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静岩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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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因寺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妙因寺史话》是大型历史文化丛书《中国史话》文化系列中的一本，以弘扬传承寺庙历史文化为宗旨。妙因寺作为全国知名寺庙之一，有缘入选这项“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值得自豪和骄傲。经过编撰人员的努力，《妙因寺史话》编撰工作圆满完成，得以正式出版。作为该书的编委会主任，我感到十分欣慰。借本书出版之际，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首先，我要感谢郭尔罗斯的一方佛教信众。自妙因寺开光以来，信众们热心礼佛、互相虔诚以待，十多年来，妙因寺的香火持续繁盛，查干湖旅游区的游人有增无减，使得妙因寺佛光日日增辉，人心净化，众僧人、居士慈悲之心共勉，利乐有情。
自16世纪中叶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高原开始，蒙古族民众就与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数百年来，不管华夏大地如何变化，佛教思想、佛教文化对蒙古族的影响没有改变。佛教的观念、内容已经渗透到蒙古民众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程式和行为方式之中，积淀成一种深层、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妙因寺佛教道场，不仅满足了广大蒙古族信众的信仰需求，同时实现了其他民族信仰佛教的愿望，促进了各民族信众的团结和谐。
其次，坚持爱国爱教是我们每一个僧人的必修。中国佛教历史证明，只有爱国爱教，佛教才能昌盛。自从统一的汉王朝佛教传入中国，大唐王朝的兴盛带来了佛教的兴盛，清代康雍乾盛世带来了佛教的盛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繁荣，也带来了佛教事业的繁荣。没有国家的统一、繁荣、富强，就没有佛教的兴旺。自妙因寺开光以来，我看到的是信众们和谐相处、居士们善念虔诚。在国富民安的环境中，妙因寺也为查干湖的旅游事业和郭尔罗斯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
我还要感谢郭尔罗斯的文史工作者们。自妙因寺恢复重建起，他们就不辞辛苦、不遗余力地挖掘和研究妙因寺的历史、文化，在郭尔罗斯地方历史文献中搜集整理出已经尘封近百年的寺庙资料，恢复了妙因寺的历史，增加了妙因寺历史文化的厚重感，让我们这些僧人由衷地感到荣幸和骄傲。愿妙因寺吉祥，愿郭尔罗斯更加繁荣兴旺。《妙因寺史话》是弘扬传承本寺历史文化的形象载体，是本寺僧人、广大信众全面了解我寺历史文化的普及读本。同时，也有助于社会各界用较少的时间清晰地了解我寺的历史发展过程，使佛教“爱国爱教、弃恶扬善、崇尚和谐、祈求和平”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本书的编撰出版可以说功在当代，惠及后世！
本书付印前，承蒙《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专家学者们惠予审阅、悉心指导，在此，谨致深切的感谢！格桑隆多2014年4月一寺庙概述1历史上的妙因寺
妙因寺，坐落在吉林省西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查干湖畔，是吉林省内唯一一座藏传佛教寺庙。
妙因寺背依青翠的敖包山，面朝蓝莹莹的查干湖，坐北朝南，松柏杨柳簇拥，碧瓦白墙映衬，殿阁楼台错落，佛塔金顶争辉。从湖面远远望去，妙因寺在一片盛开的莲花丛中被托起。湖岸边，芦苇荡漾，柳丝摆动，鸭雁齐飞，荷香雀语。寺内每日晨钟暮鼓，香烟缭绕，诵经声不绝于耳，真可谓“鹊和梵呗居士乐，柳拂湖波大地春”。
妙因寺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由妙因寺第一任“沙布隆”活佛云丹扎木苏所建，经历代活佛增修扩建，至宣统年间（1909～1911），已经形成占地约六公顷，包括两座佛殿、一座活佛斋院、僧房五百余间的大型建筑群。
妙因寺，其名取自佛经“妙因斯满，极果顿圆”一语。妙因，“乃绝妙之行因”“菩萨之大行也”，是菩萨修行的最高果位。乾隆二十年（1755），“沙布隆”云丹扎木苏活佛为祝贺乾隆皇帝寿辰，在查干湖畔建此妙因寺，后报清理藩院，乾隆皇帝赏赐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匾额，并将云丹扎木苏活佛纳入京师六十呼图克图，参加“洞礼经”值班。
据有关资料记载，妙因寺原主建筑平面呈“品”字形，前面有两座大型佛殿，后面为活佛斋院，周围是众僧房。两座佛殿均为九九八十一间的殿堂，左边一座为藏式平顶建筑，斜墙小窗，黄色的墙面上部有棕红色边玛墙，殿门前有六根方形大柱，柱头雕有狮头瑞兽，门框四周雕有七珍八宝和卷曲的莲叶纹。右边经堂为汉藏结合式建筑，下面两层为藏式，第三层为大屋檐汉式建筑，飞檐翘角、铁马铜铃，檐下排排斗拱彩绘艳丽、富丽堂皇。两座佛殿各为一院，一为妙因寺经堂，一为福兴寺经堂，外有高墙相围，前为山门殿。山门前有两匹泥马，一红一黄分站山门旁，殿内供俸关帝伽蓝大护法，左有关平，右有周仓，持刀凶凶而立，威严肃穆。在两座大殿的后面有活佛斋院，是一座二层平顶藏式小楼，内设小佛堂和活佛起居室，二楼藏经。几代活佛皆住此处。
在三座建筑的周边，建有北仓、东仓、西仓。北仓是总管喇嘛住所，总管喇嘛负责全寺和活佛斋院的经济管理。地租收取、接收布施，“庙奴”和佃户的管理，车马、畜群等的经济收入、支出皆归北仓管理。西仓和东仓住有扎甫喇嘛，负责主持寺庙的宗教活动，如法会、诵经、戒律、民间超度等僧人日常活动。
妙因寺原有度牒喇嘛51人，除活佛外，有扎甫大喇嘛、辅佐大喇嘛各1人。以下有德木其喇嘛（大总管）负责寺庙行政社会事务；格卜惠喇嘛（戒律喇嘛，也称铁棒喇嘛）负责寺庙戒律；翁斯达喇嘛（经头）负责教经诵经；涅尔巴喇嘛负责财务管理和寺庙日常管理。在这些喇嘛之下，又设高尼日喇嘛负责香火管理；恨巴喇嘛负责殿宇、僧舍管理；扎么喇嘛负责舍饭、赈济等；高尼格尔喇嘛负责祭祀供品管理；笔帖式喇嘛负责账目及文书往来等。这些喇嘛以下，才是一般喇嘛。妙因寺喇嘛在历史上最多时将近百人。据清末《郭尔罗斯前旗报告书》记载，妙因寺有庙地605垧，分布在旗北部，全部出租给佃农或附近农牧民，所得租金全数收归寺内；除钱款外，还有粮食、牛羊、马匹等；每年另由旗扎萨克公爷府（即后来的王府）发给香资钱200吊。妙因寺经济充足、香火繁盛，名声远赴东蒙古地区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2新建妙因寺
1946年，东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兴起，占据大量土地的寺庙成为当地农会斗争的对象之一。翻身农牧民先将庙地收归农会，分给广大农牧民，又将寺庙内僧人遣散。妙因寺被拆毁，佛教活动停止。
2000年，经吉林省民族宗教局批准，在查干湖经济旅游开发区恢复重建妙因寺。重建前，当地充分查阅了前郭尔罗斯的寺庙历史档案，调查了原妙因寺健在的僧人和当地耆旧乡里，结合查干湖地区的地理环境，在北京雍和宫拉西仁钦大师指导下设计规划出新的妙因寺。
新建妙因寺距原遗址1.5公里，依山面水，占地六公顷。寺内分三进院落，建筑总面积6999平方米。寺庙主体建筑依照中国传统伽蓝七堂风格、中轴对称式格局，依次为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万佛殿。两侧为法物流通处、钟楼鼓楼、东西配殿、护法殿和菩萨殿等。在大雄宝殿前广场的西侧，有藏传覆钵式白塔两座，左为长寿塔，右为平安塔。在平安塔和万佛殿后，分别建有伯颜敖包和额尔德尼敖包。主院东南隅建有龙王庙。长寿塔平安塔
妙因寺建筑为汉藏结合式，白墙、绿瓦、大屋檐、金顶，棕红色的边玛墙映衬着金色的庙徽、宝顶、法轮和法幢，金碧辉煌，富丽庄严。从湖岸边广场拾阶而上，高高的山门殿前悬挂着由蒙、藏、满、汉四种金色文字镌刻而成的“妙因寺”木雕斗匾，蓝色的斗匾周围镂空刻有祥云团龙图案。山门两侧伫立着两根高高的玛尼杆，杆上经幡招展、彩缎飘扬。玛尼杆下，两座汉白玉石狮相向而立，守护着佛门。妙因寺山门
山门殿为二层建筑，一层藏式，斜边白墙，三座红色高大的寺门镶嵌着金色的铜钉、兽环。二层汉式，飞檐翘角，铁马铜铃。山门殿内中央立一大型玛尼筒，外饰兽头缨络梵文六字真言，内装经文十万卷，供广大信徒和游人转动，保佑人们平安吉祥。
进山门第一层殿为天王殿，殿上横匾书写着“法轮常转”四个金字。殿前巨大的铜香炉后有16级台阶，登上台阶才能进入天王殿。天王殿供奉着人们喜爱的大肚弥勒佛，他盘膝坐于香案后莲花台上，满面笑容，手提布袋，“笑口常开”“腹中容事”，迎接着每位布施的信徒和游人。大殿两侧则立着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四天王金盔金甲，各执手中法器，凶凶而立于法台之上。弥勒佛后则立有金身护法韦陀，他面朝大雄宝殿的佛祖，双手合十，横杵于胸前。
大雄宝殿是寺内第二层院落，殿前有石栏围成的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4.99米高的铜香炉。香炉为三足圆形宝鼎底座，六角阁楼式炉身，五层重檐，雄伟华美，铸造精细，不失为一件珍品。大雄宝殿坐落在3米高的白色台基上，殿高19.99米。通过殿前19级台阶登上台基，殿周围是由白色汉白玉栏杆围成的转经道。大殿第一、第二层为藏式平顶建筑，斜墙、小窗，正面墙上镶嵌着两个巨大的铜质庙徽，白色的星星梢映衬着棕红色边玛墙，31面铜镜在边玛墙上闪闪发光。在大殿第二层顶上的四角分别耸立着金色的法幢和黑色的苏鲁锭，正面装有高大的法轮和相向的卧鹿，象征着佛法无边、众生向佛。大雄宝殿
大殿面阔9间，进深9间，在6根方形红色大柱的相衬下开启三座殿门。殿门廊下两侧绘有藏传佛教四大金刚神像，8个玛尼筒分列殿门两旁。玛尼筒由“嗡”“嘛”“呢”“叭”“咪”“吽”六字梵文真言装饰，内装经文，供游人信众随手转动。走进大殿，殿内有50根方柱支撑，中间为天井，直通三楼。朱柱上雀替斗拱梁坊俱全，天棚上彩绘有七珍八宝、狮头瑞兽、六字真言、莲花蝙蝠、龙凤呈祥等图案，色彩绚丽，金银铺就其间，显得富丽堂皇。大殿第三层为汉式歇山顶、大屋檐构架，檐下斗拱排排，殿角风铃叮咚，黄灿灿的殿顶上金箔耀眼。殿脊镶嵌着巨大的葫芦形宝鼎，与法轮、卧鹿、法幢等共同构成藏传佛教寺院的异域风格。万佛殿顶法轮万佛殿殿门
大雄宝殿主供金身三世佛，即过去佛燃灯古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佛前站着阿难、迦叶二尊者，两旁为观世音、文殊二菩萨，殿两侧列着十八罗汉。在大殿四周墙壁上，绘有18幅藏传佛教唐卡式大型壁画，众金刚、菩萨、五大护法、白绿度母都在其中，个个造型怪异，形象栩栩如生。天棚上六字大明咒图饰，梁柱上五彩经幡经幢，酥油灯光闪动，弥漫着缭绕的香烟，佛殿内充满了神秘、肃穆的宗教气氛。大雄宝殿内众僧诵经
最后一层大殿是万佛殿，也称大佛殿，是全寺最高、最大的佛殿。大殿三层藏有佛经，又被称为藏经阁。此殿外有两层台基，由汉白玉栏杆相围，在一层台基形成的转经道旁，有108个玛尼筒，殿前27级台阶直通殿门。大殿第一层为平顶藏式建筑，第二、第三层为汉式大屋檐歇山顶建筑，总高27.99米，面阔11间，进深11间，占地2000平方米。大殿内有36根方柱支撑，直通楼顶。殿内塑有金漆木雕立佛，高18.99米，立在莲台上，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其法身为东北室内第一高立佛。万佛殿千手观音
在大佛周围，辟有一万座佛龛，龛内由居士供养着万尊四臂观音。进入佛殿，仰望四周，尽在金身大佛的俯视下，彩幢高悬，佛光普照，慈云密布，意境清宁，心神净化，顿觉进入佛的世界。
万佛殿前东西配殿为菩萨殿、护法神殿，供养着藏传佛教密宗八大菩萨、五大护法以及长寿三尊等。
在寺庙东南隅，建有龙王庙，为汉式歇山顶建筑，面阔3间，外有汉白玉栏柱相围，栏柱上雕有各式纹龙118条。殿前台阶中间有一汉白玉云龙深浮雕石，长2米，宽2.5米，上雕二龙戏一珠，云水相间，刻工精细，独具匠心。为保前郭尔罗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里一年四季香火不断。
在妙因寺西区查干湖岸边，有鸿鹄楼，楼高24米，为五层楼阁式建筑，红墙黄瓦，内供佛像30余尊。楼顶层内设一铜钟，悬于阁顶，钟声一响，方圆数十里皆能听到。站在阁上，可观望查干湖三面水域，浩浩荡荡、茫茫渺渺一片水乡，是观湖的最佳地点。
在鸿鹄楼北侧，拟建五百罗汉塔，金刚塔造型，内塑五百罗汉深山修行像，将为妙因寺增添新的道场。3妙因寺外四景
妙因寺地处圣水湖畔，除秀美的湖光山色外，周围有四处名胜古迹——“青山头人”出土地、辽帝春捺钵地、辽金重镇塔虎城、库里满蒙文石碑，与妙因寺共同积淀了前郭尔罗斯深厚的历史文化。
青山头，像一条巨蟒横卧在查干湖东岸，高兀突起，绿树葱葱，这里是一万年前“青山头人”活动的地方。早在清朝中叶，人们在这里经常发现“龙骨”，有人拿其镇宅，有人拿其入药，并留下了很多神话传说。1982年，这里发现古人类胫骨化石，被考古界命名为“青山头人”。1983年，又在这里发现细石器，如石镞、尖状器、刮削器，骨椎等，同时还伴随有辽金时期的陶瓷片。1984年，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又在此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经测定距今约9000年。
青山头依山面水，为古人类生存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环境。一万年前，查干湖周边气候还处于地球湿冷阶段，岸边的植被被大森林和草原覆盖，森林中长满了云杉、松、桦等组合树种，加上茂密的蒿草、野菊、藜科草本植物，这里形成了适合“青山头人”和古脊椎动物群生存的良好自然环境。此时的“青山头人”已进化至更新世晚期的智人阶段，伴随他们存在的脊椎动物群中有猛犸象、披毛犀、野牛、野马、大角鹿等大型野生动物，还有熊、狐以及众多的啮齿类动物。这时的“青山头人”已经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居住在青山头向阳坡面上地穴或半地穴式房屋，上面盖以树枝、茅草或兽皮，使用原始的石器、骨器或木棒，从事群体的狩猎活动。他们用长石片、刮削器剥离兽皮、切割兽肉，已经懂得使用火取暖、烧烤食物等。进入距今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青山头人”的后裔们能够烧造陶器、打磨石器，在查干湖边追獐逐鹿、捕鱼捉蚌、采集野果和植物种子，渔猎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生存方式，他们在原始生活中不屈不挠地开拓着人类发展之路。
查干湖，由于地处松、嫩两江交汇处，泡沼众多，湿地广阔，是天然的鱼类、鸟禽繁育栖息之地。早在辽代，这里就是辽皇帝“春捺钵”地之一。辽代，查干湖因被称为大水泊、大鱼泊而载入史籍，成为辽帝春猎、巡幸的地方。从查干湖面看妙因寺
辽代契丹贵族虽取得北方政权，建有五京，但其游牧习俗“车马为家，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的四时“捺钵”不改。据《辽史》记载，每年春捺钵，辽皇帝都带文武百官、后宫嫔妃、侍役人等大队人马从上京临璜府出发，约两个月时间来到这里，“冰雪未化，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雪融化后，则“纵鹰鹘捕鹅雁”，并在捕到鱼、鹅之初，开“头鱼宴”和“头鹅宴”，宴乐群臣及少数民族酋长、外国使节等。据记载，从辽圣宗至天祚帝90余年间，辽代皇帝来到这一带春捺钵百余次。《辽史·道宗纪》和《辽史·天祚帝纪》中就有关于辽道宗皇帝在清宁三年（1057）和太康元年（1075）两次来到查干湖和天祚帝在乾统七年（1107）、乾统十年（1110）、天庆三年（1113）三次来查干湖的记载，并“驻跸大鱼泊”，在这里接待“五国部长来贡”，举办“赈云州饥”“遣使恤灾”等活动。
由于辽代皇帝的春捺钵，查干湖周边形成了人烟稠密、经济活跃的地区。查干湖周边辽金遗址众多，有20余处，这里出土文物丰富，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钱币以及金属炼渣、建筑构件等都有出土；妙因寺旁边也曾发现遗物，恢复重建工地上，曾出土古生物化石和陶瓷残片、兽骨、鱼骨等物。
塔虎城，距离妙因寺10公里，是妙因寺周边重要的辽金古城。城周长5213米，高6米，有四个城门，为四角楼。城墙上有64个马面，外有深3米的护城河2道（城角处3道），是吉林省保存较完好的辽金古城、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塔虎城，是辽代的长春州、金代的新泰州。在辽代，塔虎城是设在东北用以防御蒙古和女真的重要军事城堡，驻有韶阳军，辽东北路统军司曾设在这里。在金代，曾一度被降为县。由于蒙古部落不断入侵，金又将泰州恢复设在这里，并有东北路招讨司设在城内以抵御蒙古兵的侵扰。仰望城墙，遥想当年，这里金戈铁马、烽烟涌起、战鼓隆隆、号角长鸣，在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的彼强我壮中，朝代更迭，互相交融，推动着社会不断演进，记录下北方的历史足迹。
塔虎城不仅是军事要镇，也是辽北方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据《辽史》和《契丹国志》记载，辽在长春州设有“钱帛司”和“盐铁转运度”，管理辽东北地区铜铁冶炼、货币制造、采炼及盐铁的转运，掌握着赋税、金融经济命脉。多年来，城内出土文物相当丰富，在城内西北角，仍有“金鉴殿”大型建筑遗址，并在城外东北角发现大型佛塔塔基，除在塔基上发现大型莲瓣形雕花砖外，还发现塔上有铜风铃和荡锤。城内也出土了很多铜佛、瓷佛。受唐、宋影响，辽代崇尚佛教，《辽史》中就有“咸雍八年”，“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的记载。“春”即长春州，如此众多的人一起出家为僧尼，可见当地佛教之兴盛，这也是前郭尔罗斯有佛教记录以来最早的文献。
满蒙文碑距妙因寺东10公里，是妙因寺周围又一处重要文物古迹。此碑是清顺治皇帝的外祖父、外祖母之碑，清孝庄皇太后的父母碑。此碑由碑额、碑身、碑趺三部分组成，高5.82米，正面刻有满、蒙两种文字，碑额龙纹之间刻有“敕立”字样，碑文正面刻有“追封忠亲王暨忠亲王贤妃碑”，末尾刻有“大清国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七日立”。碑文内容是对忠亲王及贤妃功德的赞颂之词。
忠亲王，名寨桑，科尔沁蒙古贝勒，其两个女儿前后嫁与清太宗皇太极为妃，长女为关雎宫宸妃，小女为永福宫庄妃。后庄妃生顺治皇帝福临，福临登基后，尊庄妃为皇太后。忠亲王及其妻去世后，被顺治皇帝追封为和硕忠亲王和贤妃，由科尔沁第二代达尔罕王和塔立碑于墓前。此碑原有碑亭、墓、陵庙，并有妙因寺僧人为其念经。1946年土地改革时，庙与墓被破坏，仅剩此碑。“文革”后几经修复，满蒙文碑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移入长山镇明珠公园内，建陈列馆和碑亭以保护起来，供游人观赏。
恢复重建后的妙因寺，规模宏伟，佛事兴盛，与周边的查干湖、青山头、塔虎城、满蒙文碑等古迹浑然一体，形成方圆十几公里的名胜游览区。茫茫的查干湖，高高的青山头，岸边榆柳成荫，芦荡蒲苇摇曳，鸥雁野鸭飞翔，湖面上白帆点点，鱼儿不时跃出水面。湖畔妙因寺云雾缭绕，殿阁层层隐现，阵阵诵经声和钟鼓声不绝于耳，好一处佛家修身的净地。妙因寺藏传佛教的传承在继续。二古刹春秋1藏传佛教传入前郭尔罗斯
郭尔罗斯源于豁罗剌思，是一个古代的蒙古部落。早在12世纪末期，蒙古豁罗剌思部的一支纳仁汗，就来到松花江与嫩江交汇一带，一直游牧在交汇处的两岸，使这里成为蒙古人的游牧地。同时，蒙古人所信仰的原始宗教——博（萨满教），也流传于这一地区，成为这里的主要宗教。郭尔罗斯也就成为蒙古萨满教——博的故乡之一。
明万历六年（1578），随着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嘉措应土默特部蒙古阿拉坦汗的邀请，来到青海地区传播佛教，并与阿拉坦汗互相赠予封号，索南嘉措接受阿拉坦汗赠予的“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称号后，被明朝万历皇帝所认可，就成了“三世达赖”活佛，并追认了前两世。从此，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了蒙古地区。当时，蒙古右翼首领阿拉坦汗率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喀喇沁部等三万户部众，悉数皈依了佛教。蒙古人上自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牧民，都虔诚地成为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与此同时，阿拉坦汗等蒙古贵族颁布了《十善福法规》，取缔了原来蒙古人所信奉的萨满教（博）和萨满教的传统恶俗，宣布从此以后，禁止蒙古人死后以妻子、奴隶、牛羊等牲畜殉葬，禁止杀牲祭祀，取消血祭等，如有违犯者，杀人者死，杀牲畜者没收其全部牲畜，提倡佛教使用“三白”即牛乳、奶酪、凝乳等乳制品祭祀，提倡尊崇“佛、法、僧”三宝。
从此，索南嘉措就开始在青海、甘肃、内蒙古高原西部传播佛教，并建立佛教寺院等。索南嘉措活佛在蒙古高原圆寂后，阿拉坦汗的曾孙被西藏格鲁派四大佛寺确认为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取法名云丹嘉措，于1603年在西藏北热振寺坐床。从此以后，更多著名的西藏活佛喇嘛不断进入蒙古高原传弘佛法，经过呼和浩特的大召、席力图召等寺院，佛教由西向东逐渐扩展。几年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势力经察哈尔、扎鲁特等地进入了科尔沁地区。
后金天聪年间（约1630年），内齐托因活佛带领30名弟子，从呼和浩特来到科尔沁草原，他是科尔沁草原的第一位佛教传播者。他们首先在民间传法，向牧民们宣传不要杀生，废除萨满神像“翁衮”，共同敬奉“佛、法、僧”三宝。同时，他们还和萨满教的巫师们斗法。继而，他们又说服科尔沁各部的贵族，让他们帮助消灭翁衮，镇压萨满教。其实，在蒙古王公贵族们看来，各种宗教没有实质性差别，都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不论是佛教还是萨满教，无论是供奉佛还是供奉萨满神像，这些行为都是“告天的人”在沟通蒙古人与长生天之间的来往，所以蒙古贵族并不把翁衮看得非常重要。通过斗法，萨满教那种虽有久远历史但无统一哲理和健全宗教组织的宗教，逐渐被蒙古王公贵族抛弃，藏传佛教的信仰理念和神秘的宗教仪轨赢得了蒙古人的信仰。当时的科尔沁首领奥巴洪台吉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非常佩服内齐托因活佛的法术，率先信仰佛教、崇奉佛教，并带头在科尔沁草原将翁衮集中起来，烧毁这一萨满教的神像，带头驱逐、镇压萨满教的巫师。这样一来，在奥巴洪台吉的带领下，科尔沁所属诸部，包括郭尔罗斯、扎赉特、杜尔伯特等部的王公贵族们，也都纷纷从原来信奉萨满教，转而崇信藏传佛教，所属部众及牧民也都转信了佛教。一时间，蒙古东部地区的察哈尔、扎鲁特、科尔沁、郭尔罗斯等部落，都有来自西藏、蒙古地区的大德高僧们在宣传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蒙古东部地区的民众都成了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
在郭尔罗斯前旗，第一座建立起来的寺庙是崇化禧宁寺。清顺治四年（1647），在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的支持下，有僧人在扎萨克驻地附近的比赫尔地方，建起一座寺庙。据史料记载，这座寺庙建起时规模很小，只有一座殿宇；僧人也很少，只有十几个喇嘛。清康熙十九年（1680），旗扎萨克辅国公莽塞通过理藩院奏请康熙皇帝“敕令赏赐满、蒙、汉三种文字寺名——崇化禧宁寺”。当时，这些喇嘛除正常佛事活动、传播佛法外，更多的是和残余萨满教的巫师们斗法。尽管当时蒙古王公贵族们和广大牧民们转信了藏传佛教，但在郭尔罗斯人们的深层意识之中，萨满教（博）和巫师们的作用仍然在困扰着他们，特别是千百年来巫师的作法、占卜、治病、祭祀等法术，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草原上的蒙古民众心中。同时，被镇压的萨满巫师们也不甘心被抛弃，他们从公开转入隐蔽，从蒙古上层转入民间底层，甚至在草原的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为了生存，萨满教巫师们也开始分化，郭尔罗斯的巫师们便分化成“白博”、“黑博”。所谓“白博”，即这些巫师们也接受了部分佛教的理念和仪轨，既敬神，也敬佛；巫师行博时，面向西方或西南方，向佛祖祈祷；巫师死后一般土葬。而所谓的“黑博”，则一直坚持萨满教的信仰，他们行博时面向东方或东北方，向天祈祷，向祖宗神祈祷，只敬天、敬神，不敬佛，坚持原来萨满教的理念；黑博死后仍坚持风葬，将尸体置于山冈上或悬挂树上，让尸体慢慢地风化，更多地体现了蒙古原始多神教的葬俗特点。佛教喇嘛在排挤、镇压萨满教的同时，为了被广大蒙古民众所接受，也吸收了萨满教中被佛教认为可容留的传统部分，如祭祀敖包、禳灾、祈福、问卜、查定吉日等，以及民间的一些祭祀活动，都被披上佛教的外衣，变成了喇嘛所在寺庙法事活动的一种。
为了进一步扩大藏传佛教在郭尔罗斯前旗的影响，清雍正八年（1730），旗扎萨克协理、四等台吉宝路德为庆贺雍正皇帝的寿辰，自己筹集资金，在郭尔罗斯前旗的北部四克基地方，建起了第二座喇嘛寺庙——福兴寺。当时的旗扎萨克一等台吉察衮上奏朝廷，“上主谕令赏赐有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寺名”，喇嘛“度牒十四份”。福兴寺的兴建，为藏传佛教在郭尔罗斯前旗的传播又增添了新的道场。虽然寺庙不大、喇嘛也不多，但它是郭尔罗斯前旗北部信众的唯一道场。茫茫草原，信众们要想到崇化禧宁寺拜佛求经，赶着勒勒车走100多公里道路，即使骑着马也得走好几天。福兴寺的兴建，满足了旗北部广大藏传佛教信众的心愿。
郭尔罗斯前旗的草原上有了两座寺庙，但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和特殊政策，草原上蒙古人对佛教的信仰和崇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迫切需要活佛、葛根等这些由菩萨转世的高级喇嘛的加持。但是，当时郭尔罗斯前旗寺庙里的喇嘛们都是普通的出家僧人，虽然也有年龄大的老喇嘛，但都不是大德高僧，这无法满足求佛若渴的蒙古族信众的需要。于是，清乾隆二十年（1755），旗扎萨克一等台吉阿拉布坦请沙布隆活佛云丹札木苏来到郭尔罗斯前旗，这是郭尔罗斯前旗草原上最高级的喇嘛。同年，云丹扎木苏活佛开始在旗北部建妙因寺。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皇家额附、旗扎萨克协理、四等台吉苏玛第为庆贺乾隆皇帝生辰，自筹金银在旗西部建广庆寺，并由旗扎萨克一等台吉阿拉布坦奏请理藩院，请乾隆皇帝“敕令赏赐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寺名”，同时赐予“扎甫一名”，喇嘛“度牒39份”。
清同治九年（1870），旗扎萨克辅国公阿拉坦鄂齐尔在旗扎萨克驻地松花江边哈拉毛都附近的阿尔山宝勒格地方建普祥寺，专门安置郭尔罗斯前旗蒙古王公贵族家中出家当喇嘛的子弟；同时，报请理藩院，“上主谕旨赏赐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寺名”，并“赐予首席扎甫喇嘛1名，德木其度牒1名，格卜慧度牒1名，班弟度牒13份”。“光绪二十九年，盟长扎萨克公齐默特色木丕勒呈奏理藩院，增加度牒25份。”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任哲里木盟盟长、旗札萨克辅国公齐默特色木丕勒在西部草原豪沁黑德地方，为祝贺光绪皇帝的寿辰而建德寿寺，“上主谕令赏赐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寺名”，“又赐予首席喇嘛扎甫1名，班弟度牒10名”。德寿寺又称黑帝庙。
截至清朝末年，郭尔罗斯前旗共建有大型藏传佛教寺庙六座。其中，崇化禧宁寺为郭尔罗斯前旗的旗庙，清咸丰年间，随着旗扎萨克驻地东移，崇化禧宁寺也由西部比赫尔移建到东部松花江边的阿尔山宝勒格地方，寺庙内有扎萨克喇嘛驻守，设有扎萨克喇嘛斋院。妙因寺是郭尔罗斯前旗的活佛寺庙，曾有六位沙布隆活佛在这里转世，它是旗内喇嘛级别最高的寺庙。普祥寺是旗扎萨克辅国公的家庙，一直都是郭尔罗斯前旗蒙古王公贵族家中子弟出家喇嘛的道场，享有经济上的优待。除此之外，旗内还有数十座小型的喇嘛庙宇，人称其为“阿楼”，寺庙规模较小，庙内喇嘛少，或三五个，或二三个聚集在一起。当地群众说，他们多为外籍喇嘛、无度牒喇嘛、云游行医喇嘛，或为带发修行的居士。2妙因寺的兴建与转世活佛
清乾隆二十年（1755），郭尔罗斯前旗一等台吉阿拉布坦继承了兄长都葛尔扎布的职爵，接任旗扎萨克，成为郭尔罗斯前旗第8任扎萨克。自清朝入关以来，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90多年的治理，全国得以统一，大清帝国发展成疆域辽阔、国富民强、社会安定的封建帝国。为了笼络和安定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古族，清朝几代皇帝积极推行藏传佛教，信奉和崇尚藏传佛教已经接近巅峰阶段。乾隆皇帝继位以来，更是对其崇奉有加，藏传佛教的传播和信仰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也是蒙古族信奉佛教的黄金时期。乾隆皇帝继承了其祖父康熙皇帝和父亲雍正皇帝的一贯做法，在全国蒙藏地区和京城大力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弘扬藏传佛法，除大力修建喇嘛寺庙外，还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丹珠尔经》和《大藏经》，鼓励蒙古人出家为僧；他不但自己对藏传佛教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从其政治统治的角度充分利用了藏传佛教，他在《御制喇嘛说》中直言不讳地说：“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清朝皇帝利用藏传佛教安定了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这曾是中国历史上多少朝代都无法解决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乾隆皇帝在朝廷设立理藩院柔远司，专门设置管理喇嘛教的官方机构，建立喇嘛等级制度、朝贡制度、寺额制度，封呼图克图活佛，授以宗教领袖的政治、经济特权，甚至在蒙古地区设立扎萨克喇嘛旗，由出家僧人统掌该旗的政教大权，实行政教合一制。以上种种政策，鼓励了蒙古王公贵族和广大蒙古民众更加崇奉佛教，对藏传佛教产生虔诚的信仰和强大的依赖，使佛教的理念和内容渗透到蒙古民众深层观念、思维和行为之中。
乾隆二十年（1755），虽然郭尔罗斯前旗已有两座大型喇嘛寺庙，但在寺庙中没有大德高僧等高级活佛，这种状况使得旗内各蒙古王公贵族们总感到生活中缺少了什么。“有寺须有僧，大寺须大僧”，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承袭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之职的一等台吉阿拉布坦，就马上开始了寻访、邀请高僧的行动。
科尔沁草原当时已经有了很多藏传佛教寺庙，其中，科尔沁右翼图什业图旗的遐福寺（俗称巴颜和硕庙），科尔沁左翼达尔汗旗的兴源寺（俗称库伦庙）、福缘寺，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双福寺（双和尔庙），科尔沁右翼扎萨克图旗的梵通寺（葛根庙也称陶赖图庙）、普慧寺（俗称王爷庙）等都是哲里木盟地区的大型寺庙。这些寺庙闻名东蒙古地区，而且都有大德高僧活佛喇嘛入驻。因郭尔罗斯前旗也是哲里木盟会盟的十旗之一，旗扎萨克一等台吉阿拉布坦就以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的名义派人到这些寺庙查访，寻找愿意到郭尔罗斯前旗传道的高僧活佛。最后，在哲里木盟的盟庙、科右中旗图什业图旗的巴颜和硕庙，请到了内齐托因三世活佛的弟子沙布隆云丹扎木苏活佛喇嘛。
沙布隆，是活佛徒弟的称谓，也是转世者，蒙语称呼毕勒干，藏语称沙布隆。因云丹扎木苏是三世内齐托因活佛的弟子，所以称沙布隆。云丹扎木苏自幼在巴颜和硕庙出家为僧，稍长后即云游呼和浩特、甘肃、青海、西藏各地的寺庙，求佛学经深造。在呼和浩特的小召寺庙，他被内齐托因三世活佛摩顶受沙弥戒，从此跟随三世活佛数年，以后回到巴颜和硕庙修行。因云丹札木苏佛缘深厚，刻苦修行，显宗、密宗兼修，又精通蒙医蒙药，在巴颜和硕庙和科尔沁草原上很有名气，所以被阿拉布坦选中，聘以重礼，由旗扎萨克协理带队，派扎萨克府兵及郭尔罗斯前旗寺庙的喇嘛们前往图什业图旗迎请，沿途所经寺庙，皆给以布施、焚香祈祷、礼拜佛祖。
沙布隆云丹扎木苏活佛带领自己的几名徒弟一起，来到郭尔罗斯前旗后，没有入驻在西部比赫尔扎萨克阿拉布坦给安排的旗庙崇化禧宁寺内，也没有进驻福兴寺，而是被查干湖畔的青山绿水、地杰人灵所吸引。于是，他在查干湖（当时名为拜布尔察罕大泊，汉语意为圆圆的圣母湖）畔的敖包山下居住下来，除每日传播佛法、诵经礼佛外，不断云游，四方化缘，为广大蒙古牧民医治疾病，立志以自身之力在查干湖畔另建一新的佛教道场。老天不负苦心人，几年奋发苦修化来了浓浓的佛缘，除修庙的银钱外，还赢得了广大蒙古王公贵族和蒙古民众的信任、敬佩和尊重，朴实的蒙古民众佛教信徒纷纷解囊，或钱财，或物资，或牲畜，奉献到沙布隆云丹扎木苏的驻处。同时，云丹扎木苏活佛也在查干湖边依山面水的敖包山下选中了寺庙的建筑址。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云丹扎木苏活佛从河北承德请来了建庙施工的师傅们，按照云丹扎木苏自己的意愿，妙因寺第一座佛殿开始修建，约乾隆二十五年（1760）完工。这座佛殿完全依照藏式风格而建，斜墙平顶，阔面小窗，高3层，平面按九九八十一间布局，面阔9间，进深9间。第二层上部饰有边玛墙，红窗绿檐。第三层建筑后收，顶部饰以宝鼎，前面留出平台。在第二层前方墙的顶部，装饰有镏金法轮，法轮的左右各卧有一只金色的祥鹿，以示法轮常转、众心向佛之意。殿顶的四个角各塑有一个高大的铜质法幢，旁边有黑色的索罗锭。在佛殿墙体上方的边玛墙上，还镶有金色的铜镜。整座大殿气势宏伟，富丽堂皇。在大殿内，供有释迦牟尼佛祖和燃灯古佛、弥勒佛储三世佛，佛两侧塑有观音、文殊、普贤诸菩萨及宗喀巴大师塑像。大殿内共有各式佛、菩萨、护法神像100余尊。每日在晨钟暮鼓声中，云丹扎木苏活佛率他的弟子们潜心修行，深研佛家经典。
大殿建成开光的当年，沙布隆云丹扎木苏活佛从京城请来了藏文《大藏经》（也称甘珠尔）一部，共108卷，分装40余函。众喇嘛将其用黄缎子分别包裹，收藏于大殿第三层的阁楼里，秘不见人，成为妙因寺后来的镇寺之宝。与此同时，云丹扎木苏活佛通过旗扎萨克阿拉布坦报请理藩院，转请乾隆皇帝赐予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寺庙匾额——妙因寺。
乾隆二十六年（1761），云丹扎木苏被理藩院推荐为“京师六十呼图克图”之一，参加《洞礼经》值班，与内蒙古其他寺庙高僧大德一起，分班次为乾隆皇帝颂念祝福经。据《内蒙古喇嘛教史》（德勒格编著）记载，在清代，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院选择出呼图克图、葛根、呼毕勒干、沙布隆等上层喇嘛经文超众者60人，被称为“六十呼图克图”，每年轮流进京执行“洞礼”年班制度。这些高级喇嘛分成六个班次，每年的11月份开始，其中一个班次必须进京为清朝皇帝“身心安康、万寿无疆”而诵念祝福经。这些喇嘛享受同蒙古王公贵族一样的优待，让他们进一步靠拢朝廷，同时，也是对这些高层喇嘛的一种考察和控制。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对于参加“洞礼”年班喇嘛的地区，人数和班次都有具体的规定，其中“郭尔罗斯1人”就是妙因寺的沙布隆活佛云丹扎木苏喇嘛。云丹扎木苏与喀尔喀的西瓦锡勒呼图克图、章楚布多尔吉喇嘛，乌珠穆沁的阿旺苏德巴却尔济、阿巴嘎纳尔的罗布桑却吉固什、乌拉特的洞郭尔班弟达、察哈尔的岱青绰尔济罗布桑丹达尔、归化的宁宁呼图克图、土默特的阿旺丹巴达喇嘛、察哈尔的敏珠尔却尔济固什共十人编为一班，参加“洞礼”经第三班值班。
云丹扎木苏活佛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因病圆寂。沙布隆活佛圆寂后，妙因寺即将此事报于清理藩院。因为云丹扎木苏活佛参加六十呼图克图“洞礼经”值班，报请乾隆皇帝后，敕命准予其转世。经当时驻守京城的总管漠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事务的二世章嘉呼图克图阿旺却扎巴丹白坚赞指点，妙因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寻访到沙布隆云丹扎木苏的转世灵童洛布桑普日来丹津，于乾隆四十年（1775）报请理藩院，通过金奔巴瓶执签确认后，请其到妙因寺坐床。
二世沙布隆活佛洛布桑普日来丹津是科尔沁左翼达尔罕王旗内一个蒙古台吉的儿子，坐床时只有8岁。洛布桑普日来丹津自幼聪明好佛，虽然年纪幼小，但喜欢乐好善施，从出生时起就看不了杀猪宰羊等血腥之事，偏爱佛珠佛画佛像。坐床妙因寺后，拜扎萨克图旗葛根庙喇嘛为师，学习佛经佛典、佛家礼仪，很快就通晓了佛经佛理。乾隆四十四年（1779），洛布桑普日来丹津因病圆寂。
三世沙布隆活佛洛布桑旦巴拉布杰是科尔沁左翼宾图旗人，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乾隆五十二年（1787），经寻访认定其为二世沙布隆洛布桑普日来丹津活佛的转世灵童，报请理藩院后经金奔巴瓶执签确认后，请到妙因寺坐床。同时，也请来葛根庙老喇嘛到寺内教授活佛佛经，小活佛很快通达无障碍，通晓一切佛经仪轨。乾隆五十七年（1792），洛布桑旦巴拉布杰因病圆寂，年仅13岁。此后，妙因寺转世灵童多年没有寻访到。
清嘉庆十六年（1811），在旗扎萨克辅国公恩克托克托琥的执意支持下，妙因寺的喇嘛们组成活佛寻访团，带着礼物，跋山涉水、万里迢迢地来到西藏扎什伦布寺，拜见七世班禅大师丹白尼玛，寻求指点妙因寺沙布隆三世的转世灵童。在七世班禅大师的测算、指引下，妙因寺沙布隆四世转世佛玛尼扎布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被寻访到，经报奏清朝理藩院批准，用金奔巴瓶执签确认后坐床。玛尼扎布是科尔沁左翼达尔汗旗人，出身四等台吉家，9岁时便出家为僧。按照班禅大师的指引寻访到他时，他19岁，已经在达尔汗旗的唐阿里克庙出家10年。玛尼扎布出家的这10年，曾远去甘肃拉卜楞寺和青海的塔尔寺等藏传佛教寺院学经，得到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和塔尔寺活佛的受戒和灌顶，加上其自幼聪慧好学、佛缘深厚，多年以来已经修行得显密兼通，且通晓蒙、藏、汉语言，对藏医藏药和蒙医蒙药也很有研究。玛尼扎布活佛坐床妙因寺后，又在寺内加盖了一座大佛殿，并按汉藏结合式结构，大殿的第一、第二层为藏式平顶建筑，第三层为汉式大屋檐歇山顶建筑，此殿也为九九八十一间，规模雄伟。三层大殿飞檐翘角，檐角下铁马铜铃叮咚作响，与原来一世沙布隆云丹扎木苏所建的佛殿并成一排，有数十丈间隔，气势非常宏伟。以后，又在两座佛殿后加盖一幢二层活佛斋院。玛尼扎布四世沙布隆入驻妙因寺后，妙因寺的建筑规模和僧人的数量都有很大增加，妙因寺的香火又出现兴旺之势。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世沙布隆玛尼扎布进京参加六十呼图克图“洞礼”经值班时，觐见了道光皇帝，道光皇帝被玛尼扎布精湛的经文和佛学知识所打动，赏赐给玛尼扎布活佛绿幔车一乘，让他独家享用，尽显皇家恩德之浩荡。道光二十九年（1849），玛尼扎布因病圆寂，享年52岁。
12年后，四世沙布隆玛尼扎布活佛的转世被寻访到。清咸丰十年（1860），通过妙因寺扎甫大喇嘛的几经寻访，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小召六世内齐托因呼图克图的指点下，从科尔沁右翼扎赉特旗的三等台吉家中，寻访到四世沙布隆的转世灵童，法名叫耶熙索德巴。通过理藩院批准和金奔巴瓶执签确认后，五世沙布隆活佛耶熙索德巴于咸丰十一年（1861）被请到妙因寺坐床，当时的年龄只有8岁。耶熙索德巴活佛坐床后，拜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唐阿里克庙（寿安寺）的活佛为师，指导其经文学习，日常由妙因寺扎甫大喇嘛教授经文；12岁时，由唐阿里克庙活佛授沙弥戒；20岁时，由甘肃拉卜楞寺活佛授比丘戒，同时灌顶。耶熙索德巴深爱佛学，刻苦钻研佛学经典，并一度到甘肃、青海、西藏、内蒙古等地一些著名寺院学习经文，显宗密宗兼学，多次得到著名大德高僧的灌顶，所以佛学造诣很深。在参加京师六十呼图克图值班诵念“洞礼”经时，被光绪皇帝所赏识，于光绪十二年（1886）赐予绿幔车，与他的前世四世沙布隆活佛玛尼扎布一样，也得此殊荣。光绪十三年（1887），耶熙索德巴活佛因病圆寂，享年34岁。
五世沙布隆耶熙索德巴活佛圆寂后，妙因寺扎甫大喇嘛布楚布格隆处理完后事，便派人携带重礼，前往青海塔尔寺，欲求见五世阿嘉活佛，请求阿嘉活佛测算指点五世沙布隆活佛转世灵童的出处。经五世阿嘉洛桑丹白旺秀测算指点，于光绪十九年（1893）寻访到五世沙布隆耶熙索德巴的转世宝音达赖，报请理藩院，经金奔巴瓶执签确认后，请到妙因寺坐床。
六世沙布隆转世佛宝音达赖出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是科尔沁左翼达尔罕王旗贵族家子弟，俗姓包，其叔父是达尔罕王旗蒙古二等台吉。宝音达赖被选中转世灵童时年方6岁，聪明伶俐，五官端正，很有家族教养。请往妙因寺后，即拜请扎萨克图旗葛根庙活佛为师，另有寺内老喇嘛教授经文和佛家礼仪，起居饮食皆有众喇嘛照应。由于他聪明好学，一心向佛，严守戒律，苦心修行，12岁时受沙弥戒，21岁时受比丘戒，郭尔罗斯草原上的蒙古族民众都尊称其为大佛爷。宝音达赖在受完比丘戒后，即向理藩院告假，欲前往西藏学经拜佛。光绪三十三年（1907）动身启程，六年后，宝音达赖六世沙布隆活佛从西藏返回妙因寺。民国28年（1939），因病圆寂，享年51岁。
根据吉林省档案馆所存档案，清宣统二年（1910）哲里木盟盟长、盟武备兵防官统兵扎萨克、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辅国公齐默特色木丕勒报给吉林省巡抚衙门的“郭尔罗斯前旗喇嘛品级调查”（原蒙文、陈福元翻译）中记载，妙因寺从一世沙布隆云丹扎木苏活佛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请来郭尔罗斯前旗后，到民国28年（1939）六世沙布隆宝音达赖圆寂，历经184年，共有六世沙布隆活佛转世。前五位活佛都被纳入到京师六十呼图克图“洞礼”经值班，曾朝拜过清朝皇帝，只有六世转世佛宝音达赖没有参加“洞礼”经值班，没有觐见过光绪和宣统皇帝。由于前世各位沙布隆活佛勤于佛事、勤于善事，寺内戒律严格，妙因寺从建寺时起就深得蒙古民众崇仰，一直香火旺盛。在妙因寺，每年都有两次大型法会活动，一次是在正月十四、十五两天，一次是在六月十四、十五两天。每逢庙会，近在郭尔罗斯、扶余、长岭等地，远在长春宽城子、辽宁奉天、内蒙古等地的人们纷纷赶来参加。在活佛喇嘛的主持下，全体喇嘛们诵经、跳“查玛”、扔“苏勒”、舍肉粥等。佛教信徒们你来我往、蜂拥而至，庙里庙外一片喧嚣。在寺庙外的草地上，搭起座座蒙古包，燃起堆堆篝火。蒙古王公们带领全家，勒勒车上拉着猪、羊，还有奶、茶、糖、酥油等物品，包括一些布料，无私奉献给佛爷喇嘛。普通牧民们也不落后，把一年中辛辛苦苦攒来的钱物施舍给寺庙也在所不惜。在寺外，排成排地安有数口大锅，由喇嘛们和信徒们自己动手熬煮肉粥，凡前来参加庙会者，不管是达官显贵、云游僧侣，还是远近牧民皆可来用食。一些穷困贫民和无家可归者，连食数日也不愿散去。
妙因寺在繁盛中传承着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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