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罗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著） 力冈（译）
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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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笔记试读：
霍尔和卡里内奇
谁要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大概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明显差别感到惊讶。奥廖尔省农人的个头儿不高，身子佝偻着，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住的是很不像样的山杨木小屋，要服劳役，不做买卖，吃得很不好，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省代役租农人住的是宽敞的松木房屋，身材高大，脸上又干净又白皙，流露着一副又大胆又快活的神气，常常做奶油和松焦油买卖，逢年过节还要穿起长筒靴。
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通常四周都是耕地，附近有冲沟，冲沟总是变为脏水塘。除了少许可怜巴巴的爆竹柳和两三棵细细的白桦树以外，周围一俄里之内看不到一棵树；房屋一座挨着一座，屋顶盖的是烂麦秸……
卡卢加省的村庄就不一样，四周大都是树林；房屋排列不那么拥挤，也比较整齐，屋顶盖的是木板；大门关得紧紧的，后院的篱笆不散乱，也不东倒西歪，不欢迎任何过路的猪来访……对一个猎者来说，卡卢加省也要好些。在奥廖尔省，所剩无几的树林和丛莽再过五六年会全部消失，就连沼地也会绝迹；卡卢加省却不同，保护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往往一连几十俄里，珍贵的黑琴鸡还没有绝迹，还有温顺的沙锥鸟，有时忙忙碌碌的山鹑会噗啦一声飞起来，叫猎人和狗又高兴又吓一跳。
有一次我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到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鲁德金，就结识了这个酷爱打猎，因而也是极好的人。不错，他也有一些缺点，比如，他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过婚，遭到拒绝而且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带着悲伤的心情向朋友和熟人到处诉说自己的痛苦，一面照旧拿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作为礼物送给姑娘的父母；他喜欢翻来覆去讲同一个笑话，尽管波鲁德金先生认为那笑话很有意思，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笑过；他赞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宾娜》；他口吃，管自己的一条狗叫“天文学家”；说话有时带点儿土腔；在家里推行法国膳食方式。据厨子理解，这种膳食的秘诀就在于完全改变每种食品的天然味道，肉经过他的高手会有鱼的味道，鱼会有蘑菇味道，通心粉会有火药味道。可是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者梯形，决不放进汤里去。然而，除了这少数无关紧要的缺点，如上所说，波鲁德金先生是个极好的人。
我和他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去过夜。“到我家有五六俄里，”他说，“步行去不算近；咱们还是先上霍尔家去吧。”（读者谅必允许我不描述他的口吃）“霍尔是什么人？”“是我的佃户……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便朝霍尔家走去。在树林中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林中空地上，是霍尔家的独家宅院。宅院里有好几座松木房屋，彼此之间有栅栏相连；主房前面有一座长长的、用细细的木柱撑起的敞棚。我们走了进去。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儿，长相很漂亮。“噢，菲佳！霍尔在家吗？”波鲁德金先生向他问道。“不在家，霍尔进城去了。”小伙子回答，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您要车吗？”“是的，伙计，要一辆车。还要给我们弄点儿格瓦斯来。”
我们走进屋子。洁净的松木墙上，连一张常见的版画都没有贴；在屋角里，在装了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一张椴木桌子，不久前才擦洗得干干净净；松木缝里和窗框上没有机灵的普鲁士甲虫在奔跑，也没有隐藏着沉着老练的蟑螂。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来了，用老大的白杯子端着上好的格瓦斯，还用小木盆端来一大块白面包和十来条腌黄瓜。他把这些吃食儿放到桌子上，就靠在门上，微微笑着，打量起我们。我们还没有吃完这顿小点，就有一辆大车轧轧地来到台阶前。我们走出门来，一个头发卷曲、面色红润的十四五岁男孩子坐在赶车的位子上，正在吃力地勒着一匹肥壮的花斑马。大车周围，站着五六个大个头男孩子，彼此十分相像，也很像菲佳。“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鲁德金说，“都是小霍尔。”
已经跟着我们来到台阶上的菲佳接话说，“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尔上城里去了……小心点儿，瓦夏，”他转身对赶车的孩子说，“赶快点儿，把老爷送回去。不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要小心，慢点儿，不然，会把车子颠坏，老爷肚子也受不住！”其余的小霍尔听到菲佳的俏皮话，都嘿嘿地笑了。
波鲁德金先生庄重地喊了一声：“把‘天文学家’放上车！”
菲佳高高兴兴地举起不自然地笑着的狗，放进大车里。瓦夏放开马缰，我们的车子朝前驰去。
波鲁德金先生忽然指着一座矮矮的小房子，对我说：“那是我的办事房。想去看看吗？”“好吧。”
他一面从车上往下爬，一面说：“这会儿已经不在这儿办事了，不过还是值得看看。”这办事房共有两间空屋子。看守房子的独眼老头儿从后院跑了来。“你好，米尼奇，”波鲁德金先生说，“弄点儿水来！”独眼老头儿转身走进去，一会儿带着一瓶水和两个杯子走了回来。“请尝尝吧，”波鲁德金对我说，“这是我这儿的好水，是泉水。”
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着躬。“好，现在咱们可以走啦。”我的新朋友说，“在这儿，我卖了四俄亩树林给商人阿里鲁耶夫，卖的好价钱。”我们上了马车，半个钟头之后，就进了主人家的院子。“请问，”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波鲁德金问道，“为什么您那个霍尔单独居住，不跟其他一些佃农在一块儿？”“那是因为他是个精明的庄稼汉。大约在二十五年前，他的房子叫火烧了，他就跑来找我的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允许我搬到您家林子里沼地上去吧。我交租钱，很高的租钱。’‘可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去？’‘我要这样。不过，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什么活儿也别派给我，您就酌情规定租金吧。’‘一年交五十卢布吧！’‘好的。’‘你要当心，我可是不准拖欠！’‘知道，不拖欠……’这么着，他就在沼地上住了下来。打那时起，人家就叫他霍尔了。”“怎么样，他发财了吗？”我问。“发财了。现在他给我交一百卢布的租金，也许我还要加租。我已经不止一次对他说过，‘你赎身吧，霍尔，嗯，赎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却总是说不行，说是没有钱……哼，才不是这么回事儿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茶以后，马上又出发去打猎。从村子里经过的时候，波鲁德金先生吩咐赶车的在一座矮小的房子前面停了车，大声呼唤道：“卡里内奇！”
院子里有人答应：“来啦，老爷，来啦，我系好鞋子就来。”
我们的车子慢慢前进，来到村外，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赶上了我们。这人高高的个头儿，瘦瘦的，小小的脑袋瓜朝后仰着。这就是卡里内奇。我一看到他那张黑黑的、有些碎麻子的和善的脸，就很喜欢。
卡里内奇（正如我后来听说的）每天都跟着东家外出打猎，给东家背猎袋，有时还背猎枪，侦察哪儿有野物，取水，采草莓，搭帐篷，找车子。没有他，波鲁德金先生寸步难行。卡里内奇是个性情顶愉快、顶温和的人，常常不住声地小声唱歌儿，无忧无虑地四处张望，说话带点儿鼻音，微笑时眯起他的淡蓝色眼睛，还不住地用手捋他那稀稀拉拉的尖下巴胡。他走路不快，但是步子跨得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又长又细的棍子。这一天他不止一次同我搭话，伺候我时毫无卑躬屈膝之态，但是照料东家却像照料小孩子一样。
当中午的酷暑迫使我们找地方躲避的时候，他把我们领进了树林深处，来到他的养蜂场上。卡里内奇给我们打开一间小屋，里面挂满一束束清香四溢的干草，他让我们躺在新鲜干草上，自己却把一样带网眼的袋状东西套到头上，拿了刀子、罐子和一块烧过的木头，到养蜂场去给我们割蜜。我们喝过和了泉水的温乎乎的、透明的蜂蜜，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一阵轻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里内奇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小刀挖木勺。他的脸色柔和而又开朗，就像傍晚的天空，我对着他的脸欣赏了老半天。波鲁德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身。跑了很多路，又酣睡过一阵子之后，一动不动地在干草上躺一躺，是很惬意的。这时候浑身松松的，懒懒的，热气轻轻拂面，一种甜美的倦意叫人睁不开眼睛。
终于我们起了身，又去转悠，直到太阳落山。吃晚饭的时候，我谈起霍尔，又谈起卡里内奇。“卡里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人，”波鲁德金先生对我说，“是个又勤奋又热心的人；干活儿稳稳当当，可是却干不成活儿，因为我老是拖着他。天天都陪我打猎……还干什么活儿呀，您说说看。”我说，是的；我们就躺下睡了。
次日，波鲁德金因为和邻居比丘科夫打官司，上城里去了。邻居比丘科夫耕了他的地，而且在耕地上打了他的一名农妇。我便一个人出去打猎，快到黄昏时候，我顺路来到霍尔家。我在房门口遇到一个老头儿，秃头顶，小个头儿，宽肩膀，结实健壮，这就是霍尔了。我带着好奇心把这个霍尔打量了一下。他的脸型很像苏格拉底：额头也是高高的，疙疙瘩瘩的，眼睛也是小小的，鼻子也是翘翘的。我们一同走进房里。还是那个菲佳给我端来牛奶和黑面包。霍尔坐在长凳上，泰然自若地捋着他那卷卷的下巴胡，跟我聊起来。他大概觉得自己是有分量的，说话和动作都是慢腾腾的，有时那长长的上嘴胡底下还露出微笑。
我和他谈种地，谈收成，谈农家生活……不论我说什么，他似乎都赞成；只是到后来我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得不对头……这情形颇有点儿奇怪。霍尔说话有时令人费解，大概是因为谨慎……下面是我们谈话的一例：“我问你，霍尔，”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东家赎身呀？”“我为什么要赎身？眼下我跟东家处得很好，我也交得起租……我的东家是个好东家。”“不过，有了自由，总归好一些。”我说。
霍尔斜看我一眼。“那当然。”他说。“那么，你究竟为什么不赎身？”
霍尔摇了摇头。“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呀？”“哼，算啦，你这老头儿……”“霍尔要是成了自由人，”他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凡是不留胡子的人，都要来管霍尔了。”“那你也把胡子刮掉嘛。”“胡子算什么？胡子是草，要割就割。”“那你怎么不割呢？”“噢，也许，霍尔要成商人呢；商人日子过得好，商人也留胡子嘛。”“怎么，你不是也在做生意吗？”我问他道。“做点儿小买卖，贩卖一点儿奶油和焦油……怎么样，老爷，要套车吗？”
我在心里说：“你说话好谨慎，你这人真机灵。”
但我说出声的话是：“不用，我不要车；我明天要在你家周围转一转，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你家干草棚里过夜。”“我欢迎。不过，你在干草棚里舒服吗？我叫娘儿们给你铺上褥单，放好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喊道，“娘儿们，到这儿来！……菲佳，你带老爷去吧。娘儿们都是些蠢东西。”
过了一刻钟，菲佳提着灯把我领到干草棚里。我扑倒在芳香的干草上，狗蜷卧在我的脚下；菲佳向我道过晚安，门吱扭响了一声，就关上了。我很久不能入睡。一头母牛走到门口，哼哧哼哧地呼了几口气，狗神气十足地朝母牛吠叫起来；一头猪从门外走过，若有所思地哼哼着；附近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还不住地打响鼻……到后来，我终于睡着了。
黎明时候，菲佳叫醒了我。我很喜欢这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而且我也多少有些看出来，老霍尔也特别喜欢这个儿子。这爷儿俩常常很亲热地彼此开点儿玩笑。老头儿出来迎住我。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里歇了一夜，还是别的什么缘故，霍尔今天对待我比昨天亲热多了。“茶已经烧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咱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旁坐了下来。一个健壮的娘儿们，是他的一个儿媳妇，端来一钵子牛奶。他所有的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你家儿子一个个都这样高大！”我对老头子说。“是啊，”他一面咬着小小的糖块，一面说，“对我和我的老婆子，似乎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们都跟你一起住吗？”“都在一起。都愿意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吧。”“都娶亲了吗？”“就这个滑头鬼还没有娶亲。”他指着依然靠在门上的菲佳，回答说，“再就是瓦夏，他还小，还可以等几年。”“我干吗要娶亲？”菲佳反驳说，“我就这样才好。要老婆干什么？要老婆吵架解闷儿，还是怎的？”“哼，你呀……我才知道你的心思哩！你是风流哥儿……只想天天跟丫头们鬼混……‘不要脸的，讨厌！’”老头子模仿丫头们的口气说，“我才知道你的心思哩，你这个图自在的鬼东西！”“讨老婆有什么用处？”“老婆是个好长工，”霍尔很严肃地说，“老婆是伺候男人的。”“我要长工干什么？”“这不是，就图自个儿快活自在。我就知道你这鬼东西的心思。”“好，要是这样，你就给我娶亲吧。嗯？怎么啦！你怎么不说话呀？”“哼，算啦，算啦，你这调皮鬼。瞧，咱们也不怕吵得老爷心烦。我会给你娶亲的，放心吧……噢，老爷，别见怪，孩子还小，不懂事。”
菲佳摇了摇头……“霍尔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里内奇走进房来，手里拿着一束草莓，这是他采来送给他的好友霍尔的。老头子亲亲热热地把他迎住。我惊讶地看了卡里内奇一眼：说实话，我没想到一个庄稼人会有这种“温情”。
这一天我出门打猎比平常晚三四个钟头。随后三天我也都是在霍尔家过的。两位新相识使我很感兴趣。不知道是我哪一点博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跟我谈话毫不拘束。我很愉快地听他们谈话，观察他们。
这两个朋友彼此一点都不像。霍尔是个认真、务实的人，有经营管理头脑，是个纯理性主义者；卡里内奇则相反，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属于热心肠、好幻想的一类人。霍尔讲求实际，所以他造房子，攒钱，跟东家和其他有权有势的人搞好关系；卡里内奇穿的是树皮鞋，日子过得勉勉强强。霍尔有一大家人，一家人和和睦睦，全都听他的；卡里内奇曾经有过老婆，他很怕老婆，一个孩子也没有。霍尔看透了波鲁德金先生的为人；卡里内奇非常崇敬自己的东家。霍尔很喜欢卡里内奇，常常袒护他；卡里内奇也很喜欢霍尔，十分尊重他。霍尔很少说话，不时笑一笑，有什么看法放在心里；卡里内奇很喜欢说话，虽然不像能说会道的人那样花言巧语……然而卡里内奇有不少特长，就连霍尔也是承认的，比如：他会念咒止血，能治惊风和狂犬病，能驱蛔虫；他会养蜂，他的手气好。霍尔当着我的面请他把新买的一匹马牵进马棚，卡里内奇带着又认真又笃定的神气把马牵了进去；霍尔不见到事实，总是不肯轻易相信的。卡里内奇更接近自然，霍尔更接近人和社会；卡里内奇不喜欢深思熟虑，对一切都盲目相信；霍尔自视甚高，以至于常常用嘲弄的目光看待人世。他见多识广，我跟他学到不少见识。比如，我从他的叙述中得知，每年夏天，割草季节快到的时候，就会有一辆式样特别的小四轮车来到各个村子里。
车上坐一个穿长衣的人，来卖大镰刀。如果用现钱，他要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纸币；如果赊账，他要三卢布纸币至一个银卢布。不用说，所有的庄稼人都是赊账。过两三个星期，他再来收钱。庄稼人刚刚收完燕麦，有钱清账了。庄稼人跟买卖人一起上酒店去，就在酒店里清账。有些地主想点子，用现钱把镰刀买下来，也按那样的价钱分别赊给庄稼人，庄稼人却很不高兴，甚至非常懊丧。因为这样一来就失去不小的乐趣，不能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在手里转来转去，也不能向油滑的小商贩问上二十遍：“喂，怎么样，伙计，镰刀不咋样吧？”买卖小镰刀也用同样一套办法，不同的是，这时候娘儿们也参与了，有时缠得小贩子不得不打她们，只要一动手，她们就能捞到便宜了。
不过娘儿们最吃苦的还是做另一种买卖的时候。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委托一些专门人员收购破布，这些人在有些县里被称为“鹰”。这种“鹰”从商人手里领得二三百卢布纸币，便出来打食儿。
但是，他和他因而得名的那种高贵的鸟完全不同，不是公开地、大胆地扑向食儿，而是使用狡诈和花招儿。他把自己的车子停在村子附近树棵子丛里，自己却来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转悠，装作过路人或者无事闲逛的人。娘儿们凭感觉猜测到他的到来，就偷偷地前去跟他会面，匆匆忙忙中把交易做好。为了换取几个铜板，娘儿们交给“鹰”的不仅是所有无用的破布，甚至常常有丈夫的小褂和自己的裙子。近来娘儿们发现一种顶合算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大麻，特别是大麻布偷出来，用同样的办法出卖，这么一来，“鹰”的收购业务就扩大了、完备了！
不过，男子汉们也学乖了，稍微有一点儿可疑，一听到远处有“鹰”来到的响声，就又快又麻利地采取变动和防范措施。说真的，这不是够窝囊的吗？卖大麻是男子汉的事，而且他们的确也在卖大麻，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卖，还要亲自运去，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因为不带秤，总是拿四十把当作一普特。诸位该知道，什么叫一把，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当手掌“竭诚效劳”的时候！像这样的事，我这个涉世不深、没有在农村里“滚过泥巴”（如我们奥廖尔省人常说的）的人，真是听了不少。
不过，霍尔不是一个劲儿地自己讲，他也问了我许多事。他听说我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就来了……卡里内奇也不比他差。不过，卡里内奇喜欢听我描述自然风光，描述高山、瀑布、奇特的建筑物和大都市；霍尔感兴趣的却是行政管理和国家体制方面的问题。他逐个儿对一切进行分析、询问：“这种事儿在他们那儿跟咱们这儿一样，还是不一样？……你说说，老爷，究竟怎样？……”
卡里内奇在听我叙说的时候却只是表示惊讶：“啊！哎呀，天啊，有这种事！”
霍尔则不作声，皱紧浓眉，只是有时插一两句：“这种事在我们这儿可是不行，能像这样才好，才合道理。”
我无法向读者诸君一一转述他的询问，而且也无此必要；但是从我们的交谈中，我得到一种信念，这恐怕是读者怎么也预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表现了俄罗斯人的主要特征，他的俄罗斯人特征就在于他的革新精神。俄罗斯人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刚强，不怕改变自己；很少留恋自己的过去，勇敢地面对未来。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他的健全的头脑喜欢嘲笑德国人干巴巴的理性；但是，拿霍尔的话来说，德国人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他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霍尔由于他地位的特殊和实际上的独立性，跟我谈了许多话，这些话从别人嘴里是听不到的，如一些庄稼人说的，是用棍子撬不出、用磨也磨不出来的。他确实很明白自己的地位。
我和霍尔交谈，第一次真正听到纯朴而机智的俄罗斯庄稼人语言。就一个庄稼人来说，他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但是他不识字；卡里内奇却识字。“这鬼东西识字，”霍尔说，“他养的蜂从来也不死。”“你有没有让你家孩子识字？”
霍尔沉默了一会儿。“菲佳识字。”“别的孩子呢？”“别的孩子不识字。”“为什么呢？”
老头子没有回答，并且转换了话题。可见，不论他多么聪明，他还是有偏见，在某些方面很顽固。比如，他从心眼儿里瞧不起妇女，在他高兴的时候就取笑和嘲弄妇女们。他的妻子是个爱唠叨的老婆子，一天到晚不离炕头，不住地嘟囔，骂人；儿子们都不理睬她，可是媳妇们却像怕上帝一样怕她。难怪在一首俄罗斯民歌里婆婆这样唱：“你不打老婆，不打年轻妻子，算什么成家的人，算我什么儿子……”
有一回我想为媳妇们说说话，试图唤起霍尔的怜悯心，但是他心安理得地反驳我说：“何必管这些……小事，让娘儿们吵去吧……不叫她们吵，反而更糟，再说，也犯不着去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有时凶恶的老奶奶从炕上爬下来，把看家狗从过道里唤出来，嘴里嘟哝着：“狗，你来，你来！”拿拨火棍照干瘦的狗背直打，或者站在敞棚底下，跟所有过路的人“吵骂解闷儿”（这是霍尔的说法）。不过，她还是怕丈夫，只要他一声令下，她马上就回到自己的炕上去。
不过，特别有趣的是听听卡里内奇和霍尔的争论，尤其是在问题涉及波鲁德金先生的时候。
卡里内奇说：“霍尔，你别在我面前说他。”
霍尔反驳说：“那他干吗连一双靴子也不给你做呀？”“啊，靴子，瞧你说的！……我要靴子干什么？我是个庄稼人……”“我也是庄稼人嘛，你瞧……”霍尔说到这里，把脚抬起来，让卡里内奇看看他的皮靴，那皮靴好像是用毛象皮做的。
卡里内奇回答说：“哎哟，别人怎么能跟你比？”“那至少也要给几个钱买树皮鞋，你天天跟他出去打猎，恐怕一天要一双树皮鞋吧。” “他给我树皮鞋钱。”“是的，去年赏过你十个戈比。”卡里内奇懊恼地扭过头去，霍尔便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他那一双小小的眼睛成了两条缝儿。
卡里内奇唱歌唱得很好听，还弹了一阵子三弦琴。霍尔听着听着，忽然把头一歪，用伤感的调子唱了起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呀，命运！》这支歌。
菲佳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怎么伤心起来啦？”
可是霍尔依然用手托着腮，闭着眼睛，只顾抱怨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别的时候，再没有比他更勤劳的人了：一双手总是不闲着——不是修理大车，就是整修栅栏，检查马套。不过他不喜欢特别干净，有一次我提到这一点时，他回答说；“屋子里要有人住的气味。”“你去看看，”我反驳他说，“卡里内奇的蜂房里多么干净啊。”“老爷，要是不干净，蜜蜂待不住呢。”他叹着气说。
有一次他问我说：“怎么样，你也有领地吗？”“有。”“离这儿远吗？”“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领地上吗？”“住在领地上。”“恐怕多半是打打野味消遣了？”“说实在的，是这样。”“这也不坏，老爷，只管打你的松鸡吧，不过村长要经常换换。”
第四天傍晚，波鲁德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跟老头子依依难舍。我和卡里内奇一同上了大车。“好啦，再见吧，霍尔，祝你健康。”我说，“再见吧，菲佳。”“再见，老爷，再见，别忘了我们呀。”
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发出火红色。“明天准是好天气。”我望着明朗的天空说。“不，要下雨啦。”卡里内奇却说出不同的看法，“瞧，鸭子拼命在泼水呢，再说青草发出的气味又这么浓。”
我们的大车来到树丛里，卡里内奇在驾车座位上轻轻颠动着，小声唱起歌来，并且一次又一次眺望晚霞……
次日，我离开了好客的波鲁德金先生的家。
*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7年第1期，同时带有副标题“摘自《猎人笔记》”。作品发表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这给准备放弃文学事业的屠格涅夫以巨大的鼓舞。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傍晚，我和猎人叶尔莫莱一起去打“伏击”……不过，什么叫伏击，也许不是所有我的读者都清楚的。诸君，那就听我说说吧。
春日里，在日落前一刻钟，您带上枪，不要带狗，到树林里去。您在林边找个地方，四下里望望，检查检查引火帽，和同伴交换交换眼色。一刻钟过去，太阳落山，但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明净而清澈，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嫩草闪烁着绿宝石般悦目的光彩……您就等着吧。树林里渐渐黑暗；晚霞的红光慢慢地从树根和树干上滑过，越升越高，从低低的，几乎还是光秃的树枝移向一动不动的、沉睡的树梢……终于树梢也暗了，绯红的天空渐渐变蓝。树林的气息渐渐浓烈，微微散发出暖烘烘的湿气；吹进来的风到您身边便停息了。鸟儿渐渐入睡，不是所有的鸟儿一齐睡去，而是各类鸟儿有先有后：最先睡着的是燕雀，过一会儿是红胸鸲，然后是黄鹂。树林里越来越暗，一株株树木渐渐融汇成黑黑的一大片；蓝天上羞羞答答地出现第一批星星。所有的鸟儿都睡了，只有红尾鸲和小啄木鸟还在无精打采地叫着……终于红尾鸲和小啄木鸟也安静了。在您的头顶上再一次响过柳莺那清脆的鸣声，黄莺不知在哪里凄婉地叫了一阵，夜莺初启歌喉。您正等得心焦，忽然，——不过，只有猎人才懂得我的话，——忽然在一片寂静中响起一种很特别的呱呱声和沙沙声，可以听见敏捷的翅膀有节奏的鼓动声，——就有丘鹬姿态优美地弯着自己的长嘴，轻快地从黑郁郁的白桦树后面飞出来迎接您的枪弹了。
这就叫“伏击”。
就是说，我和叶尔莫莱去伏击。不过，诸君请原谅，我得先把叶尔莫莱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人四十五岁上下，瘦高个儿，又长又细的鼻子，窄窄的脑门儿，灰灰的小眼睛，蓬乱的头发，宽阔的嘴唇带着嘲笑的神气。这人无冬无夏穿一件黄黄的德国式土布褂，但腰里却系一条宽腰带；穿一条蓝色灯笼裤，戴一顶羊羔皮帽，是破落的地主一时高兴送给他的。腰带上系两个袋子，一个袋子在前面，巧妙地扎成两半，分装火药与霰弹；另一个袋子在后面，是装猎物的。至于棉絮，叶尔莫莱则是从他那魔袋似的帽子里去掏。他本来可以很容易用卖猎物所得的钱为自己买一个弹药袋和背袋，但是他甚至从来没想过买这类东西，只管用老办法装他的枪，保险不会使霰弹和火药撒落，也不会混杂，其手法之巧妙，使观者吃惊。他的猎枪是单筒的，装有燧石，而且天生有猛烈“后坐”的坏脾气，因此叶尔莫莱的右颊总是比左颊肥胖。他怎样能用这支猎枪打中野物，连最机灵的人也无法设想，但是他却常常打中。他也有一条猎狗，名叫“杰克”，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东西。叶尔莫莱从来不喂它。“我才不喂狗哩，”他断然说，“再说，狗是聪明畜生，自己能找到东西吃。”
确实也是，尽管那狗瘦得出格，连漠不关心的过路人见了也吃惊，但是它照样活着，而且活得很长久；甚至于，不管境遇多么可怜，一次也没有逃跑过，而且从来没有想离开自己的主人的表现。年轻时谈情说爱，有一次离开过两天，可是那股傻劲儿很快就过去了。“杰克”最了不起的特点是它对世上的一切都异常淡漠……如果这说的不是狗，那我要用“悲观”这个字眼儿了。它常常坐着，把短短的尾巴蜷在身子底下，皱着眉头，不时地哆嗦几下，从来不曾笑过。（大家都知道，狗是会笑的，而且笑得非常可爱。）它的模样儿奇丑无比，不论哪个闲着没事儿的仆人，一有机会就毫不客气地嘲笑它这副尊容；但是“杰克”对这类嘲笑甚至挨打却毫不在乎。每当它由于不光是狗才有的弱点，把饥饿的嘴伸进暖烘烘的、香喷喷的厨房的半掩着的门里时，厨子们就立刻丢下手头的活儿，又叫又骂地追赶起它来，那是厨子们特别开心的事儿。在出猎的时候，它从不感到疲劳，而且嗅觉极其灵敏。但是，如果偶然追到一只被打伤的兔子，它就远远躲开用种种听得懂的和听不懂的方言喝骂的叶尔莫莱，钻到凉阴的绿树棵子底下，津津有味地把兔子吃得只剩下一点骨头。
叶尔莫莱是我的邻村一个旧式地主家的人。旧式地主一般都不喜欢“鹬鸟”，而喜欢吃家禽。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生日、命名日和选举的日子里，旧式地主家的厨子才烧起长嘴鸟，因为俄国人一向是越不懂怎么做越上劲儿，一旦来了劲儿，就会发明千奇百怪的调制法儿，以至于大部分客人只能又好奇又出神地注视着端上桌的美味，绝不敢动口尝一尝。规定叶尔莫莱每月给东家的厨房送两对松鸡和山鹑，其余的一切由他，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们都不和他交往，认为他一无所长，像我们奥廖尔人说的，“窝囊”。火药和霰弹自然是不发给他的，这是有章法可循的，就像他不喂狗一样。叶尔莫莱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像鸟儿一样无忧无虑，很喜欢说话，表面看来又懒散又笨拙；非常喜欢喝酒，不喜欢在一个地方久住，走起路来两脚擦地，摇摇摆摆，就这样两脚擦地，摇摇摆摆，一昼夜能够走五六十俄里。他经历过各种各样惊险事儿，在沼地里、树上、屋顶上、桥底下睡过觉，不止一次被关在阁楼里、地窖里、棚子里，失去了枪、狗和最后一件衣服，被人痛打，痛打很久，然而过不多久，他又回家来了，衣服穿得好好的，而且带着枪和狗。不能说他是一个快活人，虽然他的心情几乎总是非常好的。总而言之，他很像是一个古怪人。
叶尔莫莱很喜欢和有教养的人聊聊，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不过，聊也聊不久，常常站起来就走。“你这鬼东西，上哪儿去呀？天已经黑了。”“到恰普林村去。”“你跑十来俄里，到恰普林村去干什么？”“到那儿的庄稼人索夫龙家里去过夜。”“你就在这儿过夜嘛。”“不，不行。”
于是叶尔莫莱就带着他的“杰克”走进沉沉的夜幕，穿过一丛丛树棵子和一道道水沟向前走去，而那个庄稼人索夫龙也许不让他进门，说不定还要打他两记耳光，不准他打扰清白人家。然而叶尔莫莱有些本事是没有人能比的，如在春汛期间捕鱼，用手捉虾，凭嗅觉寻找野物，招引鹌鹑，训练猎鹰，捕捉那些会唱“魔笛”“夜莺飞来”的夜莺……只有一样他不会，就是训练狗，他没有耐性。
他也有老婆，每星期他去她那儿一次。她住在一间破破烂烂、快要倒塌的小屋里，凑凑合合、勉勉强强活着，今天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吃饱，总之，一直过着很苦的日子。叶尔莫莱这个无忧无虑、心地善良的人，对待她却又无情又粗暴，他在家里摆出一副又威风又严厉的神气，可怜的妻子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讨他的欢心，一看到他的眼神就发抖，她常常用最后一文钱给他买酒；当他大模大样地躺到炕上酣睡的时候，她总是低三下四地给他盖上自己的皮袄。我也不止一次看到他脸上无意中流露出的阴沉的凶狠神气，我很不喜欢他在咬死受伤的野禽时脸上那种表情。
可是叶尔莫莱从来没有在家里待过一天以上，一到别的地方，他又变成“叶尔莫尔卡”，——周围一百俄里以内的人都这样称呼他，有时他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最低下的仆役也觉得自己比这个流浪汉高贵，也许正因为这样都对他非常亲热。许多庄稼人起初像对待田野里的兔子一样，喜欢撵他和逮他取乐儿，过一会儿就把他放了，等到知道他是一个怪人，就不再碰他，甚至给他面包，跟他聊天……我就是带了这个人出猎，和他一起到伊斯塔河畔一个很大的桦树林里去伏击。
俄罗斯有许多河流同伏尔加河一样，一边是山，另一边是草地，伊斯塔河也是这样。这条小河曲曲弯弯，蜿蜒如蛇行，没有半俄里是直流的，有的地方，从陡峭的山冈上望去，十几俄里的小河，连同堤坝、池塘、磨坊、一片片以爆竹柳作篱的菜园和茂盛的果园，尽收眼底。伊斯塔河里的鱼真是多极了，尤其是雅罗鱼（庄稼人在热天里常常用手在树棵子底下捉这种鱼）。小小的滨鹬啾啾叫着在点缀着一处处冰凉而清澈的泉水的岩石岸边飞翔；野鸭向池塘中央浮游，小心翼翼地四面打量着；苍鹭伫立在河湾中峭壁下的阴影里……我们伏击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打到两对山鹬。我们想在太阳出山以前再来碰碰运气（早晨也可以打伏击），就决定到附近的磨坊里去过一夜。我们走出树林，下了山冈，河里翻滚着暗蓝色的波浪；空气由于充满夜间的潮气，越来越浓。
我们敲了敲大门。院子里有几只狗一齐狂叫起来。“谁呀？”响起一个沙哑的、带有睡意的声音。“打猎的，我们来借个宿。”
没有回答。“我们付钱。”“我去对东家说说……嘘，该杀的狗！……还不都给我死掉！”
我们听到这雇工走进屋里去了，他很快就回到大门口来。“不行，东家说，不让进来。”“为什么不让进去？”“他怕嘛，你们是打猎的，说不定你们会把磨坊烧掉，因为你们带着火药呢。”“胡扯什么！”“前年我家磨坊就烧过一回了，有一帮牲口贩子来借宿，不知怎的就烧起来了。”“可是，老弟，我们总不能在外面过夜呀！”“那就由你们了……”他呱嗒呱嗒地拖着靴子走了。
叶尔莫莱骂了他许多难听的话。“咱们到村子里去吧。”到末了，他叹了一口气说。
但是离村子有两俄里……“咱们就在这儿，在外面过夜吧，”我说，“今天夜里很暖和，给几个钱，让磨坊老板送一些麦秸出来。”
叶尔莫莱也就同意了。我们又敲起门来。“你们干什么呀？”又传出雇工的声音，“已经说过不行嘛。”
我们就把我们的意思对他说了说。他去和东家商量了一下，就和东家一起走了回来。旁边的小门吱呀一声开了，磨坊老板走了出来，高高的个头儿，肥头大耳，肚子又圆又大。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在离磨坊百步远处，有一座四面通风的小小的敞棚。他给我们抱来一些麦秸和干草，抱到敞棚里；那个雇工在河边草地上架起茶炊，蹲下来，就热心地用管子吹气生火……炭火一闪一闪的，照亮了他那年轻的脸。磨坊老板跑去叫醒他的老婆，到末了自己提出要我到屋里去睡；可是我还是愿意在外面过夜。磨坊老板娘给我们送来牛奶、鸡蛋、土豆、面包。茶炊很快就烧开了，我们就喝起茶来。河面上升起一股股雾气，没有风，秧鸡在周围咯咯高叫，磨坊的水轮边，响着轻微的声音，那是水点从轮翼上往下滴，水从堤坝的闸门里往外渗。我们生起一个不大的火堆。就在叶尔莫莱在火灰里烤土豆的时候，我打起盹儿……压得低低的、轻轻的絮语声使我惊醒。我抬起头来，看到磨坊老板娘坐在火堆旁一只倒放着的木桶上，在和我的同伴说话儿。我先前从她的服装、行动和口音已经看出她是地主家的女仆——不是农妇，也不是小市民家女子；只是现在我才看清了她的容貌。看样子她有三十岁，消瘦而苍白的脸上还保留着美艳动人的风韵，我尤其喜欢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她把两肘放在膝盖上，用手托着腮。叶尔莫莱背对我坐着，正在往火里添木柴。“任尔杜赫村又流行瘟疫了，”磨坊老板娘说，“伊凡神父家死了两头母牛……上帝保佑吧！”“你家的猪怎么样？”叶尔莫莱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问道。“活着呢。”“能给我一头小猪就好啦。”
磨坊老板娘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叹了一口气。“和您一道的是什么人？”她问。“一位老爷，科斯托马罗夫村的。”
叶尔莫莱把几根枞树枝儿扔进火里，树枝儿立刻一齐发出毕毕剥剥声，浓浓的白烟往他脸上直扑。“你丈夫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屋里去？”“他害怕。”“瞧，这胖子，大肚子……亲爱的，阿丽娜·季莫菲耶芙娜，给我弄杯酒喝喝吧！”
磨坊老板娘站起来，消失在黑暗中。叶尔莫莱小声唱起歌儿：为找情妹妹，靴子都穿碎……
阿丽娜带着一小瓶酒和一只杯子回来了。叶尔莫莱欠身起来，画了一个十字，一口气把酒喝干了。“真好呀！”他说。阿丽娜又在木桶上坐下来。“怎么样，阿丽娜·季莫菲耶芙娜，你还是常常生病吗？”“总是不舒服。”“怎样不舒服？”“一到夜里就咳嗽，很难受。”“老爷好像睡着了，”叶尔莫莱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说，“你没去看医生，阿丽娜，病越看越厉害。”“我是没去看呀。”“到我那儿去玩玩儿吧。”
阿丽娜低下头。“到那时候我把我那个，把我那个老婆撵出去，”叶尔莫莱继续说，“真的。”“您最好还是把老爷叫醒，叶尔莫莱·彼得罗维奇，您瞧，土豆烤好了。”“让他睡个够吧，”我的忠心的仆从心平气和地说，“他跑累了，所以睡得很熟。”
我在干草上翻起身来。叶尔莫莱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土豆烤好了，请吃吧。”
我从敞棚底下走出来，磨坊老板娘从木桶上站起身来，想走。我就和她说起话儿。“这磨坊你们租下很久了吧？”“去年三一节租下的，已经一年多了。”“你丈夫是哪儿人？”
阿丽娜没有听清我的问话。“你丈夫是啥地方人？”叶尔莫莱提高声音又问了一遍。“他是别廖夫人。别廖夫城里人。”“你也是别廖夫人吗？”“不，我是地主家的人……原来是地主家的。”“谁家的？”“兹维尔科夫老爷家的。现在我自由了。”“哪一个兹维尔科夫？”“亚历山大·西雷奇。”“你是不是他太太的丫头？”“您怎么知道？就是的。”
我带着加倍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望了望阿丽娜。“我认识你家老爷。”我又说。“您认识吗？”她小声说，并且低下了头。
应该对读者说说，我为什么带着这样的同情心望着阿丽娜。我在彼得堡期间，碰巧和兹维尔科夫先生相识。他担任要职，是一个出名的博学和能干的人物。他的夫人十分肥胖，多愁善感，又爱哭，又凶狠，是一个庸俗而乖僻的女人；他还有个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少爷，又娇气又愚蠢。兹维尔科夫先生的相貌很难令人恭维，那宽宽的，几乎是四方形的脸上，一双小小的老鼠眼睛滴溜溜地转悠着，又大又尖的鼻子向上翘着，鼻孔向外翻着；那皱皱巴巴的额头上，剪得短短的白发向上竖着，薄薄的嘴唇不住地嚅动，令人肉麻地笑着。兹维尔科夫先生站着的时候，总是叉开两条腿，把两只肥胖的手插在口袋里。有一次我和他两人乘马车到城外去，我们聊了起来。兹维尔科夫是一个见过世面的能干人，就开导起我来，教我走“正道儿”。“恕我直言，”到末了他用尖嗓门儿说，“你们年轻人对一切事物的判断和解释都是盲目的；你们都不怎么了解自己的祖国；先生们，你们不熟悉俄罗斯，就是这么回事儿！……你们读的都是德国书。比如，您现在对我谈这个，谈那个，谈奴仆的事……很好，我不争论，您说的这一切都很好；不过您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兹维尔科夫先生大声擤了擤鼻涕，又闻了闻鼻烟。）比如，有一桩可笑的事，让我对您说说，也许您会感兴趣。（兹维尔科夫先生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您是知道的，比她更善良的女人，恐怕难找了，这您自己想必也承认。她的婢女们过的可不是一般人过的日子，简直是人间的天堂……可是我的太太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不用出嫁的丫头。那确实也不行，一生下孩子，这事儿，那事儿，这丫头怎么还能好好地伺候夫人，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呢？这丫头已经顾不到这些，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我说的是，我们有一次乘车经过我们的村子，这事儿有些年了，怎么对您说好呢，照实说，有十五六年了。我们看到，村长家有一个小姑娘，是他的女儿，长得非常好看，举止态度也很讨人喜欢。“我太太就对我说：‘柯柯，——您可知道，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咱们把这个女孩子带到彼得堡去吧；我喜欢她，柯柯……’“我说：‘咱们就带她走，我很高兴。’“不用说，村长向我们下跪道谢：您要知道，这种福气是他想也不敢想的……自然，小姑娘一时想不开，还哭过一阵子。开头这是有点儿可怕，要离开父母的家嘛……总之……这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她很快就跟我们处惯了。起初把她分拨到婢女室里，自然，要叫她学学。您猜怎么样？……这女孩子表现出惊人的进步；我太太很快就对她另眼相看，简直就离不了她，终于撇开别人，把她升为贴身侍女……这可是不容易呀！……也应该为她说句公道话，我太太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好丫头，绝对不曾有过；她又勤快，又持重，又听话，一切都如人意。可是，说实话，我太太也太宠她了：给她穿好的，让她和主人吃一样的饭菜，喝一样的茶……真的，还能怎样呢！她就这样服侍了我太太十来年。忽然，有一天，真想不到，阿丽娜——她的名字叫阿丽娜——没有禀报就走进我的房里，扑通一声向我跪下……不瞒您说，这种事儿我是不能容忍的。一个人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不是吗？“‘你怎么啦？’“‘亚历山大·西雷奇，老爷，请您开恩。’“‘什么事呀？’“‘请准许我出嫁。’“说实话，我当时十分惊愕。‘混账东西，你可知道，太太身边没有别的丫头呀？’“‘我还照旧服侍太太。’“‘胡说！胡说！太太不用出嫁的丫头。’“‘玛拉尼娅可以顶我的位子。’“‘别打这种主意吧！’“‘随您怎样吧……’，说实在的，我简直呆了。可以对您说，我这个人呀，最痛恨的就是忘恩负义……不必对您说，您是知道的，我太太是怎样一个人，简直是天使，心肠好得不得了……就是顶坏的人，也舍不得她。我把阿丽娜赶出房去。心想，她也许会回心转意的。您可知道，我真不愿意相信一个人会那样坏，那样忘恩负义。可是，您猜怎么样？过了半年，她又来找我，又提出那个要求。不瞒您说，我这时非常恼怒地把她赶了出去，说了一些很厉害的话，并且说要告诉太太。我恼火极了……可是，还有更使我吃惊的哩：过了一些日子，我太太来找我，两眼泪汪汪的，非常激动，使我吓了一跳。“‘出了什么事吗？’“‘阿丽娜……’“‘您明白……这事儿我说不出口。’“‘不会有的事！……是谁呢？’“‘是听差彼得路什卡。’我大发雷霆。我这个人呀……就是不喜欢马虎！……彼得路什卡……没有罪。要惩罚他也可以，可是据我看，这事儿怪不得他。阿丽娜嘛……哼，就是的，哼，哼，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啦，我立刻吩咐把她的头发剃了，给她穿上粗布衣服，把她送到乡下去。我太太少了一个得力的丫头，但这也是没有办法，总不能让人把家里弄得乌七八糟。烂肉最好还是一刀割掉……哎，哎，您现在就想想吧，您是了解我太太的，要知道，这，这，这……毕竟是一个天使呀！她实在舍不得阿丽娜呀，阿丽娜知道这一点，就干起了无耻的事儿……不是吗？您就说说看……不是吗？这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总而言之，这是没有办法。在我自己来说，因为这姑娘忘恩负义，伤心和难过了很久。不管怎么说……在这种人里面是找不到良心和情义的！你喂狼不管喂得多么好，狼总是想往树林里跑……这是今后的教训！不过我只是想向您说明……”
兹维尔科夫先生没有把话说完，就转过头去，把身子更紧地裹在自己的斗篷里，雄赳赳地压制着不由自主的激动。
读者现在大概已经明白，我为什么带着同情心望着阿丽娜了。“你嫁给磨坊老板已经很久了吗？”最后我问她道。“两年了。”“怎么，是老爷准许的吗？”“是出钱给我赎身的。”“谁出的钱？”“是萨维利·阿列克谢耶维奇。”“他是什么人？”“就是我丈夫。（叶尔莫莱不露声色地笑了笑）怎么，难道老爷对您说起过我吗？”阿丽娜在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又问道。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她的问话。“阿丽娜！”——磨坊老板在远处喊叫起来。她就站起来走了。“她丈夫人还好吗？”我问叶尔莫莱。“还好。”“他们有孩子吗？”“有过一个，可是死了。”“怎么，是磨坊老板看上她了，还是怎的？……他为她赎身花了很多钱吧？”“那就不知道了。她识字，这在他们这一行里……常常是很有用的，所以他看上了她。”“你和她早就认识吗？”“早就认识。我以前常到她主人家里走走。他们的庄园离这儿不远。”“你也认识听差彼得路什卡吗？”“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吗？当然认识。”“他现在在哪儿？”“当兵去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她身体似乎不怎么好吧？”最后我问叶尔莫莱。“身体怎么会好呢！……哦，明天这场伏击大概很不坏。您现在不妨睡一会儿。”
一群野鸭高声叫着在我们头顶上飞过，我们听出来，这群野鸭就落在离我们不远的河上。天已经完全黑了，而且也渐渐冷起来，夜莺放开嗓门儿在树林里歌唱。我们往干草里一钻，就睡着了。
莓泉
八月初，常常热得难受。这时候，从十二点到十五点，最有决心、最迷恋打猎的人也不能出猎，就连最忠心的狗也只是“跟着猎人的靴子转”，也就是一步一步跟着猎人走，难受地眯起眼睛，舌头耷拉得老长，听到主人责骂，只是可怜巴巴地摇摇尾巴，脸上露出难为情的神情，但是不肯往前面跑。
有一回，我就是在这样的日子出去打猎。我一直勉强支撑着，虽然我真想躺到什么地方的阴凉里去，哪怕躺一会儿也好；我的不知疲倦的狗也一直在树棵子里搜索着，虽然它显然并不指望自己的狂热行动会有什么结果。窒人的炎热迫使我考虑保留最后的体力和能力。
我好不容易来到我的宽容的读者已经熟悉的伊斯塔河边，下了陡坡，踩着潮湿的黄沙，朝着附近一带闻名的、名叫“莓泉”的泉水走去。这泉水从岸边一条裂缝中涌出，裂缝渐渐变成一条狭窄然而很深的峡谷，泉水就在二十步远处带着滔滔不绝的、快活的潺潺声汇入小河中。峡谷的两边斜坡上长满了橡树棵子；泉的周围一片碧绿，长满了矮矮的、天鹅绒般的青草，阳光几乎从来照不到那清凉的、银色的泉水。我走到泉边，草地上放着一个桦树皮做的瓢，这是过路的庄稼人留给大家用的。我喝足了泉水，就在阴凉里躺下来，并且向周围望了望。在泉水注入小河处，形成一个河湾，正由于泉水与河水交汇，这儿总是荡漾着碧波。就在河湾旁，坐着两个老汉，背对着我。其中一个相当健壮，高高的个头儿，穿一件整洁的深绿色上衣，戴一顶绒线小帽，正在钓鱼；另一个又瘦又小，穿一件打补丁的绵绸外衣，没戴帽子，膝盖上放着装蚯蚓的小瓦罐，不时地用手抚摩一下自己的白发苍苍的头，似乎是担心自己的头被太阳晒坏。我更留神地打量了一下，才认出他就是舒米欣村的斯焦布什卡。请允许我把这个人介绍一下。
在离我的村子几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舒米欣村，那里有一座为圣科齐马和圣达米安建立的石头教堂。教堂对面，当初曾经有一座煊赫一时的宏伟地主宅第，宅第周围有各种各样的房屋棚舍、作坊、马厩、地下室、车棚、澡堂、临时厨房、客人住的和管理人员住的厢房、温室、民众游艺场和其他一些用处大小不同的房舍。住在这座宅第里的是一家大财主，他们的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可是忽然有一天早晨，这一切财富付之一炬。财主一家迁到别处去了，这座宅第就荒废了。
广大的废墟变成了菜园，有些地方留着一堆一堆的砖头、残缺的屋基。用幸免于火灾的原木草草钉成一间小屋，用十年前为了建造哥特式凉亭买来的船板做屋顶，就让园丁米特罗方带着他的妻子阿克西尼娅和七个小孩子住进去。派定米特罗方种植蔬菜，供应一百五十俄里之外的主人家食用。分派阿克西尼娅看管一头罗尔种的母牛，母牛是花大价钱在莫斯科买的，但是可惜丧失了生殖能力，因此买来以后就没有产过奶；她还照管一只烟色的凤头公鸭，这是唯一的一只“老爷家的”家禽。孩子们因为年纪还小，没有指派他们干什么，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变为十足的懒虫。我曾有两次在这个种菜园的汉子家过夜，路过时常常在他那儿买黄瓜，天晓得是什么原因，这些黄瓜在夏天就长得老大，味道儿又淡又差，皮又黄又厚。我就是在他那儿第一次看到斯焦布什卡的。除了米特罗方一家和寄住在独眼寡妇的小屋里的年老耳聋的教会长老盖拉西姆以外，就没有一个仆人留在舒米欣村了，因为我要介绍给读者的斯焦布什卡不能算人，尤其不能算仆人。
任何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个地位，不论是什么样的地位，都有交往。不论是什么样的交往。任何仆人，即使不领工钱，至少也要领所谓“口粮”，斯焦布什卡却从来没得到过任何补助，无亲无故，没有谁知道他的存在。这个人甚至也没有来历，没有人谈起他，人口普查也未必查得到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传闻，说他当年做过某人的侍仆；然而，他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是谁的儿子，怎么成了舒米欣村的居民，怎样得到那件绵绸的、开天辟地以来他就穿在身上的长外衣，他住在哪儿，靠什么过日子，——关于这些，绝对没有谁知道一丁点儿，而且，说实话，也没有谁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特罗菲梅奇老人家是熟悉所有仆人的家谱，能够追溯到上四代的，就连他也只是有一次说到，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历克赛·罗马内奇旅长出征回来时用辎重车载回来一名土耳其女子，那女子是斯焦布什卡的亲戚。就是在节日里，节日里是按照俄罗斯古老风俗用荞麦馅饼和绿酒普遍赏赐和款待众人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斯焦布什卡也不上餐桌，不走近酒桶，不行礼，不去吻老爷的手，不在老爷注视之下一口气喝干管家的胖手斟得满满的祝老爷健康的酒。除非有哪个好心肠的人从他身边走过，给这个可怜的人一块吃剩的馅饼。在复活节的日子里，大家也和他接吻，但是他不必卷起油乎乎的衣袖，也不必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红鸡蛋，不必呼哧喘着，眨巴着眼睛，把红鸡蛋献给少爷，或者甚至献给太太。
他夏天住在鸡埘后面的储藏室里，冬天住在澡堂的更衣室里，天气太冷的时候，他就在干草棚里过夜。大家见惯了他，有时甚至踢他一脚，但是谁也不和他说话，他自己也好像生来就不曾开过口似的。
在那场大火之后，这个没人过问的人就住到，或者如奥廖尔人说的，“躲到”看园子的米特罗方家里。米特罗方不睬他，不对他说：你住在我这儿吧，——但也不撵他。斯焦布什卡也不是住在米特罗方家里，他是生活、栖息在菜园里。他来来去去、一行一动都悄没声息；打喷嚏和咳嗽都免不了战战兢兢，用手捂着；他总是像蚂蚁一样忙活着，操劳着；一切都是为了糊口，仅仅为了糊口。确实，如果他不是从早到晚为吃饭操心的话，我猜斯焦布什卡早就饿死了。早晨还不知道晚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吃，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有时斯焦布什卡坐在墙脚边啃萝卜或者嚼胡萝卜，或者把一棵肮脏的卷心菜掰成一片一片的；有时哼哧哼哧地提着一桶水到什么地方去；有时在小砂锅底下生起火来，从怀里掏出几块黑乎乎的东西扔进锅里去；有时拿木头在自己的小棚屋里敲来敲去，钉钉子，做放面包的架子。他做这一切都是悄没声的，就像是背地里干的，只要有人看他，他就躲藏起来。有时他也外出三两天。当然，没有谁注意他是否在家……一转眼，他又出现了，又在墙脚边悄悄地架起砂锅生起火来。他的脸小小的，眼睛黄黄的，头发一直抵到眉毛，鼻子尖尖的，耳朵老大，而且透亮，像蝙蝠的耳朵，胡子好像是两个星期之前剃过的，永远这样，不再短也不再长。我在伊斯塔河边就是遇到这个斯焦布什卡和另外一个老头儿在一起。
我走到他们跟前，打过招呼，就挨着他们坐下来。我看出，斯焦布什卡的同伴也是我认识的：这是已经解放了的彼得·伊里奇伯爵家的家奴米海洛·萨维里叶夫，外号叫“雾”。他住在一个害肺病的波尔霍夫小市民家里，那是我常常投宿的一家旅店的老板。在奥廖尔大道上经过的年轻官吏和其他一些闲人（裹着花条羽毛褥子的商人顾不到这些）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在离特罗伊茨基大村子不远处有一座完全荒废了的、一直抵到大路的木结构二层楼房，房顶已经塌了，窗户也钉死了。在阳光明丽的日子，在中午时候，这座废墟显得无比凄凉。
当年在这儿住的彼得·伊里奇伯爵是一位以好客闻名的豪富的世家显贵。有时，全省的人都汇集到他家里，在家庭乐队的震耳欲聋的乐声中、在花炮和焰火的噼啪声中尽情地歌舞、欢笑。如今经过这座荒废的贵族宅第而叹息和怀念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青春的，恐怕不只是风烛残年的老妪。伯爵一年又一年举行宴会，一年又一年亲切地笑着回旋在百般奉承的宾客之中；但是，可惜他的家产不够他一生挥霍。
他完全破产之后，就到彼得堡去谋职位，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就死在旅馆里。“雾”就是在他家里当管家，在伯爵生前就获得解放证书的。这人七十岁上下，有一张端正的、令人愉快的脸。他几乎总是在笑，笑得又和善又庄重，现在只有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人才会这样笑。说话时嘴唇轻启慢闭，亲切地眯着眼睛，说话略带鼻音。他擤鼻涕、闻鼻烟也都从容不迫，好像在做要紧的事。“喂，怎么样，米海洛·萨维里叶夫，钓了不少鱼吧？”“请您看看鱼篓里吧，已经钓到两条鲈鱼和五六条大头鲲了……斯焦布什卡，拿来看看。”
斯焦布什卡把鱼篓递给我。“斯捷潘，你近来日子过得怎样？”我问他。“噢……噢……噢……没……没什么，老爷，还过得去。”斯焦布什卡讷讷地回答说，仿佛舌头上拴了秤砣。“米特罗方身体好吗？”“身体好的，可……可不是，老爷。”
这可怜的人转过头去。“鱼不怎么上钩。”“雾”说起话来，“天太热了，鱼都躲在树棵子底下睡觉呢……斯焦布什卡，你给我装一个鱼饵。（斯焦布什卡拿出一条蚯蚓，放到掌心里，拍打了几下，套到钓钩上，吐了两口唾沫，就递给‘雾’。）谢谢你，斯焦布什卡……哦，老爷，”他又对我说，“您是打猎吗？”“可不是。”“噢……您的猎狗是英国种还是纽芬兰种？”
这老头儿喜欢借机会卖弄一番，那意思就是说俺也是见过世面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种，不过蛮好。”“噢……您还有狗吗？”“我有两群呢。”“雾”笑了笑，摇了摇头。“确实不错，有的人喜欢狗喜欢得不得了，有的人白给他都不要。我这简单的头脑是这么想的：养狗，可以说，多半是为了摆派头……什么都要有气派，马要有气派，看狗的人也要有气派，一切都要有气派。已故的伯爵——愿他升入天堂！——其实不是什么猎人，可是也养着狗，并且每年都出去打一两次猎。身穿镶金绦红外套的看狗人集合在院子里，吹起号角，伯爵大人走出门来，仆人把马牵过来，扶大人上马，狩猎主管把大人的脚放进马镫，然后摘下帽子，把缰绳放在帽子里捧上去。伯爵大人的鞭子一声响，看狗人齐声吆喝，走出院子。马童骑马跟在大人后面，用绸带牵着老爷宠爱的两条狗，就这样照料着……那马童高高地骑在哥萨克马鞍上，红光满面，一双大眼睛不住地转悠着……当然啦，这种场面少不了宾客。又开心，又显得气派……哎呀，挣脱了，这鬼东西！”他忽然把钓竿一拉，说道。“听说，伯爵一生日子过得很快活，是吗？”我问道。
老头儿往鱼饵上吐了两口唾沫，把钓钩抛出去。“那还用说，他是一位大富大贵的人嘛。彼得堡常常有人，可以说，常常有头等要人来他这儿。常常有一些佩蓝色绶带的人在他家吃喝。再说，他也很会招待宾客。常常把我叫了去，说：‘明天我要几条活鲟鱼，‘雾’，你叫人给我送来，听见吗？’“‘是，大人。’“那一件件绣花外套、假发、手杖、上等香水和花露水、鼻烟壶、大幅的油画，都是从巴黎订购来的。他一举行起宴会，天哪，真不得了！焰火冲天，车水马龙！有时还放大炮。光是乐手就有四十个人。还养着一个德国人当乐队指挥，可是德国人傲慢起来：他要和主人一家同桌吃饭。伯爵大人就叫人把他赶走了，说：我家乐队不要指挥也行。当然啦，什么事儿都要依照老爷的心意。一跳起舞来，就跳到天亮，跳的都是拉柯塞斯、玛特拉杜拉舞……哎……哎……哎……上钩了，好样的！（老头儿从水里拉出一条不大的鲈鱼）拿去，斯焦布什卡。老爷倒是一个好老爷，”老头儿把钓钩抛出去之后，又说下去，“心肠也是很好的。有时候打你几下子，可是一会儿就忘了。只有一样就是养姘头。哎，这些姘头，都不是东西！就是她们弄得他破产的。要知道，那都是从下等人里面挑出来的。说起来，她们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可是，你就是把全欧洲最值钱的东西都给了她们，还是不行！可也是，为什么不好好地过过快活日子，那是老爷的事……不过弄得破产总是不应该的。特别是有一个姘头，叫阿库丽娜的，现在已经死了，愿她升入天堂！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姑娘，西托夫的甲长的女儿，可是太凶恶了！有时打伯爵的耳光。她使他着了魔。我侄儿往她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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