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照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寻路青春试读：
自序
一
波德莱尔的诗：
老巴黎消失了（一座城市的形体，唉，有着比人心还要更快的变化）
中文只能译成“人心”的，波德莱尔的法文原文是：le coeur d’un mortel。关键在于mortel，特别指向有限的、必定会消亡的生命，呈现出更强烈的对比。人必有死，相较于以砖石所造的城市，人寿如此有限，而人的感受与念头，又是人类经验中变动最快的。此刻想的、感受的，下一刻很可能就有了戏剧性的逆转变化。
然而，走过巴黎街道时，波德莱尔却如同被电击般意识到：他所居住的城市已经彻底失去了其恒常特性，以让人无从准备防备的速度，持续变化。应该提供我们安稳依赖的砖石之物，背叛了我们的期待，翻身比我们念头的转换，变得更快更剧烈。
描述如此的冲击领会后，在这首标题为“天鹅”的诗中，波德莱尔接着近乎宿命必然地在心中召唤起了记忆，关于“老巴黎”的记忆：
曾经这里有一座活动动物园
一天我在这里看见──当天空之下
寒冷，盈透晨光，劳动者刚被唤醒
扫街工人将他们制造的尘暴推向沉静的空气中
他看到了一只逃出来的天鹅，走向干涸的水沟边，怀想着它曾经拥有过的水塘。
变化的现实，让诗人想起过去他曾遭遇过的，也正在想起过去的那只天鹅，双重的回忆交叠在一起。
二
这样的情感情绪，是由地理环境引发的。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熟悉的地景消失了，尤其当人置身在一个自以为应当熟识的地方，却惊讶且尴尬地发现被陌生的形体、活动与声音包围。那时，消失了的地景，会以记忆的形式，格外强烈、明显地，排山倒海地冲涌过来。
那一年一个夜里，我开车到台大，行经基隆路舟山路口，发现记忆中的舟山路变魔术般消失了；继续前行，在基隆路上找到一个过去没有的门，转弯进去，到下一个路口后，我就迷路了，完全不知道要出席演讲的场地究竟在哪里。
带点雨雾的夜色中，现实的陌生影像上，很快地叠上了二十多年前，我所熟悉的台大校园。我仿佛看见年轻时候的自己，骑着蓝色的破脚踏车，在舟山路的小门前跳下车，将车抬过铁栅门槛，然后又骑上去，朝向造船馆的方向去。二十多年前的我，感觉自己已经骑了很远很远，离开一般活动的台大校园了，心中带着一点无奈，要去造船馆找高中死党，跟他商量另一个高中死党碰到的严重感情问题。
那很可能是大学四年中，我唯一一次走进造船馆，也因而二十多年间，根本从来没有回想过；但却在那一刻，当我窘迫地迷路在现实台大校园中，它不自主地回来重现在眼前了。那晚，回家之后，我写下了这本书中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有“傅园”的风景》。
三
之后一段时间，各种不同的机缘，将我带到许多留有青春成长记忆的地方。我愈来愈明白波德莱尔试图表达的，因为我也活在一个地理地景不再可靠的环境里，非但没有什么是不变的，不论砖或石或钢铁都无法阻挡快速、剧烈的改头换面。三十年没见的小学同学，乍然相遇眉目依稀，然而很多才几年没有去到的地方，却很可能除了地名，没留下什么旧时痕迹。
只留在我的记忆里。变动不居的地景，因而就成了对于记忆最自然也最强烈的刺激。走到哪里，熟悉的旧日时光不待召唤，也无从抗拒，就固执地服贴在陌生的现实影迹上。而且神奇地，被时间淘洗磨淡，理应褪色的旧日情怀，竟然就是比眼前历历的现实声光，更清楚更深刻。
我将这一幅幅的旧日时光显影写成了一篇篇的文字，完成一本“记忆地志”。还是用波德莱尔的比喻──现实的情景像是写在已经反复被使用太多次的羊皮纸上一般，再也清除不掉刮不干净的旧内容的渗入干扰，于是原本早已逝去的青春，从雾色中隐约穿透，可以被保留在今天当下的地理环境中。
以文字，摸索着回到青春的路途；同时，找到了青春当时寻找人生方向的种种摸索。
旧时光里的永恒
小房间铺着地板，顶上有个天窗，
阳光会从天窗上透下来，
照到坐着的祖父的脚，
那是我对祖父最深刻的印象。
[无名街路] 父子对坐
每个人生命中应该都曾闪过些意外的荣光，意外比荣光更使我们难忘，或说意外使得本来无足轻重的荣光，留下记忆刻痕。
初中时期，在升学主义笼罩下，每学期有一个最大最残酷的考试，叫“竞试”。跟平常月考不一样，“竞试”要全年级一起排名，一共二十二个班，超过一千个学生，从第一名一路排下来，排到一千多名，用大张的板报纸写得密密麻麻，贴在穿堂的大布告栏上。
初中二年级，每天踢足球逃课乱混，成绩当然好不了。印象中，二年级下学期的“竞试”应该排在三四百名左右吧。我自己都懒得去穿堂人挤人看成绩，等别人看了回教室告诉我。管它的，几名就几名。
上了初三，“竞试”改个名字，变成“模拟考”，但千人大排名的形式没改，只是从一学期一次，增加成一学期两次。跟我一起踢球乱混的死党们，几乎都被分到放牛班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升学班，上学变成一件很无聊又很寂寞的事。而且刚好那一年，住家从双城街搬到民生社区，我开始搭公交车通学，于是，连放学也变成很无聊很寂寞的事。无聊寂寞中，在家里就躲起来练吉他；在学校，就只能慢慢收拾课本，认真做参考习题。
第一次模拟考很快来了，跟联考一样，连续考了两天。考完后第三天的下午，理化老师高大的身影突然闪进来，打断了导师正在上的数学课，理化老师对着我们班导说：“你们班李明骏（我的本名）模拟考第一名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导师也愣了一下，说：“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理化老师说：“他们正在贴啊，我凑过去偷看，最上面的名字，就是‘李明’两个字，难道还有别的‘李明’吗？”
理化老师讲到这里时，班上好几个同学同时反应：“五班的李明媛啦！”
噢，理化老师之前没有教过我们这一届，才会不认识女生班的考试高手李明媛，如果是她模拟考第一名，那就不意外了。理化老师怏怏地自认错误，喃念着：“怎么真有两个李明李明……第一名贴的位子那么高，玻璃又反光，干吗？故意让人家看不清楚吗？”不情愿地走离我们教室。
理化老师既然预告了，一下课，几个热心的同学连忙跑到穿堂去。导师还没离开教室，其中一个就狂奔回来，疯了似的大叫：“真的是李明骏，李明骏第一名！”怕大家不相信他，又赶紧加上：“五班李明媛第九啦！我都看到了，不会错！”
教室里闹成一团，我清楚记得那吵闹的样子，好像大家都中了爱国奖券一样。我怎么样也想不到，我的成绩竟然可以给全班带来那么大的快乐。
所以记得那次考试成绩。
还有一次，也是初中，周会时要上台献奖，也很意外。我参加了全台北市的语文竞赛，其实就是作文比赛，得的甚至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二名，我自己没特别觉得怎么样，去中山堂领回了一方木质奖牌。老师本来通知，下周周会，校长会在全校师生面前再将奖牌颁给我一次。每周周会，反正固定有“颁奖”的程序，至少会颁当周整洁秩序奖，还有许多校内活动比赛有的没有的，没什么大不了。
不料，周一早自习，训育组长却到班上把我找出去，去跟司仪及升旗手特别预演。“颁奖”变成了“献奖”，换成是我拿着奖牌出场，献给校长。“献奖”的场合不多，就得事先演练了。
我回想，是啊，在学校好像总共只遇过一次周会献奖，那是我们的软网校队得了第一名，举好大一个奖杯献给校长。可是我只有那么小小一方牌子，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校队，就我一个人带一只笔去写了一篇作文，如此而已，为什么也能献奖呢？
训育组长解释：“如果领回来的是奖状，那就颁奖；如果领回来的是奖牌奖杯，那就要留在学校里陈列，所以就要献奖，就是这样规定的。”
紧张兮兮上台献奖的经验，让我记得了这个第二名，本来照道理讲不可能记得的一点小小荣光。
我甚至不记得那次竞赛究竟在哪里比的了，我只记得是父亲暂时放下店里忙得不得了的事带我去的。我真的只带了一只圆珠笔，在口袋里，没有别的。因为父亲特别问过：“这样就可以吗？写错了怎么办？”我做出身经百战的镇定模样说：“要先打草稿再抄，一个字一个字抄，不会错。”我脑中闪过一个担心，怕父亲接着要问：“要是这只笔没水了怎么办？”我就不知该如何回答了。不过，父亲只是点点头，没有再问。
比赛进行了一早上，父亲等到我比完，带我离开那个学校，就在校门口不远的地方，进到店里吃了一碗牛肉汤面。
许多年来，那家牛肉面店被我在记忆里搬来搬去。每次走过一条街道，发现一座学校旁边有牛肉面店，我就仿佛看见年少时自己和父亲坐在里面，安安静静地吃面，心中准备着如果父亲问起比赛的事，要怎样说我写了什么，觉得自己写得还算不错，可是父亲一直没问。那面店应该在长安东路上吧？还是青年路上？还是归绥街上、重庆北路上？
我知道，最简单的方式，是问问父亲，是父亲查的地图，查的公交车路线，他比我有可能记得。然而也不知为什么，许多年来想问却都没有问。终于到父亲过世，再也没有机会问了。那神秘的、安安静静的牛肉面店就继续神秘、安安静静地留在一条永远无名的街路上。
[民生社区] 二十三路奔驰公交车
爸爸一直都没有原谅李登辉。爸爸比李登辉小七岁，都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最后几年成长的，而且同姓李，都是从福建移民过来的闽客，爸爸的政治立场当然也是倾向于打破国民党威权专制，追求台湾人的自主权益。有那么多身份上的理由和李登辉相同，可是爸爸就是没办法将他的票投给李登辉，因为李登辉当台北市长时，拆了我们家在双城街的房子。
那是一间本来就知道被划归为“违章建筑”的小平房。“违章”是因为它坐落在公园预定地上。可是对当地的人来说，这份“违章”有很让人不服气的暧昧。房子先有，公园是后来在新都市规划时才冒出来的，而一旦都市规划成案，本来好好的房子，突然就变成非法的了。
更暧昧的是，公园预定地不等于公园。没有人知道公园预定地什么时候会开发变成公园，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永远不会。而且，整个台北市有那么多公园预定地，为什么先盖这座后盖那座，也没有个固定的道理，至少没有我们住在双城街违章建筑里的人可以理解的道理。
所以公园说要盖了，违章建筑必须拆掉，而且政府只付地上物补偿，不会给征收费，当然引起群情激愤。为什么不先处理林森北路本来是康乐殡仪馆的那块大公园呢？新生南路、信义路那边不是还有更大的一块公园预定地吗？为什么也不拆？一下子，邻居人人都成了都市计划专家，大家门口一站就开始谈计划里的空中楼阁，我们小孩在旁边听，也长了不少知识。
例如，知道了建国南路被从中间分开，只剩下两边各一条窄窄的巷弄，那么大片房屋也都是违章建筑，为什么不拆了，真的把建国南路开成计划中的七十米大道？七十米大道要给谁走？
讲来讲去的结论：我们十巷、十三巷口这两小块地，根本不算什么，没有道理比别人先拆。这么小两块地，像个公园吗？会要被拆，还不是市政府觉得我们好欺负，别的他们不敢动，就整整软脚虾吧！
很难想象，爸爸那样古意，和社会一直保持相当距离，又经常敏感于自己从花莲来的背景的人，竟然也会参与了去市政府抗议沟通的行列，放下家里的生意，一次次出门。透过各方关系，见到了当时市府秘书长马镇方，谈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大家说无论如何，至少总要见到市长吧！终于市长出面了，可是市长的姿态比秘书长强硬十倍，会谈不欢而散。
见过市长没几天，我们十三巷这边就发生了火灾。大家早相传警告过了，拆违建最恶劣的手段，就是放一把火将房子烧了，反正烧掉的房子是不准盖回来的。因为有警觉，火没有烧得太厉害，而且万幸没有人员伤亡。
火烧后，爸爸铁了心要离开双城街，可能也同时铁了心一生不会原谅李登辉。违章被拆的，是家里的店面，我们还有完全合法的两层公寓住家，而且那几年服装店生意很不错，也累积了不少积蓄，绝对可以在附近再找一个店面重新开张。
心情中夹着激愤与害怕吧，爸妈很快地将两层公寓也脱手卖掉了，然后在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地方，找寻新家。上初三没多久，我们从双城街搬到民生社区。
那个年代，民生社区多么遥远！从松江路到敦化北路之间，还没有民生东路，只有民生东路预定地，上面当然又是盖满一堆违章建筑，甚至还有大片大片的稻田。民生东路从中山北路延伸到松江路，然后就突然断掉了，几千米外才从敦化北路又神奇复活。那头的民生东路门牌，从一号排到两百号左右，于是，这头复活的民生东路，就一跳从七百号开始算。
民生东路不通，所以只能从左右绕道才能进民生社区。一部分公交车走南京东路转敦化北路进民生社区；另外一部分公交车则从民权东路转敦化北路进民生社区。我突然之间变成了班上少有的通勤学生，每天要搭公交车上下学。更奇特的是，我搭的公交车，不管来回，从民权东路不会直接转敦化北路，一定要进到松山机场绕一圈搭载机场的乘客。机场变成了我每天必定进进出出经过的地方。
通勤带来的新鲜事物还不只机场。光是每天要搭的公交车都有趣极了。可以到学校的六十三路，和可以到衡阳路的六十七路，开来的班车竟然还有长长的鼻头，本来以为只有在老电影才看得到古董车，还在路上跑，车上没有改装的两排对坐座椅让车内空间看起来特别宽。跟我一起等车的同学问过司机，司机说这型的车是一九五〇年左右日本“五十铃车厂”出产的，已经有快三十年的车龄了。那个时代大大的引擎还装在车外，所以突出一个大鼻子。可是司机说，很多公交车司机还宁可开这种旧车，因为后来的车把引擎移进车内，在司机座位旁边好大一块，行进中热气一直冲上来，让人受不了，有时候还会烫伤乘客。
而和六十三路一起绕机场的，还有二十三路，每一班车用的都是公交车处最新买的大车，最特别的是，车前车尾耀武扬威地挂着奔驰标志。也是问司机得来的知识，那批公交车底盘还真是跟德国奔驰买的。政府突然规定不能再跟日本买大巴士了，就改买德国货。而且还有德国人跟着车来，到唐荣铁工厂指导打造车体，所以车体设计跟其他车都不一样。车门开得没那么靠前，乘客不会一上车就踢到引擎盖，引擎盖旁边还可以多设两个单人座位，变成全车视野最好的特别座。更特别的是，司机脚下有一个用脚跟踩的副刹车，适合转弯减速用。
我搭的二十三路车开进机场的环状道路，司机很帅气地踩着副刹车，让车子利落过弯，一下子就超过了凸着大鼻子的六十三路。左摇右晃中，敦化北路上的美丽林荫哗地在眼前展开了。
[台湾大学] 日语老灵魂
台北武昌街中华路口的“鸭肉扁”还在，每天师傅勤奋地在门前切鹅肉。等等，“鸭肉扁”切的，怎么会是鹅肉？没错，这家老店，就是“挂鸭头卖鹅肉”。要吃鸭肉，你得去金山庙口才对，中华路没有好的鸭肉，却有最棒的鹅肉。
不过，说人家“挂鸭头卖鹅肉”，不尽公平。这家店真是老，老到它招牌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认识的字。别太自信说你认识“鸭肉扁”三个大字，那不是你想当然耳以为的。招牌上的“鸭肉”不是中文，而是日文汉字。我们叫作“鸭”的两脚动物，日本人用假名拼成kamo的发音，而日本人用汉字写的“鸭”，却是我们叫作“鹅”的动物。
还有“扁”呢？接在“鸭肉”后面是什么意思？你要不要猜猜看？鸭鹅之分，是懂日文的父亲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刚上高中，开始和同学去西门町看电影，吃了“鸭肉扁”，回家说是“好吃的鸭肉配油面”，被父亲纠正了。应该就是这件事，引起了我对日语日文的好奇，日语突然除了家中爸妈拿来讲秘密的用途之外，有了新的意义。
在那之前，印象中我只学会过一句日语：“关电灯！”每晚睡前，父亲固定仪式性地用日语宣告：“关电灯！”不一定是要妈妈或我们去关灯的祈使句，常常他自己手按在开关上，也会用日语说“关电灯”，郑重表示一天的结束吧。
应该就是鸭肉鹅肉之辨，让我开始跟父亲学日语，用的是开封街老书店“鸿儒堂”卖的课本，很明显颇有历史的课本，说不定还是战前就编的了。保留了大量汉字，反正汉字好认，用这种课本学起来进度快，有成就感。
上大学时，我已经跟父亲学了三年日语。有一天，在台大文学院图书馆书库里闲绕，看到架子上有一套精美华丽的《川端康成全集》，拿下来一翻，心神为之荡漾——怎么会有这么美，却又这么艰难的日文？《雪国》开头的一页，我用尽脑筋顶多看懂三分之一，可是光是这样，文字间就传来扑面难挡的诱惑，挑逗身上感官极度不安。
我决心更认真学好日文，到可以阅读川端康成的程度。那几天，人生没有比这个决心更重要的事了，甚至重读《论语》时遇见“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都觉得有了新的理解和感应——有一天，让我能够彻底领会川端《雪国》里文字所要传达的美，我就能无憾地闭眼死去了吧！
我去听了历史系学长们上的日文课，却发现“日文一”“日文二”课堂教的，没有一样是我没学过的，太简单了。那个时代，台大还没有日文系，辗转听来，有一位嫁了台湾人的日本老师开在法学院的日文，是全校最难的，据说一个学期的进度，就等于别人两年。川端康成的魅惑引我搭上〇南公交车从校本部去到法学院，摸索找到日本老师的课堂。老天！这个老师用的课本，竟然和爸爸选的一模一样！
我在法学院上了两年日文课，那两年耗在法学院图书馆的时间，比在校本部全部时间加起来可能都多。一度，我也想在日文之外，找些法学院的课上上，从公布栏上贴了一大片的课程表中，选了两门最吸引我的课，一门是“法哲学概论”，一门是“罗马法”。我兴冲冲地记了时间，兴冲冲去了课堂上，却以为自己跑错教室了。“法哲学”课堂上，除了我，只坐了三个人。老师来了，看到我们竟然露出微笑说：“今年人比较多。”然后老师要我们自我介绍，听到我说我不是法研所学生，想要来旁听，老师脸拉了下来，悻悻地说：“你不能选课？可是课至少要三个人选才能开啊！”后来，“法哲学”没开成。“罗马法”呢？更惨，第一堂课连我来了两个人，从头到尾，老师都没出现。噢，有一个大概是助教的人，上课钟响五分钟在教室门口晃了一下，看只有我们两人，他连门都懒得进，直接就宣布：“这课不开了！”
这两门没上到的课，却比很多修了上了也得了分数的课，对我影响更深，让我确切理解到自己真是个怪人，我有兴趣的东西，大概在这个社会就没什么机会得到热门关注。一直到今天，我都习惯带点歉疚地跟从事出版的朋友说：“啊，你们出的这本书我太喜欢了……不过，恐怕不太好卖吧？”
在法学院，只能乖乖上日文。日本老师的课真的很拼，第一学期期末考，别班大概还在考五十音怎么认怎么写，我们班已经都考问答题。我印象深刻，最后一大题，给了图像显示天气状态与温度，然后要求写出一段青森县天气预报的广播稿！别人叫苦连天，我却庆幸感觉自己离川端康成愈来愈近。日本老师自己说话极细致极好听，平常她也不太在意我们的日语发音。上到第二年，有一天，或许是要奖励我的日文程度吧，老师突然要我起来念新要教的课文，我也没多想，捧着书就念了。文章蛮长的，一边念一边发现老师怎么怪怪的，身体开始不自主地微微扭曲，等我念完文章，老师终于忍不住爆出笑声来。想想，那么端庄淑丽的日本老师嗤嗤地笑起来！大家都很惊讶，也都不知道老师在笑什么。
老师好不容易停了笑，红着脸尴尬地解释，造成她失礼的原因，是我发出的日语。明明是一个二十岁的男生，为什么口中的日语听来像是五十岁的欧吉桑，而且还有浓厚的乡下九州腔！
讲战前九州腔的五十岁欧吉桑，那是父亲。透过日语，父亲灵魂的一部分，我最陌生的，他的日本占领时期成长经验，竟然附体在我身上。那一刻，我的年轻身体和父亲的老灵魂不意交错交杂了。
[淡水] 木炭与面摊
那条路，到现在还叫“英专路”。“淡江英专”早已经消失许久许久了，先是改名叫“淡江文理学院”，后来又成了“淡江大学”，学校的大门改了个方向，不再直接对着阶梯，另外开了马路方便车子上去，然而原先从车站通到学校的马路，竟然还留着“英专路”的名字。
这样的怀旧坚持，在台湾还真罕见。我开始搭火车去淡水时，“英专”就已经走入历史了；更早，我表哥从花莲北上考大学，念的就已经是“淡江文理学院”的日语系了。我有印象的，是周末表哥会到我们家来帮上了初中的姐姐们当家教，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还穿制服，表哥常常在阳台拆了裤带，用铜油认真地擦他的皮带头，擦得金光闪闪。表哥跟姐姐们相处得不是很好，他讲起什么事都习惯用一种得意洋洋的口气，听来就像是一连串不停歇的夸耀，跟正经历青春期浪漫别扭的姐姐们的情绪，老是犯冲。姐姐们用各种脸色表情与肢体动作，反复表现她们的不满，表哥不可能不知道。事实上，爸妈也不可能没察觉，然而站在补贴表哥生活费的立场，爸妈还是坚持周末的家教课要继续上。
直到有一次，表哥带了同学一起来，上完家教他们在阳台上聊天，聊到前几天到英专路的面摊上吃面，三人点了三碗麻酱面，然后合力干掉桌上满满一罐免费提供的辣菜，辣得直吐舌头。要走时，看到老板垮下来的脸色，他们觉得有趣极了，边讲边又大笑一场。
这段聊天对话，被爸爸听见了。连续好几天，爸爸耿耿于怀，想起来就说：“三碗麻酱面才给人家几块钱，怎么可以这样！”爸爸还对着妈妈跟我们几个小孩，回忆起战争时代，家中最困苦的状态下，卖过木炭。木炭是一车一车卖的，装满木炭的车要用绳子绑起来，牛拉的车子动起来，一不小心没捆紧的木炭会掉出来，祖父总是坚持一有木炭掉了，就得停车捡起来塞回去，大姑姑有一次嫌麻烦不肯捡，说：“就只有一根木炭嘛！”结果挨了揍，祖父生气了：“一根炭就可以占人家便宜吗？为了一根炭的便宜，害神明诅咒我们李家，值得吗？”
爸爸深信，无论如何不能占人家便宜，何况是为了恶作剧糟蹋人家的好意，害卖面的人平白损失一罐辣菜。从那以后，表哥的家教就取消了。
淡水客运站就在英专路口，遥遥与火车站对望。整条英专路排满了各种摊子，贩售所有学生生活中可能用到的食衣住行物件。走在英专路上，我不免想起表哥和他们的恶戏，东张西望看看哪一个面摊最像是表哥他们光顾的，同时东张西望看看哪一个面摊，可能是陈映真小说取材的依据，会不会刚好是同一个面摊呢？
本名陈永善的陈映真是我知道真正念淡水英专的人。那个时代，淡水英专真的是专门教英文的，所以陈映真念的当然是英文，也才会凭借着他的英文背景，先是当英文老师，后来进了药厂工作。
最早在图书馆里难得借到一本远景版的《第一件差事》，极喜欢陈映真充满沉痛温情的小说。然后不晓得从哪里读到陈映真曾经坐牢，小说也被查禁的事迹，于是陈映真早年的小说，跟刘大任的《红土印象》就成了我最希望能读到的书了。高一在校刊社，竟然就遇到一位学长炫耀自己手上有一本《将军族》。想尽办法把那难得的书借到手，二话不说，准备了一叠白报纸，坐下来就开始抄写，抄下来的第一个标题，就是《面摊》：“‘忍住看，’妈妈说，忧愁地拍着孩子的背：‘能忍，就忍着看吧。’”
努力地抄，花了四天的时间才抄完。将宝贵的禁书还给学长，自己手上有了更宝贵的禁书手抄本。小心翼翼先用订书机一篇篇订好，再拿蓝色的海报纸裁了张封面，捏出书背，用散着浓厚米味的糨糊贴起来，书封上什么都没写，再将做好的书藏进衣橱里。
如此抄写的过程，再细的细节都不可能放掉。我当然知道《面摊》的小说中，明白地提到了西门町，可是那里却完全没写到电影院、荒芜的街景形容，让我觉得很难跟西门町联想在一起，毋宁更像一个热闹小镇上会发生的事吧！
正好像淡水那样的小镇，英专路那样的街道，适合让从莺歌来的陈映真有所感触、有所取材吧！而那个艰苦养着弱病小孩的面摊主人，也像是会保留着从乡下带来的淳朴古意，习惯在桌上摆着一罐免费辣菜，让客人的面多点滋味、少点寒酸，也因而很可能就成了恶戏的大学生作弄的对象了。
走在英专路上，借由一个我从来无法确知其实情的面摊，我慢慢摸索理会自己生命根源价值的来龙去脉。我会被陈映真的小说如此吸引，或许必须远溯自祖父不能忍受牛车上掉下来一根木炭的态度，早在那里，就注定了我会有着对于公平正义格外敏锐的反应，也因而对于人生面对种种诱惑的巨大堕落可能，有着强烈的焦虑。
原来，这些不见得是偶然的际遇造成的，而是某种经由血液决定了的事？
[外双溪] 单车上的人生道理
我先知道“沙仑成衣厂”，在我知道“沙仑”是个地名之前。长大一点，每次到沙仑海水浴场，心中总有错乱的影像。眼前开阔天际线下涌动的海浪中，浮贴着一层模糊的山壁幻影，山壁与山壁间夹着一条清澈的溪流，寻溪流的来向抬头，看见一连串落差不大的小瀑布层层跌落，那瀑布酣畅跳动的水，跟海浪波涛彼此呼应。“沙仑成衣厂”的字样，醒目地写在客货两用的小车车身上，而车就停在溪边一块碎石铺成的空地上。那是外双溪，我们几辆脚踏车散乱摆在树底下。“沙仑成衣厂”的客货车，是至善路还没拓宽之前，从外双溪要进入内双溪，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
我们开始到外双溪玩时，溪里就总是挤了很多人在摸蛤仔，溪边还有人堆石头烤肉，吵闹不堪。如果不想在那里人挤人，就往内双溪走吧！
从外双溪到当时被称为内双溪的连串瀑布段，颇有一段距离，走路大概要一小时左右。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走那么远，于是就帮位于山上的“沙仑成衣厂”制造了周末外快的机会。
我从来不晓得“沙仑成衣厂”的确切位置，更不晓得明明位于深山里，怎么会取了个海边地名当厂名。不过我记得，那车子勉强挤挤挤，一次最多坐到十五六个人。一趟收费五元，来回就要十元，车子白天不停歇地跑来跑去，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我算过，一趟车如果收到五十元，来回九趟，差不多是两小时的时间，就有九百块了，够买一辆我的迷你脚踏车。小学四年级，刚学到基本的平均数概念和乘法运用，而且刚得到了一辆脚踏车，爸爸带我到万华康定路“贼仔市”花九百元买的二手车，所有条件配合让我对“沙仑成衣厂”的私营交通车留下深刻印象。
我没有上过“沙仑成衣厂”的车，但却常常拼命踩着脚踏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跟客货两用车比赛。一边踩，其实心里毛毛怕怕的，想起妈妈强烈反对让我在马路上骑脚踏车时的表情，还有爸爸替我求情时给妈妈的保证。
学会骑车后，曾有两件事让妈妈暴跳如雷。
林森北路上，有新建好的新兴综合市场，楼上隔成住家出售，一楼和地下室则安排市场摊位，让本来在传统市场上做生意的人进驻。地下室卖鸡卖猪卖菜，那么多垃圾怎么办？当然要让垃圾车能够下去载运了，所以有一道长长的斜坡从地面层通向地下，构成了骑脚踏车最过瘾的加速道了。
才会平衡上路，我就被同学带到新兴市场去试胆量。那坡道长得令人头皮发麻，可是既然来了就没有打退堂鼓的道理。心一横，把住龙头就往下冲，车愈跑愈快，快到简直要飞起来了，坡道还没到底，我就连人带车斜滑出去了。当然跌了个鼻青脸肿，车子没散开，算是幸运。
一拐一拐牵着车走回家路上，同学讶异地说：“你怎么一直冲下去都没按刹车减速，这样当然会跌倒！”
为什么不早说！我还以为去那里，就是要直直冲才英勇啊？怎么晓得他们都有按刹车！
那次，当然很惨，身上涂满了红药水，痛了好几天。而且那么醒目的伤口，妈妈看到一次就骂一次。连姐姐们那几天都刻意避免跟我一起出现在妈妈面前，免得妈妈骂得不可收拾，牵拖到她们。
还有一回，没跌倒没出事，却也挨骂，骂得很惨。住在巷子里斜对门，有一个幼儿园曾经跟我同班一学期的女生，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不过她有一个小她一岁的弟弟，那个弟弟跟我一样喜欢在巷子里乱混乱玩。我经常骑脚踏车进进出出，有时在巷口碰到那个弟弟，他会故意凑到我旁边来拔腿就跑，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也就猛踩踏板加快速度，竞速看谁先到达我家门口。
这样玩了很多次，习惯成自然，根本连想都不必想。所以有一天妈妈问我：“你骑车在马路上跟李宜静的弟弟比快？”我内心毫无警觉，大剌剌地回答：“每天都比啊！”
妈妈气炸了。这比去新兴市场滑斜坡更没脑袋，不只自己危险，还可能害了别人。两个人那样乱冲，妈妈就要担两份心，哪一个跌一下撞一下都是她跟爸爸的责任啊！妈妈夸张地骂：“你要撞要死随便你啦，万一撞的死的是别人家那个，我们拿什么去赔？”
还好有爸爸说情，我才勉强保有骑车的权利，才开始了离开“步行范围”认识这个世界的机会，也才能到外双溪和内双溪。那时候，我当然还无法体会，妈妈那份对别人的责任焦虑，会用什么方式影响我长大后的思考与判断。妈妈的表情、妈妈的眼神明白显现了：与对别人的负歉相比，自己的损失容易承担多了。
我也还无法体会，爸爸坚持应该对我，一个十岁的小孩，有充分的信任，不愿意用限制的手段来保护我，是多么难得的成人态度。在那样的情境下，他要禁止我骑车，太容易也太方便了，可是他宁可多费工夫要我弄清楚，即使只是骑骑脚踏车，都有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
骑在外双溪通往内双溪的崎岖道路上，我正要开始思考人生的责任问题。
[双城街] 神秘又亲近的美国
我记得，家里第一台电唱机，是三洋的。那年头的电唱机，好大一台，堂皇地站在客厅中。运送电唱机来的业务员，郑重其事地从包包里拿出一块东西，告诉妈妈那是特别的附带赠品——唱片擦。用细致绒布精制的，专门用来拂拭唱片上会有的灰尘。业务员再三交代，如果唱片不干净，就会伤到唱针，而受伤的唱针又会刮坏唱片。唱片唱针，一样坏就必定两样坏。
我看着唱片擦，把手上有几个英文字母。那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那是英文字母，然而我随口就说：“三洋。”业务员吓了一跳，妈妈也吓了一跳。“怎么会知道是三洋的？”因为上面的字母写的就是三洋牌啊！
业务员真心称赞的模样，还有妈妈真心高兴的模样，让我留下深刻印象吧，以至于到现在都没忘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幼儿园大班上了一学期就停了，每天混在家里。
我是在家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上，看到三洋电器的广告，所以认得了那几个字就代表“三洋”。可是，我不记得电视是什么牌子的了，只记得大家都说，那是台湾没有的牌子。
电视跟电唱机不一样，不是电器行里买的，是从“美军顾问团”里转手卖出来的。妈妈有一个朋友，在“美军顾问团”旁边开了一家专门卖仿制油画的店，因而认识了一些里面的美国军官。透过美国军官，可以得到许多美国东西。
我最早学到的英文发音，一定是PX，那是“美军福利社”的简称。我接触的第一件美国东西，一定是后来正式进到台湾叫作“芬达”的果汁汽水。
妈妈说的，我没有印象了，因为有PX流出的芬达橘子汽水和葡萄汽水可以喝，我总是要跟妈妈去那个朋友家。然后突然有一天，却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去了。一说要带我去那个朋友家，我就大哭大闹。弄了半天，后来妈妈才晓得，原来朋友家的儿子，名字发音跟我的名字一样，在他们家里，我老听到妈妈的朋友骂我。
是这位妈妈的朋友，帮我们家抢了一台人家搬家带不走的电视，让我们家提早跻身电视家庭的行列。还没买电唱机，先有了电视。
美国、美军是我们那一带日常生活普遍的一部分。我的小提琴老师雷老师，他哥哥也是画画的，主要也卖画给“美军顾问团”的美国人，另外一小部分，卖给住在天母的台湾人，雷老师说的。那是我第一次对天母有了记忆，天母的台湾人是会愿意出我们难以想象的价钱买画的。
离我们家很近的农安街中山北路口，有一家“圆山图书”，然后沿着中山北路朝北走到民族西路口，另外有一家“林口图书”。若是转往南边，还是沿中山北路，过了锦州街，还有一家“敦煌图书”。这三家书店，都是卖英文书的。
我开始对书产生兴趣，就对这三家在我平日游逛范围的书店，充满好奇。在店门口绕啊绕，无论如何都不敢进去。一直到小学快毕业了，班上一位同学J过生日，他爸爸让他邀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到双城街上的“统一牛排馆”庆生。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第一次用刀叉，而且不只对我是稀奇的经验，回家之后，连爸爸妈妈都忍不住详细问我到底在牛排馆里看到了什么、吃到了什么。
从“统一牛排馆”出来，J的爸爸说要去“圆山图书”逛逛，我无论如何都要跟去看看。别的同学各自回家了，我巴着J跟他爸爸，终于进了满间都是英文书的地方。让我意外的，那地方没有想象中古怪陌生。J熟门熟路站到一个书架前，拿下书来翻给我看。啊，那不是国语日报上看得到的《淘气阿丹》吗？J再拿下一本书，啊，是《小亨利》，那里卖的《小亨利》上面几乎没有任何文字，就只有图。而且我发现，不需要平常在国语日报上的那些旁白文字，其实都可以看得懂《小亨利》的故事。哇，多神奇，我竟然可以在英文书店里看懂里面卖的书！
除了画廊、书店，还有许多美军会出没的地方。双城街上酒吧分布的密度，绝对是全台湾最高的。酒吧很好认，不管招牌上写什么，只要看有长头发穿高跟鞋的女人进进出出的店，就是酒吧。可是认得酒吧外观，却完全无助于了解酒吧里面究竟在干吗。酒吧很神秘，最神秘的地方在——大人斩钉截铁不准小孩问任何关于酒吧的事。
小学五六年级吧，有一阵子班上的女生传着读小说，而且故作姿态不让男生看。
我好不容易央求Y给我瞄一眼她看得津津有味的小说书名，然后就到书展上仔细地找，我才不相信会找不到她们看的那本书。找来找去，找到一本书名类似的，叫《小寡妇》，我没多想就买下来了。回家一读，吓了一大跳，《小寡妇》写的不是别的，就是专门招待美军的酒吧里的故事，酒吧主人、酒女，还有光顾的美军。借由那本书，我终于透视到神秘兮兮的酒吧内部了！
没多久后，我当然就知道了，Y她们女生读的，是《小妇人》，不是黄春明写的《小寡妇》。但我一点都不在意了，写着我周遭酒吧故事的《小寡妇》，比《小妇人》精彩太多了。
再过几年，“美军顾问团”消失了。妈妈的朋友把画廊搬去台中大里，雷老师的哥哥把画廊搬去罗斯福路上。家里的黑白电视坏了，换了“新力”的彩色电视，然而我们最常看的，却是好莱坞的黑白老片。一切都变了，只有《小寡妇》开启我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喜好，留了下来，一直没有改变。
[圆山] 外婆村
小时候，每逢寒暑假开始，都有一种特别的兴奋情绪。
总是坐在桌前，慎重其事地开始列出假期计划。有几个项目是好几年持续出现的：早起，五点半起床，跑家里的楼梯上下运动，从三楼到五楼，反复十趟，练书法，打扫房间还顺带帮忙打扫家里，帮爸爸整理线纱赚零用钱……感觉自己会有一段充实而美好的假期，因而快乐着。
小时候，不会察觉这里面的矛盾。如果按照自己列出的计划过日子，那么我的假期会比平常上学还要辛苦还要累。上学的日子被强迫着推着，都做不到该做的，没有人强迫没有人逼，又如何可能完成那样的生活计划呢？
所以，刚开始自己为自己安排生活的兴奋很快过去了，计划中的项目就一个个被忽略被遗忘，一直到假期结束前，才不得不对着原本写得那么工整的计划表，再次承认自己真是个没有毅力的小浑蛋。
一切计划中无论如何少不了的，是不赖床每天早起。而一切计划中，执行最低，最快就被放弃的，也一定是不赖床每天早起。
记忆中，那么多个夏季冬季过去，只有一年暑假，我真的天天早起。那一年，外婆住在我们家，她每天五点钟左右就把我叫醒，跟她一起去“爬山运动”。
外婆的作息跟我们不一样，外婆的生活习惯也跟我们不一样。妈妈从来不是个专职主妇，爸爸又从小灌输我们自我负责的观念，我们家中离“一尘不染”颇有些距离，但四个小孩每天要排轮值值日生，把基本的清洁收拾工作做好，只要低标过关，就不会被啰唆。
外婆来了就不一样，她随时都在收拾东西，随时都在碎碎念指责我们的混乱。她好像总是不快乐。童年少年的我们，很不愿意被她的不快乐感染，开始想方设法躲着她。
几个理由让我没有像姐姐们躲得那么远。第一，我是唯一的男孩，外婆明显地对我差别看待。第二，尽管年纪最小，我却是家中最强烈感受到外婆带来的饮食变化的人。
和妈妈无心粗心做出来的饭菜，以及街角小吃店千篇一律的包饭菜色相比较，外婆的手艺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赏赐。外婆会做有特别名称的菜，我们猜不出材料和做法的菜。例如，我最喜欢的是“西卤肉”，汤汤水水上铺着一层金黄色松软多汁的神秘物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炸过的蛋汁铺在类似台菜“白菜卤”上面而成的，更后来才听说那竟然是宜兰的乡土名菜。
我最好吃，外婆又最疼我，所以就有机会跟外婆“注文”[1]菜吃，也因此不可能保持像姐姐们跟外婆之间的那种距离。
那个夏天，天刚刚亮，我就随着外婆出门。钻进晴光市场，看到菜贩们正在摆摊，鸡贩的竹笼挤了满满的鸡，肉贩正在分解刚到的大片猪身，经过铁门深锁的一排委托行，从中山北路穿出来。右转北行，空气凉凉的，偶尔才有一辆车从路上经过，我们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中山桥上，外婆不忘记再说一次：“这里以前是‘神宫前’。”
外婆的“运动爬山”，就是拾阶而上，绕行圆山。我盯着看，眼前庞大的高楼饭店在晨光中展现出特殊的柔和轮廓，与它平常的张扬霸气，很不相同。周遭安安静静，听得到雀鸟早啼，风摇树梢枝叶轻轻的骚动。然后，超过了一个高度，惊人地，声音环境令人来不及准备地改变了，人声，说话的声音取代了之前所有的自然安宁，藏在清晨圆山里，有这么多人！
有这么多和外婆年龄相仿的人，还有那么多讲话口气、讲话题材都跟外婆那么相近的人。突然间我被几十个、似乎无穷多的外婆包围了。我当然分得清哪一个是我真正的外婆，但是我的外婆彻底失去了她本来具备的，那么清晰突出的独特性。
在我们的生活里，外婆是被她连绵不断的唠叨抱怨定义的。她委屈地讲着舅舅的不是，舅妈的不孝；委屈地讲着妈妈身上许多凶悍霸道的习惯，都不是她教出来的。这些话，让我们辨认我们的外婆，外婆就是会说这种话的人，而且除了外婆，别人都不会这样。
可是在清晨圆山，我却听到每一个围着那一小块空地休息的人，脸上有同样走向的皱纹，嘴边挂着同样委屈无奈的笑容，然后讲着同样不孝的儿子媳妇，还有同样不受教不够文雅贤惠的女儿。她们淹没了我的外婆。
我一直记得圆山是个外婆村。在那里，我第一次闯进了老人群中，第一次感受到老人不只是以个人的个性身份存在于外婆身上，相对地，外婆不过是这共同老人质素的具体化身之一。我不再能用以前辨识外婆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外婆跟这惊人“外婆村”其他人之间的差异。凭什么她是我的外婆，而不只是一个外婆，任何人的外婆？
从圆山走下来，看着外婆的背影，我如此困惑着，那一整个夏天，花了许多计划表上没有预计的时间寻索着。
[竹围] 死亡的幽微身影
相簿里留着一张很蠢的照片。我们家四个小孩的合照，蠢的是我，拿着一个烧饼，嘴半张着，眼睛没有看镜头，却看向旁边镜头外的不明物体。
妈妈说，那是在院子里拍的。一大早，我还没吃完早餐，站在那里胆小紧张地提防着家里养的叫“莉莉”的狗。
大约三四岁时的事，我完全没有印象没有记忆。听爸妈和姐姐回忆，后来莉莉生了小狗，然后某一个早上，莉莉和小狗都死了，大概是吃到跑进院子里的死老鼠，一起被毒死了。
那应该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死亡。因为年纪太小，也因为跟莉莉来不及有感情，所以它的死亡，对我没有冲击。
后来小学时，接连两年，祖母和祖父相继去世。我长大有记忆时，祖父就中过风，身体很不好，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里中庭旁边一个小房间里。小房间铺着地板，顶上有个天窗，阳光会从天窗上透下来，照到坐着的祖父的脚，那是我对祖父最深刻的印象。
祖母胖胖的，身体比较强健，可是因为裹过小脚的关系，也不太能活动。我们住在台北，祖父母难得来一趟，我只记得他们来通常会带一大袋花生来。那几天，爸爸会拿酒瓶自己压花生粉，屋子里满满的花生香。
回花莲时，当然会跟祖父母请安。然而出于幼童的本能吧，我一般都跟祖父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他们大概也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吧。
本来比较有活力的祖母，竟然先去世了。我们从台北赶回花莲奔丧，带着大包小包行李。快到门口前，爸爸突然将行李都放下，跟妈妈一起跪下，一边大声哭号一边膝行前进。我吓了一大跳，从来没有看过爸爸激动的样子，那样的爸爸让我极度陌生。
丧葬仪式持续了三天，大门口路上搭起的棚子里挂满了“地狱图”，我们大家配合道士的指挥，时而集合在棚子里行礼或跪拜，仪式一直到晚上。我清楚记得，子夜时分，大群家属绕着一个大汽油桶烧金纸的情景。火光熊熊往上蹿跃，先照亮了每个人身上的白布麻衣，空气对流卷得披在头上的幡巾不定向乱飞，夜空被划开成两段，有火光掩映变换颜色的动态部分，还有外圈本来宁静的黑暗。
三天中，中风后不能言语的祖父，坐在门口摆放的藤椅上，一动不动。没多久，祖父也走了。我们又回花莲，换成三天送走祖父的仪式。那些仪式如此类似熟悉，以至于我每次抬头都错以为会看到祖父还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然后才意识到他已变成挂在灵堂上的一张黑白照片。
算是幸运吧，对于死亡，死亡的不可逆，死亡带来的悲伤，老实说，小时候的我没有太多体会。死亡一直是件抽象、遥远，知道但却没有直接感受的事。
后来开始读小说，接着开始自己模仿写起小说来，倒是在小说里碰触了许多死亡。死亡是个终极的结束，读小说写小说让我确切体认，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就没有“再来呢？”可以问了。
所以好多小说都是以死亡结尾的，或者该说，好多能够说服我感动我的小说，都是以死亡结尾的。不晓得为什么，想事情，我总是忍不住问：“再来呢？”今天之后是明天，今年之后是明年，一直有新的时间接续而来，也就一直有“再来呢？”的问题在我心中回荡。
小说，别人的生命别人的故事，怎么结尾？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小说结束处，可怜的爸爸突然开始往脸上涂粉，举动的确让人惊讶也让人感动，但我无法不在心里问：“再来呢？”小孩看到爸爸又成了小丑，就又会笑了吗？
只有死亡阻止探问，无法再探问下去，死亡跟所有事物都不一样，具备别的事物没有的终极与终结性质。从小说中，我隐约感知了这点。
那时我已经开始尝试写小说了，喜欢搭北淡线火车去淡水。火车路线平行着观音山的山脚，看着窗外，将视焦放远，可以看出观音山优雅美丽的轮廓；然而若是拉近视焦，观音不见了，只剩下一丛一丛绵延过去的坟堆。从火车上近看，观音山其实是一大片坟堆，无穷无尽的死人聚集栖息之所。
我脑海里反复响着痖弦的诗句：
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
世界老这样总这样：
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世界总这样老这样，似乎太有道理了，但世界究竟总如何老如何呢？
北淡线有一站叫竹围。我在竹围乱走乱逛，突然看到一块招牌，写着“马偕医院分院”，中山北路上的马偕医院我再熟不过，却不晓得竹围这边还有另一座“马偕”。我信步顺着指标走上去，一段斜坡路后，出现了很不像医院的建筑。我甚至没有靠近去确认那就是“马偕分院”，心中自然地将幽静环境中的病院，和河对岸的坟堆，牵接了起来。我仿佛看到一位我从来不认识，但注定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情人，形影漂浮在前方的小路。我好像是来到这里探询她细致而微弱的生活的，但同时又好像已经知晓了，在另外一个时间里，我将越过淡水大河，爬上观音山路，去看她长眠的墓地，上面长了各式野花。
一时，死亡竟然对我有了具体的意义。我放弃了原本要去淡水的旅程，搭上回台北的火车，想着回家要写一篇与死亡有关、可生可死的爱情小说。
[台北清水] 大排水沟那头
清水祖师庙的庙埕望出去，是层层叠叠人家的屋顶。或许，当年开庙时，这片面河的坡前还是空阔的吧，看得见河与河上来往的点点渔舟，应该也看得见更远处的河海交界。后来人口渐渐密稠了，大家都挤靠在庙旁边，图平安保佑，也图离有各种热闹的庙口近些，于是陆陆续续就将庙和河间的下坡路堆满了。
我坐在庙庭前，看着那些屋顶发呆，慢慢地，注意力无法继续集中在淡水，开始滑离出去。为什么明明位于淡水的庙，却叫“清水祖师庙”呢？清水不是另一个地方的地名吗？不，我所知道，我所认识的，就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清水。
一个清水，是阿姨住过的地方，要去的话，须在青岛西路等公路局车。下了车之后，沿着一片种满七里香的道路走，夏天的时候，那些树会先开小小的香花，淡淡的却可以传得很远的气味，让人立刻体会“七里香”名字的来由。再过一点日子，修剪得矮矮的树篱，就长满一颗颗结结实实的红色小果实，最适合摘来放进自己绑的竹枪里打仗。
路的尽头，有一条大排水沟，要在那里左转，转上沟边的泥土路。有时候会看到穿着雨衣雨鞋的人站在沟中，水差不多淹到他的胸口。爸爸会低声骂一句：“电鱼的，一电鱼死一大堆，大的小的都死光了，那么小的都电死，以后哪还有鱼？”
妈妈则忙着照看我们几个小孩，不能太靠近水沟，免得掉下去，也不能离水沟太远，会摔进另一边的田里，那衣服鞋子就都完蛋了。叫来唤去，妈妈却还有余力讲她小时候在花莲，地方上要开大圳，引水道往吉安那头灌溉稻田。圳开来了，却迟迟没注水，原来是传统迷信要找一个“走水人”，把一个人放进圳中，开闸门让水进来，那人往前跑，水凶猛在他后头追，这样引水让水知道该顺着圳路走，以后就不会改道泛滥。“走水人”不好找，因为危险性很高，一不小心，“走水人”跑输后头的大水，就成了大圳龙王庙的第一个祭品了。
也许乡人本来的习俗，就是要安排一个人淹在大圳水里，才算吉利？听说找来“走水”的，都是没某没猴的流浪汉，死了也没人计较的那种人。通向吉安的大圳找不到“走水人”，消息被外公知道了，外公很不能同意这种旧习俗，于是花了很多时间跟地方人士沟通，劝他们取消“走水人”的仪式。最后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大圳没有“走水”就开通了，很多日本大官都来参加开通典礼，好热闹。有一阵子，那条圳俗称“阿谦的圳”，意思是如果淹水出了事，外公许锡谦要负责。
妈妈转头问爸爸：“你家就在圳旁边，你说有淹过水吗？”爸爸笑笑，没回答，径自找了一条田埂右转，在我看来，每条田埂长得都一模一样，可是爸爸就是会记得哪一条通向阿姨家。田埂很窄，窄到我们前后排成一列，专心看着脚底，没有工夫讲话。一会儿，安安静静的空气突然被狗叫声扰动了，好像在狗叫传入耳中的瞬间，嗅觉也才醒过来，闻到了稻田的味道，也闻到稻田边小池塘里滞水蒸酝出的特殊气息。
狗一叫，屋前一定就出现人影，阿姨或者姨丈，后面跟着他们家的小孩。姨丈的广东腔很重很重，我常常没办法第一时间立即听懂他说什么，不过几乎毫无例外，从屋里出来迎接我们时，他一定是讲吃的，屋里准备了哪些东西要给我们吃。
杀了一只鸡或是包了一桌水饺，要不然就是有部队里带回来的面饼，这是姨丈的好客表达。然而我们不是为了好吃的东西来的，阿姨家有其他有趣好玩的。阿姨家没有自来水，门口立着一口小小的水井。井口用厚厚的木头盖盖着，旁边放一个绑了长绳子的水桶。小表弟最喜欢带我们到井边，逞强用尽力气打开盖子，邀请我们用桶子打水。水桶丢进去，握着绳子东摇西摇，兴冲冲地将水桶拉上来，哇，怎么会没水？比我们年纪都小的小表弟，就在等这个必然的结果，他挺直了背接过水桶，一抛一摇一拉，光看他涨红脸费力拉绳子的样子，就知道桶子里是满水的！
阿姨家的房子外表没有敷水泥，当然更不会上油漆，一块块砖明明白白显露着。大表弟会带我们一人去敲一小角砖块下来，就可以拿去屋后画图了。屋后还有一片竹林，大表弟表演功夫，高高跳起抱住一根竹子，用全身的重量加力量，把竹子弯曲下来，让我们看到竹子惊人的弹性。大表弟想象着，如果能够长得再高些，跳得再高些，弄得竹子再弯些，有一天，竹子产生的弹力，在反弹回去的瞬间，就可以把他甩飞出去，像有轻功那样飞过竹林梢头。
阿姨家的房子里面，也没有我们习惯的天花板，所有小孩们大家一起躺在一大片木板床上，抬头就看到一根根的木头梁柱，还有梁柱与三角屋顶间形成的种种奇特幻影。
电灯熄了，眼前不是黑暗，而是不同深浅的影子，远远近近凹凹凸凸，而且此刻是远的，下一刻会变成近的，凹下去的悄悄变成凸出来了。
睡了一晚起来，厨房里有特别的香味，蒸馒头的味道。一人手上拿一颗馒头，不必像在家里那样坐在桌前，可以到门外去吃，外面的清晨空阔朦胧，隐约看见一道长长的墙，姨丈发现我一边啃馒头一边盯着那堵墙，靠近过来跟我解释：“那就是姨丈部队驻守的地方。”那年，姨丈官拜上尉，他的部队，负责看管土城看守所。他们都不太爱说自己住“土城”，宁可用比较小比较没人知道的“清水”，一个静静小村庄的名字。
[南昌街] 最早体会到的永恒
我最早有印象的公交车，是四十四路。站牌在我们家巷口林森北路上，站牌下有一家杂货店，店门口摆一张小桌，顺便卖车票和报纸。那时候钱币的单位里还有“角”，公车成人票一元五角，半票八角，票券是长条型薄薄一张纸。万一车子很久等不来，妈妈都要叮咛：车票不能老捏在手里，手心多出一点汗，车票就会被泡软泡烂了。那样轻则挨电车司机白眼，严重还会被电车司机拒收因而上不了车。
四十四路车从林森北路南下，经过热闹的南京东路口、长安东路口，就遇到了宽宽的铁道。车行地下道挖通前，每次经过都一定要等火车，等到天荒地老，等到每次妈妈都要提高音量抱怨，每次爸爸就再解释一次，那里是调度机房所在处，随时都有火车来来去去。
过了火车铁道，突然间，车子好像走进一个神秘的异乡。两边的房舍灯光愈来愈稀疏，一直到完全不见了，代之以两堵向前无限延伸的水泥高墙，远远才出现一根的路灯似乎就挂在墙上，除了墙顶绵延的铁丝网之外，照不亮其他什么东西。车子愈走愈快，可是景物却都没变化，让人怀疑自己在一座鬼魅的洞穴里。
那是早年的联勤总部大营地。从东门一路伸展到南门，硬生生隔开了北区和南区。军方勉强答应，让林森南路从营地中央穿过，马路两旁再筑起又高又厚的墙，才会有那样古怪的行车气氛。这块地，到我上初中时，蜕身一变，变成了中正纪念堂，林森南路不能再从中央穿开过去，就在过了仁爱路之后钻进地下，在地下的狭仄空间中走，竟然维持了原本洞穴式的感觉。
还好洞穴总有尽头。那时候，不晓得洞穴尽头再看见人间灯火的地方，有罗斯福路有南海路，更不可能知道罗斯福是谁，也不可能预见后来会有三年时间在南海路上来回走动，上学放学。那时候，只知道洞穴走完，就快到南昌街，就快到舅舅家了。
南昌街跟我们住的双城街一样热闹，甚至更热闹。双城街上也有卖果汁的小摊小店，但爸妈从来不让我们去买果汁。可是在南昌街上，过了宁波西街，爸爸会停下脚步，让我们每个人买一杯柠檬汁，看欧巴桑拿出重重铁制、形状怪异的机器，将切开的柠檬放进去，把手一压，柠檬汁就倒出来了。黄白柠檬汁倒进杯里，给人特别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安全感与幸福感，还来自从舅舅家开在南昌街上的文具行中，看十米外的福州街口。舅舅总是忍不住一次一次反复地说，说我三岁那年在店门口玩，听见卖烤番薯摊车摇着卡啦卡啦的竹具过来了。我说要吃烤番薯，正在招呼店里客人的舅舅随口答应了一声。忙完回头看，咦，怎么小孩不见了？舅舅赶出来，看见小孩正朝马路上冲过去的背影，舅舅连忙追出来，口中大喊：“有小孩！有小孩！”在那个繁忙路口上，所有的车辆被舅舅的吼叫声硬是冻结住了，只差几厘米救下一条小性命来。
我一直都相信，如果没有舅舅及时大吼奔出，就没有我了。这也是我思考生命的开端，我无法不去想，“没有我”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在这里，不在这个生命里，会在哪里？不是我的我的生命，到底如何理解？那个年纪，我当然想不出任何答案，可是我却清楚记得，只要每次思考这明明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心中就会涌现对于竟然还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