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栎宇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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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反帝：中国派团参加亚非万隆会议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筹备出席会议
●毛泽东明确表示：“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毛泽东郑重地说：“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
●周恩来说：“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
周恩来争取参加万隆会议
1954年10月24日下午，北京中山公园披上了节日般的盛装。在公园音乐堂门前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的国旗，一进门，巨幅的深绿底板镶着用中印两国文字写成的标语：
和平万岁！
中印友好万岁！
音乐堂里不断传出悠扬的中国歌曲和印度歌曲。两万多名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聚集在公园里等候着印度贵宾尼赫鲁总理的光临。
16时30分，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市长彭真陪同尼赫鲁总理和英迪拉·甘地夫人等款款走入中山公园。当他们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时，一时掌声四起，首都人民再一次对尼赫鲁总理表示衷心地欢迎。
16时40分，北京市各界人民欢迎尼赫鲁总理的大会开始。
彭真市长代表首都人民对尼赫鲁总理来中国访问表示热烈地欢迎，并且表达了中国人民促进中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真诚愿望。
尼赫鲁总理在会上向首都人民传达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会上，彭真市长代表首都人民向尼赫鲁总理献礼。在这些礼品中，有珍贵的敦煌画册、麦积山石窟塑像画册、我国老画家齐白石的“中堂水墨虾”名画和景泰蓝等精制工艺品……其中最珍贵的是一面锦旗，上面绣着毛泽东在1951年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上的祝词：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来是很好的……
大会结束了。夕阳西下，暮色降临。这时，中山公园内华灯初放，在绿树丛中，林荫道上，交织成一幅瑰丽的景色。
尼赫鲁总理在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的陪同下参加了游园。
在中山公园参观完中方特意为尼赫鲁一行举行的游园会之后，周恩来和尼赫鲁进行了谈话。
在谈话中，尼赫鲁告诉周恩来：南亚五国总理准备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
尼赫鲁所说的南亚五国指的是缅甸、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
周恩来立刻回答：“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这个会议是为扩大和平区域而努力的，因此有助于和缓紧张局势。”
接着，周恩来又坦然地说：“虽然参加会议的各国情况不同，而且会议的问题是复杂的，但是终能找到共同点。”
毛泽东十分赞同周恩来的这一看法，也明确表示：“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最早是在1954年初由印度尼西亚倡议的。当年12月，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
在即将动身出席南亚五国总理会议的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前去总统府领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面授机宜说：
30年前，我们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就提出要加强亚洲各民族间的团结，现在又加上了非洲。你在五国总理会议上如果能争取大家同意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并由印尼来主办，我就很满意了！
在茂物举行的五国总理会议上，阿里总理提出举行一次更广泛的亚非国家会议的设想。
阿里先从亚非地区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起，接着列举殖民主义不甘心自己在亚非地区失败的种种动向，最后分析新兴国家要相互支持，团结一致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
最后，五国总理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
接受印尼总理的建议，由印尼进行可行性调研。
听了阿里的汇报，苏加诺命令印尼外交部全力进行筹备。他明确指示：
不是调研，而是进行会议准备！
阿里和外交部深感责任重大。他认为，首要的工作是取得印度的全力支持，因为当时印度在亚非国家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
经过多方面深入细致地工作，阿里先说服印度尼赫鲁总理与他发表联合声明。
不久，阿里又飞赴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签署了同意召开亚非会议的联合声明。
与此同时，以印尼外交部亚洲、中东司司长苏卡佐为首的筹备班子，也积极与亚非各国驻印尼使馆沟通。
就在尼赫鲁访华一个月后，缅甸总理吴努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亲切会见吴努。在同吴努谈到亚非会议时，毛泽东郑重地说：
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周恩来复电确定出席会议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致电周恩来总理，代表5个发起国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
阿里总理在电文中说：
总理先生：
在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总理们于1954年12月28日及29日在茂物举行的会议上，一致同意在1955年4月间召开亚非会议。
该会议将由上述5国政府联合发起，而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荣幸代表他们充当主人。发起的政府已经决定该会议在万隆举行，为时约一星期，即自1955年4月18日至24日。
至于亚非会议的目的和其他详情，请阁下参阅我所荣幸地附上供你考虑的备忘录。我特别愿意提请阁下注意在该备忘录第八、九段中所提出的我们对该会议的一般态度。该会议本身将决定它自己的议事程序和议程。
我相信备忘录所包括的情况将使阁下对亚非会议的目的和性质有一足够清楚的概念，因此，我荣幸地代表会议的发起人根据备忘录的第五段邀请阁下的政府派代表出席该会议。
如蒙阁下能尽早地、最好是在2月中旬以前将有关阁下的政府参加该会议的决定通知我，则会议的发起人将深为感激。
假如像我所深深希望的那样，阁下的政府决定参加的话，那么如蒙您同时将组成贵政府代表团的人数通知我，使我能为他们的住宿等作必要的安排，则我表示感激。
在雅加达成立的联合秘书处将随时提供与会议有关的进一步详情，以及那些为参加会议者所需要的其他情况。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
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博士1955年1月15日于雅加达
1月22日，周恩来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接受他代表印尼政府提出的参加亚非会议正式邀请。
2月10日，周恩来复电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接受参加亚非会议的邀请。
周恩来在电文中说：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阁下：
1955年1月15日阁下代表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五个发起国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的邀请书和随函附来的关于亚非会议的目的和性质的备忘录都已经收到了。
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为了探讨和促进他们相互间的和共同的利益和为了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反映了最近时期以来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反映了亚非各国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同时以平等的地位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友好合作的日益坚强的愿望。这个会议的召开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亚非会议的目的，而且对于能够有机会同其他亚非国家一起为这些目的而努力，也感到荣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应邀派遣代表团出席1955年4月18日在贵国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人数，我将尽早通知阁下。
阁下，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您，亚非会议的倡议者、发起人和主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1955年2月10日于北京
这样，中国出席万隆会议最终确定下来。
从中方表示愿意参加会议，到中方正式收到会议邀请函，中间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0那还是在1954年12月28日，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开会，会议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邀请中国参加会议。
会议从1954年12月28日至29日，会期两天。
亚非会议的筹备会议很有代表性，它由印尼、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5个发起国组成，巴基斯坦是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集团成员，锡兰是反共反苏的积极分子。
五国总理在幽静的茂物植物园印尼总统行宫中关起门来举行。会议开始时比较顺利，在总的会议宗旨上，参加国比较一致，对会议日程很快达成协议，一致同意亚非国家加强团结，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加强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奋斗。
讨论到亚非人民的特殊的问题，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出现分歧。
最大的争议出现在是否邀请中国的问题上。
会议最后一天，会议争论激烈，各方几乎不欢而散。反对邀请中国最坚决的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巴基斯坦，其次是锡兰。
另外三国主张邀请中国。印度总理尼赫鲁力主邀请，但态度比较和缓。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支持中国，但作为东道国，一心想开成会议，不愿把事情闹僵。缅甸总理吴努为争取邀请中国，态度最为鲜明。
当双方争吵相持不下时，吴努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如不被邀请，缅甸将退出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风起云涌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粉碎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亚非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亚洲各国人民开始站起来，非洲国家已经觉醒。
亚非会议当然会招致殖民主义国家的不安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千方百计施行挑拨和破坏，妄图使它胎死腹中。
幸而当时亚洲国家一些英明领袖，如印度的尼赫鲁、缅甸的吴努、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不为所动，强调中国参加大会的必要性。
在会议上，苏加诺总统坚决地指出：
没有中国的亚洲就不再是亚洲，如果中国不被邀请参加大会，这样的会议还有什么意义，不如不举行吧！
在这样有力地呼声的支持下，在会议濒临破裂的情况下，通过了正式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决议。
最后，与会者达成一个有先决条件的决议：
在印度尼西亚总理承诺向阿拉伯国家做工作和说明后，会议同意邀请中国参加。
12月29日，茂物五国总理会议一结束。当天夜里，一名记者赶回雅加达，直接找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向他报告说：
五国总理决定召开亚非会议，由五国联合发起，时间定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尼举行，邀请信由印尼总理代表五国发出，包括邀请中国参加。
1955年2月21日，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前往中国外交部会见章汉夫副部长，递交了印尼总理对周恩来总理2月10日信函的复电。
复电对中国政府接受邀请深表谢意，并希望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自率团前去印尼出席会议，而且恳切地说：“您的出席必将有助于会议的成功。”
随后，印尼方面进入紧张的筹备工作。
为应对各种变化，苏加诺又找来总理阿里、外交部秘书长兼亚非会议筹备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等人商量。
苏加诺说：“出于周全的考虑，我们要设法将茂物会议的情况透露给中国，以便让他们早有预料，早有准备的好。”
中方此时也积极展开参加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提出参会方案
从1955年2月起，周恩来开始筹备会前的准备工作，主持研究和制定中国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
3月12日，周恩来突然患上急性阑尾炎，住院手术，到28日才出院。周恩来还没有痊愈就投入到出席会议的筹备工作当中。
当时，中国仍然面临着很复杂的情况。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没有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观点区别很大，而且他们对新中国不太了解，心存疑惧，再加上美国政府从中挑拨，使当时中国的处境不容乐观。
周恩来意识到，亚非会议的召开，是战后国际形势和亚非地区形势变化，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反映了亿万亚非人民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共同愿望。
中国能够取得众多国家的重视和信任，得益于新中国实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得益于新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从“一五”计划前期开始，中国迅速崛起，大国形象逐渐确立，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周恩来还意识到，必须明确中国的参会方针，制定符合客观形势的政策，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会议中取得胜利。
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交《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
4月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充分讨论并批准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有关文件，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周恩来在《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指出：
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亚非会议的召开正当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在亚非地区发生巨大影响的时候，亚非人民争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正在高涨，而另一方面美国正在组织和扩展各地区的侵略集团，力图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积极准备新的战争。美国并企图通过它在亚非会议中的仆从国家来对会议进行破坏。但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中不仅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且有大批“和平中立主义”和接近“和平中立主义”的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共同愿望。因此，我们在亚非会议中对于在亚非地区乃至于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势力的事业是有着有利条件的。
根据以上基本情况，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这份草案经毛泽东和刘少奇审核后，代表了中国即将出席亚非会议时所持的态度。
4月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
这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和代表团成员名单。
4月13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为顾问，王倬如为秘书长。
在准备出席会议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同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
二、代表团遭遇空难
●陈毅接过电报看一遍，愤怒地说：“蒋介石集团卑鄙无耻之极！”
●周恩来果断地回答：“临阵不换将嘛，首席代表一职不要变动。”
●公路两旁的万隆人民高喊：“和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
代表团收到关于暗杀的密电
1955年4月7日，刚刚做完急性阑尾炎手术的周恩来，在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乘坐中国空军苏式里-2飞机，离开北京，途经重庆，于8日中午11时30分抵达昆明。
周恩来到达昆明后，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这时，接到缅甸总理吴努的电报，邀请周恩来先去仰光，以便先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缅甸、印度、埃及等国的政府首脑会晤，研究万隆会议的有关问题。
因此，周恩来、陈毅等人改经昆明去仰光，然后由仰光飞雅加达。
一些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由于必须在会前赶到万隆，所以，他们仍然按计划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
4月11日早上，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中国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斐德等11人和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5名机务人员，在香港登上飞往印度尼西亚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11日，吃过早餐后，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省长、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3位领导人带着省委保卫部部长和省委接待处处长到周恩来住处看望他。当时，陈毅也正好在场。
陪同云南3位领导人进来的秘书长王倬如向周恩来报告说：“总理，云南的同志想让你放松一下，趁今天天气好，想请你去参观一个风景点。”
周恩来说：“可不可以安排在明天呢？”
陈毅猜到周恩来的心思，对云南的3位负责人说：
诸位，总理有总理的考虑。我们代表团除了租用印度的“空中霸王”号飞机外，还租了他们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这架飞机定于今天中午12点过后由香港起飞，飞往雅加达。我们的情报部门得知，蒋介石国民党特务机构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员工，要对这架飞机进行破坏。总理前晚上和昨天几次打电话给北京，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港英当局严防蒋特破坏这架飞机。
午餐后，陈毅劝周恩来回房休息一下。周恩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却无心休息。
其实，陈毅心里一样很紧张，便来到周恩来房间。他抽着烟自言自语道：“莫急，莫急哦。”
中午1时，章汉夫和王倬如匆匆走来向周恩来、陈毅报告：
外交部来电话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电告外交部：“克什米尔公主号”于12点15分准时起飞，一切正常。
听完他们的话，周恩来和陈毅才松了一口气，决定出去游览。游览石林回来后，章汉夫接到外交部董越千打来的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由香港起飞三四个小时后，和导航台突然中断了联系，详情尚不清楚。
章汉夫立即将此情况向周恩来报告，晚饭后，秘书又送来一份紧急电报。周恩来一看，是西花厅转来由情报部门破译的一份密电。这份密电是蒋特香港情报站发给台湾“国家安全局”所属保密局的，电报称：已将定时炸弹置于油箱底，预计下午4时可望爆炸。
陈毅接过电报看一遍，愤怒地说：“蒋介石集团卑鄙无耻之极！”
周恩来沉思了片刻说：“现在我们就是要看各地媒体怎么报道这个事件，来验证事件的真相。”
周恩来坚持临阵不换将
1955年4月12日凌晨，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聚集在周恩来的会客室内，他们都焦急地等着北京来的消息。
几个小时后，王倬如走来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主任请章汉夫副部长听电话。这时，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几分钟后，章汉夫拿着一个记录本向周恩来和陈毅急匆匆地走过来，边看记录边说：
杨主任1时左右接到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电话，尤金说莫斯科传来的消息，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一架印度客机在南中国海坠毁。杨主任马上打电话问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没有得到这个消息。都说还没有。没过多少时间，新华社打电话报告杨主任，说是已经有几家外国通讯社报道了这个消息。一家通讯社说：中共代表团前往印尼出席亚非会议的一架飞机已告失踪，机上人员的命运，尚未获知。还有一家外国通讯社报道南中国海上空发生了爆炸声，有可能是什么飞机失事。另一家通讯社报道说，中共代表团乘坐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海。台湾蒋帮的电台已经播发了“周恩来座机坠毁”的消息。杨主任得到这些消息后，立即打电话报告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指示杨主任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在昆明的周总理和在杭州的毛主席，并指示说要外交部就此事件发表声明。杨主任在电话里讲的就是这些。
听了王倬如的报告，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周恩来。
乔冠华说：“为安全计，我认为总理不能去。”
其他人也说：“总理不能去。”大家就这样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这时，周恩来坚决地说：
这要从政治上考虑。我怎么能不去？我若不去，岂不是中了蒋介石的诡计！外交斗争是文仗，是有风险的。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几小时后，路透社新加坡方面向中国代表团致电称：
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失事，机身坠入海中。机中11位乘客，包括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该机5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当时，周恩来非常悲痛和气愤，他一直坐在椅子上思考着问题，一夜未眠。
4月12日清晨，周恩来接到杨尚昆的电话。
杨尚昆说：
少奇同志要我把凌晨他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在京同志紧急会议情况速告你。这个会议也是在杭州的毛主席建议召开的。会议上，多位同志从你的安全出发，建议你不要去出席亚非会议了，首席代表由陈毅同志担任。少奇同志说这要征求和听取你的意见。因为新华社将在明日（4月13日）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任命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代表、顾问、秘书长名单，所以少奇同志要你立即表示意见。
争取和平的坚强信念，使周恩来不顾个人的安危，仍决定前往万隆。他果断回答：“临阵不换将嘛，首席代表一职不要变动。”
这时，周恩来收到邓颖超的来信，她对周恩来的万隆之行很担心。
在信的开头，邓颖超说：“刚别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
邓颖超在信中说：
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
周恩来给邓颖超回信说：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接着，周恩来算了算日期，自己是7日离开西花厅的，到现在已经隔了3天，看看邓颖超来信的末尾，落款是“一九五五·四·十”的发信日期。
这就是说，邓颖超写这封信时，“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空难事件还没有发生。
周恩来沉思了片刻，开始在洁白的信纸上写起来。
周恩来复信邓颖超说：
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周恩来临危不惧，充分显示出一个严守信义的大国总理的气度和风范，让全世界都佩服周恩来，敬慕中国。
外交部就空难事件发表声明
1955年4月12日，得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周恩来非常悲愤。
自从悲剧发生后，周恩来就在日夜为案件操劳，每天睡眠不到4个小时。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对飞机失事事件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哀悼。”他说：
这次灾祸有某些十分异乎寻常的特点。在飞机坠入海中之前十分钟，我们还接到了飞机上发来的正常电报。过后不久一定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对于这一切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
章汉夫、乔冠华向周恩来建议，请张闻天副部长主持拟定外交部的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负有严重责任，必须认真查究，将参与此事的蒋介石集团的特务逮捕。
周恩来表示同意。
4月12日下午，新华社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声明说：
参加亚洲非洲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亚非会议新闻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由我国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一架，于北京时间4月11日12时15分自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的海面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全部人员下落不明。
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早在这批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启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将要包乘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4月10日9时30分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以保障上述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的安全。英国代办处的官员问明了这些人员准备乘坐的客机的所属航空公司后，答应用电报通知香港英国当局。尽管如此，美蒋特务机关的阴谋仍然得逞，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美蒋特务机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记者的预谋杀害，不仅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疯狂表现，而且是对于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卑鄙破坏。亚非会议即将召开，这个会议代表着亚洲和非洲拥有14.4亿人口的29个国家，受到亚非广大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烈拥护，绝非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任何无耻阴谋所能阻挠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起在亚非会议中为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卑劣行为，只能加强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共同行动。
1955年4月12日
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责中国外交部声明“荒谬”，“没有丝毫根据”，“有一种强烈的宣传动机”。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说，“如果这一事件涉及破坏行动的话，那大抵是来自共产党中国内部，可能是来自中共党内的分裂分子。”《纽约先驱论坛报》诬称，“中共为了在亚非会议上引起亚非国家反对美国和英国的情绪而破坏这架飞机并不是不可能的。”台湾方面，反动派诬称“飞机是中共破坏的，旨在鼓动反美并为‘解放香港’打下基础。”
在接到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发出的紧急求救的信号后，印尼派出两架飞机去搜寻，新加坡英国当局也派出多架飞机及快速护航舰“丹皮渝号”进行搜寻。
4月12日晨，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处印尼所属的纳士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机身坠入离海岸一公里的水中。有3位机上人员在一个小岛上被“丹皮尔号”救出，他们是：副驾驶员狄克西特，领航员帕塔克，地勤机械师卡尼克。“丹皮尔号”还找到3具尸体，一具是飞行机械师顿哈的，一具是飞行事务员皮门塔的，另一具则无法辨认。由于飞机失事的地点在印尼领海，按国际民航法规，由印尼组成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调查委员会主席是印尼民用航空局空运处处长伊马江。印尼和英国船只打捞飞机残骸。
在这次惨剧中遇难的8名中国人是：记者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沈建图、杜宏、李干、郝风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
张闻天召见英国代办杜维廉
1955年4月13日早6时，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召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宣读并面交了中国外交部拟定的照会。
杜维廉对照会中所说“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出抗议，声称尚未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应该等待调查的结果。
他还说，4月10日副司长张越通知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时只讲到可能会有人捣乱，而未说有人企图进行破坏，但香港当局仍然采取了充分的预防措施。他要求中方提供所掌握的详细证据。
张闻天愤怒地指出：英方的抗议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指责是有充分理由的。香港当局知道机场上有美蒋特务在活动，从那里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首先得有决心。有了决心去查究，此案是不难弄清的。
4月13日下午，艾惕思将香港总督在当天下午1时15分对报界发表的声明函送张越，声明说：
香港政府于上周末接到英国代办处的一封电报说，中国外交部曾经得到情报说，中国国民党同情分子可能对搭乘印度航空公司即将离开香港飞赴万隆会议的一批记者进行捣乱，请香港政府采取适当的预防办法。
在4月11日即星期一上午，新华社有一位代表打电话通知高级警官说，11名记者及一名越盟代表即将于该日下午搭乘一架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启程离开香港。
17日，英国代办处送给中国外交部一份“备忘录”，作为中国外交部4月13日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的答复。
备忘录说，英国政府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故不接受任何责任，对于中国政府没有给予时间去进行任何调查之前即对英国当局提出控诉一点，提出强烈地抗议。
备忘录还说，4月10日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通知英国参赞，国民党分子可能要对一批中国记者于次日离港前赴万隆会议时进行捣乱，请求采取适当地预防措施。这一通知并未在任何方面予以详述，也不含有破坏的意思。英国参赞询问此批人员的数目、居留地点、有关航空公司的名称和出发路线，当时这位副司长不能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予以答复，而是在此后以电话通知的。
备忘录指出，香港当局鉴于来自北京方面的讯息，在飞机于12时15分到达香港后，随即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以保证该批人员在机场上不受骚扰。当该飞机在香港时，一名警官指挥警察守卫，未经许可之人不准接近或登上该机。飞机约于13时26分（香港时间）起飞，并无事故。因此，在全部调查完成之前断言失事原因实属过早，香港警察方面在香港正在进行调查中。如使此项调查能够确定真实失事原因，“有关方面须供给其所能获得有关此项失事情况之全部材料。英国政府兹料中国政府将准备如此合作”。
英方的做法属于自私行为，中国人民无法接受。
1955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蒋元椿的《英国当局一定要负起责任》一文，对英国政府在17日向我国外交部提出的备忘录作了批驳。
蒋元椿指出：
英国政府的备忘录说，香港英国当局正在进行调查。我们对英国方面的这种表示是欢迎的。但是必须指出，香港英国当局进行调查的方向却不对头。我们不能了解香港英国当局为什么不认真从追查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的这个方向来进行调查，却把他们的注意放在所谓机件故障方面。同时，我们更不能了解，香港英国当局为什么注意传讯在香港的我国人员，向他们进行调查，而对于在香港的美蒋特务却反而置之不理。
英国当局的离奇表现使美国合众社很感“兴趣”。合众社说，英国的备忘录指责中国“隐瞒了重要的情报”。它还说，英国备忘录“使人们猜测”中国政府“是否可能”为了宣传而“破坏这架飞机”。十分明显，这就是同一个合众社几天以前故意散布的对中国人民进行诬蔑的无耻论调。人们要问：难道英国方面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也会对这种无耻的论调感到兴趣吗？
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一定要对于印度飞机失事事件负起严重的责任。它们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迅速的、彻底的调查。任何拖延推诿都只能使参与这一谋杀事件的美蒋特务分子漏网。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
其实，英国发表的“备忘录”完全是在推卸责任。
早在4月9日晚上，周恩来在昆明向外交部发出紧急指示：要外交部将台湾特务要炸机的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中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香港当局保证中国有关人员的安全；要求外交部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要他一定保证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代表团成员的安全。
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天晚上将周恩来的指示即传达给香港新华分社和中国代表团。第二天一上班，他又急忙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对此十分重视，马上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4月10日上午9时，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告诉他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等一行11人在第2天上午将由香港乘飞机去参加万隆会议，中方已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破坏，故请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采取必要措施。
当时，艾惕恩对张越所讲的情况还是很重视，他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港英当局。
11日凌晨时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同志们还在忙着落实周恩来的指示，为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全紧张地忙碌着。
凌晨1时30分，新华分社派专人来到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的经理家中，叩开了印航经理的家门，把他从酣睡中叫醒。
睡眼惺忪的印航经理听完中方通报的情况后，半信半疑地问：“你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他又提高声调问：“你的消息是否有根据？”
中方人员回答说：“有可靠根据，我深夜造访正说明了这点。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印航经理沉思片刻后说：“这种情况估计不可能发生，因飞机几小时才能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只在香港加油，停留一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敢胆大妄为。”
看到印航经理漫不经心的样子，中方人员很焦急，便直截了当地指出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中，有的人同国民党特务分子有联系。
这时，印航经理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表示，一定要采取安全措施，到时候派印度工程师去检查油箱，并将亲自到机旁监视。
4月12日上午10时，飞机起飞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再次派人约见印航经理，请求他一定要严加防范。
印航经理答应在香港机场停留期间，不让任何人接近飞机，就连增添食品、加油、押运行李等工作也一律由公司派专人负责。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情报是十分准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防不胜防，悲剧还是发生了。
周恩来提出协助英方破案
1955年4月初，周恩来收到缅甸总理吴努的两封电报，邀请周恩来总理在4月15日之前两三天到仰光去休息几天，并说由他们派飞机到昆明来接周总理，同时，可以商讨一下参加万隆会议的的各项事宜。
4月14日，周恩来租乘印航“空中霸王”号从昆明飞抵仰光，与缅甸总统巴宇、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等国家首脑举行非正式会谈，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带来的影响和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情况等重要问题。
周恩来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
周恩来指出：
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周恩来对尼赫鲁说，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中，中国、印度都是受害者，应共同促使英国政府指令香港当局破案。如果英国政府有合作诚意，中国政府愿意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材料。周恩来希望尼赫鲁就此事致电英国首相艾登。尼赫鲁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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