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灯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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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试读：

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远离乡村的路径。长久以来，在知识包裹、理论堆积的学院生活中，我以为个人的日常和身后的亲人失去关联，是一种正常。事实上，在一种挂空的学院经验中，如果我愿意沉湎于概念的推演和学术的幻觉，我的生活确实难以和身后的群体产生太多交集。无可否认，当我不得不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无能为力的同时，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

2002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选择工作，而是南下广州继续攻读博士，“南方”作为一个实在的场域，突兀地进入我的视野。对我而言，人生的宏图再一次展开，理论的诱惑让我沉迷。在学院的高深和宁静中，我一次次感激命运让我逃脱了90年代后期国企工人下岗的厄运，庆幸个人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等待我的前景是，只要拿到学位、顺利毕业，我的人生就会自然而然驶入早已预设好的轨迹，从此远离底层，远离辛酸与泪水。在个人奋斗的路线图中，每个环节严丝合缝，与闪闪发光的时代交相辉映。确实，十几年前的博士头衔，还有足够的含金量让一个底层青年摆脱卑微。

我从来没有想到，堂弟黄职培的一次偶然造访，给我提供了契机。这个契机不但悄然改变了我多年的平静状态，而且让我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群体。

堂弟黄职培十四岁不到，就来广州打工。2002年中秋傍晚，他敲开我的门，看我在家，怎么也掩饰不住四年未见的喜悦。我因为一直外出求学，而他过年也很少回家，姐弟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他兴奋地告诉我，自己如何巧妙躲过门卫的盘查、顺利进入无比神秘的中山大学。我这才知道，自己自由出入的校园，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少年时代就来广州打工的堂弟，尽管有着一张年轻的脸孔，终究难掩农民阶层的气质。我留意到他手中的物品，一盒是“广州酒家”的精装月饼，一箱是“蒙牛牛奶”，这些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东西，对当时的学生而言还十分珍贵，也很少享用，我没想到十九岁不到的堂弟，竟然给我送来礼物。我责怪他花钱，他只说了一句：“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我问他手头是否还有钱，仿佛为了让我放心，他很开心地告诉我身上还有50元。我事后才知道，堂弟当时因为年龄太小、手艺不精，只能靠打零工混口饭吃。他甚至没有接受一起去食堂吃饭的邀请，就匆匆赶回了工地。在此之前，我尽管多次从父母那儿得知，故乡的很多亲人都蜗居在广州一个叫塘厦的城中村，离我就读的学校并不太远，但我从来没有动过去看望他们的念头，甚至因为有些亲人赌博、吸毒，总和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混在一起，我潜意识里希望和他们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堂弟的到来，让我感动并深思，多年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逐渐清晰——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感情，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我隐隐感到竭力营构的优越感正轰然垮掉，自我审视悄然出现。

——这是我内心深处最大的隐秘。这个偶然的场景和事件，堂弟压根不会放在心上，但它却总是自动校准我人生的方向。在此以前，我一次次逃离人生的险境，在周密的计划和有效的努力中，越来越接近“成功人士”的轨迹；在貌似精英化的个人路线图中，逃离故乡是摆脱厄运的起点，远离亲人是塑造精英感觉的开端。我在暗中使劲，众多亲人不体面的容颜，在城市的傲慢和学院的高深中，被我涂抹成模模糊糊、忽略不计的背景；我并非有意远离他们，但不同的人生境遇，确实让亲人之间普通的交集变得遥不可及。

我得承认，堂弟的事，有很多让我迷惑不解。堂弟五个月大的时候失去母亲，幼年并没有得到父亲的细心照料，奶奶过世后，只得和哥哥相依为命。初中都没有读完，为了获取进城打工的机会，他谎报年龄，把实际年龄改大了四岁。我不知道，在戾气横生、情感粗糙的坚硬现实里，一个出身卑微的孩子，在广州多年的辛酸辗转中，如何保存了悲悯和爱的能力？不知道在塘厦混乱、肮脏的环境中，一个底层的打工孩子，在被打、被骗、被拖欠工资、被抓进收容所挨饿三天之后，为何对生活没有太多抱怨，依然懂得去关心亲人？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被日渐生硬、冰冷的知识稀释。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进而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图景中，悄然放弃了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从此以后，我意识到，单纯从“经济层面”来观照打工的亲人，并搭配一份来自身份差异的道德优越感，或者敷衍地施以廉价的同情，是多么浅薄而又世故。对亲人精神世界和时代关系的勾连，成为我多年的心愿。

堂弟稚嫩的身影，彻底接通了我和亲人之间爱的通道，这条通道曾经畅通，只不过因为各自境遇的改变，被彼此的生疏、隔膜阻断。在知识的包裹中，我还发现，因为眼光的转向，心灵也重新获得了活力。2002年到2005年，我在中山大学读博士期间，多次接受他们的邀请，去白云区塘厦村和亲人共度传统节日。尽管去过多次，但塘厦村的每一条路、每一栋房子在我眼中都没有差别，我始终无法记住其相似的面目，每次去看他们，还是得由堂弟职培带路。跟着前来接我的堂弟，我一次次在城中村的街道间穿梭，真真切切地见识了什么叫“一线天”，什么叫“握手楼”，什么叫“蜗居”，什么叫暗无天日。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在我眼前展开，故乡的美好记忆与他们在南方的生活场景，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在时空的错落中，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村落命运被推到我眼前，一旦将目光投向他们，并直面其生存，社会转型的隐秘就昭然凸显：在时代的裂变中，他们和我一样，共同承受着个体和整体共生的命运。没有谁可以漠视大时代呼啸而去的滚滚烟尘，没有谁的命运可以割舍与大时代的深刻关联。在关于乡村的叙述中，他们不是作为一个个偶然的个体存在，而是始终作为一个庞大而隐匿的群体在默默承受。乡村的面相如此复杂，我亲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在近三十年刺眼的乡村书写中，如何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不仅仅是熟人社会传统家庭结构自然人际交往的延伸，更是知识界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在时代狂奔的脚步声中，资质、运气、机缘在成功学的价值包装下，被叙述为决定个体命运的关键要素，并从根本上瓦解了乡土中国缓慢、恒定的气质，但只要稍稍冷静下来，对此做一种整体的观察，会发现以上这些偶然的要素，根本无法推导出一个群体的必然命运。

我决心书写这个群体。当他们进入我的视线，并调动了我强烈的表达欲望时，另一种警惕立即出现——我意识到，在进入他们的生存肌理、深入其内心世界时，要尽量采用浸入式的交流，避免介入式的冒犯。我特别害怕自己不由自主的优越感会凌驾于他们的讲述之上，更害怕他们不经意中讲出的人生经历，会在我的笔下，被文字轻佻地包装为他者的故事。因为对我的信任和爱，亲人们在讲起各自的南下经历时，哪怕谈起最悲惨的事情，都带着笑意，也不懂得煽情。我提醒自己，必须意识到他们讲述背后的情绪过滤与我文字背后情绪膨胀之间的客观差异。

本书的成形尽管来自一次偶然的机会，但如果要进一步溯源，就必须回到十几年前，我不再将乡村视为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将其作为“问题的场域”。2007年，经由婚姻的关系，我作为一个亲历者，在陌生经验的冲撞下，目睹了外省一个普通农家，怎样在社会转型、城乡碰撞中经受种种挣扎，这种因为深刻嵌入家庭所感知到的血肉相连的真切痛楚，让我进一步确信个体命运和时代之间的深度关联，意识到农村作为社会问题的终端载体，在承受社会剧烈变迁的洗礼时，正在遭受难以摆脱的厄运。这种近距离的观照，让我逐渐明白，场域的差异不是构成困境的原因，共同的身份才是他们领受相同命运的秘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不过是我多年观察的一次偶然出场。由这个视点出发，本书中，我将目光投向了与我生命产生关联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并将其作为整体的书写对象，以此透视乡村更为丰富、复杂的状貌。尽管在地图上，这些普通的村庄，从来无法作为一个醒目的地名而出现，也无人可以指出它们的具体位置，但它们却经由亲人的泪水、呼吸和气息，流转到我的笔端，面目逐渐丰富、清晰。

我书写的立足点来自对三个村庄亲人命运的透视。

丰三村，我作为一个外省女子嫁入的中原村庄。它位居湖北，离我的故地几百公里，若不是姻缘，这个村庄和我的生命产生不了任何交集；直到今天，这里依然生活着我大部分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下一代。我得承认，对我来说，它依然有太多的陌生和空白，我既无法感知它整体的历史来路，也无法预测它明天的确定去向。

凤形村，我出生的湖南村庄。尽管自小寄居外婆家，我并未在此地居留多久，但爷爷奶奶墓碑上铭刻的孙辈名字，毫无疑问明确了我人生的来路。任何时候，家族发生了什么大事，告知在异地的我，从来都是一种理所当然。我知道任何一个家庭生、老、病、死的具体消息，知道村庄新修的每一条道路，知道远房叔叔儿子结婚的具体时间。今天，我父亲一脉的大批亲人，依然生活于此，有些并未摆脱生存的困境，但更多长大的孩子，已经踏上了和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征程。

隘口村，我外婆外公生活的村庄。这个弥散了我所有心灵、文化认同的村庄，是我一生精神的滋养地——闭上眼睛，我可以说出村里每一条岔道，可以感知村庄的每一棵果树。尽管和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身份依附关系，但从情感而言，它却深入我骨髓，最能勾起我对乡村的深刻记忆。今天，尽管从经济层面考量，村庄没有陷入触目惊心的贫困状况，但败坏的社会风气还是将它推向了未知的困境。

仅仅是与我有关的三个村庄，就显露出了完全不同的状貌，这提醒我留意，在对乡村的叙述中，任何单一的呈现都无法囊括村庄的丰富，都只能代表乡村的一种面相。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叙述以上三个村庄亲人的生存境遇，观照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整体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勾勒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这注定本书的文体，既有别于纯粹的文学写作，也不同于专门的学术著作。同时，我的专业背景与我以及所叙对象之间的情感牵连，都使我对情感的过滤难以做到彻底，但这并不妨碍本书的初衷，仍是问题推动下的真相呈现。

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调查比起来，也许书中的诸多表述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显得杂糅和不纯粹。但对本书的写作而言，因为对亲人命运的呈现是建立在共同的经验基础上，资料的获取也都在拉家常的状态下进行，没有刻意采用面对“他者”时所用的田野方式，这样，弥漫其中的主观色彩，因为渗透了来自情感的理解，附加了一份切肤的体恤，在知识过于密集的语境中，唤醒情感在叙述中的自然出场，自有其必要和价值。和很多侵入式的研究相比较，这种知根知底的表述，因为姿态的平等和耐心的陪伴，更能将谈话对象还原到各自的语境，从而更好地凸显其生存肌理和内心隐秘。

我始终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命运纠葛，在中国语境下对任何一个家庭的透视、对任何一个群体的透视，都能获得隐喻时代的效果，实现对真相的指证。作为一个亲历者和介入者，我目睹亲人命运的变迁，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他们生存选择背后的动因，知道每一个家庭隐匿的具体状貌和复杂牵连；虽然我无法保证由此进入人类学式的专业考察，但这些真实、复杂的经验，却让我找到了一个切口，对二三十年来转型期的乡村进行思考、透视。

毫无疑问，此书直面的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多种面相的差异客观存在，我所叙述的三个村庄，只不过是广阔大地的一个缩影。尽管本书无法穷尽一切村庄的细致肌理，但它依然能从整体上凸显农村状貌和其他要素的关联。说到底，农村问题从来不只和农村有关，它的背后关联着更广阔的世界。当全球一体化的序幕拉开，信息化伴随现代性强势渗透，农村的生存，从细处看，是一幕幕揪心的悲喜剧，但从大处看，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互相竞争、交融的必然结局。对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当下农村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整个社会承受不起农村衰败的代价，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被堵塞后的代价。

关于农村的出路，我在本书中并没有提供面容简洁的答案，这固然缘于乡村境况的复杂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早已呈现出疑难杂症的症候，即任何单一的方子都无法做到药到病除。更缘于乡村作为所有问题的终端场域，与各种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从空间层面看，农村与城市紧密连接，无法分割；从时间层面看，过去、现在和未来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从发展层面看，农村经济维度与文化、政治、精神维度产生了真实较量。在现代化进程中，尽管有些村庄因为地缘、政策和其他优势，获得了好的机遇，但更多的村庄，伴随经济凋敝、价值失范及人心荒芜，早已成为广袤国土上的触目伤疤，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我对当下更多停留于“经济维度”来观照、理解农村的路向深怀警惕，对种种流于表面、表演性的举措并不看好。今天，农村的诉求不应简单地停留于经济层面，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也应得到重视。如何帮助农村建构一种自然而有意义的价值认同，激活农村与传统文化的情感牵连，激发其自身的发展动力，避免陷入单一消费主义的陷阱，已成为当下农村政策、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现实语境，也成为知识生产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七十年前，费孝通在写作《内地的农村》时，曾坦言：“我在这本书里所说的，我相信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我是个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一定要从实地研究开始的人。十多年来，我一直为这主张而工作，而且常希望我们这种实地研究的工作能有一天挽回现在风行的空谈和官僚性闭门造数字的空气。我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跨越时空，费老“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的叮咛，今天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我而言，从熟悉的农村场域，进入社会转型期诸多难题的考察，是我目前找到的有效介入方式。尽管在现有的知识谱系和学科架构中，个体经验依然面临有效性质疑的风险，但我相信，在一个事实上的大时代中，没有谁可以和时代的裂变逃脱干系。说到底，“乡村镜像”隐喻了中国和时代的整体图景。只不过，在直面城乡关系时，越来越多的知识人认同城市视角，并由此带上优越和强势的眼神，难以从内心承认城市与乡村一体的事实。

本书的写作，是我远离乡村后，作为短暂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乡下人的回望、致意。2016年5月26日第一章嫁入丰三村

丰三村行政上隶属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丰山镇。孝昌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地处大别山南麓、江汉平原以北。丰山镇位于孝昌县东部，“丰山”地名，据《孝感县志》，源于境内双峰山南麓的风山。全镇共有23个行政村，160个村民小组，丰三村是其中一个行政村，位于丰山镇中部偏南。[1]一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2007年，作为一个外省女子，我嫁入这个离故地400公里的村庄。尽管因为工作关系，我并未在此长期居留，但十多年来，通过对亲人命运的观察，我还是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的肌理、气息。2016年春节前后，因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的机缘，我得以将目光投向丈夫家更多的亲人，并以此还原一个普通农家的细小家史。在时代的变迁中，这个隐喻了中国农村境遇的普通家庭，同时也是这个村庄的镜像。

悲伤是一个家庭不能碰触的秘密，将家人的痛苦、悲伤公之于众，对我而言，面临着艰难的情感抉择。我得承认，这是我最纠结、最难受的一次写作。天聋地哑的悲剧，若不能用文字呈现，最后只会被生活的泡沫冲刷得无声无息。我知道，这不是个案，而是一个沉默群体的共同境遇。书写亲人的悲伤，就是书写更多和亲人一样的人的悲伤。

由此开始，我正式进入对家庭肌理的剖析。

[1] 本文最初以会议论文的形式出现，后经《十月》杂志发表，再经“当代文化研究网”公众号推出，从而引发了2016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以下简称《乡村图景》。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状态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农民的前景等等问题有密切关联。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到他家过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曾私下问当时还是男友的丈夫：“哥哥虽然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贫苦家庭的男子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我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虽然不太清楚，但我认识她十年来，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我们竟然很自然地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大约七十五岁，身体还不错，小侄子十五岁，小侄女十二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替他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大家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早在90年代末，他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那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予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的她，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待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们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年纪大了，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于是，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不适合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如果待在家里，他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收入，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尽管在丈夫的资助下，家里在1998年已经建起了房子，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怎么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往好的方向走。每次得知寒暑假我们要带儿子回去，哥哥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妹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团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了问题。由于有单位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工程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这不但导致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哥哥、嫂子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拿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四姐一家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的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经济一直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可以接济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况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血汗钱，我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问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她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不可避免地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撑。想到90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被拖欠工程款，不得不隐匿在一个角落里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她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时，认识了本厂一个正式工，两人结婚，发展得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一平时，他们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来广州玩，也时常向我们宣扬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

尽管从信仰的角度，我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让人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的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赶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妹妹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头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做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她就迫于舆论压力，草草休学。

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里采地菜时快乐地疯跑，脑后的红色蝴蝶结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让她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受到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怎么也想不明白女儿出家一事，只要家里有人来，她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地荡来荡去，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我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后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异，后来大家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女孩的妈妈生下她之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回来后就神志不清、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孩子，而且还有暴力倾向，不但打人、还总是将身穿的衣服撕破。这种情况长期没有好转，无奈之下，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揭开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多深的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阵得知，她妈妈已经在疯病中去世，才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的资本。他们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却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起来，这些措施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财富和希望并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些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1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八十六年的艰难人生。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我们两人之间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的感情认同更像对自己的外婆）。我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了。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

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农村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在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媒体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被当作不能轻易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确实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这个标签背后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转的生存劣势是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存在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上的屈辱感，就会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的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的前景。

首先，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地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外出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一年的节余，可能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和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成本太高，就是没有过硬的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得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了，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本乡男孩，比她还小一岁。尽管已身为人母，但侄女根本就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她依旧继续以前的生活方式，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她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暑假回家，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小女儿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提醒她应该给孩子准备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女儿几个月大时，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地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的女性那种普遍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

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小孩，儿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的情绪，更不要提一个理智、成熟的母亲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婆媳两个人朝夕相处，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打工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子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维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给年幼孩子带来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学习如何去爱，当他们长大到为人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般地得到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普通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分野的鸿沟越拉越深。

另一方面，多年在外打工的经历，已在侄子、侄女辈的价值观念中，根深蒂固地植入了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尽管侄子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他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侄子的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金饰三大件（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上新人的家庭背景，都是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排场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纽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自杀率极高，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1]杀水平”。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2]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

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他们不时提到，村里老人得了病，大都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大多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不孝的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丧失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让老人活活饿死。

以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并对此做了入木三分的描述。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我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的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地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太多的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与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高大上的生活，和同一片土地上农村的悲惨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表面上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早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只有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一条蜿蜒流过的小河，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私挖的池塘里面，他们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建了一些与村庄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匮乏，并没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农田的灌溉。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种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困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

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宽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疾病，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是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地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病人危重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叹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如何回馈家庭，对跳过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多年以来，农村的家庭模式大都仍停留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层面。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个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又能干，所以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也因此不得不承担无止境地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应对亲人的求助。妈妈对自己大半辈子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细舅那腼腆却又坚决的求助；更有爸爸同父异母的姐姐，我的大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大姑临终前，知道爸爸去看她，还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好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他们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或占取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艰难处境，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别的出路，唯有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

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还有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状况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我的父母并无二致。[3]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为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我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

我的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己也是房奴、孩奴，但他从来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他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因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的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会有谁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

反观自身，作为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的知识精英一代面临的深刻困境：对70后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他们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稻草；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家庭的命运？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上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而言，很可能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出更为膨胀的欲望。

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再做出改变。我在村子里，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并且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位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调出去，甚至把二十七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调到了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把他安排到政府部门。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的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自身命运的结构性困境。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成员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让人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不是胡乱混到毕业，就是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市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即使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在起点就处于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如果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很难得到发声的机会时，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也不容易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也可能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1] 贺雪峰、郭俊霞：《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4期，总第116期。

[2] 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3] 摩罗：《我是农民的儿子》，《天涯》2004年第6期。丰三村远景村庄里的路2006年春节全家福二 我的婆婆和继父《乡村图景》一文完成后，我发现隐藏于文本暗处的细节经由情绪的冲撞总是跳出来，以前被刻意屏蔽掉的感性片段，尽管因为命定的偶然性，在一种历史性的叙述中承受了被忽视的命运，但细想，当对一个家庭的叙述，在不经意的传播中被人们聚焦后，隐匿的部分同样获得了表述的合法性。当时代裹胁无数个体，一同驶向不确定的未来时，卑微的个体也在种种不确定性中，获得了超越性的表达意义。

家事即国事，个体即全部，细节承载真相。还原语境，一方面是为了冰释读者从逻辑层面对原文的质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凸显平凡个体，在卑微生存中的艰难挣扎。我无法从意义层面来界定亲人生存的价值，但大多数中国农民都如我的亲人一样，在生儿育女、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的细枝末节中推进人生，他们模糊的面孔，构成了大地上坚实而又脆弱的庞大群体。下面的文字，可以看作对《乡村图景》打的补丁，我依然保持对自身介入者身份的警惕，由于儿媳身份注定我无法参与全部的家庭历史，我只能用所感所知的片段，来构筑一个普通农家的运转逻辑和历史合理性。

丈夫的家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丰山镇丰三村，典型的中国中部地区丘陵地带的村庄。整体看来，村庄人多地少、房屋稠密，风景也极为平常。丈夫的家经过三次搬迁、重建，最后在村子的一角安定下来。1998年，在姐姐和丈夫的支援下，哥哥花了几万块钱，将摇摇欲坠的泥砖老屋拆掉了一半，建了现在两层的楼房，同时加固了两间老屋，以备急用。房子的东边是村里一大片菜地和荒地，其他三面则被不同的邻居紧紧包围，居住空间逼仄、粗陋，无法承载任何关于乡村的浪漫想象。后来哥哥告诉我，和他们童年的印象比较起来，现在村里已是面目全非。以前围绕村庄的是一条小河，小河的水极为清冽，孩子们经常在河里玩耍。村子里的房屋规划也极为规整，沿着村子中央的道路一字排开，道路两旁是非常大的老树。当时人多，一到吃饭的时候，隔壁邻居就会集中到一棵树下面吃饭，边吃边聊，感觉非常热闹。现在，那一排房子已经消失，大树也被砍掉，村中央则被一个人工的池塘替代，丈夫家的祖屋只留下一个门楼，杂草环绕中依稀可见。

在哥哥的讲述中，从前的村庄明显带着集体时代的气息，无法摆脱的贫穷，依然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今天的村庄，从外表看，也还算光鲜，遗憾的是，因为人多地少，房子稠密，加之缺乏统一规划，建筑的布局显得杂乱无章。但不管怎样，村庄孕育和滋养了丈夫一家。在丈夫读书离开村庄以前，这个普通的村庄是其生命的根系，也是婆婆一生的居留之地。

我作为一个外省女子，名义上嫁到这一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影子的村庄，但因为常年在外地工作，并未有长时间生活于此的经历，事实上，我也说不上和村庄建立起深切的情感联系。但对婆婆、继父（公公）而言，这个普通的地方却是他们生命的重要源泉。就像我每次回家，只要在村里待上十天以上，就会感觉无聊、无趣，恨不得早一天离开一样，婆婆每次去广州，还不到一个星期，也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吵着、嚷着要回到她熟悉的村庄。同样的一片土地，对我而言，只是联系亲人的一个场域，对婆婆而言，却是深入骨髓、沉淀到生命深处的神圣家园。婆婆最后的日子

2015年7月10日深夜，丈夫守在婆婆的身边，我因为暑假还没开始，留在广州，一方面要应付学校期末来临的诸多杂事，另一方面要照顾尚未放假的孩子。老人的每一天都如此难熬，她已经二十多天粒米未进，生命完全靠一点点水分维持。尽管知道婆婆这次可能难以熬过生命的极限，我还是希望老人家能够多熬些日子，只要再过几天，我就可以彻底处理好单位的事情，带着孩子回到家里，好好送老人最后一程。

丈夫和哥哥、大姐、四姐此刻就守在婆婆身边。晚上9点47分，丈夫发来短信，“妈昨天开始出现危险，不知道能不能挺过今晚”。我知道丈夫的性格，短信让我意识到了婆婆病情的严重。7月11日凌晨刚过，我发短信询问情况，问他是否休息，依旧是短短的几个字，“没有，在守。妈在弥留之际”。我心头沉下去，远隔千里都能感知到家里的气息。一边是熟睡的孩子，就在我的身边；一边是弥留之际的婆婆，兄妹几人正在远方守候。一种从未有过的慌乱，让我意识到一个老人在我生命中的位置。疲劳和不安同时侵袭我，但悲痛还没有弥散到我内心，我仍在期待奇迹的出现，我相信老人可以熬过这一关，愿意等待我们几天。

7月11日0点25分，丈夫发来短信“妈已脱离苦海，天地岑寂。活着的好自珍重！”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一阵钝痛袭来。不安得到印证后，排山倒海的悲伤还是将我击倒。丈夫说得没错，离去对婆婆而言，确实是脱离苦海，这不是一个儿子的理智，而是一个儿子对自己母亲苦难一生的体悟和祝愿。“天地岑寂”的深夜，我可以感知丈夫内心的沉重和无法肆意表达的悲痛。尽管理智告诉我，与其让婆婆活在世间受苦，还不如早日归于尘土，但一想到回家以后，再也不可能看到那双温暖、期待的眼睛，意识到身边熟睡的孩子悄然之间已没有了奶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泪水。丈夫发来短信，仿佛知道我难以把控情绪，“这里的风俗是八小时不能哭，让老人安心地走”。

紧张地订票，将手头的一切事情抛开，用最快的交通工具缩短回程的距离。天一亮，我就带着孩子直奔高铁站。奔丧的急切和情绪的沉痛，让我第一次感觉回家的路程漫长、遥远。跌跌撞撞往家走，远远就看到一片人影在忙乱，还没到家门口，丈夫就送来了长长的孝带和早已备好的孝服。作为媳妇，我和哥哥、嫂子一样，戴的是重孝。因为在外地工作，平时我很少意识到自己和家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但婆婆的离世，让我猛然意识到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我作为媳妇身份的确定性——脖子上长长的孝带、身上洁白的孝服，脚上穿的白鞋子……第一次让我真切感受到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也让我发现多年来对丈夫家庭的接纳和理解，与我骨子里潜藏着对于媳妇身份的正视和接受密不可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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