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十八讲：现在读书学经济札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樊纲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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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十八讲：现在读书学经济札记试读：

自序

1972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特地邀请英国的琼·罗宾逊赴会演讲，以表示对这位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争论多年的经济学大师的敬意。罗宾逊夫人也的确不失大师风范，在会上又将美国的“后凯恩斯主流派”经济学家们驳斥一番，称他们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并指出了经济学又处于一个新的危机时期，她演讲的题目就叫作《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

将近十年之后，1981年，美国人丹尼尔·贝尔和欧文·克里斯托尔合编的一本论文集出版，名为《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3年），书中所收十二篇论文，用编者的话说：“虽然并不代表近年来已经出现的每一种或任何一种对正统理论表示异议的观点，但它们涉及辩论的主要线索”（第8页），既包括非主流派经济学家们对主流（或称“正统”）经济学各种假设、方法和理论的怀疑、批判，对各种非主流派经济学（如后凯恩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奥地利学派等）的阐发，也包括像阿罗（K.Arrow）和哈恩（F.H.Hahn）这样的主流派代表人物的辩白与自我反省；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对现状的分析，也有对未来经济学的展望。各篇论文的专业性都很强，高度浓缩，使人们得以在这二百多页的书中窥视到当今诸子百家、纷纭错综的经济学全貌，体会到“经济理论的一致意见已经被打破”（上书，第7页），经济学处于新的危机当中的客观形势。

经济学已经经历了几次“危机”？对这个问题历来观点不一。罗宾逊夫人称当前经济学面临“第二次危机”，意味着她认为过去只发生过一次危机。而彼得·德鲁克在《走向下一种经济学》中提出的是“四次危机”论（上书，第13—17页），现在是第五次。笔者的看法则是“两次危机”论（现在是第三次）。第一次是19世纪30~60年代由亚当·斯密创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危机，其结果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和边际效用学派（后发展为新古典主义）两个相互对立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19世纪的经济学“双重革命”——“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边际革命”。第二次危机即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经济大萧条阴影下发生的新古典主义危机，其结果同样是“革命”的发生，即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形成了以说明和医治宏观经济波动为内容的凯思斯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说，在以往经济学理论的两次危机中，发生了三次革命，形成了至今仍作为经济学主要支柱的三个不同的理论体系。

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确认发生了“几次”危机和革命，而在于认识这些危机和革命的性质及其在理论发展中的意义。

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经济学的第一个“范式”，明显地具有全面但笼统的特征。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整体，这是人们凭观察就能直接获得的感性认识。斯密和其他古典学派理论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建立了第一个力图从各方面全面地说明经济现象的理论体系。但正是因为这种理论更多的是建立在直觉上的，当它试图探究现象背后的更本质的关系，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人的认识能力限制，从而往往将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发生概念的混淆和逻辑的矛盾。19世纪上半叶关于古典理论的种种争论，正是针对这些体系本身的内在矛盾而展开的。理论体系的这些内在矛盾，表明了这种理论的局限性。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古典理论之后的历次“革命”，无论当时采取的具体形式如何，都是对经济学第一个范式的“分裂式”的否定——经济学家逐步从那种全面的、但是直觉而笼统的理论结构中分裂出去，分别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这一整体的某一方面，进行更深入、详尽的分析研究，并力图用它们在这种“片面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新的结论，来说明整个经济现象，由此使形成了各种相互对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将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需要当做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或“物质前提”，着重从人与人的经济利益矛盾关系这个方面，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了考察，力图揭示它的社会本质和历史特征；新古典主义理论则将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制度前提”或关于制度的“背景条件”，着重从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力图说明资源配置的社会方式以及经济活动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规律；凯恩斯主义理论，则强调了社会经济活动作为人的一种根据主观预期作出决策并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活动的特点，把经济活动的客观内容（既包括物质内容，也包括社会内容），作为理论分析的前提，着重从“事前”预期与“事后”效果、主观判断与客观运动的关系方面，对经济进行考察，力图揭示经济过程不确定性的原因。这些理论，就这样以它们的独特方式，各自从某一方面挖掘开去，深化了人类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各自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可见，理论史上两次“危机”中的三次“革命”，其实正是对古典主义的“大一统”的理论体系的三次“分裂”，而由此形成的三种理论的对立，在本质上体现的则正是对具有多面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考察时“研究角度”的差别与对立。

理论在危机中分裂，又在分裂中深化，各种理论都为经济学增添了新的科学成果。但也正是因为不同的理论，着重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考察经济活动，解释经济现象，它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各自的片面性、局限性，往往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不能全面地说明各种经济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只注重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没能提供完整的使用价值理论，忽视人的物质需要在各种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中的作用；新古典主义理论则只注意分析物质供求关系而忽视经济利益矛盾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直接作用，也不能说明经济关系的历史演进；凯恩斯主义则只把经济波动归结为一般的主观因素，而忽视不确定性的客观基础和历史特征。

理论的片面性决定着它的局限性。而片面理论的局限性会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第一种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上，由于现实经济问题的特殊性质，会使某些理论显得特别苍白无力，而另一些理论则显得较为“风光”。第二种表现方式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人们会发现哪一种既有的理论也不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十分满意的回答。而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西方经济出现停滞膨胀后发生的情况。可见，当前所谓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性质，正在于各种理论在新的经济现象面前都处于无力状态，都遇到了自身固有的限制。从理论本身的发展状况看，这似乎也是必然的：几种主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从形成至今，已有百多年、至少是五十年的发展历史。在当代专业经济理论家的笔下，它们都已经历了长期“精雕细磨”的过程，已很少再有新的理论命题提出。也就是说，在它们各自所侧重研究和深入开掘的理论方面，都已穷尽到了一定的极限。

总之，当前这次新的理论危机的性质，就在于各种理论的片面性、局限性同时暴露。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概括为“理论片面性的危机”。理论危机的性质往往预示着危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当前这场危机的结果，很可能是某种形式的理论“互补”和理论“综合”。这一推断并非黑格尔“正—反—合”题的简单应用，而同样是以经济学本身的现实状况为依据的。第一，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我们现在看不出还有哪一方面的问题尚未被作过深入的探讨。就是说，至少在近期内看不到发生新的“分裂”的可能。第二，各种理论已经分别从各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材料，人们对各方面问题本身认识得越透彻，也就越会认识到各种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越会产生将各方面理论有机联系起来以更加全面精确地说明现象的要求。事实上，这种互补和综合的趋势也已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正如《经济理论的危机》一书的编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理论发生了危机……是由如下事实证明的：在我们的眼光中，没有争议的理论体系在日益缩小而不是日益增大。”但是，“假如我们看到一种知识结构正在分化解体，最终会带来的东西——如果我们钻研一下任何科学的历史——将是一种综合了更多内容的新的结构”。（同上书，第271页）

当然，我们不可能断言这种结果必然发生；但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对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说，综合的任务已经提出。

科学是没有国界，也是没有国别的。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同样也是这样。只有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具体环境以及科学原理的具体应用是有国别特色的，受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制约的，任何国家的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对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笔者不以为存在着东西方两种经济科学，也不相信在基础理论层次上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因此，当我们谈论经济理论的危机时，我们并不是在说“西方经济理论”的危机，而是在说我们自己所献身于的那个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对这一危机抱一种与己无关甚至耸耸肩膀讥讽嘲笑的态度，不过是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圈子”。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的“认同感”，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要求的高标准，不这样自我要求认同，我们就永远不会走到“前沿”去。西方当然有西方经济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我们或许并不必操心去越俎代庖，但任何具体条件下的具体问题同样都是基础理论某种缺陷的反映，值得引起每一个理论家的注意。

不过，强调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无国别性，既不否认西方有西方的具体情况，也不否认我们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我们所特有的问题。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科学危机”概念，我们无疑也在经历一种理论危机：旧的、传统的“范式”已经打破，而新的“范式”还未建立起来。这种理论危机的“国别特色”在于，它不是各种理论在不同方面充分发展后发生的“片面性危机”，而首先是一种“发育不良”的危机，其次是一种“无所适从”的危机。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却并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实证性地分析研究现实公有制经济中各种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及其导致的必然经济结果，而是在公有制、“同志式协作”等公式下一味地论证经济关系的万事和谐。在这一点上，它更像新古典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它虽然认为万事和谐的结果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却又不能像新古典理论那样认真深入地研究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的关系，需求偏好、资源合理配置等问题从来未在这种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传统理论中总是一再强调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自觉的、由事前计划管理的经济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却又从不像凯恩斯主义理论那样重视研究预期判断与现实经济运动过程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恰恰集中了各种理论体系的缺点，而不是优点。

改革开放之后，在现实的严峻挑战面前，人们开始逐步走出旧理论的狭隘眼界。但是，由于原有的知识结构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经济理论不可避免地陷于一种“无所适从”的混乱之中。一方面，新引进的各种理论的概论、方法、术语加上自己新造的名词，被放在一起使用，由于对它们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并无确切的了解而时常发生混淆、错乱和自相矛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各种理论的前提、背景、应用条件和精神实质缺乏透彻的理解，经常把它们“用错了地方”或“批错了地方”，被抛弃的东西，往往恰恰是一种理论的优点，而被肯定的，又往往是它们的缺点或恰好不适合于我们的具体条件。处于这种状态下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已经比传统的理论能更好地说明现实问题了，但总的说来仍未摆脱“理论无力”，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困境。而与此同时，一方面由于理论上遇到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对策研究任务的紧迫，近年来轻视理论分析的实用经验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削弱了，而是有所加强。

总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就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状况而论，就如同它的具体研究对象即中国经济一样，正处于一种以落后为根源的危机之中。这是我们的特殊的理论危机，而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应该具备双重的“危机意识”：一方面意识到经济科学在发展前沿上遇到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又充分认识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落后性。前一种危机意识能使我们及时地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各种理论，从而在利用各种现有理论成果时更加自觉，少走弯路。后一种危机意识则能鞭策我们少一些“无知的狂妄”，老老实实学习人类经济科学的一切先进成果，弥补起落后的差距。这绝不是一个“急功近利”能奏效的事，需要下真功夫，也需要从思维方式、判断标准等方面做一番深刻的自我反省，但又不能不存在一种“急迫感”：如若不能在一两代人之内走到经济科学的前沿，恐怕我们经济学家也要面临一个开除“球籍”的问题了。第二讲　经典经济学与今天的中国

朱绍文教授在85岁高龄时，出版了《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概括总结了几十年研究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历史的部分成果，对我们所有经济学者来说，这是一份极为可贵、值得认真一读的传世之作。

在此书的封面上，印有朱先生最为推崇的三位经典经济学大师的头像（相片本身也是朱先生亲自挑选出的），他们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德国的弗·李斯特和卡尔·马克思。为了与经济学中通常所说的“古典经济学”相区别（那个词特指斯密、李嘉图、穆勒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朱先生用了“经典经济学”的概念，来特指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又有别于现代经济学的种种理论学说，其中包括了李斯特、马克思等人的学说。所谓“经典”，自然意味着“不可不读”，同时也有“永恒价值”的意思——一切经典的理论，都因其包含着真理（在当时是新的理念）而具有永恒的价值，也因其反映了产生那种理论的时代所特有的烙印而永远给后人以历史和思维的启迪。在朱先生所着重分析的经典理论的现实意义中，以下两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第一，经典理论的反封建性；第二，经济学研究的“本国立场”。

朱先生特别批评了把“现代化”（严格地说应是“近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的错误概念，指出现代化指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社会关系的改变，是使过去在封建桎梏中受压抑的、受制约的、存在于民众当中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在这方面，斯密可以说是早期反封建的经济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的宗旨就是提倡“自由贸易”，要求打破中世纪封建势力对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所设的各种障碍和限制，打破各种“控制”和“审批”，解放生产力，使人们能够通过自愿和自由的分工与交易，提高效率、增进社会的福利。在斯密的著作中，“自由贸易”一词还不像现在往往特指的是国际之间的交易，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交易的自由”，指市场经济的发展，指市场活动所体现的新的经济社会关系。

朱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各种场合指出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进行的是许多“反封建”的工作，其意义就在于此，就在于要打破计划经济的种种“遗产”，打破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遗产”，使市场经济的原则和精神，最终在中国建立起来。二十年改革开放，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比起这个任务所要求的内容与范围，也就是比起那种种的“遗产”，我们已经打破了的还太少，还有大量的封建遗产在那里顽固不化，有的甚至还在不断地死灰复燃，它们不仅存在于我们的一些体制、规章、政策当中，很多情况下是深藏于我们许多真的热衷于改革、真的希望发展市场经济、真的想反封建的同志的头脑当中，不时地冒出来“干扰我们自己”。由此可见反封建的任务之艰巨、之复杂、之长期，可见朱先生其书的“现实意义”，恐怕还会持续很久，学习经典经济学的现实意义，还会持续很久。打开斯密的著作，每每你都会想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说，“那正是在说阁下的事情”。我们现在写的许多文字、做的许多努力、进行的许多工作，许多自己当做很“新的”观点，其实都是当年人们已经写过的、做过的、争论过的、“玩剩下的”。这或许也是经典经济学的魅力所在：即使在一些关系到历史发展进程的问题上，它的理论仍然可以有长久的适用性。

朱先生一生极为推崇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不是简单地照搬和学习当时先进的国家——英国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政策，而是从当时德国作为一个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出发，“建立了从本国立场出发的‘国民经济学’，特别强调本国创造财富的生产力……的重要性”（《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第111页）。为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为德国追赶上英国等发达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著作成为影响当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和日本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著作。

朱先生所推崇的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本国立场”，对于我们所有的研究人员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所谓“本国立场”，不是要另起炉灶，置人类几百年以来已经发展起来的知识和科学体系于不顾，井底之蛙，搞什么“中国经济学”，而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学，充分利用哪怕是昨天别人已经发展起来的知识与成果；只不过，作为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者，必须针对中国的特殊问题、特殊发展阶段，由此出发，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真正使经济科学为我所用，而不是人云亦云，跟着“别人的问题”走，不能对本国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相反却可能起负面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当前所研究的问题和提出的政策，多数都是针对他们作为先进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一些前沿课题，而我们作为各方面还都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是“转型经济”），则有我们的特殊问题，如果不认真地分析这种差别，就可能提出错误的政策主张。比如当前非常热门的“新经济、旧经济”问题。“新经济”的概念，本来是根据某些发达国家的新经济现象提出的，与我们的现状相差甚远。即使是用“新经济”“旧经济”的概念特指一些新兴部门和传统产业，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旧经济”的一些部门，对我们来说还是刚刚开始发展的新兴产业，如汽车、住房、家电等等；而对一些发达国家来说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一些“夕阳产业”，对我们来说则可能正是当前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到中国来大谈特谈“新经济”，是因为那正是他们的“兴奋点”，他们正在为其在全球“开拓新疆场”。而如果我们盲目地跟着起哄，也要把中国的“经济结构”现在就提升到发达国家那样水平，忘记了现在我们“能卖得出去”的东西主要是什么，能“赚钱”的东西主要是什么，也就是“竞争力”所在是什么，忘记了我们还有9亿农民等着就业，等着进城，我们的经济就一定会在国际竞争中被挤垮，自己内部的矛盾也会激化。不能现实主义地冷静客观地分析本国的现实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经常会犯的一个毛病。而这正是缺乏“本国立场”的一个表现。

其次，一个经济学家，从“本国立场”出发，不仅能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也恰恰因此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比如，如果中国经济学家能为解决一个至今人均GDP只有800美元（而世界最高的瑞士是近4万美元）、处处落后（资本、技术、人才、管理、体制等）的国家能够一步一步改革开放，持续增长，最终实现现代化、追赶上发达国家这样一个难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他们也就能对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即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的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经济学的一般性原理都是在对各种特殊问题的分析中逐步形成的。落后国家如何发展这个特殊问题，同样能为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增加新的内容。这也是李斯特为什么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德国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在整个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际级经济学家的原因。《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以其清晰的思维方法，博大的理论基础和翔实的资料考证，为我们晚辈经济学者树立了严肃治学的楷模。你只要翻开书本，就能对老一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和大师风范肃然起敬。但我想它对我们大家最重要的警示和启迪还在于它的“反封建精神”和它的“本国立场”。2000年8月9日第三讲　经济秩序与经济学原理——读《弗赖堡经济学派研究》

左大培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整理成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2]《弗赖堡经济学派研究》。作者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在与各种经济理论上下左右的比较分析当中，全面地评价了弗赖堡学派，使我们能在二十来万字的篇幅中对这个学派的理论内容和思想风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德国弗赖堡学派，也称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它的一套“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一套由艾哈德政府大力推行、产生了所谓西德战后经济繁荣的经济政策，我们或许已经多多少少有了些了解。而我们往往还并不很了解的，则是这个学派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德国是个出思想大师的国度。在经济学领域内，它早年是鼓吹归纳方法、强调历史经验研究的历史学派的故乡，后来又深受边际主义创始人之一、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的演绎分析和数理方法的影响，在历史学派和边际主义学派之间发生过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论争、还产生了充满辩证逻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此而论，任何更晚近的在德国形成的经济学学派，也都是“命中注定”要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作出点儿特殊贡献的。弗赖堡学派也“命数难逃”。作为这一学派精神领袖的瓦尔特·欧肯，早年是个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后来又专心研究新古典主义的边际理论，深得各派理论、各种方法之真谛，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家们走过的思想道路作了一番前人未曾作过的总结、概括，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体系”。这是一笔堪谓丰腴的遗产，任何致力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些启发，使自己在创作活动中更加“自觉”。首先忘掉第二个任务

弗赖堡学派是与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承认，在当代经济学的各流派中，真正用自己的经济学说指导政府并取得了经济政策上的成功的，只有弗赖堡学派这一家，比整天叫嚷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更为风光。因此，它绝无“脱离实际”之嫌。但正是这派理论家们，特别地强调了“纯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瓦尔特·欧肯认为，社会科学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研究实际的、历史上既定的世界”，把对事实的实证性的科学探讨与价值判断区别开来，不带偏见地研究现实。二是提出政策主张以实际地解决经济问题，“塑造社会”或“塑造各方面的秩序”。这其实正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这两方面的任务中，第二个任务无疑构成经济学的目的，真正的经济学家总是以“经邦济世”为己任的。欧肯特别地批判了当时德国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存在的那种“根本不想影响决策”、不想完成第二个任务的经院主义气息。但与此同时，他却指出，要想完成第二个任务，就要首先“忘掉它”，先致力于完成第一个任务，“摆脱经济政策上的愿望”，首先科学地对既有的现实世界进行理论分析。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由于任何科学并可行的政策都只能来自对现实世界各种相互联系的正确、全面、规律性的认识；应该从理论分析中得出“政策方向”，而不是相反，“政策导向”地进行理论研究。欧肯还指出，任何政策都必然包含着一定的利益倾向和价值判断，而科学家的工作应该首先处于经济利益之外，客观地说明各种经济利益的由来及其相互关系。

我们不知道欧肯们是怎么做到“忘掉第二个任务”的。经济学家也生活在总是不尽如人意的社会当中，柴米油盐，功名利禄，要忘掉已属不易；“塑造社会”，叱咤风云，这样为国为民、“堂而皇之”的任务也要“首先忘掉”，自然就更难。但这些弗赖堡大学的教授们的确写出了一些“首先忘掉”的著作。看来书斋的魅力，只有坐进书斋里面的人才能说得清楚了。提炼经济理论

这是欧肯提出的完成“第一个任务”即研究现实世界的基本方法论。所谓“提炼”，也就是从具体的经验现实中，抽象出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理论。这也就是所谓理性主义方法，即通过抽象的思维而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欧肯批判了与理性主义方法相对立的经验主义，指出后者虽然观察具体、面面俱到、表面上接近现实，但实际上却由于不能准确地把握各种内在联系而脱离了现实。同时，“提炼”也不同于只靠经验进行归纳和例证的方法。因为就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现实中的联系往往具有偶然性，由多种因素造成，而要想揭示必然性的关系，就必须进行抽象的逻辑思维。

欧肯所说的提炼理论，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现实的各种经济制度中，提炼出“经济秩序的纯粹形式”，把历史上具体的多得不可胜数的“经济秩序”（经济体制）还原为几种简单而抽象的“要素形式”，形成理论上用来反映现实的“理想类型”（不是所谓“目标模式”，而是舍象了许多具体因素但仍反映现实秩序本质联系的“纯粹形态”）。欧肯根据他所认为最重要的体制特征即计划体制和信息结构，把历史上一切经济秩序归结为两种最基本的“类型”——“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每一种基本类型又包含若干属于“亚类型”性质的纯粹形式。他认为任一地点任一时刻存在的具体的现实经济体制，都是由这些基本形态和纯粹形式当中的某几个以某种方式组合而成的。比如，欧肯举例说，1940年德国某工厂的职员A的家庭就同时在两个不同的经济秩序中进行经济活动：该家庭在花园里种植一部分自食蔬菜，是“简单的集中领导经济”；而他出去劳动，他的妻子外出采购，则属于“交换经济”中的环节。另一方面的“提炼”，是在已经确定的经济类型和给定的其他“外定条件”基础上，推导出有关经济运行和经济变量决定的经济学“理论原理”。“外定条件”（data）一词，指的是人们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所面对的不由自己控制的给定条件（左大培书中译为“资料”，笔者以前曾译为“背景条件”）。欧肯所认定的对一个经济系统的外定条件有六项：1.整体的需要（其实应为人们的效用偏好体系）；2.存货（主要指资本存量）；3.劳动；4.自然（各种物质生产条件）；5.技术；6.法律和社会组织，包括传统、意识形态等。欧肯认为，经济理论原理，就是反映一定经济秩序类型下各种外定条件之间必然联系的一系列合乎“充足理由律”的“假言判断陈述”（A真，若A存在，则B存在）。这样“提炼”出的理论，是具有必然性的思维真理，只要前提条件存在，就是一般适用的。它们不一定具有现实性，因为其前提条件可能不存在；只有前提条件存在了，它们才能够被应用于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因此，经济理论原理的特征就是：它作为思维结论的真理性，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但它的适用性则要受时间和空间的现实条件的限制。

欧肯的这些观点，本身都是大可商榷的。比如他关于划分经济类型的标准，只是一家之言。早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克劳腾就提出了用所有制作“横坐标”，决策机制（计划体制）为“纵坐标”的划分方法。在笔者看来，这种“提炼”方法就比欧肯的方法较能反映实际经济体制的本质差别。而他的关于经济理论原理的看法，则显然过于“静态”了。他根据“外定条件”的变化还会取决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事实，把关于这些外定条件本身变化之间的联系的分析和关于经济运行过程如何反过来引起外定条件变化的分析，统统排除在经济学范畴之外，并因此而否定“动态经济理论”的存在价值，其实只是反映了他所欣赏的新古典主义静态理论体系的局限性。

但是，欧肯这种提炼经济理论方法的一大优越性，就在于他清醒地看到了，经常被人当成认为普遍适用的一些经济学理论，其实只是在某些特殊的经济制度条件下才是适用的，看到了作为理论结论的“制度前提”的重要性。的确有一些可以在各种经济制度下都适用的经济学原理，那就是关于物质需要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投入—产出关系等物质变换关系的理论。但是，任何物质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进行的，人们的经济选择、经济变量的决定，都不可避免地打着“社会关系的烙印”。因而脱离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那些一般性的物质变换关系并不能说明任何实际的经济问题。欧肯的明智之处，就在于他一上来就先“提炼”社会经济类型，然后再在不同的经济类型中提炼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原理。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滥用”经济理论，避免了把从不同经济制度条件下得出的理论原理和理论结论当成一般适用的东西到处套用的“理论笑话”。欧肯自己提炼出的东西是否正确，他是否准确地看到了制度不同所导致的所有行为差异，我们可以另当别论，但他的这种思维方法，无疑是正确的。

这种思维方法对于我们中国经济学家似乎特别地具有启发意义。在西方二百多年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提炼”出的经济学范式下进行“常态”科学研究的理论家们，或许根本无须顾及制度前提差异的问题。而我们，面对刚刚存在了几十年的公有制经济，要在这一特定条件下提炼出新的“范式”，首要的任务或许正在于要搞清楚制度特征、制度差异及其逻辑结果究竟是什么。着重强调的抽象

这是欧肯对“提炼”经济理论时所使用的思维方法所贴的“标签”。这种方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的前提是观察具体的实际经济；第二，它首先强调研究个别事实；复杂的经济现象是由无数个别现象构成的，不精确地说明个别事实，便不能说明整个复杂的联系；第三，它着重强调个别现象的各个个别方面，把每个具体的经济事实分解为构成它的各个要素，逐一分别加以研究，以便最终从各个方面说明完整的现象。这种抽象分析的结果，便是各种纯粹的经济类型和各种经济理论原理。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运用思维的抽象力，经济科学就更是如此。这种抽象思维的结果，便是一个个简单的、为说明某一事物某一方面联系的“理论模型”，特别是在理论展开始初级阶段上，就更是如此。只有通过一个个抽象简单的理论模型，逐一说明了各方面的联系之后，才能最终达到综合的阶段，完整地说明复杂的经济现象。由此推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评判理论成熟性的标志：简单的理论不一定成熟，但成熟的理论必然能把复杂的问题归结为若干简单的理论模型来加以说明。经济理论从成熟到不成熟的过程，也正是概括再概括、抽象再抽象，使理论“空气”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具有“抽象美”的过程。这种抽象所导致的结果，自然是使理论往往看上去与现实大不相同，远离实际过程，并因此可能使某些理论家真的钻进“象牙塔”出不来，但这并不妨碍正确的抽象所具有的真实反映本质联系的理论力量。那些经验主义的、甲乙丙丁、ABCD罗列现象的“理论”，正如欧肯所说，看上去总也不脱离实际，但并不能真正说明实际。具体地应用理论

正因为理论原理是抽象的，只是反映着个别经济现实的某一方面的联系，因此在运用它们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的时候，就应格外小心：第一，要注意理论所赖以成立的那个或那些特定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第二，要搞清楚一个具体事物究竟由多少个别经济事实、多少个别方面构成，因而需要运用哪些理论来进行说明。这就是欧肯所说的要“具体地应用理论”。在前提条件不存在的地方应用由该条件推导出的理论，是把理论用错了地方。而反过来，在前提条件不存在时理论不适用，不能说明问题的情况下，断言该理论是错的，就叫作“无的放矢”“瞎批一通”，也说明下断言者还根本不懂理论是怎么回事。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应用理论说明具体现象，要比构造理论本身更难。确定一个前提条件，推导过程中逻辑上不出错误，得出的理论就总是具有欧肯所说的“观念上的真理性”。但要应用理论说明具体问题，就要作一系列复杂的研究，确定现实中究竟存在哪些具体条件，有哪些理论能够应用。这还仅仅是如何说明具体现象，而如果要预测未来或者制定政策、“塑造社会”，显然就更复杂，因为这时还要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条件和原有条件发生的变化，作出事前的预期，从而又增添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个因素没有估计到，就会发生政策失误，甚至适得其反。

欧肯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中的许多内容，前人也都有所论述。但是，将这些内容联系起来作一番系统、详尽的阐述，在经济学家中是不多见的。并且，他不是就方法论谈方法论，而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为基础，更有现身说法、经验之谈的优点，给人以思维上的启迪。我想大概也正是由于注意到了这种特色，左大培博士才用了过半的篇幅，把评价欧肯的方法论体系，作为他全书的重点的吧。1989年8月6日第四讲　道理的一般与一般的道理

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在20世纪50~60年代对现代经济学所作的贡献，现在大多已写进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了（虽然一般只出现在专业性较强的教科书中），但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读者来说，许多东西恐怕还相当陌生。潘振民翻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论文集《产业[3]组织和政府管制》一书应该说是弥补了这方面的一大块空白。书中所收斯蒂格勒11篇论文，可分为三部分内容：（一）产业组织理论；（二）信息经济学；（三）管制经济学。在这三部分中，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些内容，如规模经济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竞争与垄断的关系等，或许国内已有的出版物作过一些介绍，而后两部分即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内容，迄今尚未见到中文版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有所包含，也未见到有专著加以系统介绍。所谓填补空白，我想首先是在这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理论经斯蒂格勒首创，二十多年来有了许多发展，因此仅这本书很难说空白就已全部填补上了。但理论创始人的著作的经典意义就在于它已包含了最重要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在许多方面，读这些原著比读教科书中条理清晰但形式化很强的叙述，要更有味道：我们可以知道更多的思想内容，而这些思想内容往往是被后来写教科书的人当做“已知常识”省略掉了（若干年后它们的确已经变成了一些人的常识）；我们可以了解理论产生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和特殊背景，以及它当时面对的各种批评意见。理论的价值和它之所以能成为一项知识遗产保存下来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些现实背景和理论争论中显示出来的。这些文献还可以表明，新理论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是“货真价实”和有生命力的“理论创新”，它们能使我们头脑更清醒些，更少些“无知的狂妄”。道理的一般与一般道理

如果说产业组织理论是对经济学原有内容的一种“深化”的话，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可以说是对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一种“扩充”——它是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一般道理”，即建立在损益比较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和经济均衡理论，伸延开去对信息和政府管制这两种特殊的“经济物品”的供求关系及均衡“产量”的决定，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信息”不是无代价的，它是通过费时耗力的“搜寻”活动“生产”出来的。而人们之所以去花费成本收集整理信息，是因为它是能够带来收益的，要么是可以因发现更低的价格而买到便宜货，要么就是可以通过获取信息找到更省力的方法生产出某种产品。当看到人们还在努力搜寻信息的时候，那一定是因为这种努力的（预期）边际收益还大于其边际成本，而人们到达一定程度后停止搜寻，从理论上说一定是因为在这一点上的预期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再搜寻下去所付的成本要大于一单位新增信息所能带来的好处了。由此而论，要求信息达到“完全”，是不经济的，有效率的信息完全程度，只是与信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相适应、与“信息市场”上供求均衡相适应的那种完全程度。因此，所谓“完全竞争”（其界定条件之一就是“信息是完全的”）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我们达到的不是完全竞争，而是社会最佳竞争程度”（见该书第10页上的引文）。政府管制也是如此。由政府出面对一个产业的价格、生产数量、厂商规模、厂商数量等进行管制这件事本身，在斯蒂格勒笔下也是一种并非免费的“物品”（或财货，总之，是goods），并且正是因为它是“财货”，能为某些人提供某种利益或满足，才被费时伤神地生产出来。对于原来处于竞争市场中的厂商来说，管制能给它们带来垄断利润，对于原来处于垄断市场中的消费者或一般买方来说，管制（如价格管制）能提供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于是人们才“想起”要进行某种管制（当然是“管别人”而不是管自己）。但厂商或消费者自己都不能实行管制，而要借助于“社会强权”即国家机器，于是便发生了政治游说、资助政党、帮助竞选以至提供贿赂等管制的“生产成本”（从社会角度看，由税收支付的、实施管制过程本身所需的费用，也是一项成本）。这样，实行不实行管制、管制到什么程度，哪些市场会发生管制，哪些市场不易发生管制，何时会发生管制，管制条件下的价格和产量会定在怎样的特定水平等，便都取决于一定条件下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关系。

道理一经说破，不仅会显得直截了当，也会显得如此“一般”（“无非是……”）。其实，正是一般的道理才是一般道理。而如此直截了当又如此一般的道理竟然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之后才被应用于信息问题和政府管制问题，形成正式的理论（经济信息问题可以说是从盘古开天就存在了，而现代政府管制，从30年代算起也存在几十年了），倒不禁令人思忖：是否还有什么直截了当的道理有待我们去说破？特别是在我们所面对的特殊经济问题中，还有哪些道理未被“一般道理”说破？管制也是“内生变量”

政府管制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或经济制度。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它像所有制以及政府经济政策一样，被视为经济体系或反映这一现实体系的理论模型中的一个“外定条件”，当做“外生变量”来处理（其他的外生变量还有资源存量、技术知识以及国际环境等），在给定“管制”（比如“价格上限”或“税率”）的前提下，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各种“内生变量”（产量、供求等）的决定过程。所谓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一个差别就在于，前者是经济学本身要予以说明并且能够予以说明的；而后者，虽然经济学家也要研究它的变动对经济体系和各种内生变量的影响，但对它本身变动的原因和所处的状态进行说明，却不被视为经济学的任务。斯蒂格勒的首创性就在于他把管制本身也当做一种内生变量来进行经济分析——人们不仅在一定的条件下选择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物质产品，也选择他们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制度，包括选择“管制”。那些面临竞争威胁的厂商之所以选择并谋求对“进入”同一产业的厂商数目进行管制（“经营许可证制度”），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因减少竞争对手而获得垄断超额利润。某些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有害于周围和全社会的生活质量和健康寿命，于是从经济内部产生出对这些产业进行管制的要求，减少污染而使人们因寿命延长、生活环境改善所增加的效用满足，便构成要求进行管制的内在动机。因此，管制不是固有的，也不是什么人从外部强加给经济的，而是由经济内部符合逻辑地产生的，是人们出于利弊得失的考虑而争取来的。所以斯蒂格勒也称他的管制理论为“争得的”管制理论：“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第210页），“管制服从产业的需要”（第261页，请注意斯蒂格勒的这几句话特指的是管制有利于厂商的情况，但这当中的一般原理也适用于其他情况）。

前面曾指出管制理论是对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一种扩充，而这里我们就进一步看到了这种扩充的性质：它是把经济学原来当做外生变量的政府管制“内生化”，“拉进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将其作为内生变量来加以分析处理。管制理论也好，信息经济学也好，以及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把私有制市场和企业等经济制度当做内生变量来加以考察）和“创新理论”（把“技术进步”当成内生变量来考察）等，都表现出人们力图把以往的外生条件转化为内生变量加以研究的努力；而经济学的视野，也正是在这种“内生化”的努力中逐步“开放”，逐步拓宽的。从这个角度说，了解掌握管制经济学一类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一理论的内容本身，而且还在于掌握它用一般原理将各种特殊经济问题一般化的方法。不掌握这种方法，我们只能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学习别人的理论，而不能创造性地解释我们自己面临的特殊问题。谁在管制和对谁的管制

政府管制，也称“公共管制”（Public regulation）。损益比较、理性选择、势力均衡这些经济学的一般道理，在应用于对政府管制这一现象的分析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特殊的观念上的障碍就是：由于管制总是政府的管制，而政府在人们（包括经济学家们）的心目中总是或者说“总应该是”公共利益或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因而管制的形成过程，也就自然地被认为是政府出于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考虑而实行的一种政策；而经济学的任务，便似乎仅在于分析出市场自发运行的结果会有哪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按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衡量有哪些效率损失，从而论证政府“应该”在哪里出面实行管制，以达到效率改进的目的，或者，指出在政府管制中存在哪些“偶然犯下的错误”（第211页），应该如何改正，等等，如此而已。斯蒂格勒克服障碍迈出的重要一步，就在于他看到了在政府采取的管制措施的背后存在的一系列实际经济过程，看到了管制以及出面实施管制的政府与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联系，看到了管制这一现象背后的利益矛盾和目标冲突。政府应该代表社会全体的利益。但“应该”做什么是一回事，实际上做什么是另一回事。西方国家现实中的政府是由政党和政治家们构成的，他们在竞选中获胜因而取得公职。对任何政党或“政客”们来说，竞选胜利不是免费的，就像对社会来说民主不是免费的一样。而正是这种免不了的“费”，构成了政府行为的经济背景。“金元选票”能够买到物品，也能够“买到”政府管制，虽然在表面上，政府宣布的管制目标总是为了社会或公众的利益。斯蒂格勒之所以注意用管制的实际效果来“识别管制的目的”，正是为了说明管制背后真正的利益动机，搞清楚究竟谁是一项管制的受益者而谁是受害者。用行为主体的实际目标或动机来解释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应该说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方法。“所宣布的目标和实际效果的不符，或许源自选错了政策，而犯错误是人类行为的固有特点。但人类并非依赖犯错误为生。如果一项经济政策为许多地区采用，或为一个社会长期推行，那就完全有理由假定，真实效果是预知的并正是希望得到的。用犯错误或缺乏分辨能力来解释一项政策，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第237页）。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那种不用利益目标而一味用“错误”来解释经济现象——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经济现象——的经济理论，其实还很难称其为经济理论。

政府在具体问题上可能代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但政府本身毕竟仍然是一个公共机构。这里所谓“公共”的涵义，就在于你可以设法利用，我也可以设法利用。一个集团比如说某一厂商集团利用政府对产业实行管制，导致垄断价格形成，购买该产业产品的消费者为什么不能也采取“联合行动”，为取消该种管制而斗争呢？原因恰恰也在于：反管制也是要花费成本的，也要有人来组织、串联、游说、竞选以至贿赂等。原则上说，只有当通过这种反管制活动最终得到的好处（这里即价格下降所能带来的好处），大于反管制所需花费的成本（时间、精力和金钱），人们才会进行实际的反管制活动（它才是“值得的”）。一方面是“压迫越深，反抗越重”，另一方面是谁“省工”谁得利，总之是不仅要看到受管制的损失，也要看到反管制的成本。而这也就说明管制的范围和程度也会有一种“均衡水平”，是一种谁也不想也不能再做改变的状态。思考这个问题也和思考其他经济问题或一般社会问题时一样，要把“对方”的行为也当做任何一方行为的一个约束条件：我们不能只想“如果有（或没有）管制”情况会怎样、好或不好，而是要想到只要对方有利可图他就一定会去争取（或反对）管制，你的行动必须以此为前提条件，而不能把对方不为自己利益而采取行动为前提。并且，当你在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的时候，你不能把别人同样最大化他自己利益的行为当成他的一种“错误”（对你来说那是个“错误”，对他来说，则是正确）。两个人下棋，怎么能说对方要吃你的老将是一种错误呢？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点，就在于要想对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状态进行“对错”或“好坏”的判断，就要先认真思考一下：你所用的那个价值判断标准究竟是“谁的”？经济学家的“书生气”

斯蒂格勒当初曾批驳的一个观点就是那种假设政府以及政府管制必然代表“真正的公共利益”的理论。在他所倡导的管制经济学形成之后，这种观念也并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在经济学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一方面，许多理论家从政府管制符合公共利益这一假设出发进行论证，而论证的结果便往往是发现现实中的某种管制如何存在“错误”；另一方面，即使承认现实的情况并不那么美好，许多经济学家也仍然想方设法从公共利益或全民社会福利出发，论证政府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对管制措施进行改进，不再代表个别集团的特殊利益。这种总是指望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的经济理论不能正确反映现实过程的性质，结果是表现为经济学家本身被排斥于管制的现实过程之外：“有趣的是，在任何一个联邦管制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除外），没有哪位委员是经济学家，连安置一个做做样子的都没有，因为经济学家更忠于他们的大学，不那么忠于受管制的产业。”（第261页）译者潘振民，对此现象也很重视，特意在上面引的这句话中加了一个“译者注”（这里顺便提到，这本译著充分体现了研究者作译者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意即经济学家更可能按经济理论办事，这将不利于受管制产业”（第262页）。如果让我来加注的话，或许还要再加上一些修饰词：“……经济学家更可能按那种认为政府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标准进行管制的经济理论办事。”这种现象的有趣之处恐怕正在于：在经济现实中，代表全民利益的往往并不是政府，而只是经济学家自己和他们的那套理论。

这绝不是说对公共整体利益或社会福利标准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应该努力促使政府更好地为公共服务。事实上，经济学家的“无用”与“可爱”同出于“书生气”。“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自然不会知道实际上如何生烟点火以成美餐，但若完全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天下恐怕又会过于“乌烟瘴气”了。没有“全民利益”这么个“参照系”，在理论上往往很难清楚地说明一项政府管制措施究竟主要代表了哪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而没有经济学家在“管制委员会”之外的“大声疾呼”（毕竟，一个理论家作为理论家的呼声多少总会比一个普通公民的呼声更容易被人听到和听进），现实自发达到的“均衡点”恐怕离全民利益最大化更远。从长期的全民利益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分析问题，并以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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