基本上未变。

第十三章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消长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被彻底打倒，是在1949年。但这个胜利的基础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奠定的。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被推翻，是在1949年，但它走上下坡路则是从抗战中期开始的。所谓国民党走下坡路，第一是从政治上着眼的，第二是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力量对比而言的。如果从军事力量上着眼则是一直上升的（解放战争后期除外）。它的统治地区在抗战结束后也比抗战期间扩大。但这些都没能阻止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最后覆灭。所以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所代表的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

第一节　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

作为中国中央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1927年4月开始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打败冯阎两集团以后，在国民党各派军阀中和各派政治势力中，占了明显的优势。正当蒋介石踌躇满志，高喊消灭两广军阀和“扑灭赤匪”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领土和蒋介石集团实行“不抵抗主义”义愤填膺。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浪潮。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国民党统治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蒋介石又一次被迫下台。蒋重新上台以后，为了稳定国民党反动统治，立即确定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根本政策。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被镇压下去了。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对日妥协退让、对内专制独裁，他除了得到本集团的人和以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政界知识界人士拥护以外，真心拥蒋的人是不多的。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使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破产，蒋被迫接受并实现了人民的部分要求。从此中国人民开始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共产党人也表明态度说：“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

七七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以后，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积极抗战的态度，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召集国民参政会。这些虽然还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但毕竟是国民党一种进步的表现。这时一些党派和政治活动人物，普遍地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形成了一面倒的舆论。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抗战初期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主张；就是“加强政府中枢”。这就是加强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1937年10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自动解散，以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致书蒋介石，或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或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因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而被捕入狱的章乃器，刚一出狱就于1937年9月发表文章，反对“标新立异”，要人们“信仰舵师”，“信托”政府，一致听从蒋介石。抗战前因进行抗日活动而一度被捕的张申府，在抗战开始后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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