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得星辰满袖行：王国维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慕成雪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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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得星辰满袖行：王国维传试读：

时光走廊的另一端，画卷缓缓铺陈，一个王朝的太阳即将落山，摇摇欲坠的时代迎来了变迁。而在这黄昏光景里，一个瘦瘦的男子将自己和影子共同沉入了颐和园昆明湖。

有诗人说，他的辫子，是一个时代的惊叹号。也有人惋惜，旧政权已然覆灭，他却用生命发起一场荒诞的战争，打捞那个转眼化为烟云的坍塌王朝。

他是王国维，怀揣一封遗书：“五十三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堂吉诃德不是输给了风车，而是输给了时代。王国维亦如此。他是自己的刺客，他将生命还给了世界，留下了悲伤的亲人，和未来时光里所有手捧《人间词话》的世世代代。

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三重境界被后世的许多青年牢记于心，希望成为内心的指引与敦促，去获得“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勇气和力量。

作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美学家，他用“意境”征服了所有人的心，他以独到论断，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搭建起时空的文化传递。

一袭长衫，一件马褂，一顶西瓜皮帽子，和一条饱受争议的小辫子，这是他留给历史的背影。

其实，只需一个转身，人们就能看见他眼中的纯白与勇气。第一章尘世序言——人生须惜少年时你好，人间

钱塘江北岸，有个叫海宁的地方，古称海昌。

海宁四季分明，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等美誉。由于它南濒钱塘江，西接杭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闻名中外的观潮胜地，自古以来更有“千古海昌佳绝地”的说法。“自古盐官多骚客，吟声激越胜潮声。”美丽的海宁山川蟠郁，地灵人杰，以其丰沃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顾况、李善兰、陈元龙，王国维等大批知名学者、诗人、作家。海宁县里浓郁的学术氛围与历史悠久的求知环境冥冥之中给一位大师的成长铺就了一层层的台阶。

公元1877年12月3日，此时江南已是山寒水瘦，万物凋敝，只有空气中隐约流动的腊梅清香还显示着一份灵动的生命气息。海宁盐官镇双仁巷的王氏旧宅，这个在现如今充满了历史沧桑感的小院，正是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生命的起始点。

王国维出生时，天空阴云密布，不久就开始下起绵绵细雨，在产房外的其父王乃誉看着这样的天气难免有些忧心忡忡。那个年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迷信，何况是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王乃誉不得不在心里求神拜佛以求王国维母子平安。

据王氏族谱所载，此时王氏家族子嗣并不兴旺，王国维的曾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分别为王淮、王溶和王瀚，除兄长王淮一家人丁兴旺外，王溶与王瀚一脉皆单传，王溶的儿子叫王嗣铎，王瀚的儿子取名王嗣旦。王嗣铎无子，所以王嗣旦独子王乃誉兼祧这两家。

此时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过而立之年膝下却只有一女，即将出生的这个孩子地位自然异常重要。

万幸的是，王国维如家人所愿，顺利降生。

在中国古代，“养儿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思想早已经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王国维不仅是王乃誉的长子，还是两房合一孙。所以他的出生无疑给整个王氏家族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惊喜。

王国维最早取名为王国桢，“桢者，刚木也”，寓意刚毅果敢，坚定不移之才，代表了长辈们对他的殷切期许；取字静庵，“静者，审也，去除杂念，清心寡欲为静”，表现长辈期望他用心读书。后来改名为“国维”，取义于《诗经·大雅·文王》中“其命维新”，此后他著书立说一直沿用此名。后又取号人间、礼堂，晚号观堂，谥忠悫。

王国维出生之时，中国正处于传统帝制向共和宪政转型的动荡时代，既布满机遇，又充满挑战。那时的中国就如同一辆轰鸣而过的列车，从历史的这头呼啸着奔向新希望的另一头，而王国维正好搭上了这班驶向新社会的列车。

海宁王氏乃当地的书香世家，王国维之父王乃誉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幕僚的身份任职于江苏省溧阳县县衙，家境虽称不上大富大贵，却也是达到了温饱的水平，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小康。

若要追溯家世，王家当真是“海宁巨族”。王氏家族的祖籍河南开封，王家的远祖王禀作为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北宋靖康年间官至河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在“靖康之难”时，他奉命驻守太原城，带领守城将士英勇抗击南下侵宋的完颜宗翰的西路军，最终因城中粮食耗尽，无抵抗之力，兵败失守。王禀只得背负宋太宗画像，带着长子王荀突出重围。逃出城外不久就在金国铁鹞子重甲骑兵的围追堵截下，被逼跳入汾河，溺毙而亡。

太原虽破，但王禀功不可没，因为正是他守城有方，让太原城在无援军的情况下，坚持了九个月之久，在开封和金国南下路线上拉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已经建立南宋的宋高宗赵构思及太原一战，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并赐谥号“忠壮”，加封他的儿子王荀为右武大夫、恩州刺史。宋高宗还特召王禀长孙王沆，准其在直隶临安府海昌城建造“安化坊”居住，并准其“袭封前爵”。由此王氏一脉真正在海宁落根延绵。

王禀的英勇事迹受到海宁百姓的敬仰，王氏祖庙里时常有人前来吊唁进香。王禀对国君的忠诚令人们久久不能忘却，直至明代还有人兴建了“宋安化王祠”，香火鼎盛。

遗憾的是，“穷不出五服，富不过三代”。世袭“安化王爵”的王沆及其子孙不思进取，成天饮酒作乐，到王国维父亲王乃誉这一代时，王家早已家道中落。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更是让王家雪上加霜。

1851年（咸丰元年），广西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据了清朝的半壁江山，富饶的江浙一带便在其中，而当时被称为“天下粮仓”的海宁更是成了太平天国政权的经济命脉和物资补给大本营。

1863年（同治二年），清政府对太平天国进行围剿，但太平天国对于海宁是严守不放。于是，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在海宁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势力争夺战，这让原本富庶的海宁在战争的摧残下迅速地衰颓，不仅经济衰退，而且政事混乱。

当1864年清政府勉强取胜重新夺回海宁时，此时的海宁已经遭受了惨重乃至毁灭性的创伤，早已不复往日风光，三千里的吴会之地随处可见断壁残垣，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烽烟四起，家国无存，本来就被败得差不多的王家更是一落千丈。王国维的曾祖父王瀚，本生祖父王嗣旦为躲避战乱逃难至上海，不久相继逝世。

当时的王乃誉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在亲友的帮助下安葬了两位老人后，一贫如洗，只能在杂货铺当学徒谋生。战争结束后，随杂货铺迁返至硖石镇，投奔了作溧阳县令的亲戚，这才得到了稍好一点的谋生与求学环境。入不敷出的家境使得王乃誉不得不外出谋职，在经过长期努力奋斗之后，王家才终于得以喘息，慢慢走上小康之路。“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确如此。

曾经帝王时代创下丰功伟绩的英雄们还在历史的丰碑上飘扬，“一生功名奉国家”的伟大抱负深深感染着海宁县少年的心；而名利来去匆匆、世事沧桑变幻的无助感又让这个家庭在一种敏感而多愁的氛围里浸泡着。

王氏毕竟系属江南名门，虽说家道中落，但祖上不乏文臣武将、文人墨客，家中藏书汗牛充栋，文化底蕴深厚，王国维从小便受到了士大夫文化气氛的熏陶，尤其是父亲王乃誉的影响。

这里，就不得不细说一下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王乃誉，字与言，号纯斋，后改号娱庐、承宰。少年丧父，在杂货店做学徒，经商之余，不忘攻读诗书古文，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造诣颇深，擅长山水画。即使是在溧阳县衙作小吏时，王乃誉也没有荒废学业，时常拜访当地名家，借阅藏书字画，尽窥古玩器具，通过相互交流，使自己增长见识，加深学术造诣。有《游目录》《画粕》《娱庐诗集》等著作传世。

王国维三岁时，其生母凌氏便留下他和姐姐蕴玉撒手人寰，母爱的缺乏使得王国维的孩童年代染上了一丝忧郁，小小的他开始意识到生的残酷与死的惨烈，生命的痛感打在他的身上，却也在他精神上开出丰富的哲思之花。正如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所说，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在王国维七岁那年（1883年），在外谋职的父亲将他和胞姐托给祖姑母照顾，祖姑母便将他送入了就近的私塾念书。老师潘绶昌，字紫贵，忠厚笃实，是王国维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这里，王国维开始接受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在老师耐心严谨的教诲下，王国维迈出了由一个无知孩童成长为国学大师的第一步。

此时的王国维已经到了“习举子业”的年龄，潘老师的教导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所谓“举子业”主要是指背诵由朱熹做注释的《四书》，并练习写八股文，其实质也就是为即将参加的科举考试打基础。因此，举子业也就是能够把笔为文、写诗作赋的时候。《朱子语类》卷三四：“小儿教他做诗对，大来便习举子业。”明宋濂有《郑仲涵墓志铭》：“仲涵初年学举子业，把笔为文，春葩满林。”

到王国维十岁时，王家举家迁往城西南周家兜居住。这里便是保存至今的王国维故居。这座宅院北临小河，南靠城墙，远处与钱塘江遥遥相望，环境清幽，格局考究，颇有文人气息。当初王乃誉选取此处作为新居想必也是为了给王国维一个清净优美的读书环境。家境的不断殷实是以王乃誉艰辛奋斗与不断付出作为代价的，年幼的王国维也深深感到生活不易。

迁居之后，王国维就读于离家不远处的私塾。老师陈寿田，是当地有名的秀才，也是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的学生，曾就读于同文馆，接触过近代西方科学与学术思想。少年时期的王国维能有这样一位接触过“西学”的新老师甚是难得。不过，虽说是接触过“西学”，但陈老师的教授内容依然以传统的“四书五经”为主，王国维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便是在这里得到培育与发展的。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韩柳欧苏……少年王国维在老师的带领下，不断领略先贤所留下的宝贵财富，知识的沉淀越来越深厚。

他酷爱读书，自述：“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王国维后来能够在学术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饱览群书的积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同时，这种大量的古典阅读也培育了王国维刚正不阿的人生秉性。不过，王国维人生秉性的奠定，一方面虽受钱塘江潮跌宕起伏所形成的文化氛围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祖上长达八百年之久的忠勇壮烈精神和诗书香气潜移默化的熏陶。在文化气息如此浓郁的环境下，王国维与书为伴，在书香世家中度过了童年。海宁四才子

中国自古流传有很多神童的故事，有《曹冲称象》中从小聪明且仁慈的曹冲，有我们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中读到的年幼但聪颖无比的司马光，还有明代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杨慎，十一岁能作诗，十二岁写成《吊古战场》令众人惊叹。当然，最令人记忆深刻的还是要属方仲永了。按照王安石在《伤仲永》中所写，曾经“自是指物作诗立就”的天才少年，但是因为目光短浅的父亲“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最后让仲永变得“泯然众人也”。

无论他们后来的结局如何，是功成名就或泯然众人，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少年扬名，幼而慧敏、少而老成，禀质特异、迥越伦萃。带着全家人的殷切期盼而出生的王国维亦是如此。而具有神童之名的王国维却非常幸运，一个高瞻远瞩且学识渊博的父亲，对他时时鞭策，进行孜孜不倦的教导，尤为难得的是，王国维本身还有一颗自发向上、乐于学习、积极进取的心。“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及第、金榜题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读书人的梦想与终身追寻的目标。虽然王乃誉未读过几年私塾，可是几十年官场生涯的磨炼让他深谙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条。曾经家世显赫的海宁王家一直想通过科举制度步入仕途，重振王氏雄风。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王国维身上。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经过一番努力，踌躇满志的王国维在县试和乡试中相继过关，王国维于十六岁那年（1892年）考上了生员，在某种名义上，也可以称之为一名秀才了。

说起参加科举，王家还闹出这么一段插曲。

王乃誉跟全天下的父亲一样都望子成龙，他对王国维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但他又明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道理，他不想给王国维造成太大的压力。当然对于王国维的学识水平，他还是充满信心。也正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在王国维参加了第一次考试之后，王乃誉一方面是要表现得不太关心，这样王国维如果没有考上就不会太难过了，自己也好以此来安慰鼓励他；另一方面其实他自己内心也有些紧张，害怕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以至到了放榜的时候，王乃誉紧张得都不敢去看榜了。

父亲不愿意去看榜，王国维只好携同父异母的弟弟王国华去，当看见自己的名字以第二十一名的好成绩出现在榜单上的时候，从小就以神童之名享誉乡里的王国维昂首挺胸，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但是他没有高兴得忘乎所以，在短暂的得意之后，他面露难色，甚至有些忧郁，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对于科举考试并不如旁人那般热衷，甚至有些许厌恶。

对于这次考试，他觉得自己考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对科举求仕却兴趣乏乏，可同时他又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害怕看到父亲失望的眼神。

王国维当时所处的是一个被传统的“寒窗苦读十年书，只待今朝状元时”思想所统治的时代，一切不符合这一“标准思想”的“异端”都会被唾弃，而伴随着王国维知识与见识的增长，现实牵掣下的单一性与思想的丰富性之间出现了一种不合时宜的裂缝。然而想要壮怀激烈、指点江山的王国维却囿于对父亲这一方的考虑，他也只能将自己真正的爱好深埋心底，听于家命，参加科考，按照父亲的意愿与安排顺从地活着。

少年王国维的这一次声名鹊起在街尾巷角广为流传，“神童”之名声振八方，被众人所知晓。王国维经常外出交友论学，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都是他的好友，他们时常在一起吟诗作对，切磋学问。考中秀才后，王国维与这三位朋友被当地人们尊称为“海宁四才子”，王国维以其才学位居四才子之首。

四才子中，诸嘉猷在与他们三人相识不久后便东渡日本求学，远隔重洋，此后联系便不再密切。叶宜春才学上长进不大，初露头角后不知何种原因也没了踪迹。只有王国维和陈守谦的关系密切，二人的友谊更是延绵一生。

陈守谦，年长王国维五岁，学识不如王国维，他谦虚恭敬，自称在才学上不如王国维，但这丝毫不影响二人的友谊。陈守谦后来官运不错，做了知县、候选知府，宦海沉浮依旧不忘少年故交。

历史上对于海宁四才子中其他三位才子的记载寥寥无几，对于陈守谦，只知道他出自海宁陈家。陈家与王家、蒋家、徐家类似，都是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则商，居庙堂之高显赫累世不衰，处江湖之远文脉千年不绝。

陈家的老宅坐落于海宁核心位置，明清两朝，陈氏一族共出了31个进士，107个举人，442个秀才，且乾隆帝二至海宁，均入住陈家，可见陈家地位与影响之非凡。

青年人总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年轻的王国维也一样。他时常与好友们踏青游玩，吟诗作赋，探讨学问，谈论古今。陈守谦回忆那时候的他们经常聚在一起：“上论古今，纵论文史；或校勘疑误，鉴别异同；或为词章，彼此欣赏。”在王国维的诗中这样写道：

孟夏天气柔，草木日夕长。

远山入吾庐，顾影自骀荡。

晴川带芳甸，十里平如掌。

时与二三子，披草越林莽。

清旷淡人虑，幽蒨遗世网。

归来倚小阁，坐待新月上。

渔火散微星，暮钟发疏响。

高谈达夜分，往往入遐想。

咏此聊自娱，亦以示吾党。

诗中的“时与二三子，披草越林莽”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海宁四才子”在林中踏青游玩、饮酒作诗的场景，而从“高谈达夜分，往往入遐想”我们仿佛看见，在一个月明星稀，风轻云淡的夜晚，王国维和好友们相聚湖心亭中，或是两两对坐，高谈阔论；或是仰头望月，饮酒作诗。好一幅月夜齐聚图。

王国维对于当时那种状态非常满意，古有“伯牙子期”那样的知音，“竹林七贤”那样的知己，王国维也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一知己足矣！可对于王国维和好友这种整天不务正业，常常群聚玩闹嬉戏、吟诗作对的行为，其父王乃誉却颇有微词。他认为他们这种行为不免好高骛远，评之：“名为高，实为懒；名为有学，不苟且，实则无作为耳。”无心科举

1892年（光绪十八年）满怀自信前往杭州参加府试的王国维被人生中的第一次大挫折浇了一盆冷水——考试受挫未成，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写道：“静儿杭回，知考而未取。自不思振作用功于平日，妄意自为无敌，及至临场数蹶，有弃甲曳兵之象，尚何怼于有司之不明，实愚而好自用也！”

平日里非常有自信的王国维突然遭此打击，显得十分怨怼与不满。这样的一次经历也为他后来的科考之弃隐隐地埋下了伏笔。

王国维于壬辰岁试入州学，翌年赴杭州备考“恩科”，却临阵弃考，交了白卷。陈守谦这样写道：“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围，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其实这并不是王国维第一次放弃科举考试，他在第一年的考试中就交了白卷，临阵弃考。对于他的这种行为，他的父亲王乃誉愤怒无比。

王乃誉生逢乱世，早年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失去了科举的机会，因而一直心有遗憾，而现在他的儿子有了这个机会，并且还居于“海宁四才子”之首，对于王乃誉来说，这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弥补他遗憾的绝好的机会，他将科考的希望和光宗耀祖的重任都寄托在了王国维的身上。因此他的父亲去世后，不惑之年的王乃誉就以丁忧为名，辞官在家“以课子自娱”。正是这种望子成龙的急切心理，使得王乃誉对王国维的教导接近严苛，在记载中多次出现“斥静儿（指王国维）”一词，满心希望自己未遂的志愿能在大儿子身上实现，最终却事与愿违，惹得满怀伤心。

王国维先是落榜，后又弃考，王乃誉对他的这种行为在痛心疾首之余又尽心竭力为其出谋划策，终于在千百条他所选择的出路中为王国维找到了一条他认为的最好的去处，那就是入杭州崇文书院求学。但父亲的殷切希望最终却化为泡影。在崇文学院，王国维并未把主要精力用来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不久，王国维就从崇文书院退学了。

一直以来书院都是以教书育人为终极目标，德行最为重要，其次才是学识。和今天的素质教育不同，现今的学校追求的是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古代的书院只是教学生们习文与做人的道理。

崇文书院与当时的大多数书院并无不同，都是教授八股习文，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这对于无心科举的王国维来说，多上一天课，就多一分煎熬，他真正的兴趣并不在单为求取功名的科举考试之上。崇文书院作为杭州府赫赫有名的书院，其办学能力自然无可置疑，在教育教学上的投入也是普通书院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书院的学生开支也不小，这对于家境本来就不太好的王国维来说又是一大忧虑。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王国维放弃了在崇文书院求学，辗转回乡。之后家庭的负担使得他不得不以在私塾当教书先生，从而获得微薄的薪资谋生。这样的生活直到他成家之后才有所改变。

自此，虽然父亲王乃誉还一直坚持着，但王国维已经从心底里放弃了科举这条路，而遭逢国难也让王乃誉望子科举求仕的愿望彻底化为泡影。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时值甲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是无比沉痛的一年。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一直妄图占领中国，这一年，它趁着清政府懦弱无能，穷凶极恶地对中国发起了进攻，清政府花巨资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史称甲午中日战争。

一年后，清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一时之间举国哀痛，有识之士纷纷举起了挽救国难的大旗，“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面对国难，年仅十八岁的王国维奋笔疾书，将满腔的爱国之情与怒火写成了一篇“条驳”俞樾《群经平议》的文章。此时国难当头，他更加无法再安心准备科举考试了。

从科举考试失败，到放弃科举之路，王国维坦然承认，所谓“八股制艺”，虽在私塾学习，唯“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前文中已经提到，王国维自幼在正常的学习之余喜好看些金石、考据、绘画和书法等课外书，在私塾下学之后往往便一头扎进父亲王乃誉那“五六箧书”中不能自拔。父亲的文学趣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王国维的审美，对他日后的学术选择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王国维后来记述：“（家父）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而去，由是技益大进。”

虽然王乃誉对王国维要求很严苛，并且从始至终都希望他走上科举考试这条路，但是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和处事风格是难以改变的。

王乃誉年轻之时，因为家庭负担需要，不得不以经商来谋生。经商之人走南闯北，他多而广的见识使得他接受了比较先进的思想，因此可以说，王乃誉本身思想是比较开明的。还有就是，王乃誉辞职回家后，在一心教养孩子之余，常常“以课子自娱”，对金石书画颇有研究。“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笃志坟典，一本天性；而弱冠内外，其有承于先君子者尤众。”其弟王国华的这段话也证实了这一点。可以说，正因为有父亲的熏陶，王国维才一发不可收拾地走上了放弃科举之路。只不过这种熏陶的潜默与隐性，或许连王乃誉自己都没有发觉。妾意苦专君苦博

回乡后的王国维极其苦闷，原因有二：

其一是，此时中国正掀起一股留学热潮，然而家境清贫的他显然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不能像那些富家子弟一样出国去实现自己的追求，只能在这小地方做一名不足挂齿的私塾先生，从而获得绵薄的薪水以养家糊口；

其二是，王国维自己热衷新学并且对科举毫无兴趣，但是父亲却不能理解他，父亲寄托在他身上的科举求仕之心一刻也没有消停过。

对于王国维当时那种急躁的心情，父亲王乃誉很是理解，但他又无可奈何，想着成家以后王国维应该能够成熟些，便做主为王国维寻了一门亲事。自古以来，男女亲事大多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王国维对于父亲的自作主张并没有觉得不可。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1月28日，王国维与同邑商户莫寅生之女莫氏大婚。这年王国维已经二十岁，在当时来说，虽然已经属于晚婚之龄，当时王国维事业未定，可是步入婚姻并没有影响到他在事业上飞鸿展翅的抱负。小两口婚后琴瑟和鸣，家庭十分幸福。莫氏还先后为王家生育了三个儿子，这对于子嗣不旺的海宁王氏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

王国维后来所作《人间词》，虽然多为悲凉婉转之作，但也有温馨闲逸的作品，例如《人间词乙稿》中有一首《浣溪沙》，就是他回忆新婚甜蜜岁月的篇目。这首词将新婚燕尔的夫妇，驾一叶扁舟，荡漾在水面，这种令人难以忘怀的良辰美景描绘得惟妙惟肖。

爱棹扁舟傍岸行，红妆素蓞斗轻盈。脸边舷外晚霞明。

为惜花香停短棹，戏窥鬓影拨流萍。玉钗斜立小蜻蜓。

婚后，王国维不得不担起家庭的整个开销，迫于生计，他一边在同乡陈汝桢（字枚肃）家充任私塾先生，一边遵照父亲的意愿准备来年的乡试。在父亲的催迫下，王国维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9月再次来到杭州参加乡试。而随着这次乡试的落榜，王国维从此便彻底断绝了科举的念头，转而开始了他极为辉煌但也颇为艰难的“独学”之路。

王国维之所以断绝科举念头，究其根本就是他从内心不喜欢科举时文，甚至有些反感，最重要的是，他受到了当时国内新学兴起的局势的影响。不安定的政治环境为王国维不想参加科举考试找到了完美的借口，此时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古乱世出英雄，忧的是自己身处乱世却并没有过人的优势。

王国维自幼不喜“时文绳墨”，一味偏好金石文史，早在幼年上私塾期间，就对金石史书颇有兴趣。他每天在学堂正常学习八股习文，下学之后便一头扎进父亲的“五六箧书”中难以自拔。

1892年（光绪十八年）他到杭州府参加府试时，就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了他的第一套课外书籍“前四史”。这是他第一次买自己所喜欢的书籍，他倍感珍惜，不仅爱护有加，更是翻来覆去地读了很多遍。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

前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部书。这四本书与王国维以前一直接受的刻板规律、结构严谨的“时文绳墨”和“八股习文”有所不同，前四史多由生动优美的语句、各式各样的题材、丰富的材料故事以及严谨的结构组成。

成亲后的王国维依旧年少轻狂，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时他还涉世经验不深，心中难免感到挫折苦闷。这时候的王国维对于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很片面的层面上。

当时社会上“家家谈时务，人人言新学”，王国维自然也受到了新学影响，思想较为叛逆。而国人中精通西学的人并不多，所以“走出去，请进来”也就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教育模式，社会上自然而然地兴起一股“留学热潮”。

由于家贫而不能出国留学的王国维甚是烦闷，他认为自己极其不幸，生在这样的贫苦家庭，不能像那些富二代、官二代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的这种悲伤的思绪不停地延绵着，然后无限放大。当时的王国维心中满怀不得志的苦闷。出洋留学不成，科举仕途不畅，虽然他还沉浸在怏怏不乐的思绪里，但这就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作为一个组建了家庭的男人，王国维必须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于是，王国维在辗转几家私塾任教之后，不得不奔赴上海开始他新的人生征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2月，王国维辞别新婚妻子，北上上海，在《时务报》谋生。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人生百味”，其中，莫名其妙的烦躁和对未来一筹莫展的郁闷竟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也正是这段日子让王国维对社会和人生产生了新的认知。

同时，促使王国维对社会和人生产生深层思考的，还有那个激荡多变时代的思想狂飙，这是王国维追求新学、探索新思想而决意到上海“谋生”的内在因素。第二章展露才学——不关义气尚青春上海滩，令人窒息的梦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无力抗敌，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1898年，维新变法等兴起，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进京赶考的学子们纷纷响应并发起了一场上书请愿运动——史称“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倡导的向西方学习，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

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成家，但却没有立业，所以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场机遇。他决定去上海谋职，一来可以养家糊口，二来也可以实现自己能够接受新思想熏陶的梦想。

上海，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气候温润，景色宜人。在所有人的记忆里，上海滩都是作为一个繁华、发达的梦幻般存在的城市，有“冒险家乐园”之称。

时任上海知县的是王国维的同乡，名叫陈其元，是“海宁世家”陈氏后人，先祖曾是自乾隆年间起担任三朝宰相的陈元龙。陈其元在担任上海知县期间，写了一本《庸闲斋笔记》，这是一部在晚清笔记体文章中兼具史学价值和趣味性的作品。陈其元身为名门之后，结交甚广，并且久任中下层官吏，见闻颇多，他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清末的官场轶事、典章制度、重要史事等，书中还收有地方民俗、中外交涉等资料。

在《庸闲斋笔记》中，陈其元写道：“上海自泰西通商后，环北门外十余里奏明给洋人居之。洋人岁输其租，谓之租界。”文中提到的“泰西通商”是指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被迫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开辟上海、南京等五地为通商口岸的规定。“岁输其租”是指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上海租用土地，修建房屋，英国、法国、美国在上海的租界也由此产生。

此时的上海滩，表面上繁华富丽，但实际上却纸醉金谜，腐败不堪。西方文化的冲击，一方面为国人的进步觉醒提供了必要的准备与条件，但另一方面，却也带入了大量的资本主义社会糟粕，使得上海滩变得乌烟瘴气。

此情景在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中也有提到：“夷夏糅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凤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

王国维是在父亲王乃誉的陪伴下来到上海的，眼前的一切令王国维父子眼花缭乱，虽说王乃誉早年经商也曾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但此时的上海人潮涌动，熙熙攘攘，早已不是他早年穷苦时流落上海街头时看到的模样。这不禁令王乃誉感慨万分。

灯红酒绿的“十里夷场”（所谓“夷场”就是指租界），西装革履的商业大亨，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情色奢靡的金发洋人与脑后拖着小辫的华人随意进出于茶楼酒肆间，这一切在初到大城市的王国维眼中都是新奇不已的。

海宁，虽然是自古富庶的“鱼米之乡”，但终究落后于上海这座大都市许多。初到上海的王国维心情难以言说，在他所作《人间词甲稿》中有一首《鹧鸪天》，所描述的应该就是他初入上海滩的情境：

阁道风飘五丈旗，层楼突兀与云齐。

空余明月连钱列，不照红葩倒井披。

频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

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疑不可疑。

这是王国维对眼前场景的一种真实的写照，上海街道两旁，商家鳞次栉比，客栈商铺、酒肆茶府、烟馆戏院，甚至连娼妓的烟花场所都有自己的招牌，正所谓是“阁道风飘五丈旗”。洋人们在租地修建各适各样的建筑，纵横交错，恰似“层楼突兀与云齐”“千门万户是耶非”。

不得不提的是，在王国维决心来上海发展的时候，他真的十分幸运：恰逢一位在上海《时务报》任书记的同学有事返乡，因此寻了王国维去代替他的工作。王国维初抵上海后，见识过大城市的忙碌繁华，他最为期待的还是即将要去工作的地方——《时务报》报馆，这个早已令他魂牵梦萦的新学发端、维新运动的舆论主阵地。

罗振玉后来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记述说：“公（王国维）时方冠，思有以自试，且为菽水谋，乃袱被至沪江，顾无所遇。适同学某孝廉为舍人司书记，以事返乡里，遣公为之代……”就这样，王国维前往上海《时务报》就职，踏上了他人生的转折之行。王国维到《时务报》馆“谋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奔着梁启超、章太炎等学者前辈而来的，而遗憾的是，在王国维来到报馆之前几位前辈学者已纷纷离开，另寻他处，这让王国维感到些许失落。

对此，初到上海的王国维心绪难平，内心五味杂陈，到报馆报道几天后他便在写给同学许家惺的信中感慨道：“别后次晨到硖，乘王升记轮船，午刻开行，晚抵平湖，次日巳刻始达上海，谒见穰卿（汪康年的字）、颂阁（汪诒年的字）两先生，途中平善，堪慰垂注……弟在此间，得从诸君子后与闻绪论，甚幸，甚幸。足下为我导夫先路，感何可言。云樵（欧榘甲的字）先生人极和平，惟言语不通，无从请益。恺君、敬堂二先生亦待弟甚周到，堪告慰耳。前日穰卿先生与卓如（梁启超的字）先生信，拟请郑苏庵（郑孝胥的号）为正主笔，此刻尚未定，因外人颇不满于穰卿先生着述故也。琐此奉告。”

许家惺，字警叔，号默斋，年长王国维四岁。他们的关系仅仅算是相识，因许家惺在《时务报》报馆担任书记，初次报到的王国维和他有过一面之缘，为其诚恳态度所感染，两人也约定有事时互通信件，可以说，许家惺为王国维开始接触维新思想打开了一扇窗口。

这封信是王国维初到上海写的第一封信，信中不仅写了王国维对《时务报》的第一印象，还提到了他在《时务报》主要的工作情况。涉世未深的王国维将许家惺视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朋友，认为许家惺给自己介绍了工作，又是思想交流上的挚友，对他很是感激。然而，他的父亲王乃誉则不这么认为。

王乃誉不愧是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的老江湖，他看清了许家惺的真实意图。许家惺另谋了好出路，参加浙江地方志的编撰，可直接辞职前去有点冒险，所以他引荐王国维进入《时务报》报馆。一方面，为初到上海的同学谋了份差事，聊表地主之谊；另一方面，王国维进入《时务报》报馆实则是顶替他的工作，为他留着后路。王国维的身份在当时被称为“作替工”，毫无任何保障可言。

可王乃誉即使是看穿了许家惺的真实意图也是无可奈何，只能眼看着儿子王国维接下这份工作。王国维常年埋头苦读，满腹经纶，深知圣贤书，却不善为人处世，单纯的他很容易被人算计，想到王国维将要在上海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谋生，王乃誉不免十分担忧。

当时的《时务报》主编是汪康年。

汪康年，字穰卿，又字毅伯，晚号恢伯，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是清末维新派的主要成员之一。清德宗光绪间进士。汪康年出自浙江海塘名门，是著名藏书家振绮堂汪氏的后代。早期曾做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在两湖书院担任分教等职。1892年汪康年到北京参加会试，不幸突发疾病，不得不放弃了殿试返回湖北。两年后，即1894年，终于参加了殿试。

时值甲午中日战争，国难当头，汪康年眼见国家危亡衰败，发愤参与救亡图存。受康有为的邀请，来到上海，参与强学会，次年，与黄遵宪办《时务报》，自任经理，聘请梁启超为主编。他曾着文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出版家与政论家，曾支持上海人民反对法国人侵占“四明公所公墓”的运动。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市）不撤，他愤然致电中外，慷慨力争。1904年，他再次去北京参加朝考，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内阁中书”。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传世。这位既热衷西学、宣传维新思想，同时又努力考取清政府功名的人看似十分矛盾可笑，但细想，这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的无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汪康年是一位十分爱国，渴望为国尽力的知识分子。

王国维父子初到《时务报》报馆，受到了主编汪康年的盛情接待。父子二人对这位以清政府进士的身份投身维新运动的同乡，自是十分敬仰。

初次见面，双方免不了一阵寒暄。王乃誉自称是乡野村夫，与儿子王国维都没见过什么世面，初来乍到还请汪康年先生多多关照，并且不忘夸赞汪康年学识渊博，令儿子王国维要多多向他请教，只为王国维在报馆更好的存身立命。为人父母，爱子之心无以言表。

王乃誉在替王国维打点好与报馆同事的关系后，还不忘嘱托缺少处世经验的王国维，要他一是不要忘记努力学习，选择良师益友，增加自己的学问与才干；二是叮嘱他要慢慢学会为人处世之道，世事洞察，处处留心。安顿好一切后，王乃誉心怀对王国维的牵挂返回海宁。王国维也暗自发誓不会辜负父亲的嘱托，认真工作，努力学习，选择跟随良师益友。

汪康年比王国维年长十七岁，看着眼前这个二十出头、有些弱不禁风的秀才，难免会有些轻视。况且王国维的穿着打扮也很不洋气，他头戴一顶毡帽，身穿肥大的粗布棉袍，系着一根粗腰带，脚上穿着一双元宝型棉鞋。这个形象着实与汪康年常见的进步青年差距甚远。王国维初到上海，不善言辞，汪康年只把他当作从小地方来上海谋生的人，殊不知看似平凡且默默无语的王国维今后会有大作为。

王国维初入《时务报》馆是做书记员，主要工作除了要做抄写、校对等工作以外，还同时负责报馆门房收发信件和接待来客等杂事。按照罗振玉所说：“公平生与人交，简默不露圭角，自待顾甚高。方为汪舍人（按：汪康年曾为清‘内阁中书’，故称‘舍人’）司书记，第日记门客及书翰往来而已，故抑郁不自聊。”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初衷，而是在闲暇之余坚持学习。来到报馆没几天，他便向老同事借来梁启超所撰写的《读西学书法》《农务新诠》等书籍，从中学习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阅读揣摩外国书籍的要领。而后来的事也证明，当年汪康年印象中这位不善言辞、外貌“老土”的青年很快令他刮目相看。

七年之后，王国维代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杂志，他的肖像被登在了首页，作为杂志社专攻哲学的大家，他目光坚定，眼神如炬，风采不凡。

汪康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早期人物，他不贪恋权贵，一心只求为救亡图存、挽救国难尽一份绵薄之力，他热衷维新事业，创办报刊，新式学堂，功绩重大。他此生最大的失职也许就是在结识王国维后，没能慧眼识英才。虽然王国维这位“千里马”没能遇上“伯乐”，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

因为初来报馆不被重视，王国维的工作与打杂无异，然而，正是因为打杂的工作不是很忙碌，闲暇时间较多的王国维有充足的时间与良好的条件来接触“新学”。他不仅可以阅读大量“新学”刊物和书籍，还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维新学者，其中有真正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有心怀天下、道济苍生的爱国志士；当然，也不乏趁机攀附权贵、借维新而另有所图的心机之辈。无论是何种人，王国维都从他们身上有所感悟与启发。与饱读诗书者切磋学问，与心怀天下者指点江山，至于那些心怀不轨之徒，则被他当作反面教材，练习为人处世之道了。

王国维来报馆不久，大名鼎鼎的维新运动领袖人物康有为也到了上海，会见了《时务报》的诸位同仁，王国维在其老师欧榘甲的引荐下见到了康有为。不善言谈的王国维并没有引起康有为的注意，但他的老师欧榘甲却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欧榘甲，广东省惠阳人，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他字云高，别号云台，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先后任《知识报》《时务报》笔政，撰文宣扬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欧榘甲在日本协助梁启超编《清议报》，撰写了《中国历代革命说略》，鼓吹革命。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欧榘甲与唐琼昌等人创办《大同日报》，担任总编辑。后来因为多次攻击孙中山，而被逐出报馆，远赴新加坡办《总汇报》，从事保皇活动。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欧榘甲发起组织振华公司，并与广西督抚张鸣岐联合招商承办了广西贵县开平山矿。次年从新加坡回国赴贵县。康有为认为欧榘甲借商谋乱，请求清政府将其逮捕。欧榘甲被迫藏匿于家乡。1911年（清宣统三年）欧榘甲被人误打至伤，不治而亡，传世的作品有《环球日记》等。

欧榘甲虽然是康有为早期的嫡传弟子，但他并不像同学麦孟华那样锋芒毕露，血气方刚，当众人纷纷离开《时务报》报馆时，他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欧榘甲为人谦恭，态度温文尔雅，与王国维相处得很好。王国维说着海宁话，欧榘甲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在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当时，两人的交流有诸多的不便。

王国维拜欧榘甲为师后，两人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交流障碍，甚至采用了手写会意的方式，进行沟通交流。

欧榘甲向王国维讲述康有为的学说，将王国维领入维新学说的境地，并将康有为学说的要义传播孔教、重视民权、改良制度等传授给了王国维。同时，欧榘甲还指点王国维研读了《春秋公羊传》、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以及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

然而，这些书籍以及其中的思想，王国维并不是十分赞同，这些并不是他心中想要学习的真正“新学”。不久之后，王国维的老师欧榘甲离开《时务报》报馆前往长沙时务学堂作了教习。

王国维师从“康门弟子”欧榘甲，还有幸拜见了当时国人极为仰慕的“康圣人”——康有为。对此，父亲王乃誉在日记和家信中都有记述：“静师事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春秋繁露》《宋元学案》。欧亦南海先生（康有为）之门，其中佼佼者……来书所谒康公抑是南海先生否？”

从王乃誉的言辞间不难看出，王国维在《时务报》的生活可谓是收获颇丰。欧榘甲曾在临离开《时务报》之前针对王国维向往新学之心，做出善意的规劝。他建议王国维到《译书公会报》和《格致汇编》等专门译介西方科技的报馆去谋取新职，那里才是中西人才荟萃之地，对于王国维追求新学将会大有裨益。因为随着维新风云人物的相继离开，此时的《时务报》已经没有了当日的辉煌。对此，王国维从内心表示认可：“与欧君想甚合，劝其入翻译中西文报馆，以各高才荟萃之所，数月后或可大进，另图佳所云云。”

但是，王国维的父亲对儿子的这种想法却显得很谨慎，他写信劝阻道：“初进此，未得分文，且初与交往，恐难得深信，若更他适，则荐者与家人乡友非怪太活，决使且留会，曷以空闲学之，更须常往还之，况粤浙恐成冰炭，是又非宜。”

以王乃誉的意思，他还是希望王国维能为家庭生活而再忍耐一些，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王国维不便违背父亲的意思，于是选择坚守忍耐，将就着留在了《时务报》，但两个月后，因为薪水的缘故，王国维还是离开了。

说起《时务报》的辉煌，不得不提一提它的发展历程。《时务报》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机关报刊。创立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9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创办。《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分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和域外报译等栏目，是一份用以专门宣传维新救亡图存思想的期刊，也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

在《时务报》创刊之前，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就受命来到上海为该报担任主笔，在梁启超超凡的文笔带领下，《时务报》迅速成长为当时众多新学报刊之翘楚。《时务报》的报馆地址设在上海四马路，其创办主旨就是启发民众智慧、变法救亡图强。因此当时聚集了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章太炎、麦孟华和欧榘甲等一大批维新志士和文化干将。一时间，这些文化志士和维新派干将凭借其万丈豪情和卓越才华，猛烈而厚重地抛出了诸多掷地有声的惊世文章，不仅使《时务报》成为戊戌变法时期与天津《国闻报》齐名的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报刊，而且确实对开启民智、宣扬维新、抨击现实和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天才宣传家梁启超的加盟，更让《时务报》一夜之间名声大振。梁启超的文章极具煽惑鼓动性，文风大胆活泼，他直面针砭时弊的非凡勇气和深切反映民众心声的人文情怀，没用多久便将《时务报》推上了极为辉煌的发展高峰，使其成为深受读者欢迎并且享誉全国的一份维新报刊。入读“东文学社”

王国维在《时务报》任职的时候，依然坚持学习以完善自身，弥补自己非科班出身的缺憾，他虽然不喜欢八股习文，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的知识文化还是颇具兴趣的，对于应该学的，必须具备的知识能力，王国维清楚地知道，那都是必须要去学习的。

机会往往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对于一直准备着的王国维来说，机遇就是从与《时务报》馆比邻的新马路梅福里开设的那家专门教习日语的东文学社开始的。当王国维注意到这个东文学社，并且想去学习的时候，东文学社正在招生，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从天而降，摆在他的面前。

东文学社开办的时间是“戊戌二月”（1898年3月），是罗振玉在上海成立学农社的一个附属机构，是培养日语翻译人才的一所私立学校。那时，上海虽早有以教授英文为主的教会学校，而由国人自办、以日文为主的外语学校却仅此一家，加之学社章程公开登在《农学报》及上海出版的日本《东亚学会杂志》等报刊上，一时间声名远扬，引起了不小的动静，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前来报名。先进的教育水平和远播的名声，决定了东文学社的学费比较高昂。学社章程规定的缴费标准是每年学费二十元，还须自理食宿。

而王国维初入《时务报》馆，月薪才十二元，还要养家糊口，显然，这样高昂的学费对王国维来说捉襟见肘。但他又为什么得以在东文学社学习呢？这就不得不提到王国维这一生的“贵人”罗振玉了。

罗振玉，字叔蕴、叔言，以“雪堂”之号名闻学界。他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原籍浙江上虞永丰乡，故自称“永丰乡人”。他是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同王国维一样，罗振玉也是十六岁（1881年）考中秀才，而且名次比王国维还高，是以第七名入“县学”，因而被长辈视为“异才”。罗振玉的父亲请人为他算命，说此子命中注定要进士及第，异日将进京做大官。可翌年罗振玉应乡试考举人，却“报罢”落榜。

其后，父亲为他延师补习，让他再次参加乡试，可还是没有考中，这使他悟得“科名得失，全操于人”。所以他便不顾长辈催促，再也没有参加科考，并且为谋生去私塾任教。

罗振玉曾在山阳（今淮安）的邱家担任私塾教师，喜好结交朋友，与名门出身的邱宪成为好友。同时，罗振玉还担任淮安炼丹师刘鹗家的私塾教师，这位刘鹗便是著有晚晴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的作者。罗振玉与刘鹗一见如故，结交甚密，后来甚至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受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罗振玉创立了“农学社”，设《农学报》，东文学社就是农学社的一个附属机构。

罗振玉有着与王国维相似的爱好，都酷爱古玩器具、古书字画，并且十分喜好考据之学，这一爱好也在无意中拉近了他与王国维的距离，为两人今后的深厚友谊奠定了基础。

千里马之所以是千里马，除了他本身的价值以外，还需要伯乐的赏识，幸运的是，王国维这匹千里马遇到了罗振玉这样的伯乐。这还要从罗王二者的相识说起。

据上海的陈鸿祥先生表述：“那时，罗振玉是《时务报》馆的常客，他的书信，亦多由《时务报》馆转达，故他不但经常与汪康年兄弟往来，并且会与做着《时务报》馆门房和收发的王国维见面交谈，乃在情理之中。”

二者的初识具体说法不一，其中有一种是这样的：“元宵节前后，罗氏来到报馆，初次见面那天，王国维独自在房间里饮酒读《庄子》，音节苍凉，罗氏闻之大奇。彼此交谈起来，罗振玉发现这位从海宁来的‘书记员’貌似木讷，实则满腹才学……”得知王国维的处境，罗振玉动了恻隐之心，这也为后来王国维进东文学社学外文，并入《农学报》做编译作了铺垫。

后来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王国维得到了《时务报》的总编辑汪康年的允许，得以在东文学社学习，即“半工半读”，一面在报馆打工，一面去东文学社读书。罗振玉还将王国维列为“贫苦生”，让他免缴了学社规定的各种费用。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记述到：“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讐之役。二月而上虞罗振玉等私立之东文学社成，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时往学焉。汪君许之。”

东文学社的教育方式跟很多中国传统书院有所不同，它在保持原来的传统教育方式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引进了日本先进的教育方式、方法和文化，让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及西方文化进行融合，以求“中西合璧”“西学中用”。

东文学社采取的是“试读制”，以淘劣录优。这对于对外文特别是日文毫无基础的王国维来说，短暂的学习并不能改变他落后差劲的现状，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据王国维自述：“馆事颇剧，无自习之暇，故半年中之进步，不如同学诸子远甚。”

即使王国维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作为伯乐的罗振玉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王国维虽然没有取得好成绩，但他的努力与认真罗振玉都看在眼里，他始终相信王国维总有一天能够成功。罗振玉给了他更多的机会，并全心全意去辅助他学习。王国维去东文学社学习虽然获得了汪康年的许可，但他在《时务报》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加重了。他身兼数职，但工资却不尽如人意，这使得他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王国维在给同学许家惺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弟所办事除删东文、校报外尚须写信，或代作文及复核书籍，现在除读东文三点钟外，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而所入不及一写字人，又奚为哉！”

在东文学社学习的期间，王国维跟罗振玉也慢慢熟识了，他就将他在《时务报》的情况告诉了罗振玉，与他商量对策。后来罗振玉曾多次到《时务报》报馆请求汪康年兄弟两人多多照顾王国维，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关照王国维，反而还变本加厉起来，这一行为使得王国维和罗振玉颇有些为难。

王国维到东文学社的下半年即东文学社第二学期开学，罗振玉就帮助王国维离开了《时务报》报馆，并委任他为学社“庶务”，不但免其学费，还给他发薪，每月薪金三十元，比报馆所给增加了一倍多。这在当时的“文员”中属中上工薪，这不仅解决了王国维养家活口的后顾之忧，还使得王国维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这就是罗氏所说“拔之俦类，为赡其家”。“戊戌”点燃的火把

王国维进入东文学社的当年初夏，发生了举世闻名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在文化上主张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等革令新政。“废八股”正是王国维所期待的，他甚至说出了“实为数百年来一大举动”。这从王国维之前不喜八股习文，厌恶甚至放弃科举考试就可以看出来。

王国维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时时关注时政的王国维写了自注“戊戌四月”的三首《杂诗》，他深刻地知道，这次变法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可以帮助他实现远大理想的机会，所以他时刻准备着。这也为他后来能够东渡日本学习埋下伏笔。

可正当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不幸发生了。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足和日夜工作所造成的疲劳使得他的身体最终不堪重负——他得了脚疾“鹤膝风”，即中医里的结核性关节炎。刚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以至于延误了治疗，使得病情越来越严重，到最后他不得不请假回家治疗与休养。而就在王国维休养期间，百日维新，这场从轰轰烈烈开始的变法运动，又猝尔悲壮地结束了。

戊戌变法所宣扬的是新学，反对旧派作风，这与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思想是大大冲突的，所以遭到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道谕旨，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之后，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国维养病归来便一直住在罗振玉家，并且在东文学社担任庶务和做一些日文书刊的翻译工作。这时，东文学社除了开设日文课以外，还增开了英文课程，仿照日本师范学制，教授史、地和数理化各科。王国维在学习与巩固日文的同时还自学英文。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国维从他的辅导老师兼好友冈本的随身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并了解他们的思想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西方哲学。

庚子之变后，东文学社难以支撑下去，最终解散了。其实东文学社在戊戌变法之后便有过解散危机。当时戊戌变法不善而终，慈禧太后再次当政，凡是与戊戌变法有过联系的事物都面临被摧毁的危机，而东文学社的上级机构《农学报》作为曾受到光绪帝赞誉的维新会社，自然也不例外。而《农学报》之所以能得以幸存，完全得益于罗振玉的力挽狂澜。

罗振玉不仅是一个有名的学者，还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担当的人，他的能力从这次的公关危机处理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戊戌变法”如火如荼时，罗振玉正悠然自得地在老家静养，但是当《农学报》面临危机时，他却毅然决然地返回上海。他投书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求其网开一面。而刘坤一正是慈禧太后宠信之朝臣。在他的极力周旋下，《农学报》最终得以幸存，东文学社也得以暂时保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在东文学社难以为继，被迫解散之后，王国维又一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时，王国维得到消息，杭州将开设官费“出洋考试”。

科举考试落榜之后，学子们要么继续参加科考，争取下次高中，要么出国留学，然而像王国维这种不喜八股文，家里又没有能力支持他出国留学的人，只好选择工作。对于出国留洋，王国维从始至终都是向往不已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想要紧紧抓住这次机会，作为他的伯乐，罗振玉不但全力支持他，还亲自陪同他一起去参加考试。

不幸的是，这次出洋考试就好像是朝廷给大家画的一个大饼，“出洋”时间一拖再拖，最后活动便石沉大海、音信全无了。在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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