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澳]马克斯·斯托恩著
出版社：《集邮》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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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自述：成功因素——我的邮商生涯试读：
献词
愿将此书献给我家庭所有的成员，他们一直伴随着我的邮票经营，我事业的成功有着他们的贡献；献给我故去的妻子——夏娃，她每天都陪伴着我一起工作；献给我的两个女儿——朱迪和露丝，她们经常给予我帮助；献给我的外孙女——比琳达，她现在已成为我邮票店的一员；献给我的女婿——萨姆·西格尔，他与我大女儿结婚后就一直在我的公司工作，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已经成为公司的经理。如果没有萨姆，我的事业将无法前行。
感谢
我愿对梅克尔犹太社区图书馆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书责任编辑阿黛尔·赫尔斯表示感谢，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我的第二本书的发行成为可能。我要对露斯·兰德的校对，艾兹·马默的封面设计与排版以及朱利·坦纳的印刷指导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梅克尔图书馆的馆长里纳·费莱兹格以及她的助手汉纳·雅哈姆。
澳大利亚邮政及维多利亚皇家集邮协会的理查德·布瑞肯为书中许多章节提供了我们需要的写作素材，还核实了书中一些事件及日期。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我总是记不准日期，当然，邮票的发行日期除外。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雇员及朋友，在本书采编的过程中接受过我的采访。序
2004年11月，斯洛伐克籍犹太裔澳大利亚著名邮商马克斯·斯托恩先生撰写的自传《我的邮票生涯》在中国出版。作为译者，那本书的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一位慈祥的老人面带微笑，右侧是他青年时代在德国纳粹排犹时期身陷囹圄的一张全身照片，倔强地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之中，坚毅地凝望着远方。
我同作者相识已久，他多次来中国参加商务活动，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邮展上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因此，许多中国集邮者对他都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世界集邮界中的传奇人物，他在中国集邮界享有盛名。
一次见面，我对他说：“您老在中国集邮界名声很大，按中国人的习惯，他们称呼您为‘马老’或‘老马’”。他问我，“马老”与“老马”有什么本质区别？我回答说，听起来区别不大，本质上区别大了。汉语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语言，在中国，对上了岁数的平头百姓，习惯在其姓氏的前面加个“老”字；而对一些有声望、有成就的老人，习惯在其姓氏的后面加个“老”字。别小看这一前一后两个“老”字，本质却非同寻常。姓氏前面带个“老”字的平头百姓，在中国随处可见；而在姓氏后面加“老”字的老人在中国却凤毛麟角。他思忖片刻，对我说，“那我更喜欢‘老马’这一称谓，因为，我就是平头百姓。”他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
2010年11月，马克斯又要来中国访问。临行前，老人通过电子邮件约我在北京见一面。初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如约而至，老人精神抖擞地和我聊了两个半天，交谈中，他一直侃侃而谈，而我是一位称职的倾听者。
我从交谈中得知，老人又写了一本介绍他一生邮票经营的书——《马克斯自述：成功因素——我的邮商生涯》。这本书要在2011年3月2日他90岁生日前后出版，他盛情邀请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写几句话，作为中国朋友的赠言印在书里，我爽快地答应了。此后，话题就围绕着他的新书展开。
马克斯在谈到他写书的初衷时说，人老了，站在人生的岁尾，回想起自己一生的邮票经营，很多经历沉积于心。原以为，它们只不过是长埋在自己心中的宝贝而已，后来发现把它们写出来、形诸于文字与别人分享就会成为大家的宝贝。
他在谈到他在邮票经营领域成功的秘诀时说，只是有准备的人，才能在机遇到来之时不留下失之交臂的遗憾。他是那样地理解邮商群体以及他们从事的事业：找到潜在的集邮者，把他们带入集邮领域，让他们体验集邮的乐趣，让他们的生活多姿多彩，让他们领略收藏的价值，让他们从集邮中得到知识和财富。
他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体会时说，自传体不必太在意文学性，只要表达真实的感情就好，这种像蜜蜂酿蜜一样的自由随性反而更容易接近生活的本质。因此他也不把这本自传当做艺术作品看待，权当自己隔着时空没完没了的对话吧！
老人自我调侃说，自己不是作家，写作只是一种自我需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充实的人。因为写作的缓慢与工程的浩大，老人起初有些许的不适应，慢慢他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在他回国后不久，我就收到他寄来的样书，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马上就有了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以飨中国读者的冲动。
因为，我清楚，中国集邮者可以通过书浏览老人的内心世界，爬梳一位世界顶级邮商的不凡经历、思维观念、经营手法、服务方式。
感谢马克斯，他的经历、他的故事、他的书，给了我们很多新鲜的感悟。
以上，权以为序。高山2011年4月18日
01 我的职业从这里起步
1934年，我13岁。那时的我，明眸皓齿，少年意气。按以色列人的习俗，第我就是成年人了。当犹太儿童到13岁时，都要参加成年礼，那是一个特殊的生日庆祝礼，是在神明的指引下家人和亲属共同翻开青少年人生成长中进入成年的最重要的一页。在成年礼仪式上，受礼少年要接受众人的礼物和祝福。
为此，父亲为我买了一个成年人的礼物，一本带有插图的舒伯克定位邮册。小时候，父母给块糖就能高兴半天，何况一本邮票册了。面对五彩斑斓的邮票，能否找到相对应的位置，并将收藏到的邮票正确地摆放在邮册中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时我的集邮知识很少，完全不懂得邮票的价值，只知道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各个国家的邮票。为此，在我的两本集邮册中插满了各国邮票。收藏邮票使我对家乡以外的世界更感兴趣，沉浸于对外国风光、名胜的畅想之中。
我最大的一次收获是得到了一枚南非发行的三角邮票，那是世界上第一套异形邮票。我似乎一下子成了拥有至宝的财主，每天拿出来仔细欣赏，然后将它摆在我枕边，与我共同入眠。父亲鼓励我收藏邮票，父子二人经常在一起将收集到的邮票插在邮册里。
鲁达斯是父亲介绍我认识的第一位邮商，他每周日的下午都准时来到我家。容貌娟秀美好、性格温和的母亲为客人端上一杯茶，然后退出卧室继续干她的家务。
父亲和我与他坐在一起，挑选他带给我们的邮票。我们告诉他想购买哪些邮票，还要把整套中缺少的邮票补齐。就那样，我和父亲在集邮的海洋里探微测幽，完全不知世上还有灾难在等着我们。
与鲁达斯的交往持续的时间不长，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立即成了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一个纳粹德国种族歧视的拥护者。1938年12月，他在一份集邮报刊——《多瑙河邮报》上，用德文打出一则广告，宣布成立“雅利安人的邮票屋”。
雅利安人一词源于梵文，意为“高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恶首希特勒在宣扬种族优劣、生存空间等理论时，认为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除日耳曼人保持着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外，欧洲其他种族的人，要么血统不纯，要么种族退化，已经成为劣等人种。为了雅利安人保持高贵血统不退化，就要消灭欧洲境内的非雅利安人，特别是犹太人。
1933年，希特勒掌握了政权，先是犹太人的家园平添了许多灰色，后是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辛。接下来便是世界灾难连连，战事不断，犹太人悲惨的命运拉开了序幕。纳粹淫威下的欧洲冷漠地对待犹太人，冷漠的叫人冷漠，寒心的叫人寒心。
西方有句名言叫“从小看大”，命运十分顺从地应验了那句谚语。当时已经上学的我只有14岁，就能用自己在邮票交易中赚到的钱支付学费了。1936年，我到维也纳学习机械工程专业，维也纳的教育程度更为发达，与布拉迪斯拉发的距离乘车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到布拉迪斯拉发的家里。
我的家乡冬季很长。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春天。那时的春天似乎总是有着许多的惊喜给我，因为花儿总是次第着开，鸟儿总是次第着来，衣服总是次第着减，暮色总是次第着晚，连心思也是次第着活跃起来。
在学校的经历大都记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是当年一笔一划写信时的心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很迷恋写信的，那个时候总是有很多的心情，也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信是写给好朋友的，不厌烦地写着学习与生活中琐碎的点滴，很多时候也幻想未来的样子。当然也有写给自己的吧，面对时局总是怀有一点点哀伤的心情，写一些哀伤的句子，然后激励自己要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像个小大人一样感叹命运。
那个时候写的信不需要寄出去，当面交给朋友就行了。对此，我总是乐此不疲。也有寄出去的信，同班的一些好朋友为了躲避种族迫害而离开学校，信会真的在邮局盖上邮戳寄给对方。一时间，突然失去了身边的好友，真的很想他们，写着写着，读着读着就泪流满面了。
孩提时代，写信是我最美好的时光，承载着我最纯最真的感情。那些厚厚的信被我放在一个盒子里，藏在家里的柜子中。放假回家的时候就会翻出来看看，有的时候看到当时一些美好的经历，竟然咧嘴笑得特别开心。
一次暑假回家，柜子里的盒子不见了，家里那个时候重新粉刷，我想当然地认为被父母丢掉了。为此，我伤心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母亲陪着我到仓库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我对妈妈说，“要是找不到，我会终身遗憾的。”
一次，我在街上与一位好朋友不期而遇，就对他说：“我前几天还看你写给我的信呢！”朋友嘿嘿笑着说：“你还留着呢啊？你写给我的那些信，搬家的时候都找不到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总会有些美好的记忆，我想，在这些人当中，就有我一个。有些记忆，于你廉价，而于我珍贵。我总想，很多年以后我再看到当时的那些信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和心情呢？
周日的上午，我总是到布拉迪斯拉发的邮市上出售我从维也纳买来的邮票。当时，我主要卖新票，邮票交易的利润足以支付我的日常开支。周日上午和周二晚上在一个大的咖啡馆里有个邮市，很多人会光顾那里，他们在这个摊位上聊聊，到那个摊位上逛逛，那时的邮票交换和交易十分活跃。
1938年3月12日，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排犹活动进一步升级，在维也纳继续完成学业已经不可能了，我只能回到家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原捷克境内住有320万日耳曼人，大多数聚居于捷克西部与德国毗连的苏台德区。1938年，纳粹德国以此为借口，要求割让。那年10月，纳粹德国占领了苏台德区，翌年3月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成立。同月，希特勒宣布斯洛伐克为独立的国家，并建立了法西斯政府。
父亲的公司就在苏台德区，那里的公司也不允许有犹太人雇员，突然间他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收入来源。那年我已经18岁了，作为家中7个孩子中的老大，维持全家生计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在我的肩上了，我想到了依靠出售邮票来养活全家。
我十分清楚，那全都是生活所迫，我别无选择。我以前从来没想过，邮票能维持生计。因为有了那个选择，使全家生活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了一线转机，谁能相信不起眼的邮票买卖，能承担起一大家子人的希望。
尽管全家的收入来源主要靠我，但并没有影响我和父亲的关系，我非常尊重我的父母。我不禁感慨：青春尚来不及知晓如何享受，业已近尾声。我的青年时代没能享受到轻松的时光，却被生活打上了“劳动力”的烙印。
父母总会对我的表现给予赞赏的目光。全世界的父母都是那样，只要子女能做一点点事就会满足。犹太人对于亲情自古含蓄，我从小就不善于表白自己，更不会当父母的面表达，只有通过努力做好自己的邮票生意代替自己要表达的话。
那是一个经营邮票的黄金时期，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和斯洛伐克政权成立后，捷克邮票被加盖上“斯洛伐克国1939”字样。斯洛伐克是一战后欧洲的第一个共和国，那种绿色加盖邮票的图案设计并不美观，可是却能引起欧洲集邮圈的兴趣。那是因为邮票的发行数量稀少，大家都认为以后增值的空间很大。
布拉迪斯拉发的一个著名的邮票店的老板阿丹姆维奇先生由于同邮政局有特殊的进货关系，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加盖邮票，我的订单也因货源充足而纷至沓来。那时，大部分人只能买到10枚加盖邮票，我却可以成百上千地买。凭着那些邮票，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邮商。“斯洛伐克国1939”加字邮票四方连
来自欧洲各地的邮商云集到我家乡的邮市，在那里买进卖出。不久高面值的邮票售缺，可我还能得到它们。又过了四五天，加盖邮票完全售缺了，价格很快攀升。很快另外一种加盖的灰色的邮票面世了，我又能得到充足的货源。时至今日加盖邮票的价格一直不菲，一套第一组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加盖邮票价值大约500美元。
我销售加盖邮票赚到很多钱，那时，人们购买邮票都是为了赚钱，从不计较从哪儿买或者卖给谁。
由于生意关系，我结识了一位克罗地亚的独立运动组织“乌斯塔沙”的军官，它是克罗地亚极端残酷的一个右翼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并加入了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
当时，那位军官到我的家乡有特殊使命，什么使命我不得而知，但借机销售克罗地亚邮票倒是真的，恰巧那种邮票在集邮者中十分受欢迎。他每次到我们这里来，都要见我，我从他那里购买一些邮票。他用我支付给他的钱购买食物，那些食物在战时我的家乡是敞开供应的，而在欧洲其他地区是严格限量供给的。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整个欧洲卷入战争。混乱与恐惧笼罩欧洲大地，纳粹德国的排犹、反犹活动还在不断升级，我的家人也面临着生离死别。
在兄妹中排行老四、老五的两个弟弟——库尔特和哈里面临着危险，德国纳粹要抓那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到“劳动集中营”，那是一个魔窟，很多人后来从那里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父母只能通过当时国际社会组织的“运送儿童”计划送他们到英格兰。我们全家到车站为他们送行，汽车喇叭一响，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就这样，成千上万名没有父母陪伴的犹太儿童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在战争爆发前被送往英国，日后和抚育他们的英国家庭生活在一起。我记得，那年春天出奇的干燥和寒冷，阳光没有丝毫的暖意，暗浊得令人心悸。
1939年8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4周，父亲写了一封信给我的两个弟弟，那是父亲在他们俩去英国伦敦不久后寄给他们的信，他们一直保留到今天。
2009年，我到伦敦看望弟弟，他们让我看了那封信。那封家书除了对我们家庭十分有纪念意义外，也是一件十分罕见的实寄封。因为，那时很少有从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斯洛伐克寄往英国的信件。
父亲娴熟的字迹把对儿子的情感和思念展露无遗。力透纸背的深情、泪湿稿笺的叮咛，从泛黄的信纸上体现出来。相信在当时弟弟们收到信后，一定是握在手心，捧在胸前，压在枕头下一遍遍品读、回味。一封家书是一份爱，浓缩了父与子相同的人生滋味。此情此景，历历在目。那封家书从东欧到西欧，是要经过纳粹德国占领区的。那期间，得有多少父子的冀盼在其中，这里无需赘言。
02 战争年代
通过周日的邮票市场，我和欧洲的许多邮商建立了业务联系，其中有5位著名邮商，他们是瑞典的罗尔夫·格麦森、丹麦的罗伯特·比彻格德、芬兰的劳瑞·佩尔顿、摩洛哥北部古城丹吉尔著名的邮商乔治·温色曼和列支敦士登瓦杜兹的阿方索·克劳门。
那时，我只能同中立国家的邮商开展邮票贸易，来往的信件都要经过军事检查站，由于很多人都知道邮票能赚钱，军事检查站的许多军官也喜欢集邮。我和他们通过邮票贸易慢慢熟悉起来，因此，通过丹吉尔进口英国新票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当然，贸易上的来往信件都是用德语书写的，当时欧洲的很多地区都讲德语。
当时，我同邮商们的关系很密切，即使一些年纪看上去是我倍数的邮商也亲如兄弟。说来感人，有一些朋友，甚至没有见过面，但却会在你落难时帮忙，阿方索就是那样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阿方索，我们之间的联系都是通过电话。他应征到德国军队任厨师，驻扎在奥地利。他的家住在邻国列支敦士登，周末总要回家团聚。
我家里没有电话，联系时只能跑到中央邮局去打电话。先递上联系人的电话号码，然后等待着接线员帮你联线。联系的时间很长、很慢，很多人在邮局里一边等着一边睡觉，等待着接线员帮你联线到另外一个城市。当接线员帮助你联线好了，你就要跑到电话亭里，拿起听筒放在耳边，线路清晰了就可以通话了。如果线路不好，你不得不挂上，重新等待。
我和父亲一般选择周日晚上去给阿方索打长途电话，这个时段打电话的人少，邮局里比较清闲。我们让他给在伦敦的弟弟传递信息、报平安。由于阿方索居住在中立国，他与我弟弟联系更为方便。双方之间的谈话都讲德语，在邮局的其他斯洛伐克人就听不懂我们在谈论什么。
阿方索和我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战争结束后，我还经常去列支敦士登拜访他。列支敦士登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它同圣马力诺、梵蒂冈、安道尔一样，有着“邮票王国”的美称。我喜欢那个地方，犹如人间仙境的小国里藏着有关魔法、国王、骑士的古老的民间传说。今天，尽管阿方索早已去世，我仍然同他的妻子和女儿有联系。
欧文·波斯特是一位居住在意大利米兰的德国籍邮商。他1943年应征入伍，与德军一起驻扎在摩拉维亚的布尔诺。布尔诺是捷克的第二大城市，自1641年起成为摩拉维亚的中心城市。他曾经给我写信让我寄几包食品，于是我就给他寄过许多次。他特别喜欢我寄的熏肉等食品（当时这些食品在我的家乡敞开供应）。战争结束后，我在意大利见到他，我们成为好朋友，在一起还做过多笔生意。
随着战事不断扩大，邮票被视为货币在各国流通。战争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投资邮票抵制通货膨胀。税收部门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就对邮商格外关注，提出收藏的品种只限于所居住的国家。为此，邮市也只能一分为二，一个是销售本国发行的邮票，另一个是销售国外发行的邮票，所以，得到外国邮票比较困难。
在此期间，我的一位同校的朋友，费堤兹·布鲁克，让我做他的中间商，联络其他城市我不认识的人进行邮票交易。我们以1000克朗的价格出售了一枚斯洛文尼亚加盖的四方连，那已超过一笔生意500克朗的法定限额，是不合法的。当然，我们从来不把那些规定奉若神明，但还是要格外小心，别让人抓住把柄。
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后来，费堤兹的朋友被抓了，我也被牵扯进去了。我们都被抓到布拉迪斯拉发的一所监狱里，那是一座在当时比较现代化的大型建筑。在我的牢房里，有一位已经囚禁3年的保加利亚大学生，文文静静的他罪名是共产党政治嫌疑犯。他教我如何用一块石头和棉绳磨擦点燃香烟，他点燃香烟后，总是深深地吸上一口,立刻觉得神清气爽。我也学会了吸烟，用报纸卷制成，在无法安眠的夜晚，就吸上几口，安慰长夜的寂寞。
一天深夜，我们被带到楼下接受税务官员的传讯。他们都穿着皮大衣，看起来更像盖世太保。那时的邮商显然是不受他们喜欢的人群，因为，我们甚至没往当时的国库里交过一个子儿的税。
他们的来意很简单，就是调查我的钱是哪里来的？老实说当时我还有点紧张，但回答得十分干脆：“不知道，我能告诉你的只是我的朋友从我这里购买了邮票。”
他们诈我说，知道我有一位非犹太人的女朋友，那在当时是违背种族法律的。我会因此被驱赶到集中营。我说：“我对此毫不知情，我还没有女朋友。”这种审讯我经历过好多次，每一次审讯我说的都一样。
清晨，囚犯们都要出来放风一个小时。分组围着院子转圈，那里一共有40名犯人和几名卫兵。每次遇到另外一组的那位朋友，就对他喊：“我们什么时候回家？”“3天之内！”他回答。3天过后，我又问同样的问题，他又回答：“4天之内！”3周后，当地的税务官员来到监狱，告诉我们，可以回家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又继续我的邮票生意。
到了1942年，犹太人被禁止做贸易，但是也有变通的办法。就是要以一个雅利安人的名义接管生意。我结识了一位叫玛丽·安金的奥地利金发太太，她近50岁的年龄，高高的个子、风姿绰约、心地善良。丰腴的她曾同一位斯洛伐克人结婚，婚姻破裂了之后，她在市内的鲁兹瓦7号开了个书店。
玛丽同意我“受雇”于她的书店，在她的书店里经营邮票。那时，能开一间小书店是一种奢望，无论是在市中心的角落还是偏远的居民区，一间摆满书籍的小书店，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学究味十足的男老板，或一位风韵犹存、热情开朗的女店主，加一条躺在书架下的狗或蜷卧在书堆上的一只猫，走进去会顿生平和喜乐之心，翻翻书聊聊天，喝杯咖啡，即使没有生意，也能为日后留下些许念想。
早晨，书店的木门在古典的吱呀声里打开，阳光便急匆匆地涌进去，温暖那些躺在书里的伟大灵魂。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同是书山书海，现代的大书店为什么总让人感到压抑，闻不到那时小书店的些许书香？
玛丽在书店的墙角处给我安置了一块地方，摆上一个桌子，身后放上一个文件柜和书架。我就以“集邮库克”的店名经营我的邮票生意。
经过玛丽的斡旋，我被特殊允许不佩带证明自己是犹太人身份的大卫黄色六角星章，让我在日益猖獗的趋犹的迫害中多少有些自由。
由于工作繁忙，我周六也要工作，父亲对此很不开心，因为我参加不了周六的犹太教安息日。犹太教根据《圣经·创世记》关于上帝在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休息的记载，定周六为安息日。教徒在那一天停止工作，礼拜上帝，他们在牧师主持下面色凝重地做祈祷，上帝在暗中静静地审视着教徒们的一举一动。
周六中午我就将邮票店的店门关了，然后到警察总部的3楼去见我那些集邮的警察朋友。不要小看那些警察，他们是真正的“犹太猎人”。他们早知道我是犹太人，可没有一个人出卖我。这事看似很难让人理解，又十分容易理解，因为他们确实是我的朋友。我还经常在警察局同他们一起打乒乓球。一天下午，我们打完了球，我的一位警察朋友阿诺斯特叫我当晚同他呆在一起，因为“我们晚上要去抓犹太人。”
战争结束后，他让我证明他对犹太人如何如何的好。我对他说：“我可以证明当年你确实帮助过我，但我还会证明你把许多犹太人送到了集中营。”后来，他也就不让我去证明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了！
那时，我以假名马兰·斯德斯卡的名字生活，后来还叫过马绍尔·斯德科，缩写成“MS”。起那样的名字，是为了躲避纳粹追捕而置办的几件行头。其实，许多人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在邮票交易中仍然使用马克斯·斯托恩的名字。
我的一些邮票交易是通过一位高官进行的，他坐在一个挂有纳粹旗的小汽车里。当然，他有专职司机。此人叫费兰克，经常往返于荷兰和保加利亚之间，负责监督占领区工厂的生产。他帮我从荷兰购买邮票，但为了躲人耳目从来不到我的邮票店来，总是让他的司机过来。司机叫我出去，然后到汽车里见他。我们开着车瞎转悠，谈着邮票生意。他让我把所付的邮票款换成各种食品，那些食品在斯洛伐克有的是，而在德国非常短缺。
玛丽雇佣了一位当地的德国人作为书店的伙计，他叫曼弗雷德·希尔施。1940年至1944年期间他与我一起工作，是非常好的朋友。当我遇到什么麻烦或需要躲一躲的时候，他就帮助我。
1944年初，一场暴风雪扑天盖地地洒满了街道，那是多年不见的大雪，蔚为壮观。天气突然骤降到零下20度以下，外边格外的冷，法西斯分子把犹太人从办公室、商店里撵出来，打扫街道上的积雪。我也在其中，曼弗雷德为我拍了一张扫雪的照片。那张照片我一直保留至今，我的第一本书就用它做了封面。
1942年初的一天，我在街上被一个德国人逮住，理由是我没有佩带犹太人身份的黄色的六角星章，我被他带到当地的警察局。当时我有一个伪造的身份证，证明我叫马绍尔·斯德科。值班的警察认识我，看着我的身份证明，故作惊诧：“马克斯，不是你吧！”当抓我的德国人离开后，我和那位警察对视了一下，不禁喷笑出来。接着俩人一起喝了一瓶葡萄酒才回家。
几个月后，在一次夜查行动中，德国纳粹在我家里抓到了我，把我送到一个距离我居住的城市200公里的叫日利纳的中转劳动集中营。
当年5月的一天，我和一群囚犯被押送到开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车旁，我站在比较靠后的几排队伍里，四周有高高的杂草，我决定藏在草丛中，虽然有些冒险，但也没时间多加考虑。也许是天意，我躲在草丛里竟然没有被纳粹士兵发现。等到火车载着囚犯离开后，我快速地返回到中转营。
几天后，我们一小群囚犯早上被派到集中营外的一个地方干活，晚上干完活后再排着队回来。一天晚上，我趁人不注意就从队伍中溜了出来，跑到了一个火车站，登上了一列开往家乡的列车，我兜里没有钱，当然也就没有车票，好在没人注意我，我真是太幸运了。返回家乡后，玛丽又为我搞到一个假的身份证明，有了那个证明我又安全地生活了一段时间。
战争期间，政府需要外国货币，而邮票就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以用外币交易的货物之一。我经手的很多邮票都售给中立国，因此，手里有大量的外币进进出出。我的新的身份证保证了我在短期内不被驱逐，之后的几个月里，我的邮票生意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和玛丽都挣了许多钱。
1944年10月，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那天是赎罪日。雨，悄无声息地落在市区的街头，打湿了每家门前的石阶，打湿了路上行人手中的雨伞。德国法西斯决定在当夜实行全城“清洗犹太人”行动，就是那一天，我也失去了我的“自由人”特权。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那天遭受驱逐，被抓到的犹太人立即被送到有“杀人工厂”之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我和几位年轻的犹太朋友跑到布拉迪斯拉发一个影院里躲藏起来，那是一个当地非常出名、非常漂亮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建筑，建于1912年。最终，我们还是被盖世太保抓住了。我和几位一同落难的犹太朋友走在黑暗的街道上，感到寒气袭人。
你要是问我相不相信命运，我想说我不信，可有些时候真是由不得不信。我多次逃脱过纳粹的抓捕，前几次还暗自庆幸过，可最终还是没能躲过纳粹编织的那张大网。
那种威胁到生命的事情在那段时间里经常发生，详细经过都在我的第一本书《我的邮票生涯》中尽有表述，这里就不多赘述了。我先后被遣送到纳粹德国腥风血雨所笼罩的两个集中营——萨克森豪森和利希腾施泰因。集中营的囚犯也分三六九等，有政治犯、有苏军战俘、有吉普赛人。当然，犹太人在最底层。
1945年4月21日，我们从集中营踏上了“死亡行军”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1945年初，随着德军节节败退，前苏联红军与美英军队在德国中部会师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此时的希特勒已嗅到战败的气息，他下令将设在东西两线的纳粹集中营向德国内地迁移，以消灭虐待、屠杀犹太人的罪证。为此，位于前线的纳粹集中营的50万名囚犯被迫向德国内地迁移。
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德国境内外一些集中营关押的囚犯，像羊群一样被赶上路。仓促间，集中营的看守甚至不给囚犯收拾行李的时间——尽管他们的个人物品少得可怜。许多人在集中营从事完繁重的劳动后便直接上路了。
那时行进在逃亡路上的，除了集中营的囚犯，还有躲避战祸的德国平民，以及从前线败退下来的纳粹士兵。一时间，德国境内尽是急急如丧家之犬的败退德军、神色慌张的德国平民和一群群穿着单薄黑白竖条纹囚服、面黄肌瘦的集中营囚犯。
在饥饿、寒冷、疾病和惊恐中，很多囚犯们心里并不清楚，自己踏上的是一条被称为“死亡行军”的不归路。前线接二连三传来的失利消息让德国纳粹感到前途渺茫，绝望的心情又催生了针对囚犯的杀戮。
在行军的路上，党卫军士兵们恶鹰似的眼睛看着谁，谁的脑袋里就会嗡嗡叫。于是，一幕幕令人发指的屠杀场景便在途中发生了。50万名被迫进行“死亡行军”的集中营囚犯，有25万名在迁移过程中死亡。今天，在囚犯当年走过的线路上，仍能不时掘出他们的遗骨。
我和囚犯们黯然地走在最长的行军队伍之中，总共有2.5万人，我不忍心形容他们的容貌——骨瘦如柴的身躯，机械般地挪动着脚步，僵白的脸，出窍的眼神。在行军路上最让人痛苦的事情是刚才还相互鼓励的难友转眼之间就生死两界。当时我们确实知道死亡就潜伏在我们周围，但谁也不会想到那么快。
在死亡行军的路上，很多囚犯们觉得，与其忍受着无法承受的痛苦捱日子，不如自己选择一条想去的路——死。对于我们来讲，死亡和囚犯臆想中的幸福世界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或许是同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身体特别虚弱、无法前行的囚犯，都可以走出队列，跪在路边，然后头上就会被纳粹党卫军士兵打上一枪，我多次亲眼目睹这最为恐怖的一幕。不用说我们那些身体极度虚弱的囚犯了，就是身体健康、毅力坚强的人，遇到那帮疯狂的魔鬼，也挡不住死神的脚步。
纳粹德国在战场上的失败已成定局，可囚犯们的灾难仍在继续。当囚犯们向北行进的时候，美军的飞机开始在囚犯队伍的头上盘旋，他们的目标是走在我们周围的德国纳粹士兵。不幸的是，一些囚犯被低空飞行的飞机上的机关枪击中。对于他们的死，我们活着的囚犯不是庆幸，而是“羡慕”，因为，他们可以解脱了。那时，囚犯们几乎彻底绝望了。
绝处经常有逢生相随，奇迹有时会在绝望时出现，那是历史和人生的规律。1945年5月9日，一天都下着小雨，在黑灯瞎火的路上，我们在德国境内一个叫奎兹特-梅克伦堡的地方被苏联红军解放了，我们自由了。
面对突然而来的自由，心中无限感慨，囚犯们当时追求的自由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没有刀枪架于左右、没有灭顶之灾的自由。
盼望着，盼望着回到家乡，回家的脚步越走越急。经过长途、无休止疲劳的旅途后，我在1945年6月返回了家乡。回到家乡，放眼望去，一切让人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生活的符号比比皆是，但已物是人非，过去的记忆和战前美好的生活已经成为永久的回忆了。
天色已晚，到处黑乎乎的，我直奔到原来的保姆多娜的家。在那里见到了我的两个妹妹——特鲁蒂和莉莉。她们先是被德国纳粹抓到奥斯威辛集中营，逃过死亡一劫后也踏上了死亡行军之路。疲惫不堪、身体极度孱弱使她们倒在路旁。幸运的是一小时后，她们被赶到的苏军救起，才捡回两条性命。
从她们那里，我得到一个天大的噩耗：父母、两个小弟弟，还有奶奶、叔叔、姑姑们，在被抓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当天就被德国纳粹的“齐克隆”毒气毒死了。听到那么多的亲人死于纳粹的魔爪，我悲痛欲绝，眼泪滑落下来，同妹妹们抱成一团一起痛哭。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那恐怖的噩耗中挣扎，不由地想起了两个在英国生活的弟弟。多年来，两个弟弟的事一直是心里的芥蒂，一不留神，稍微一触及，思念弟弟的心情就会从我的心底泛起。
我急切地想见到在英国生活的两个弟弟，就安排在中立国瑞士的苏黎士相见，那是我和弟弟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情感交流。我当面告诉他们，父母和全家在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中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听后不免潸然泪下，泪水打湿了衣衫。
在那个病恹恹的夏日，我的大脑时常出现短暂的空白，时常在自家的院子里木然地坐着，任几只蚊子鱼肉，感慨岁月带给我的灾难。之后，闭上双目，便又看到那个场景，一个我在死亡行军中遇到的刻骨铭心的情景：一名囚犯头部被纳粹党卫军士兵击中后，还本能地向远方奔跑的身影，那个远方是一个充满恐惧的黑暗空间。很长一段时间，我总做类似的噩梦，一直持续了多年。
我知道，生活似乎很愿意对自暴自弃的态度顺水推舟。当人的意志趋于松弛时，那些属于人类的梦想也会随之松弛。我对自己说，不能放弃，如果你灰心，等于你不敢睁开双眼。我一向不愿在命运前低头，坚信意志力能排除一切舛厄。我相信只要有坚强的意志，生活自然会好起来。为了新的生活，我需要找到一种激情，那是一个原点，一切皆从那个点引发之后自然延伸。
后来，在大屠杀纪念日的纪念活动中，我经常应邀讲述大屠杀的那段经历，听众有普通市民，也有学生。我赞同那句话，每个人都有悲伤，只是太多人无处倾诉。而我，非常庆幸，有很多倾诉的时光和对象。人，到底还是需要寻找一个出口，适时倾诉，释放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回到了原来的书店，可是玛丽已经将它关掉了，里面的书籍也无影无踪。可以想象，那些书都是德文的，也许被人销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玛丽在我逃避德国纳粹驱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对犹太人的同情和帮助救了我的命。我知道，她对我不希求任何的报答。
玛丽对我的帮助让我终身难忘，她向我展现了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善与爱。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她对我的关爱，充分体现了她人性的善良。可是，从我回来以后，虽然多方寻找，却未找到她。后来才得知，1947年，她回到了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那是她的出生方。1965年，她在家乡猝然辞世。
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我有一位好朋友叫奥斯卡·席勒。在死亡行军的最后几公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想走出队伍，让纳粹党卫军士兵结果我的性命。看到那个情景，奥斯卡用胳膊架住我，鼓励我再坚持一下，他对我说：“你一定要活下去！”他的话虽然有气无力，但无比坚定，足以照亮黯淡的路途。我挣扎着前行，是他的那句话救了我的命。没有那句话，上天又多了一个冤魂，人间又少了一个犹太教徒。
恩大莫过于救命！后来，我同奥斯卡的友谊持续了近60年。
苏军本想把解放了的囚犯集中起来一起送回捷克斯洛伐克，但由于一些囚犯身患重病需要在当地治疗，我和奥斯卡选择了自己回来。我们坐着一辆从德军缴获的马车上路了。可是没走多远，马车就被其他苏军征用了，我们只能步行。当我们路经一些小镇的银行时，发现银行早已被人光顾过了，掠走了里面的金银币。但是，成堆的纸币被扔在地上没人要，那一切太匪夷所思了。
一天，我们经过一个镇子，又看见一家银行的窗户被打破了，门户大开。我们决定走近了仔细看看，结果看到面值千元的德国马克扔得满地都是。那时，很多人都认为德国战败了，德国马克不会有价值了，但我想也许那些马克在捷克可以派上用场，我把所有千元面值的马克归拢到一起，动作从容地揣进口袋里。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迈入邮票经营的大门时，做对了一件事，一件至关重要、影响我一生的事，就是我无意捡到了那些德国马克。
我要验证一下那些德国马克是否还有价值。于是，我去了布拉格。布拉格的国家银行外的一条街上有个自由兑换外币的市场，市场上交换者摩肩擦踵。其中，有许多苏联的军官在那里倒换外币。我进去后同一位拎着一整箱子匈牙利钱币的苏联军官不期而遇，我们互相看了看对方的箱子，都觉得对方的钱太多了，数起来费时、费力。他建议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就是换包，他用俄语说了一个词，听明白了，那就是“瞎换”。听到对方的建议让自己老半天回不过神儿来，思虑再三，也没有其他办法。其实双方的心态都不在乎谁赚了、谁亏了，能换出去足矣！
下面的问题是如何花掉换回来的钱，别无选择，只能到匈牙利去花。1945年5月4日，就在战争结束的前几天，匈牙利邮政在发行的邮票上加印了几个字——“解放1945” ，紫色字体，共有26种面值。我听说那套邮票货源非常稀少，就想尽可能多地搞到它。
我乘坐火车来到布达佩斯，那是一次冒险的旅行。在火车上，我听了很多旅客的抱怨，说在刚刚解放的匈牙利土地上，以解放者自居的苏军部队纪律很差。那时的火车不正点，一般都是乘苏军的运输车。如若有人敢同他们一起出行，就有可能被抢。他们抢手表、抢折叠刀，当然更关注钱。我下了火车后，就把自己带的钱全部藏在包底下，用一个吊带拎着，倒是没有引起苏联人的注意。
我是第一次到匈牙利，好久不讲当地的语言了，不知本次布达佩斯之行会有什么样的收获。著名的蓝色多瑙河从西北蜿蜒流向东南再款款流向远方，潆洄的河水滋润着欧洲这一方沃土。不过此时的布达佩斯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城市里很少见到小汽车，只能见到几辆爬行的公交车。
我有一个咖啡馆的联络地址，匈牙利的邮商们见面谈生意的地方，不过当时也没有什么生意可做。我拎着包走在大街上，两边的建筑都被战争摧毁了。此时，我注意到一块黑板上醒目地用粉笔标注着一个白色箭头指向一个院子，还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胡赛尔和瑞沃德邮票店”。
我走进那所院子，墙体看上去斑驳陆离，墙上卑微的植物爬山虎显示着生命的顽强与抗争。院子的前门脸已被炸毁，也许是停电了，一个小房间里亮着煤油灯。进去之后，也没怎么寒暄，我对端坐着的两个人中的一位说道：“我要买‘匈牙利解放加盖’邮票！”其中一人自称叫保罗·胡赛尔，他不屑一顾地回答，“噢，它们十分稀罕！”另一位男士是阿里克斯·瑞沃德。胡赛尔打开保险箱，从里面拿出4套邮票。我看了他们一眼说：“4套不够，我要500套”。他告诉我，它们的价格非常非常的昂贵，还问我怎样付钱。我把我的包打开让他们看了看里面的钱，两个人顿时惊呆了。马上说：“我们马上到邮市上去给你找。”于是，他们很快找到我所需要的邮票。1945年“匈牙利解放”加盖邮票
我拿到了邮票后，先要返回布拉迪斯拉发，然后再去布拉格。当时的火车还不正常，只能到苏军的一个检查站碰碰搭车的运气，我知道军车一般都在那里进进出出。成百上千辆军车在此集结向解放区运送着物资，我就在那里等着，试图搭乘一辆去布拉迪斯拉发的军车。
我站在苏军检查站旁等候，手里拿着装有邮票的包，边等边喊：“哪辆车去布拉迪斯拉发？哪辆车去布拉迪斯拉发？”其实，我没注意到此地还有很多人在那里等候搭车。时间不长，一位军官指了指一队军车，大约有十几辆，示意我可以上去。我给了那个当官的一瓶威士忌，一块并不值钱的镀金手表，然后爬进上车厢。
大约在清晨一两点钟，缓慢行驶的车队来到一个叫基特逊的检查站，那是位于奥地利的小镇，属于三角地带，分别通往捷克、奥地利和匈牙利。车队还没到达目的地，麻烦就接踵而至。在那个检查站，车队停了下来，我贿赂过的那位当官的命令我从车上下来。他告诉我车队接到上峰的指令了，不去布拉迪斯拉发了，改去维也纳了。他们要和我分道扬镳，我非常着急，请求他说：“半夜三更地把我扔在无人区，让我怎么办？你们不能把我搁在这里！”接着，那位军官让我再“意思”一下，我也无奈，忘了又给了他点什么东西。也许是那点“意思”起了作用，他同意整个车队先到布拉迪斯拉发，然后再去维也纳。我转悲为喜，雀跃上车。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乘第一班火车去了布拉格，找到了那个位于大咖啡厅里的邮票交易市场。邮商们租的台球桌上面摆满了各种邮票供人购买。我在第一天就把我所带的邮票售光了，紧接着我就考虑再去一趟布达佩斯。
尽管业务起步时我是一个年轻的收藏者，环境逼着我成为一个邮商。在当时，自己也没有有意识地为今后的业务发展保存一些邮票。假如你是一个邮商，你就会卖掉你得到的所有邮票。我没有建立自己的库存，因为，我要靠出售邮票的收入养活自己，养活布拉迪斯拉发的妹妹和在英国的弟弟。
战争结束使得人们对占领国邮票的需求大幅度提升，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邮票就更加火爆。当时，许多国家的货币经常有波动，那种货币上的波动正好帮助邮商在邮市里买进卖出，然后及时兑换成升值的货币。
同匈牙利一样，奥地利也发行了好多特种邮票、加字邮票，我家乡的邮商都迫切地想得到它们。德国发行的印有希特勒头像的邮票奥地利也发行过，他们在上面加上 “奥地利”字样。我同奥地利邮政做了许多生意，那些邮票现在还很流行，但没有太高的商业价值。直到今天，人们经常可以在邮市上见到它们。
战后欧洲的邮政体系恢复得极快，邮票从维也纳寄往世界各地。阿方索·克劳门回到了列支敦士登的瓦杜兹生活，他成为我票源的重要提供商。我们把邮票从捷克寄到瑞士，在那里那些邮票又分散到美国。因为，战后有规定，在捷克寄邮票有数量限制。
购买匈牙利邮票在战后我的邮票生意中具有重大意义，在生意中我也有很大的赢利。在那个小黑屋里见到的邮商保罗·胡赛尔帮助我确立了专业邮商的地位，这地位一直持续了60年。
我第一次见到胡赛尔时，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就是站在他身旁的邮商——阿里克斯在战争期间都生活在布达佩斯，俩人均在战争中幸免于难。胡赛尔的妻子叫罗茨，那时还是他的未婚妻，被驱赶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后来她活了下来。不过罗茨是她全家在战争中唯一的幸存者，家庭中其他成员都在那场杀戮中丧生。
瑞典的红十字会帮助胡赛尔找到了他的女朋友，红十会在集中营解放后接收了她。由于在集中营中遭受纳粹的折磨，她当时的病十分严重，正在瑞典医院接受治疗。我告诉胡赛尔，我和她的未婚妻有着被抓到集中营相同的经历。
由于这些经历，我和胡赛尔的业务关系更加密切，用肝胆相照、同甘共苦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战后初期，匈牙利和瑞典之间尚没有通信往来，胡赛尔和在瑞典治病的未婚妻之间的通信联系就十分困难。我成为他们之间的穿线人，胡赛尔把情书寄到布拉迪斯拉发，再由我寄到瑞典；他未婚妻的情书从瑞典寄给我，我再寄到布达佩斯。在那战火刚熄的年代，对热恋的情人来讲，能收到对方的情书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呀！跟他们满心期待的一样，情思情话映入眼帘，巴掌大的信纸捧在手里，体会的是一分情意绵绵的心情！
写情书的记忆，是许多人对年轻时最为浪漫的回忆。通信业高度发展的今天，让这种记忆越来越难以复制。再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在电子邮件上写的情书，一定会少了那份挑拣信纸、 铺展信纸时的浪漫与俏皮。为此，我要呼吁不能忘了书信，希望人们，至少是一部分人还能回到真正的鸿雁传书的年代，让人们重新拿起笔, 去悉心体会写信的意境与乐趣。面对着需要亲情、需要关爱的年代，我的这种呼唤有作用吗？
他俩的恋情说来话长，那就长话短说。后来，罗茨完全康复了，返回布达佩斯，两人马上结了婚，婚后两人都在匈牙利邮政的集邮部门工作。
胡赛尔后来成为匈牙利邮政集邮公司的经理，他聪明却低调，智慧却毫不张扬。在接下来的50年中，我和他成交了大批的邮票贸易。我们之间的生意一直持续到1956年，那一年他们夫妇离开了匈牙利，先是到了奥地利，因为他有一个兄弟在悉尼定居，他们又辗转来到悉尼生活。
不久，我和胡赛尔在悉尼共同注册了一个邮票公司，取名H&S 邮票有限公司（用我们两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胡赛尔于1980年去世，生意由她的遗孀罗茨继续经营。2009年8月，鉴于罗茨已经94岁高龄，并搬到养老院生活，我们合作的公司才注销。
03 战后在欧洲的邮票交易
1945年末，我的大妹妹特鲁蒂决定移民巴勒斯坦，她和一些刚刚被解放了的男女们一起来到奥地利境内一个叫林茨的中转集中营然后再逃往巴勒斯坦，但那一行动违反了英国人的规定。那种非法移民活动被希伯来语形容为：“逃离”或“逃脱”，是由犹太旅团和林茨的地下组织精心策划的。
我到林茨去看妹妹，林茨是一座古城，悠久的历史是一笔财富，同时也是负担，战争的破坏压得那个城市气喘吁吁。战争期间留下的那个营地很显眼，但进不去，我就从营地围栏底下爬了进去看看妹妹。
在林茨，我遇见了两位专业邮票商人——亨利和朱里斯·斯特鲁，两人是亲兄弟，都是驻扎在当地的美国军官。他们出生在拉脱维亚，战前移居美国。同两兄弟的邂逅成为我们持续多年合作关系的开始。斯特鲁兄弟后来成为世界上最为著名的邮票批发商。他们从世界上著名的集邮家手中购买全部或一部分藏品，其中包括埃及国王法鲁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以及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的藏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拥有的皇家邮集中最为珍贵的部分就有许多他们的藏品。朱里斯·斯特鲁的儿子叫乔治，他后来也成为纽约的一个邮商。
1946年4月，我得到了在家乡独立经营邮票的许可，同我家忠诚的保姆多娜、妹妹莉莉生活在一起。为了生意，我要经常在我的家乡、瓦杜兹、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穿梭。战争期间，我还与另外一个邮商普鲁哈斯卡建立了友谊。战争结束后，我们经常一起去匈牙利和奥地利购买或销售邮票，在邮票经营中致富。他后来定居在多伦多。
我雇用了一个会计叫伊斯特·斯坦克，也是一位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出来的幸存者，可惜的是他没有集邮的经历。尽管当时我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货币在欧洲各国进行邮票交易，但我的生意似乎还不错，还买了一辆小汽车。
此后，我就经常开着它穿越边境到维也纳购买邮票，那时受欢迎的货币是美元，要偷带到捷克境内。惯用的办法是把美元卷成卷放在烟灰缸里，上面撒上烟灰，还有一个办法是放到汽车后背箱的备胎里。
我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捷克无法兑换美元，我到邮市购买邮票需要大量的美元，可那里的银行都不办理此项业务。
当时著名捷克国家队的冰球运动员叫阿方索·德白尼（他的叔叔既宅心仁厚又顾念友情，战争期间曾经帮助过我和许多犹太朋友躲避纳粹的追捕）。他是一位天才的运动员，1948年夏天，他的运动项目转移到了网球场上，很快成为了网坛的一匹黑马。1952年，他闯进了温网决赛，并最终在1954年捧起了温网的冠军奖杯，因此成为整个国家的英雄和偶像。此外，他还是首位问鼎温网的左手执拍选手。
一次，德白尼利用外出比赛，帮我从瑞士一位邮商处带回1万美元，没想到在海关意外遇到了搜查，他携带的美元被发现了。钱被没收了，事后我没能要回来。在此之前，我的两大箱子邮票被匈牙利海关查获，那是我在战后邮票交易中另外一笔损失。
有时，我痛定思痛地想，当初如果不让他捎带美元就好了。不过，“如果”一词，永远是遗憾的后悔药。
随着我的邮识不断增加，我逐渐了解到有许多集中营的囚犯写给家里的信，以及他们家庭写给囚犯的信十分有收藏价值。那些信件可以成为集邮收藏的一个新领域。犹太囚犯只有很少的机会允许给他们的家庭写信，并且基本都是在战争初期。当然，我也知道，一些集中营直到1944年中期还允许囚犯往外寄信。
特殊时期的家书是多么的珍贵呀！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难以替代的享受和期盼。尤其是身陷囹圄的亲人，天各一方，书信沟通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看看现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情感世界愈益丰富了，而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却愈益简单了。家书很少有人写了，迅捷的电话消弥了翘首以盼的期待；随时的网上聊天，取代了斟词酌句的殚思；千篇一律的短信，似乎能把365天的情思，千差万别的感受，都用几句话诉之。面对通信技术的普及，过去能收到远方来信，却是亲人们近乎奢侈的梦想。
在收藏中，来自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毛特豪森和达豪等集中营的信件常能见到，因为那些集中营关押着大量的囚犯。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些从很小的集中营中寄出来的信，其中一些不超过20人集中营的“特殊”囚犯，那些被关押的人通常是工作在特殊领域里的科学家，他们被允许与外面的非犹太家庭通信。
有些信来自鲜为人知的集中营，如韦尔登（只有8位男性囚犯）、诺伊施塔特·荷尔斯泰因（只有15位男性囚犯）、韦尔森和布莱克尼姆（各有8位囚犯），来自那些地方的信封，在邮市上价值数百甚至上千美元。塞森施泰特集中营，那个被纳粹德国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国际红十字会标榜的所谓对待犹太囚犯非常好的集中营，有自己独特的包裹邮票。使用那种邮票，囚犯的家属允许每月寄一件包裹到集中营。邮票是免费发放给囚犯的，由囚犯们寄给自己的家人。它没有面值，图案是田园风光，里面有树、小山和崎岖的小河。上面仅有的字就是“塞森施泰特”，那枚绿色的邮票现在的价值大约350澳元。
不知是景色给了设计者灵感，还是设计者的创作赋予了那湖光山色灵魂，那树、那河、那山、那云，还有那些不死的犹太人的灵魂恐怕早已同邮票不可分割了。
美国收藏者购买战争期间德国占领过的一些国家的邮票，邮商们来到布拉迪斯拉发邮市大量购买那种邮票使得邮市十分火爆。大笔资金随着购买活动涌入邮市，我当然也赚了很多钱。
几位美国邮商来到我的家乡，其中库尔特·威斯勃特是当时美国邮商协会的会长。我们见面时，我就对他说：“我要加入邮商协会，我是一名有用的会员。”1946年5月，他把我的名字放到了美国邮商协会的名单之中，那是我在集邮组织中第一次取得会员资格。一年后我在美国又见到了库尔特，这是后话。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入美国邮商协会的第一位欧洲会员，65年后我是那个协会的终生会员。“塞森施泰特集中营”邮票
04 第一次踏上纽约
1947年5月，战后的第一届国际邮展在纽约举行，我想去参观。不过，那时捷人获得赴美的签证几乎是不可能的。有成百上千的难民想去美国，捷克赴美的签证要等20年。当时，签证只批准给那些有良好信誉到美国经商的人。
我详细填好了所有的申请表格，还好及时收到了让我到布拉格美国大使馆面谈的信函。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一位美国使馆的签证官从屋里出来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屁股刚刚沾到椅子，他就发问：“美国为多少个独立的州发行过邮票？”我脱口而出：“13个。”签证官立刻说：“你得到签证了。”有时我无不感慨，正是由于我掌握了足够的邮识才有了那次和纽约邂逅的机会。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去美国，飞往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欧洲港口停泊的船只正忙着运送美国撤回去的士兵。最后，我设法从瑞典哥德堡驶出的“格林肖穆号” 轮船上找到了一个舱位，那艘船运送士兵，也搭载了捷克的许多战争新娘赴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美国士兵娶了当地的捷克女子为妻，战后那些战争新娘随丈夫回到美国。
美国海关对邮票一点没有兴趣，我随身携带了一大箱子邮票，一句英语都不会讲。我的签证担保人帕克先生，是纽约拿骚街上一家邮票店的老板。他是在战争爆发前从捷克逃往美国的，我从没见过他。多亏了他的担保，我才能得到签证，并允许我在美国从事商务活动。
我是第一次踏上美洲大陆。纽约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艳冠群伦。那里汇集了世界各国的精英，当然也包括邮票的经营人才。纽约拥有世界上独特的、最引人入胜、令人心潮澎湃、激情四射的街景，可我没有心思去看。我知道我必须到拿骚街，那是当时世界邮票销售的中心。战前，奥地利、德国是邮票销售中心，可当时它们不是了，因为许多欧洲邮商都逃到美国了。最著名的销售地点是拿骚街66号，矗立着鳞次栉比的邮票店，是一个邮商云集之所。
我是战后赴美国的第一位欧洲邮商，每个人都想购买我带来的存货，很快我带来的货品销售一空。尽管我不会讲英语，可我发现交流并不难。因为，我懂德语，一些邮商是德国难民，一些美国邮商在战争中也学了一些德语。
在拿骚街66号我结识了一位印度邮商，他的名字叫迪亚斯。他的儿子布瑞·迪亚斯住在佛罗里达，是美国邮商协会会员，现在是我的一个重要客户。
1940年5月，就在德国人占领比利时前，比利时著名邮商坦克尔通过他的一位朋友寄给我一批珍贵的邮票到我的家乡让我为他保存。然后，他就逃往美国，在拿骚街开了一家邮票店。后来，我将那些邮票寄回他指定的一个中立国的地址，他安全地收到了那些邮票。我在拿骚街第一次见到他，他对我当初替他保存邮票千恩万谢。他真诚地对我说，在美国有什么难处尽管找他。听到那番话，一缕温暖就缓缓地蔓延过来。
介绍我加入美国邮商协会的库尔特到展场看我，然后我们就建立了业务联系，我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很长时间。1935年，他在德国法兰克福遭受德国党卫军的残酷迫害，库尔特幸运地逃出德国，与妻子在意大利集合后跑到法国南部避难，不久又与妻子失散。在法国马赛，他一天被逮住5次，但还是逃脱了死神。
同妻子再一次团聚后，他们冒死穿越比利牛斯山脉最后平安到达葡萄牙。在尼斯他遇到一位捷克老乡，老乡见老乡，除了互诉衷肠外，老乡还借给他一些钱让他逃到了美国。到达美国后，夫妇二人只能干一些收入很低的活，库尔特在拿骚街上的一个皮革厂工作。
库尔特的妹夫在巴西圣保罗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他认识的一位巴西邮商想在美国寻找一位代理商。几周后，一个大雪茄箱装着巴西邮票寄到他们手中，他的妻子朱迪不知如何销售，丈夫建议她到拿骚街去卖，就那样他们开始了邮票生意。
确实，玉不琢不成器。库尔特经过多年的磨炼，成为战后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邮票批发商，他总是购买大批邮票又转手卖掉。他还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密切的业务关系，最为漂亮的一件事是他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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