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来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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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效应研究试读：
作者简介
宋来，男，1976年4月生，安徽桐城人，经济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先后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经济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分别获得工学学士学位、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主要为产业经济学与宏观经济政策等，先后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
内容简介
本书选择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研究样本期，在系统回顾财政政策理论演进历程和实践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1993—2012年财政政策实践历程和典型特征，多角度、多层次考察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结构调整效应和长期增长效应，注重从需求与供给、总量与结构、短期与长期、静态与动态等方面，全面评估转型期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实际效果和主要问题，并从完善财政规则、优化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等四个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实施提出了建议。序
一般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民币核算的中国GDP从1992年的27208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686449亿元。中国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方法，也从富有行政色彩的计划经济指令方式转换成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政策的指导方式。
我们知道，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需要通过金融市场利率等渠道间接影响市场需求从而发挥作用，但财政政策涉及的政府支出或税收变化将更直接地影响市场需求。各国选择何种形式的经济政策干预经济，取决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制度环境，而各国的历史文化制度环境又影响了各种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程度。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经济还处于迈向成熟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各种经济政策的运用尚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中央银行是货币政策的决策者和实施者，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是在1995年才得以确定的。相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通常被认为可以更多地发挥作用。人民币核算的财政收入规模从1992年的3483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52269亿元，人民币核算的财政支出规模从1992年的3742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75877亿元，中国的财政收支增长率远高于中国GDP的增长率。因此，系统研究中国财政政策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转型期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效应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书梳理了1993年至2012年之间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实践内容和特征。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一次思想解放，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在1993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成为中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总结这一时期的中国财政政策实践内容，相当于总结了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运用财政政策的典型经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中国实践。
第二，本书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中国财政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等三个作用的见解，说明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稳定型财政政策，中国的财政政策可能还起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传统观点认为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稳定经济，防止经济衰退。在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不仅各种社会经济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发展的方法予以缓解或解决，还需要调整传统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就中国学者而言，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几乎同义，行政干预或政府作用是传统经济体制的特色之一。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的环境下，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既符合人们希望依赖政府的潜在愿望，又富有政府干预经济姿态。因此，在人们更愿意接受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中国，政府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也自然具有合理性。
第三，对于财政政策的稳经济、调结构、促增长的三个作用，本书使用必要的数量经济分析方法进行了佐证，量化说明了中国财政政策作为中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在抑制经济过热、减缓经济衰退、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结果表明，虽然需求因素往往是触发财政政策实施和转型的主要原因，但是财政政策的供给管理作用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因此，未来在政策操作中，并不能完全遵循简单的需求管理思路，还要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总量调节与结构调节等有效地结合起来。
本书作者宋来博士曾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在他攻读学位期间，我们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互动，虽然他是在职学习，平时工作比较繁忙，但是他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尽可能合理地安排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与精力，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广泛阅读经济学文献，积极投入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撰写，其研究态度与探索精神值得肯定。尽管本书的研究工作在数量经济分析方面存在可进一步完善之处，但其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财政政策的研究内容，也为未来更好地展开相应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益的启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保华2017年10月9日
摘要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阶段转换，新常态下需要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因此，对1993—2012年财政政策的实践效果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表明，财政政策在本质上是政府运用税收和支出以影响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始终是政府反经济衰退的政策首选，调控经济的思路既有需求管理也有供给管理，并日益呈现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特点。在这一时段，作为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既通过总量调节改善总需求，又通过结构调节改善总供给，特别是在稳定经济波动、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1993—2012年，我国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积极的、稳健的和新一轮积极的等类型的财政政策实践。政策框架总体上体现四个特征：相机抉择是政策调控的核心策略，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主流，多元化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具体政策措施也有四个特点：以政府支出政策为主调节总需求波动，以生产性政府支出为主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财政投资兼具长期和短期的政策目的，以收支政策组合为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稳定经济波动是触发财政政策实施和转型的首要原因。估计三个产出乘数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能够挤入私人需求并促进短期产出增长；相对于政府投资政策，短期内政府消费政策拉动产出增长的贡献度更大；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表明，消费—工作互补性、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因素，在合适的参数校准下，可以成为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然而，从熨平产出波动的角度看，我国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较低；稳定效果不高主要源于自动稳定效应不高、相机抉择中的政策力度和实施时机把握不好、政策工具搭配不善等。
财政政策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结构调整机制。本书采用新的产业结构水平度量指标，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财政收支总量效应与财政收支结构效应、全国总体效应与区域效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后发现：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在东部地区具有最大的正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财政收入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都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但财政支出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都不够显著；特别是，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投资政策，不仅没有发挥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反而对长期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阻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好于财政直接投资。
无论是政府收支总量还是收支结构，都可以通过影响总供给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本书引入非线性影响，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与经济理论预测相一致，财政收支总量与收支结构对长期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是存在的；政府收支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这个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其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在财政支出中，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农业支出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增加社保支出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增长；在财政收入中，增加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增加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财政收支变量对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是不同的。
2015年以来，政府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主线。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后，应从完善财政规则、优化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四个方面，不断完善财政政策实施方式，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财政政策支持。
图表目录
图1-1 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 /16
图3-1 1993—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形势 /45
图3-2 1993—2012年我国总需求构成因素波动趋势 /46
图3-3 1993—1997年的总量调节措施 /50
图3-4 1993—2012年财政收入、支出和赤字占当年GDP比重 /59
图3-5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GDP的实际增长率 /61
图3-6 1993—2012年我国政府财政收支运行形势 /63
图4-1 扩张性政府购买政策的冲击效应 /86
图4-2 扩张性政府消费政策的冲击效应 /87
图4-3 扩张性政府投资政策的冲击效应 /87
图4-4 1993—2012年财政政策作用前后的产出缺口 /92
图4-5 1993—2012年政府购买政策作用前后的产出缺口 /93
图4-6 1993—2012年政府税收政策作用前后的产出缺口 /94
图4-7 1993—2012年转移支付政策作用前后的产出缺口 /94
图4-8 1993—2012年政府消费政策作用前后的产出缺口 /95
图4-9 1993—2012年政府投资政策作用前后的产出缺口 /95
图5-1 产业结构调节总体模型 /103
图5-2 1993—2012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产业结构H指数 /114
图5-3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财税激励机制 /127
表2-1 财政政策的主要类型 /22
表2-2 关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理论争议 /24
表2-3 美国财政政策实践历程 /34
表3-1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征 /47
表3-2 2002—2004年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54
表3-3 2005—2007年主要财政指标的实际增长率 /54
表3-4 2005—2007年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55
表3-5 2006—2009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实际增长率 /56
表3-6 1993—2012年生产性政府支出统计 /61
表4-1 主要深度参数与乘数值的关系 /75
表4-2 我国IS-LM模型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79
表4-3 1993—2012年财政政策乘数值 /80
表4-4 1993—2012年财政政策及其政策工具的产出贡献度 /81
表4-5 模型结构参数的年度值校准 /84
表4-6 1993—2012年财政政策作用前后的产出缺口 /90
表4-7 1993—2012年财政政策及其工具的产出稳定效应 /91
表4-8 1993—2012年财政政策不同调控机制的产出稳定效应 /97
表5-1 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费矩阵 /106
表5-2 1993—2012年我国整体产业结构H指数 /114
表5-3 我国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的总量效应估计结果 /116
表5-4 我国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的地区效应估计结果 /119
表5-5 我国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的结构效应估计结果 /121
表5-6 我国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的长期效应 /124
表6-1 我国财政政策的人均GDP长期增长效应估计结果 /147
表6-2 我国财政政策的劳动生产率长期增长效应估计结果 /149
表6-3 我国财政政策的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增长效应估计结果 /152
表6-4 财政政策变量的长期效应汇总 /156第1章 导论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伴随着这一转型发展的过程，政府不断探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方式。特别是在1993—2012年，中国政府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运行态势，在1993—1997年、1998—2004年、2005—2007年和2008—2012年，分别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新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和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们自然要问：在1993—2012年这个经济转型时期，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是如何实施的并具有怎样的特点，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能否对其宏观调控效果作出定量的检验，这些政策实践又为今后的政策实施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和启示。针对这些问题，本书选择“转型期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效应”作为研究主题，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我国财政政策在扩大需求和改善供给，特别是在稳定经济短期波动、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等方面的实际效果。
本书认为，当前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就其理论意义而言，宏观经济运行与政府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经验分析，有助于理解有关经济理论争议的本质所在，从而更好地把握理论的适用范围。
理论上的不同结论，源自于对经济环境、经济行为的不同假设以及对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同理解。本书对中国过去20年财政政策实践效果加以定量研究，可以帮助理解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行为之间的理论联系、作用机制和数量关系，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中国的经验证据。而且，1993—2012年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时期，评估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实践效果，还有助于理解财政政策与经济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实践更具有启示意义。
从其实践意义来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阶段转换，需要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式，而这又必须基于对以往政策实践作出系统、科学的经验总结。
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进入了一种被称为“新常态”的阶段。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诸多有利条件，但是未来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更多的深层次挑战。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期就会自然到来。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中速增长也难以稳住。一旦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增长阶段转换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的课题是：如何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把政策重点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1)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上。适应这种新的调控要求，财政政策具有独特的自身优势。例如：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调节，而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侧重于调节收入分配，而货币政策侧重于保持币值稳定；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紧缩作用明显，而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作用明显。财政政策在结构调节和提高质量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它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将日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因此，研究过去一段时期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可以为未来的政策实践提供历史经验和方法启示。1.2 文献回顾1.2.1 国外文献
在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中，财政政策一般是从狭义概念上加以理解的。因此，在经验上对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分析，主要围绕其稳定职能展开，研究内容集中在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等方面。另外，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也有一部分文献关注了财政政策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2)
支出政策是财政政策稳定经济波动的首选政策工具，因此估计支出政策乘数常处于财政政策效应实证分析的核心。然而，在经验上测度政府支出乘数面临着一个现实困难，即因为政府的实际支出与经济状态高度相关，所以首先需要隔离出无法预测的、外生的政府支出变化成分（Edelberg，Eichenbaum & Fisher，1999，2003；Perotti，2008）。文献中通常采用三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种计量方法是简单线性回归方法。把政府支出的外生变化成分与实际产出作回归，政策变量的系数可以看作是乘数估计值。如果系数大于或等于1，那么财政政策具有需求管理作用；如果系数小于1，那么财政政策虽然促进了总产出，但是挤出了部分私人需求；如果系数为负数，那么财政政策不仅没有产出促进作用，反而对产出产(3)生了不利影响。运用这种方法的文献，一般聚焦于政府支出中的一个特殊成分——国防支出，它被认为是外生决定的，因而是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工具变量。这种方法一般使用跨度较大的，包括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里根战备、伊拉克战争等时期的美国年度数据样本，例如：Barro（1981）；Hall（1986；2009）；Rotemberg & Woodford（1992）；Barro & Redlick（2011）等。
研究结论不尽相同。Barro（1981）的研究发现，美国国防支出暂时变化的产出乘数在0.6～0.8，而永久性支出变化的产出乘数只有0.2～0.6。Barro & Redlick（2011）使用美国的长期年度数据，估计出国防支出暂时性扩张的产出乘数是0.4～0.5，两年后可以达到0.6～0.7；如果支出扩张是持久的，乘数将再提高0.1～0.2。也就是说，在各种情况下，乘数效应都是小于1的。然而，Rotemberg & Woodford（1992）把国防支出对其自身滞后变量、国防就业滞后变量回归后的残差作为政府支出政策冲击，估计出的产出乘数为1.25。
简单线性回归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用来识别政府支出外生变动的工具变量，严重依赖于国防支出的变动，而且在解释变量较少的情况下，把其他因素引起的产出变动都归入到残差之中，产生了较大的抽样误差。
第二种方法是向量自回归（VAR）方法。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视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Hall（2009）总结相关文献后认为，运用VAR方法估计出的美国政府支出的产出乘数，大多数都处于0.5～1.0范围内，而消费乘数略大于0。在经验文献中，VAR方法分析财政政策一般存在三个识别假设传统。
虚拟变量假设。Ramey & Shapiro（1998）基于历史文献，识别出可以被解释为外生的和不能预见的、导致国防开支扩张的三个外生事件，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里根战备。他们把1950年第3季度、1965年第1季度和1980年第1季度设为虚拟变量，研究这三个事件对相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随后，Fatás & Mihov（2001）；Burnside，Eichenbaum & Fisher（2004）；Cavallo（2005）；Ramey（2006，2011）；Perotti（2007）等遵循这个识别方法，研究政府支出冲击的动态效应。如果将他们的冲击反应函数转换为产出乘数，数值一般处于0.6～1.2，且乘数大小取决于具体的样本，以及是累积计算还是峰值估计。
结构向量自回归识别假设。这种方法认为，政府支出的简化式VAR的残差是三种成分——自动反应（Automatic Response）的政府支出、系统性相机反应（Systematic Discretionary Response）的政府支出和随机的相机冲击（Random Discretionary Shock）——的线性组合。其中，相机冲击是研究中最感兴趣的成分，它是结构性政府支出冲击，与其他结构性冲击不相关。遵循这个识别方法的研究，一般都使用了Choleski分解来识别政府支出冲击，并通过假设税收弹性系数来识别税收冲击。Blanchard & Perotti（2002）使用了1960—1997年的美国季度数据，估计出的乘数为0.9～1.29，具体数值取决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趋势的假设。Gordon & Krenn（2010）使用的是1919—1941年的季度数据，在假设没有生产能力约束的情况下，乘数可以提高到1.8。结构向量自回归识别假设具有简单易行、不需广泛收集数据等优点，但正如Caldara（2011）所指出的，乘数效应或者说动态效应的估计结果，特别容易受到税收弹性系数假设的影响。
符号约束识别假设。Mountford & Uhlig（2005）首先假定了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政府收入冲击、政府支出冲击等对政府收入、政府支出、GDP、消费、投资、利率、价格等变量的影响方向，从而在此基础上分析结构性政府支出冲击的动态效应。他们利用1955—2000年的美国季度数据，在假设赤字融资政府支出的情况下，估计出乘数大约为0.65。然而，Caldara and Kemp（2006）表明，通过这种符号约束识别方法，获得私人消费对政府支出冲击的反应方式，类似于SVAR识别。
第三种方法是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模型的结构计量分析方法。DSGE方法的显性建模框架、理论一致性、微观与宏观分析的完美结合、长短期分析的有机整合等特性，特别是近年来Bayes估计方法的不断改进，使之日益受到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运用这种方法的文献有：Baxter & King（1993）；Galí，López-Salido & Vallés（2005）；Cogan，Cwik，Taylor & Wieland（2009）；Monacelli & Perotti（2009）；Uhlig（2010）；Christiano，Eichenbaum & Rebello（2011）；Drautzburg & Uhlig（2011）等。其中，Cogan，Cwik，Taylor & Wieland（2009）使用1966—2004年美国季度数据估计Smets-Wouters模型，获得峰值乘数为0.64。
尽管在数据样本、计量模型、识别方法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但是经验估计的产出乘数值大都处在0.6～1.8的范围中。Ramey（2011）认为，大多数经验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答案。
挤出效应是决定财政政策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经验上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研究，主要关注私人投资和居民消费对财政扩张的反应。
私人投资是否被挤出，既取决于实际利率对财政扩张的反应，也取决于私人投资对实际利率的反应。虽然有一些不同的结论，但是大多数经验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对实际利率的影响非常有限（Blanchard & Summers，1984；Evans，1987；Barro，1992），而且投资对实际利率也不敏感（Clark，1979；Blanchard，1986；Chirinko，1993；Zarnowitz，1999），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挤出效应更弱（Rama，1993；Rokriguze & Schmiat-Hebbel，1994；Agenor & Montiel，1996）。
财政扩张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在理论上与李嘉图等价命题相关。由于李嘉图等价命题的成立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所以有些经验研究通过检验李嘉图等价的条件是否成立，来间接表明财政扩张对居民消费是否存在挤出效应。Barro（1989）和Seater（1993）使用这种方法表明，虽然完全的李嘉图等价并不成立，但是居民消费还是表现出了部分的李嘉图抵消。除了这个间接检验方法，更多的文献则是直接检验居民消费与财政扩张之间的关系，结论也非常不一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据都存在，例如：Feldstein（1982）估计了一个包含初始财富、未来社会保障收益以及不同的财政工具变量的消费函数，结果表明李嘉图等价不成立；Afonso（2001）使用欧盟国家的面板数据估计消费的欧拉方程，在消费函数中增加了由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所表示的财富变量，结果表明债务中性假说不成立。但Cuaresma & Reitschuler（2004）研究发现，在欧盟15国中有3个国家的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中性消费特征。由于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不发达，资本市场高度扭曲，消费者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一般会认为李嘉图等价成立的条件更不容易得到满足，例如：Giavazzi，Jappelli & Pagano（2000）对101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储蓄影响因素的分析拒绝了李嘉图等价。
自Barro（1990）开创性研究以来，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4)关系，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经验上分析财政政策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通常有生产函数估计、横截面数据回归(5)和协整分析等计量分析方法。
生产函数估计方法，通常应用在财政投资（或者说公共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之中。基本思路是把公共资本存量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加入到Cobb-Douglas生产函数之中，然后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从而分析公共资本存量增加是否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schauer（1989）使用美国1949—1985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与政府支出变量的存量和流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决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公共资本存量比政府支出流量更为重要，公共资本存量增加1%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39%；而且，“核心”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最大的解释力。Merriman（1990）利用美国1972年48个州的横截面数据，获得产出的公共资本弹性系数为0.2。Wylie（1996）利用加拿大1946—1991年数据，得到的弹性系数在0.11～0.52。这些研究结论基本上认为，财政投资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弹性系数主要集中在0.03～0.54。
横截面数据回归方法，依据内生增长理论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横截面数据，把财政政策变量纳入增长回归方程之中，估计政策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这方面的典型结论有：一是政府消费性支出不利于长期增长。Kormendi & Meguire（1985）运用65个欠发达国家1960—1980年的数据进行经济增长回归，发现不包括国防教育的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且因果关系是从政府消费到经济增长。Bradley（1987）利用16个OECD国家1971—198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实际GDP的增长与政府消费支出负相关。二是生产性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具有确定性。Easterly & Rebelo（1993）使用1970—1988年100个国家的数据以及1870—1988年28个国家的公共投资支出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公共交通和通信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的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Evans & Karras（1994）对7个OECD国家的分析结果表明，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Nelson & Singh（1994）利用1970—1979年和1980—1989年70个欠发达国家的数据回归发现，20世纪70年代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而在80年代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教育虽然在70年代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在80年代较弱。Devarajan，Swaroop & Zou（1996）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的年度数据，发现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要么负相关要么不显著，只有增加经常性支出份额才具有正的且显著的增长效应。
协整分析方法，是把经济增长率与财政政策变量进行协整分析求解协整向量，并使用误差修正模型（ECM）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分析，检验主要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和因果关系。这方面的文(6)献往往与验证“韦格纳法则”（Wagner’s Law）有关。Lamartina & Zaghini（2008）使用23个OECD国家1970—2006年的年度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支出与人均GDP正相关。Loizides & Vamvoukas（2005）利用希腊、英国和爱尔兰三国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的年度数据，使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三个国家中政府支出规模都是经济增长的短期格兰杰原因，对爱尔兰和英国来说还是长期格兰杰原因，希腊的情况则为经济增长是政府相对规模增加的长期格兰杰原因。Tulsidharan（2006）使用印度1960—200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消费支出增加不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而名义GNP增加是政府消费支出增加的格兰杰原因。Nurudeen & Usman（2010）使用尼日利亚的1970—2008年数据研究发现，政府的总资本支出、总周期性支出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然而政府增加对交通和通信、卫生支出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Mehrara et al（2013）使用伊朗1970—2010年的年度数据，检验了政府周期性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没有发现政府周期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1.2.2 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对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经验研究，涉及财政政策与产出稳定、民间投资、居民消费、劳动就业、生产外部性、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等之间的数量关系，国外学者的经验分析方法在国内都有广泛应用。
在估计政策乘数方面，高铁梅、李晓芳和赵昕东（2002）建立季度可变参数模型，估计出简单的政府支出乘数在1.7～1.98，包含挤出效应的财政政策乘数在1.4～1.9。李生祥和丛树海（2004）基于IS-LM模型估计出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分别为4和1.5，实际乘数远小于理论乘数说明乘数作用机制不畅。李永友（2007）估计1978—2003年政府购买支出乘数在1.66～2.23，转移支付乘数在0.99～1.33，税收乘数在-2.96～-1.64。杨晓华（2009）估计出的财政乘数要小些，1985—2003年的政府支出乘数在1.2左右，税收乘数在-0.6左右。陈建宝和戴平生（2008）运用协整模型，获得政府支出长期乘数为4.99和短期乘数为2.13，并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估计出全国各地区的财政支出乘数为4.26，且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叶文辉和楼东伟（2010）基于1997年和2007年两次金融危机背景发现，自1992年以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在逐年降低，政府购买支出乘数大约为1.47。
在检验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方面，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表明，在短期内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政府支出每增加1%，当年居民消费增加0.18%，在长期中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弹性系数为0.15。李树培和白战伟（2009）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研究显示，用于基本建设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行政与事业经费支出对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而用于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对消费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促进效应。陈创练（2010）分析了1978—2008年我国29个省（市）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认为政府消费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两者具有互补性关系。袁芳英（2010）通过建立消费者跨期最优化模型发现，短期内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李嘉图等价不成立；但在长期中，政府支出将挤出居民消费。郭庆旺等（2007）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使用1978—2003年的经济数据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胡蓉等（2011）利用城乡居民1978—2009年数据，发现政府支出在长期中具有挤出效应。
在检验民间投资挤出效应方面，郭庆旺等（2007）表明，无论是从经济周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角度，还是从资本收益率角度来看，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都没有产生抑制和抵消作用，这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很可能产生了挤入效应。这一结论得到了王志伟等（2010）、王志刚（2012）和胡爱华（2013）的支持。王志刚（2012）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研究认为，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而且解释程度很高；胡爱华（2013）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中，引入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两个新凯恩斯模型的关键内核，使用1992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的数据，研究表明在短期内政府支出挤入了民间投资。但是，林致远等（2011）和王燕武（2014）提出了相反的证据。王燕武（2014）基于King，Plosser & Rebelo（1988）和Linnemann（2006）的模型设定，运用数值模拟分析技术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政府支出与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都是替代关系，即政府支出挤出了民间投资。
在影响劳动就业方面，马拴友（2001）在奥肯法则的基础上，研究认为1998—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促进非农就业增长分别为0.57%、0.73%和0.70%。卢亮（2005）估计1998—20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创造出了1741万个就业岗位。于爱晶和周凌瑶（2004）表明，政府投资增加1%，就业就会提高0.14个百分点。曹军和李红梅（2006）认为，在1998—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促进非农就业增长分别为0.57%、0.73%和0.71%，其中国债政策促进非农就业增长分别为0.36%、0.47%和0.24%。然而，杨晓华（2009）表明，我国财政预算支出部分对总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对第二产业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第三产业就业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而预算外支出无论是对总就业水平，还是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水平，都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对第三产业的作用大于第二产业。郭新强和胡永刚（2012）研究发现，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可以刺激就业，而增加服务性支出则抑制就业。王文甫（2013）运用1978—2004年数据，使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发现，政府支出与劳动就业量正相关，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在生产外部性影响方面，刘华（2007）使用1985—2001年数据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增长的贡献比较大，1997—2001年平均为70.45%。马拴友（2003）利用1981—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由财政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每增长1%，可使私人部门资本要素的生产率增长0.55%；公共研发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02，公共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6。郭庆旺等（2007）使用1998—200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财政投资对民间产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民间产出的外溢效应处于0.12～0.49；财政生产性支出与资本生产率正相关，而财政总支出与资本生产率负相关，财政教育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对提高资本生产率有显著影响；财政总支出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引发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30个百分点，其中财政投资影响更大，达到0.51个百分点。
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杨大楷和孙敏（2009）发现，公共投资与三次产业产值之间具有长期正的均衡关系，但对第一产业影响最小，对第三产业影响最大。王保滔等（2014）通过回归分析和建立冲击反应函数实证检验，表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对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张杰和杨连星（2013）研究后认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以追求短期经济快速增长为目标的财政政策措施，从根本上弱化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3）也认为，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导致了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并在分税制框架下造成了产业结构趋同。储德银和建克成（2014）发现，我国税收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而财政支出政策却阻滞了产业结构升级；政府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教育科技支出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正向促进作用，所得税与产业结构调整显著正相关，商品税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不显著。张海星和靳伟凤（2014）通过构建东、中、西部地区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表明地方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地方税收加剧了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而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则降低了区域产业结构趋同。
在影响长期增长方面，马拴友（2003）研究发现，我国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显著大于1，提高政府支出规模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个人所得税、农业税和关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直接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流转税等间接税的效应不显著。庄子银和邹薇（2003）在1980—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中发现，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不显著的正效应；在省际横截面数据分析中发现，各省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都是负的。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研究发现，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都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杨晓华（2009）表明从长期看，公共投资增加1%，产出提高0.068%；各省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在中西部地区除少数省份外，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张淑翠（2011）基于我国1997—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地方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GDP的9.32%，经济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最优比重为1.64。林致远等（2011）使用1994—2007年数据研究发现，全国层次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东部地区政府投资显著地抑制了经济增长，而中西部恰好相反。郭婧（2013）利用1998—201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增值税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显著，企业所得税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
综观国内现有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关注的时期往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事实上在1993年以前我国财政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与现在强调的财政政策在内涵、外延和方法上有较大的差距；二是关注的内容往往是财政政策效应的一个方面，要么只关注需求管理方面，要么只关注供给管理方面，而且即使在关注需求管理或供给管理上，也还是更小的侧面，缺乏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估。三是往往较多地关注总量效应、较少地关注结构效应，较多地关注短期静态效应、较少地关注长期动态效应。这些问题，正是本书要力图克服的。1.3 分析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为了准确把握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分析的重点方面，本书通过梳理财政政策实践发现：在1993—2012年期间，我国的财政政策实践具有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存的政策特征，这一特征与财政政策理论发展和国际实践经验是相一致的；而且，稳波动、调结构、促增长成为财政政策调控的主要政策目标。虽然这些政策目标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从整体来看，它们又都是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三个主要作用方向。因此，本书选择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结构调整效应和长期增长效应作为经验实证研究的重点内容。其中：经济稳定效应主要作为需求管理效果的评估维度，结构调整效应和长期增长效应主要作为供给管理效果的评估维度。
研究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在理论实证中，注重在前人的经济模型中，或进行一定的模型修正，或进一步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以期获得经验实证所必要的理论基础和理论预测。在经验实证中，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一般描述性统计分析与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相结合。依据具体研究内容的需要，先后采用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有：联立方程估计方法、结构向量自回归估计方法、DSGE建模及其校准方法、一般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和动态面板数据估计方法等。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全面评估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先后考察了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结构调整效应和长期增长效应，涉及财政政策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个方面，分别评估了我国财政政策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效应。现有国内外研究文献往往关注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对于分析中国在转型期实施的财政政策实践效果来说是不充分的。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波动、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既通过总量调节改善总需求，又通过结构调节改善总供给，并努力促进经济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
二是增加新的维度以多角度考察财政政策的各类效应。与现存文献不同的是：在评估经济稳定效应时，增加了波动平滑效应的分析，而且在乘数效应分析中，运用了比较静态乘数、一般均衡乘数和政策冲击反应函数三种度量方式，进而还探讨我国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在评估结构调整效应时，不仅关注了财政收支总量效应还关注了财政收支结构效应，不仅关注了全国总体效应还关注了区域效应，不仅关注了短期效应还关注了长期效应。在评估长期经济增长效应时，突出了政策变量的非线性影响，且在评估财政政策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后，还进一步评估了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而探讨了各财政变量影响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
三是选择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研究的样本期。国内专门针对1993—2012年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没有。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0年间，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式主要是采用单一的行政手段，控制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在决策上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间接调控，但受当时行政性计划体制条件的制约，宏观调控未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1992年，中国政府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调控开始显现。从1993年开始，作为间接调控经济运行手段的财政政策实践，先后有四次重大转型，内容丰富、措施典型，评估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效应具有重要意义。1.4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全文共分为7章，本章为导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综述现有文献，简介研究内容；第2至第3章提供研究的背景基础；第4至第6章是实证分析的重点内容；第7章提出政策建议。本书的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如图1-1所示。图1-1 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
第2章，理论演进与国际经验。在一般性总结财政政策定义、目标体系、主要工具和政策类型等概念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溯历史演进过程，为后文的中国经验分析提供理论认识基础和国际实践背景。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从概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逻辑要求，注重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力图全面辩证动态地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
第3章，政策实践历程与主要特征。通过回顾和分析20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政策措施和实践特征，总结梳理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典型化事实，为后文经验分析提供现实背景，并帮助确立政策效应分析的重点方向和主要内容。在分析方法上，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强调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为定性分析提供证据支撑，力图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把握实践中的政策背景、政策内容和政策特点。
第4章，经济稳定效应。阐释财政政策管理总需求的理论分析框架，重点考察了1993—2012年我国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稳定效应。在研究内容上，不同于现有文献，运用三种计量方法估计了三个不同形态的乘数，以多维度地评估财政政策促进产出增长效应，运用DSGE模型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明确地计算出不同政策工具的经济稳定效应，讨论了影响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和经济稳定效应的主要因素。在分析方法上，依据分析问题的需要，先后采用了联立方程估计方法、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方法、DSGE建模及其校准方法、HP滤波方法等。
第5章，结构调整效应。聚焦于产业结构，阐释了产业结构及其变迁规律的理论基础，梳理了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理论联系，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和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定量研究了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的效果。在研究内容上，不同于现有文献，同时评估了总量效应、区域效应、结构效应和长期效应，而且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一个案例，分析了财政政策对其发展的影响效果。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新的产业结构水平度量指标，运用了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和时间序列数据估计方法，注重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短期分析与中长期分析相结合、经验分析证据与文献现有证据相结合。
第6章，长期增长效应。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两个分析框架中，揭示了不同增长理论所蕴含的财政政策意义，阐释了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定量分析我国财政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在研究内容上，不仅评估了财政政策对人均GDP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效果，还讨论了各财政政策措施影响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强调了财政政策变量的非线性影响，注重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力图多维度地揭示财政收支总量和结构的长期效应。
第7章，结论与建议。总结经验研究的主要结论和重要启示，并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从完善财政规则、优化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财政政策实施、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最后，还展望了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1) 现阶段，政府和学术界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形成了更多的共识，调控方式已从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转向“微刺激、定向调控、精准发力”，着力改革和完善市场运行机制，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激发市场微观主体活力，提高经济长期增长质量。(2) 后文将要分析到：从国际和国内财政政策实践中都可以看出，增加或压缩政府支出是总需求管理财政政策的首选。因此，这里重点关注的是近年来国际上有关政府支出扩张效应分析的经验文献。(3) 这种情况，在文献中被称之为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4) Myles（2000）对财政政策借以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渠道进行了评论，Zagler & Dürnecker（2003）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Irmen & Kuehnel（2008）全面回顾了生产性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5) 郭庆旺等（2007）认为，在实证分析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中，存在生产函数法、行为方法、向量自回归法、横截面回归法和结构模型法等五类方法。这里之所以只关注生产函数法、横截面回归法和时间序列协整分析法三类方法，是因为行为方法和结构模型法都是基于模型结构的先验性设定，不是纯粹的经验分析；另外，时间序列协整分析法与郭庆旺（2007）文中的向量自回归法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文献中更多的是以协整分析方法明确体现的。(6) 19世纪8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韦格纳考察了英国产业革命和当时的美、法、德、日等国的工业化状况之后，认为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即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后人称之为韦格纳法则，即随着人均GNP的增加，财政支出占GNP的比重相应提高。第2章 理论演进与国际经验
本章将在概述财政政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视角回顾财政政策理论和实践的演进历程，为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分析提供理论认识基础和国际实践背景。结构安排如下：在2.1节中，简要介绍财政政策的定义、目标、工具和类型等基本问题；在2.2节中，梳理总结财政政策的理论发展进程，这个进程充满着争议和反复，但认识在争议中深化发展。2.3节主要以美国为例，回顾和总结财政政策的国际实践经验。2.1 财政政策的基本内涵2.1.1 政策定义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任何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然而，帕累托最优成立的条件十分严格。由于存在公共品、外部性、规模经济、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和外生冲击等因素，市场机制并不总是能够有效地运行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的稳定运行和收入的公平分配。市场机制存在失灵的可能性，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基本
(1)依据。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制定并实施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一般被理解为：政府通过改变支出与税收，以改善宏观经济状况的一种政策手段（Stiglitz，1997；Hall，2005；Samu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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