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清湖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湖湘中医文化试读：
自序
湖湘，自古人杰地灵。自炎帝于姜水而徙于南，数千年来，湖湘文化发展可谓大儒辈出，思潮迭起。屈原、贾谊、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刘少奇……为湖湘文化孕育出的济世良才；岳麓书院、马王堆汉墓、三国吴简、里耶秦简、南方长城，更显湖湘文化积淀之深厚。立橘子洲头，感伟人胸怀；登岳麓之巅，听朱张余音，故“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乃湖湘文化之精神。“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医，材之一。湖湘医家，悬壶活人，传寿世之作，为中医药学之薪传贡献卓越。自神农尝百草卒炎陵；汉·苏耽橘井佳话；马王堆汉墓医书，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者毕俱；唐·孙思邈龙山采药；宋·朱佐著《类编朱氏集验医方》；元·曾世荣有活幼之作；明·徐明善作《济生产宝》；清·朱增集撰《疫证治例》，周学霆著《三指禅》；至近代，李聪甫、刘炳凡、欧阳锜、谭日强、夏度衡“中医五老”，更显湖湘杏林。据计，湖湘医著约480部，其中宋17部、元3部、明22部、清363部、民国75部，其涉猎之广泛，议论之精辟，见解之独到，令人瞩目。凡此种种，实为湖湘中医之瑰宝。
古语云：“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则川媚。”湖湘之辈出医家，是黎民之幸、华夏之福。吾辈为深念前贤求医问道之艰辛，彰其功绩，励后学继医药遗绪广大之，创湖湘中医药事业新局面，遂付梓《湖湘中医文化》一书。何清湖辛卯年四月廿六日绪论湖湘中医文化概述第一节文化导论一、文化的界定
什么是“文化”？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据不完全统计，已不下200种。在汉语中“文化”是由两个词素组成，而且，最早“文”与“化”是不并用的。“文”，甲骨文中写作纹理交错的形状。《易·系辞下》曰：“物相亲，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均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一，指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后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如《尚书·序》所载“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载孔子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其二，由纹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为此义。其三，在前两层意思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即《礼记·乐记》所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抵承于帝”。“化”，甲骨文中写作一正一倒的两人形状，指人姿态的变动。由此衍生，又有变化、感化、教化、生成、造化等意义，如《庄子·逍遥游》称：“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载“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以上所说的“化”不仅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又可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文”与“化”一并使用，较早见于战国末年的《易·贲卦·象传》，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说，治国者须观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个整词，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在西方，“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为土地耕作，后来词义逐渐变化。第一个在科学意义上为“文化”下定义的人是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奠基人泰勒（E.B.Tyloy，1832—1917），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K.M.Kiuckhohn，1905—1960）和克罗伯（A.L.Kroeber，1876—1960）在《文化：概念与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中收集了164种关于“文化”的概念和定义。克罗伯认为，“文化”包括语言、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婚姻制度、风俗习惯以及生产的各种物质成就。文化是人类独有的，是后天经学习获得的，是“超有机体”的，并就文化发表了“十八条宣言”。前苏联有学者将“文化”定义为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在近年国内学者对“文化”的众多定义中，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是将文化分为硬文化与软文化，硬文化就是物质文化、物态文化，软文化就是方式文化、精神文化；另一种是将文化分为三层面，即外层的物文化（即人为的“第二自然”），内层的心文化（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结、民族性格等意识形态、文化心理状态），中层的物心结合文化（理论、意蕴、制度、政治组织）。我们认为，就其内涵而言，文化就是人化，是与自然相对的范畴，即凡人为的、非自然的东西就是“文化”。文化是人的感情、智慧、观念及其所外化的一切。就其外延而言，文化可分为大文化与小文化，大文化包括上述软文化和硬文化、物文化和心文化及物心文化，小文化则专指软文化或心文化，即精神文化。本书所讨论的中医文化既包含物质文化，又包含精神文化。
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就是文化。二、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甚大。因此我们又将文化分为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所谓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作“大文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含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把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纳入“文化”的范畴。
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英国泰勒所定义的“文化”即是狭义“文化”早期的经典学说。在汉语言系统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范畴。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里的“文化”，也属狭义文化。
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涉及范围大小有别，狭义文化在逻辑上从属于广义文化、与后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本书肯定“大文化”概念，但基本上是以“小文化”为论述范围，主要围绕湖湘地区中医人士所创造的文化现象而展开论述，也包括与中医药有关的非物质文化。三、中医文化的内涵
从文化的广义与狭义理解，中医文化也就有两种含义：一是从广义“文化”角度看。中医作为一门探索人体生理、病理、防病治病规律的科学，具有自然科学属性，而科学又属于大文化范畴，因而中医本身就是“文化”。二是从狭义“文化”角度看。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就是中医学的文化内涵，即中医文化，它只涉及中医学有关人体生命和防病治病理论形成发展的规律，以及文化社会印记和背景，而不涉及中医学关于人体生命和防病治病的手段、技术和具体措施。因此，中医文化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具体地说，它研究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研究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价值理念、文化功能、人文精神，研究中医学区别于其他医学的文化特征，研究中医学发生发展的总体规律。因而中医文化学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第二节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岳麓书院的大门前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是“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惟”在这里是个语气词，本意就是说“楚国出人才，而这里（岳麓书院）的人才又最为兴盛”，全联口气颇为自负，毫无谦虚之义。清末亦有人评价：“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民国时湘潭人杨度所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口气之大，更是无人可及。翻开历史，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湖湘大地确是英才辈出。
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属于楚国，中原地区称这里为蛮夷之地，居住在这里的楚国人被叫做“南蛮子”。“南蛮子”的厉害，史有定论，据《史记·项羽本纪》载，早在楚怀王客死秦时，楚南公就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正确地预告了亡秦的真谛：亡秦这一事业乃起于楚，又终成于楚。“张楚”的陈胜，“西楚”的项羽，“大汉”的刘邦，均为楚地英豪。文以人传，战国时屈原被流放到湖南，最后在汨罗江投江自尽，留下了千古名篇《离骚》。到了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贾谊也被放逐到“长沙国”，长沙因为他和屈原的影响而被称为“屈贾之乡”。西汉到唐，湖南一直是流放之地，著名诗人柳宗元的名篇《永州八记》就是被贬到湖南永州后所作。而同为“永贞革新”主将的刘禹锡，也被贬到湖南的朗州（今常德市），《旧唐书》中说朗州“地处西南夷，土风僻陋”。到了南宋，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众多的中原人为躲避异族的入侵，纷纷南渡，湖南逐渐得到开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南产生了一位具有巨大影响的理学家周敦颐，所作《爱莲说》妇孺皆知。其后，又有像李东阳之类的文学家政治家。明末清初，湖南诞生了三大著名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
到了近代，湖南涌现出一大批的文臣武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在中国历史的每个生死攸关时刻，都有湖南人力挽狂澜，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时，湖南宝庆（今邵阳）的魏源，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著有开风气的《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就源于此书，他的思想不但在中国而且在日本等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时，湖南人“一鸣惊人”，不仅形成了“无湘不成军”、“绍兴的师爷湖南的将”的局面，而且产生了湘乡的曾国藩和湘阴的左宗棠这样叱咤风云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左宗棠不仅都是“湘军”的创始人和“洋务运动”的开创者，而且两人还是著名的学者，文武双全。可以这么说，他们率领的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倡导的洋务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对于曾国藩，青年时的毛泽东很是敬仰，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左宗棠在1881年收复了占我国版图约六分之一的新疆，足以让他名垂千古。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长佑、曾国荃等人也不同凡响。据相关档案史料统计，当时湘军将领前后有14人官至总督（全国共有8个总督），前后有13人担任巡抚（全国共有18个巡抚），至于当过布政使、提督、总兵的更不可胜数。
戊戌变法时，湖南成为变法的中心。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支持变法的封疆大吏，在他周围还形成了包括谭嗣同、黄遵宪、皮锡瑞、熊希龄等一批维新志士。谭嗣同则是整个维新变法中的“中坚力量”，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临刑时高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堪称“中国百年来第一大丈夫、真男人”！
到了现代，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黄兴和宝庆人蔡锷，成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先驱、反对复辟帝制力挽狂澜的大“功臣”。黄兴对于革命的贡献，用章太炎的评价就是“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蔡锷，不仅与唐继尧等人在云南策动反清起义。更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他在云南公开用武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宣布拥护共和，最终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此外，辛亥革命中还涌现了宋教仁、陈天华、蒋翊武、谭人凤、焦达峰等一大批饮誉遐迩的风云人物。
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任弼时、左权、林伯渠、李富春、邓中夏、李立三、何叔衡、陶铸、胡耀邦、郭亮、杨开慧、向警予等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3位湖南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员大将中，湖南人独居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57员上将中，湖南人占19位，100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即使在国民党中，湖南也是人才辈出，蒋介石组建的48个军中，16个军长是湖南人，著名的“黄埔三杰（蒋先云、陈赓、贺衷寒）”，全是湖南人。纵观历史，深厚的湖湘文化孕育了大批中华英才，湖南是近代的“中国人才首都”，确实是名副其实。也难怪杨度所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第三节蓬勃开展的中医文化研究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求弘扬中华文化，在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是中医药服务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基础。以十七大报告为指导，为进一步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2007年12月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医药文化研究拉开序幕。我们称这一现象为“中医文化热”。一、中医文化研究工作回顾
有关中医文化的研究可以溯源至20世纪70年代，如任继愈的《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关系——从〈黄帝内经〉来看中国古代医学的科学成熟》，冯友兰的《先秦道家思想与医学的关系》等等。然而，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那时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医药所反映出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质与价值，而并未将中医药学系统地置于广泛的文化视野中考察。即使是中医界，对中医文化的涉及也仅是从医学史及文献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中医文化”并未作为有特定内涵的语汇提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医文化研究热开始在中医学术界酝酿，并取得系列成果。有关中医文化的学术会议，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全国中医文化暨普及研讨会等陆续召开；南京中医药大学于1994年成立了国内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创刊的《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成为国内唯一的中医药文化刊物。国内许多学者也开始发表相关论文，思考中医文化研究的内容、意义、方式方法，出版了一些专著。通过文献检索发现，比较有影响的成果包括：《中医文化溯源》（薛公忱，1993），《论医中儒道佛》（薛公忱，1999），《医学与人类文化》（邱鸿钟，1993），《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何裕民，1994），《中医文化研究》（任殿雷，1994），《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姜汝真，1997），《中医文化对谈录》（张大钊，2002），《奇迹、问题与反思——中医方法论研究》（张宗明，2004），《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意义及其战略思考》（张其成，2006），《试论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学术价值与时代价值》（蒋宏宾，2006）等。
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开展：①发掘与整理中医文化研究素材。研究者较为全面地整理了“不含自然科学在内的历代非医学文献中的医学史料”（李良松，1990），近几年，还有一些研究者对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中医药内容给予关注。②中医文化的总体特征研究。所有研究者都强调了中医文化的民族特性，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赖性。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医学预设了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限定了研究者的心态结构和研究方式”（何裕民，1990）。③中医文化的历史演变研究。这是投入较多、取得成果较丰的一个研究方向，主要内容包括：中医学的起源、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中医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等。其中中医学起源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薛公忱教授先后主编出版的专著。而关于中医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马伯英等，1993）是一部代表作。其主要学术价值在于，通过大量丰富的史料，提炼出了医学跨文化传播的若干规律，并揭示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特征。④与中医药学发展相关的中医药文化价值研究。其研究成果除被用来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导向性意见外，还被用来解决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如臧守虎认为：“中医文化研究有助于审视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有助于解释和理解中医文化现象”、“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医理论体系”；张其成认为：中医药文化“不仅能促进中医药学术的发展，而且对地域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也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张宗明的《奇迹、问题与反思——中医方法论研究》一书，则通过对理论形式、思维逻辑、技术方法、价值观念等中医文化各层次内容与西方医学文化中相应内容的比较，对两者作出了一定的价值评判；在新形势下，也有少数研究者认识到：“弘扬中医药文化传统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的国家和社会，有着十分重要而独特的意义”（蒋宏宾，2007）。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对中医药文化及其价值的研究基本局限于从中医药自身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没有对中医药文化进行系统的文化学解构；其二，对中医药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不系统不全面，尤其对于中医药文化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相关性研究不深入；其三，对当代如何实现中医药文化的现代价值缺乏系统研究。这些为我们今天的中医文化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二、中医文化研究的春天
2009年6月2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召开了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专家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宣布成立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委员会，将中医药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整合中医药文化科普专家力量，对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工作进行总体设计和规划，指导全行业开展相关工作，提升中医药文化建设水平，为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长效机制的建立提供人才保障。
专家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全行业中医药文化建设和科普宣传工作进行指导、研究、咨询和评价，同时承担有关文化科普宣传任务。针对社会上中医药科普作品良莠不齐而群众需求又十分迫切的现状，专家们除举办科普讲座、与各种传媒合作进行中医药知识传播外，还将为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活动策划和相关产品创意提供指导，研究挖掘中医药文化资源，在古籍、文献、典故、名人传说、民间故事中提炼中医药文化的内涵，结合现代社会人们养生保健的新需求，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一系列科学、权威、准确又贴近群众生活的中医药科普作品。如开发《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的文化资源，组织编写“黄帝内经文化系列丛书”，打造中医药文化创意品牌。支持鼓励创作以中医药文化为主体的文学作品、影视剧、动漫作品、游戏软件等，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中医药文化需求，为大众提供高质量的中医药文化服务。让群众更方便快捷地了解中医药、认识中医药，享用中医药文化产品和服务，让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同时，专家委员会还负责指导和帮助各地建立中医药文化建设和科普宣传队伍，培训相关人员，提高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和知识普及的科学性。三、中医文化研究任重道远
1.中医文化研究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途径之一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飞速发展，古老的中国开始重新焕发出生命力，人们呼唤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民族的复兴并不仅仅是经济的振兴，还有文化的复兴。
众所周知，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取了中华文化中《周易》、儒、释、道、法、阴阳、兵、农等诸家丰富的思想营养，与当时的哲理、历法、天文、礼仪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医药文化的复兴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医药文化能够重现昔日辉煌也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
2.中医文化研究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
近半个世纪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医的本质、转归，中医药的客观化、标准化、量化的研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境与问题。许多人开始意识到，我们今天要想使中医理论有所突破和发展，必须正确回答三个问题：“什么是中医理论？”“中医理论从何而来？”“中医理论向何处去？”要回答“中医理论从何而来？”则必须全面阐发中医理论的思想文化基础，探索和揭示中医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若要回答“什么是中医学理论？”则又必须在全面梳理历代经典著作和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系统地对中医理论内涵和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的解析和阐发。也就是说，只有把中医学回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医理论进行返璞归真式的还原研究，才能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演绎出其内部所蕴涵着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规律，寻找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最终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
3.中医文化研究有利于中医药知识的传播
中医文化研究，笔者认为应该达到三点要求：一“化”政府，加大对中医文化研究的政策倾斜和经济投入；二“化”中医人本身，在中医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今天，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加强对中医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坚定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信念，真正做到热爱中医，使用中医，发展中医。三“化”百姓，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杂志、报刊、广播、网络等来正面宣传和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广播中医药在预防、保健、康复方面的优势，扩大中医中药影响，提升群众对中国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内涵的认识，使其崇尚中医，相信中医，选择中医。
4.中医文化研究有助于审视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
辨章中医学术、考镜中医理论源流是中医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源与流的关系犹如父与子的关系，弄不清源与流的关系，就如同混淆父与子的关系。中医学接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同时是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一个子系统。如果说传统思想文化是源，则中医学就是流。不能在传统思想文化的背景下对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进行一番溯流探源的工作，就容易发生“认子为父”或“认父为子”的逻辑错误，或者把前人已有的思想置后，或者把后人才有的思想强加给前人。例如，阴阳概念是中医理论得以构建的一对基本概念，探讨阴阳思想的起源，对于认识中医理论的产生、形成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很多中医文章常引用《周易》之《易传》中的阴阳思想来证明阴阳思想之久远，殊不知《易传》成书于战国中末期，而此时阴阳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知识。因而，这样的引用混淆了源与流，往往起不到支持论点的作用。又如，《黄帝内经》是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其成书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成熟。但由于《黄帝内经》本身内容之驳杂、《黄帝内经》之前的中医文献不足等原因，一般只是笼统地认为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期间。199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医学帛书，从其内容、特征上一望便知早于《黄帝内经》，也就是说《黄帝内经》的成书不会早于马王堆医学帛书。本来我们可以据此缩小此前关于《黄帝内经》成书年限上的跨度，但如方法不当，不仅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如有关研究曾这样认为：“如果从《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来推定，那么两部灸经的成书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之际甚至更早。”其中的错误，正如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所指出的那样：“推论的方法是错误的。不管我们最后会达到什么样的结论，我们都不应该根据所谓《黄帝内经》是战国时期的著作这个还没有确证的假定，去推断前者成书的年代和过程。”这种不讲究理论源流关系、不讲求逻辑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学术研究中，也直接反映在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教材编写中。如贾得道等人指出：“现在整理出来的某些中医教材，是很不重视逻辑学原则的。不但缺乏论据的论点，也是也非的折中、彼此矛盾的立论、牵强附会的解释等违犯逻辑的论述亦常常出现。”
5.中医文化研究有助于解释和理解中医文化现象
中医学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援引传统思想文化以阐明医理。例如，医易关系是中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对于医易关系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关系，目前还存有不同的意见，但后世以《周易》中的词汇命名药物、方剂、医籍，以易象、易理阐发、说明医理等，却是大量存在的、不容否定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熟悉和了解相关的易学知识，则难以准确地把握与理解其所阐述的医理。又例如，中医学与道学无论在先天还是后天上，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潘雨廷先生云：“究夫《内经》作者的哲学思想，全部发挥老子的思想，且有意于轻视尧舜…，故《内经》作者即以具体医理纳入老子的思想，借黄帝朝廷的问答，以破虞廷的咨询。”刘力红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中医的确有很浓厚的道家思想…，因为在《内经》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很多易学的东西，也可以看到很多道家的东西。”因此，不了解道家的思想文化，自然也就难以理解中医的东西。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有“其民故曰朴”一句，其中的“朴”字，有的解释为“朴实无华”，有的解释为“《说文·木部》：‘朴，木皮也。’凡木之皮，皆较他皮为厚，引申为纯厚义”，这样望文生训的解释，未得其深层的文化意蕴。其实，“其民故曰朴”句所在一段完全是援引道家理论所作的发挥，“朴”即“葫芦”，喻指元气未分之前的状态，在《老子》等道家著作中是“道”的一种比拟和代称，而“其民故曰朴”即百姓一天天地复归于“道”之义。
6.中医文化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医理论体系
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正确而完善的理论体系对学科发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反之则会误导与制约学科的发展，中医理论体系也是如此。现在有一种通行的观点，认为中医理论发展缓慢、滞后，并且在探讨其原因。对此，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否已经完全继承与掌握了传统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仍以教材为例，教材古称“师资”，是授学的重要依据。同时，教材源于经典，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学术界对中医经典研究继承的现状。应该说，中医院校历年来所使用的专业教材，在几十年教学中的作用不应抹杀，特别是一版教材，扎扎实实地从文献研究入手，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中医专业各学科教材从无到有，使中医理论向规范化迈进了一大步。但一版之后的中医教材，大部分内容只是“炒冷饭”，虽经多次修订再版，只是在语言的表达上极力避免雷同，以体现“创新”，文字日见繁杂，但核心内容一本初版，增添的只是些琐碎而多余韵阐释。总之，“现在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动乱）之后，中医的教材建设没有能够积极地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也没有能够积极地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理论体系，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方面是不理想的，不是发展了而是萎缩了。”教材的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在中医理论体系继承方面的工作尚且不够，因而中医理论发展缓慢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背景下考察中医学，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本身有很多内容应纳入中医学体系中，如儒家关于社会与健康的内容，道家关于自然与健康的内容，历代思想家关于道德、心理与健康的内容等，这些内容切近甚至超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新健康目标，是新世纪人类健康必需关注的内容，有待于进一步充分发掘，吸纳到中医理论体系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下，在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下，在天人合一思想观念指导下，以阴阳、五行、气等主要概念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在自然、社会、人的心身活动等各方面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虽然其中存在着一些无稽虚构、主观比附的成分，但它将人的生命状态与整个自然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蕴含和孕育着环境医学、社会医学、心理精神医学等众多医学模式的雏形，宏观上对于如何维护人类健康富于启发意义。对于这些萌芽中的医学模式，我们如能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于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医理论体系都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四、中医文化研究的方向
中医文化研究应当是中医学术研究的一个分支、一个方面，而不应是整个中医药学及其相关设施的总和。目前，中医文化研究的方向主要应是与中医药学相关的知识与产业，即与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和临床技能相关的哲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及相关设置与产业，也包括研究医古文。换句话说，中医药文化的学术研究是中医药学相关科学知识与产业的研究，是研究相关科学知识与中医药知识的关系及其影响的学术性研究。主要内容包括：
1.中医与哲学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中医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运用正确的世界观去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学问。《黄帝内经》对当时哲学领域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阴阳、五行、气、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应用了阴和阳、少和多、表和里、动和静等哲学范畴。一方面用当时先进的哲学思想武装和推动了医学等具体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科学的基础上，丰富和提高了哲学理论，提出了一些哲学见解，构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譬如：中医学所讲的辨证，本身就是哲学上由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的深化。后世医学各家进一步用哲学思想阐发医学理论，又用医学理论充实哲学思想，二者互补，相得益彰。因此，研究中医文化，就应研究其中的哲学思想，尤其应重视对秦汉以前哲学思想中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研究，这将对于中医的继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2.中医与天文学
天文学是研究天体的位置、分布、运动、形态、结构、化学组成、物理状态和演化的学科。天文学和人类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中医理论认为：“天人相应”，即宇宙与人体是统一体，这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一般原则，也是人体发展变化的一般原则。中医学在天文学中获得了与人的相关知识，《黄帝内经》中有关宇宙结构和演化的认识、星象和天体运动的认识，虽朴素而直观，但却深刻。如“太虚”论的建立，提出了宇宙的形成和运动，以及与人体的关系；将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七曜）运动规律的观察结果，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相联系，这些都形成了中医特有的对天地、宇宙、四时的看法。继续深入研究中医与天文学的关系，对中医和天文的学科发展非常有益。
3.中医与历法
历法是年、月、日等计时单位，依一定的法则组合，供算较长时间的系统。中医理论中的历法，实质为“五运六气”。历，也可称为气候历，这种历法特别注重应用年、月、日与气候变化，来探讨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与时间周期的关系，以指导人们通过预报气候，养身防病，治疗疾患，即“三因制宜”中的“因时”施治。这些理论都非常独特，应当深入研究，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4.中医与气象学
气象学是地球科学的分支，“大气象学”主要研究大气的各种物理、化学的性质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应用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气象学分支很多，如大气物理学、大气化学、气候学、天气学等等。中医典籍在气象学方面，涉及大气运动、气候变化、天气预报、医疗气象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诸方面。所提出的大气升降论，六气形成与斗争论，四时气候变化与阴阳二气消长更胜论，气候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相互影响论，“生气通天论”，以及用“五运”、“六气”结合干支纪年，制作天气预报的理论，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于探讨医疗气象学，即气候与疾病的关系，区域地理特征与疾病的关系，气候状况与治疗方法的关系等，均具有很高的价值，医学工作者和气象工作者都应予以深入研究。
5.中医与地理学
地理学是地学科学中一门研究地球表面，即人类生活在其中的地理环境的科学，主要研究地球表面自然和经济地理要素的分布规律和空间关系，有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部门地理学、区域地理学之分。我国中医古典医学，上穷天文，下极地理，中晓人事，其中运用地理学概念说明人的生理病理变化及治则的观点，使中医学与地理学有了密切的关系，奠定了“天、地、人相统一”的医学理论基础，从而提出了发病机理上的东西南北中的“方位”论，在施治方法中的“因地”而治论，集中起来则为“异法方宜”论。研究地理学与中医学的相互关联与影响，仍具有很强的临床指导意义。
6.中医与社会学
社会学是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存在于人类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及其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三大基础是良好的自然环境，适当数量的人口以及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中医学“晓人事”，在研究提高人口素质方面，有丰富的认识、透彻的哲理、精良的方法，对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如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等）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更有诸多阐述。如病因中的“六淫”、“时疫”、“居处”学说，治法中的“只知病不知人”的“三失”论及“因人”而治论。因此，将中医学与社会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一项利国利民，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课题。
7.中医与心理学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规律的科学，心理规律指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性格等心理特征。心理学最初在哲学内部发展，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和实验方法的采用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人类心理学既有自然科学性质，又有社会科学性质。祖国医学中的心理学理论观点非常丰富，如脏象学说中的“心论”，病因病机中的“七情六欲”、“情志内伤”论，治则中的“标本”、“逆从”论，治法中的“调之、散之、抑之、收之、平之”等，都是中医医学心理学的内涵。深入研究心理学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裨益。
8.中医与古汉语言学
古代汉语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大部分是用文言文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其中包含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内容。古人云：文以载道。然医者，言大道也。在祖国医学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特别是先秦的中医文献，更是文言文的典范。中医药文化是一座宝库，古汉语则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因此，医古文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深入研究，以为所用。
总之，中医文化的研究是一门新的学科，必须正确把握其方向，大胆探索其方法，并努力使理论研究与科学实践相结合，为医学临床服务，为相关学科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创造条件，使中医文化更加发扬光大。第四节地域中医文化研究一、地域中医药文化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差异相当悬殊，再加上古代交通、气候、地理等诸因素的影响，在各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当地人们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渐积累形成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地域中医流派。如绵延千余年至今而不衰的新安医学、“吴中医学甲天下”的苏州吴门医学、在中医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孟河医学、具有南国特色的岭南医学以及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古医书为依托的湖湘中医文化等等。（一）新安医学
所谓“新安”，系今安徽皖南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江西婺源，以及屯溪（今黄山市屯溪区）的古称，因祁门县之新安山而名。据史载，早在西周以前，新安地区隶属扬州，春秋时期为吴国之属地，吴亡遂归越，越亡领于楚。秦统一中国后，新安邑制屡有改变，至宋宣和年间为徽州府，明、清沿袭，仍领六县。后世称“新安”或“古新安”者，即指此而言。历史上新安医学家的医事活动，多集中于此。
新安地处皖南的万山之中，重峦叠翠，河川如练，风光灵秀，气候宜人，民风淳朴，为怡情养性之胜地。特别是境内的黄山，风景独特，变化万端，历来为文人雅士所企踵，李白、徐霞客、朱耷、董其昌等名士均在此留下过足迹。加之交通不便，战乱较少，北方中原地区不少缙绅仕宦为避战祸而流入新安。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新安经济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勃兴。明清之际，徽商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商业贸易达400年之久，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北宋至明清间，新安各地书院林立，文社成群，刊印业蜂起。据清康熙年间统计，分布在新安的社学达500余所。明清两代，新安出了1600多位进士，故有“同榜十进士，万里一翰林”之称。文风所及，形成了诸如程朱理学、江戴朴学、海阳四家画派、何程徽皖篆刻等文化精英。其间，有很多儒生，或仕宦不售，或体弱有病，在“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思想指导下，以儒从医者甚众，或承其家学，或受师门之秘传，或同业切磋，或发古典经籍之奥义，或下承诸子百家之说。他们不仅以此运用于临床，且将实践经验笔之于书，自成一家之言。加之公卿显贵出自乡里，名家学者层出不穷，凡一说既出，往往有先辈作序于前，名士撰跋于后，传播极其广泛。在此种人文环境之下，医学流风绵延不绝，使新安医学的声誉远播朝野。
据有关史料及文献记载，从东晋到清末，新安地区有据可查的名医有近700人，其中史籍可考的医著800余部。仅据黄山市新安医学研究所掌握的资料，新安名医中有225人撰写过461部医学著作，包括晋代3部，宋代5部，元代8部，明代153部，清代292部。这些医著涉及经典著作的诠释整理、临床诊治经验的总结、古医籍的辑复、类书与丛书的编撰、医学普及读本的撰写，以及各种医案医话，内、外、妇、儿、喉、眼、伤、疡、针灸、推拿等临床各科专著，还有脉法、诊断及治法等理论著作。
新安医学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
1.兴起时期
唐代，吴人杨玄操任歙县尉，对《难经》进行注释工作，是三国事吴太医令吕广注解《难经》的继起者。又歙西七里头圣僧庵慧明，精研医学，时称“圣僧”。从宋神宗原丰年间至宋末（1080~1276年），新安有名医14人，有2人写了3部医学著作。歙县张扩（1054~1102年？），从学于湖北蕲水庞安时，随后又到四川向王朴学习脉诀，于是医名大振。他享年四十九岁，从事医学活动约在1080~1102年间。张扩之学传弟张挥，又传子张师孟。张挥再传于子张彦仁，继传于孙张杲，仰承俯授达110多年，成为新安第一代名医世家。张杲以儒医著称于世，究心医学五十余年，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写出了新安第一部医学著作——《医说》10卷。此书博采宋以前古代医书而成，记叙了从三皇到唐代名医110多人的临床治验，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明天启三年（1623年）再版时，田启亮誉之为“医林之珍海”。此后，婺源名医程怒倩（著《医方图说》）、歙县御赐“医博”黄孝通、休宁吴源、婺源江程约、马荀仲等相继涌现，为新安医学的兴起揭开了序幕。
到了元代（1277~1367年），共有名医12人，有4人写了6部医学著作。歙县翰林鲍同仁撰《通元旨要》、《二赋注》、《经验针法》、吴以凝撰《去病简要》27卷，婺源太医王国瑞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一卷（现均为四库珍本）。此外，休宁太医提举程深甫，郡医学提领范天锡，医学教授马萧、张良卿和祁门名医徐存诚等，均相继驰名于时。
明初至正德末年（1368~1521年），共有名医21人，其中有9人写了11部医学著作。歙县程宏宾有《伤寒翼》，汪源有《保婴全书》、许宁有《医学伦理》等。休宁程充辑成《丹溪心法》5卷，使丹溪学说在新安发生了很大影响。歙县程颉阶撰有《松崖医径》、《医论集粹》、《脉法指明》，其兄程阶撰有《太素脉决》、《经验方》，太医陆彦功于弘治十年（1497年）撰写《伤寒便览》11卷，新安刘锡于正德五年（1510年）撰写《活幼便览》，休宁吴显忠则撰有《医学权衡》。在这一百五十多年中，新安医学较宋、元时期，稍有发展。
2.全盛时期
明嘉靖至清末（1522~1911年），新安医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时候医学名家大量涌现，纷纷著书立说。从嘉靖至清末（1522~1911年），即有名医137人，有45人撰写了96部医学著作。祁门汪机以毕生精力研究医学，写出了《石山医案》、《续素问钞》、《医学原理》、《外科理例》、《针灸问对》等著作13部76卷、歙县江瑾编成了我国第一部《名医类案》12卷，吴昆之老师徐午亭撰写了《诸症析疑》、《徐午亭医案》。此外还有休宁方广的《丹溪心法附余》24卷（1536年），祁门汪宦的《医学质疑》，陈家谟的《本草蒙筌》，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100卷（1566年），休宁孙一奎的《医旨绪余》、《赤水玄珠》、《孙文垣医案》，歙县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8卷（1589年），吴琨的《素问吴注》24卷（1594年）和《脉语》、《医篡》、《医方考》，以及婺源江时途的《医学原理》30卷、《丹溪发明》5卷等。大量的医学著作问世，使新安医学为之一振。
从清代来看（1644~1911年），新安医家进一步开展了学术争鸣。在这268年中，涌现出名医281人，有136人撰写了239部医学著作。著名的医家有程敬通、程应旄、郑重光、程云来、汪昂、程国彭、郑梅涧、程杏轩、汪钹、许豫和等人。许多医学著作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其内容有医学经典的注释，理论的发挥，诊断、方药、运气等方面的学说，而且内、外、妇、儿、伤、后、眼、针灸、推拿等各科，无不具备，在新安医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
汪机、吴谦分别被誉为明、清四大医家之一。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程杏轩的《医述》等，已被列为中国十大古代医著。
汪机提出“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医学思想，开创了新安医学的“培元派”先河。方有执认为张仲景《伤寒论》垂世远久，当有错简，竭20余年之精力，寻求端绪，撰成《伤寒论条辨》，称为“错简派”之祖。喉科名医郑梅涧父子用养阴清润之法，治疗白喉，开创了喉科医学史上的“养阴清润派”。徐春圃发起组织的“宅人医会”，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学术团体。这些成就在新安医学乃至整个中医学的继承和发展中，都起了很大作用。
新安医学专科齐全，世代相传，形成很多的“家族链”，至今不息。如始于南宋的“医博”黄孝通的“黄氏妇科”，至今已有25世，代不乏人，延续至今的还有明代余午亭和吴正伦创办的“内科”，清代王雪健创始的“新安王氏医学”、郑于丰、郑于蕃创始的“南园喉科”、“西园喉科”等。这些专科，内容丰富，经验独特，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随着新安医著的外传，还对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的医学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因此，余瀛鳌曾指出：“新安医学的影响至为深广，所遗留的著述与历史上其他一些以名医所在地命名的医学流派（如“易水学派”、“河间学派”、“孟河学派”）相比，在名医人数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医学流派所涉及的医著内容方面，亦更丰富多彩。”（二）吴门医学
苏州作为我国一个久负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有“吴中”、“吴下”、“三吴”之称，建城已2500多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苏州就是吴国的都城，以后历为郡、府、省的首府，是江南著名的大都会。这里文化发达，环境优美，温暖湿润，商业繁荣，故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丰富的吴文化底蕴，给吴中医学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也为吴中医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如果说丰富秀美的吴文化是吴中科学艺术之源，那么悠久精湛的吴门医派则是其流。
苏州历代名医辈出，据资料统计，吴中历代医家有1200余人，其中医官、御医百余人。13世纪下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苏州时，当地建筑、物产和医学等，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马可波罗游记》中写到的“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有许多医术高明的医生，善于探出病根，对症下药”。说明了吴门医学很早就引起海外旅行家的重视。
吴中医家以儒医，御医、世医居多，他们既有高超的临床技术和丰富的医学理论，且有较深的文字功底和编撰能力，善于著书立说。他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医学著作。据现存资料统计，历代吴医古籍530余种，内容丰富多彩，涉及中医学的各个方面。
1.吴医的历史源流
吴医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此时的医家以兼道家为主，如周代的沈羲，汉代的赤松子、负局，南北朝的顾欢等人都是道家方士，制丸炼丹，消灾除病。据《苏州府志》载，在唐朝有名医纪明，他的学生周广曾任御医，为苏州第一位御医。南北朝·梁天嘉二年，苏州有僧人知聪，精通医术，他携《内外典》、《本草经脉经》、《明堂图》等164卷医书赴日。他先在朝鲜停留1年余，传授医学，后去日本传授汉方医及针灸技术。知聪后辈继承祖业，精通医术，被日本天皇赐以“和药使主”称号，子孙世袭职位，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世医。这是苏州最早的中外医学交流史，也是中国医书直传日本的最早记载。元朝苏州名医戴思恭、王履、赵良仁，师承金元四大家之一朱震亨，著有《证治要诀类方》、《医经溯洄集》、《金匮方衍义》等书，对中医理论多有阐发。名医葛应雷、葛可久父子，他们吸取刘完素“河间学派”、张元素“易水学派”的成就，对疑难杂症能应手而愈，享名江南，著有《十药神书》等书，是修学内科必读之课本，也是中国第一本治疗肺痨的专著。宋朝，苏州药业发达，城内设有“济民药局”、“太平惠民药局”，专门经营药务。
明清时期，苏州医药学进入兴旺发达时期。明朝，缪仲淳不仅在药物学上有极高成就，在临床各科上都有所造诣，著有《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神农本草经疏》等书。薛己，私淑李东垣，内外妇幼，本草之学，无所不通。他先精疡科，后以内科得名，明正德年间被选为御医，开温补派之先河。清朝，苏州医学进入鼎盛时期，温病学派开始形成，一代温病学宗师先后涌现。如吴又可、张路玉、周杨俊、叶天士、薛生白、缪遵义等名医，对温病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都作出了贡献。在医经、伤寒的研究方面，张路玉著有《张氏医通》丛书。蒋士吉著有《医宗说约》等书。徐灵胎上溯《灵枢》、《素问》源流，下沿汉唐支派，古今学说，融会贯通，著有《徐氏医书八种》等书。尤在泾推崇医圣张仲景，著有《伤寒贯珠集》、《金匮要略心典》等书。他不仅强调仲景立法，更突出治法，被后世推为辨证论治流派。王维德精通外科，兼及内科幼科，著有《外科证治全生集》一书。王氏在外科上的主要成就，以善辨痈疽阴阳虚实，着重对阴疽证的理法方药进行阐述，从而自成一家，成为明清外科医坛两大学派全生派的创始人。高秉钧著《疡科心得集》，形成心得派。王、高二人对中医外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吴门医派的形成
纵观苏州医学发展史，吴门医派的形成应起源于元代，至明代开始有迅速的发展，到了清代则进入鼎盛时期。医经、伤寒、本草、内、外、妇、儿、骨伤、针灸各学科门类齐全。其中最突出的是，温病学说已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中医热性外感病学说。
明末清初，时值战乱初平时期，江南又几度流行温疫，死者无数。由于温疫病系热性烈性传染病，病势凶险，传播迅速，用伤寒治法治疗温疫病收效甚微，形势迫使医家找寻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吴有性目睹疫病之惨状，怀着扑灭瘟疫之决心，深入疫区调查疫情，观察症状，记录病情。他创立了“戾气学说”，著《温疫论》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温疫病专著。《温疫论》的诞生，为温病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璐玉也是苏州著名的医家，他对外感伤寒病证研究颇深，他力主温病不得混称伤寒，提出治疗温热病“大忌发汗”，“必用辛凉以化在表之热，苦寒以泄在里之热，内气一通，自能作汗”，“对于热伤胃汁，火迫心包，热毒亢盛者，当以凉膈、双解、承气、解毒诸方攻之”，“用法不竣，投剂不猛，必不应手”。张璐玉关于温病的治则，对温病学理论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同时，周杨俊等名家对此也作出了贡献。
吴中名医叶天士则是温病学派的创始人，他著有《温热论》一书，首先提出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纲领。在温病的诊法方面，他十分注重“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在温病的治疗方面，他制订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强调“顾护津液”。救治神昏重症病人，他重用清营解毒、芳香开窍之方药，可谓得心应手。至此，温病学说从病因病机到辨证施治，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与伤寒并列的中医理论学说。
稍晚于叶天士的薛生白，也是一位温病学专家。他擅长于湿温病的诊治，著有《湿热论》一书。其后，缪遵义对温病学说也作了系统的综合归纳，著有《温热朗照》一书。从此，温病学的研究率先在吴地形成中心，掀起了温病学术研究的高潮。其后吴瑭著有《温病条辨》，首创三焦辨证。王士雄著《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以叶、薛诸家为纬，并加以总结阐发。
3.吴门医派的特点（1）吴中多名医：苏州历代有名望的医生多达140余人，其中任医官、御医者100余人。在吴中名医中又以儒医、世医为多。许多医家在学医之前，都熟读经史，后又专研岐黄。他们除精通医术外，还兼攻诗文书画、多才多艺。如：王履、薛生白等人。世医有葛氏家族、钱氏家族、韩氏家族、郑氏女医家族等，都是世代业医。昆山郑氏女医，自南宋以来，历经近800年，29世，代代相传，并有《郑氏女科万金方》传世。（2）吴医多著述：苏州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加上清康乾盛世尊经复古和考据的风尚，不少医家对伤寒、金匮、内经、难经等进行注释，在医学文献的整理上出现一批医学巨著。如：徐灵胎的《徐氏医书八种》、《伤寒类方》，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金匮翼》等。（3）温病学说倡自吴医：自叶天士创立了温热病的辨证论治方法，以及《临证指南医案》刊行后，大江南北医家均宗叶法诊治温热性外感热病，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与治法，其处方用药特点以轻灵见长。（三）孟河医派“孟河医派”是常州近代中医一大流派。自清代道光、咸丰以来，孟河名医迭出，声震朝野，业务兴盛，经验丰富，著作等身，名家林立，学术流派逐渐形成，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当地中药铺多至11家，求治者从各省络绎前来不断，商旅为备食宿者繁盛达200年。“孟河医派”主要有费、马、巢、丁四医家名医组成，因此也称“孟河四大医家”。其中费伯雄、费绳甫、马培之、巢崇山、巢渭芳、丁甘仁四家六人的成就最大。他们各施专长，行医立说，取长补短，互勉共进，丰富了祖国的医学宝库。费家以调治内伤杂病见长；马家以内、外、喉三科兼擅著称；巢家擅长内外两科，刀圭之术尤为独到；丁家以喉、儿科及脉理闻名。其中以马文植为最，慈禧赐额“务存精要”。
从清末至民国初年，“孟河医派”又陆续向外发展，到上海、常熟、无锡、镇江、丹阳等地行医。迁居上海的丁甘仁创办了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和广益中医院，培养大批中医人才，逐步形成丁氏学派。“孟河医派”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世有“吴中医学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之说。
现将孟河四大医家之名医概述如下：
1.费伯雄（1800—1879年）
费氏祖上，于明末清初自江西迁来孟河从医定居，费伯雄为费家世医第七代。费伯雄字晋卿，号砚云子，书室名“留云山馆”。他幼时聪颖过人，人称“神童”。爱好天文、六壬、技击、诗画、琴书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