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文烽火工作室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战争事典031试读：
前言
天启元年（1621年），明帝国西南地区爆发了一场危及大明统治的内乱，即“奢安之乱”。在这场大动乱中，出现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围城战——贵阳之役。围城前，贵阳城中约有十万户人家，而围城三百余日后，城内仅剩不到千人。这就是《贵阳围城始末——明末奢安之乱中最惨烈的一役》所要描述的历史惨剧。
1598年1月17日，俄国沙皇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驾崩，留里克王朝正式终结，一个充满动荡与混乱的“大动乱”时代开始了！围绕着沙皇宝座，以俄国波耶贵族与波兰人为首的各种国内外政治势力混杂纠缠，纷乱不止。《1612动乱年代——沙俄内乱与罗曼诺夫王朝的崛起》一文试图再现“大动乱”时代那一幕幕血腥而又残酷的较量。“八王之乱”是一场发生于西晋末期的著名皇族内乱。它连续引发了至少6场政变（含未遂）和4次大规模战争，直接导致了南北朝对立，使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动乱与分裂。《“八王之乱”，何止八王！——西晋淮南王司马允集团的野心与盲动》将以淮南王司马允集团为主线，针对“八王之乱”前期的政治、军事乱局进行具体梳理。
抛石机（或称投石机），是金属火炮成熟之前，古代最具威力的重型远程攻击武器，其中以中国人发明的杠杆式抛石机威力最强、使用时间最久。《攻者利器，皆莫如砲——中国杠杆式抛石机的发展历程》将讲述这种武器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向世界各地扩散、传播的千年历程。2017年5月贵阳围城始末明末奢安之乱中最惨烈的一役作者/临溪主人
天启元年（1621年），这一年很不太平。
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后，后金军队又在天启元年先后攻克了辽东重镇沈阳、辽阳，十月份更是再次大败熊廷弼、王化贞，使明军在辽东的局面变得极其被动。正当女真骑兵横扫辽东之时，大明帝国的西南地区也爆发了一场危及统治的大战乱，是为“奢安之乱”。
奢安之乱从天启元年爆发到崇祯三年（1630年）被平定，前后持续了9年时间。此次战乱以四川、贵州为中心，云南、广西、湖广均受影响，牵动了整个西南地区，规模之大尤甚于万历年间的播州杨应龙之叛。在这场大动乱中，发生过一场惨绝人寰的围城战——贵阳之役。这场贵阳围城战的惨烈程度并不亚于汉代的疏勒城之围、唐代的睢阳围城。据《明史·李枟传》记载，围城前城中约有十万户人家，而围城三百余日后不过千人。
要详述这次围城战，就不得不提明朝对西南土司的管理政策，以及在西南方向上从明朝开国到覆灭都一直持续的地区动荡。土司起源
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会议上，主办方宣布将中国申请的土司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申请的土司遗址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和贵州播州海龙囤三处遗址。从13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政府以土司制度管理偏远地区，朝廷任命当地土著豪强为世袭土司，统治当地。这三处土司遗址是中国土司文化中规模最大的建筑遗址，是这三个土司的行政、军事、文化中心。
我国西南地区拥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如何有效管理这部分地区对中央政府来说历来是个难题。在宋朝及宋之前，中央政府一般采用羁縻的方式来统治。不过由于羁縻制度的弊端，加上西南地区历来由当地少数民族土著豪强统治，其势力根深蒂固，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向来不足。到了元代，相应的土司制度应运而生，这一制度也被其后的明清两朝所沿袭。明廷在西南广设土司，遍布云、贵、川、湖、桂五省，如广西全省只有苍梧一道无土司。尽管土司制度和之前的羁縻制有些渊源，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
与以往当地土著自为君长的情况相比，土司承袭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因此土司制度的诞生，标志着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管理方式产生了重大变化。根据规定，土司需定期缴纳贡赋，如地方上的特产马匹、茶叶、粮食、木材等，并按时缴纳赋税。土司们在当地得遵守朝廷礼制，不得僭越，并要受到当地流官的约束，领有驻防守御之责；如果某地发生战事，土司要整饬兵马听候朝廷调遣。除此之外，土司还要定期朝觐天子。明廷对土司朝贡一事一向比较重视，如果贡品未能定期到达或者贡品质量有问题，便会严厉惩罚土司；相应地，朝廷对土司也会进行象征性的赏赐，如赐予服饰、冠带、钞锭等物，以彰显朝廷权威和对土司的控制。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些蛮夷叛服不常，主要是因为所处地理位置险要且偏远，当地百姓犷狠，如果要驯服他们，就要宽猛适宜，事之委曲。对朱元璋来说，并不需要郡县其地，“蛮夷之人，其性无常，不可以中国治之，但羁縻之足矣”。而土司也要凭借中央政府的公信力，确立自己在当地的权威，同时表达自己对朝廷的忠心，让其放心，以利于土司自身的发展。所以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土司，实行土司制在当时都是一种双赢。三大土司遗址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位置明太祖朱元璋
明朝在西南地区设置的这些土司，分文职土司和武职土司两大系统。武职土司包括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和蛮夷长官司；而一些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一般的府州县，则属于文职土司系统。另外，还有一种卫所土司，因部分实土卫所领内有大量少数民族聚集地，朝廷就设“某卫军民指挥使司”或“某军民千户所”来治理。
明初，朝廷根据功绩多少来区分土司的等级次序，并任用当地土著酋长首领作为土司长官。终明一代，设有11个宣慰司、10个宣抚司、22个安抚司、1个招讨司、169个长官司和5个蛮夷长官司。
从级别品秩来看，宣慰司和府、直隶州级别略同，地位高于宣抚司，但两者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互不统属。宣抚司有的直隶于布政司，如永宁宣抚司；有的隶属于卫，从而间接隶属于都司的，如酉阳、石砫二宣抚司（二者均属重庆卫）。
至于安抚司，它可隶属于宣慰司、宣抚司，其下可辖长官司，但级别较之前两者更低一级。比如隶属于湖广都司的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下辖三个宣抚司，其宣抚司下又辖安抚司，安抚司下还辖长官司或蛮夷长官司。又如高罗安抚司隶属于忠建宣抚司，而高罗安抚司又分领木册长官司。至于长官司的地位则大致相当于县。
在这些土司的官员编制中亦有流官的存在，以宣慰司为例：正官有从三品宣慰使一员、正四品同知一员、从四品副使一员、正五品佥事一员；首领官有从七品经历一员、正八品都事一员。前者正官属于土官，后者首领官专司当地户籍、人口、赋税、田地等事宜。同知、副使、佥事等属于正官编制中的佐贰官，即副职。这些佐贰官朝廷有时也用流官担任，和首领官共同受吏部选用，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由当地土著任职。至于宣慰使、宣抚使这样的正职则一般归兵部管辖。在文职土司中，佐贰官就以流官为主了。
尽管这些流官品级低下，但除了主持文书工作以外，他们还肩负着监视当地土司的任务。所以一般而言，土司们并不敢在他们面前过于嚣张，有时还是愿意遵纪守法的。
著名文臣将领王骥在“三征麓川”后，就备受当地少数民族敬仰，在他们心目中其威望可比三国时的诸葛亮。所以至今云南滇西傈僳族中仍然有着神化王骥的崇拜仪式，即通过“上刀山下火海”的仪式来庆祝王骥的寿诞。
土司们也响应朝廷请求，在当地修路设驿，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发展。比如洪武年间的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在当地设置了9个驿站，连通四川、湖广、云南三省，形成了长达四百余里的驿道。驿道的开辟吸引了大量汉族移民，不少汉人还在土司政权内部任职。现在贵州的穿青人，就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古代汉族移民的后代。奢香夫人雕像，位于贵州大方县奢香博物馆王阳明画像
朝廷在哪些地区设宣慰司和宣抚司等，有着自己的考虑，简单来讲，就是“恩威并济”和“以夷制夷”。地方上，少数民族实力强劲的区域，朝廷便设置宣慰司；实力次一点的则设宣抚司。明廷对土官向来是比较厚待的，比如彝族首领霭翠及其妻子奢香夫人归附时，进贡了大量马匹，朝廷也以锦绮钞币作为赏赐。在厚待的同时，朝廷也利用各土司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周旋其中，不断削弱其实力：有土司叛乱时，朝廷常常征调另一土司所部土兵编入平叛大军，一方面固然有其作战骁勇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深入贯彻“以夷制夷”的方针，趁机损耗土司实力。不过对于和朝廷积极合作的土司，明廷一般会保留土司传承，如石砫、酉阳宣抚司；而对于那些采取不合作态度、积极反抗的，待其覆灭后明廷则抓住契机推动改土归流政策，如永宁宣抚司和播州宣慰司；也有部分地区采用了折中的方法，即上级地方官采用流官的形式，底下仍然保留一些小土司，属于不完全的改土归流，如云南的临安府，其下属的阿迷州即设土知州。
所谓“改土归流”，也就是废除土司，取消少数民族豪强在当地所有的军事、财政、人事等特权，改用流官，由中央直接掌管该地的人口、赋税和军事。改土归流从明至民国，是个不断发生流血冲突的过程。
应该说改土归流是大势所趋，但明朝由于在建国初期的战略需要和国力因素，以及顾及到当地土著豪强和元朝残余势力，为避免大规模动乱而未能全都设置流官治理，对此应该予以理解。
到了明朝中后期，大部分西南土司都有劣迹在身，土司和当地三司、抚台、按台等流官的冲突也逐渐增多，这些朝廷命官见状往往轻言改土归流一事，进一步加剧了土司和中央政府的矛盾。王阳明被贬龙场驿丞期间，深入了解西南土司情势后，认为对这些蛮夷当以“教化”为主，关键是得其心，才有利于稳定，而非妄行改土归流之事。故王阳明在当地兴建书院，致力于推广儒学教育，甚得当地少数民族百姓的敬仰。
明代的少数民族人民由于长期居住于深山恶水之地，不与外人相通，因此其社会习俗和外人迥异。他们大多民风彪悍，生活淳朴，无骄侈奢诈之习，总的说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明代也沿袭元代在这些地区设立社学的政策，教化当地百姓。比如说在广西，每个州县都设有社学，大县多达十余所，就算是小县也至少有一所。王阳明就曾这么描述贵州的社学之兴：“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
当然，这样的情况离不开之前朱元璋对教育的大力支持，他在洪武八年，就命天下倡立社学，以此作为教化土著、改变旧俗的主要推动手段。儿童进入社学读书起初属于自愿性质，贫困家庭自便，但一些土司对其抱有强烈的抵制态度。有土司禁止部落中子民读书习字，犯者族诛，如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就严禁领内百姓子弟读书。受此刺激，有关政策逐渐变为在部分地区强令适龄儿童就学读书，违者惩罚其父兄，到后来就和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样，属于强制性政策了。弘治十年（1497年），明廷再一次强令天下各府州县设立社学；弘治十七年（1504）年，明廷规定15岁以下幼童必须入社学读书，且入学幼童不分贵贱贫富。这些命令明显带有强迫意味，也由此可见明廷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文化教育，并且意识到只有让他们对大明、对国家产生认同感，才能真正一劳永逸地解决反复无常的土司问题。所以明廷为防止出现袭土司者冥顽不化的现象，规定不入学者不能承袭。西南动荡
尽管明朝试图以“恩威并济”和“以夷制夷”的方法来稳定西南局势，但大大小小的土司叛乱经常发生，西南动荡终明一朝始终无法平定。
在奢安之乱前，已有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未成，被朝廷大军剿灭的前例。播州之役也被视作“万历三大征”之一。时间再往前推，万历初年四川都掌蛮僭越作乱，嘉靖年间有湖贵地区苗人起事，甚至从洪武年间平定西南以来，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就始终有战乱发生。因此明朝西南地区的动荡程度并不亚于北方边境，经常存在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有时害尤甚之，说“五年一小反，十年一大反”并不夸张。
在明朝，总督这一官职的产生与西南地区不断爆发的民族冲突息息相关。据有关学者统计，整个明朝276年间，贵州发生战乱的年份多达145年。当地土司时常扰乱贵州周边地区，虏杀朝廷官兵，导致整个明代朝廷对西南土司的用兵次数达到百次，平均下来每三年就会用兵一次，频率之高也是罕见。贵州的独特地理环境，使得该地区的民族矛盾格外激烈，且一旦有变往往祸及周边数省。
明朝中期以来，地方上原有的三司制逐渐显现出弊端——过于分权导致办事效率低下。这对朝廷来说，增大了处置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急需一员大将统合全省乃至数省之力平定叛乱，稳定局势，因此明廷专设督抚统兵安民，弥补这个缺陷。
川湖贵总督的设置正是明朝总督之设的开端，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川湖贵总督，节制范围有时还会包括云南、广西两省，明廷一般省称其为“贵州总督”，本文继续沿袭这样的说法。正统年间，明朝西南麓川土司叛乱，朝廷先后三次发兵征讨，前后动员了数十万大军，史称“三征麓川”。清龚文彬《明会要》云：“正统六年正月，征麓川，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此设总督之始。”同时，王骥建议新设贵州巡抚，该巡抚主要是监察性质，主巡察各卫所官员，但由于贵州民族冲突严重，该巡抚也往往督理当地军务，有权调集卫所官兵平叛。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兵部定诸臣职守时，明确规定总督主征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抚主督理军政、措置粮饷。
王骥任总督率兵平叛之时，统率南直隶（南京）及云、湖、川、贵等省军队。他的继任者侯琎也总督川、湖军队。此总督与后来定设不革的两广总督等不同，两广总督在明后期逐渐从差遣性质转变为实质性的地方流官，而这西南总督仍然偏向临时差遣性质。该总督辖区范围极广，到朱燮元任职总督平叛时，辖区涵盖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五省，并兼理粮饷。
总之，自明太祖将贵州收入版图后，明廷在贵州的统治并不稳定。很明显，这是土司制度的弊端所致。土司制虽然比羁縻制进步了些，但本质上还是和流官制相差太多；朝廷所能管的，往往只有当地土司酋长一人而已，至于土司以下，则鞭长莫及。这些土司在其领地内，俨然成了土皇帝，生杀予夺。他们奴役着广大农奴，而农奴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又得不到任何保障，经常受到土司的严重剥削和压迫，且无法反抗。由于天高皇帝远，土司草菅人命也逐渐成为这些地区的常态，如安万钟任贵州宣慰使时，骄纵不法，喝醉后就以射人为戏。又比如，播州杨氏家族自唐朝乾符三年（876年）始祖太原人杨端攻陷播州并在播州立足以来，到万历征播后改为流官，其家族传承了725年，历29世！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上的“荆南雄镇”石牌坊
在朝廷强盛的时候，这些土司或许还不敢轻举妄动，一旦朝廷威信下降，这群土皇帝岂能坐得住？所以明中期以后，随着朝廷日益腐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土司叛乱之势愈演愈烈，规模也越来越大。
比如前文提到的杨应龙之乱。隆庆五年（1571年），原播州宣慰使杨烈去世，其子杨应龙承袭播州宣慰使。起初杨应龙看上去很是顺从朝廷，不敢有违，屡次发兵响应朝廷征调。万历十四年（1586年），杨应龙所进贡的大木质量不错，朝廷特赐其飞鱼服。但杨应龙生性残虐嗜杀、阴狠狡诈，其播州宣慰司所辖五司七姓的百姓不堪其扰，联合起来到贵州举报杨氏的不法事迹。之所以不向四川举报，是因为杨应龙在四川上下多有打点，实在投诉无门。播州位于川贵两省交界处，贵州百姓深受其扰。而杨应龙家族内部也不和谐，当时他的小妾田氏诬陷其正妻张氏在外有人，不明真相的杨应龙将张氏和张氏之母杀死，结果惹怒了张氏族人，张氏之舅亦向朝廷举报杨应龙谋反。
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上疏弹劾杨应龙不法之事，巡按御史陈效也历数杨应龙24项大罪要求严惩。只是当时四川正调用播州土兵防御松潘，时任四川巡按的李化龙认为应该暂缓调查杨应龙一事，让他戴罪立功，而贵州省则认为四川省这样做是故意包庇杨应龙。
万历十九年（1591年），叶梦熊建议将播州宣慰司改土归流，并请发兵征剿，但是明神宗并不认可这种做法。同时，杨应龙也表示只愿去四川接受朝廷质询而不愿去贵州。对簿公堂后，杨应龙坐法当斩，但他请求用2万两黄金赎罪。御史张鹤鸣本想驳回该请求，但当时明军在朝鲜和日军相斗正酣，杨应龙也提出愿出5000土兵前往支援，所以朝廷准奏并予以释放。结果杨氏援朝大军出发时，正逢明廷和日本展开谈判，于是出兵自赎一事便不了了之。此时杨应龙公然抗命违旨，拒绝四川巡抚王继光所要求的第二次提审，于是朝廷决定对杨应龙正式用兵。明代播州土司杨铿及其夫人田氏的合葬墓出土的骑马俑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川巡抚王继光至重庆，与总兵刘承嗣等分兵三路围剿杨应龙。明军抵达娄山关时，杨应龙一边派人约降，一边派人设下埋伏，结果明军大败，前来协同围剿的贵州所部明军也遭败绩。杨应龙经此一役，表明了武装反抗明朝统治的态度。不过此时明朝气数未尽，杨应龙以播州一地而抗天下，其败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很快王继光被罢免巡抚一职，继任巡抚谭希忠和贵州镇抚商议后，对其是剿是抚也举棋不定。因为此时的明朝深陷抗倭援朝的战争泥潭中，根本无力同时进行两场大规模战争。杨应龙也再次派手下到京城花钱打点，并上疏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廷任命邢玠为总督。同年，明廷派人招抚杨应龙，兵部尚书石星写手札给贵州宣慰使安疆臣，让其作为中间人前往播州和杨应龙谈判。非常有意思的是，先前对杨应龙心怀不满的下层土司见状，生怕杨应龙得到朝廷赦免于己不利，纷纷阻挠杨应龙接受这次审讯，总督所下文书也为其所拦；而杨应龙心虚，也不敢亲自前往綦江受讯，反而希望朝廷官员屈尊到他所管之地。同时他这次表现得极其恭顺，自缚于路旁，泣请死罪，愿意逮捕罪犯并判罚金钱。
明廷这次审讯完后，认定杨应龙先前所犯罪状当斩，命他缴纳4万两黄金作采购木材之用，顺便革去官职，让其子杨朝栋承袭播州宣慰使，次子杨可栋羁押在綦江县作为人质。明廷考虑到杨应龙过去有功，特在松坎设同知虚位以待，同时任命王士琦为川东兵备副使监视杨应龙。
然而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杨可栋突然死于重庆，情况再度急转直下。杨应龙请求归还其子尸体和棺椁，但重庆方面推脱不给。他先前所需缴纳的4万两黄金尚未缴完，朝廷又催促甚急，杨应龙大怒道：“如果我儿复活，我就把钱给你们。”为报复明廷，杨应龙大肆在播州周边劫掠一番，派人占据险要关口，同时招抚骁勇善战的苗兵为己所用。到这时，杨应龙和明廷之间已经不再有回旋的余地了。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朝廷以李化龙总督川、湖、贵军务，兼理粮饷，巡抚四川。当时杨应龙已攻占綦江，重庆危在旦夕。李化龙挂帅出征后，并没有立即出击，而是施缓兵之计，假装向杨应龙示好，说是朝廷有豁免其罪之意。杨应龙信以为真，撤军返回播州。趁此机会，明军开始逐渐集中优势兵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李化龙于重庆集结兵力，正式发布讨杨檄文，誓师出征。
李化龙兵分八路围攻杨应龙，意欲进行战略决战，其中四川四路，贵州三路，湖广一路。苗兵虽然骁勇善战，但此时已是笼中困兽，更兼李化龙兵力占优，到四月下旬，播州军已是全线溃败，退至杨应龙最后一个据点——海龙囤。明军包围海龙囤后，由于该地易守难攻、地势险要，竟然一时未能攻下。杨应龙虽做困兽之斗，但仍然不忘诈降、诈死，希冀侥幸击败明军，但均被明军识破。六月初六，明军小股部队偷袭成功，攻入海龙囤。杨应龙携妻妾纵火自焚而死，播州之役宣告平定。
明朝平定播州后，改土归流，分播州宣慰司为两府，属四川的为遵义府，属贵州的为平越府。关于善后事宜，时李化龙父丧丁忧，所以任王象乾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川、湖、贵军务。王象乾其人，是明朝后期著名的文臣将领，此前他任宣府巡抚前后7年，而边境无事。
早先杨应龙叛乱时，水西安氏持观望态度，并没有立即出兵随明军平叛。杨氏和安氏不但接壤而且还联姻，杨氏起兵之初，大家都觉得安氏可能会相助杨氏，一旦发生那样的情况，莫说杨应龙之乱不能平定，贵州省城亦不能保，但现在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此，朝廷经过商讨研究认为，若再不拉拢安氏，只怕安氏真的会为杨应龙所用。所以明廷表示，只要安氏帮忙出兵进攻播州杨氏，就答应归还其从前被播州杨氏侵占的水西600里土地。此前播州和水西关于领地有过纷争，所以朝廷以此为饵换取水西倒向朝廷一方。但事后，关于如何划分土地却又起波澜。
兵部覆奏李化龙播州善后事宜时，认为播州地界左连水西，右通永宁，地形犬牙交错，“夷性犬羊，互相雄长，侵克无常”，因此播州改土归流设府县治理后，原属于永宁、水西之地应还给奢、安两家。海龙囤遗址
朝廷虽然想尽早解决划地纷争，但是底下川贵地方官态度却很暧昧，四川巡按御史和贵州巡按御史纷纷推辞此事。朝廷也知此事处置艰难，一旦处理不当，又会造成当地土司叛乱之局，于是令督臣王象乾会同贵州巡抚秉公处置。
在所有与播州土司有领地争执的土司中，水西安家最受重视。当时大学士沈一贯也曾上疏，认为西南地区必须由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并据理折中，奉法定制处置。然而水西要求割地一事遭到了四川方面和西南总督王象乾的强烈反对，王象乾要求将遵义府的水烟、地坪、天旺等地划归四川。御史李时华则上疏朝廷为水西正名，且认为水西平叛有功，不宜夺地，否则容易引发矛盾，招致叛乱。朝廷权衡再三，采纳了李时华的意见。经播州之役后，水西安家的实力着实扩充了不少。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贵州宣慰使安尧臣已然胆敢驱兵进入云南沾益州劫掠。
至于日后天启年间奢安之乱的起因，官方说法是永宁宣抚使奢崇明狡诈奸宄，久蓄异志，有不臣之心；其子奢寅则有逆志，心地狭窄，招纳了不少亡命之徒。而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作为安位的叔父、贵州宣慰司的实际掌权人，也被官方记载为“桀黠”。
但是细刨史料却也不难发现，奢安之乱的发生没那么简单。2008年重修的贵州宣慰府
根据土司承袭制度，前任土司的子弟、族属、妻女、女婿和外甥都权承袭土司一职，通常遵照当地习俗产生。当然最普遍的还是父死子继，但妻妾继承土司之位的也不少见，如著名女将秦良玉在其丈夫马千乘去世后，就承袭了石砫宣抚司宣抚使一职。不过袭封者5岁以上才能勘定立案，年满15岁才有资格袭职，不满年龄者则和流官共同管事。当然，土司承袭必须最终经过朝廷认可才算作数。首先，应袭者需报当地抚按进行初步审核，且要有同族担保人。等到衙门查验结束后，再由该省布政司衙门上奏朝廷，最后由朝廷定夺。
洪武末年规定，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武职土司因领有土兵，所以由兵部武选司考核；府州县等文职土司则由吏部验封司考核。如果有通过战争这种非正常手段夺取土司之位的，朝廷不予认可。嘉靖年间，云南部分土司之间彼此兴兵攻伐不断，为此朝廷下旨：如果有借仇杀上位土司的，一经发现立即停袭。明廷还规定土司承袭时，无论新任土司距离京师多远，都得赴京受职，并接受印信、号纸。
关于四川永宁宣抚司，翻看《明史》可知，奢崇明的伯父奢效忠死后，奢效忠的正妻世统无子，妾室世续却有一子奢崇周可继承土司之位。但是正妻表示不服，想夺取官印，于是和妾室互相残杀。
结果奢氏内乱时，总兵官郭成、参将马呈文为了利益，驱兵深入奢家祖居之地落红（地名）劫掠奢家产业，世续也跟在明军后面。按《明史》的说法，“奢氏九世所积，搜掠一空”。奢效忠之弟奢沙卜则发兵抵挡，打败了明军，同时也向水西借兵。而世统则拒绝交出奢沙卜，还杀了明军3个把总，又聚集苗兵万人意图反攻。事后，郭成、马呈文被巡按弹劾，夺俸三月，并戴罪抚戢。水西彝族代表性乐器——月琴
最后，按照巡按宋仕的建议，永宁宣抚司印等到奢崇周成年再给他，至于两位妇人则分管各自的土地人民，均给予官帽衣带。
世续所生的奢崇周继承土司之位没多久就死了，世续膝下再无子嗣。永宁宣抚司又一次陷入了继承人的纷争中，朝廷对此颇为忧虑，最后议定由奢家亲支奢崇明继承。奢崇明之父早死，他由伯母世统抚养了13年，和伯母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南都繁会图卷》局部，描绘了明代留都南京的繁华景象
这期间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四川都司张神武和参将周敦吉再次驱兵进入永宁宣抚司，以向世续追讨永宁宣抚使官印为名，再次大肆掳掠，奸淫妇女。这次忠于世续的阎宗传再度起兵反抗，攻打周围的永宁卫和赤水卫，并摧毁了普市所和摩尼所。明廷经过调查，认为是张、周二人“矫命兴师，虏掠黔刘，贪纵婬暴，因激变”。虽然事闻于上，但朝廷仍没有对祸首张、周二人严肃处理。
至于贵州水西彝族土司安家，也有讲头。贵州宣慰司实力强大，所以朝廷在处理其相关事宜时，向来比较慎重，历来是恩赏有加。霭翠归附后，明太祖特令其居各宣慰使之上。霭翠去世后，其妻奢香夫人袭任土司，当时都督马晔想消灭这群土司，改土归流，于是找了个借口鞭挞奢香夫人，想逼她挑起战事。这个时候，水东宋氏家族的宋蒙古歹之妻出面制止，并到南京向朱元璋告御状。朱元璋听后令奢香夫人觐见，奢香夫人如实告知马晔阴谋，并表示愿为大明世代守卫疆土。明太祖大悦，对其大加封赏，并召回马晔严厉惩罚了他。从《明太祖实录》中可知，贵州宣慰司经常进贡马匹给朝廷，虽然数量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在朱元璋眼里简直是个模范土司。奢香夫人之子安的承袭土司后，照例进贡战马，朱元璋直夸他忠诚恭敬。
起初，明廷规定贵州宣慰使需在贵阳城内办公，非有公事不得擅回水西，但明中期以后朝廷对其警惕有所下降，便允了宣慰使回水西办公的请求。不过另一方面，出于对水西实力的顾忌，明廷也在水西周边广置卫所，实土卫达二十余个。永宁卫、乌撒卫、赤水卫、毕节卫位于水西彝族百姓聚居区的西北方向，普安卫、普定卫、平坝卫、威清卫、安南卫、安庄卫就在水西以南，贵州卫、贵州前卫、新添卫、龙里卫等则在水西东南。明廷后又在水西所管水外六目之地设敷勇卫和镇西卫，从而形成了一个针对贵州宣慰司的大包围圈。
贵州都司所属的卫所屯堡和土司营寨不但犬牙交错，而且还人为地割裂了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使得川、贵、湖三省同族土司互不统属。永宁宣抚司虽属四川代管，但位于永宁宣抚司境内的永宁卫隶属于贵州都司，隶属于湖广都司的五开卫却位于贵州黎平府境内。不过由于管理组织不同，事权不一，也平白增加了处理少数民族矛盾的难度。
同时，明廷不断迁徙汉人移民贵州以扩充当地汉人比例，并大规模推行屯田制。明朝前期，贵州军屯尚能自足；但到了卫所制衰败后，便状况百出了。弘治年间，已有很多屯田被豪强吞并。到万历年间，贵州卫所屯田更是有直接被公然侵占改为私庄的例子。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位日后于崇祯年间在颍州殉国的前任兵部尚书张鹤鸣了。张鹤鸣在巡抚贵州期间，手腕凌厉，做事果断，屡次发动军事行动镇压当地起事。贵州宣慰使安尧臣去世后，其子安位年幼，张鹤鸣看到此景，立即上疏朝廷，打算趁安氏少主年幼不成气候之际，彻底收拾水西安家，顺便改土归流。贵州巡按御史杨鹤也上疏朝廷，建议趁安氏“仰我鼻息”之刻将其收拾。但是朝廷并没有允许张鹤鸣这一行为。大明通行宝钞肆拾文
天启元年十一月，巡按御史史永安上疏朝廷速令安位承袭宣慰使，并请革土司袭谢陋规。这里的“陋规”是指向袭职者索取黄金一事。安位袭职时，贵州分守兵备副使邵应祯就向他索要常例两三千金。据记载，奢崇明就任宣抚使后，也遇到了永宁监生陆登瀛勒索谢礼，并遭参将周敦吉斥骂这样的不快事件。日后在云南发动叛乱的土司普名声，在新巡抚王伉上任时，也被其索贿。著名女将秦良玉的丈夫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亦是因为内监索贿不成，趁机构陷而下狱瘐死。
正因为此，安尧臣去世后，其子安位才畏惧朝廷命官勒索，迟迟未承袭宣慰使一职，而由其母奢社辉暂领。奢社辉正是奢崇明之妹，而前永宁宣抚使奢效忠之妻又是曾经的贵州宣慰使安万铨之女。尽管有此密切联系，可在一开始水西安家和永宁奢家也有矛盾存在：奢崇明之子奢寅为人凶悍，和奢社辉曾经争夺土地。正因为此，当奢崇明率先起兵反叛的时候，朝廷庙堂还希冀水西安家能够为朝廷尽忠，万万没想到两土司均反，互为策应，棋失一着。
播州之役后，尽管朝廷完成了剿灭杨氏的目标，但水西安氏也收回了先前的土地，实力大大增长，比以前更难控制。万历四十一年，水西安尧臣驱兵进入云南境内劫掠沾益；万历四十六年，四川巡抚又奏报水西安氏违旨进入永宁地界。安氏和朝廷之间的矛盾日趋白热化。播州宣慰司、永宁宣抚司、贵州宣慰司、贵阳府地理位置
在张鹤鸣巡抚贵州期间，还发生了一桩事。当时赤水卫明军和当地百姓争夺土地，而张鹤鸣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直指奢家父子“抢占土地”的行为是违命抗旨、公然叛逆，要求改土归流。
此时奢崇明的官位还是永宁宣抚使。永宁宣抚司虽属四川代管，然而宣抚使仍然是朝廷的正三品大员，张鹤鸣如此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永宁、水西等地正好位于川贵交界之处，当地土司互有通婚，关系错综复杂。事实上，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时常发动起义反抗明朝统治，有鉴于此，张鹤鸣一心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故意把事情闹腾大，直接给对方扣上了“抗旨”“谋逆”的大帽子。
不过明朝也并没有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汉人地区一视同仁，对其歧视首先表现在“夷”字上。明廷对上层土司一向加以笼络，而对土司领内的下层百姓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任凭土司酋长鱼肉乡里，所以土司起兵时也能一呼百应，通过欺诈得到底下群众的支持。日后在贵阳围城战中幸存下来的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在《围城日录》（收录于《黔牍偶存》）中说：“官兵渔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仲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辄破算器，加楚折焉。……流官之脧削土司，真可痛恨。然土司之孱弱忠顺者尤被困。……纵衙隶脧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言久矣。”后来张我续带兵平叛时，其所带亲兵三千余人在城内各家住宿，每日酷索奸淫。再加上奢崇明家族和明朝的种种矛盾，奢崇明起兵时，一些深受官府欺压的底层人民也随之起事，其中就有不少白莲教教徒。播州宣慰司播州宣慰司，秦时为夜郎、且兰之地，汉朝属牂牁郡，唐贞观年间改为播州。乾符初年，南诏攻陷播州，太原人杨端响应招募，后收复播州，为播州人怀念信服。五代以后，其子孙世代占有其地。宋朝大观年间，播州改置遵义军；元朝授宣慰司，并封杨氏后人为播国公；洪武四年平蜀后，归顺大明，依旧设播州宣慰司。播州宣慰司下设草塘、黄平2个安抚司，安抚司之下又有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6个长官司。洪武十五年，改隶贵州。嘉靖年间，复属四川。播州杨应龙之叛被平定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遵义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永宁宣抚司永宁宣抚司，唐兰州地。宋为泸州江安、合江二县境。元置永宁路，领筠连州及腾川县，后改为永宁宣抚司。洪武四年，傅友德征蜀后，永宁内附，朝廷设永宁卫管辖。洪武七年升为宣抚司。贵阳府贵阳府，旧为程番长官司。成化十二年（1476年），以贵州宣慰司地置程番府，治程番长官司。隆庆二年（1568年）六月移，入布政司城。隆庆三年（1569年），改程番府为贵阳府，与宣慰司同城，府辖城北，司辖城南。万历年间，改为贵阳军民府，领金筑安抚司，下辖18个长官司，分别是贵竹、麻向、本瓜、大华、程番、韦番、方番、洪番、卧龙番、金石番、小龙番、罗番、大龙番、小程番、上马桥、卢番、卢山和平伐。贵州宣慰司起初，元朝在贵州境内设置八番、顺元诸军民宣慰使司。朱元璋克陈友谅后的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兵威远震，思南宣慰、思州宣抚率先归附，当时朱元璋令其原官世袭守卫。洪武五年（1372年），贵州宣慰霭翠与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適尔等先后来归附，也令其以原官世代守卫，隶属四川。永乐十一年（1413年），朝廷设立贵州承宣布政司。永乐十四年，设贵州提刑按察司。加上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的贵州都司，贵州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三司体系，而贵州宣慰司也从永乐十一年改隶贵州。贵州省治所及后来的贵阳府治所与贵州宣慰司治所同城。值得注意的是，贵州宣慰司和贵阳府虽然一直同城，且宣慰使品级比知府品级更高，但本质上仍然是平级的机构。贵州宣慰司于崇祯三年奢安之乱平定后改为水西宣慰司。贵州宣慰司下设9个长官司，分别是水东、中曹、青山、札佐、龙里、白纳、底寨、乖西和养龙坑；安氏领水西，宋氏领水东。重庆兵变
天启元年春，后金努尔哈赤先后攻占沈阳、辽阳，连下七十余城，京师大震。在朝廷恐慌之际，奢崇明突然上疏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朝廷允许自己带领2万马步精兵北上援辽。这使他得到了许多当朝大臣的好感，不少人认为可以一用。等明熹宗正式明发上谕要求南方各省征调兵员援辽时，已是4个月后的八月初五了，其中负责征调川兵的是给事中明时举和御史李达。
按照一般说法，一接到命令，奢崇明就派樊龙、樊虎、张彤等率马步精兵出发，前往中继站——重庆。本来四川巡抚驻成都，但当时四川巡抚徐可求受明时举和李达所挟不得不移镇重庆。巡抚徐可求在校场检阅军队时，做了一个举动——淘汰老弱兵员，这个行为遭到了永宁军队的强烈抵制。
此时还出现了另外一桩严重的事情——“饷复不继”。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明军因缺粮缺饷而哗变的情况甚为普遍。据其他学者不完全统计，从正德四年（1509年）到明末农民大起义这段时期，规模较大的军队哗变就有六十多次，平均每两年一次，这还不包括小规模的哗变和兵卒逃亡事件。
明末经济崩溃造成财政危机后，兵卒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往更加恶劣。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明政府欠各边年例高达968万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无粮饷，别说战斗力，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他们只能抗议。比如说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和天启元年二月，浙江台州军卒就因缺粮饷而接连哗变。就连天子脚下，在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也有新兵六千余人围住户部衙门，非要见到发银才肯退散。天启帝朱由校
这支永宁宣抚司来的军队，本来朝廷额定的安家银是每人20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减为每人17两，事实上当时仅有4万两银子下发。同时巡抚徐可求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意欲将永宁官兵全部刺面，侮辱太甚。再加上此前明朝地方官员曾压榨当地百姓，导致矛盾集中爆发。
根据传统说法，九月十七日，徐可求在校场点兵时，奢崇明女婿樊龙以增行粮为名，骑马舞槊，当先一槊刺死巡抚徐可求，随后永宁土兵一拥而上，兵变就此发生。《綦江县志》的说法与上面的说法有些不同，而是樊龙等人恶意谎报人数，意欲吃空饷。当徐可求按照花名册点名时，当先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乡野小儿，徐可求十分惊讶，樊龙说：“你嫌他年纪太小吗？”徐可求大怒道：“你想造反吗？”樊龙厉声喝道：“此时不反，更待何时！”说罢其属下张彬等人涌上前杀了徐可求，遂据重庆。
在这次重庆兵变中，官员殉国者甚多。四川巡抚徐可求、四川按察使孙好古、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骆日升、四川按察司副使川东兵备李继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和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县段高选、总兵黄守魁和王守忠、参将万金和王登爵等在这次兵变中全都遇难。负责征调川兵的两位言官明时举和李达则逾墙而遁，侥幸逃过一劫。原任巩昌同知的董尽伦闻变，立即冲进城中杀贼，但力不能逮，中伏而死。明代著名爱国女将秦良玉，她参与了辽东抗击后金、平定奢安之乱、抵御张献忠入川等多次战役，战功显赫，为后人景仰
当时，永宁土兵数千人列在江岸，和城内里应外合，立即占领了重庆。同时叛军分兵扼制夔州水路，一路据綦江、遵义，一路据泸州，一路截住川西栈道，声势极为浩大，全蜀为之震动。
面对重庆兵变的乱局，一些朝廷命官完全失去威仪，贪生怕死，逃的逃，告病的告病，使忠义者心灰意冷；而土官则桀骜难训。结果满城庐舍，一夜尽成焦土。当时遵义道臣李仙品、参将万金也奉旨北上援辽，同在重庆，致使遵义城内空虚。奢崇明及其子奢寅趁机率兵攻陷遵义，署府通判袁任当先逃跑。奢军趁机劫掠，连下纳溪、泸州、江安等城。兴文被攻破后，知县张振德宁死不屈，与妻子自焚而死。奢军虽然连战皆捷，但到合州城下时，竟然碰了钉子，被知州翁登彦、知县周礼嘉暂时击退；但奢军兵锋未减，到了十月十七日，奢军已经以十万余人的优势兵力进围成都。奢崇明这时有些飘飘然，开始自称“大梁王”，并设丞相五府等官。
奢崇明起兵后，曾派遣使者携带重金前往石砫宣抚司，邀请宣抚司的掌印女官秦良玉共谋天下。但石砫宣抚司的态度极其坚决，斩使留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因为川东有秦良玉的存在，所以忠州、夔州等地尚未失陷。
奢崇明起兵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自重庆兵变以来，永宁军一路攻城略地，一个月后就进围成都府。纳溪、永川、长宁、荣县、隆昌、壁山等地因征调援辽，城内空虚完全无法抵挡。就连成都被围之时，城内亦不过2000士兵，而且军饷不足。时任左布政使的朱燮元急调石砫、松茂、龙安诸道兵入援。
从以上情况来看，如果真是突然发难，这个起兵速度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更何况，没有奢崇明的命令，其属下未必敢做谋反这样的大事。所以笔者以为“汰其老弱”“饷复不继”大抵只是一个借口，就算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奢崇明未必就不会起事。
在奢崇明父子大乱四川的时候，毫无悬念的，贵州的安邦彦也起兵了，打了贵州巡抚李枟一个措手不及。
李枟，字长孺，浙江鄞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历任广东盐法佥事、山东参议、陕西提学副使、山东参政、山东按察使等职。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他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湖南、川东等处地方军务。
先前辽东虏患猖獗，朝廷决议征调南方各省军队援辽，安邦彦和奢崇明一样向朝廷提议，希望允许自己的军队援辽。李枟觉其有异，于是当安邦彦向李枟请求出行时，被他严词拒绝。李枟也屡次上疏要求增加粮饷军队，但当时朝廷正为辽东之事发愁，对此并没有理会。
就在这个时候，李枟被朝臣弹劾了。无奈之下，李枟先后6次上疏请求退休。天启元年十月，朝廷议定允许其离职，同时启用原太常少卿王三善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而就在此时，奢崇明起兵反明，王三善尚未到任办理职务交接，因此李枟仍然暂时主政贵州。秦良玉的战袍与头盔，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当时贵州土地兼并严重，卫所荒弛，社会矛盾尖锐，情况不容乐观。贵阳城内士兵不及3000人，仓库空虚，李枟和贵州巡按御史史永安向朝廷要兵要饷的奏疏又被束之高阁、不予理会。无奈之下，两人只得向云南、湖广借贷4万两白银，募兵4000人，存米2万石，准备战守器具，这才使军备稍有整顿。他同时派遣总兵官张彦芳、都司许成名与黄运清、监军副使朱芹、提学佥事刘锡玄率军援川。这支援川军队出征后，接连克复遵义、绥阳、湄潭、真安、桐梓等地；再兼之此前秦良玉扼守忠、夔二州，叛军虽然包围成都，其实后方并不稳固。
但是安邦彦不知从何处听说奢崇明已拿下成都，于天启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响应奢崇明正式起兵，并自立为“罗甸王”，奇袭毕节，西南局势陡然发生变化。其实当时成都之围已解，秦良玉所部也开始反攻。然而安邦彦起兵后，响应他起兵的土司头目极多，如宋万化、安邦俊、鲁连、安若山、陈其愚、陈万典、安效良等皆先后起兵，因此天平仍向奢崇明、安邦彦一方倾斜。
就在天启二年的正月，还在等待新任巡抚王三善来办理职务交接的李枟，在其给朝廷的奏疏中就告诫“切勿谓辽事重、黔事轻”，并在这则奏疏中再次向朝廷要兵要粮，表示乌江守军羸弱单薄，非募兵数万不可，直言严防水西安氏。正月末，贵阳城内发生了一起奸细混入事件。当时安邦彦派人贿赂城内把守粮仓的小吏，企图半夜放火烧粮，结果动静太大把仓长吵醒，立斩小吏，这才保得仓粟安全。正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初六，贵阳城内百姓闻变后恐惧慌乱的样子
安邦彦起兵急袭毕节之时，通判杨以成在毕节掌事，闻讯立即向云南巡抚求援。云南援军未至，贵州都司杨明廷的3000人马遭到乌撒土司安效良埋伏，在毕节全军覆灭。此后安军分兵攻陷安顺、平坝、沾益。安邦彦亲自带领数万水西及罗鬼、苗仲军，东渡陆广河，杀往贵阳，同时令原播州之役中杨应龙余党王伦拿下瓮安、偏桥两地，阻断援兵往来。叛军围困普安、安南两卫时，云南都司李天常率5000援兵来救，叛军将领罗应奎诈降，赚他至迭水铺后伏兵四出，致使这支明军全军覆没。北边的洪边土司宋万化纠集9股苗仲势力，攻陷龙里。贵州首府贵阳岌岌可危。
安邦彦起兵之前，乌撒卫指挥管良相就和巡抚李枟商议：“奢氏起兵后，安氏必继之而反。贵州无兵饷，猝然有变，如之奈何？应招两万人，囤积两年粮谷，由都司许成名带领，观察安邦彦的变化。”只是当时李枟力不从心，未予采纳。其后管良相因祖母病乞休回家，哭着说：“乌撒孤城，又和安效良有仇，水西一旦有变，乌撒首当其冲。我膝下无子，情愿以死报国，以图长远之策，保此地平安。”李枟亦哭泣。其后不到一个月，安氏果然起兵，攻破乌撒府后，管良相自缢而死。贵阳围城
天启二年二月初七，水西军已至贵阳城下。不过守城方经过李枟、史永安的军务准备后，事事周整，人心渐安；但全城原有标兵、镇戍兵、卫所兵，加上临时招募的兵丁也不过七千余人，正月末，李枟紧急传令张彦芳和黄运清回师援黔。
贵阳城初建于元朝至正年间，起初不过是个土城，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才大肆修葺了一番。整个贵阳城周围9里7分，城高2丈2尺，共分5个城门：东武胜门，南朝京门，西圣泉门，北柔远门，次南德化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贵阳“府当四达之郊，控百蛮之会”。在当地，贵阳就好比人之胸腹，贵阳东西诸府卫犹如人之两臂，战略位置之重要自是不必多说。《围城日录》对贵阳围城战有着非常详尽的描述，是关于这场战事的第一手资料，它将整个围城战事分为七局：二月初七至四月初六为第一局，四月初七至五月初六为第二局，五月初七至七月十二日为第三局，七月十三日至八月十八日为第四局，八月十九日至十月二十三日为第五局，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十日为第六局，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初七为第七局。
当时布政司、按察司两衙人员恰巧皆进京述职，武将张彦芳、黄运清分守铜仁、遵义。经过城内以李枟为首的两院三司商议，他们决定由剩下的军政要员分守5门：北门由巡抚李枟负责，其余4门分别由提学佥事刘锡玄、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前任副总兵刘岳把守。史永安则居守望楼，组织街市士兵，防止内变。此外在北门柔远门外另部署有3000镇筸兵。所谓“镇筸兵”，乃是湖南湘西一带的兵种，“镇筸”就是现在的湘西凤凰城，这支军队向来以骁勇善战著称，抗倭名将俞大猷就曾任职湖广镇筸参将署指挥佥事。镇筸兵日后在清末镇压太平天国时，仍以凶悍能战扬名天下。
初七辰时（早上7—9点），安邦彦军队兵临贵阳城下，巳时（上午9—11点）立马、设置栅栏营寨于城外诸山。安邦彦包围贵阳城后，首先进攻的正好是李枟所守的北门。北门虽然建在高坡之上，下面又有护城河作为屏障，地势上易守难攻，但安邦彦久居贵阳，熟知贵阳城内情形，知道北门年久失修，因而认定该处为贵阳的薄弱环节。可是他并不知道李枟已有所准备，早派人修葺北门，并在城外部署了一支强有力的外来援军——镇筸兵。在二月初七的首战中，镇筸兵奋勇死战，安军虽然人数占优，却也只斗了个旗鼓相当，这么一来城头观战者士气顿时大增。
傍晚时分，安军放弃进攻北门，转战东门。贵阳五门中独东门地势偏低，刘锡玄对此也有准备，在东门月城之上设置了百余名弓箭手。水西军攻东门之时，万箭齐发，最终水西军惧而撤退。二月初七这日首战告捷，意义不可谓不大，根据刘锡玄的说法，此战后全城士绅百姓才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再无死心，也是贵阳能够支撑三百余日围城却始终固若金汤的精神保障。
不过就在此时却出了个大乱子。部署在北门外的镇筸兵虽然骁勇，面对安邦彦的10万大军却也心怯，结果作为城内将士依靠的镇筸兵竟在此时要求进城。两院三司集议良久，还是决定开门放其进城，但三千镇筸兵军心已乱，曳戈而走的达两千五百人，仅剩四百五十余人入城并被刘锡玄调到东门守备。而后城内复招一千五百余名民兵，以补逃兵之缺，这时尚有五千余人阖门而守。二月初八西门御坡上贼，十六日北城开门杀贼二月二十三日烧贼厢楼，二十六日御贼土笼
为了恐吓城内守军，入夜后安邦彦令士兵在城外各山头每人手持两支火炬，并将每支火炬的两头点燃，以营造出有40万大军的气势。站在城头远眺，只见火光点点，连绵不绝，炽然可怖。但此后安军几乎夜夜如此，守军也就见怪不怪了。
围城第二天，安军改攻西门。贵阳西门城外有一石坡，其中有一巨石被草木掩盖。水西军占此为据点，向城内发射矢石。城内守军无以为御，顿时军心惶惶。巡按御史史永安急来西门坐镇，安抚军心，并用火铳杀敌，暂时逼退安军。待到初九安军再来，西门已经造起了雉楼，比那石坡更高，这次又是明军占据制高点位置。
明军在西门造起了雉楼，安军则在北门造起了另一种攻城器械——厢楼。厢楼可以算作攻城塔，由水西军在城外发塚，取杉坚厚者，四面复布而制，当中可以埋伏数十人，底部装有辘轳，由数十人推着前进。至于守城方的破敌之策，乃是趁夜缒两名矫健的士兵出城，持火药、油草等物从下烧之。待到厢楼中人察觉，火焰炽燃，已经不可扑灭了。
南门外的安军使用了不同的攻城方法。他们编竹为笼数以万计，笼子中盛满土石，以之垒起，打算建成高台居高临下攻城。守城方的一个军门旗牌官李良才急请监军拆除城内永祥寺钟楼，将其改建于城门之上，再次抢夺制高点。安军所垒土笼本来已高丈余，见状气势顿减，被迫放弃置笼，城内趁机出兵大肆掩杀一番，并焚毁土笼。不可避免地，水西军再次失败。
安军在造高达3丈的攻城楼俯瞰全城时，还使用了妇人、鸡犬以及厌胜之术。守城方的反制措施则是烹煮猪肉夹杂米饭投出城外，远看就像投喂鸡犬似的，同时张开虎豹皮于城楼上袚除不祥。
总之，安邦彦军队屡战屡败，始终不能攻入贵阳，还屡次遭到城内明军打劫粮食，不免大怒，于是沿山安营扎寨，四处设下伏兵拦截道路，断绝贵阳周边交通。同时，叛军掘坟冢、杀百姓、烧村寨、置木栅、垒户墙、断粮道，以致鸟雀不能飞渡；又先后攻破周边的广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诸卫，贵阳以西数千里地全部沦陷。安邦彦试图让贵阳城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不攻自破。
守城方在奋力抵御的同时，亦对城内百姓进行了多方动员。在早些时候，贵阳军政衙门就发出告示，晓谕周边百姓及时输送粮食入城，如有缺人挑运的情况，即刻报数赴道，给予执照，借济兵需，以便差人搬运。城内百姓也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杀了一批城内奸细。学官和诸生也积极参与到守城事宜中去，以学道为监军，脱下布衣改穿戎装参与守城。又有五六百人分成数组，负责五更稽查并督导士兵备战。贵阳士绅则纷纷出钱，作为赏金奖赏给有功将士。总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守城方同时密谕城外儒生见机行事，擒凶杀敌报效国家。
另外，守城方也没坐以待毙，而是在守城之余，多次主动出击。例如三月十五日凌晨，贵阳守军发兵牛路口，截盗安军粮草，至午时方回。同时有一支军队在刘锡玄的带领下，出其不意地大开北门，掠北郊宅溪而还。这日明军所擒斩的敌军之多，几乎可筑成“京观”。
尽管如此，但在安邦彦1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城方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刘锡玄在二月二十日给贵州总兵张彦芳和都司黄运清的信件中称：“自从初七围城贼折败，伎俩已穷。探知彼中，颇亦悔惧。但援兵不至，城中御贼有余，扫贼未能也。”
二三月份，是整个贵阳被围期间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但由于守城方措施得当，叛军的攻势被一一顶回去了。此后虽然战事趋于缓和，可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出现了——缺粮。《围城日录》所记述的核心就是贵阳缺粮所造成的局面以及地方军政的举措。由于缺粮且孤立无援，城内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战局逐渐倾向攻城的安邦彦方。
四月初七凌晨，在贵阳被层层包围的情况下，贵州总兵张彦芳和都司黄运清突然率新龙兵2万余人，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的情况下到达了贵阳城外，并急夺南门而入。在全城双手加额大庆的同时，刘锡玄却觉得这支援军来得实在奇怪。此前张、黄二人的军队在回师援黔的过程中，首先在新添战胜了一场；随后安军以此为饵诱其进入龙里，大败张、黄二人所部。贵阳围城期间，安军每夜打号火威吓守军
刘锡玄怀疑这支援军不受敌军阻击，亦不见一敌兵，是安邦彦故意放其进入贵阳城的。先前两将和叛军在新添、龙里之间相持四十余日，而突破至贵阳的道路又危险狭窄，如果不是叛军故意放水让其顺利回援，这两支军队焉能轻易到达贵阳？想来想去，刘锡玄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是明军太无能，而是叛军太狡猾：故意纵新龙兵入城，想让这支2万余人的生力军消耗城内粮食。反正贵阳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人越多，粮食消耗得越快，到最后怎么也得开门投降。这时有人就跟刘锡玄说了，前一日（初六）就有敌军在东门外大喊：“我让尔新龙兵来！”很明显，初六时安军就已经明确告知了自己的计策，但对于守城方来说即使提前知道了，也还是无可奈何。
不得不说安邦彦的计策还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没料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张巡、许远一样的将士。
张、黄二人所部入城后，所消耗的粮食之多可想而知。刘锡玄自言，这时心中的恐慌已不亚于叛军二月初七刚刚包围贵阳的时候。张、黄所部虽云2万人，但登记在册的却只有14000人，而实际情况却是连8000人都不到。既然自称有14000人，那么一天便要吃掉140石米，这使城内的粮食供给变得急剧紧张起来。
张彦芳进城后“建牙府第，顾盼自如”，而黄运清则“疺则拥诸姬”，什么围城，全都抛在了脑后。有人夜叩两将营房，希望二人率兵出城扎营，得到的回答是营房还没准备好；问他们啥时候准备营房，答要先整备排栅；问啥时候准备排栅，答要先取浮粮；问啥时候向哪个敌营、民寨取浮粮，答要先战胜敌军，让敌军胆寒才可。总之，二将决议当缩头乌龟了。
所以城内的问题是这帮军士只吃饭不出力，故意避战。
四月十八日，驻守西门的两三千人在监军的逼迫下不得已出城迎敌，冲入敌营杀贼多人，有长驱直入之势。由于张、黄二人奋勇杀敌的景象实在少见，刘锡玄感动得亲自写感谢信祝贺他俩。此后，张彦芳总算搬出了府第驻扎北楼，黄运清则驻扎次南门。
四月二十二日这天又出事了。两台、总镇、监军、都司等人集议战事，黄运清手写兵符十余纸分给各将，令某将于当日一鼓出南门，某将于二鼓、三鼓、四鼓出北门，齐候黎明，然后一起攻打小壁堡取浮粮。刘锡玄惊骇地偷偷对李枟、史永安大骂黄运清是书生郎不知兵，从来没有这么张扬明白的将令，岂不让敌人有所准备？
其后城头鼓声大作，刘锡玄急忙派人问南、北门出兵到何处，却全无人员回报。刘锡玄急问黄运清何故，收到的答复是手下的部卒一天只吃一升米，太饿了，出不了城，现在鼓噪着回宿民宅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只是避战的借口，愤恨的刘锡玄在《围城日录》中针对此事自行注解道：这时因为一升米吃不饱就鼓噪，后来只有半升米甚至一合米的时候却也没有鼓噪，说白了就是“将贪兵骄”。之后因为缺粮，这帮兵痞甚至直接把百姓砍翻了放到集市上卖人肉，把刘锡玄气得直骂：“黔人半死于贼，而全死于恶将耳！”
进入五月后，两将怠战情况更为严重。刘锡玄无一日不向李枟、史永安二人控诉此事，而李、史二人也日日催促二将出战。都司黄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