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靖学青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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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型试读：
前言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作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长江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流，也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长江沿岸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十分优越。国家对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沿岸地区经济发展十分重视，早在2014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仅仅三天后，即4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重庆召开11省市座谈会，强调长江生态安全关系全局，要求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永续利用，走出一条绿色生态的新路。4个月之后，即9月份，国务院又出台了《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对长江经济带开发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定位进行了说明，并且就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提升、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产业发展及其转型升级、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培育全方位对外开放新优势、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区域协调体制机制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该指导意见之后还附有“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体系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到2020年长江经济带将要形成畅通的黄金水道、高效的铁路网络、便捷的公路网络、发达的航空网络、区域相连的油气管网、一体发展的城际交通网。
长江经济带实际上应该称为长江经济区，因其在地理形状上表现为东西向狭长的条带状态而得名。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11个省市，土地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2012年其年末人口数和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分别约为56126万人和235915亿元，占全国总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在40%以上，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长江经济带途经上游、中游、下游地区，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目前，长江经济带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3年长江经济带拥有内河航道里程8.9万公里，铁路营运里程2.96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188.8万公里，输油（气）管道里程4.4万公里，城市轨道营运里程1089公里，民运机场74个。随着“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的实施，到2020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设施水平将上一个大台阶，其经济联系强度和经济一体化水平将会大大提高，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和协调发展。
鉴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和广阔前景，以及产业发展及其结构转型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作用，本书进行了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及其结构转型研究。全书总共分为七章，从各个不同层面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探讨，其中：第一章是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从不同侧面深入刻画长江经济带国民经济这个大产业的增长速度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就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进程、制度创新等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估计和判断这些因素影响的显著性、影响方向、影响力度。第二章研究了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与结构转型，主要分析三次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优化升级的趋势。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及其结构转型，主要是两部分内容，一是整个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状况，二是农业结构、工业结构、服务业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优化升级的趋势，但重点在第二部分内容。第六章研究了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与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产业发展及其结构转型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变化状况，以及其提高和改善趋势。第七章探讨了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及其结构转型的实现途径及其措施对策。
本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与城乡发展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的集体撰写，具体分工是：
第一章 靖学青（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室主任）
第二章 王晓娟（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第三章 王秀治（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室副主任）
第四章 樊福卓（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第五章 张彦（博士，助理研究员）
第六章 孙林（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第七章 徐丽梅（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马超峰亦对第三章的撰写付出了努力。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有关论著和资料，摘要编成“参考文献”，附于书后。
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请读者尤其是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不吝赐教。靖学青2015年5月5日于上海
第一章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11个省市。本章使用1952年到2013年总共62的时间序列数据，从环比增长、平均增长、定基增长三个不同侧面充分揭示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基本特征，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各种生产要素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贡献大小，最后形成了研究结论。
第一节 经济发展及其度量方法
产业是国民经济中基于共同标准划分的部分的总和，是具有相同性质企业或者组织群体的集合，是指由利益相互联系的、具有不同分工的由各个相关行业所组成的业态总称。国际上最流行的产业划分是三次产业分类，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次产业内部又划分为不同的行业（一定意义上，这些细分行业也可称为产业）。三次产业的总和就是整个国民经济这个最大的产业，本章要探讨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就是要对其国民经济这个大产业进行研究。目前，国内区域层面的国民经济最好的衡量指标就是地区生产总值（即经常使用的地区GDP），因此本章所谓的“经济发展”研究就是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研究。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可以从环比增长、平均增长、定基增长三个不同侧面进行度量，这样多角度地定量刻画，对全面认识长江经济带国民经济这个“大产业”发展是有诸多好处的，也是必要的。
环比增长率，是某个年度（也可以是其他时间周期例如季度、月、周等）的地区生产总值（也可以是其他经济指标例如销售额、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总值等等）与上一年相比较的增长率，测度的是某个年度相较于上一年的增长速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经济增长的波动状况，其计算公式是：
式（1-1）中，a和a分别是某年n与其上一年n-1的可比价地区n-1生产总值，x为n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我国每年公布的n年度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多数公民都关注的经济指标，这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年环比增长率。
定基增长率，是某个年度（也可以是其他时间周期例如季度、月、周等）的地区生产总值（也可以是其他经济指标例如销售额、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总值等）与此前某个基期年度的比值，测度的是某个年度相对于此前某个基期年度的累积增长幅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经济增长的累积成果，其计算公式是：
式（1-2）中，a和a分别是某年n与其基期年度0的可比价地区n0生产总值，x为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定基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n我国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发展战略目标，即从1980年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也就是用20年的时间将经济总规模（GDP）增加3倍，其实这就是使用定基增长率描述经济增长的方法。
平均增长率，是在某个时间段内地区生产总值（也可以是其他经济指标例如销售额、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总值等）每年（也可以是其他时间周期，例如每季度、每月、每周等）的平均增长率，测度的是某个时间段内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较好地反映三个年度以上时间段内区域经济增长的平均状况，其计算公式是：
式（1-3）中，a和a分别为某个时间段内期初年份i和期末年份jij的可比价地区生产总值，n等于期末年份与期初年份的差，即n＝j－i，x为年平均增长率。我们经常听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以两n位数左右的速度增长，就是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可比价GDP年平均增长率是10%左右。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及其特点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为了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状况有更加清晰的观察和认识，这里也计算了全国GDP的环比增长、定基增长和平均增长等三种增长率，以便于进行比较分析。经济发展存在时段上的差异性，不同时段发展速度不同，甚至差别较大，因此这里有关于不同时段的分析和比较。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经济发展有差异性也有共性，为了反映其差异性，这里有对11个省市的分析；为了反映其共性，这里将其合并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三个区块，有对这三个区块的比较和分析。
本节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1952—2008年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全国1952—2004年的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2009—2013年各省市数据资料和2005—2013年全国数据资料来源于相应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
一、经济环比增长分析
上述统计资料记录有长江经济带11省市以上年＝100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和以上年＝100的全国GDP指数，将这些指数分别减去100，就是11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和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环比增长率。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计算方法是：首先将11个省市以上年＝100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转化为以1978年＝100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然后计算11个省市1978年不变价的地区生产总值，将其加总，得到长江经济带1978年不变价的地区生产总值。在此基础上，运用公式（11），就可以计算出长江经济带的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表1-1所示的是1953年至2013年长达61年的整个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国GDP的年环比增长率。表1-1 长江经济带和全国GDP年环比增长率（%）（一）长江经济带经济年环比增长及其与全国的比较
根据表1-1的数据绘制成图1-1，这样可以更加直观地观察和比较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国GDP环比增长及其年度波动状况。图1-1的横轴是年份，纵轴是用百分比表示的环比增长率（下面的图1-2和图1-3与此相同）。
观察和分析表1-1和图1-1，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有如下几点特征：图1-1 长江经济带和全国GDP年环比增长率（1953—2013年）
第一，改革开放以前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在年度之间波动起伏很大，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则相对比较平稳。这与全国的状况基本一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主要是运用行政手段，其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是“一管就死，一放就热”，导致经济大起大落成为常态。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国家对经济运行直接干预的行政手段不断收缩，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渐形成“国家职能部门通过制定游戏规则管理市场，市场通过微观经济主体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模式，因此经济运行逐渐趋于平稳，即使个别年份由于非经济因素导致涨落较大，但是在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下也能够逐渐实现经济运行“软着陆”。
第二，1960—1962年和1967—1968年是改革开放前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跌落最大的两个时段，这5个年份中有4个是负增长，1961年甚至跌幅高达25.5%。前一个时段的经济跌落是天灾人祸（三年自然灾害和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共同作用的结果，后一个时段的经济跌落则纯粹是国家动乱（“文化大革命”）导致的。
第三，90年代以来长江经济带的经济运行更加平稳，这个时段年度之间的经济波动明显小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这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逐步形成，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基本退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与经济市场化运行的良性互动，导致经济运行更加平稳，年度之间波动很小。
第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图1-1显示，在这个时段长江经济带几乎各个年份的数值标识都在全国的上面，这表示长江经济带几乎各个年份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全国。
第五，1992年是改革开放后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的最高点，此后逐年下降，到1999年降到最低点，然后又进入上升通道，2007年到达又一个高点，最近三年，即2011年、2012年、2013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连续下降，2013年降低到10%以下。改革开放后，长江经济带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目前增速有所回落，今后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是地区资源环境制约的结果，更是主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果。（二）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经济年环比增长及其比较
图1-2显示的是长江经济带中的三个区块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1953—201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3个省市，中游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4个省份，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个省市。计算这三个区块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的方法与长江经济带相同。图1-2 长江经济带三个区块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1953—2013）
除了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一些特点在三个区块中仍然有所体现外，从图1-2还可以大致看出，中游地区改革开放以前时段经济发展的波动幅度要大于下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2007年，下游地区各个年份地区生产总值的年环比增长率均大于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而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相对比较接近。（三）11个省市经济年环比增长率及其比较
图1-3是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1953—201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从图1-3大致可以看到：图1-3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1953—2013）
第一，各省市在改革开放以前时段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年度之间剧烈震荡，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是较大波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13年则比较平稳。
第二，在省市级层面，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增长波动起伏比整个长江经济带及其三个区块更加剧烈，一些省市波峰和波谷的数值较整个长江经济带及其三个区块更高。
第三，在省市之间，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市、贵州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经济增长在年度之间的波动比其他省份剧烈。上海从1953年经济增长38.5%到1961年下降36.9%，二者相差约75个百分点；贵州省从1961年经济下降37.4%到1970年增长35.3%，二者相差约73个百分点；湖北省从1956年经济增长29.8到1961年下降30%，二者相差约60个百分点；重庆市从1960年经济下降35.3%到1969年增长20.5%，二者相差约56个百分点；海南省从1958年经济增长19.8%到下降35.5%，二者相差约55个百分点。
二、经济定基增长分析
环比增长可以较好地考察一个时间段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但是不能有效观察平均增长的状况，更不能反映累积增长状况。如果要观察和掌握一个时间段经济发展的累积增长状况，则需要计算定基增长率并且进行分析。
借助公式（1-2），并且利用一个时间段的现价地区生产总值和以上年＝100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可以计算出一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目前，我国各省市在其每年出版的统计年鉴上都公布以1978年为100的地区生产总值及其指数，用这个指数减去100，就是1978年到其后各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长江经济带不是一个行政地区，因此官方没有直接公布其地区生产总值及其以1978年为100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其地区生产总值年定基增长率可以这样来计算：首先利用11个省市1978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以1978＝100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出11个省市各年的1978年不变价地区生产总值，然后将其加总，得到长江经济带各年的1978年不变价地区生产总值，最后运用公式（1-2）可以计算出长江经济带1978年到其后各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定基增长率。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三个区块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定基增长率计算方法与上述长江经济带的计算方法相同，只是包括的省市数目不同而已。
通过上述方法计算，我们得到长江经济带及其三个区块、11个省市、全国几个典型基期年份即1952年、1978年、1990年、2000年到2013年四个典型时段的GDP年定基增长率。四个典型时段均具有重要时代意义，其中1952—2013年时段表示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经济累积增长的状况，1978—2013年时段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的经济累积增长的状况，1990—2013年表示我国市场化改革开始加速进行一直到现在的经济累积增长的状况，2000—2013年表示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一直到现在的经济累积增长的状况。（一）长江经济带经济定基比增长及其与全国的比较
表1-2是长江经济带4个典型基期年份到201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为了进行比较，也列出了全国GDP定基增长的状况。从与全国平均状况相比较的视角来看，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累积增长具有如下两个特点：表1-2 长江经济带和全国典型基期年份至2013年的GDP定基增长率（%）
第一，在四个典型年份到2013年的四个典型时段中，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的定基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状况，这说明长江经济带在各个典型时段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均高于全国GDP增幅。从表1-2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即1952年到2013年总共62年的时间里，按照可比价计算，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的定基增长率为15658%，即累积增长了约156倍多，高于全国同期约119倍的累积增长幅度；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3年总共36年中，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的定基增长率约为3810%，即累积增长了约38倍，高于全国同期约25倍的增幅；1990年到2013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的定基增长率为1224.6%，即累积增长了约12倍，高于全国同期约8倍的增幅；进入新世纪以来到2013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的定基增长率约为333%，即累积增长了约3倍多，高于全国同期约2.4倍的累积增幅。
第二，在四个典型时段，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超越全国的程度存在差异，这说明相对于全国平均状况，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和累积增长幅度是不同的。计算1952年、1978年、1990年、2000年到2013年四个时段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与全国同期GDP定基增长率的比值，其数值分别为1.317、1.515、1.507、1.368，这说明：在这四个时段中，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相对于全国最快，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较快，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幅度相对放缓，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来整个62年的长周期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幅度更接近全国平均状况。
图1-4是以1978年为基期1979年至2013年总共35年的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和全国GDP定基增长率。图1-4的横轴是年份，纵轴是用百分比表示的定基增长率（图1-5和图1-6与此相同）。这个图表更加直观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和全国经济逐年累积增长的状况，也同时展示了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是如何逐步累积性地超越全国的。图1-4 长江经济带和全国以1978年为基期的GDP定基增长率（1979—2013）
在图1-4中，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与全国同期GDP定基增长率的两条曲线从197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粘合在一起的，几乎就是一条曲线，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这两条曲线逐渐张口分开，长江经济带曲线处于全国曲线上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口越来越大。这说明长江经济带经济累积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中与全国差异很小，二者经济累积增长差异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逐渐形成的，此后这种累积增长差异明显地越来越大。（二）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经济定基增长及其比较
表1-3是长江经济带所属三个区块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4个典型基期年份到201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观察并比较表1-2中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三个区块四个典型时段地区生产总值的定基增长率，可以发现如下两个特点：表1-3 三个区块几个典型基期年份至2013年的GDP定基增长率（%）
第一，对三个区块进行比较，下游地区在前三个典型时段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均大于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但是在第四个典型时段小于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这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凭借良好的经济基础条件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幅度均大于中游和上游地区，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发挥作用，使地处内地的上游地区和中游地区经济发展的累积增长幅度反超了下游地区。1952—2013年，下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为23918%，即累积增长了约239倍，大致上是中游和上游地区累积增长的2倍左右；1978—2013年、1990—2013年两个时段，下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分别为4636%和1438%，即分别累积增长了约46倍和14倍，分别是中游和上游地区累积增长的约1.45倍和1.34倍；2000—2013年，下游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为324.3%，即累积增长了约3倍，仅是中游和上游地区累积增长的约97%和92%。
第二，在各个典型时段，中游地区与上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差异均较小。在1952—2013年，上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为12407.5%，即累积增长了约124倍，比中游地区累积增长的108倍高了约15%；在1978—2013年，上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为3195.9%，即累积增长了约32倍，与中游地区几乎相同，只是略高一点；在1990—2013年，上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为1076.9%，即累积增长了约11倍，比中游地区的增长幅度仅低了1.3%；在2000—2013年，上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为353.5%，即累积增长了约3.5倍，比中游地区的3.35倍仅高了约0.5%。中游地区经济基础条件总体上好于上游地区，正常情况下其经济增长速度应高于上游地区，因此中游地区在1990—2013时段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高于上游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个时期我国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进入新世纪又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地处“大三线”地区同时又是西部地区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进行了重点投资，导致该时段这些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较大，这是1952—2013年、2000—2013年两个时段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高于中游地区的主要原因。图1-5是以1978年为基期1979年至2013年总共35年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这个图表更加直观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三个区块经济逐年累积增长的状况，也展示了三个区块经济累积增长的差异。图1-5 长江经济带三个区块以1978年为基期的GDP定基增长率（1979—2013）
在图1-5中，三个区块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曲线从197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上是粘合在一起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下游地区与中游地区、上游地区就出现了差异，即下游地区曲线处于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上方，与中游地区、上游地区曲线逐渐张口分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口越来越大，但是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两条曲线却始终靠得很近。这进一步直观地证实了上述两个特点，也说明长江经济带的三个区块经济累积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中差异很小，下游地区与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经济累积增长差异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逐渐形成的，此后这种累积增长差异明显地越来越大。（三）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经济发展的累积增长及其比较
表1-4是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4个典型年份到201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从中可以发现：表1-4 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典型基期年份至2013年的GDP定基增长率（%）
第一，在1952—2013年时段，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现在的62年中，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累积增长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江苏、浙江3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在22000%—27000%之间，即60年累积增长了220倍以上，其中浙江省累积增长幅度最大，在263倍以上，上海在249倍以上，江苏省也在224倍以上。第二个层次是其他8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在8000%—15000%之间。这个层次包括省市较多，可以划分为两个亚层次：亚层次A包括湖北、重庆、四川、云南4个省市，定基增长率在12000%—15000%之间，即62年累积增长在120—150倍之间，这个层次累积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湖北省，累积增长接近143倍，增幅最小的四川省则是123倍；亚层次B包括安徽、江西、湖南、贵州4个省份，定基增长率在8000%—11000%之间，即62年累积增长在80—110倍之间，这个层次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湖南省，累积增长接近107倍，增幅最小的安徽省累积增长了约88倍。
第二，在1978—2013年时段，即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的36年中，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累积增长仍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有江苏省和浙江省两个省，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分别为5962%和6188%，即36年累积增长了约60倍。第二个层次包括其他9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在2600%—3900%之间。这个层次包括省市较多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亚层次：亚层次A包括安徽、湖北、重庆3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大致在3500%—3900%之间，即36年累积增长在35—39倍之间；亚层次B包括四川、江西两个省，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在3000%—3200%之间，即累积增长在30—32倍之间；亚层次C包括上海、湖南、贵州、云南4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在2600%—2900%之间，即36年累积增长在26—29倍之间。
第三，在1990—2013年时段，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现在的24年中，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累积增长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有江苏省和浙江省两个省，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分别为1626.9%和1562.9%，即24年累积增长了约16倍左右。第二个层次包括重庆市1个市，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1329.7%，即24年累积增长了13倍多。第三层次包括其他8个省市，这个层次包括省市较多也可以划分为两个亚层次：亚层次A包括上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6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在1000%—1200%之间，即24年累积增长在10倍以上；亚层次B包括贵州、云南2个省份，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在800%—900%之间，即24年累积增长了8倍以上。
第四，在2000—2013年时段，即西部大开发以来到现在的14年中，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累积增长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重庆市1个市，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为419.8%，即14年累积增长了约4.2倍。第二个层次包括江苏、四川2个省，其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分别为364.1%、359.7%，即14年约累积增长了3.6倍左右。第三个层次包括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6个省份，其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在310%—340%之间，即14年累积增长在3.1—3.4倍之间。第四个层次包括上海、云南2个省市，其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分别为273%和285.7%，即14年二省市分别累积增长了约2.7倍和2.9倍。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各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累积增长幅度均比较大，重庆市表现尤其突出，但是云南省增长幅度不理想，累积增长率落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倒数第二位。令人瞩目的是，江苏省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累积增长幅度仍然较大，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中名列第二，仅次于重庆市。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经济逐年累积增长的状况，可以将以1978年为基期从1979年至2013年总共35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绘制成图1-6，该图也展示了11个省市经济累积增长的差异状况。在图1-6中，11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定基增长率曲线在1979年到1990年代初期基本上是粘合在一起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江浙两省与其他9省市出现了差异，即江浙两省曲线处于其他9省市上方，曲线逐渐张口分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口越来越大，而其他9省市曲线却始终靠得比较近，到2013年形成两个层次及其三个亚层次的格局。这说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经济累积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中差异很小，江浙两省经济累积增长与其他9省市的差异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逐渐形成的，此后这种累积增长差异明显地越来越大。图1-6 长江经济带11省市以1978年为基期的GDP定基增长率（1979—2013）
三、经济平均增长分析
定基增长可以较好地考察一个时间段经济发展的累积增长状况，但是不能有效观察平均增长的状况。如果要观察和掌握一个时间段经济发展的平均增长状况，则需要计算平均增长率并且进行分析。
借助公式（1-3），并且利用各省市在每年出版的统计年鉴上公布的以1978年为100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就可以计算出各时间段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长江经济带不是一个行政地区，因此没有直接的地区生产总值及其以1978年为100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的年度公布，其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可以这样来计算：首先利用11个省市1978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以1978＝100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出11个省市各年的1978年不变价地区生产总值，然后将其加总，得到长江经济带各年的1978年不变价地区生产总值，最后运用公式（1-3）可以计算出长江经济带1978年到其后各时间段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三个区块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计算方法与上述长江经济带的计算方法相同。
通过上述方法计算，我们得到长江经济带及其三个区块、11个省市几个典型时间段即1952—2013年、1952—1978年、1978—2013年、1978—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其中：1952—2013年时段表示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的经济平均增长状况；1952—1978年、1978—2013年两个时段是以1978年为界，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间段的经济平均增长状况；1978—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3年是以我国市场化改革深化开始的1990年和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的2000年为界将改革开放以来时期划分为三个时间段的经济平均增长状况；2000—2005、2005—2013是以2005年为界将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以来时期划分为两个时段的经济平均增长状况。（一）长江经济带经济平均比增长及其与全国的比较
表1-5是上述几个典型时段整个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了进行比较，也列出了全国GDP平均增长的状况。图1-7是利用表1-5的数据绘制的直观图，该图的横轴是区域和时段，纵轴是用百分比表示的年均增长率（图1-8和图1-9与此相同）。从表1-5和图1-7，可以看出如下几点：表1-5 长江经济带和全国典型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图1-7 长江经济带和全国典型时段GDP年均增长率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2年中，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65%，高于全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16%的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成就斐然。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年至2013年，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1.04%，是改革开放以前1952—1978年5.51%的2倍，也高于同期全国GDP年均增长率9.77%，经济呈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显示了改革开放的显著经济成就。但是，改革开放以前的1952年至1978年，长江经济带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低于全国GDP年均增长率（6.03%）。
第三，将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三个时段，其中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3%，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13年，增速相对较慢，但此后的两个时段则增速明显提高，20世纪90年代年均增速为12%，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至2013年也接近12%。在这三个时段中，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都超过全国GDP的年均增速，而且超越的幅度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超越0.26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超越幅度提高到1.58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至2013年超越幅度又提高到1.98个百分点。（二）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经济平均增长及其比较
表1-6是上述几个典型时段长江经济带三个区块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图1-8是利用表1-6的数据绘制的直观图。从表1-6和图1-8，可以看出如下几点：表1-6 长江经济带三个区块典型时段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图1-8 长江经济带三个区块地区典型时段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第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2年中，即从1952年至2013年，下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约为9.4%，在长江经济带的三个区块中最高，不仅高于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平均增速，更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速；中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约为8%，在三个区块中最低，不仅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更低于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平均增速；上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约为8.2%，在三个区块中位居中间，低于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平均增速，但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速。在图1-8上，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的平均增速“柱高”比较接近，而下游地区的平均增速“柱高”比前两者高出较多。比较准确地讲，就是下游地区比中游地区、上游地区分别高出了1.41个百分点和1.16百分点，而中游地区与上游地区仅相差0.25个百分点。
第二，与长江经济带和全国的状况相同，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三个区块在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65%、10.501%、10.502%，全部分别高于改革开放以前1952—1978年的6.44%、4.70%、5.26%。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虽然进行了“大三线”、“小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在1952—1978年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地区经济年均增速还是高于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三线”建设的经济成就仅表现在上游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中游地区。在图1-8上，1978—2013年时段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的平均增速“柱高”很接近，而下游地区的平均增速“柱高”比前两者高出较多。比较准确地讲，就是下游地区比中游地区、上游地区高出了1.15个百分点，而中游地区与上游地区仅相差0.01个百分点。
第三，在改革开放后的三个时段中，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逐渐上升的，1978—1990年时段为8.9%左右，1990—2000年时段在10%以上，而2000—2013年时段在12%以上。在这三个时段中，下游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14%，大大高于1978—1990年时段的9.8%，但在2000—2013年时段回落到12%。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在1978—1990年时段和1990—2000年时段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慢于下游地区，但是2000—2013年时段却超过了下游地区，这说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确收到了实际效果，长江经济带三个区块之间经济协调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2000年至2013年，是长江经济带三个区块经济年均增长率最为接近、且经济发展最为协调的时段。（三）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经济发展的平均增长及其比较
表1-7是几个典型时段长江经济带地区11个省市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图1-9是利用表1-7的数据绘制的直观图。从表1-7和图1-9，可以看出如下几点：表1-7 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典型时段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图1-9 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典型时段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第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952—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为第一层次，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其中最高的浙江省达到9.58%，最低的江苏省也为9.28%；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四省市是第二层次，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8%以上，其中最高的湖北省为8.48%，最低的四川省为8.22%；第三层次是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四省，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8%以下，其中最高的湖南省为7.97%，最低的安徽省为7.65%。
第二，在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的两个时段即1952—1978年和1978—2013年中，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改革开放以后时段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全部快于改革开放以前时段，这再一次证实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经济成果是巨大的，在区域层面也具有普遍意义。在改革开放以前的1952—197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较慢，大部分在4%或者5%左右，只有上海市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8.76%，远远高于其他10个省市，其中增速最低的安徽省仅为3.51%，后者比前者低了5个多百分点，仅为前者的40%。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78—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经济增长普遍提速，只有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低于10%，其他10个省市全部在10%以上，其中江苏省和浙江省达到12.5%左右，重庆市达到11%以上。
第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三个时段中，1978—1990年时段经济增长最快的是浙江省和江苏省，最慢的是上海市和湖南省，前两者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1.7%和11%，后两者仅分别约为7.5%和7.7%，其他7个省市均在8%—10%之间；1990—2000年时段经济增长速度位居前三名的是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位居后三名的是江西省、贵州省、云南省，前三者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约为15%、14%、12%，后三者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约为9.9%、8.7%、9.6%，其他5个省市在10%—11.5%之间。2000—2013年时段经济增长速度排名第一的是重庆市，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13.5%，排名最后两位的是上海市和云南省，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66%和10.94%，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时段地处长江上游和中游的省市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较快，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大多在12%左右，高于地处下游的上海市和浙江省，这再一次证明了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更快发展，取得了较好的实际经济效果。
第四，对于上海市，有三个时段特别引人注目：第一个是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在全国各地经济增长速度均较慢的情况下，上海实现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8.76%，不仅远高于同期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也远高于长江经济带其他10个省市，这个时期上海制造业获得较快发展，成为全国生活用品和生产设备的制造基地。第二个是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段上海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中不是最快的，却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段，这是由于国家设立上海“浦东新区”后浦东开放开发引发全市改革开放产生了实际经济发展效果。第三个是1978—1990年，即全国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这是上海经济增长最慢的一个时段，上海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不仅低于同期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中也是最低的。这也是上海自身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时段中增速最慢的一个时期，其原因是：这个时期在全国各地大踏步改革开放时上海改革开放却严重滞后，而改革开放前的一些计划经济优势也逐步消失，是这两个方面同时起作用的结果。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13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以上，累计增长约为38倍。那么，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快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哪里？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本节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等因素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内部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上述因素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的表现如何？下面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计量模型
αβ经典的C-D生产函数模型Y＝F（K，L）＝KL主要考虑了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在此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量、空间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得到如下计量模型：
式（1-4）中，Y、K、L、RB、CJ、CS、ZD分别表示总产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和制度创新，α、β、γ、δ、θ、ρ分别为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城市化、制度创新等变量的弹性系数。除了上述变量外，还应该考虑使要素生产效率持续提高的其他因素，因此在式（1-4）中加入了其他因素变量QT，并且假定其他因素随时间推移而μt改变生产技术水平，同时设QT（t）＝e，则式（1-4）变为：
对式（1-5）两边取对数并且添加随机变量，式（1-5）变为如下形式：
式（1-6）是一个面板数据模型的表达式，其中ln为自然对数符号，ω为随机变量，i和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这里分别是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和年份。
二、变量和样本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Y，是1990年不变价的地区生产总值，用时间序列表征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状况。
物质资本投入变量K，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经典生产函数列入的两大投入要素之一，一般是用不变价的物质资本存量这一指标来表征，但是我国官方目前尚未直接公布这个指标的数据，只好通过其他已经公布的相关指标数据来测算。在此，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计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1990年不变价的物质资本存量，其估计公式是：
或者
式（1-7）和式（1-8）中，K和K分别为i地区t年和t－1年iti（t－1）的资本存量，δ为资本折旧率，I为i地区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P为iitit地区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D为i地区t年的资本折旧额。运用it这两个公式估计资本存量，需要选择或者确定如下几个指标：一是当年投资流量I；二是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P；三是基准年份tt的资本存量K；四是折旧率δ或者折旧额D。此外，还需要对缺失的0tt数据进行处理。
关于当年投资流量指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均认可和采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本文也选择采用这个指标。关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除了直接采用统计资料中的数据外，在数据缺失年份则采用张军等（2004）提出的用投资隐含平减指数代替投资价格指数的方法。计算投资隐含平减指数需要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及其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指数数据缺失的年份则采用孙辉等（2010）提出的解决方法予以补足。关于经济折旧，本文选择将1952—2011年分为三个时段。其中1952—1977年统一使用3%的折旧率，1978—1992年统一使用5%的折旧率，这两个时段均采用公式（1-7）估计资本存量。1993—2011年不使用统一的折旧率，而是使用相应年份的折旧额，采用公式（1-8）估计资本存量。
关于基准年份的资本存量，则选择采用Hall和Jones（1999）曾经使用过的折旧—贴现法进行估计，即基年的资本存量等于基年的投资额除以其后几年可比价的投资几何平均增长率与基年经济折旧率之和。我们选择1952年为基年，投资几何平均增长率计算的年度周期选择1952—1977年。基年选择1952年而不是1978年的原因是，要非常准确地确定基年资本存量难度较大，但是随着基年资本存量K的0逐渐折旧，以及未来投资额I的越来越高，K的取值对后期资本存量t0的影响将越来越小，因此若以1952年为基年，则到1978年及其以后年份基本可以忽略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误差，可以确保研究时段物质资本存量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运用上述方法，笔者估算了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1952—2013年1990年不变价物质资本存量，表1-8列出了1978年以来5个典型年份的估计结果。表1-8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典型年份物质资本存量估计结果（亿元）
劳动投入变量L，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典生产函数列入的另一重要投入要素，笔者用全部从业人员数量这一指标来表示劳动力变量。
新增长理论强调教育、知识、人力资本等劳动力素质提高的作用，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迄今为止出现有几种关于人力资本变量RB的表征方法，例如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从业人员中某教育程度（比如高中或者大学）以上者数量所占比例、从业人员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等等。受限于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本文采用了第一种表征方法即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认为产业结构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变化，同时产业结构变化尤其是其高度化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笔者进行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变量CJ。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传统经济学由于忽视空间因素而存在局限，实际上空间运输成本会对区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要素空间分布会对生产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城市化进程就是关于生产要素从分散分布到集聚分布的描述，笔者使用人口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表示城市化变量CS。
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不同的经济制度会导致不同的经济效果，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进行着以改革开放为主线的制度创新，目前仍然处于体制转型之中，笔者使用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来表示市场化改革程度，使用货物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即外贸依存度）来表示对外开放水平，使用这两个指标的简单平均值来表示制度创新变量ZD。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非国有工业产值以1998年为界统计口径不同，1998年以前的非国有工业产值等于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减去国有企业工业产值，1998年以后的非国有工业产值等于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而且2004、2012、2013年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在《中国统计年鉴》中缺失，因此2004年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均分别用产品销售收入来代替，而2012年和2013年则用主营业务收入来代替。货物进出口总额采用各地区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来表示，用官方公布的各年汇率中间价将美元折算为人民币后，再除以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来反映地区对外开放水平。
本节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49—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和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有些年份某些指标的基础数据缺失，使用适当的方法进行了弥补。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实证分析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模型，面板数据中的纵向时间序列是从1978年到2013年，总共36年，含有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横向样本个体，这样纳入模型计算的观察样本总数为396个。采用这396个面板数据，笔者估计了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进程、制度创新等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
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形式是：y=a+bx+μ，其中a是截距项，bitjiitjtii和x分别是回归系数向量和解释变量向量，根据截距项a和系数向量biii中各分量的不同限制要求，又可以将这个基本形式划分为三种类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即变截距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即变系数模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在横截面上无个体影响且无结构变化，与一般的回归模型无本质区别，因此通常并不适用。变截距模型在横截面上存在个体影响，但不存在结构性的变化，即解释变量的结构参数在不同横截面上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截距项，个体影响可以用截距项a的差别来说明，i该模型适宜于观察各个解释变量对区域整体的影响。变系数模型在横截面上存在个体影响且存在结构变化，该模型适宜于观察解释变量对各个个体的影响。根据研究目的，这里采用了变截距模型，以观察各个解释变量对整个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个体影响是常数还是随机变量，变截距模型又可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E-Views6.0计量经济学软件可以进行豪斯曼（Hausman）检验，该检验可以帮助判断采用哪种模型更加合适。将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输入E-Views6.0进行变截距模型随机效应回归估计，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豪斯曼检验，得到其统计量值为0，相对应的双侧概率为1，这说明检验结果在极显著水平下接受了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应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在计量模型公式（1-6）中添加截距项C，并且对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在E-Views6.0中进行变截距模型随机效应回归估计，得到如表1-9的输出结果。表1-9 面板数据变截距模型随机效应的回归估计结果
表1-9的第三部分是模型被加权后的检验统计量值，其中判决系22数（R）和调整的判决系数（AR）均在0.99以上，F-检验统计量（F-stat.）在8400以上且其相伴概率为0，这说明模型拟合很好，该模型整体检验通过，可以使用其估计结果进行计量分析。
表1-9的第二部分是变截距模型在截距上的个体影响，即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截距差异。
表1-9的第一部分是模型截距项和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t检验统计量及其相伴概率，据此可以考察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及其程度。从表中可以发现，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而且除了人力资本外均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各个解释变量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均具有正面影响，但是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
物质资本存量变量（K）的回归系数约为0.5且t检验显著，这表明物质资本存量每增长1%时，则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0.5%，物质资本投入是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最大、贡献最大的投入要素。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13年，整个长江经济带物质资本存量从2614亿元增加到102556亿元（1990年价格），累积增长了38倍，年均增长11%以上。物质资本存量增长最快的浙江省累积增长了约63倍，年均增长12.6%。长江经济带通过积极的投资使物质资本存量快速增加，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固定资产，奠定了经济增长的深厚基础。
劳动力变量（L）的回归系数约为0.32且t检验显著，这表明劳动力每增长1%时，则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0.32%，劳动投入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第二大、贡献第二大的投入要素。
传统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有较高的边际贡献率，说明其经济增长主要的源泉来自储蓄与投资增加所不断形成的资本积累，以及人口增长形成的连绵劳动力大军。主要依靠传统的要素投入拉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态势在短期内可能仍然难以改变，但是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使其影响逐步降低，并且相应地逐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
城市化变量（CS）的回归系数约为0.22且t检验显著，这表明城市化率每提高1%时，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0.22%，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除了传统的要素投入之外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推动力最大的因素，起到了很大的正面影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13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市化率从约14%提高到约53%，总共提高了约39个百分点，伴随着人口快速地从乡村向城镇集聚的是各种生产要素从分散分布向集中分布，大大提高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而有力地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变量（CJ）的回归系数约为0.12且t检验显著，这表明第三产业比重每提高1%时，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0.12%，产业结构变动和优化升级是除了传统的要素投入之外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推动力仅次于城市化的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13年，长江经济带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6%上升到42.75%，约上升了2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比重从33.6%下降到8.9%，约下降了24.7个百分点，可见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趋势非常明显，事实上实现了结构转型，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制度创新变量（ZD）的回归系数约为0.062且t检验显著，这表明制度创新变量每提高1%时，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0.062%。1978年以来，我国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制度创新力度非常大，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几乎涵盖了我国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实际上经济发展环境改善的各个方面都与制度创新密切相关，0.062%的回归系数只反映了非国有工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两个指标平均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的积极影响要远远超过这个范围。
根据新增长理论，随着区域教育投入的不断扩大，劳动力素质会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不断增强，在生产过程中不断产生外溢效应，会大大提高区域科技水平，进而直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是，表1-9中人力资本变量（RB）的回归系数约为0.02且t检验不显著，这表明人力资本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各个变量中最小，而且独立影响不显著，这个结论与新增长理论的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这里使用的用来表征人力资本变量的指标不尽恰当，未能反映长江经济带人力资本存量的实际状况，而且劳动力在工作过程中通过继续教育和“干中学”等形式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也没有得到很好反映。
除了上述6个因素外，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例如技术进步、社会政治稳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性、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规模经济等，难以找到合适的指标予以定量反映，在模型公式（1-6）中这些因素一并作为其他因素加以描述。其他因素变量（t）的回归系数约为0.024且t检验显著，这表明其他因素变量每提高1%时，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0.024%，可见这些其他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其影响力度要大于人力资本。
小结
第一，1952年到2013年，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2年中，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65%，累积增长了近156倍，高于全国增速。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中，浙江省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为9.58%，累积增长了263倍多；安徽省增速最慢，年均增长率为7.65%，累积增长了约88倍；上海市经济增长速度排名第二，年均增长率为9.48%，累积增长了249倍多。
第二，1978年到2013年，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6年中，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11.04%，累积增长了近38倍，高于全国增速。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中，浙江省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约为12.56%，累积增长了约62倍；湖南省增速最慢，年均增长率约为9.95%，累积增长了约26.6倍；上海市经济增速排名第十，年均增长率约10%，累积增长了约27倍。
第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时段中，下游地区在1978—1990年和1990—2000年两个时段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83%和13.74%，均远大于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但是，在2000—2013年时段，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经济增速分别达到12.14%和12.43%，超过了下游地区的经济增速。这说明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政策措施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出现了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四，从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来看，长江经济带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在年度之间波动起伏很大，而改革开放以后则相对比较平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运行更加平稳。1992年是改革开放后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的最高点，此后逐年下降，到1999年降到最低点，然后又进入上升通道，2007年到达又一个高点，最近三年即2011年、2012年和2013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连续下降，2013年已经低于10%。11个省市经济增长在年度之间波动的状况与整个长江经济带大体一致。改革开放后长江经济带经济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增速有所回落，今后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是地区资源环境制约的结果，更是主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果。
第五，在经典的C--D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构建包括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进程、制度创新等因素在内的面板数据模型，利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1978—2013年的面板数据，在E-Views6.0软件上进行运算，得到了模型检验十分显著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投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大，其次是劳动投入，可见传统的物质要素投入仍然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在非传统投入要素中，城市化进程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产业结构变动，再次是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虽然也是正向的但不显著。其他因素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影响力度小于制度创新，但是大于人力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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