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野口悠纪雄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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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经济史（从喧嚣到沉寂的70年，著作等身的日本知名经济学家，深挖增长与停滞之谜的集大成之作。）试读：
前言
对日本的社会和经济，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我过去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的那些问题，经过之后各种各样的事情，它们才逐渐具备了让人无法否认的清晰轮廓。
本书关于战后日本经济基本结构的观点，是我以前就有的。但是，在如何评价它的问题上，我之前还没有形成确定的看法。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1995年，面对“我们应该肯定日本迄今为止的经济结构，还是应该否定它”这个问题，我可能还无法做出不自相矛盾的回答。
但是现在，我则可以做出明确的回答。因为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所以我现在需要把它表述出来。
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理由。
我们194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亲身经历了日本经济的潮起潮落。我们从学校走向社会时，日本经济刚刚开始高速增长，其速度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在各自工作领域的最前线，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担负了发展经济的重任。同时，我们也目睹了日本产品横扫世界市场的情景。但是，当我们临近退休时，却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日本经济走向衰落，前途未卜。换句话说，我们这代人见证了战后日本经济涨落起伏的整个周期。因此只要把我们的经历汇集到一起，大概就能写成一部日本战后经济史。
不过本书并不打算像流水账一样记录过去发生的各种事情，也不打算写成我的私人回忆录。我希望在这本书里，展现一个连贯的过程，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加以定位，根据从中得出的认识，来正确面对“我们现在身处何方”的问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将开篇提到的观点作为本书的核心。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提炼出一个日本经济结构的模式，由此来评价日本战后70年的经济发展。
然后，我还将通过这个模式来抓住日本构筑未来的线索。不过我想预先提醒大家，我们由此展望到的并非五彩缤纷的未来。希望这本书能够剥开多年以来一直被灌输给人们，让人们充满期待的那些假象，为日本的未来敲响警钟。
本书在附录“战后七十年回顾年表”中专门设了“个人历史记录栏”，读者也可以记录下您自己的战后史。如果将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与表格前一栏中的世界和日本大事加以对照，您的回忆将会变得更加鲜明。
本书出版得到了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局长山崎豪敏先生、周刊东洋经济编辑委员长谷川隆先生以及该社出版局伊东桃子女士的大力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野口悠纪雄
序章
3月10日，侥幸活了下来
我的记忆始于1945年3月10日深夜。
空袭引发的大火映红了天空，空中的美军B-29轰炸机编队正朝着我们飞过来。强大的敌人杀过来了！我们对此却束手无策。那种极度恐惧的感觉，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奶奶、妈妈、姐姐和我戴着防空头巾，用婴儿车推着年幼的妹妹，一家五口跌跌撞撞地路过了地藏菩萨，冲向附近小学的地下防空洞。我现在还记着那时连滚带爬的狼狈景象。然后，我们幸运而偶然地活了下来。
和我们一同躲在防空洞里的人大部分都窒息而死。人太多，空间太小，长时间缺乏氧气，从最里面的位置开始，很多人依次因窒息死亡。我们一家只是偶然待在入口附近，还能呼吸到从门缝进来的稀薄空气，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早晨，被警防团的人们拖出防空洞时，全家人都已经失去了意识。醒来之后，我们看到烧焦的尸体在操场上堆成了小山。那一刻，东京的天空晴得没有一丝云彩。
这就是“东京大空袭”。那一夜的经历如此强烈地震撼了刚过4岁的我，甚至抹去了之前所有的记忆。
从空袭开始的深夜到大火被扑灭的短短8个小时里，约有10万人失去了生命。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如此之多的人们在同一地区死亡，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属罕见（关东大地震的遇难者在两天之内达到10万。广岛原子弹爆炸导致到1945年12月为止累计约14万人遇难）。
造成死亡人数如此巨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日军根本无法抵御美军的轰炸。日军没有战斗机在空中应战，高射炮部队仅仅打出大约500发炮弹便被轰炸得溃不成军。所以334架（也有人说279架）B-29轰炸机，在1500～3000米的低空，大摇大摆地飞进东京上空。东京市民就这样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赤裸裸地被暴露在美军面前。
百姓当时并不了解这一事实，而美军却是知道的。他们的轰炸机为了防止相互碰撞，都亮着尾灯。很多人误以为这些毫不掩饰地低空飞行的是友军飞机。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看见了B-29轰炸机，可是既然B-29是在1万米高空飞行，肉眼怎么可能看得到呢？一直以来，我都怀疑那是自己的幻觉。而现在我的记忆终于得到证实，因为肉眼的确可以看见在1 500米的高度飞行的飞机。
造成死亡人数众多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军周到、科学且高效的空袭计划。美军首先划定了东西5公里、南北6公里的长方形区域，在边界投下燃烧弹形成火墙。这样后边的飞队就可以根据这个标志准确地进行轰炸。而在地面上，百姓却被火墙堵住了逃路。我家的位置靠近这个长方形的西北角，如果朝着西北方向跑，或许可以逃脱。然而当时在地面上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跑到水边就可以活命，都朝隅田川跑去。对岸的人也出于同样的理由跑过来，人们在桥上挤成一团，动弹不得。这时美军抛下燃烧弹，造成了一场人间惨剧。我很长时间都不敢接近这座言问桥，直到现在，大桥两端的桥柱上还残留着黑黢黢的印迹，那是当时火中丧生的人们留下的无法磨灭的痕迹。
据说逃到防空洞时，母亲曾经绝望地说：“我们逃不到隅田川了，就死在这儿吧。”姐姐听了非常难过，不甘心就那么死掉。而从结果看来，母亲误打误撞地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指挥这次空袭的美军司令是柯蒂斯·李梅少将，他在几个月前刚刚将德国的历史名城德累斯顿夷为平地。而日本政府后来竟然为他颁发了勋章。
从此不再信任“国家”
防空洞里那么多因窒息而死去的人们，他们一定以为越靠里面越安全。我们一家之所以停留在入口附近，也不过是因为来得晚，已经挤不进去了。当时老百姓对于防空洞可能导致窒息的危险实在是一无所知。
后来我才知道，在德国，政府早就教育民众在防空洞避难时，要警惕窒息危险。进入防空洞后，应该在相当于地板、人的腰部和头部的这三个高度分别点燃灯火，如果最高处的灯火熄灭，就要立即开启换气装置。或者如果地板上的灯火熄灭，要立即站起来；如果位于腰部高度的灯火熄灭，要将孩子抱起来；如果位于头部高度的灯火熄灭，则即便外面的炮火再猛烈也要立即逃离防空洞。
可是在日本，政府不但没有告诉民众防空洞可能发生窒息的危险，还要求民众“遇到燃烧弹起火要立即扑灭”。美军在东京大空袭中使用的燃烧弹具有与在越南战争中用来烧毁森林的凝固汽油弹同等的威力。它的燃烧性能比汽油还要强，果冻状燃料的燃烧温度可以高至1 000度左右，根本不可能用水扑灭。这样高威力的燃烧弹，当天有20万颗以上（也有人说是32万颗）被美军从高空投下，平均每平方米就有3颗。也有许多百姓因为忙于扑灭大火而丧失了逃生的机会。
3月10日的这次经历，是我不再信任所谓“国家”的原点。因为当极端的危机降临在老百姓头上时，国家并没有救助我们，而且甚至连危机的到来都没有告诉我们。
对国家的疑问还不只这些。后来我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苏联攻入德国时，为了保护被波兰从本土隔离的东普鲁士地区居民免遭苏军凌虐，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派出全部海军舰队将当地居民尽数救出。而日本是怎样做的呢？半藤一利在其著作中曾有这样的记述：对于已经做好战败准备的国家来说，其军队最紧要的任
务就是保护进攻地区和被占领地区的平民百姓的安全。翻开
欧洲战争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是如何拼死做到这一点的。
而日本，无论国家还是军队对于这种战败国的国际常识都不
了解……对于在决战阶段迎击登陆美军之际，应该如何处置
前来避难的无辜百姓这个实际问题，据说日本陆军中央参谋
给出的回答竟是：“没办法，轧死他们继续前进。”
此外，战后以来我一直感到疑惑的是，在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以后，日本为何还要继续战争？即使是6月才停战，也将会改写无数日本人的悲惨命运。最近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原因就是战争的指挥者们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投降的决定才被一拖再拖。
6月以后仍然持续的战争，使多少日本人毫无意义地丢掉了宝贵生命！5月以后，为了胜利无望的战争而被迫卖命的士兵们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坚守在绝望的战场！
我幸运地没有在3月10日那天变成烧焦的尸体，也没有成为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即使能够幸存，如果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我一定也会像其他战争孤儿一样，不得不一直在上野的过街通道里徘徊度日）。后来我也没有被征兵，活着迎来了“战后70年”。这些偶然的幸运一次次重合，使我有幸在命运之门开开合合的瞬间，艰难地穿过那些缝隙。回首过去，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个奇迹。
1940年前后，改革派官僚改变了日本
就在我们险些死于防空洞那年的5年前，一群被称作“改革派官僚”的人正在试图改变日本。
为了确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建立起“国家总动员体制”，将全国所有资源都用来为战争服务。他们为此制定的经济制度，在战后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成为战后日本的基础。
关于这个经济制度，本书会在后文多次提及，这里姑且简单地介绍一下。
所谓改革派官僚，是指被派到伪满洲国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群官僚，其中心人物之一是岸信介。他于1939年从伪满洲国回到日本担任商工省次官，1941年又在东条内阁担任商工大臣，积极地拉拢亲信扫除异己。以岸信介为中心的“统制派”将商工省的大权紧握在手中。根据岸信介及其心腹、主导“统制派”的椎名悦三郎的姓氏，这群官僚也被称为“岸-椎名阵线”。
其理念是对产业实行国家统制。他们认为企业必须为公共利益做奉献，而不得追求私利。此外，也不允许不劳而获的特权阶级的存在。
事实上，岸的目标是建设日本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对此，阪急电铁公司的创办者、战前日本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时任商工大臣的小林一三曾毫不客气地批判商工省次官岸信介为“赤色分子”。
岸信介们所信奉的思想当时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德国是“德国社会主义劳动党（纳粹）”获得了政权。就连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政权的新政派也接二连三地抛出了政府主导型政策。
金融财政制度大改革
岸信介们在对产业实行国家统制的同时，对金融领域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战前的日本，企业主要依靠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的直接金融方式来筹集资金。靠向银行贷款来获得资金的间接金融所占比例较小。对此，改革派官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排除股东对企业的支配，确立“银行中心主义”，改由日本兴业银行等银行为企业提供资金。
1942年制定的《日本银行法》标志着这种统制式金融改革的完成。该法第二条“日本银行必须以达成国家目标为使命进行运营”，明确规定了战时经济体制的基本理念。
1940年，税收财政制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通过导入源泉征收制度强化了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日本是继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导入源泉征收制度的国家。同时，法人税也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税种，从而改变了日本过去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开始直接向制造业等现代经济部门征税。按照新的制度，税收不经过地方政府直接交给国家，再由国家拨款给地方的模式初步形成。
此外，农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也取得进一步进展。地主是造成战前日本农村极端贫困的主要原因。佃农租种地主土地，用收成来缴付地租，地租平均高达收成的一半。所以农村的生活状态一直停留在一百多年前江户时代的水准。
中央政府的很多官僚早已深感农村改革的必要。特别是农政官僚中有些人的改革意识更为强烈。他们于1942年制定了《粮食管理法》。该法规定，佃农将粮食缴纳到国家，国家付款给农民，农民再用其中的一部分向地主缴付地租。通过这项法令，地租由实物支付变为现金支付，农村的状况大为改观。
由于地租为政府规定的固定金额，不随物价变动，因此随着战后的通货膨胀，农民的实际负担大幅减少。1940年高达农民总收成50.5%的地租，到了1945年已经实质上减至18.3%，租地制度成了徒有其表的存在。此外，政府还制定了“双重米价制度”。也就是说，在收购粮食时对农民和地主采用双重标准。政府以高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但是对从地主手中收购的粮食却设定低价，这个制度也降低了地主的地位。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江户时代以来一直未见起色的日本农村在战时体制下发生了巨大改变。
上述这些改革，均以赢得战争胜利为最终目的。岸信介们对企业所实行的改革，是把企业作为国家的工具，使企业的生产活动以满足战争需要为重心。从直接金融向间接金融的改革，则是为了从产业资金供给方面支持和强化上述机制。而租税改革的目的，毫无疑问就是为了筹集军费。
推行农村改革的农政官僚们或许受到了社会主义式的扶贫思想的影响。不过，从军事角度来看，使农村脱离贫困也大有必要。因为农村是军队士兵供给的源泉，没有强大的农村就没有强大的军队。所以军部（特别是陆军）十分赞同农村改革。
战后的日本企业成形于战争时期
在战时体制下，日本的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战前，日本的电力事业由多家民间企业经营和管理。但是1939年，政府下令将各地的电力公司统一为国策公司，也就是日本发送电公司，继而又重组为9家电力输送公司。这就是战后9大电力公司的基础。
汽车产业也是同样情况。战前日本的汽车产业完全由美国的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三巨头所掌控。因此，“九一八事变”时日军的卡车也是福特公司制造的。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于1936年制定了《汽车制造事业法》。该法规定，提高汽车进口关税，对汽车制造产业实行许可制。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和日产汽车公司得到许可。获得许可的公司可以免交营业税，在融资上享受特别优惠，进口机械及零部件时免除进口税。这些措施迫使美国三巨头撤出日本。
战争时期，机电产业也得到显著发展。1939年芝浦制作所与东京电气公司合并为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即现在的东芝公司），与1920年从久原矿业公司独立出来的日立制作所一起，在军事经济的背景下得到发展和壮大。同样，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也因从事军需生产而发展起来（战后松下幸之助曾因此受到革职处分）。
钢铁产业从明治时期开始发展，1934年以官营八幡制铁所为母体，由多家钢铁公司合并成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也是半官半民性质的国策公司。
上述企业与战前的企业在性质上截然不同。战前，纺织是日本制造业的中流砥柱。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营业额最高的企业是钟渊纺织公司（Kanebo，即现在的佳丽宝公司）。这些以轻工业为核心的传统企业，不依靠银行来获得资金，因此极力反对政府的干预和统制。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针对日本大企业曾经指出，只有索尼和本田是完全诞生于战后的企业。他的见解完全正确，战后日本的大企业多数都是战争时期在政府的扶持下，依靠军需生产快速成长起来的。
在企业管理、工会、城市土地制度等方面，情形也大致相同。也就是说，战争时期形成的机制在战后被继续沿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战争时期形成的“统制会”也成为战后各行业协会的基础。“统制会”的上级机构，即“重要产业协会”战后则变成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
报纸领域也不例外。战前，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独立报纸。但是到了1938年，为了加强言论管制，内务省和情报局主导推行“一县一报主义”，对各报社进行合并，只有部分实力较强的地方报社被保留了下来。
此外，只有5种报纸获准在全国发行，即《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这3种综合报纸，以及专门报道经济内容的《日本经济新闻》和《产业经济新闻》（现改名为《产经新闻》）。这种发行量之大在全世界也属罕见的全国性报纸体制也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战争时期形成的这些经济体制与战前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本书将之称为“1940年体制”。这套以举国之力来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在战后也毫发无损地被继承下来，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
我们如今身处何方
本书目的并非罗列战后70年期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而是要弄清楚“我们如今身处何方”的问题。专门罗列各种事件的历史年表里，会包含一些在发生当时惊天动地，但对现在却没有太大影响的事件。这类事件对我要讲述的故事来说并不重要，不是本书的议论焦点。
那么哪些是“对现在的日本社会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呢？我们需要从几个视点来进行评价和判断。
本书将从以下两个视点来研究战后的日本经济。
第一是以“狗眼”看社会。所谓“狗眼”，就是从“地面的角度”，即我亲身经历的战后日本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也就是自传式的年代记。
第二是以“鸟眼”观天下。所谓“鸟眼”，就是以“俯瞰的角度”来把握战后日本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本书的“鸟眼”可以叫作“1940年体制史观”。它与人们普遍接受的，教科书所宣扬的历史观迥然相异，对“我们如今身处何方”的问题，提供了大不相同的解释。
一般认为，战后的民主主义改革为日本带来了经济复兴，战后诞生的新兴企业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1940年体制史观则认为，战争时期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带来了战后经济复兴，战时成长起来的企业实现了战后的高速增长。
在如何划分日本现代史的问题上，这两种史观也有不同见解。一般认为，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出现断裂。而1940年体制史观则认为，日本社会的断裂早在194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
以1940年体制史观这只“鸟眼”来俯瞰，不难发现，虽然1940年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它仍然企图苟延残喘，而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所在。
此外，根据1940年体制史观，还可以发现安倍晋三内阁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并非“摆脱战后体制”，而是对战争时期及战后体制的复归。其基本方向是，否定市场的作用，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而这正是1940年体制的特点。关于这一点，终章还会再做说明。第1章战时体制延续到战后1945年—1959年1 废墟中再次出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大空袭将东京烧成一片平地。在这片燃烧过后的废墟上，老百姓们自建棚屋，像杂草一样顽强地生存下来。
棚屋是指在自然灾害后搭建的临时住宅。我的母亲较早从疏散地回到东京，向区政府借款搭建棚屋，开了一个小小的百货店。
土地是租来的，在当时的东京，与自己拥有土地相比，租赁土地的形式更为普遍。我依然还记得，在签好了土地租赁合同之后，母亲与负责在土地所有者与租户之间斡旋的中介人员交谈时那高兴的样子。
战后马上借到土地和资金开始小买卖，我们一家也成了1940年体制的受惠者。正如后文介绍的，在土地方面，租地者的权利受到保护，地位要高于所有者的权利。一旦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土地所有者没有正当理由既不能赶走租户，也不能单方面提高租金。
再加上战后的通货膨胀，租金实质上不断降低。我们一家虽然贫穷，但也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得到许多好处。军国少年的水雷游戏
空袭的大火使东京成为废墟，可对于孩子来说，这里却是天堂。木造建筑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只有水泥修建的学校、电报局和当铺用石头建造的仓库侥幸留存下来。澡堂的四壁与屋顶被尽数烧毁，只剩下水池和贴着瓷砖的地板光秃秃地露在外边。我们有时把这里当作要塞，有时把它当作宫殿。在断壁残垣中，我们寻找、挖掘被大火烧得变形的玻璃碎片，当作宝贝。我们也会潜入禁止进出的校舍，趴在屋顶屏住呼吸，用砖头设下圈套捕捉小鸟。
水从破裂的水管里漏出来，积成一汪浅池。对于我们来说，这浅池就是一个湖，湖边盛开着紫茉莉花。直到今天，看到紫茉莉，仍然会勾起我对那个“湖”的回忆。那时，无论在东京的哪个地方都能清楚地看见富士山。
当时我们每天都要玩水雷游戏。我们将之称为“水雷横”，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个“横”字，大概是扮演水雷艇的孩子总是把棒球帽的帽檐横过来戴在头上的缘故吧。
孩子们分成两方，每方由一艘战舰、四五艘驱逐舰和十来艘水雷艇组成。战舰通常由孩子王来当。游戏规则是，驱逐舰被战舰摸到就要沉没，水雷艇被驱逐舰摸到要沉没，而战舰被水雷艇摸到就要沉没。战舰由驱逐舰护航出征，冲到敌军阵营就算胜利。
水雷艇如果跑得不快，马上就会被敌军的驱逐舰击沉，所以必须动作敏捷。我一向喜欢当水雷艇，因为水雷艇虽然最弱小，却只有它才能干掉战舰，我喜欢这种设定。回首过去，我发现自己之后也都是以当水雷艇为信念走过来的。
虽说当时的孩子们除了这个游戏以外，确实没有条件玩棒球之类的其他游戏，然而这个游戏却是军国主义思想的完全体现。换句话说，和平国家的理念并没有灌输到孩子们的心里。
常会听到有人说，那时孩子们最开心的是看连环画剧表演。虽然确实有人来表演连环画剧，但我却不认为它多么有趣。我更爱看连环画，比如山川惣治的《少年王者》、小松崎茂的《地球SOS》、永松健夫的《黄金蝙蝠》，特别是《少年俱乐部》杂志连载的横井福次郎作品《不可思议国的普恰》最令我兴奋激动地期待不已。
有一次，我听说有一本法国作家写的《海底两万里》特别有趣，正在书店里出售，就缠着母亲要买。母亲不许，我晚上还难过得哭着入睡，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却发现这本书就放在枕边。那时的喜悦心情至今难忘。
当时最渴望吃到的食品是桃罐头。买不起香蕉，听到有人踩到香蕉皮摔了一跤的老笑话，我竟然也羡慕得不得了。香瓜只有在生病时才有口福享受。在战后初期，碗里的麦粒总是要比米粒多，后来米粒的比例才渐渐增多。而冰棍是绝对不可以吃的，据说吃了会得痢疾。
年末大扫除总是全家动员，大家合力将榻榻米抬起来清扫。不要的大件垃圾就随便堆在马路上，因为那时车流量很少，也无人介意此类事情。
浅草寺观音堂的后面，有一座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佛像是坐在船上的形状。能够在空袭的大火中幸存下来，想必是座石像吧。传闻从铁丝网外朝大佛扔石子，如果石子落入船中便预示征战在外的家人将要归来。因为父亲远征他乡，生死不明，我也曾投掷石子，期望父亲的归来。在大空袭中被夷为平地的东京市内（1945年）©朝日新闻社、时事通信Photo
小学的建筑因为是水泥建成的，所以在大火中残留了下来。学校地下的防空洞就是我们曾经躲避空袭的地方。在大火中失去房子的人们以校为家安居下来。因此，我们只好借用别校的教室上课。
现代化建筑变成废墟，又被人们非法占据，这样的光景总让人怀疑文明是否正在崩溃。多年后，当我访问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时，看见许多民工睡在北京火车站里。这情景恍若战后初期的日本，不由使我回忆起当时的往事。
现在回头看小学入学时的照片，打赤脚的孩子多得惊人。因为营养不良，很多孩子都流着鼻涕。到了冬天，孩子们都被冻疮、手足皲裂所苦（不过我却不记得有谁在夏天热得中暑）。那时结核是不治之症，一旦染上，只能离开工作岗位和家人，被送往遥远的疗养院。小学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就是因为结核病离开了我们。
这一时期，我们最怕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因为战争再来的恐惧总是袭上心头。回望日本在那之前的历史，我认为一个人几乎不可能一直逃过征兵，平平安安地过完一生。所以我曾经认真地担心什么时候会被征兵。不过我到底幸运地逃过了被征兵的命运。每逢选举，母亲总是投社会党的票，倒不是赞同社会主义，而是因为母亲内心的愿望是，如果社会党执政，儿子就不会被征兵了。毫发无伤的经济官僚
当百姓们在大火过后的废墟里为生计而挣扎时，政府的官僚们也正忙于构建战后经济的基础。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负责管理军需企业，对飞机等工业生产物资进行采购和管制的军需省官僚们，急着赶在占领军进驻日本之前，将军需省的招牌换成“商工省”。因为占领军进驻后，当然要开始追究战犯责任。名字里带着“军需”二字的政府机构肯定无法继续存在。军需省原本就是商工省和企画院在1943年合并而来，所以官僚们又把名字改了回去。
指挥这场更名作战的人是椎名悦三郎事务次官。1945年8月26日，就在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日本厚木机场的4天之前，官僚们完成了相关工作。这变身速度真是快得惊人！
就这样，商工省近乎毫发无损地在占领时期得以继续存在。后来，商工省又改名为通产省，主要负责对民间企业发号施令。这场更名作战的胜因在于，占领军对于日本的官僚机构无甚了解，对于政府各部门在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更是一无所知。
当时，日本盛行各种各样的更名活动，比如将“战败”改为“终战”，将“占领军”改为“进驻军”，就连占领军的最高司令部，在美国文献中写成SCAP（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同盟国最高司令部），在日本却被称为GHQ（General Headquarters：总司令部）。
军需省忙于更名作战时，大藏省在为“阻止B元计划”苦战。所谓B元是指占领军发行的简易货币，通称军票。
战争时期，日本也曾在自己占领的地区发行军票，并因发行过剩而引发当地经济的混乱。如果同样的事情在日本发生，不仅日本政府的货币发行权将被占领军剥夺，日本经济也难免因此遭受打击。
当时，打算在日本使用的军票已经由美军印好并装船完毕，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这种情形下，大藏省拼尽全力阻止军票在日本发行和使用。最终，以用日元提供占领经费为条件，大藏省说服占领军放弃了军票的流通和使用。不过由于没有留下详细资料，此事的具体交涉过程依然是谜。
大藏省的努力大获成功。只有极少量军票被投入使用，占领军很快就放弃了在日本本土使用军票。军票运输船只的目的地改成了冲绳（冲绳曾长期处于美军的支配之下，即使1952年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美军也仍然继续控制着冲绳。B元军票一直作为法定货币在当地发行及使用，直到1958年被美元代替）。就这样，日本躲过了占领军的干涉，保住了货币发行权。
为了瓦解日本的军事作战能力，占领军对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了改革。毫无疑问，军部当然被撤销，内务省也被认为是核心政府部门而遭到解体，分为建设省、劳动省、地方自治厅、国家公安委员会等多个部门。仿照美国的警察体制，警察变成由地方公共团体管辖的地方编制。不过由于警察们的抵抗，负责管理和统筹地方警察的警察厅被作为中央政府部门保留下来。
在组织重组的同时，这些部门在战争期间处于领导职位的人，大多被开除了公职。
但是，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经济部门却被几乎毫发无伤地保留下来。当时日本全国有超过20万人以上被开除公职，可是大藏省仅有几人被开除。
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占领军对于日本官僚组织的实情知之甚少。他们不知道，战时实际操纵日本经济运行的正是大藏省和军需省等经济部门。
另一件事也充分证明了占领军对日本政府机构的无知。那就是占领军认为，毫无实权的文部省应当为强制推行战时教育承担责任，竟然讨论将其废除。
开除公职的目的是为了追究战争责任，可对于经济官僚来说，他们受到的处罚都没有使其伤筋动骨。支持战时体制的技术官僚们也被保留下来，战后他们仍然继续掌控和操纵着日本的经济。占领军民主化政策的真相
占领军还着手瓦解旧财阀企业。因为占领军认为“财阀是战争的罪魁祸首”，继1946年颁布开除战犯公职的命令之后，1947年大企业和军需企业的经营管理层也成为开除对象。
占领军对于日本的官僚机构和经济体系知之不多，他们倾向于按照战前美国的逻辑来推测日本的情况。在美国，创办美孚石油的洛克菲勒等财阀对国家政治拥有巨大影响力。他们以为日本也是如此，所以试图瓦解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财阀，消除他们的家族统治。美军把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称为“三菱”，三菱这个名称广为美军所知，这大概也是导致日本财阀成为目标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免去经营管理层的职务，占领军还对大企业进行了分割。根据1947年公布的《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日本制铁、三菱重工业、王子制纸等大企业都成为分割对象。在美国，垄断企业被看作妨碍公平竞争，插手政治的“巨恶”。所以占领军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的财阀也需要整治。
但是针对这些私人企业的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被分割的企业，大多在占领结束后又迅速地恢复了原样。
由于占领军对于战争时期形成的以银行为中心的日本金融体系不甚了解，金融机构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在美国，与战前的日本相同，企业融资主要以股票和公司债券等直接金融为中心。美国的银行基本上在各州范围内营业，没有与日本的都市银行一样，在全国设立分店展开业务的大银行。所以占领军并未理解“大银行在资金方面掌控企业”的日本式金融机制。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能说明占领军的无知。本章第2节将会介绍，日本因为复兴金融金库的过度放贷发生通货膨胀。担任占领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长的威廉姆·莫克特少将（William Frederick Murcutt）（他是一名职业军人，曾任高射炮队队长）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曾谴责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是“兴银”。于是有人纠正：“阁下所指责的难道不是复兴金融金库吗”，他就立即变得哑口无言了。
埃莉诺（Eleanor M. Hadley）是一名经济专家，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就职于美国国务部，参与了日本占领政策的制定。她在著作《财阀解体——占领军总司令部经济学家的回忆》一书中对当时占领军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描写。她提到，占领军中的大部分军人不懂日语，不能独立阅读日语资料，他们对日本的了解大都来自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但是《菊与刀》以分析日本文化为主，并未分析日本的经济。所以占领军对日本的真实情况其实一窍不通。
占领军要么通过翻译，要么只能与精通英语的日本人谈话。翻译不一定精通经济，而当时精通英语的日本人又几乎全是官僚。官僚们当然不会向占领军汇报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所以对日本官僚来说，控制占领军并非难事。官僚们通过操纵信息来诱导占领军，巧妙利用占领军的权力来实现自己制定的改革计划。“阎王不在，小鬼当家”的公务员改革
曾经作为占领军总司令部职员来到日本，返回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文化人类学家哈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也曾经提到占领军对于日本经济的无知。
为了对日本公务员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占领军于1947年6月请来了由胡佛·布赖恩（Hoover Blain）任团长的专家顾问团。专家顾问团抵日后，向当时的片山哲内阁提交了国家公务员法的草案（也叫胡佛草案），在确立职阶制度、设立人事院、规范公务员劳动权等方面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建议。
其后，胡佛因故暂返美国，日本的官僚们趁机将草案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比如人事院独立、禁止职员罢工等规定或修改或删除，并赶在胡佛回到日本之前，将经过修订的草案提交国会，1947年10月《国家公务员法》被正式通过。听说胡佛得知此事后曾大发雷霆，但也已经无济于事了。这就是所谓的“阎王不在，小鬼当家”的公务员改革。
关于公务员改革，胡佛在原草案中提出，设立人事院，集中管理公务员的录用及升职等人事工作。但是在日本政府中，这些人事工作却是由各部门单独进行的。各部门都不愿撒手放权，所以官僚们将这部分内容从草案中删除。结果，虽然设立了人事院，但官僚的录用和升职等人事工作仍然由各部门自行决定，人事院最终成为有名无实的存在。
对此，哈伯特·帕辛认为“占领军对日本官僚制度的无知”是根本原因。将公务员人事权交由人事院专门负责的公务员改革，其实正是当时美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方案。
在美国，公务员的重要职位实行政治任命制度，也就是公务员要职人选由当权政治家根据个人判断来决定。这本是为了实现任人唯贤而设立的制度，但实际上，政治家们为了确保选举获胜，作为水面下的交换条件，往往利用这一制度将重要职位赋予在资金或选票上为自己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
这项制度实际上变成“分赃制度”，成为美国公务员制度的重大问题。其结果是，只要政权交替，政府各部门的主要官员就会随之变化，人事被各种利益和权力关系所制约。为了确保任人唯贤，应保证人事不受各方干扰，必须设立中立的人事院来处理人事工作。占领军基于这种考量，提出了日本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草案。
不过在日本并不存在官僚的政治任命制。所以官员们也无心认真地对待改革，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对于哈伯特·帕辛的上述观点，我也深以为然。德国也保留了技术官僚
一般认为，同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在战后没有认真追究战犯责任，而德国却彻底清除了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
在德国，曾抵抗过纳粹政权的科隆市市长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成为战后联邦德国的第一任首相。而在日本，当选为战后第一任首相的却是在战前担任外交官的吉田茂。
一般观点认为，德国的战争责任得到了彻底追究，而且由于人们对德国的权力机构有着正确认识，所以根据被称为“摩根索计划”的占领政策，战时德国的中央政府已经被完全瓦解，纳粹的残余分子被从政府部门中彻底清除了出去。
这在某些方面确实是事实。但是关于战时德国的官僚机构是否被完全瓦解的问题，仍然还有考量的余地。
托尼·朱特（Tony Judt）在其著作《战后欧洲史》中指出，在联邦德国战后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纳粹时代的技术官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国的官僚机构得以保留，这并不是仅在日本发生的特殊事例。农地改革其实是战时改革
1947年到1950年的农地改革是占领政策的核心。一般观点认为1945年12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递交的《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是1947年日本农地改革的蓝本。
但是，这次农地改革其实也是留任下来的改革派官僚精心策划的。早在1945年，农地改革法案的草案就已构思完成，并提交内阁部长级会议讨论。但其内容与改革派官僚当初的提案相比有大幅倒退，改革力度被大幅缓和。因此，改革派官僚引导占领军发表声明，表示“第一次农地改革”进行得不够彻底，并于1946年推出“第二次农地改革法”，公布《农地调整法修订》和《自耕农创设特别措置法》，并于1947年开始实行。此次改革法案与改革派官僚最初提出的改革方案较为相似，内容更为激进。“第二次农地改革法”规定，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以及在村地主拥有的超过规定面积的土地由政府强行征购，转卖给佃农。
政府以“交付公债”的方式向地主支付购地款。所谓“交付公债”是指由国家发行的债券，一定期限以后，持券人可以凭券换取现金，但不允许转让。由于后来发生通货膨胀，“交付公债”的实际价值大大缩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层层选拔出来的大企业管理者
被称为“日本式管理”的企业管理方式的原型也形成于战争时期并沿用至今。
这种管理方式有几个特征。第一，几乎所有大企业的管理者都是在公司内部选拔产生。日本大企业的“社长”其实就是在本公司人才选拔赛中获胜的劳动者。而在美国，公司的管理者往往被当作是一种专业人才，从公司外部聘请有能者担任的情况并不罕见。有时还会将对手公司的管理者挖过来。
实际上，在战前的日本，依照大股东们的意愿从公司外部录用管理人才的情况也相当普遍。之所以形成现今这种“日本式管理”，其实也是战时企业改革的结果。
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先后发布了1937年的《临时资金调整法》、1940年的《银行资金运用令》、1942年的《金融统制团体令》等多个法令。政府根据这些法令，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实行管制，优先对军需企业的投资，推进直接金融向间接金融的转换。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规定，企业发放给股东的分红不得超过一定限度。因此导致股票价格走低，迫使企业不得不向银行融资。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战前占主要地位的直接金融在战争时期失去市场，间接金融成为主要方式。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断分离，大股东们对公司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银行的发言权得到增强。政府通过操纵银行的资金分配间接控制了民间企业。
公司股东无法像战前一样对公司管理指手画脚，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附加效果，使公司最高管理者自己选择后继者成为惯例。其结果是日本大企业的管理者都是从公司内部选拔上来的。工会与公司是命运共同体“日本式管理”的第二个特征是，日本的工会的特殊性。在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通常是按产业分类来组织工会的。战前的日本，工会也是由本行业的各企业联合组成。但是战后诞生的工会却基本是由各企业单独设立的组织。
之所以形成这种特征，是因为日本在战争时期构建的组织结构在战后被继续沿用。其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产业报国联盟”。其后由于劳资纠纷不断增加，为了调节劳资关系，1940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政府主导设立的这一机制由劳资双方共同参与，以各企业为单位，以促进劳资双方的沟通和提高员工福利为目的，在内务省的指导下得到迅速普及。
在产业报国会这种调节劳资关系的新机制得到普及的同时，之前的传统工会在战争时期被强制解散。
1945年，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示颁发《五大改革指令》。根据该法令，众多工会纷纷诞生。不过这些工会几乎全部脱胎于之前的产业报国会，只是换汤不换药。
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与企业命运相连。所以工会并不把与资方的斗争作为工作重点，而是尽力协调劳资关系，推动企业成长。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工会的这个特征对推动企业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上可见，象征战后日本特色的日本式企业管理方式和劳资关系都源于战争时期。战前以欧美为原型的日本民间企业，通过战时改革发生了本质变化，经历了战争刚结束时的劳资对决之后，终于在经济开始高速增长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劳资协作为特色的“日本式管理”方式。
实行日本式管理的企业，如同军队一样，从最高管理者到一线员工，所有人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通力合作。这里的共同目标首先是公司的生存，其次是扩大市场，在同业竞争中获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对公司具有高度忠诚心的日本企业的员工比喻为“企业战士”的确是实至名归。神秘的芦之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交通条件非常恶劣。虽然1950年3月开通了从东京到沼津的“湘南列车”，但是起初列车故障频发，人们将之戏称为“遭难列车”。
就在这一时期，我们全家去了箱根旅行，是战后的第一次全家旅行。我们乘坐刚开通不久的湘南列车到小田原，然后转乘一种以木炭为燃料的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到芦之湖。湖的周围什么也没有，那时的芦之湖还是藏在深山里的神秘之湖。
小学毕业旅行，我们去了伊豆下田，列车只到伊东，剩下的路程还是要坐公共汽车。途中经过以险峻著称的天城山，公共汽车转过崖面的急转弯时，车体的后半部分被甩出路面悬在空中。最后到达目的地石廊崎时，我几乎有种到了世界尽头的感觉。
我们的全家旅行之后还去过伊豆的片濑和稻取、长野的汤田中等地。那时不用说千叶县的稻毛海岸，就连东京的大森也可以进行海水浴。
现在的人们甚至想象不出，当时的社会基础设施是多么贫乏。医院和保健所总是人满为患，停电也是家常便饭。道路上有马拉着货物在奔跑，冲水式厕所还未普及。屋外的垃圾箱里堆满乱七八糟的垃圾，总是引来许多苍蝇嗡嗡乱飞，家里也都挂着粘蝇纸。
那时日本人乘坐的汽车大都限于公共汽车、卡车和三轮车，所以美军的吉普车极为引人注目。大一些的十字路口经常有美国宪兵在指挥交通。根本没有国产汽车，街上跑的几乎全是“美国制造”（国产小汽车的生产限制直到1949年才被解除）。所有的汽车品牌我都认识，现在偶尔听到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汽车品牌，还会引起我对旧日的怀念。有一次，我看见有个穿着长靴的男人英姿飒爽地迈下保时捷跑车，曾经羡慕地暗想“有一天我也要这样”。
1949年10月，美国旧金山巨人队来到日本，与日本职业棒球队举行了友谊赛。虽说日方组织起几乎囊括了所有大牌球星的豪华阵容，可还是被强大的美国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就是那一天，在后乐园球场，我第一次尝到了只限当天特价销售的可口可乐，那不可思议的味道成了我最早的“美国印象”。
就连我家也请了保姆，可见当时劳动力的供需关系是多么缓和。
这一时期的某一天，我们收到了正式通知，得知父亲于1945年6月在菲律宾棉兰老岛阵亡。可能是父亲所在的输送船遭到了攻击。接过据说是装着父亲遗骨的骨灰盒，摇晃时能听到哗啦哗啦的响声。不过里面不可能会有父亲的遗骨，大概是一些石头或者木片吧。
如果父亲是6月阵亡的话，那么3月时他应该还在日本国内，很可能在运动会上赢得接力赛跑冠军奖杯是知道东京大空袭的。无法得知家人的安危，父亲一定担心得要命吧！
到了小学高年级，我每个周日都带着同学去神田万世桥的交通博物馆，然后把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天查到的资料贴到教室里。
我刚好在“六三三学制”开始的那年上了小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代人看似是战后教育的宠儿。不过，我并没感觉到自己接受了民主主义教育或者和平教育。当时的公立学校，完全没有民主主义气氛。年级的级长、学生会委员、委员长都是由老师委任，而不是由学生们选举产生的。毕业典礼上朗读欢送致辞或者答谢致辞的学生也是一样。总之，学校里没有丝毫民主主义的痕迹。
学校联欢会的表演者也由老师指定。如果是戏剧表演，当然有主角、配角等各种分工，不可能做到人人平等，可是在日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校的联欢会却成了一出人人平等的剧。
当时没有补习班，公立中学堂而皇之地上着各种补习课。学生们按考试成绩高低分班，如果放在现在，这种做法肯定要被当作重大问题，可那时这种能力重视主义却能不受任何质疑地大行其道。这与其说是战后教育，还不如说是“战时教育”。
那时候，我看了很多电影。在东剧看完欧美电影的试映，回家的路上再到末广餐厅吃一顿西餐，这是我一年仅能享受一两次的奢侈。对于小学生来说，在铺着白桌布，摆放着刀叉的餐桌前坐下那一刻真是令人紧张的瞬间啊！
1947年在日本上映的一部名为《石之花》的苏联电影中，蜥蜴摇身变成铜山女王的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久以后这部影片被制成DVD，当我激动地再次回味时，却发现当时的神秘感已经荡然无存。科技的进步虽然使人得以重温曾以为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的电影，但也使当年深埋心底的神秘憧憬灰飞烟灭。2 倾斜生产方式与通货膨胀重建基础产业
为了使因战败而荒废的经济得到复兴，日本政府首先着手救助金融机构。1946年度一般财政预算的20%被划作产业经济费，对因政府停止发放“战时补偿”等而蒙受损失的银行给予补偿，以防银行破产。
接下来，政府又采用“倾斜生产方式”重建国家基础产业。“倾斜生产方式”就是将紧缺资源重点划分给以煤炭和钢铁为中心的基础产业，恢复生产设备，使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恢复和发展。这项政策于1946年年底通过，1947年开始实施。
倾斜生产方式的机制以价格差额补助和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为核心。所谓价格差额补助就是政府人为地限制煤炭价格，使钢铁制造企业能低价购买，接下来又人为地限制钢铁价格，使加工制造企业能低价购买。对因此产生的企业赤字，政府通过补助的方式给予补偿，补助由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支出。
对煤炭的价格差额补助制度于1940年开始实行。价格差额补助占据政府预算相当大的比例，如1947年的价格差额补助就占当年预算的四分之一左右。
复兴金融金库是为国家基础产业的设备投资和企业运营提供资金的机构。1946年成立的日本兴业银行复兴金融部于1947年1月从该银行独立出来，成为复兴金融金库。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发行复兴金融债券，复兴金融债券的发行金额巨大，约占当时全国银行贷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其中的七成由日本银行购买。
复兴金融金库按照当时的中央银行利率向基础产业提供贷款，远远低于物价上涨率。所以名义上是贷款，其实就是政府要求日本银行增发纸币，为企业提供资金。
在资金分配的这个过程当中，战争时期形成的间接金融体系和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融资统制体系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依靠这些机制，政府完全掌控了资源分配。
这些体系原本是以向军需产业集中资源为目的，到了战后则被用来帮助基础产业集中资源。
倾斜生产方式带动基础产业迅速实现了恢复与发展。煤炭、钢铁产量急剧增加，煤矿产业形成高潮。1946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 740亿日元，1947年增长为1.39万亿日元，1948年达到2.67万亿日元。
在战争中，日本的工厂及社会基础设施被破坏殆尽，因此战后重建不得不先从这些方面着手。这也具有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一面。英国虽然也在空袭中受创，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陈旧设备和社会基础设施仍然存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工厂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也推迟了现代化社会基础设施的导入时间。日本正是因为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工厂及社会基础设施被破坏殆尽，所以能够在战后迅速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并且修建了最新型的基础设施，从而使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可能。在通货膨胀中没落的旧地主阶级
倾斜生产方式引发了通货膨胀。由于日本银行承购大量的复兴金融债券，导致货币供应过剩，发生了通货膨胀。在经济整体的供给能力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政策人为制造出过剩的需要，当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图1-1）。图1-1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1950年的物价指数上涨率变化注：本图数据为除居民自有房屋的虚拟租金之外的全国综合物价指数。资料来源：总务省，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也有人认为，1946年2月的“更换新日元”政策和“存款封锁”（发行新日元代替旧日元，同时对从银行取出存款加以限制的措施）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但其实恰恰相反，是通货膨胀迫使政府不得不发行新日元来应对危机。
严重的通货膨胀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通货膨胀对平民百姓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少，而拥有大量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地主及富裕阶层则蒙受了巨大损失。
因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往往会随物价的上涨而增加，家庭经营的零售店或者小作坊的销售额也随着物价的变动而上升。并且通货膨胀减少了地租和房租的实际负担。所以对于每日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劳动者来说，通货膨胀并没有破坏他们的生活基础。虽然生活艰辛，但还能在通货膨胀中跌跌撞撞走过来。
但是旧统治阶级的地主们拥有大量财产，这些财产因为通货膨胀迅速地失去了其原有价值。在农村，地主的大部分土地由于农地改革被政府强行收购，当初政府作为买地款付给他们的交付公债，随着节节升高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价值严重缩水。
城市里的土地所有者也深受通货膨胀之苦。根据战争时期修订的《租地法》和《房屋租借法》，房主无权单方面提高租金。即便是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也不能随之提高租金。并且一旦缔结租赁合同，如果没有法院认可的“正当理由”，就不能解除合同。所以实际上城市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急剧减少。
财产税也对金融资产产生了很大影响。1946年颁布的《财产税法》是对个人财产征税的专项法律。按照这项法律，纳税金额超过1 500万日元的个人资产，税率高达90%。
由于农地改革、《租地法》及《房屋租借法》的修订、通货膨胀和财产税等种种原因，日本的地主阶级与富裕阶层不可避免地没落了。
在欧洲，拥有广阔土地的贵族阶级和不劳而获地操纵经济的资本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得以留存下来。但是在日本，战争时期与战后推行的改革将战前的统治阶级一扫而光，为形成被称为“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曾经宣言“反对不劳而获”的战时改革派官僚所实行的各项改革所带来的结果。道奇成了大藏省官僚的傀儡
通货膨胀实际上也为日本政府带来了好处。因为通货膨胀导致国债的实际价值下跌，政府借机减轻了战时巨额国债所带来的重压。因此，政府得以乘机健全财政，在道奇路线（Dodge Line）之后的很长时期，不发行国债也能够维持国家一般财政预算的均衡。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通货膨胀长期持续，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公务员工资，其他财政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所以找准时机抑制通货膨胀也势在必行。因此必须制定强有力的紧缩政策。而紧缩政策将带来经济萧条。
促使日本断然实行紧缩政策的是美国底特律银行行长约瑟夫·道奇。1949年2月道奇作为占领军总司令部的经济顾问访问日本，他策划制定了财政金融紧缩政策草案，并向当时的大藏大臣池田勇人提交了1949年的政府预算草案。因此在名义上，是道奇制定了这些政策和预算的草案。
但道奇虽然是民间银行的行长，却并非财政方面的专家。他对于日本经济和预算制度也知之不多。道奇在来日本后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不可能制定出工作量极大的预算草案。所以草案其实是大藏省的财政官僚制定完成的，只不过是借了道奇之名而已。根据我的推测，当时主导日本采取紧缩财政的是大藏省，而不是道奇。
抑制通货膨胀的必要性不言自明。但毫无疑问，紧缩财政政策将给日本国民带来沉重负担。如果强制实行紧缩政策，必然会引来国民的不满。
为此，大藏省官员们决定利用占领军的权威。他们请来强硬的均衡财政支持者作为经济顾问，以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财政紧缩的命令，再做出不得不从命的姿态。
我的这个推测可以通过宫泽喜一的发言得到证实。他日后曾经说过:“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新政官员们百般挑剔，害得我们狼狈不堪。我们也要还击一下，于是就找来了道奇这个犟脾气的人，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
作为池田大藏大臣的秘书，宫泽1949年时曾经负责缔结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他擅长英语，在与占领军总司令部或者与道奇谈判时，是位居第一线的人物。我认为他的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道奇在日本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留下著名的一句话，他说:“日本的经济并没有脚踏实地，而是像踩着两支高跷行走一样。”这两支高跷，一支是指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以及价格差额补助等补贴制度;另一支是指来自美国的援助。道奇在演说中声称自己要改变这种状况。对此，我有一个疑问。刚来日本不久的人，怎么会知道高跷呢？虽然美国也有类似高跷的东西，但并不像日本这样人尽皆知。
因此我推测，要么是宫泽在记者会前传授给道奇上述内容，道奇直接复述了宫泽的原话；要么是宫泽为道奇写了这篇演讲稿。
虽然真相不明，但当年实施的紧缩政策被以道奇的名义命名为“道奇路线”。不出所料，紧缩政策果然引发了经济萧条。虽然国民对此相当不满，但既然是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大家也就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大藏大臣池田勇人也再三强调“一部分中小企业破产在所难免”。就这样，通货膨胀终于偃旗息鼓，1949年4月，汇率确定为1美元兑换360日元。
据宫泽喜一所说，他曾经给道奇看过一则新闻，道奇看后十分高兴。新闻的内容是“小偷偷走了钱”，对此道奇欣喜地说，“小偷终于也愿意偷钱了（因为在通货膨胀期间，小偷们不偷钱只偷东西）。”这其实是宫泽在夸赞自己，因为正是他策划和实施了财政紧缩计划。
紧缩财政引发的经济萧条，使社会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当时，日本劳资纠纷频发，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道奇路线实施的前一年，也就是1948年，东宝电影公司的劳资纠纷甚至引来美军装甲车和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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