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散木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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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根文录试读：
前言
二○一一年是先父的百年诞辰。我决定为他办一件事，即把他一生主要的文字，以及影像，或者说是他一生“雪泥鸿爪”的痕迹，编一个集子存世。这个集子，就是现在的《郭根日记》和《郭根文录》。一本是他的早年日记，一本是他生前出版过的两本散文特写集。
先父是报人，当年他的许多同道现在都有了回顾式的集子，如徐盈、陈凡、曾敏之等等，更不用说徐铸成等更加著名的报人了。先父过去的几个新闻报道（有的或者可以归为“报告文学”之列）集子，如《烽烟万里》、《北平三年》，存世已无多，这次由我笔录印出，以为文献辑存。当然，它的历史意义，对家族或现代中国（新闻史）而言，都是毋庸置疑的了。先父的后半生是局促于校园中的“过气”教师，也是又一种性质的“运动员”了，于是他已无创新的能力，常见的恐怕多是“检讨”式的文字了，这样，在这本集子中，似乎就显得苍白了许多，或者说也就无须“灾祸枣梨”了。作为鲜明对照的，则是他初出茅庐在北京求学时的许多鲜活的文字和身影，特别是他的日记，让人看到了一位典型的时代潮流下的“左倾”的“小布尔乔亚”，关于会馆，关于身世，关于文学，关于友情，关于爱情……一一呈现在其稚嫩又不乏老道的文字下，是谓“良才”。
他的几本日记，北京师大附中的，青岛大学的，已有了“文物”的资格，似也可归入“抢救”之列，于是这本日记就是它们第一次变成了铅字。由于显然的原因，日记中许多人和事，已经无人可以解读，作为抄录者，我只就所知者做了一点注释，附在其中，如果有知情者可以示教，那则是意外的惊喜了。
为了方便读者在阅读前对先父有所了解，由我给他拟写了一个“名片”如下：郭根（一九一一～一九八一），又名良才，笔名木耳、焦尾琴，山西定襄人。早年读书于北京师大附中，热爱文学和写作，思想进步。一九三一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期间参加了北方左联、反帝大同盟等活动。一九三五年在绥远一中任教，曾发起组织绥远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主编进步文艺刊物《燕然》。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由塞北而南下，在上海撰写出版了报告文学《烽烟万里》，风行一时。此后他在“孤岛”上海和江西敌后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后由岳母汤修慧（邵飘萍遗孀）介绍至香港《大公报》工作。一九四二年香港沦陷后，赴桂林任《大公报》桂林版要闻编辑。一九四四年桂林失守后，又赴后方重庆任《大公晚报》编辑，后以编辑方针和言论与主持报馆者发生分歧，被解职。一九四五年，赴西安任《益世报》总编，抗战胜利后，应邀赴上海任《文汇报》总编，不久又赴北平，任该报驻华北特派员，同时又主编《真理晚报》、《知识与生活》等报刊，并兼任北平《益世报》总编，有代表作《北平三年》。一九四九年后，相继担任《人民日报》资料室副主任、《文汇报》副总编、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出版社编辑、山西师范学院（后为山西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百年史话》、《云岗散记》、《一代报人邵飘萍》等。
为先父出版一部文集的念头是早就有了的，在他百年之际，终于得以如愿，相信先父在地下也会高兴一下吧。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多费周折的青岛的友人薛原、臧杰，以及家乡的三晋出版社，校友继红社长慷慨应允，编辑小薛、小董不辞辛劳，都是让我十分感激的。
先父的文字，留在我手中的，还有其它许多驳杂的种类，没有寻找到的，或许更有许多，如果以后还有机会，还可以编一部续集吧。这是这部集子编余的感想。“家祭毋忘告乃翁”。多年教书的生涯使我涩于情绪式的写作，更况青涩的少年时代的印记，那是与先父共同生活时的岁月留下的。
在他的百年，愿他安详。散木二○一二年岁杪
烽烟万里——由塞北到孤岛
前记
在“七七”卢沟桥的炮声里，我开始踏上了流亡的路。
我冲出了烽火漫天的北平城，我尝受了塞外胜利的狂欢，也经历了太原的最后挣扎，我目睹了长沙的三个不同的姿态，也曾投身在新武汉的怀抱。郑州的苦难，信阳的惊慌，粤汉道中的焦急，广州城里的恐怖，永远刻在我记忆的深处。
在烽火连天的第一年里，我居然从极北的塞外辗转而到极南的百粤，把庞大的祖国作了一番纵的巡礼，在我渺小的生命里，我要算它是一件奇迹的。而今，我要把“流亡”作一总结时，便把这些行踪记下来，我无意纪念我个人，我纪念着祖国。郭根一九三九年二月
一 卢沟桥一星火
北平在七月天。北海的茶座里有着阵阵的荷香，南海游泳池里荡漾着翠绿的波痕，满城大街小巷里，酸梅汤汽水的叫卖声会穿过了浓密的槐荫透入深深的庭院。故都正在初夏习习的南风里陶醉着。然而卢沟桥的炮声竟猛不防传了进来，古城的沉梦从此粉碎了。
可是在当时炮声初起时——距现在是整整的一年了——北平的人们却绝没想到这一星星之火会燃起了全面抗战的火焰。的确，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天津演过多少次巷战，即北平也曾有过一两次的武剧——白坚武所发的炮弹曾经在北平繁华区域爆炸过，什么“香河事变”，什么“冀东独立”以及半年前“丰台之马”的纠纷等等，都也平平安安的渡过。因而这次卢沟桥的“演习”，虽然号外的声音满街喊，北平的人们却并未加以严重的考虑。这与其说他们是有什么临变勿惊的伟大沉着，却莫若说是司空见惯的缘故。而且由“七七”到“七二八”这廿天当中，北平的城门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满街的沙袋堆了又撤撤了又堆的，更使人觉着事态已陷在讨价还价的步骤中。“卢沟桥的兵”会如“丰台之马”一样地和平解决的，大家都这样相信着。
然而一部分感官敏锐的人们却嗅出了不同的味道。最高领袖在庐山的声明，南苑廿九军下级官兵的摩拳擦掌，冯治安将军在会议席上的怒吼以及自命北平地方领袖的靦面的要求——把北平划为“和平之城”，这一连串的事实遂使七月廿日以后的北平渐渐不安起来。平汉北宁都已停车，现时北平的唯一出路只有平绥了。西直门的车站上挤满了西行的人。我自己因为任职绥远，又适逢暑假将满，便也随着谥为“走为上着”的人们踏上了平绥快车，开始了第一步的“流亡”，但那时并没意识到流亡，也没想到仅仅四五天后美丽的古城竟自褪色了。直至“八一三”后才随着全面抗战的展开展开了我个人新的生活，我踏上了万里行的路程。如果卢沟桥的炮声是全面抗战的序曲，平绥道上就是我个人流亡的开端了。
二 绥远，当旗开得胜的时候
百灵庙凯旋之后，半年来绥远成为国防前线上最坚固的堡垒。浓郁的抗敌氛围从傅主席为中心发散出来迷漫了整个的塞上。远方嗅觉敏锐的青年纷纷闻香而来，在傅主席麾下投效的志士不断地出入于省府之门。尤其当吕骥先生来临以后，救亡的歌声充满了绥垣的大街小巷。我们不要忘了，那时华北各地方当局认为这种歌声是犯罪的，一声“打回老家去”就有带上红帽子的危险。即在绥远，那时街上的行人可以自由地唱了，而受军训的学生却还没有这种权利，教官只许他们唱“冲，冲破山海关”，在我们局外人看来这两句话却并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分别！那时还有“新安小学旅行团”正深入绥远乡间向老百姓灌输民族意识。他们几十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从江南的故乡跑到苦涩的塞外，默默地深入民间作着无报酬的工作。我相信今日塞上游击队的声势浩大总有几分是他们的收获。然而在当时当他们下种子时，我却听到有人这样的批评着：“新安是我的故乡，我知道决没有这样一个学校，他们是×××派来的！”然当“八一三”沪战一起，这些人都封闭了他们的口！
七月廿八日清算了北平二十来天尴尬的局面，和平的迷梦撕得粉粉乱碎，廿九军的残部退出北平，平汉正面僵持在长辛店一带。这时绥远的人们感到窒息般的焦急，当晚间民众教育馆的收音机透出“——佟麟阁，赵登禹——以慰忠魂而励来兹”的讯息时，报告员沉重的语调，悲痛的音色——在机旁黑压压的听众那个不是在睫毛边滚出圆滴滴的泪珠！我怎样也忘不了当广播完毕，大家走上黑沉沉静寂的归途时，一个青年学生突然哑声地喊道：“妈的！早不准备，把军队集中在营盘里叫人家痛炸！”这声音震撼了每个同行者的心，我看见他眼里的光芒。后来绥垣沦陷时，他参加了马占山将军的部队，他今日该在大青山边跳跃着吧。
绥远的民众要怒吼起来了，酝酿多日的“绥远民众抗敌救亡会”在几个青年热忱的努力下终于得到官方的许可，在“九一八纪念堂”举行了成立大会。会场里没有辞令婉转的演说，也没有博士论文般的长篇阔论，有着是粗犷的呼声，“我没有什么话说，我们干吧！”“干吧！”多少人的声音合成一声巨响，塞外终古的沉寂现在是被打破了。大会主要的议案是“请求卅五军出兵绥东直捣敌人之后”，可是这议决案还未进行的时候，傅主席已飞往太原了。
傅氏受任平绥路总指挥，全面抗战在许多人焦急、怀疑、失望的情绪中终于展开了。绥远成为最前线的重镇。兴奋、狂热，同时也有忧虑、恐怖，绥垣陷在异常的激动中。果然，由绥东进攻敌人后方的命令已在不声不响中进行了，卅五军与门炳岳军向商都猛冲，刘汝明军担任进攻张北，汤恩伯军浩浩荡荡开向南口。
可是这些消息直至报纸用头号大字标出“克复商都”时才传遍了整个绥垣。傅、门两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克攻商都——匪伪的老巢，再乘胜连下嘉卜寺、康保、宝昌，察北七县至是已克其四。抗战战幕初掀，我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消息传来，大街小巷救亡壁报的跟前挤满了一张张欢笑的容颜，救亡会的演讲队把火样的字句烙在听众的心里，女生队能进入穷家寒舍从颤动的枯干的手里接受着几个辛苦的钱，“拿去给伤兵用吧，可惜我们没多的钱！”仅有的三个中学都一致停了课，学生们不但把自己的宿舍和教室让给伤兵，还自动的为伤兵整日的服务。可是青年们正奋力这样工作着时，省府却在报纸上刊登了成立“绥远民众抗敌救国会”的公告，并以这个理由强迫“救亡会”解散。这时傅主席身在前线，省府一切全由秘书长曾厚载全权执行，而曾某却在这时还忘不了他“绍兴师爷”的本色。结果是“救亡会”的领袖被请去做了“救国会”的一个空头“委员”，“救亡会”即在救亡人们的反对解散声中以不了而了之。同时在那期间还能听到负着平绥路宣传工作大责的党部特派员的妙论，“察北是人家故意放弃的，小子们就高兴的不知天高地厚了！”
这些抗战初期费解的现象一年来随着斗争的演进已渐消灭了，因为官僚们的尾巴在紧急关头中就会暴露的。后当平绥线崩溃，傅军转战山西未能回师绥远时，敌人犹在数百里之外，省府便已迁往府谷了。绥远的残局亏着马占山将军一手支撑起来。“不干的滚了开去！”仿佛谁这样说过。
三 偷过大同
宝昌攻克后，沽源、张北克复的消息却经过了多日也不见报纸披露，人心在焦急中感到些难言的不安。到了八月廿日左右平绥车不通张垣的消息竟至传来。原来刘汝明没有守约进取张北，以致敌人得有余暇由多伦进兵张北一鼓而下张垣，一转手之间局势倒转，不但傅、门两军前功尽弃，南口的汤军绝了后路，而平绥线竟因之整个崩溃。刘汝明承继了军阀的劣根性，想在敌人狡猾的面前保存实力，却不料当他为敌人尽了义务以后，敌人竟以千磅的炸弹作为酬礼，当刘师退往蔚县时受了最猛烈的轰炸，几至全军覆没。
张垣以后，继之以柴沟堡、天镇、阳高纷纷失守。绥垣初期粉红色的氛围现在是吹散了，黑云低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前两天还想着下多伦取承德入古北与南口汤军夹击北平，而现在却听说阎主任已决意退守雁门，整个的绥远以及雁北都要抛弃了。青年人的悲愤，老年人的忧虑，随着从远方沙漠中吹过来的塞外秋风笼罩了整个的绥垣，景象是那样的凄凉。
即在这样的情态下，有一天突然警报响了。这是塞外的人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经历。人们疯狂了，满街的号叫，哭喊，有的从郊外树林中跑回来爬进地窖，有的进了地窖又爬出来奔向郊外，因为他们已听说过在丰镇有一颗炸弹正巧落在地窖上，活活葬送了二百多，同时也听说在大同的郊外敌机专炸树林，因为在树林里会藏有埋伏。敌机在第一次来，幸而没有抛弹，只是侦察一周，但是这一次的骚扰已把绥垣的凄凉变为恐慌。紧接着大同动摇的消息又传来，大同若失，绥垣就没有退路了。省府高级官吏以及地方绅士推举了代表赴前线请求傅主席必要时如何撤退。其实当时贵人们的眷属已在集体逃亡了，他们不敢走大同，他们骑着骡马“起旱”绕凉城入杀虎口。这条路是土匪的熟道，所以他们想请傅主席派些在前线杀敌的兵来沿途护卫。贵人逃亡的消息刺激着一般人更形恐慌，纷纷冒着险登平绥车东上。我们一般外来人，学校既停办好久，“救国会”允许给我们的职务又始终未见明令，我们感到没有再苦候的必要，便在一天黑漆漆的晚上别了两年来的塞上生涯，踏上东去的兵车。
大同半月来天天自晨至暮遭着严重的轰炸。车过丰镇时天已微明，胆怯的人生怕敌机袭来，便想下车，勉力压住扑扑乱跳的心，在窗口张望着。所幸车达距大同十五里的最末一站“小孤山”便停住了，因为轰炸时间已到。我们走入附近的乡村里，要消磨一个整天。果然车停后不久，便听见机声轧轧，远望大同的头上像是粉蝶一般的飞机来往穿飞着，轰轰的爆炸弹震撼着每个人的毛孔。夜来了，乘客从各方面走拢来聚集在车站旁的列车上，想着几十分钟便可进入大同，却不料苦候到深夜，等兵车过去无数列后，方慢慢开进大同的站台。夜里，大同复活了，白天躲出去的居民纷纷回来，站台上也有不少接客的店家。站台上有着是巨大的陷坑，我们看到一个疯了的伤兵，据说是炸弹正落在他面前，幸而入土未炸，但他的身体虽已幸免，神经却被轰炸着了。
我们被带进一家旅店，时间已是深夜两点，我们必须赶天明以前离开大同，然而旅店主人却说营业长途汽车已停了许久，如果想走只能向军用汽车的司机们想法子。我们只得如此，每人把卅元的钞票递到司机的手里，他又把十分之一送给店家。我们被装进一辆运着面粉的大卡车里，我们坐在面袋上，外面再罩上一层极厚的帆布。司机严禁我们在里面出声，他说如果被军警发觉，不但我们走不了，他还得进陆军监狱住他娘十年。于是我们这辆蒙面汽车便开始在大同街上蠕动起来，我们车里一共装有十三个人，不幸里面有一个婴孩，他每发一次哭声，司机便反回左手来把帆布罩急敲一下。
是天大的幸运，我们的蒙面汽车竟自安然驶出了大同。当我们敢把头伸出帆布罩之外的时候，外面已是晓光初透，路旁尽是碧绿的高粱。我们瞒过了敌人的炸弹，瞒过了军警的耳目，我们竟已偷渡了大同，这座比昭关还要难过的难关！
四 夜渡雁门关
汽车把我们载到岱岳镇，司机说天已放亮，我们必须下车，恐怕沿路警宪发觉。我们苦苦哀求他载我们一直到太原，但他怎样也不肯。于是我们七八个人便被抛弃在寂寞的田野，静候着有什么人来好领我们到镇上去。约莫有半个钟头，我们找到几个壮健的农夫，挑着我们的行李，我们才能够踏进这雁门关外最繁华的重镇。同蒲路在日夜加工急修之下已经展延到这里，我们在小店里放下行李，便跑到所谓车站以观究竟。因为同蒲路兴修的故事在刺激着我的好奇心：据说阎主任有一笔很大的款子存在某国银行里，不知为了什么，银行不肯付还现款，只答应给些铁路材料，弱小的中国人无可奈何，只得遵命，于是同蒲路便以先天不足的姿态出现于闭关自守的山西。说它先天不足是因为它全部是些外国人废货堆里所拣出来的年代久远的古物，说它闭关有守是因为同蒲轨道窄小于国内其他铁路，既不能与正太联运，也不能与平绥衔接，据说这是阎主任保守山西的军事大计——当同蒲初修的时候，我们当还记得中央屡次的高声反对吧？又据说同蒲通车头几年内所有全部收入均归阎氏，这叫做偿还垫款，不过这恐怕是些齐东野语，我是不肯相信的。
我们到达车站的时候——所谓车站却不过是一个铁闷子车厢，真正的车站还在建筑之中。我们爬进铁闷子，见过了站长，他说现在火车还未正式卖票，人民可自由乘车；又说现在轨道已铺至距大同十五里的地方，一两天内同蒲就可全部告成，一旦通车，军运便很便利了。
却想不到同蒲终于没有完成，我们的军运也没沾它一点光。我们日夕加工建筑，却给敌人尽了义务，敌人坐享了其成。因为在岱岳的第二天，我们便听到大同失守了——大同，这晋绥的门户，中原的屏障！
大同的失守太使人难以相信。我们决不肯相信，然而整个岱岳是陷在惊惶的漩涡里了，尤当正午敌机初次发现在岱岳高空的时候。伤兵抢了差徭局，抢走了几万现款，又吞光了全镇饭馆的菜饭。我们既食不能饱，卧也不能安，因为在夜里伤兵要拚命的打门，幸而我们的门还坚实没被打开。我们急着想离开这儿，但是在火车站，在汽车站，我们等了一天也还是徒然。在汽车站，有个流氓，他说只要两元的代价，便可以保我们登车，他的方法是蹲在离车站较远的公路旁，那块地点是凹地，可以掩瞒了在高处的车站的耳目。他向着跑过来的汽车摆手，据他说这是暗号，司机看了就会停车的。可是我们等了半天，汽车也过了几十辆，却没有一辆停下来——要不是流氓捣鬼，便是前方委实太紧急了。
我们连候了四天，经过多少的奔走，才以六十元的高价（平常只需七八元）雇得一辆轿车，三匹马拉着我们离开这座吃了惊的重镇。
在路途上，敌机不断地在我们头上飞翔着。每逢听见机声时，我们必得下车来躲到路旁的田野里，我们的马是白色，所以还得用毯子遮盖了它的全身。一个军官样的人自动地指挥着车辆的进退，因为大路上全是由北向南的车子，前后衔接着像一条一字长蛇阵，他要车子隔开相当距离，免成轰炸的目标，因这同路人的关系，我们长谈起来，他说他也是送家眷还乡，他又说大同现在是座空城，我们兵早退出好几天了，日本兵还不敢进来，也许真是一个“空城计”也说不定，因为大同实在是退得太出人意外了。
其实，当我后来到太原时才晓得这个“空城计”的真相。李服膺既退出了阳高，便接防了大同，他抱着避免牺牲的精神，和部下约好只要听见敌人的炮声响在城边，便要从速撤退，因为在战略上我们是要放弃雁北退守雁门。一天工兵正在城外炸毁铁路桥梁，这轰轰的爆炸声便骇得城内防军认为敌人已来，一阵鹤唳风声，大同就变成一座空城。在起初，敌人确实不敢贸然而入，所以空城计一直有效了七天。可惜的是在这七天里，我们没有偷偷入城把如山堆积着的给养运了出来，因为大军急流勇退时只没忘了带走各人的两条腿。
车行两日，到达广武镇，便已身在雁门的进口了。由广武到关上，有着三十里长的山道，两旁尽是绵延不绝的山岭，每个山头都具有一座碉堡，具有一夫当关万夫难入的形势。在广武镇，想不到竟遇到红军的先头部队，在绥时传说他们早已深入察北，原来他们在今天才得走到这里。他们全是步行，一身灰色的军服，没有领章符号，认不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卒，只间或胸前有佩红星的，也许是指挥员。他们差不多全是廿岁上下的汉子，还有十三四岁的小兵，真不知怎样能走了这样长的路途。在广武曾遇到几次敌机，他们都躲在树荫里，敌人并没发现他们的影子。
爬上雁门的高坡时，天色已经黄昏了。在我们想像中，关上定驻有重兵，至少要盘察严密，不料我们抵达关口时，那雁门关老态龙钟的模样，竟孤单单地被抛弃在一望无际荒凉的山头，没有一个人影，关门大开着，关头刻有“雁门”两字，挑动了旅人们吊古的情绪。我登上关头，幽暗的关楼里供着几座塑像，但我无从认出它们究竟是些谁。我正在思索时，屋角突然飞出一个鸽子来，我吃惊非小，因为荒凉寂静的关头只我一人。急急迈出关楼，凭堞四望，只是些山，蜿蜒的山在暮色里引人遐思。下了关头，穿出深深的门洞，在关的左旁却是一座宏大的庙宇，门外沿墙有栅栏一道，里面锁着的是层层的石碑，那一定记载着多少古远的事迹呵。一个肩锄的农夫走过庙前，我请问他这庙里供着的是谁，他却高声的用极庄严的声调说道：“李牧将军！”
的确，李牧在生时，以他的赤胆忠心得到整个代州雁门一带居民的崇拜，尤其他的惨死更使人怀念不已，时间已迈过二三千年，而他的生命还活在这一带居民的心里，当此敌人侵入的时候，基于“乱世思名将”的惯律，我们对于这位边疆名将怎能不深加思慕呢！“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我心里祈祷着，我祈祷我们今日会有第二个李牧威镇雁门关头！
雁门关的南面是一个几乎垂直的斜坡，如瀑布一般地泻入山底。步行犹有蜀道难之想，要教马拉着大车一滚而下，真有莫测的艰险。车夫在关上照例请了几个帮手，在大车的轮前绑了一根粗木，作为“闸”用，如果没有闸，车轮的速度会压没了骡马，车里的人也会被掷出数里之外。于是在漆黑的夜里，我们让女眷坐在车里，男的步行，走下这著名的惊险的山坡。下了山坡以后，便是堆堆的小石，间有水流侵漫着。据说要走卅里才能走出这乱石堆，一点也不差：“关前关后六十里”。
夜里，大车赶出我们前面去了，漫长的山道中只剩下我们两人。我们起初借着手电的光领着我们踏过一块块的石头，到后来电石用尽了，便只有不管一切向前猛冲。脚也许插入石缝，也许踏进沙里，两人抢着走，都想抢前一步，因为各人心里都怕着猛兽会突然跳了出来。我们都不出声，一口气走了卅里的山道，听见前面有人喊马叫的杂声，才长叹了一声，把紧缩着的心放了开来。
把车马赶进小店时，小店里竟满藏着军队，我们便和军官们住在一起，他们是刘镇华的部队，从他们的嘴里，我们才晓得红军已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国共已完全合作。小店里的白面要七角钱一斤，这真是惊人的价格。原因是山西当局没有统制物价，商人们更任意地向客人索取。从这种地方也可看出山西当时的紊乱。
第二日天刚破晓，我们便作速登程，回首一望，雁门关耸立山头，遮断了胡天汉地。以这样惊险的形势，一定会挡着了敌人的铁蹄——却想不到几天以后，敌人避艰取易，竟由小石口攻入，雁门天险竟无一用。
车过代县各乡时，八路军的宣传人员正在沿途工作着，每入一乡便可看见墙壁上竟是他们所写的标语，“国共合作万岁”和“联合英美法苏”这两个标语顶多，因为这两句正可充分表示他们最近对内和对外的主张。一次过某部时，乡警正沿街敲锣，高喊“八路军讲演了！”可惜我们不能停车，没有看着他们究竟怎样宣传民众。傍晚入崞县城时，又遇着约莫有一师的八路军，他们穿街而过时，向民众散发着中共救亡的八项主张，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重要的宣言。
可笑的是每一乡村街壁上既有八路军新涂的标语，却也有旧日山西当局的布告，什么“凡活捉一共匪者赏洋一百元”等等，两相对照，令人啼笑皆非。时间不过一年，政治局面却有这样大的变化，谢谢日本军阀！
车至原平镇，这已是同蒲正式卖票的起站。敌机已来光顾两次，人心已不镇静。再南行二十里，便是他日抗战名地——忻口，在这里我别了同路友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定襄。
五 奔向太原
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一切还是依旧，廿年来是这样，也许再廿年也还一样。我常觉得乡村里的风俗习惯、街道房舍以至于一草一木都像是终古不变的。一把锄一把犁，是多少世纪以来求生的家伙，也许只有把它们机械化了的时候，乡村才会改变了它的面貌与体质吧。
家乡还是静悄悄的，虽然敌机出现过几次，却没有肆虐，所以在乡人的心目中，除过认为它是一个怪物而外，并没有引起他们任何情绪的激荡。村里也有“主张公道团”和“牺牲救国同盟会”的下级组织，可是组织只是个空壳。村里的壮丁大多是团员与会员，他们却毫没觉得这些团、这些会与他们自身有什么关系。不懂山西政治勾当的人一定要纳罕地问，这些“公道团”、“牺盟会”（他们是这样简称）是些什么名堂。我也一样的纳罕，多亏一个熟悉晋省政治的朋友给了我一个圆满的解释。他劈头便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阎主任机会主义的产物。它们两个是对立的，同时却又是统一的。对立是因为‘公道团’是‘反共’的，‘牺盟’却是‘亲共’的；统一是由于这两个组织都以阎主任为最高领袖，为他一手所操纵而运用自如。”我再请他详尽地作一番伸述，他说，“要提起这两个组织产生的历史却也话长得很。”原来阎主任自从扩大会议失败，由北平败回太原以后，便觉得山西省的国民党党部颇有些讨厌，遂下令封闭。于是多年来山西全省没有国民党的组织，而所谓山西省党部也者，却在北平成立起来。山西既没了党，阎主任便想自己组织个党，为他作些军政以外的工作，这样“公道团”就产生了。廿六年适逢红军入晋，“公道团”便尽了它历史的任务。据说当时太原市上有不少的青年被拖上了屠场，他们的嘴多是密密蒙着的，当然是怕他们泄露了什么秘密，不会是怕他们像阿Q一样喊出了“过廿年又是一条好汉”或是“手执钢鞭将你打——”这些壮胆的语句。就以定襄而论，被杀者即不下数十人之多，里面却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只是些由公路上抓来的过路人而已，他们“通赤有证”的物证是些铜钱或是红纸、小镜等。然而县长竟以铲共有功，由三等县升至一等县。不幸红军退走了几个月，日本人却从绥东攻进来，晋绥是一家，这个攻到家门边上的敌人比红军来头还凶，阎主任有点着慌起来。不错，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为保山西，我们必须抗日，于是阎主任提出个对策，便提出“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口号。因为这时国内形势已大变了。
在西安事变后，红军已得到合法的存在，而且红军又是最坚决抗日的，阎主任更觉得有改变以往作风的必要。“民族革命”的任务要是让“公道团”担负起来未免滑稽而且不伦不类，一定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它的中坚分子，只能用之于镇压乡愚的。于是便想出了另外产生一个组织的计划，这样“牺盟”便应运而生，在“民族革命”的任务下从事“联共抗日”的运动。但是产生了“牺盟”却也不能捏死了“公道团”，因为它还得在“社会革命”的任务下从事于“团结好人，打倒坏人”。这样“公道团”偏于对内，“牺盟”偏于对外，两者并行不悖，却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摩擦。我的朋友说到这里，忍俊不禁地笑了。自然他所说的只是抗战前的情形，抗战发动后，整个中国都彻头彻尾地变化了，又岂只山西呢。
在家乡住着，因为看不到报纸，便一直心上混混沌沌，殊不料当中秋甫过的一个傍晚，村里突然惊惶起来。原因是本县的几个要人都把家眷接往太原，例如“牺盟”、“公道团”的总负责者，以及大小地主等等。由他们的口中，才知道长城已破，繁峙已失，崞县岌岌可危。这样火线离我们的乡里已不过五六十里。
朔县、应县的屠杀吓破了人们的胆。敌人挑动蒙人仇恨汉人的心情，他们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深深刺进蒙人的脑里。他们告蒙人说，汉人在中秋所切的西瓜就是象征着切蒙人的头，他们所给你吃的月饼里面，都含着毒药。这样当蒙伪军杀入雁北的时候，可怜的老百姓想着在敌人面前求活，便忍着泪献献殷勤，把最好的食物端在蒙人的脸前。这些最好的食物便就是月饼和西瓜，因为那时正当中秋节的时候。那残酷的屠杀教我们不敢想象，据一位从死里逃生出来的朔县青年谈，蒙人攻入朔县后，便把所有的老百姓用绳子穿起来，一排排立着，任凭他们刀砍或枪杀。蒙人说这是报仇。
在这样生死关头，乡里的青年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纷纷冒着险走上逃亡的路途，我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先到县城里探听消息，却原来县长和公安局长早已挂冠而去，所有商铺都已关门，整个城静寂的像死去了一般，显然是静候着敌人之来。“公道团”和“牺盟”没有一声动静，虽然他们各自喊着具有几千几万的会员，而且“山西全省总动员委员会”已在省城宣告成立，却没有人来这里“动员”。
乡里不能逃亡的妇孺老弱都准备着深入山里暂避，靠公路与铁路近的村子已在纷纷移动。家里人也劝我入山，我却以为那不是久远之计，便在一个“冷落清秋”的破晓，我踏上了一只残破的脚踏车，车梁上还带了一个女性，转上逃亡的大路。
定襄本来交通极其便利，有火车、汽车，可是火车站上已没人迹，车子已数日不通，路工也都解散；汽车更是没有平民的份，公路上风驰电掣的汽车倒尽有千千万万，却只有要人们的眷属和贵重的行李藏在里面。
我们离开定襄城没有一里，敌机便飞来投掷了第一次的礼品。以后由定襄到忻县卅里的途中，我们在高粱地里爬过五次躲避成队的敌机。到达忻县汽车站的时候，警报还没解除，城里正遭逢着极重的轰炸。
我们想在汽车站等候有什么汽车来，碰运气也许能坐上去，可是等了半天也没一点希望，便又跑到火车站看看。三四条轨道上倒挂满了列车，而且车厢里都已挤满了人，可是那一天开都说不上，我们便又回到汽车站。刚刚走进站房，突然成群结队的敌机猛扑过来，轰炸的声音震撼着站房发颤。我蹲在墙边，地下和土坑上躺满了人体。我分明觉得炸弹就在眼前爆发，不自觉地摸摸头，却没有血；这时我身旁的一个下级军官却还没把耳机挂上，继续与他们长官通话，高声地喊：“——敌机正在投弹！——”不过，在轰炸猛烈的时候，他好像不知所以然似地，把身子半蹲下来。
轰炸过后，出站一看，一群人从火车站涌过来，一个通讯员告诉我们，火车站遭了严重的损失，列车炸烂三四辆，他眼看着同车上的人血肉横飞，他幸而没有波及。总计被难的同胞有四十几个，受伤的更难统计。我看见一对夫妇都在腰部受了伤，互相依靠着蹒跚地走向城去，他们的婴儿却丢在野地不管了。其实野地里的婴儿不只这一个，因为四围高粱地里时时会传来呱呱的啼声，哀哀无告的小生命在无望地挣扎着。
在夜里，我们给一个军官说了千般好话才得爬上火车，可是当车头开动的时候，单单把我们这辆丢下了。我们又回到汽车站，无办法的踌躇着。我们本能乘夜沿着公路走向太原，可是忻县前四五个村落都正遭了散兵的抢劫，于是单身独行成了冒险，尤其又偕行着一个女性。即是执法队驻在的忻县汽车站，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还几乎遭了洗劫。因为当我在解除了警报、从高粱地钻出的时候，我的车子却被一个丘八老爷推走了，幸而前面碰着三四位我的同路人把他拦住，他见我们人多，才放下劫货，悻悻而去。一位从繁峙逃出来的公务员告我们说：他从繁峙出来，沿路上所看见的尽是些一个模型的散兵：他们都空手走着，手指上总有三二个发光的戒指，在他们每个人前面，都是一头骡，驮着一个少妇或者少女，牵骡走着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乡下孩子，肩上还得掮着老总的步枪——这一切都是老总爷的胜利品。我不客气地说：在山西抗战的初期，老百姓对于晋军的恐怖实在倍胜于敌人，只要他们从前线上一“散”下来，便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而晋军却又是最善于“散”的。一两天后，一个从我乡逃出来的庄稼汉亲自对我说：有五个兵在夜里被老百姓手刃了，而我乡自从明末以来连杀人都怕没听说过的。
我们愁苦着，在汽车站一直候到天将破晓的时候，正担心着天明的轰炸时，意外地却有一辆救命车跑了过来，原来车主是我的一个堂兄，他的眷属从车里看见了我，唤了一声，我才有平安到达太原的机会。
六 太原变动了
汽车刚到城边，我刚刚下了车，在一个衙门里休息的时候，警报突然大发——太原警报声比任何地方要响亮，要凄惨，像是被宰着的牛的惨叫。我随众人的脚步跑到旷野里一个土窑洞里，这是绝妙的天然的防空洞。没有片刻，重轰炸机低飞的声音已经震撼着土洞里的浮土，片片地落了下来。约莫来了五六十架，把城外兵工厂乱炸一番。太原每日遭着有定时的轰炸，半个月来每天清晨七时起便要准备受炸。所以白昼的太原就跟往日的午夜一般，静寂的像一座古墓；可是从黄昏到午夜这一段时光里，太原醒来了，活泼地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尽情地跳跃。
我抵达太原的时候，正是李服膺伏法过后的黎明，他是半夜里升天的，那么当我来时他的血也许还未完全冷却。太原报纸上都这样标着：“阎主任挥泪斩李服膺”，大有马谡故事重演的味道。报纸上记载着阎主任怎样沉痛地对李服膺讲着：“我从排长一手提拔你到军长”，“实则望……”，“却不料……”等语，另据一个绥靖公署的朋友讲夜审李服膺的故事，显然要比报纸的记载有声有色得多。
深夜里，大堂上灯光照耀着。晋军所有高级将领如杨爱源等等都直立两旁观审。这是因为外间对于晋军责难过甚，阎主任为整肃军纪起见，故命全体将领会集于一堂，当然是杀一儆百的意思，暗示“从前是从前，今后是今后了”。当阎问道：“中央拨下偌大款子叫你在阳高修筑坚强工事，你却为什么敷衍了事？”李服膺惨白着脸，怒目直视，大声喊道：“这还用问我吗？主任问问自己好了！”阎却也没有答辩，便一声不响了。最后当死刑判决，即要执行，李服膺反身将出的时候，阎柔声说道：“慕颜（按：即李之别号），你怎么不带你的帽子呢？”（因为李于审讯时将帽子脱置于桌边）“我脑袋都不要了，还要帽子！”李愤急大呼。旋即快步出室。当执行枪决时，李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打倒阎……”语仅及“阎”字，子弹已入脑际，这是执行者的聪明。
从李服膺的死，局外人也会感觉出几近卅年来的山西，现在是开始变动了。卅年来独夫统治的宝座开始动摇了。晋军已无能为力，虽有原平姜玉贞旅长的死战，可是终于大局无补。当局决心下得太晚，李服膺已死得过迟，平日多财善贾的山西军人，现在正已保卫不了山西。忻口的前线，雁门关外的敌人后方，已都是卫立煌将军和朱德将军所统率的健儿为国效命。我还记得在定襄饭馆里，周玳的炮兵对我讲过的话。周玳是晋绥炮兵司令，且是兵站总监，山西多年来每有战事，必是他任兵站总监，因了这个肥缺，周氏所积有硬币究有多少，已成了莫大的神秘。据他的兵说，崞县失陷时，周氏家里还存有五六十万现洋因来不及运走，竟入敌手。太原那时省币狂跌，据说也就是因为这一般军人把所有积存着的省币不惜以任何价格拚命地换取法币。结果本与法币等价的省币现在打了三四折还没地方换得法币。“妈的！只要高级军官不爱钱，没有不会打胜仗的！”这位炮兵又对我说，他们炮兵应有三团，实际上却只有两团，可是领三团的饷。其后当我在十二月间到达长沙时，我听该地同乡说，周玳本人和他的眷属都已来湘，不日还要到四川去。呜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山西的旧势力是销声匿迹了。太原市上满眼是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标语，周恩来、萧克、彭德怀等人常常发现在人丛作着公开的讲演，以“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太原”的口号由他们吼出来，得到万千太原市民的狂热的拥护。李默庵将军也作过公开演说，郝梦麟、刘家骐两将军的死耗传来，更把太原市民抗敌的氛围白热化到极点。各处是游击战的讲演，八路军中的参谋人材如彭雪枫等等都是各处的主讲。这时“牺盟会”也加倍的努力工作，目的是武装群众。太原小北门外的国民师范学校的校址这时成了青年活跃的大本营。当局这时成立起“山西民族革命战区动员委员会”，记得李公朴先生还担任该会的宣传部长，许多热血青年都由动员委员会派入战区，号称“游击县长”。当时有一个笑谈，说某游击县长一日作过三县的县长，因为战区都满布着敌人，敌人发现了他的踪迹，便赶着他一天走了三县。这时沦陷区域不用提，即距离敌人还有几百里的地方，所有的县长都已“想”风而逃了。他们只会在太平时代吸吸民脂民膏，伟大的时代来到时，他们实在也该滚蛋了，新时代是青年的。
早在半年前，太原已有“青年人的天堂”的称号，救亡歌声也比其他各地早公开地唱了半年，可是那时也只是唱唱而已，实际什么行动也没有的。因为那时政局还是卅年来传统的政局，“牺盟会”的作用也不过是幌子而已，这个幌子吸收来各地几千几百的青年，他们都具着一颗热辣辣的心，可是这个组织却是投机主义的产物！但是自从雁门失守，八路军开入晋省以后，太原已从量的变化飞跃到了质的变化。不但“牺盟会”开始了实际动员群众的工作，即“公道团”也开始向这方面努力。这自然是因了环境的推动。八路军初开入太原时，它的司令部恰就在半年前作为“剿匪司令部”的所在，甚至门口的牌子还没有取去，院子里自然多着是“打倒共匪”一类的旧标语。听说某新闻记者指着这“共匪”两字笑问彭德怀时，彭摇了摇头，连说：“要不得，要不得。”这真算得上是抗战史料中的绝妙佳话。
处于军事失败、客军遍地的局面下，山西当局内心的苦味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曾在“公道团”总部看到“老头”（太原政界私下对阎主任之称）亲笔所写的两个字“中兴”——这是赠与该团主任的。由此“中兴”两字，我们可以想像“老头”那时的心境。经营了将近卅年的事业，竟自动摇了，而且已濒了破产的关头；但是失败虽然失败了，却还要从失败中打出未来复兴的道路——这种在失败中具有再兴的自信，而且勇于接受失败中的教训，实在是阎本人最大的长处。阎氏在三十年来民国的政治舞台中所以能硕果仅存，也许就是得力于此点。可是“中兴”虽然是“老头”的希望，但在当时失败的氛围里，“公道团”主任不由得叹一声有气无力的话：“失败了，那当然别提了；如果抗战会胜利的话，那在将来庆功宴上，还不知谁能得着座位呢！”
在雁门失陷、忻口战线未立稳以前的半个月间，太原市面的紊乱已达到了卅年来空前的纪录。逃兵散兵不但在城乡示威，在省会的中心居然要白昼行劫。除过这合法的军士以外，非法的流氓土棍也当然不甘落后而乘机起哄。于是抢劫、勒索以及奸商的随意抬高物价，把一座繁华的太原城陷入了十八层地狱。及至忻口站稳，同时当局也下了最后决心整顿省军，遂将息影家园的张培梅将军再请出来就任第二战区执法总监。自张东山再起，不但省军渐知军法，而太原的治安也立刻巩固起来。
张在晋军中因资格最老，犹以治军极严肃为三军所畏服。但以其铁面无情，执法如山，不但高级将官对之寒心，阎本人亦为之头痛。（在某次战役中，阎之近戚某旅团长两人因犯军法当斩，阎再三为之乞情，但张以军令森严，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卒刑之以法）所以每当晋省危机过后，张知阎不能共安乐，即洁身引退；如危机再现时，张每亦应命再出，为之化险为夷。这样在阎、张的关系上说，张不啻为阎之救命恩人，但阎有一宿癖，即绝对不用材质胜己之人，凡在阎之幕下者率皆庸庸之辈，一呼三应者。盖图其便于颐指气使，而彼等又绝无觊觎之野心也。若一旦稍露锋芒，则绝无善果。商震、徐永昌、张荫梧等出走于先，李生达、杨效欧非死于后。贵为绥主席的傅作义氏，虽然号称军长，而实力不过两旅，即以此区区兵力犹需王靖国坐镇包头，俨然监军。张氏既知阎意，故亦乐得田园逍遥。
张培梅既任执法总监，首重维持省会治安，以在秩序紊乱之后，必须用快刀斩乱麻之手段方克立收奇效。所以当我们初抵太原的时候，城门口十字路口，总有二三个血淋淋的人头高高挂着，执法队个个手持着雪亮的大刀，以庄严整齐的步伐无间昼夜在大街小巷穿行着，只要碰着逃兵，或者抬高物价的奸商，以及争吵斗殴的行人，抓着便是就地正法。
一天，我走到青年会探访朋友，小坐片刻，返身出来的时候，门口已经躺着两个无头人尸，血还正从脖子里断续地流着。想想，没有头的人体！我宛然感到一种异常的不快之感，有点恶心。尸体上身是穿着一件女衣，下面却还是灰色的军衣，据说是逃兵，执法队从城门口一直追到这里才把他们抓着，就地砍了头。头已经号令在城墙上了。
有许多恐怖的传说在街头流传着。例如南门外电线杆上悬着的那颗人头，据说那是一个布铺里小店伙的。他在一天早晨乘了洋车送货去，车价讲好是一角五分。可是车夫拉到南门就停下了，离目的地还有约莫一半的路途。他说既然没有拉到，就给车夫一角钱，车夫却非要一角五分不可，这样两下里正争吵的时候，执法队正好走了过来，便叱问车夫什么事，车夫说：“他坐车不给钱”，小店伙方欲分辨时，已被拖下车来，手起刀落，血淋淋的人头滚在车旁。还有一个卖烧饼的小贩子的故事。小贩子乘太原人心不安时，把每个值四枚铜元的烧饼提高到六枚，有心想发“横财”，有一天傍晚，正与顾客争论时，执法队巡行来到，问明原委，知是“奸商”，故意抬高物价，扰乱市面，便立刻抽出了大刀，只一晃，小贩的脑袋便分了家。小贩被斩后，烧饼盘子打反了，烧饼滚了满地，却没一个人来肯拾起一个不要钱的饼子。
我的一个友人刚刚从信阳北上，冒险过石家庄回到太原，他回来时带着一个跟随了多年的厨子。但是当下了火车，出了站转了一个弯，便再也找不到那个厨子。他到旅馆等，等了半天也不见来。朋友们告他说：以他厨子那个土头土脑的样子，却提着一个皮箱，便很有逃兵的模样，叫他火速到公安局或执法总监部打听，路过南门时，也得向墙上悬着的人头仔细瞧瞧。以后他是否找着那厨子，我始终没有知道，因为在那期间，我正急于设法离开太原，没有闲情去注意那种事了。
我们本计划着一到太原，即乘火车南下，可是初来到时，同蒲已无票车，正太路虽通，石家庄却已到了最紧急关头。再过两天，石家庄就告失陷，跟着娘子关就吃紧起来。这时敌机每天至少要来临三次，炸弹声、高射炮声整日在耳际响着。我们没有勇气去爬同蒲车，因为站前贴着执法总监部的布告，说凡无票以及无护照乘车者，一律就地正法。其实那时的同蒲南下车既根本不卖客票，却也并不是完全有关军运。每日两三趟的通车，里面多半装着是军政界上中阶级的眷属以及桌椅沙发之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令人不胜其感慨！但是亏了我们也是“高等”百姓，毕竟还可以找到乘车的机会。在一天黄昏的时候，我们附搭在“公道团”的专车上，离了秋风萧萧的太原。
在我们离开太原的时候，省主席赵戴文老夫子正喊着“太原不守即便殉城”。省府的高级官员悲叹着：“即使死了，史册上也没我的姓名”，我的一个逆友打算着必要时投效贺龙，把一张像片交给我，说：“假若死了，写一篇传记纪念纪念”。当我们走到长沙时，报纸上登载着：阎主任身悬木牌，出入不去，上题“阎锡山若离太原，任何山西人皆可杀我”。后等太原被围时，守城的却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和他的副手“湖北籍”的曾延毅将军。
七 同蒲沿线
黄昏里到达同蒲总站时，站门口已经挤满了各色各样的旅人，几十个受伤的战士受到了最大的尊敬和注意，他们也是要搭车南下的，大概是入后方医院。我们随着“公道团”的职员没有困难地进入车站。大家以最难忍的焦急等候着机车把一节一节的车厢连接起来，这时领导人一声令下，各自掮着行李，挤上一个露天的敞篷。但是正当大家乱挤乱抢的时候，突然车站上的电灯灭了，大众的心猛烈的狂跳起来。“空袭吧？”便纷纷地跳下车来，奔向站外去。缺了腿与缺了臂的战士们却依然杂坐在站门口，既没人去扶着他们躲避，他们自己也不十分在意。黑暗中大家都把眼力耳力集中在北方的天空——却是出乎意外地灯光又突然放亮了。恐怖随着黑暗霎时飞逝了去，车站重现出一片光明与一片熙熙攘攘的景色。
一个敞篷车装了四十几个人，本来不算多，可是因为每个职员都带了比自身重三倍以上的行李，于是整个车厢便落得没有一罅一隙。我亲眼看见一位职员把碗筷茶壶都一一装入箱笼，自然他们想着太原是永别了，而每件东西都是用钱买来的。大家只好横七竖八地躺着，蹲着，或站在行李的上面，而山一般的行李已经堆着与车厢等高了。大夏大学的梁园东教授携着他的少爷，我带着我的妹妹，只有我们四人是团外人，我们怕遭人的白眼，便识相地挤在一个角落，悄悄地候着车开。
车终于开了。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同蒲，从前听人说同蒲初通车时，站上的小贩可以随着火车走到下站做买卖。如果那是真的，同蒲真比牛车还要慢些，可是在我现在亲身经历之下，觉得乘坐同蒲比我先前骑脚踏车要快了好多。因为两个人骑一辆车，不但难以走快，而我两条肉腿的持久力的确也太有限了。
团员们都设法躺下了，准备着过夜，他们大虾也似地团成一堆。只有我们四人既不能枕人，也没有人枕，而且根本没有伸腿的余地，我们蹲在一角。梁先生的烟向来是连续地一直抽着，一枝接一枝，不用自来火操劳，这时也还是抽着。漆黑的夜里，只有他烟头那一点红。“喂！禁止抽烟！一车的行李还要抽烟，禁止！绝对禁止！”“谁抽烟？汉奸吧？”团员们掷过来一连串的恶声，梁先生只好忍痛捻灭了烟头。更静了，在夜的原野，冷风猛袭着，我们把毯子裹着紧紧地，坐以待旦。
到介休时，天大亮了，我们下车来在阳光里走动走动，打了几个哈欠，伸了伸手脚，把一晚的疲困都摔脱了。车站上有临时搭的席棚，前面悬着一块布条，写着“欢送北上抗敌的将士”，棚里便是抗敌将士招待所。在车站上如果你细心浏览，便会发现八路军的布告，写着“照得本军奉命东下……”这一串八字一句的布告。从前的红军现在也骈四俪六的文绉绉起来，觉着有些异样的感触。介休前面便是韩侯岭，大家知道了便都跷起足来向南遥望着，层层的山峰给了人们绝大的安慰，因为都晓得如果太原失守了，韩侯岭便要成了我们最坚固的防线。
火车蜿蜒地爬上了高峰，韩侯岭并没有雁门那样的险恶，却给人展出了静穆的姿态。汾河在一旁随着我们的车奔流着，广阔的河身里只窜着纤细的水流。山头上随处都有坚实的碉堡，这是一年前内战时代的遗迹，祝福它在今日抵抗强暴的敌人吧。
中午到达霍县时，我们的机车却抛弃了我们北返了，据说是拖兵车去了。我们便乐得下车来尽量的吃，因为霍县出产着可口的梨和可口的柿子，这时正摆在旅人的面前。可是正当大吃大嚼的时候，飞机的恐怖调子从远方传播过来，两架单翼机从我们顶上掠了过去。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呀，这一场欢快，几乎把摊上的水果都给吞尽了。等到太阳回光返照时，机车才匆匆赶回来再拖了我们前进。
午夜抵临汾，半月后这儿成了山西的临时省会，前防的重镇。机车又坏了拖去修理，我们须待在这里静停一晚。听说城里有尧庙，因为尧时建都此地，可是两日来的疲乏逼得我们匆匆入睡，未能入城观光。天明醒来时，临汾车站已成了一个闹市。五条轨道上都停着长长的列车，列车上都是乱纷纷的逃难者，南腔北调兼着小贩的喊叫，好像身在北平的天桥。我正扶着车栏眺望时，我的眼光却碰着一位绥远熟人的视线，他乡遇故知，这一番欢欣，兴奋着我要发狂！我把许许多多问话像排枪似地发了出来，可恨他却是个结巴，然而我总多少知道了些绥远别后的情况。平地泉失守了，绥垣的伪组织已在半公开地筹备着，多少不甘为奴的老幼骑上驼背，缓缓地西向，穿过沙漠，逃向宁夏与陕西。他又告诉我，当大同失守，绥远的平市官钱局（即是省银行的性质）不兑现了，把法币卷起来就往山西跑，幸而在河曲被傅主席截着，严厉的训诫一场后，又叫他们原车回去，尽可能地维持绥地金融——想想，当今日傅军回戈北伐的时候，绥地的老百姓能不箪食瓢浆以迎王师吗！
我这位朋友介绍他的一位老乡爬进我们的车厢，本来这时车中已松了许多，因为沿途已下去了几位团员——他们都是奉命到省南各县作组织群众的工作——而且这时车厢已早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西装革履，说是某机关的职员，“公道团”莫奈他何。但是当这位老乡伸手爬着车边时，他们却大声呼叱，并且棒子狠狠地敲他的手，手感疼一松，便整个掉了下去，摔倒在站旁——这便是公道团的“公道”。
停在临汾的车辆这样多，而机车却又是有限的几个。我们等了又等，眼看着别的列车开出去了，而我们的却始终分毫不动。快要到中午的时光，才看到一辆机车从总机车厂里八面威风地冲了出来。望眼欲穿，至是令人喜极欲狂。我们的车蠕动了，我们左边的一列车却还在无头无脑地呆立着，他们车上的人以忌妒愤恨的眼色望着我们的车渐渐远了去。午后过侯马、闻喜，这时我们车厢里已成了一片空地，公道团员已大半抵达目的地。在闻喜上来两个军人，他们告诉我们风陵渡检查颇严，若无护照恐难出境。这几句话引起我们莫大的忧虑，因为早在太原，我们就听说了关于风陵渡口的种种传说，因为山西军政要人们的眷属都纷纷腰缠累累——尤其是河边村的老财们，差不多都倾巢而去——经由作为晋陕孔道的风陵渡深入陕中，由此就风传中央大为震怒，派员驻扎风陵渡对岸，凡属晋人一律不许渡河。这谣言我们起初本来不相信，可是再听到了这两位的警告，不由得使我们确信风陵渡实是一座难关。梁先生提议在运城下车，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县长想个办法，否则迳往茅津渡渡河亦未尝不可，我们同意了他的高见。黄昏时分到达运城，下车来却在站口碰到一位青岛时代的老同学，真是，敌人铁蹄到处，青年人都不约而同逃亡出来。今日华北的流亡者只剩有两条孔道，一是海路的烟台，一便是这陆路的风陵渡口。这位同学告我们说：他在运城候了七八天，还没见有南下客车来，我们这列车还是他的初见呢。这种报告又使着我们为难起来，也许我们抛弃了这辆车，便很难有机会再南下了，在运城又不知要苦等多少时日。我们正在犹豫难决的时候，出乎我们意料，机车竟吼叫起来，表示马上就要开车。想不到这老牛要狂奔了，我们已没有再踌躇的余暇，时间逼着我们，便只好“管它呢，到风陵渡再说”，扭身又重新跳上车来。车果然立刻开行，大概是要赶着到风陵渡。这时天黑了，阴云密布，雨点无情地落下来，我们只好把头埋在毯子下，像母鸡翅下的小雏一般。
漆黑里，说是已经到风陵渡车站了。奇怪的是车站上没有一盏灯，四围是这样黑，我们不知我们自家究竟在什么地方，连车站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始终没有踏上站台。这时只有满耳滚滚的河声，可以想见黄河的气派。我们各自掮着行李，盲目地向前走去，经过了些沙地，庄稼地，走到一个有住宅的地方。我们敲着门，里面没有一些动静，连敲了三家都是一样。最后看见有一家没有关门，里面还有灯光透出来，便不管一切冲了进去，大概是一家商店，上房有士兵占着，我们踏进老板的房间，老板已经宽衣登床，我们问他话，他也不答，却把他的伙计喊前来大骂一顿。好在这屋里的土炕有足够大的面积，我们人便把疲倦过度的身子躺了下去，躺在老板的两旁。身子一躺下来，便不顾一切地呼呼入梦了。
八 潼关到长沙
风陵渡地形颇高，南走到黄河边有一个小小的村落，那便是赵村。原来我们“宿店”的地方就是赵村。第二天醒来时，老板早已杳如黄鹤，我们心领神会，便不欲再逗留下去，拿出几角钱作为宿费。却意想不到小伙计竟为之惊喜失色，口里坚称“不要”，末了颤着手收下时连说“太怠慢了”，这却是出于热诚而又颇有点忏悔的口气。
渡船拢在黄河崖下，还是老式的帆船，这要凭了舟子极灵巧的技术，才能渡过这惊险的河面。南下的河流在这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突然转了一个直角滚滚东去，所以黄河在这一个转角处来势特别凶猛，波涛起伏如风吞云卷。我们提着心踏上了渡船，看着舟子用了全身的力量把着那个粗笨的舵。有时一阵风猛扑过来，把帆竿吹着吱吱作响，布膨胀起来，像拚命挣扎着要随风远遁一般，这时船身便要狂了似地左颠右荡，全船的命运便落在了几个舟子的胳膊上。我们幸得平安渡达彼岸，船在河面上走了一条斜线，等到南岸浅水处便停了下来，并不拢岸。原来这是定例，舟子必须把渡客一个个背到岸上，交与警宪检查。我乘着这渡人的闲暇，便抬头欣赏对岸的景色。潼关的城垣在山峰上起伏着，蜿蜒不绝，势若长蛇，城门边站着两排卫士，给人一种严肃的感觉。我不由得想起影片《斩经堂》里的画面来。呵，潼关，你勾起游人多少的联想，你在历史上演出过多少次战争的场面呵。
我从舟子的背上跳下来，一直是忐忑不安着，却远出乎意料，警宪并没有使我们作难，仅仅问一遍我们的职业和目的地，检查一过我们的行囊。什么“晋人不许渡河”，原来是一场十足不扣的谣言！我们一旦摆脱了沉重的忧虑，满心轻快地踏进潼关的城门。
潼关在外表看来，还没有怎样受过战争的影响，人民照常生活着，物价也没见提高；此地也已有救亡团体的组织，可是看不出有什么工作的表现。民众教育馆恰巧在我们到达的那天开幕，我们赶忙去参观。有阅报室、图书阅览室、礼堂及运动场。阅报室里有着各地的大报，我忙着抢看，才晓得太原城依然无恙，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快。
在潼关仅仅小住一日，因时间有限，未敢休息，即勉力急游全城一周，并登临城东北一带高阜，俯视黄河漫山漫野而来，风陵渡前帆船点点，如深夜星光。惜游兴未足，暮色已来，含恨返店。匆匆一宿，翌日天光初透，即至车站候车，直至午后始得搭陇海车东上。
崭新的陇海蓝钢车，内部的考究、外观的美丽，要算是国内首屈一指，可是坐在这样舒适的车座里，我们的心里却是愁烦交煎。因为直到了车上，我们偶然看到了一张小报，才晓得京沪路在日日遭逢着敌机的轰炸，旅客常要以身殉车。我们讨论着，最后的决定是梁先生父子因为必须赴沪，就冒险过徐南下，我们两人则在郑州下车，转乘平汉南下。夜里，在车厢里互道珍重，提着沉重的脚步，踏上郑州的车站。任由车夫拉着我们走过十几家旅馆，却没预料到是家家客满。郑州虽大，竟无隙容纳我们这两个旅人。原来大河以北的富有同胞，这时都集中在郑州，郑州是南北东西的交通中枢，无论西去南下，均须路经此间。平津的流亡者由津入海，再由烟台登陆，过济转徐，乘陇海车直抵郑州，至此则或南下或西去；平汉沿线如保定以南的同胞则亦必须奔避是处再作主意；晋绥难民则均趋风陵渡，西去者经潼关入西安，但欲南往武汉京沪，亦必须路经此间；至若关中欲往内地或内地欲深入西北，更非此莫由。所以郑州在第一期抗战时期竟成华北交通唯一孔道，市面竟然畸形繁荣起来。又兼那时郑州具有这样的声誉：敌机虽然不断来临，却从未投弹，所以无形中竟成功为一个避弹安全窝，具备了繁荣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奔走了半宵，大旅馆自然无缘插足，而中国旅行社内，一进门堂的屋里也都挤满了人，他们在大椅子上过夜，可是我们去时连椅子边也沾不着。在曙色将透的时候，我们才好容易在一条偏僻小巷里的一家小店里，找到一个床铺。两个人躺了上去，抱着献身于臭虫的勇气。
去车站找站长换票时，却尽情的观赏了郑州车站的景色。这时站上没有一罅一隙不是贴着寻人的广告，或者通讯的告白，花花绿绿把车站造成一个庞大的“花面”。只要你把眼光一扫，许多许多刺人的字眼就会钻入你的眼帘：“……在石家庄车站遇警报时，于人丛中遗失幼孩一个，……仁人君子如有知其下落者……”，“……余不及候汝，乘夜逃出，汝若过此，速来郑州大同街□□旅馆会我……”，“□□兄：我等已过郑南下，可速来汉口……相会……”，“□□师□□旅□□团团部设郑州……”，“□□军官兵速来……归队……”，诸如此类的字句挤满了郑州的车站。这是北方民族大迁移的表征，也是血写就的伟大时代的文献。真的，我们今日却恭逢了这样历史的大变动，这是五胡乱华以来首次的民族大迁移！无疑的，新的文化会从这种大变迁里产生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新生在透着曙光。
郑州车站停着几列难民车，露空的车厢里满是汗垢满脸的愁容，混杂在桌椅锅箱什物的堆里。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白布条的难民证，他们抛弃了家乡，抛弃了多少年代来相依为命的祖宗的田庐，走上不可知的茫茫旅途，他们切齿跺足恨着敌人的侵略，他们呼天抢地。我不由得相信，只要这种恨永远保持着，必有一天他们会重返家园。
这时邢台已失，平汉路的快车即以郑州为起点，所以没待车辆挂齐，旅人已争先恐后挤入孤零零独立轨道的车厢里。这些车厢在不同的轨道上散着，等候着时间到来，机车把它们一一连贯起来。我们在车厢内苦候了三个钟头后，汽笛响了，车身猛然一震，这才震散了人们的烦躁，欣快地看着郑州车站渐渐沦入虚无。
南下的客车里尽是惊心未定的流亡者，以及转返后方的士卒。抗战以来我们军队的素质起了空前的变化，差不多每个士兵都晓得了他自己的使命。从前“丘八”的恶劣积习已不再多见，士兵和老百姓间的距离已日渐缩短。在车里我身旁坐有一位上尉，一见面我们就能亲热地谈起来。
流亡者的面孔上都浮泛着一层悒郁的黑云，多少双深陷的眼眶里都露出各个人太重了的沉痛，有时这些视线碰在一起时，情不已的要相对地惨笑一声，好像是深交似的，各个人都有着至深的了解。一个中年妇人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不知是怎样开始的，这妇人把孩子痛打起来，几个邻近的妇女把她劝开了，她含着满眼的泪珠向她们诉说自己的心事。我从她哑声的急流里，很费力地抓着几个语句，她是个军官之妻，她男人现正在京沪一带作战，她要去会他。至于她从什么地方来，我却没有听清，但我相信她是由于家园已毁，被逼着踏上流亡之途的一个；否则，她绝不会这样冒险长途跋涉走向烽火连天的江南，还要去依赖她站在战壕里的丈夫。
落日的光芒犹在紧跟着火车南奔，好像太阳也对于大河以北发生恐怖之感，随着难民一同南下奔避。这惨淡的黄色的光从窗口射进来，把各色各样难民的面孔一一分明地展露出来，那是些悲哀、焦急、愁苦、饥饿、惊惶、仇恨种种情绪综合的图画。人们在各各低诉着家园的破毁和妻子的流散。但在这沉闷的懵懵思睡的车厢里，突然传进来轰炸机低飞的吼声，一阵惊骇欲狂的骚扰，人们抢着探身车外，却庆幸那怪物已经飏然远去，“也许是我们的？”大家松了一口气，脉搏恢复了正常的跳动。在一度兴奋紧张过后，真想闭目息息，却在这时候那头角落里又传来一片哭喊吵闹的杂声，原来那妇人又打起孩子来。妇人把孩子按在地下，右手像只虎头钳子夹着孩子的头，疯狂地往地板上碰，头皮着地的响声隔了七八个座位还能传到我们的耳里。大家把她拖开了，那孩子却意外的拗强，站起来依旧死缠在他的母亲的怀里，虽然他脸上已有血痕，而额前已经膨胀起来。母亲狠力地推、撕，孩子却不顾死活地缠；母亲用足了劲在孩子的肉上拧，孩子咬着牙没有出声，眼泪却扑喇喇滴着。一个老太太终于把孩子引去。妇人筋疲力乏，木木地坐着，深陷的眼眶里透出哀哀无告的深愁长恨，对着面前一群妇女叹着自己的苦命。
对于这个从敌人铁蹄下挣脱出来的单身妇人，难友们都给了深深的同情，虽然她是那样的凶狠对待她的孩子。约莫过了半句钟，孩子又一声不响地滚在她怀里，把脑袋往她身上钻，又惹起了她一股无名火。她站了起来，把孩子拚命地扯着，扯往车门，意思显然是要把孩子推下车去。这时车在飞奔着，车外已是一片茫然的暮色，孩子用全力挣扎着，但已经快到了门边，幸得转来一位兵士，把孩子从她母亲手里夺下，一场惊险算是平安过去。
午夜里，窗外是漆黑的原野，车里只一盏昏昏欲睡的灯，乘客都已入梦，我偶然睁开朦胧的眼，她一直是坐在黑暗的角落，始终睁着不闭的眼，满脸刻划着沉思的纹，孩子在她怀里熟睡着。
到达汉口的时候已是翌日的中午。从惊慌乱杂的战区，我们一旦踏入这陌生的街头，那是蔚蓝的天，碧绿的法国梧桐，清爽的柏油马路和闲适的步伐，我们立刻感到无限的轻松、明快，都市的魅力净化了我们几日来混乱的心情。汉口在这时虽然已遭受过一两次的空袭，而且从东从北已来了不少的移民，但街头还是一如往昔，没有慌张，没有吵杂，人行道上并不摩踵接肩，轮渡上也还悠闲自在，这种种与四个月后重临时完全两样。
在徐家棚候了整整半天，眼看黄昏来了，武衡特快就要开进车站，好把旅客收起载往南去。可是正当人们争着往售票处的小窗口拥进时，警报竟突然大吼，好像是宣布了死刑，人们立刻惨白了脸，手脚慌张起来。我们陌生人只好随着大伙往车站后拚命地跑。
田野里有曲折的防空壕，头顶却只是一层薄薄的木板，惯了太原高深坚固的地洞，禁不住有些心慌。轧轧的机声在壕头响着，高射炮在乱吼，炸弹着地声要震碎人的神经。我们的壕里有四个武装同志，他们在壕口举起了枪，准备要射击敌机，但他们这种举动却引起了全壕避难者的惊骇，他们认为决不会射中敌机，反而给敌人造成一个极显明的目标。吃惊的人们在壕沟里跑来跑去，却有一个深有经验的老人作着安抚的工作。一个极体面的绅士带着一位穿着高跟鞋的艳丽的女人，他们两个惶惑已极地钻在老人的腋下，像是一对可怜的小雏躲在母鸡的翅膀下面。男的说：“我们从芜湖来，想不到离战场这样远的汉口也遭着轰炸……长沙怎样？长沙没炸过吧？”“长沙？长沙虽然没炸过，可是飞机也去过好几趟了！”老人叹息地说。“那，那怎么办呢？……丽丽，我们上哪儿好呢？”两个可怜的小雏儿紧锁了眉头，默默地再也一声不响了，忧愁是太沉重了。我这时把注意力从他们身上移到壕角的一个透空的大窟窿上，我跑了过去，仰着头可以看见外面的景色，我看见远处天空有红色、绿色的火花，想是高射炮弹炸开了。我正入迷似地观赏着，却猛不防我妹妹从壕的那头跑过我身边来，我惊问她怎么了，她却说：“没什么，我要我们在一起，炸弹如果下来，死也好死在一起。”
半点钟后，解除警报长长地响了，像是吐了一口长气，大家也不由地叹了口气，庆幸灾难终于过去了。再步入车站时，天已密黑，车厢已整整齐齐地停在站前，旅客纷纷踏上去。
车将开时，来了一队女生，她们排在月台上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停止后，她们分头登上车来，向旅客募捐，她们需要一笔款子去慰劳前线健儿。车开行时，她们还依旧排了队向着渐渐远去了的列车高唱，把火热的字句投入旅客的心坎深处。
九 湖南是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
我到达长沙的时候，是十一月初，我一直在湖南停留了四个整月，因之，我能目睹了长沙的三种姿态，即是三个变化的阶段——由旧湖南而转变期的以至崭新的湖南。我初来时，湖南还在何键的统治之下，长沙依然做着太平的梦，在那里你闻不到什么抗战气息，就连作点缀品的标语也很少看到。长沙像个中古时代古老的隐士沉醉在初秋的凉风里，岳麓山的红叶红的那样可爱，湘水飘泛着悠悠入神的翠绿。敌机已来临过四五次，可是并未投弹，临近的岳阳、株洲、衡阳等地都已遭过蹂躏，独有省会的长沙依旧保持着处女身。逆旅主人说这是何主席的洪福！的确，这里的人民异常的镇静，他们相信着天命，相信着鬼神，刘伯温的“烧饼歌”家传户诵，观音大士的谶语贴在每家的门口。我们的逆旅主人告诉我们说：新近在某地掘出一个石碑，上面刻有刘伯温的画、孔明的诗，有什么“草头将军”、“马二先生”等等的字句。我怀疑那也许是汉奸的宣传方式，但他确信那是“天赐”。楚地自古是鬼神传说的产地，今日的湘民却还秉承着这丰富的遗产。你只要看看长沙街上有多少卖爆竹的商铺，墙壁上贴着多少感谢神灵的红纸条，就会相信我“言之不谬”。
长沙那时还没有防空设备，虽然“人民防空协会”却成立已经好久，并且已经向商家民户征过四五次的防空捐。征求的方式是派兵强索，听说牢里已经关了许多的贫民，他们都是无力交纳捐款因而获罪。后待何键去职，当地报纸始公开批评该防空协会。该会系当地土豪劣绅所组成，冠以“人民”两字，并“聘请”省主席为会长。何键既去，该会威势大挫，乃又谋聘新主席张治中将军，但为张所坚拒，既又谋之于省特派员赖涟，长沙警备司令诸人，但均未成功。至是长沙某报乃以滑稽姿态于报端刊登一“伪”启事，文曰：人民防空协会征聘会长云云，笔锋刻薄，大快人心。但该会因具有地方特殊势力，省府终未明令取消。
及至沪战失利，国府宣言西迁，这时长沙才真实感到了战争，而本质上起了突变。先是江浙一带居民纷纷西来，长沙一变而为江浙殖民地。小吴门外汽车亘绵数里，皆风尘满面，犹悬“京”、“沪”、“杭”种种车牌。昔走柏油马路，今日颠簸于泥潭之中，汽车有知，亦不胜其感慨了！战争既把江浙人民赶来此间，却又把本地土著赶入湘西各地，于是鹊占鸠巢，长沙已变为一典型的江南都市。马路上有了风驰电逝的市虎，有了千娇百媚的上海女人，有了“吴宫”、“苏州”、“江南”等等饭馆，有了“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等的新型书店，有了《救亡日报》、《抗敌日报》，也有了《群众》、《抗战》等等杂志，有了“抗战特辑”影片，也有了救亡话剧的演出。而北方最高学府清华、北大、南开也搬来此间组成“临时大学”，不过他们似乎已抛弃了领导民众运动的传统，他们在长沙无声无嗅，虽然受着社会上种种的奚落，亦无动于中。
这番民族大迁移给长沙带来了新的文化，它给了长沙一片繁荣的光明，却也带来了黑暗的一面。马路上无处不是摆着卖烟卖饼的摊子，摊主都是江浙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想把那些带出来的有限的“本钱”，尽量地“生子”，借以维持他们无确期的流亡的生命。你随时可以在马路的拐角看到一个美妙的苏州姑娘站在炉灶旁做着苏式的饼，苏式的糕点。她恐慌于无处隐饰她的羞涩，因为她身旁尽是些过路的男性，驻着脚把贪馋的眼光不投向她手制的点心，却完全集中在她的脸上。她只好尽量地向她爹娘说话，她相信这样的话之流会把她脸上的娇红渐渐洗去，可是她没有想到她的吴侬柔语在观客方面却觉着比她的容貌更多着魅惑力，因而吸来更多的恋恋不舍的观客。
难民所里的少妇少女，这时也不知引起了多少有钱人“救济难民”的慈心善念，他们纷纷从所里娶出自己所选中的佳丽。这般有钱人的慈悲心却多半是出于长沙本地的土著，至于江浙有钱人的豪举，却在另一方面发展着，他们要尝尝湖南女性的滋味。因为“桃花江上”一曲早已挑起他们无穷的艳思，而今日既有缘临近桃花江畔，哪能不一偿夙愿。于是长沙大街小巷里的乐户夜夜均告客满，而伤兵与游客冲突的消息也常常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岳麓山虽然没有西湖、虎丘那样美丽，却也尽可赏心乐事，于是江南客的游迹不绝于灵官渡头，山坳的茶楼酒馆，峰头的道庙僧舍，都充满了一片嘻笑的欢声。有时你可看见穿着高跟鞋的丽人，含羞带笑跪在神龛之前，摇着卦签，如果卦簿上写着定生贵子，那就免不了一场哄堂大笑，这时他们当然想不起在下关的江边多少父母把自己的婴儿投入洪流。
但是战争虽然碍不了有钱人的放情享乐，多少人却因了战争而沦于饥寒线上。他们不能活活饿死，便只有用原始的方法向放情享乐者取得生活的资料。于是街头巷尾抢劫风行，姨太太手指上的戒指常为人所脱去，老爷的皮夹也会被人当面夺去，有时街门没有关好，手持武器的兵士会一拥而进。于是巨绅富户的门前纷纷贴上有着警备司令红印的告示，写着“官长住宅，严禁遭扰”。好像是说只要不是“长官”的住宅，便可任意“遭扰”而不受处分。
伤兵闹事确是当时长沙认为最严重的事件，所以后当张治中将军来临时，第一步便是促进伤兵管理合理化。他召集伤兵谈话，又发表了告伤兵书，恳切地说着他在前线时是他们的长官，现在到了后方又是他们的长官，他了解他们的痛苦，他要给他们满意的解决，同时也要求他们服从他，如果他们违法，他一定惩办，他请求他们不要把在前方未流的血却流在后方来。
伤兵一律迁入伤兵管理处，未请假不准外出，同时给他们照旧发饷，每周末约剧团或影戏入管理处表演，专为伤兵娱乐。然而终有少数约束不住野性，依然在街头行劫，终不免执行死刑。百战之余乃死于刑场，令人不胜其痛惜！
张治中将军来临长沙的一天，长沙遭第一次的轰炸。敌人想一网打尽湖南新的领导人物，结果却只破坏了几条铁轨，死了车站附近几十个平民而已。但这几十个人的死却把恐怖的气氛布满了全城，富有者不论土著或江南客均纷纷避往乡间，一时骚动了整个长沙。又每当警报声发，人民群奔城外，或渡湘水至水陆洲英领事馆前。每每敌机并未前来，而遭践踏或落水致死者则日有所闻。所以张主席就任之始，即痛责长沙人缺乏沉着抗敌信念且无战争常识。
张治中决心创造新湖南，就职伊始即尽悉湖南历年来官场黑暗以及地方封建潜势力，于是取擒贼先擒王手段，霹雳一声，声势赫赫气焰万丈之“周神仙”竟成阶下囚，且不过数日即曝尸街头。缘周乃一卜者，但因其长袖善舞，凡湖南巨绅大贾莫不交往，且每干预省政，时正与省银行某高级职员串通舞弊，私吞数十万巨款。某职员已挟款遁去，彼犹安居长沙，自信无人敢于太岁头上动土，殊不料张治中乃非何键之流。继周之后而遭枪决者为湖南全省公路局长，时建设厅长某氏以职责攸关，为之战战兢兢，呈请辞职。一时湖南官场人人自危，市民为之扬眉称快，一扫十年来胸中郁愤。吏治既清，张乃着手于整顿教育，组织民众与训练壮丁。全省高中一律停课，凡高中学生及教职员经一月之训练后，全数分派各县各乡，专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工作。继又筹设湖南全省行政干部学校，招收各地大学生入内受训，分县政督导员班、乡镇长班、教育卫生经济调查各技术人员班，及政治工作训练员班等等。三个月毕业后亦分发各县工作。张氏相信大批知识分子入乡后，不但政治可入轨道，人民亦可全部接受抗战教育，湖南将脱却它老旧的古装，焕然一新起来，但是当时一般封建人物恐怕青年下乡后重演一九二七年的悲剧，为之悚然不安，连新文学家沈从文氏亦在报头大发悲观论调。
张主席公余之暇，每微服出行，曾秘密潜往湘东各县考察地方政治及人民生活，不知道有多少可恨与可怜的事实让他发掘出来！确实，湖南在当时对于伤兵之安插、难民之救济，以及新兵之补充与训练，在做着最大的努力，湖南在力求尽它的责任，它是“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呵。
十 赋予了新使命的武汉
武汉，它现在是沦陷了，但它有过十个月火热的生命。它是第二期、第三期抗战的大本营。它是一座灯塔，在狂风暴雨的夜里，它的光芒向每个挣扎着的人投射着安慰、希望与兴奋力。我们整个民族在它的照耀下，与惊涛巨浪搏斗着，直到黎明之到来。它是整个中国的心脏呵。
当南京失守后，有两个星期，整个中国陷在悲哀与绝望的境地，多少人在下意识地感到民族之死亡已经来到，然而武汉突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面前，它拜命为抗敌前锋，叱咤风云，士气大振，大局立刻转危为安。盖在第二期抗战起始，我们在政治、军事、外交三方面都有了新的转变，这些转变都在武汉发轫。政治方面，我们采取了民主集权的国策。参议会容纳了各方面的人材，共产党、国社党、青年党都取得了合法的存在，各党派都取消了成见，共同制定“抗战建国”的纲领，取得全民的拥戴。军委会彻底改组，成为完备的抗战大本营。第六部的解散，政治部的设立，尤为划时代的转变。陈辞修将军以一时人望，拜命为政治部长，吸收了各方而具有救国决心的人员。政治部以动员群众为职责，十年来停闭了的群众运动遂又风起云涌。武汉的街头再出现了各色团体的旗帜，青年救亡协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最有号召力的救亡组织。同时政治部成立了“战时工作干部人员训练班”，使多少流亡青年都有了报国的机会。教育部也登记战区失学失业的教员学生，极力抚辑流亡。
军事方面也跟政治一样的有了新的革新。衡阳在训练着几十万机械化部队，传说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将军便在那里默默地作着伟大的工作——制造着新的血肉长城。而军队里也仿着大革命时代的“党代表制”，插入青年政治工作人员，担负着教育士兵的重任。这时游击战术亦为当局所认可，要在敌人的后方发动广大的游击战。虽然有多少政府大员在极力反对着，讽为“游而不击，徒扰百姓”，然而他们终于抵不住大时代的洪流。新四军开入浙皖，军委会别动总队也在各处燃起抗战的火焰。至于军队内质之彻底整理，军阀封建性之扫除，从韩复榘、刘湘两人的死亡得到成功的保证。辛亥革命三十年来中国被封建军阀割据着，中国只虚有共和之名，到这时才真正民主统一，到这时军队才不是私人的工具，而成为真正的国防军，中国所有的军队都统制在政府的手里。在前线的一条战壕里，有着滇军、川军，有着桂军、粤军，有着晋军、鲁军、湘军、东北军，甚至苗军，兵士们的头脑里个个都刻着蒋委员长的影像。
外交的转变在这时成了舆论的焦点，当时《扫荡报》代表一派的主张，认为除英美法苏外，德意亦须继续维持好感；而《新华日报》、《抗战三日刊》等则主张友敌分明，对于德意须一刀两断。乃为时无久，希特勒公开承认伪满，并召回德国军事顾问，这时某报虽然犹自写着“希特勒不失为快人快事，不管其他，他这种精神是我们应该效法的”，然而时势所趋，孙科出国后，专在苏联逗留，谣传已有任驻俄大使之说，蒋廷黻则已请了长假，匆匆告归。
便在这样万象更新的开端，新武汉的光明温暖了祖国的大地，以至各个角落，我摆脱了阴郁，停止了退缩，怀着一颗热辣辣的心重来武汉，把渺小的个人溶入抗战的洪流。那是一个早春的二月天，清爽的东风早把南京陷落后的阴云冻雾横扫一空，仰头是四望无涯的太空，清朗明快！
到达汉口的第一天，便碰着了空袭警报，武汉这时拥有百多万的人口，但在紧急警报响彻云霄时，长街上已空无一人，只有防空监视队的人员来回溜达着，人民都躲在大建筑的檐下，没有惊惶焦躁，因为他们都极端信任着我们新的空军。这时空军已在武汉的高空布成罗网，等候着敌人来自投，可是敌人竟没有来。这时刚在“一二八”过后不久，敌人已向我们新空军领过教，被击落了十二架，吃足了苦头。所以再不敢造次，只想乘虚打劫，然而这是妄想。敌人在白昼进攻失败的时候，便尝试着夜袭，以后每逢月色皎白的夜里，大武汉朦胧的太空中便会窜入几只敌机来，我们的探照灯从四面八方喷出银色的光柱，像是照妖镜，把敌人的丑形暴露在万千民众的眼前。这种时候是武汉最惊心动魄、也可以说是最富有魅力的时候，街头墙根的阴影下，龟蛇两山上的树荫下，租界的江边，甚至弄堂里各家的晒台上，都藏着静止的人群，他们抬着眼监视着天空的敌人。敌机有时发觉已中了我们的埋伏之计的时候，就会仓皇地把炸弹乱扔在郊外，轻了身子没命地跑了回去。这时远远的郊野会冒起一阵火光，轰轰的响声不由得使大武汉一颤。等到我们的铁鸟从四野搜索完毕飞回市空时，静默的人群中会突然爆发出高声的欢笑，带着满身的得意，渐渐散了回去。可是有时一晚会连响四五次警报，那就足够使人厌烦，因为刚刚睡下又得起来。
在“四二九”，我们击落了敌机廿一架，“五卅”又是十四架，在每次空战过去，人们争先跑到街头，守候着卖号外的报贩。报贩子一来时，大众涌了过去，把他陷在核心，直到他两手全空，才得脱出重围。等到过了一两天后，人们又会跑到中山公园，那里会陈列着俘虏的敌机，有时竟异常完整。至于那些破碎的残骸，则乱堆在一个大厅里，由于我们空军战士的神勇，这间大厅在四月间便已填塞的了无罅隙。
这样，大武汉已铸成铁空，人们放心得活着，战时的首都竟是一片熙熙攘攘的景色。市面繁荣的出奇，尤其书店和饭馆老是挤满了人群。在抗战时期，精神食粮的需要一点也不少于肉体的食粮，从前线归来的人都嚷嚷着健儿们都渴想着书报。军衣庄大批地出产着军服，总是供不应求，一套草绿色斜纹布制服要十几只洋。同时有闲阶级的人们却在拚命地玩，生活也一样的紧张，弄堂里总响着牌声，而法租界的大小旅馆里更不知窝藏着多少夜的女儿——可是当陈诚将军就任卫戍司令后，嫖赌之风大为减杀。据说有两个旅长新从前线抵汉，因赌被捕，立处死刑；为了赌至于为军警押着游街示众的文武官员也很有几起。
在大局新转的开首，摩擦总是少不了，这摩擦在文化界表现的最为清楚。《新华日报》出刊不久，就遭人捣毁一次。据说“暴徒”的领导者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化战士。这时外交路线争论最浓，有人说“不要执迷不悟，错误到底”，刘健群遂发表了《长期抗战是什么》，痛责“西安事变”把预定的国策破坏，否则我们会像德国一样，埋头苦干，大整武备，不战即可获得解放，或则俟日俄先战，我乘机而起。林庚白发表了《国民党站起来》，惹起一般党国志士的愤怒，还报以《林庚白站起来》。叶青大骂共产党想做官，共产党则指他是托匪。《解放报》指陈独秀是托匪汉奸，却从旁杀出一伙打抱不平的有“身份”的人来，他们联名签字，以“人格”担保陈独秀决不是汉奸；却想不到签名单上具有名字的林庚白却挺身而出说那是冒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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