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与特色——浙江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宗让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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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与特色——浙江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试读：

研究的起点何谓解放思想？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年后，邓小平再次重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强调：“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后来，他进一步明确表述：“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的解放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在新的形势下又对解放思想的科学涵义作了新的补充和概括。江泽民指出：“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胡锦涛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改革创新，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开拓进取，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从上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解放思想的经典论述中可以看出：解放思想具有以下内在规定。

第一，解放思想的政治原则，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任何借解放思想之名否定这一根本，或无视我国的现实，制造思想混乱，影响稳定局面之举，均违背解放思想的主旨，都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第二，解放思想的方法论要求，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作为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解放思想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从客观存在和变化着的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揭示新规律，形成新理论，指导新实践，解决新问题。

第三，解放思想的任务，就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习惯势力是导致思想僵化的客观因素，主观偏见是导致思想僵化的主观因素。解放思想就是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第四，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其根本标志就是对问题的真正解决。“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

第五、解放思想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按照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办事。一方面，解放思想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先导、首要前提和内在要求。另一个方面，解放思想又必须依靠实事求是来为它作出本质上的规定。比如，实事求是从本质上规定解放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和固有模式、经验出发，更不是从主观臆断出发；实事求是从本质上规定解放思想的根本落脚点：做到主观符合客观，理论符合实际，达到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真正解决问题的目的；实事求是从本质上规定解放思想的根本衡量标准：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从本质上规定解放思想的正确道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做到认识和实践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因此，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和标准去解放思想，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可见，解放思想的主旨就是不断地探寻和求索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断地修正已有的认识和理论，使之与事物的新本质和新规律相符合，更好地实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

何谓“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讲的是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本是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将“实事求是”重新解释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所谓理论精髓《辞海》称：“髓，骨中凝脂，比喻精华”。“精华，指事物最精粹部分。”精髓之于理论，犹如灵魂之于躯体，理论有了精髓，就有了灵魂，有了活力；失去了精髓，也就失去了理论本身。，是指能使某一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与发展并贯穿其始终的、同时又体现在这一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中的最本质的东西。把握了理论精髓，就把握住了理论体系中各个理论观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思想的统一性，就把握了理论体系中带有根本性的东西。事实上，理论精髓不仅在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在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理论精髓是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和理论基础。一种理论体系之所以被称之为体系，不仅是因为其有一个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中心问题以及围绕此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与观点，还因为其有一个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其中。正是坚持了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不断深化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理论成果才逐渐系统化而发展成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这个贯穿始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这个理论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因为：第一，从实事求是的内涵看，其高度概括性和相对稳定性使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精髓的特质。实事求是贯穿着以下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论。“实事”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这本身就坚持了物质第一性原则；“求”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无疑具有客观实在性；“是”是指客观事物的规律，也是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实事求是首先是一种唯物论。二是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辩证法。承认“实事”的存在，就是承认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承认“是”的存在，即承认事物内部联系和发展的规律，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辩证法。三是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的唯物论认识论。“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是事物内部的规律性，“求”即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实事”与“是”联系起来。探求事物内部规律是为了认识事物改造世界，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求”就是使人们的认识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事求是用中国式语言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对稳定性，使实事求是本身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精髓的特质。第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都是对实事求是的进一步阐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轨迹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都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不同时期具体历史背景提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邓小平在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又为这一思想路线增添了新的内容——解放思想。其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切从实际出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为了有效应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江泽民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对实事求是内在要求的进一步阐发。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提出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由以上可以看出，实事求是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精髓的内涵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它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不断丰富和完善过程大体上是同步的。第三，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邓小平多次肯定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他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将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实事求是高度概括性的肯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是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精髓也必然是实事求是。纵观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实事求是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精髓无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实事求是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继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解放思想是先导，不解放思想，不把人们的思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解放思想是根本，是坚持实事求是、保持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萌芽、确立、丰富，是特定历史和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逻辑，就是其特有的概念、范畴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先后叙述顺序及其内在联系。理论逻辑是指“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理论逻辑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复制现实的历史。因为现实的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相一致的，“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历史逻辑决定理论逻辑，理论逻辑派生于历史逻辑；在逻辑顺序上，先有历史逻辑，然后再有理论逻辑。理论逻辑作为历史逻辑的理论形式，二者必然统一于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的内在机制是社会实践。历史逻辑的展开是一个自然地历史过程，作为被其决定和派生的理论逻辑则不然，相反是一个主动的转化和建构过程，完成这一转化的内在机制则是社会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产生和丰富发展，之所以能够完成由实践到理论的转化和升华，就是因为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的彻底地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他们能够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认清时代发展规律，找准我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所在，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贯彻到我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上，并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然后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而理论又能够根据历史的逻辑预见未来发展，并有效地指导实践。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理论逻辑时常先于历史逻辑，并充当社会变革的先导。从历史起点看，没有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没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转变，没有历史是非的清理，没有工作中心的转移，就没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逻辑起点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理论基础。思想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贯彻执行。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使我国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而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又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同样也是浙江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贡献研究的起点。第2章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历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与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先导的。“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实际上是由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引起的，在冲破了“两个凡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姓社姓资”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是由中国“改革向何处去”问题引起的，在认识到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后，中国才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姓公姓私”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是由“中国发展的依靠力量和动力在哪里”问题引起的，在认识到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组成部分后，中国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浙江的思想解放是在全党全国冲破两个“凡是”、深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背景下开启的，是在全党突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和传统发展模式束缚的过程中持续推进的。浙江解放思想既与全国具有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又有其“先行性”与“特色性”，其进程独特，在不同阶段以其不同的重点，在正本清源、排除干扰、拓宽视野、增强动力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对全国思想解放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一、冲破了“两个凡是”禁锢，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僵化观点，恢复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界线。浙江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契机，统一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一是“拨乱反正”，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上来。1978年1月，浙江省委召开理论工作会议，强调理论战线要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改革提供必要的条件。6月10日，《浙江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发表和新华社转发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省理论界围绕真理标准、解放思想等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10月5日，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在全省“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作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报告，在全省拉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幕。通过学习讨论，浙江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的错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二是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1月，浙江省委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结合浙江实际，讨论了如何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5月，浙江根据中央提出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集中讨论了调整国民经济问题，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把国民经济纳入持久地、按比例高速发展的轨道。9至10月，浙江举办经济理论读书班，深入地总结浙江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违背客观规律犯‘唯意志论’方面的教训”、“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越公越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积极推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给改革和改革者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1979年，长兴县狄家村在浙江率先实行联产承包。1980年7月，浙江省建立首家中外合资企业。1980年8月，温州市率先在全国发放了第一份个体工商执照。1982年9月，义乌县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期间，浙江改革探索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冲击着传统体制的藩篱，拷问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浙江坚持不争论，允许试、允许看，积极保护改革和改革者。比如，针对步鑫生在海盐县衬衫总厂实行奖金制度，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改革的争论，浙江专门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充分肯定了海盐衬衫总厂改革的经验，在全省发动了一场怎样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讨论。当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温州模式”备受争议时，浙江正确引导，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温州经济发展的特点总结为4句话：“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小商品、大市场”。1986年7月4日，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充分肯定了温州的探索。浙江改革开放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前列，正是由于浙江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要以“人民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浙江这一时期解放思想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用实践标准来分析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诸多疑惑不解一扫而光，抛掉了沉重地思想包袱，冲破了思想牢笼。浙江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大胆试、大胆闯、大胆干，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闯出了一条符合浙江实际的发展之路。二、突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思想束缚，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

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行动。不搞清这些问题，改革开放就难以推进，生产力发展就迈不开步子。

1979年，中共浙江省委就指出，“我们要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谬论，理直气壮地抓商品生产”，多种经营大部分是商品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此后，浙江相继发布一系列文件，提出多种经营既可以集体搞，也可以个体搞，推动了浙江农村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1984年底，中共浙江省委大声疾呼“搞活经济必先搞活思想”。长期以来，我们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因而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其实，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必须破除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大力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1985年，中共浙江省委指出，发展大规模商品经济，要有宏图大略和开拓精神，敢于拼搏，敢于在竞争中取胜；发展大规模商品经济，要有强烈的市场观念，市场是商品生产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去熟悉市场，了解市场，掌握市场活动的规律；发展大规模商品经济，必然是高度社会化的，不应当有地域界限，要学会在大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和流通。1985年，浙江进一步决定，原来实行统购派购的50种农产品将先后放开，不再向农民下达派购任务。粮食、棉花、食用油料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蚕茧、络麻实行协商定价，合同定购。糖蔗、茶叶取消派购，价格放开，议购议销，多渠道经营。生猪、水产品、城市蔬菜，取消派购，逐步放开，自由上市，按质论价，议购议销。木材、毛竹取消派购以后，开放交易市场，提倡产销直接见面，允许多渠道经营。

1982年，浙江农村专业户拉开了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序幕。然而有人习惯性地在专业户与小农经济、甚至资本主义之间画上等号。中共浙江省委指出，专业户是专业化商品生产的雏形，是农村走专业化、社会化的过渡形式，很可能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它的意义不亚于包产到户的全面实施。要满腔热情地扶持专业户和重点户，要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发展商品生产的希望寄托在专业化生产上，在支持专业户、重点户方面多下点功夫。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就是在这一阶段迈开艰难而快速发展的步子。1984年，中共浙江省委指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民富国强的一切好办法，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

早在1979年8月9日，《浙江日报》以一版头条的大字标题，发表了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关于发展城镇街道企事业问题的谈话。铁瑛批驳了“个体经营是资本主义”的说法。他认为，这里有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也有认识上、政策上和管理体制上的问题，盲目地一次又一次地在所有制方面搞“升级”、“过渡”，出现了“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核算单位规模越大越好”的错误认识。现在“允许必要的个体经营”，方向是对头的，也是群众需要的。随后，浙江省革委会《关于发展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事业的规定(试行草案)》提出，“对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事业的发展，要积极支持，不应乱加限制”，还提出，街道企事业“也可以由几个人自愿联合起来办，有些适合于个体经营的项目，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允许个体经营”。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乃至全国关于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重大举措。

1980年8月5日，《浙江日报》报道了中共临海县双港区委正副书记带头投资办厂，带动群众投资入股解决资金困难的事例，引发了一场产生广泛影响的讨论，也开创了台州股份合作办企业的先声。后来有人说，这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1983年黄岩县正式发布了《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这是全国县级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文件，首次使这类企业具有合法的经济地位。浙江省政府也于1989年出台了全国第一份针对股份合作企业的省级指导性文件。1984年上半年，浙江抓住步鑫生改革治厂这个典型案例，在全省掀起了一个支持和提倡改革创新精神的宣传高潮。针对有人认为步鑫生治厂办法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经营管理办法”、步鑫生采取的有些做法同某些政策条文有抵触等观点，中共浙江省委认为，这不是对一个厂、一个人的看法问题，而是关系到怎样对待改革、怎样看待改革者的问题。浙江省委指出，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要勇于改革。要改革，首先要有改革的思想，改革的勇气。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正确的就支持，出现缺点错误就满腔热情地帮助，而不能采取堵、压、砍的错误做法。浙江省的工业企业，90％是中小企业，就是要像步鑫生那样大胆搞改革。对步鑫生这个人，要作为创业者来肯定，这几年，我们在农村中大胆支持“两户”，起用那些跑过“三关六码头”的人，对发展商品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从1983年开始，温州和台州一带的个体私营企业出于小资本联合投资创业的愿望，开始设立以有限责任公司性质为主的股份制企业。1985年前后，一些企业开始以资本为纽带来强化各自的联系，还有一些企业试图通过股份化方式来筹集资金。

关于温州模式的争论，是浙江突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思想束缚的一个焦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段时间内，温州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而受到打压，柳市“八大王”在1982年“打击严重犯罪活动”时的遭遇“螺丝大王”刘大源：潜逃9个月后回家；“五金大王”胡金林：逮捕后出逃，再被捕，坐牢4个月；“目录大王”叶建华：运动时当场被捕，关押1年；“线圈大王”郑祥青：关押半年；“矿灯大王”程步青：逃离数天后被抓，坐牢10个月；“合同大王”李方平：被抓4个月后回家；“机电大王”郑元忠：潜逃在外两年，回家后被收押，186天后无罪释放；“旧货大王”王迈仟：关押。可见一斑。1983年12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王小强和白南生对于温州的调查报告《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指出，温州农村的一些做法，为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新情况和新鲜经验”。1984年春，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司法部门复查之后，终于在当时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温州市委宣布给“八大王”平反，强调要大胆支持商品经济发展。1984年1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个窗口》的报道；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发表《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首次在媒体上提出了“温州模式”概念。1986年至1987年，在国内形成了一个研究和讨论温州模式的高潮。1986年，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王芳指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总的说来，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它对于振兴农村经济，促使广大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已经产生了显著作用。这就充分肯定了温州人民的积极实践，使温州模式得以引领全国。

然而，这一时期解放思想之路并非坦途。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浙江和全国一样，以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争论为焦点的解放思想进程，出现了短暂的反复。1991年底，《浙江社会科学》发表的一篇长篇论文指出：“认为经济工作不必问姓‘社’姓‘资’，这是不正确的，至少是片面的。”“对于改革开放中任何一项重大措施出台，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是完全必要的”，文章强调“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要用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阶级观点来处理有关的重大问题”，这样就把姓“资”姓“社”问题上升到了是否“导致和平演变”的高度。1991年2月，浙江发布的《关于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管理的通知》指出，在经济比较发达、集体企业比重较大地区，“坚持在发展集体经济前提下，继续适度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这显然是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薜驹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把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潜能都调动起来。”提法上退了回去，“共同发展”变成了“适度发展”，这份文件的基调是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管理和约束，而不是支持和激励。1991年9月，有人指出要从反和平演变的高度来看待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花大力气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把1987年浙江就已经提出的全民、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变成了先全民集体，然后才是“适当发展”个体私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1年，湖州发生了扼制家庭织机的“杀机”事件1991年，湖州市郊区的环渚、八里店、织里等乡镇的家庭纺织业日益兴起，少数职工晚上在家里开布机，白天在集体企业上班时打瞌睡，极个别的甚至偷集体企业的棉纱等。家庭织机数量达到了4000台，是集体织机的8倍。这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要求控制家庭织机规模，保证集体企业发展。面对着一台织机能带来1万多元的收入，农民与政府产生了尖锐矛盾。到下半年，“杀机”事件逐渐结束，家庭织机数量大幅减少。好在这种反复的时间并不长久，随着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浙江以至于全国终于突破了姓“资”姓“社”、姓“公”姓“私”思想束缚，把解放思想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97年底，以党的十五大和浙江大力推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标志，浙江这场突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思想束缚为焦点的解放思想进程才真正完结。三、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束缚，走出一条符合浙江实际的发展路子

随着浙江经济规模快速扩大，无论是资源还是市场都出现了供给和需求不足的问题。对于尚缺少技术创新能力的浙江而言，最佳的选择就是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由内向经济为主，转为内向和外向经济并重推进，从而进一步保持和拓展浙江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1985年浙江关于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以及随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于浙江突破传统发展模式起到了关键地推动作用。1990年，浙江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总体设想，强调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1991年，浙江加大改革力度，依靠科技进步，注意质量效益，搞好结构调整。在认真总结十多年来农村改革和发展基本经验基础上，浙江明确了90年代深化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浙江抓住时机，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拉开了“强县扩权”改革的序幕。随后，浙江发布《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和《浙江省县(市)级党政机构改革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各部门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努力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将浙江的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这一时期浙江改革开放的特点是：从关注农村、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搞活开放，逐步转到更加关注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上来，思想禁锢进一步被冲破，改革开放向深度广度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思想。浙江把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坚持“学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改变那些不符合不适应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认识、观念和做法，围绕加快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创新工作思路，做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一是构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布局。2003年7月，在总结浙江多年来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八八战略”2003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举行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总结浙江经济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浙江省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八八战略”，即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八八战略”具体为：一、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三、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四、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五、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六、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八、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做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坚持又好又快发展，既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大起大落，更坚持好中求快，大力推进“腾笼换鸟”，实现“凤凰涅槃”，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2004年5月，浙江做出了全面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策部署，强调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建设，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确保社会公共安全。2005年4月，浙江做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部署，强调大力推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建设，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四个强省”。2006年4月，浙江做出了建设“法治浙江”部署，强调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4年10月，浙江提出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见，作出“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项本领”的具体部署。此外，出台了《浙江省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行动计划》、《关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意见》、《关于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等政策。开展了“信用浙江”、“绿色浙江”、“数字浙江”建设工作，这一系列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二是坚持以人为本，高度关注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浙江是全国较早关注民生问题和社会建设的省份。早在2001年，浙江省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当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等政策措施，在短时间里就集中出台了这么多关注民生和社会建设的政策举措，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十六大以后，浙江更加注重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坚持以人为本，每年都把为民办实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围绕扩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社会稳定等十个方面，扎实推进工作。2004年10月，浙江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为民办实事的指导思想、重点领域和工作机制，把制度建设贯穿于为民办实事的各个环节。三是提出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确保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走在前列。

2007年6月，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作出《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决定》，强调坚持把支持人民群众干事业、干成事业作为根本之举，大力推进全民创业和全面创新；坚持把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作为动力源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攻方向，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关键环节，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新局面；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重要支撑，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坚强保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决定》提出的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是对浙江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起点上开拓浙江未来的发展理念，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新实践的总战略，为浙江今后又好又快发展提出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从这一时期的实践来看，浙江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被放在了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总之，浙江改革开放的历史，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冲破条条框框和各种观念的束缚，积极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子、新办法，大胆改革、创新创业的实践奋斗史和思想解放史。浙江的实践有力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不断推进改革发展的有力武器。第3章浙江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精髓的丰富和深化

浙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先行性”与“特色性”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精髓的丰富和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解放思想必须重在实际行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思想进程，是从思想理论突破起步的。然而，浙江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及时《浙江日报》于6月10日全文转载《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相对于5月11日至5月13日的3天内，全国就有16家省市级报纸转载有关讨论的文章的事实看，浙江似乎不能说是及时的。但是，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温州和台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已经起步，浙江已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并已经出现了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禁锢进行全面突破的迹象。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浙江农村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积极发展个体经营；在城市也于1979年提出允许个体经营的政策导向。

与此同时，温州、台州一带的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十分明显，这些都是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单一公有制所有制结构的重大突破。浙江以民间为主体的创业创新，不断冲破传统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是浙江改革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浙江一些地区，特别是在温州、台州一带，大多数企业直接由居民个人创办起步，以个体私营经济形式发展壮大。在浙江另外一些地区，主要是杭嘉湖和宁绍地区，乡镇集体企业较早得到快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内在体制困境与外在个体私营经济竞争性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开始改制转型。到1998年，在浙江工业总产值中，城乡个体已占45.1％，再加上其他非公有制工业，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工业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如果再考虑到浙江商业这时也已经以个体私营为主，那么整个浙江经济的产出事实上已形成了非公有制经济占压倒性优势的格局。在浙江，民间创业创新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造就了有利于解放思想的社会基础；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解放思想方面，从顺势而为到科学有为，从跟着百姓走到引领经济社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提供社会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产品，造就了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浙江经验启示我们，解放思想既是一个重大地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要地实践课题。

首先，解放思想重在实际行动，就要做好理论与实践的联结，保证思想与行动的协调。如果解放思想只停留在脑子里想想、口头上说说，只停留于开会讨论和发发文件，这种“解放思想”，其实是空谈式的解放思想，甚至是“叶公好龙”式的解放思想，完全背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真谛。解放思想，当然先要解决“思想”问题，即要“务虚”。只有放下思想包袱，打开思想枷锁，冲破思想牢笼，才能挣脱陈旧观念和僵化思想的羁绊，不会为所谓的“上级指示”和“红头文件”所束缚。因此，解放思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还是实践问题，即要回归于“务实”。要把解放思想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实践中，落实在行动上。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下，不但要敢想，还要敢说，更要敢做。要冒着被怀疑、受指责、甚至可能完全失败的风险，勇于创新，敢于开拓，善于破解难题，大胆标新立异，敢吃第一口螃蟹，勇于充当改革的急先锋。

其次，解放思想重在行动，就是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30多年前相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条件、环境、目标都发生了重大地变化。新形势带来了新要求，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在宏观调控的严峻形势面前，坚持战略，积极引导企业共度时艰，应对挑战；如何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手，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加快民生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如何在大量运用资源的条件下，保持环境优良和可持续发展等等。归结起来就是，如何有效地破解发展的难题，如何实现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上述诸问题，用以往的习惯思维、常规方式难以很好地解决，这就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实实在在地找到新方法新路径，从而实现新的突破。

再次，解放思想重在行动，就是要深入实际，作风更加扎实。任何解放思想的过程，都是在深入剖析和研究“实事”后求得“是”的过程，即针对实践、针对改革与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实事求是，以切合实际的办法、对策、举措来加以创造性地解决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杜绝脱离实际，不深入基层，虚飘浮夸的工作作风；坚决杜绝唯书唯上唯文件规章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要着眼于不断提高自身把握实际、解决现实矛盾与问题的能力。否则我们把解放思想的口号喊得再响，调子唱得再高，一遇到现实工作的棘手问题还是会捉襟见肘，缺少办法。因此，解放思想既是一个坚持什么思想路线的问题，也是一个坚持什么工作作风的问题。要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工作中放得下作派，沉得下身子，以更加扎实和深入的作风，实实在在地针对一个个困难、一个个项目、一个个目标去解决问题，尤其要在解决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上敢于“硬碰硬”、敢于刺刀见红。再次，解放思想重在实际行动，就是要有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埋头苦干是一种美德。高谈阔论很容易被别人听到，埋头苦干很难被别人发现；一时的发愤图强很容易做到，一生的孜孜以求很难做到。广大党员干部都要有一点奉献精神，要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不分心、不分神、不浮躁，一心扑在工作上，有时间多想想工作，有时间多思考问题，少说多做、埋头苦干。要甘于平凡，平心静气，多做一些默默无闻的事，多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多做一些为民解忧的事。二、必须把改革发展作为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

解放思想到底是为了什么？说到底，解放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通过破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桎梏，使主客观相一致，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直面前进中的困难甚至困境，以改革的勇气，从根本上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浙江解放思想就是紧扣改革发展这一根本目的而展开的。

只有大胆突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和传统发展模式束缚，才能极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最大思想束缚，就是谁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问题。在此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然而，在传统思想观念中，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只能具体生产和生活在国有或集体等公有制经济组织里，只有这两种经济组织形式里的“人民”才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虽然国有和集体经济组织普遍存在着效率低下的困扰，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生产和生活在个体或私有经济组织里在当时人们看来是难以想象不可理解的。

因此，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解放思想所要解决的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允许和支持城乡居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问题，这个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就是出于增强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等发展生产力目的，冲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思想束缚，快速发展个体私营等多种经济成分。浙江解放思想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如农民是不是具有种植养殖自主权，生产队或农民能不能经商，乡镇企业能不能加工经营当地农副产品，步鑫生实施的管理方式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专业市场发展走向何方，如何看待奖金制度等等，这些都使姓“资”姓“社”、姓“公”姓“私”问题与生产力发展的主体问题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样就使得解放思想不仅是个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而且还是必须正确处理的具体物质利益关系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解放思想难度。而传统发展模式的最大束缚，就其形式来看，主要就是一种先入为主式的主观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的成因，既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和经验局限，又有不懂得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不能够正确认识浙江实际，不知道科学地推进区域发展等方面。

因此，只有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不断正确地认识浙江实际，才能持续不断地创新发展思路，适时地调整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生产力发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任务。浙江在改革开放初期，先是从极左路线回归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然后才是不断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束缚，适时地调整优化发展战略，形成了适合浙江实际的发展模式。解放思想冲破了原有的种种陈规陋习，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全新的体制机制；生产力发展寓解放思想之中加快推进，自然而然地强化了新的制度安排的生产力基础；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在生产发展中快速提高，内在地造就了解放思想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基础。十分明显，生产关系变革与生产力发展同步，而把两者有机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变革，而生产关系变革必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而形成了解放思想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积极促进和互为相长的过程。三、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首创，就是最先创造，它属于创新的性质；而创新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思想认识上的升华，实质是人们所从事的创造性实践活动。“首创精神”，指人们努力创新和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它反映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面貌。说到底，它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展示，是创立和推行一项活动计划的精神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所具有的首创精神，主要指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高度融合与升华，是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敢冒风险、不断创新的胆识和勇气。这里讲的“积极性”体现出人民群众对某一新生事物的价值判断，“主动性”反映出他们对某种新生事物的价值追求，“创造性”则是他们自身的本质力量自然外化和充分展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解放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理解和支持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尊重群众的自愿选择和首创精神，做到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浙江通过解放思想，把激发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活力摆在首位，以经济民主带动政治民主，率先建立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自主创业、自强不息、自我积累、自愿联合，营造了鼓励人民群众干事业、支持人民群众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了全民创业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人民群众普遍具有自主地位和自立、自主、自强意识，把创业创新活动当成实现自己生活理想和自我价值的手段。这样的社会氛围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使全社会力量高度活跃，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层出不穷，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实际出发，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大胆冲破传统体制，建设富有活力的新体制机制。改革初期，旧体制旧观念造成的阻力很大，改革的目标模式尚未确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认识，许多问题一时还说不清楚。因此，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探索往往采取宽容与默认的态度。“老百姓愿意干的不阻挡，老百姓不愿干的不强迫”，这种态度一度曾被看做是“无为而治”，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恰恰就是允许、保护、支持，它能避免因为认识不足而扼杀新生事物。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试、允许看、鼓励闯，先放开后引导，先搞活后规范，先发展后提高，不求全责备，不因噎废食，让新生事物在实践中逐步完善，通过发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改革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以温州为例，温州市领导对群众首创精神十分珍惜，对新生事物允许试验，成功以后推广。从1984年4月开始，苍南县龙港镇农民在镇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在鳌江河口五个小渔村和一片滩涂上，首先公开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把土地出让金改为征收公共设施费，实行“谁建设、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全镇以每间地基为42平方米，按等级分别征收从200元到5000元的公共设施费，为龙港聚集建设资金。这种做法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温州市领导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一方面允许试行；一方面向上级领导汇报，争取支持，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被国家11个部委确定为全国小城镇改革试点镇。还是在温州，1986年7月，时任永嘉县委委员和上塘镇委书记的叶康松，提出辞官为民，到农村办家庭果园。一个领导干部下海办个体、当时没有先例。永嘉县委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就请示市委领导，市委领导研究后认为能官能民应当允许。于是永嘉县委批准他下海。经过多年努力，叶康松从一家农业公司发展到集团公司，从国内发展到美国，成为中国农民首家在美注册的私营企业。1986年11月，由温州市民杨家兴牵头、八人合伙办了鹿城城市信用社，在金融界引起争论。温州市领导认为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积极加以引导和规范。到1995年，全市批准建立城市信用机构129家，农村信用合作机构6.45万家，占全市金融系统存贷余额达15%左右。

1979年，苍南县钱库镇李家车村农民联络40个股东，每股出资150元办起了针织厂。温州市领导认为，这是温州农村以家庭为主的生产经营方式开始向多种多样联合、股份合作方式转化，有利于农村工业化的探索，就抓住这个新生事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了全国第一个《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积极引导，加以规范，使全市股份合作制企业蓬勃发展，健康成长，对发展生产、扩大就业，促进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提高生产能力，繁荣农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壮大，1987年温州出现了私营企业350户，雇工4377人，注册资金3289万元。这时，温州发展私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的批评之声随之而起。温州市领导顶住压力，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于1987年10月制订了《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办法》加以引导规范，成为全国最早制订有关私营企业政策规定的试验区。至2007年，全市民营经济生产总值达1741.14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80.7%，民营经济出口额70.16亿美元、占全市出口额的69.1%，民营企业上缴税收249.98亿元，占全市税收的86.3%，民营企业从业人员343.1万人，占全市总就业人员的66.3%。

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方面，温州只是浙江的一个缩影。在浙江，曾一度不被人们所充分理解的乡镇企业，是广大农民自己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被人们誉为“神州第一市”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当地领导尊重“货郎担”的创造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自行筹建、自行建设、自行管理、自行还贷”的发展交通的“四自”新经验，“农民城市农民建”的农村城镇化路子，“富村兼并穷村”的扶贫方式，以及走出浙江、异地经商办厂，创办“浙江街”、“浙江村”等，同样都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探索、大胆创造的结果。

在解放思想中尊重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其实质就是坚持人民创造群众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紧依靠人民，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浙江解放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浙江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四、解放思想必须抓住“人的解放与发展”这个关键

解放思想与“人的解放与发展”，实施者是人，出发点是人，最终目的是人，都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因素的解放，是解放思想中生产力要素解放的根本。社会主义的任务，不仅要使生产力中的人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而且成为在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中都成为具有创造力的主体，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解放出来，使现实的人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持久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那么，怎样才能通过解放思想来解放与发展人呢？浙江经验启示我们，解放思想必须抓住“人的解放与发展”这个关键，首先，解放思想应当以人的解放与发展作为价值取向。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应当合乎人的基本发展方向，合乎人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违背以人的发展为标准制定的政策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一些单位、一些部门单纯为了发展经济，不顾生态环境，不计发展代价，从而导致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这些做法偏离了以人的发展作为解放思想、制定政策的价值依据，而仅仅以经济的发展作为其制定政策的价值取向。其次，解放思想应当充分尊重人的基本权益。人的基本权益包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因此，在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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