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海旺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前沿试读：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概述（代序）
当前，社会科学领域正面临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理论界的证明和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创新工程”的机制下，结合研究生教学和高端智库建设方向，于2015年初正式启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项目（下称“丛书”）。本丛书力图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前沿，为研究生理论积累和博士阶段学习提供引导，同时也为授课教师提供基础性材料。
此次组织出版的丛书为2015年院“创新工程”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的第一批集中成果。丛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我院首批38个创新团队为骨干编辑撰写。整个申报评审过程秉承了院“创新工程”公开竞争，择优选取、差额资助原则，所有立项申请均委托第三方组织评审，根据申报质量进行差额资助，确定通过名单向全院公示。为确保编撰质量，成立了院领导牵头、各研究所所长组织、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领衔、院部相关处室协同“四位一体”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机制，为丛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保障。
在此基础上，2015年到2018年期间，我院将组织编写出版60部左右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前沿重点教材，作为上海社科院“创新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成果展示平台，也为建院6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整个项目将分两阶段陆续完成。第一阶段，第二至四年，每年编辑、审定和正式出版学术前沿教材15本左右；第二阶段，后一至二年，结合院“创新工程”各团队标志性成果，新增若干部国内顶级、国际一流的重要系列成果，并对已经出版的前期学术前沿进行必要修订与再版。
本丛书得到王战院长、于信汇书记的全面指导，黄仁伟副院长和叶青副院长策划监督执行，参与本次组织工作的人员包括：朱平芳、佘凌、胡晓鹏、汤蕴懿、王晓丰、杨璇。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编委会执笔：汤蕴懿2016年元月1日
导言
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概况和本书的研究目的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设立于1997年，至今已经有19年的历史。当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之所以设立该二级学科，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人口剧增、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终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本学科设立以来，吸引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成立了众多的专门研究机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都招收这一专业方向的本科生或者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还出版了系列相关的学术著作和教材。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理论经济学学科，它仍处于不断探索前进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像其他经济学分支一样形成严谨的学科框架和完整的学科体系，而且其对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指导作用也有待进一步发挥。一门新兴学科的成长和成熟总是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任务远未完成。
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对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情况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结合对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重大现实问题和相关理论问题的分析，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实、发展和完善本学科的理论发展方向，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工作提供一本教学参考书。
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进展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相邻学科的一些理论、方法，形成了具有自身学科特点的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社会学等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各项理论创新成果对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三大要素及其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学科。最近几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对如何改善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提高我国广大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关心，本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研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配置资源，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外，更加重视如何保护和利用好环境，使人们的生存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促进社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本学科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下方面：
第一，关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面临的突出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大量研究表明，尽管我国的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开始变慢，但人口快速老龄化和高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压力；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迁使部分区域的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在过去3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高投入、高耗能、低效率的粗放型特征，其间伴随着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比如煤炭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加剧了环境污染；而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镇人口的增长造成了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日益紧张。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困难，战略资源成为发展瓶颈，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比如，我国石油资源一半以上需要进口，光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的应用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二，探索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短期来看，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矛盾，但只要坚持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基础、提高教育水平和全体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就有可能实现它们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另有学者认为，人口增长本身并不会对资源和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目前出现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是错误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导致的必然后果。还有学者提出，从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角度考虑人口发展固然正确，但也需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人口发展，毕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会随之上升。
第三，探索低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表明，近年我国碳排放量有所下降，但这主要源于自然减排，而技术进步和能源替代的贡献非常有限。要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需要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强化科技创新、推进低碳技术，因而要降低煤在能源构成中的比例，改善城市能源消费效率，通过技术进步和能源替代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第四，完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测量与评价体系。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耦合机理，如何测度各方面发展的协调程度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有的学者将能源、环境、经济作为三个相互影响的系统，从系统发展的角度给出了协调度的表达模型；有的学者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三个系统的发展水平作出评价，然后代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其协调水平进行测度，得出我国三个系统发展协调度较低的结论；有的学者构建了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对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还有的学者则采用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因子分析等统计工具，对我国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程度进行了测量。这些定量研究的成果，多数都认为在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子系统间存在协调度不够的情况。
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实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南，把人口、资源、环境作为人类经济行为的要素加以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新科学，而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正是基于解决人类发展中所出现的全球性问题，是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模式，简言之，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学固有的人本主义性质和色彩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2．带有明显的公共经济学色彩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发展中非常关注人口与资源的总体比例关系和产业配置，关注人口和资源利用的空间布局，关注资源的代际分配，关注环境资源的保护与环境状况的改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社会或公共政策问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但关心一个地区及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也更多关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
3．带有鲜明的政治经济学色彩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市场理论基础之上，它要求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三者的最佳组合，从而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发展目标。但同时也承认市场对人口控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失灵的一面，特别是在我国，政府的政策对人口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因而，本学科十分强调政府在人口控制和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4．带有突出的综合性、边缘性和应用性色彩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既涉及社会科学知识，也涉及自然科学知识，是人口科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与经济科学交叉的结果，它包括了人口科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的内容，但从总体上说属于经济科学的范畴；它既是对以上诸学科进行提炼与综合的结果，反映了各个“分支学科”的精华，但又不同于原来的“分支学科”；它既有原来各个“分支学科”的印迹，又远远超出了原来的“分支学科”的范畴，体现出综合性的特点。
四、本书的研究内容框架
本项研究将充分借鉴2010年以来国内已有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并且深入分析我国以及各省市最新的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形势，注重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分析研究最新的学科理论进展情况。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主要解决如下问题：第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最新理论研究发现、重要研究成果与方法论；第二，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突出表现及相关关系，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有哪些对策性研究结论或建议；第三，在资源与环境双重制约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人口发展总量、结构和空间布局结构。
本书共十章并加一篇导言，各章的内容框架如下：
导言
第一章 人口发展理论
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特点，人口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低生育水平，高出生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人口素质结构、宗教结构、民族结构等变化；有关影响因素；人口类型、人口转变理论进展等。
第二章 人口城市化与区域发展
人口城市化、人口迁移和流动、人口与城市体系建设、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等等。
第三章 人口与城市发展
城市人口规模演变、人口分布与城市发展、人口素质与城市发展；城市体系发展、城市交通网络、城市更新，等等。
第四章 人口发展与资源利用
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人口与粮食资源（人口总量、饮食结构等与粮食生产和供给）、人口与矿产资源、人口与能源；技术进步与矿产资源和能源使用模式的变化；低碳，碳轨迹，碳交易等新概念和资源节约、开发利用的关系，等等。
第五章 人口与环境问题
人口数量增长对环境带来的影响；人口居住方式转变，人口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压力增加，超过环境容量带来的危害；人口就业方式转变，二、三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地下水过度利用带来的潜在严重的环境危害；农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退化，沙漠化、荒漠化；人口素质低，技术落后带来的污水、废气排放问题；等等。要推广低碳节能的生活方式。从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城市化、人口素质、生活习惯或理念等方面看人口对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等。
第六章 人口就业与经济发展
人口与就业：劳动适龄人口变化、人口与就业的关系，城乡就业形势，大学生就业，农民工就业，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和失业率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人口与经济：人口红利、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
第七章 人口与养老保障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城镇养老保障；农村养老保障。
第八章 人口与社会发展
人口与婚姻家庭，人口与教育，人口与人力资本开发，人口与卫生、医疗，人口与文化、体育，人口贫困与反贫困等。
第九章 人口安全与预防
生殖健康、性病、艾滋病与其他传染性疾病的发展与控制。
第十章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
人口老龄化趋势、老龄化影响因素、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第一章人口发展理论第一节研究背景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典型的人口转变，进入人口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增长率时期。尽管仍然保持着世界头号大国的称号，中国的人口发展已经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态势、特征和规律，而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人口发展的诸多方面与之大相径庭。因此，关于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的研究，对起源于西方的人口理论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首先，关于人口规模与低生育率。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和人口低增长阶段，然而，对于生育率到底有多高，政府和学界并没有共识。我国生育率扑朔迷离的状况由来已久，已经持续20多年，这与我国的生育政策、普查机制等一系列特殊的国情有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2.31，这是当时各界都认可的生育水平，而1992年10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了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首次调查（通常被简称为38万人调查），直接推算得到1991年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66，1992年1—10月为1.47（于景元、袁建华，1996）。当时公布的总和生育率则是调整后的结果，为1.71。这是官方公布的生育率数据遭到质疑的开端。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用原始数据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而官方公布的则为1.8。人口学者对于我国生育率水平的质疑声又起，利用各种数据进行自行估值的范围在1.22—2.3之间（任强，2005）。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后，用原始数据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而官方公布的仍为1.8。我国扑朔迷离的生育率、特有的生育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引发了学界对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理论研究。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与老龄化。随着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4％，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8.7％，2014年年末已达10.1％。[1]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展望2010年修正版关于中国人口展望的“中方案”，假定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6左右逐步上升到20世纪末的2.01，20世纪中叶以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30％左右并且持续30年以上；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1世纪20年代中叶开始负增长，并在20世纪末降到9.41亿。在2015—2035年的20年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老年抚养比，将由0.13急剧上升为0.31，增长约1.4倍；或者说，中国将由约8位劳动年龄人口支持1位老年人口下降为约3位劳动年龄人口支持1位老年人口。而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不如人口老龄化发生时的西方发达国家，加上长久以来中国的家庭养老偏好也由于生育控制政策而受到冲击，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将产生全面的影响。学界就人口老龄化的测度、代际经济等方面开展了一些较为前沿的研究，以评估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此外，还有人口质量与人力资本投资。中国素以人口大国著称，人口数量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然而，随着人口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浪潮的汹涌袭来，人口质量开始取代人口数量成为中国人口发展在现阶段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关注重点。这是因为：①我国生育率的下降带来教育投资的上升，人口质量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体提升，也影响了人口在其他方面的发展；②我国生育率下降在某段时期内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开启了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人口红利窗口关闭，人力资本投资成为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途径；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创新能力是新的引擎，国家对人力资本投资也日益重视。学者就人力资本的测度、分布、与经济的关系等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
本章将围绕着以上三个主要方面，对国内学术界在2010—2015年间涌现的关于人口发展的最新理论与方法进行梳理和评述，并展望人口发展理论研究的未来方向和趋势。第二节关于人口发展研究的最新理论与方法一、关于人口规模与低生育率研究的最新理论与方法（一）对人口规模与低生育率的判断和评估预测
1．对人口规模与低生育率的理论性判断
对于我国人口规模与生育率的发展态势，学界的基本共识是：我国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低生育率和低增长时期。对未来的发展趋势，郭志刚（2012）提出，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时期已有20年，但长期以来，人口研究对这种重大转变认识不足。各种人口预测模拟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在21世纪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人口规模问题转向人口年龄结构问题，未来人口老龄化来势凶猛，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极为关键的时刻。然而以往人口理论宣传和估计预测中还是偏重于强调人口规模过大的风险，严重忽视和低估了未来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风险。尤其是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种人口发展态势。
虽然我们国家面临着低生育率风险（郭志刚，2010、2013；左学金，2010；陈友华、胡小武，2011；蔡泳、王丰、彭希哲，2011），对于我国是否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学界并不太赞同。“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理论是W.Lutz和V.Skirbekk（2005）在研究低生育率国家政策对生育的“进度效应”（tempo effect）的作用时提出来的。之后，Lutz等人（Lutz, Skirbekk and Testa, 2006）进一步深入论证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根据Lutz等人的观点，总和生育率为1.5是一个关键点，当总和生育率降到这一水平时，会引发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从而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即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对此，我国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沈可、王丰、蔡泳（2013）通过对过去40年间各国生育政策的研究发现，当总和生育率降至1.8以下后，绝大多数国家在较短时间内落实鼓励生育计划，但均告失败。某些亚洲国家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后，也只可能有短期的暂时回升，在中长期则无法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反面的观点是，“低生育率陷阱”说法可能只是对短期内生育率变动现象的总结，还不能归纳为规律（石人炳，2010；靳永爱，2014）。他们认为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众多国家生育率回升，有力地挑战了它本身的一些论证和证据，而中国目前的几项调查表明中国目前的意愿生育水平在1.8以上，有60％以上的人在政策调整后会生育第二个孩子。同时，进度效应在降低时期总和生育率上仍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较高的生育意愿影响下，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未来进度效应的减弱，生育率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出现回升而不是下降。断言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或面临“低生育率陷阱”的严重风险还为时过早，还需要未来人口发展实践的检验。
2．对人口规模的预测
由于一直存在的人口数据质量问题，以及生育政策的变动现状，学界对于未来人口规模发展的预测也愈加细化，运用了更为复杂的预测方法和模型。任强、侯大道（2011）探讨了人口预测的一种随机方法。他们在经典的Leslie矩阵中结合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用时间序列的ARMA模型对未来的生育率、死亡率进行估计，并由此构造Leslie矩阵，经时间序列的数据中心化，根据自相关函数、偏自相关函数的截尾性或拖尾性，以及贝叶斯信息准则函数方法对模型定阶，实现对ARMA模型的识别。在中国人口预测方面的应用证明，基于Leslie矩阵和ARMA模型的人口随机预测方法是稳健的，具有很强的适用性。虞力、杨林涛（2014）基于中国城乡发展差异性，建立人口双线性增长预测模型，分别对城镇和乡村人口进行考察，并以2005年人口数据为基准，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和变化作出相应预测，结果表明中国人口数量预计在2025年左右将会达到峰值，2030—2040年间将会有一个缓慢回落的过程，从2040年开始人口数量急速下降，下降速率越来越快，最终在2070年左右回落到现在的数量水平。蒋若凡、姜玉梅和李菲雅（2011）将灰色理论和神经网络进行了有机的结合，筛选了影响人口增长的7个主要因素，并利用粒子群算法优化BP神经网络的连接权向量和阈值，形成了灰色PSO-BP人口预测模型。经实证分析，该模型较其他单一预测模型精度高，且能够反映人口数量及其影响因素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乔晓春（2014）就“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测算符合这一政策的潜在夫妇数、可能导致的新增出生人数、由此带来的生育水平变化，以及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3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了关于新增出生人口和新增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以及相应的未来生育水平估计和人口预测方法，对如何构建政策实施监测系统提出了建议。
3．对低生育率的评估和分析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在一片质疑声中，人口学界对我国生育率水平进行过一番重新评估和争论，当时学者们利用各种数据自行估值的范围在1.22—2.3之间（任强，2005）。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历史再次重演。学界利用各种数据及研究方法对“六普”中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再估计，各种估值范围在1.3—1.75之间，此外，还对低生育率进行了结构性剖析。
在总和生育率评估方面，一些研究从出生人口数据入手推算漏报率，如崔红艳、徐岚、李睿（2013）通过各种来源出生人口数据的比较测算，推测得到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不同结果，分别为1.3、1.42和1.5。陈卫、杨胜慧（2014）使用人口普查中提供的两项生育数据，即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和普查前一年的生育状况数据，应用Brass提出的生育率间接估计P／F比值方法，间接估计中国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66。一些研究从少年儿童人口数据入手推算漏报率，如王金营、戈艳霞（2013）基于各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通过对2010年普查少年儿童人口进行漏报回填，并考虑育龄妇女重报和抽样偏误等问题，对数据进行调整，得到2001—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值为1.5—1.6之间。如果考虑到2010年普查更高的漏报影响，2001—2010年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45—1.75之间。翟振武、陈佳鞠、李龙（2015）利用2015年户籍登记数据中5—7岁组人口数估计2008—2010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估算得出2008—2010年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致在1.63—1.66之间。还有一些研究利用较复杂的人口模型进行推算，如李汉东、李流（2012）以2000年人口普查分城乡、分性别、分年龄的人口数据作为基期数据，以Leslie矩阵的离散动态人口预测模型作为基本模型，分别调整其中各项参数以对2000—2010年间的生育水平进行估算。结果发现，21世纪头10年我国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57左右。陈卫（2015）利用人口普查年龄分布数据和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两种生育率估计方法，即整合法和变量r法，对中国1982年以来各普查间的生育水平进行估计。由此估计的1982—1990年、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各普查年份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依次为2.63、1.68和1.56。利用变量r法对各普查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分别为2.60、1.61和1.68。认为2000—2010年中国平均生育率的估计应该在1.6左右。
除了对总和生育率进行总体评估，学界还对不同群体的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并就此分析低生育率的成因。一些研究表明，流动妇女生育率下降是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成因，如李丁、郭志刚（2014）汇总了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样本流动妇女按出生队列的平均子女数，并与“六普”相应结果进行比较。发现该样本1970年以前各出生队列所拥有的子女数与“六普”结果几乎一样，而且流动妇女各队列的终身子女数与全国情况一样不断减少。1970年后队列的平均子女数已降到1.6个，更年轻流动妇女队列的子女数也处于减少趋势中。戈艳霞（2015）采用1980—2010年全国30个地区的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城镇化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发现城镇化对生育率下降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而且存在空间外溢效应；生育观念的扩散效应和生育行为的模仿效应是城镇化发挥作用的基础。此外，研究发现进度效应也是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成因。郭志刚（2013）提出，“六普”数据显示的极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孩总和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其中居住于农村的育龄妇女的一孩生育率下降明显，其原因是近年来农村婚育年龄推迟，导致农村育龄妇女的未婚比例显著提高。所以，从总和生育率降低的孩次特征及其影响原因来看，“六普”数据显示的低生育水平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生育漏报。陈卫、高爽（2013）也考察了我国生育率转变中的数量和进度效应，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数量效应占比逐渐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度效应使总和生育率下降0.1—0.2。他们提出，内在总和生育率在估计时期生育水平上是比总和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更好的指标，能够更准确测量生育的进度效应。（二）对人口转变理论的拓展
1．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欧国家的人口发展过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口死亡率与人口出生率同时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且生活资料的生产迅速增长的同时，人口增长率也迅速下降，并稳定在较低的水平。这种情况实际上宣告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破产，并且迫使西方人口学者对人口增长率下降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西方人口学家通过研究欧洲人口变动的历史资料，对其人口发展过程、主要阶段和演变规律进行描述性的分析与说明，进而创立了“人口转变”理论（Thompson W.S., 1929; Landry A., 1934; Notestein Frank W., 1945）。描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模式转变的趋势，并解释了这种转变的原因。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个西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继西北欧之后，南欧和东欧的生育率也相继下降，而且生育率的下降几乎涉及所有的人群，不论其宗教、社会地位、职业、受教育程度，人们都采取了某种措施加强生育控制。伴随着生育率下降的是一系列婚姻和生育制度的变迁。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初婚率大幅度下降，初婚年龄上升，初婚初育间隔拉大，而总和离婚率大幅度提高，无证婚姻或同居成为一种可接受的选择；高效、无副作用避孕药具的开发，使人们得以早结合、晚生育，甚至不生育，同时婚外生育比也大幅度上升。
比利时人口学家列思泰赫（Ron Lesthaeghe）和荷兰人口学家冯德卡（Van De Kaa）在1986年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此后不断加以完善。他们认为，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相比，以生育率持续显著下降为特征的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完全不同的人口和社会现象，表现为四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婚姻开始转向同居；二是从以孩子为中心转向以伴侣为中心；三是从预防性的避孕转向自我实现式的避孕；四是从单一的家庭模式转向多元化的家庭模式（Van de Kaa, 1987）。冯德卡用后现代化和后唯物主义理论链解释这种变化，构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社会结构、文化和技术三个维度的变迁对个人、家庭和次级社会群体影响的理论框架（Van de Kaa, 2001）。“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指出，生育率在降到更替水平后，人口并没有进入静态发展。很多国家的生育率持续降低到超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5），而且没有回升的迹象。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当生育率持续降低并维持低水平，而人口预期寿命却由于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时，可以预期的是，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在未来将不断加深。
科尔曼（Coelman, 2006）在前两次人口转变的基础上，把欧美国家正在经历的由于其他民族人口的高迁移水平和本民族持续的低生育率而造成这些国家人种结构的迅速和永久的改变称为“第三次人口转变”。他所提出的第三次人口转变有两个特点：一是由于过去几十年人口迁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欧美一些国家的原有民族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如果基于合理假设进行预测，许多国家原有的主要民族将成为少数民族。二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个过程将是持续的，并能够实现人口方面的实质性转变。
2．我国人口转变的特点及其对人口转变理论的拓展
尽管我国已在20世纪后半叶完成了典型的人口学转变，并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人口的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增长率时期，但我国的人口转变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学界就此试图对西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拓展。（1）我国人口转变的特点。对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点，学者们认为是多维动态的、性别偏好的、区域差异的。刘爽、卫银霞、任慧（2012）主张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蕴涵着婚姻、生育、家庭、健康、人口调控等系列转变。他们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已露端倪。人口转变不仅仅是人口变化，更重要的是将其嵌套的社会变迁，两者关系的空前紧密折射着社会变化与社会需求。李树茁、闫绍华、李卫东（2011）基于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从生育空间的三维性出发，提出了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利用全国和分省的总和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转变中存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马妍、刘爽（2011）综合运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人口自然变动以及生育和死亡转变的数据，从实证研究的角度通过聚类分析刻画了我国省级人口转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进程。时间序列聚类的结果表明，各省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变动的转变过程具有不同步性，转变模式各具特色。（2）人口性别比转变及其对人口转变理论的拓展。世界各国由于受不同的传统生育文化、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呈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不同轨迹。西方国家在人口转变中一般并没有明显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但我国的人口转变具有明显的政策推动痕迹，当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我国传统性别偏好的生育文化相碰撞，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便出现了特别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先升高后回落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每出生100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除个别年份出现过波动外，均处于正常值范围（103—107）。从20世纪80年代起，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升高，并偏离正常值范围。此后的20多年，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81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5；随后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普查前一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3.8（曾毅、顾宝昌等，1993）和119.92；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则表明，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仍高达120.56。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顾宝昌，2007）。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问题曾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并逐渐成为我国人口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初步探讨，20世纪90年代更多人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有国外专家开始研究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2000年以后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研究进入了空前活跃时期。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和社会也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进行综合治理。从2009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年下降，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较2013年下降了1.72个百分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探索将人口性别比引入人口转变理论并尝试拓展该理论。陈卫、李敏（2010）认为西欧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性别比的异常波动，而亚洲则出现了性别比失衡以及未来逐步回归正常水平的现象，这是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因此在人口转变中补充了亚洲出生性别比变动的内容，构建了亚洲带有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人口转变模式，以期更形象及全面地描述亚洲的人口转变。李树茁、闫绍华、李卫东（2011）提出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及其区域类型，并运用全国和分省数据从时空两个维度进行验证。他们利用全国和分省的总和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转变中存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伴随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的动态变化而呈现出上升、高位徘徊的阶段特征和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动趋势又因生育空间的区域差异呈现出四种区域类型。二、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老龄化研究的最新理论与方法
伴随人口学转变的进程，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下降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其中，由于20世纪80年代生育政策的实施，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33.59％下降为2010年的16.6％。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很明显。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4％。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标志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进一步上升到8.7％。2014年年末已达10.1％。[1]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展望2010年修正版关于中国人口展望的“中方案”，假定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6左右逐步上升到21世纪末的2.01，则21世纪中叶以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30％左右并且持续30年以上，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1世纪21年代中叶开始负增长，并在21世纪末降到9.41亿。根据“低方案”，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更快和更加严重。（一）关于人口年龄结构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方法
1．人口年龄结构的统计学检验
为了检验我国人口数据的质量，学者在统计上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偏差进行了探讨。郭志刚（2012）以“六普”人口年龄结构为标准，模拟过去20年人口进程及其主要人口指标，然后与其他来源的人口指标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根据“六普”结果可以判断，1990—2010年间的人口估计和预测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高估了出生人口数量，高估了生育水平，高估了人口增长，从而低估了人口老龄化程度。研究发现，由于高估出生和生育水平而导致的过分的统计调整，造成的偏差幅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原始调查统计的偏差，形成了严重的误导。这种状况反映出多年来人口统计上的迷茫，思想认识脱离实际。张琼、曹燕鸥、薛平（2013）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市数据利用正态分布估计了我国人口死亡年龄的概率分布，再以人口年龄结构为一阶马尔科夫过程为基准，模拟和预测了我国1950—2050年间历年详细的人口年龄结构，结果发现，以更为客观科学的一阶马尔科夫过程为基础，并考虑人口出生与死亡的内在联系后，估计得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联合国每5年公布的人口年龄结构基本一致。
2．人口年龄结构的评价指标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学者也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一些评价指标。马瀛通（2012）将欧洲发达国家与中国历经的人口实践进行比较，探讨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不足，进而提出人口转变的方向及完成与否的判别标准。在构建年龄结构转化理论的基础上，严格区分了相对过剩人口与相对适宜人口，指出未完成年龄结构转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与相对基本完成年龄结构转化过程的发达国家人口状况的区别，从而论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化的日趋合理性。李国敏、匡耀求等人（2013）在对现有的人口年龄结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口年龄优势度指数，用以评判一个区域相对于其所属区域总体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并对近10年来我国34个省区的人口年龄优势度进行了分析，此外，还通过分析广东省21个地市的人口年龄优势度，初步探索了人口年龄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二）关于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方法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育率的下降和期望寿命的提高，人口老龄化也普遍成为一个热门议题，尤其是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国外对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方法
各国的实证研究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一是乐观派，认为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如Prettner（2013）利用内生增长模型和半内生增长模型，考察澳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发现寿命延长对人均产出增长有正面影响，生育率下降对人均产出增长有负面影响；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寿命延长的影响超过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在内生增长模型中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不过效果取决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变动情况。
二是中立派，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仅造成人口抚养比的急剧下降，也会通过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由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抵消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带来的负面效应（Lee、Mason, 2010）。亚洲国家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Bloom、Canning、Fink, 2010）。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一定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其经济发展已经可以承受进一步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而快速发展中的经济体也有足够的条件解决这个问题（Herrmann, 2012）。
三是悲观派，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劳动参与率和储蓄率，因此增加了对未来经济减速的担忧。OECD国家可能会经历经济增长的缓慢下降（Bloom、Canning、Fink, 2010）。
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Lee和Mason开创了国民转移账户支付（NTA, 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方法，对世界上不同经济体在人口老龄化下的经济生命周期进行比较分析。国民转移账户方法是代际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方法。2004年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启动了NTA全球项目，采用国际可比的统计方法，将各国的人口数据与经济指标相衔接，成为刻画经济生命周期、量化分析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有力工具。现已有42个国家，包括亚太地区的印度、日本、韩国，美洲地区的美国、加拿大、巴西，欧洲的法国、德国、匈牙利、俄罗斯以及非洲的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加入这一项目。该方法刻画了所有社会的共性特征，即经济生命周期。对个体而言，在少年与老年时期，其劳动收入远低于消费水平，即处于赤字阶段；而在劳动年龄时期，其劳动收入高于消费，即处于盈余阶段。当个体处于赤字阶段时，他们只能通过三种途径为消费融资：净转移支付、资产收入或者消耗储蓄。代际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衡已成为全社会收入与福利不平等的重要来源（Pikkety T.，2014）。NTA方法可用来分析各项公共财政支出的纵向代际公平性与横向公平性（Lee、Mason, 2011）。
2．国内对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方法（1）人口老龄化的测度。郭震威、齐险峰（2013）设计了“前瞻年龄”65岁以上（以2000年为参照系）人口比例以及期望余寿15岁以下人口比例两个统计口径，据此计算了2000—205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演变情况。按新的测量指标计算，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和人口抚养比明显低于传统指标，预计到20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比例比传统测量指标低4—5个百分点。只有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及时采取综合策略，才能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赵儒煜、刘畅、张锋（2012）将空间因素纳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框架，对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概括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和空间误差模型，对各要素影响作用的方向和大小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综合结论和政策建议。除老龄化惯性、人口增长以外，首次对人口老龄化区域溢出机制进行了重点阐述。我国人口老龄化区域溢出作用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影响显著，这一发现从空间维度拓宽了研究视野，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2）代际福利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收入分配与代际福利的影响有其自己的特色。历史性的快速经济增长带来了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上升，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代际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对整个社会与个人福利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代际不平等既反映在个人和家庭之间，也反映在不同代际的整体人群之间。一方面，由于年轻一代的受教育大幅度提升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年轻一代的收入水平与终身劳动收入都会远高于年老的一代。同时，受益于近20年来的经济改革，例如住房改革、土地征用等，中老年一代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种历史性的财富积累是下一代人无法再重复享受的。由此来说，尽管年轻人享受了更高的收入，但在财富积累方面远不敌他们的父辈。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老年抚养比的快速上升，年轻人收入中用于支付老年人的各种社会福利开支（如医疗、养老支出）的比重也必定上升。这种开支的上升将挤压年轻人的消费和投资，这在长期会对经济增速产生负面的影响（Miller et al., 2011）。
国内有学者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制度对国民储蓄有挤出效应（蒋云赟，2010），而降低缴费率能够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缴费率与养老金待遇水平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降低在职人员缴费率和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水平可以同时实现（彭浩然、陈斌开，2012）。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和复旦大学王丰教授两个团队正在运用国民转移账户方法（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对我国人口代际的收入和福利分配进行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将与国际上的不同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对我国的代际福利制度的改革有非常重要的实证意义。三、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力资本投资研究的最新理论与方法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一定时期的上升与合适的经济环境相结合，也产生了净生产者增长速度大于净消费者增长速度的人口红利（Lee and Mason, 2006）。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同样受益于这一人口红利。然而，这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源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以及紧随其后的生育率大幅降低，是一次性且不可复制的。在中国，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已经耗竭（Wang and Mason, 2008；蔡昉，2013）。不过学者们以人力资本投资为关键点，拓展了人口红利理论，并对人力资本的测度、分布以及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
广义的人口红利包括人力资本提升、储蓄增加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人口老龄化和期望寿命的延长可能带来劳动生产率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的提高、知识的快速积累、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率的增加。扩展人口红利的概念，可以将人力资本、金融理财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定义为第二次人口红利。西方人口学者提出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促进储蓄。储蓄增加若能转换为资本总量的提升，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Mason、Lee, 2006）。
国内学术界在2010年后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讨论经历了从对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人口红利消失的实证分析转向对第二次人口红利及类似概念讨论的过程。以人力资本、就业率、储蓄和投资、制度改革为关键点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及类似概念被学者们广泛提及，不过实证研究并不多。蔡昉（2010、2013）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即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过去30余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亟待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来获得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驱动力的、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形成新型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关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获得可持续经济增长源泉的关键。他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人口老龄化中健康余寿的延长是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基础，可以通过扩大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扩大劳动参与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胡鞍钢、才利民（2011）引入人力资本红利和就业红利两个概念，综合考量人力资源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他们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孙晓芳（2012）在对人口红利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转变的道路，对人口红利的概念加以丰富和发展，提出中国在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之际应该关注不同区域人口发展状况的差异性，以劳动力流动作为中国未来收获新人口红利的一种特有机制，以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作为获得新人口红利的核心源泉，以期为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尤其是如何合理有序引导劳动力的流动等方面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奠定理论基础。（二）人力资本的测度和分布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主要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①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概括地说包括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体力和耐力、精力和活动的全部开支；②在职培训，包括由商社组织的旧式学徒制；③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④不是由商社组织的成人教育计划，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校外学习计划；⑤个人和家庭进行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等。这种分析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也为人力资本存量估算提供了基础。
焦斌龙、焦志明（2010）采用永续盘存法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核算的基本方法。通过对教育、卫生、科研、培训和迁移五种人力资本分别估算，然后加总生成人力资本存量，认为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在过去的30多年中增长迅速。整体资本结构中，人力资本的所占份额逐渐凸显。我国人力资本产出效率优于物质资本。石建平、霍学喜、聂鹏（2010）为了更全面度量人力资本，并为人力资本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与数据支持，通过构建包含教育、健康等7个维度25个指标的人力资本影响因子模型，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出我国1978—2007年的人力资本指数。结果显示，1978—2007年我国人力资本指数年均增长6.5％，且生活条件、对外交流的便利度、创新环境、教育、医疗保健、知识传播及社会保障等都是影响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李海峥、梁赘玲等人（2010）结合我国目前的数据状况，运用并改进Jorgenson 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计算了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年度总量及相应的年度人均人力资本，构建了中国人力资本指数，并对2008—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作了预测。计算结果表明，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物质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并且人均人力资本跟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宋家乐、李秀敏（2011）运用Park（2006）的方法和中国1952—2009年的数据，对人力资本及其分布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还处在库兹涅茨曲线的左边，即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平衡程度也不断提高。杨爽、范秀荣（2010）提出了人力资本适配性的概念，指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合适性”和“有效性”，是衡量人力资本分布的重要标志。结合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情况，从产出适配、结构转换适配和制度变迁适配三个方面构建人力资本适配度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计算人力资本适配度指数对中国人力资本总体适配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人力资本适配程度较低，地区间差异巨大，且各项适配性表现存在交互影响。（三）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的关系
目前，国内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要素。
人力资本的量化在各个研究中都不尽相同，有仅用教育指标表示的，也有引入健康指标的（王弟海，2012；王文静、吕康银、王迪，2012）。王弟海（2012）在一个扩展的Ramsey模型中，通过考虑食物消费和营养对健康人力资本的作用，探讨了健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健康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王文静、吕康银、王迪（2012）在M—R—W增长模型框架下，将人力资本的内涵扩展至教育和健康两个方面。用教育收益率修正了教育人力资本指标，而健康则主要从投入角度加以测度。
目前关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关系的研究基本都采用了模型对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但结论各不相同。大部分研究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投资能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如宋家乐、李秀敏（2011）运用Park（2006）的方法和中国1952—2009年的数据，对人力资本及其分布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追赶效应的前提下，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平衡均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发展全民教育是合理的，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能改善收入分配。詹新宇（2012）在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市场化因素，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为正，但其经济增长效应受到市场化环境的影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的产出效应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市场化分类因素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展程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人力资本产出效应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则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显著正效应。而且，市场化的人力资本产出效应及其直接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张国强、温军、汤向俊（2011）在增长回归框架下，以中国各省份1978—2008年动态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国家和区域层面考察了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及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效应显著。
然而也有研究的结论是中性的。如钱晓烨、迟巍、黎波（2010）利用省际数据，引入空间回归方法，包括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首先估计了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再进一步引入二阶段回归模型，加入空间依赖性来估计人力资本通过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实证结果包括，从业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与省域技术创新活动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不明显。
还有研究讨论了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滞后作用以及结构和地区差异。如朱承亮、师萍等人（2011）对1998—2008年我国人力资本及其结构进行了度量分析，并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对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此期间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区域差异明显；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投资能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改善，但改善力度不大；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当期作用不明显，存在滞后效应；在人力资本构成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效率改善具有较大促进作用；受产业结构、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影响，人力资本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冯晓、朱彦元、杨茜（2012）用人口质量指标替代数量指标，选取全部就业人员中具有高中（含职业教育）至大学本科阶段学历者受教育水平的分布方差来测度人力资本，并构建相应的国民经济生产函数，解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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