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文集(再续)(上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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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文集(再续)(上册)试读：

编选说明

兹前，已有1988年的《黄达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的《黄达文集》、2005年的《黄达文集（续）》、2007年的《黄达自选集》（以上三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2010年的《黄达经济文选》（时代经济出版社）。《黄达自选集》是为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六十五岁华诞而编，《黄达经济文选》是为庆祝建国60周年选编的多位经济学家文选汇集，各有自己的体例，均与《黄达文集（续）》没有接续关系。岁月流逝，为接续《黄达文集（续）》，编《黄达文集（再续）》。

以前的几本文集，只选取论文、讲演提纲和底稿、讲演录音整理稿——内容都是环绕财经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的；由于担任教学行政领导工作而写的文字，涉及财经教育问题而又有自己见解的，选入。此外，仅收几篇学习、学术以及自述之类的短文。

这次选编的《再续》扩大了范围，包括五部分：（一）2005年以后有关财经专业的文稿以及以前年代同类文稿的拾遗

这部分是按《黄达选集》和《黄达文集》选取标准所汇集的文稿。

按顺序，应收《黄达文集（续）》之后，也就是2005年之后的文稿。属于这个范围的有20篇，作为“2005年以后有关财经专业的文稿”部分。平均每年两三篇。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比，数量急剧“衰减”。

在编《黄达文集》和《黄达文集（续）》时，觉得有些文稿虽然刻画有时代的印记，应该选入,但整理困难，只好放下。这次经过再次努力，也整理出13篇，编为“以前年代同类文稿的拾遗”。还有几篇，对自己属于“敝帚千金”之类，但实在无法整理——硬要整理，无异“新作”，只好割爱。

还有一部分20世纪七十年代“评法批儒”的文稿。在“评法批儒”期间，我的人事关系在当时的北京经济学院；分配的工作是评法批儒小组的成员。应该说，是“天赐良机”，能够认真地读了一些古籍，像《商君书》、《管子》、《盐铁论》、二十四史有关“货殖”、“食货”的部分等等。对自己理解“老祖宗”帮助极大。当然，也按照那时“四人帮”的指挥棒写了一些东西。本想整理一部分编入这本集子。但那时的写作都是集体的：我写了你改，你写了我改，定稿还得集体讨论。所以在我保存的一些底稿中，包括全属我的字迹的手稿，也很难说是我的或主要是我的写作。时隔三十多年，过程也难以追忆，只好放弃。（二）译稿选例

上世纪50年代，突击学俄文。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翻译了一些专业材料。其中只有与几位同志合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成书出版，收录在《黄达书集》（中国金融出版社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2005年）之中。

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形势要求自己恢复在中小学时期曾经学过的英语。在这期间，王传纶教授一直帮助我选取适当的英语文献，督促我翻译，并校改我的译稿。首先就是让我翻译Chandler和Goldfeld合著的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译版，译名《货币银行学》）有关宏观分析的几章。随后，在他推荐的有关财经专业的英文材料中，选择教学研究所急需的，又杂七杂八地译了一些。但大多是摘译；全文译出并打印出来供同行参考者有三：《资金流量核算入门（1952—1970年）》,《对于工资“加100%”指数化的开放经济的管理》和《欧洲市场的信用创造：可供选择的理论和控制的含义》。后两篇为非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其中，《资金流量核算入门（1952—1970年）》，可能是同行看到的有关资金流量核算的最早的中文译稿。

本文集仅选《资金流量核算入门（1952—1970年）》，作为记载自己学习外语足迹的一例。（三）行政工作中的文稿

在编辑过去几本文集时，对于担任教学行政领导工作而写的文字是否选入，在《黄达文集》的编选说明中是这样明确的：“纯行政性的报告、总结和应酬性的祝词、表态之类，大部分形成于其他同志之手，自不应收入；即或由自己拟稿，但由于自己的见解淹没在全文之中，甚至自己也难以钩沉，一并不选。”

考虑过去的纯属行政性的发言、讲话等文稿，其中有一部分是确由自己起草并定稿的，现在还大多保留有手稿。所以在编辑这本《黄达文集（再续）》时，加以整理，得17篇，并集为第三部分编入。其中只有一篇例外，即《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说明见该篇的“作者解题”。（四）境外出访——进入更广阔的课堂

1986年，也就是到了61岁，才第一次走出国境。对我来说，这是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课堂。虽然嫌晚，但对于自己开阔视野，吸纳人类文明极有教益。当用“地球村”、“全球化”来描述当今世界时，对于经济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进入这个更广阔的课堂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即从“闭关锁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出国和访问港台，颇有些神秘感，而且要履行相当严格的审批程序。把过程记载下来，有助于了解那时的情况。

这部分文稿是根据我所保存的文档和笔记进行整理的。原则是，就过程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整理。有关文档、文稿已上交学校档案馆。

文体是边叙边议，以叙事为主。属于我的议论，从文字上可以分清。在收入本《再续》时，对于原来上交学校档案馆的文稿，在文字上有所修订、增补和删节。

整理的时间为2007年2—10月。

这一部分没有“作者解题”。（五）2004年以来的题词

2004年以后，间或有些题词之类的文字。按《黄达文集（续）》的体例，辑录为第（五）部分。这部分没有什么“分量”，录以备忘而已。

在前几本集子的编选中，有这样一条原则，即“选取的尺度不以内容水平高低、正确与否为绳准”。“因为足迹是走过来的，应保持其原貌。”这本《再续》的编选，依然遵守这一原则。

作者简历

姓名：黄达(HuangDa)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1925年2月22日

出生地点：天津

党派：共产党(1946年12月31日加入)

学历：1943年天津市立第一中学高中毕业

1946年5月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财经系学习

1946年深秋—1947年3月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研究室研究生

从事教育工作：从1947年3月开始

从事教师工作：从1950年秋季学期开始

专业：货币银行学

职称：1950年秋季学期开始授课，不久定为“教员”

1956年副教授

1979年教授

1981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教育行政职务：

华北联合大学注册科干事（1947年3月—1948年8月）

华北大学注册科干事(1948年8月—1949年初)

华北大学政治学院班主任、区队助理(1949年初—1949年底)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系教研室主任(1951—1954年)

副系主任(1954年—“文化大革命”)

系主任(1978—1983年夏)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83年夏—1985年夏)

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1985年夏—1991年底)

校长(1991年底—1994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 名誉主任(1994年10月至今)

全国人大、国家机关和教育系统兼职：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1993—1998年)

财政经济委员会 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第三届委员(1987—1999年)

经济学学科评议组邀请成员、成员、召集人

(1981—1997年)

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1997—2002年)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八五”规划经济学学科规划小组成员 部门经济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1991—1998年)“九五”规划应用经济学学科规划小组和学科评审组成员(1998—2002年)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1993—1997年)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委员(1997—2000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第四、五届委员(1999年9月—2003年12月)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7—2004年)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顾问(2004年6月至今)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委员、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1983—1999年)

社会职务：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评奖委员会荣誉委员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学术委员

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 学术委员

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

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

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原名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

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

中韩友好协会副会长

《黄达文集》及其《续》、《再续》之外的著述

教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作者之一并统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7年版《货币信用学（上册）》，作者之一并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9年版《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作者之一并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

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1988年1月）

中国财政学会全国优秀理论研究成果荣誉奖 （1989年12月）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87年11月）《货币银行学》，作者之一并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国家教委审定高等学校财经类核心课教材

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4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5年12月）

1997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997年10月）《货币银行学（修订版）》，作者之一并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0年版《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第三版)》），作者之一并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金融学（精编版）》（《货币银行学（第三版）·精编版》）

作者之一并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金融学（第二版）》（《货币银行学（第四版）》），作者之一并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金融学（第二版）·精编版》（《货币银行学（第四版）·精编版》），

作者之一并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专著：《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与货币流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64年版《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4年版

获孙冶方经济科学 1986 年度著作奖

中国人民银行推荐为全国高校金融类教材 （1989年）

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12月）《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修订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1999年版《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

译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译者之一并统校、定稿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65年版

集：《黄达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黄达书集》

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黄达自选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黄达经济文选》

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年版

主编：《中国金融百科全书》，主编之一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0年版《中国证券百科全书》，主编之一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3年版《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1993年版《中华金融词库》，主编之一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年版

主持科研项目：《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项目主持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成果：《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3《社会资金宏观配置格局的研究》，项目主持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延期项目

成果：《中国资金宏观配置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5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储蓄向投资转换机制的重构》，项目主持人

国家教委博士点项目，1993—1995年

成果：博士论文《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外部储蓄机制研究》《关于我国部门经济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项目主持人

社科基金布置项目

成果：研究报告1995年6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研究》，项目主持人之一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97年

成果：《世纪之交的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组织项目运作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3年

成果：（1）《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新时期国家经济调节的基本取向与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组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第一部分 2005年以后有关财经专业的文稿及以前年代同类文稿的拾遗

（一）2005年以后有关财经专业的文稿

1-1-1 编书领悟数则

讲题为什么改为“编书领悟”？

原定的题目是“从《货币银行学》到《金融学》”。但同一题目已经讲了两年，而且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网上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光盘上都有现成的PowerPoint。

从2000年秋到现在，我的精力可以说全部倾注在《金融学》这部教材上，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值得讲的东西。不过，环绕编书倒是有一些体会。个人的体会，有的不过是老生常谈，有的是敝帚千金。如能十中取一、百中取一，也许不会完全浪费听者的时间。（一）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教师建设《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的轨迹

我自己的经历可以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金融学科——其中主要是《货币银行学》——教学的经历；也可以说是从事金融学科——其中主要是《货币银行学》——教材编写的经历。而我的教学生活，几十年来，丝毫没有脱离我们财政金融学院、我们金融系的教学科研活动。所以讲“编书领悟”时，有必要交代一下背景。

第一阶段：学苏联——始于1950年秋季学期

当时，以“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为主，全力组织翻译苏联著名的金融学科教材。既供本校教学之用，同时也供全国进行金融教学的高等院校使用。

同时，则硬啃《资本论》，并关注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

第二阶段：1951年提出两项教材建设任务（1）以中国学生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改编苏联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教材——引进并努力消化；（2）编写关于中国货币流通与信用的教材，先从编写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货币银行史入手——不忘中国实际。

第三阶段：“解放思想”

1958年，自己设计体系，在“大跃进”解放思想的背景下，编写突破苏联框框的《货币信用学》。

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货币信用学（上）》。由于政治运动，下册未能出版。后来，不少兄弟院系编写的教材采用了“货币信用学”的名称。

为什么不用《货币银行学》的书名？货币银行学，这是西方教科书的书名，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稍加区别，或许可以减少麻烦。

关于这本《货币信用学》的内容，“编者的话”指出，首先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货币信用基本原理的论述”。现在对于这句话的解读应该是：这本教材要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在货币银行领域中共同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隐含的意向曾一度遭到持续半年的严厉批判。

第四阶段：60年代初期的理论反思

1961年以后有两三年，中国经济学界曾获得可以对经济理论进行冷静反思的氛围。这时，我们主要是依据中国过去十年在货币、银行、信用方面的实践，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以期真正有所提高，为下一步的改进教学和教材建设打基础。

在这期间，有两篇文章受到学界的关注：黄达的《银行信贷原则与货币流通》；周升业、侯梦蟾的《信贷收支差额问题》。

第五阶段：推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教材——《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

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教书的心得以及“十年动乱”的教训，促使我们决定编写这部教材。

这部教材，首次建立了一个把货币、资金、财政、金融连结为一体的学科体系，并从货币层面的宏观均衡论证了对这些范畴进行综合研究和教学的必要性。这样的思路在今天依然成立。

20世纪80年代初，大专院校经济类专业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至今仍对这本教材记忆犹新。

第六阶段：八九十年代之交，建设植根于中国的《货币银行学》

这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趋向事实上日益明朗——虽然在提法上还未捅破这层窗户纸；《货币银行学》课程已多年列入教学计划，但教材，本土的、引进的，杂陈于书桌之上。“本土”的，内容失之于“旧”，难以适应改革的需求；翻译的书是外国教授以外国为背景写的，最容易造成的学习结果是——学在本乡本土，却不了解国情！

对于教师，这时面对的形势是：要求在中国的讲坛上，结合中国的实际，面对中国的学生，讲授先进的《货币银行学》。为此，就需要编写出反映这样要求的教材。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无疑是相当困难的。编写《货币银行学》可以说是一次尝试。

第七阶段：迎接新世纪、进入新世纪——编写《金融学》

面对21世纪：（1）全世界金融学科在飞速发展；（2）我们对金融学科的理解明显提高；（3）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要求在金融学科的建设中得到充分、及时的反映。金融学科的建设必须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金融学界的共识。

为此，自1997年起，一些设有知名金融专业的高校，相继组织本学科的全国性研讨会，讨论新世纪金融学科建设的方向、重点和规划。

2000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邀请兄弟院校金融教学骨干，讨论建设金融学科和重新编写货币银行学教材的指导思想。会后，财政金融学院决定着手编写《货币银行学》的“升级版”——《金融学》。

从2000年到2003年，历时3年完成了《金融学》的编写；为了满足不同教学需要，又编写了《金融学（精编版）》；随后，出版社又要求编“指导书”和“课件”；2004年秋，结束了编写这本教材的全过程。

从1951年算起到这时的53年间：（1）1951—1956：《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2）1958—1959：《货币信用学》；（3）1978—1981：《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4）1988—1992：《货币银行学》及其1999年修订版；（5）2000—2004：《金融学》。

其间还写出了两本专著：《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1984年）；《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1997年、1999年）。（二）体会、心得、领悟……（1）“西学东渐”，如何“学”？这并不是早已解决了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全盘西化”（如何看“明治维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盲目妄自尊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又提出“一边倒”！

近20年，又在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而且往往实际归结为向美国学习——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过程……

盲目地自我尊大，应该说一百多年前，在连吃败仗之后，已经不是主导的；主导的是自卑，总觉得我们低人一等。

只要是后进国家，只要处于应该向人家学的地位，“自卑”的心态和“怎样学”的问题必然存在。

就金融学科的学习、引进方面，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

如，存在着这样的认识：有了国外最高水平的《货币银行学》，有什么必要编写自己的《货币银行学》，还能编出新水平？可是，一定的原理往往产生于一定的实际，扩展了的实际，也会发展原理（如外国教科书讲，金属天然充当币材，而中国几百年的主币材是“帛”）；而且讲原理不能脱离具体的经济环境（如美国人写教材就是以美国的实际为背景）……

如，只是慨叹于中国实际落后于书本原理……

如果只想“实际”应该符合“原理”，那就极易形成用原理“塑造”实际的思维格式：欧文的公社和震撼20世纪的“十月革命”，都有“用原理塑造实际”的问题。

要是只想“实际”应该符合“原理”，最优解就是中国百分之百的美国化。但无论如何谁也不能把中国“塑造”成美国的翻版；也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的金融体系“塑造”成美国金融体系的翻版（其实可以想一想，都是市场经济，美欧却有明显不同；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也显然有别，如此等等）。

怎么办？

真心实意地学，但不迷信；虚怀若谷，但不失尊严；不忘自己华夏子孙的根，但不抱残守缺……（2）不同文化平台的链接与翻译

不学世界文明的精华就没有在世界立足之地，这就有不同文化平台的链接问题。

要使不同的文化链接，翻译是不能避开的环节。能否干脆不用母语？全体放弃母语，民族不复存在；部分人放弃，这部分人怎么为民族服务？

但翻译是极大的学问，“对等”极难（俄语的“Чтоделать”，按字翻译，是“做什么”，但意思是“怎么办”；馒头译成面包，面包译成馒头并不等价……）。

在译文方面我们吃的苦头太多了：

——新中国成立前，Financial Capital有人译为“金融资本”，有人译为“财政资本”。我们以为在不同的翻译里面有多大的学问，为此白费了好多冤枉工夫去推敲。

——20世纪50年代，苏联有一门课程《Фнансы》，我们译为“财政”。但Фнансы与Finance等价，财政根本不能涵盖它的外延。可是，却导致我们花了极大的力气用“财政”这两个中国字去解读Фнансы。

——20世纪90年代后几年的Finance与“金融”，也同样搅得我们头昏脑涨。

——money与currency，在字典里，前者译为“钱”，后者译为“货币”，20世纪，险些被标准权威部门定为国定的标准译法；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在洋文的原字之前我们都给加上了“通货”这个词，有人就是爱在这个词上做文章；fictitious与virtual本来是两个外国字，我们却都译成了“虚拟”……

米什金的教材有两个译名；我们学院的系、教研室的名称沿革可以写一篇文章；我们学院今天两个系的名称也很有意思……

对于现在的青年学子，需要的是兼通中外语言而不能只靠翻译。切忌不要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不要望译文之文，生洋文之义！（3）古与今，源与流“以古非今”、“厚古薄今”，这是老保守犯的毛病。

青年学子最期盼学到新知，却也极易犯“以今非古”乃至知今而不知古的毛病——记下了几个新的词汇、几个新的模型，就看不起自古以来的真理。也往往对教师讲基本原理，蔑视为陈腐、过时。

其实，没有“渊源”，没有“积淀”，形成不了真知。真学问绝不像盘子中的水，可以一眼望穿；不懂得源流，没弄清来龙去脉，就不能说把最新科学成就真正学到手。

例一，历来，都为币值的波动而苦恼，因而总有“不变尺度”的设想，今天依然有这样的“主张”。问题是无法实现。其实原理早就存在：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也就是说，价值尺度不能孤立地存在。

例二，宏观调控也是古已有之，当然历史背景有别，不能以古抹杀凯恩斯的功绩。因此，要深刻理解环绕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的讨论，需要回顾历史，如此等等。（4）预防教科书的病毒

教科书的编写者都是以传授真理为己任，无不力求选定该学术领域中成熟的理论、知识。因而，教科书一上来就以真理化身的面貌出现。

然而，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教科书的病毒就在于把相对真理都讲成绝对真理。

教科书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讲定义、讲界说。初学者，希望学到的是最具权威的、其他任何定义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唯一定义。

然而，我们对金融领域客观对象需要了解的深度，较之瞎子摸象所要解决的任务不知复杂多少倍。事实上，任何概念、范畴的界说、定义，都只是一个视角、一个层次的理论概括，从而不可能是唯一的、绝对全面的，从而不可能彻底地“排他”。

除去界说、定义，同学又大多关注最具权威的理论模型；而教材编写者也都力求给出最精辟的理论模型论断。

但是，任何理论模型都是从严格的设定条件推导出来的；至于设定前提之外，都还有一个“其他条件不变”。只要多多少少地返回现实，为模型设定的诸多约束条件，在现实生活中是极难同时存在的；“其他条件不变”也是实际不可能存在的。

当然，这都否定不了模型的科学价值。问题是不能停留在干巴巴地死记几条论断。

所以，我在编写教材时，总不想讲得过分绝对；更不把定义、模型讲成唯一的真理。但教师、学生对我这样的做法都反对：教师说不好“教”；学生说不好“考”。

应该说，教死、学死，在学校中不可能彻底解决。在长期的生活磨炼中，一部分学子在实践中逐步由死而活，当然不得不付出代价；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到老也改变不了要求“实际”服从其“理论”的思维框框。

重要的是对教死学死、教活学活这个问题应有自觉的认识；要自我开阔思路，加强对教科书“病毒”的免疫力。（5）微观与宏观，名义与实际

这是涉及学科内容的基本问题。

不论中外，进入一定的学术层次，研究微观金融不懂得宏观金融，研究宏观金融不懂得微观金融，都是致命性的“瘸腿”。

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个《金融学》结构的模型，请参见下图。《金融学》结构

名义与实际，这是经济理论中，特别是《金融学》中最根本的问题。然而，从我50多年前当教师起，就想找一个深入浅出的蓝本，以便把这个问题讲得稍微明白易懂一点。然而大多是他们讲的都是我懂的；我弄不太懂的，他们也都不讲。

这次编《金融学》，安排第二十五章专讲“货币经济与实际经济”，其中第三节“货币中性抑非中性”是重点，是请王传纶教授写的。建议读一读。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较为不那么抽象的角度讲一讲：

学金融，学来学去，极容易钻进“钱眼”，只见钱不见物——只推导钱与钱的联系，不怎么关注钱与物相互制约的规律。

——货币有无限购买能力；但中国外汇储备五千多亿却有好多东西不能买：武器，特别是粮食（农业的地位）。

——金融政策面对的失业，在“学者”的头脑中是个数字；在主政的感受中是实实在在的压力。

——想想“实际”，不少谜都可破解：美国的负债运转和中国的储蓄运转；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欠账……（6）跳出《金融学》的“井底”学《金融学》

第一步，跳出金融学的圈圈，进入经济学领域：

这一要求无需解释。

第二步，跳出经济学圈子，进入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

这涉及观察事物不应只限于用“经济”眼光，还要用政治眼光、用社会眼光、用历史的眼光。

对金融学科来说，最大的题目就是“市场经济”——人类理想的“解”是否就在市场经济？

苏联开创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成功，于是有了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许多转型经济。这是别无选择的过程。

但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及其政治、社会的原有矛盾已经解决。自然，不会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也不会因为依然存在没有解决的矛盾而放弃我们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是，对于金融赖以存在的这个大背景，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其实，提醒我们的事例俯仰皆是：安然事件，1998年的香港当局入市，“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直至伊拉克战争……

金融，是市场经济最精妙的体现；是国际政治折冲的主要焦点之一。脱离大背景观察金融，则难以深入其实质（关于压人民币贬值、升值的思考）。

第三步，应进入哲学境界思考问题：

即将进入新世纪之前的三四年，有些思路令人困惑。比如，

——似乎把金融建设成一片净土、一个完全可控的过程是最理想的目标。如做哲学思考，人们无论如何强而有力，也不能按主观意愿塑造金融，能够做到的只是在金融本来面目、本来规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调节、干预。否则，是否要回到集权的计划经济？

——对于风险，我们常常使用一个特定的词——“化解”。问题是，一定的金融行为必然伴随着一定的风险，这是内在联系；“化解”了一定的金融风险是否也连带化解了相应的金融行为？如果要保证能绝对防患于未然，可能的唯一途径是把金融管死到丝毫也发挥不了金融本应发挥作用的地步。或者说，有了安全而没了金融。

类似的问题，要求哲学思考！

第四步，摆脱经济、政治、哲学的“严肃”面孔，金融教学能否营造多彩而又深沉的文化氛围？

从事金融教学半个多世纪，总感到我们这个领域单调、刻板，缺乏文采，好像专业的文化层次就应如此。然而回顾我们的历史，的确有愧于古人和先行者。建议大家读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汉书》的《食货志》、《管子》、《盐铁论》；西方的经典论著，应该也有很美的经济著述。

回顾我的前两三代，社会科学者的文采风流多有可称道者。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教学主力，由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对文化的摧残，由于建国后的政治氛围，好像只能在单调的文字中讨生活。并且，还有把枯燥无味的文字与语言规范混同的现象，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对于现有的教学力量，很难寄予改变面貌的期望。但来者，也就是年青一代，应该有所作为。

对于提高专业水平，人们的思路依次是：学数学、学外语、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就得往后排一排。至于文艺，口头上都说重要，但实际上甚而视为学经济的“负”因素。其实，这方面的作用极其重要，不可以斤斗衡量。在这方面，往往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当然，如何自我培育，恐怕无定规的模式——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1-1-2 足迹——《黄达书集》说明

我自己的经历可以说是从事金融学科——其中主要是《货币银行学》——教学的经历；也可以说是环绕教学，从事金融学科、经济学科研究的经历。而我的教学、研究生活，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从1950年开始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教学单位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一直把《货币银行学》—《金融学》以及相关金融学科课程的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作为这个群体的最初拓荒成员之一，我的主要精力也始终倾注于这项中心任务。

在从事金融学科教学近55周年的历程中，箕土跬步，写了一些文章，先后编入《黄达选集》、《黄达文集》；同时编、著、译了以提供教学资料为主要目标的11本书。教材的编写，依靠的是群体的集体力量；即使是个人完成的文章和专著，如果没有群体营造的相互启发、讨论指点、督促鼓励的学术氛围为依托，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行年已逾80之际，为了回顾自己的教学研究历程，也是为了给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科教师群体建设《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的轨迹留下一个纪念，特把11本书编为《黄达书集》。

在此，对出版这部《黄达书集》的中国金融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致谢。

下面，从历程、从轨迹的角度，对这11本书做些说明：（一）《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

新中国成立伊始，明确的是全面学苏联，金融学科的教学也不例外。当时，苏联的货币信贷专业（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金融专业）开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两门主课以及信贷、货币发行、现金管理、银行会计等几门业务课。1950年秋季学期，人民大学即开始以“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为主，全力组织翻译苏联著名院校编的金融学科教材。既供本校教学之用，同时也供全国金融教学使用。

其中选用了当时苏联的一本最知名的教材——【苏】布列格里：《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这部教材的理论主干是马克思的货币银行学说；同时包含相当全面的市场经济货币银行的基础知识。虽然今天看来有许许多多由于政治环境决定的论断，但无损其作为一本基础教材的价值。不过，原作者的表达方式和生涩的译文，当时中国的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吃力；而西方世界金融领域不断出现的新进展也需要补充。因而决定以这本苏联教材为蓝本，编写一本中国学生易于接受的教材。

设想早在1951年提出，实际开始动手是在1954年。当时，我任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周作仁、杨承祚、黄达、林与权四人。周作仁老先生留学德、美，是新中国成立前最知名的货币银行学教授，分工起草几章的改编稿；杨承祚老先生留美，熟悉国际金融情况，在闭关锁国的困难条件下搜集了大量50年代上半叶的新资料，使教材充实了新内容；黄达、林与权分工改编大部分章节。统稿由我负责，林与权同志协助。1957年1月、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同年5月，合为一册出版发行。全国普遍采用，直至改革开放之初。

这是我第一次主持编写出来的公开发行的教材。那时没有复印技术，初稿必须抄录后才能统编；统编稿改动多了，还需重抄、再重抄。1955年中到1956年，由于政治运动，停止了我的一切教学和集体活动，但不干预闭门写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全力投入这本教材的编写。当收到出版社发行的这本教材时，不禁在扉页上写下：“……两年半的经营近日方始出版，方知编书之不易也！”（二）《货币信用学（上册）》

在改编《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一书的同时，还存在另一项任务，那就是参照苏联的《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苏联这门课包含“史”、“论”两部分。史的部分是以“十月革命”前后为起点讲苏联货币信用制度的形成和政策演进。对于我们来说，有没有苏联的“样板”，都要编写新旧中国的货币银行史。这项工作，实际上从1951年即着手进行。问题是“论”的部分。苏联教材中的这部分，用大量篇幅反复讲社会主义货币、信用、银行的优越性，而关于机制、规律方面的内容，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相比，没有多少新的东西，甚为单薄。我们当时的确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对于只是重复优越性而讲不出什么机制、规律内容的课程，非常怵头上讲台，当然也更难以推进教材建设。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我的同事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是否把两门课（“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并成一门课？在当时，这种想法颇有“混淆”两种社会制度“本质区别”的政治风险。

1958年的“大跃进”中，有一个“解放思想”的口号。它鼓舞我们把突破苏联框框的想法付诸实践。我先是在校外，用两课并一课的讲法试讲了几讲，随即在教研室组织两课并一课的《货币信用学》的编写。其所以未采用“货币银行学”的名称，依然是想与西方课程有所区别。

1959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货币信用学（上册）》。书中论点已不完全照搬苏联——有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的体会和根据中国情况自己概括出来的看法。其中第二篇是过去教研室编写的有关中国货币信用制度发展历史的三章讲义。这三章讲义从1951年开始编写，以后历年修改、增补，并曾多次油印供同学参考和分送给兄弟院校征求意见。

在这本书的“编者的话”中，指出教材内容的第一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货币信用基本原理的论述”。现在对于这句话的解读可以是：这本教材要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在货币银行领域中共同的东西。也正是由于隐含的这个意向，曾一度遭到持续半年的严厉批判。

由于1959年秋的“反右倾”政治运动，下册未能出版。

后来，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阶段，不少兄弟院系编写的教材也采用了“货币信用学”的名称。（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与货币流通》

1960年底之后的两三年，中国经济学界曾获得可以对经济理论进行冷静反思的氛围。在这期间，我和我的同事没有急于重新拾起教材的编写，而是想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以期为下一步的教材建设打基础。在这期间，我写了一篇引起同行争议的文章——“银行信贷原则与货币流通”和收入本《书集》的这本小书。

这本小书的内容，今天看来，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地方。不过对我来说，十年多的金融学教学积累了一些体会，而1958年的“大跃进”，或许以其反面教训促使自己大大加深了对经济规律的理解。虽然，当时社会、政治大背景的约束还是限制着思想认识的进展，但无论如何可以说多少有了自己观察、剖析经济金融问题的独立视角。

如果要考察那时金融学界的状况，这本小书也还能够提供一些信息。

这本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64年3月出版。（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

这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一本书。原著者弗·米哈列夫斯基在苏联是辈分很老的一位经济学家，著名的黄金问题权威。1952年出版的这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是他谢世前的最后一本专著。之前，他还有两本有关黄金的书：《黄金是货币商品》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黄金》。

之所以翻译这本书，一方面是想巩固和提高自己通过一次暑假速成和几年自学的俄语水平。但更重要的，是想深入一步地掌握作为“货币商品”的黄金的知识。

在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次人民币是不是黄金符号的讨论。就我的认识来说，包括矛盾的两方面：

一方面，通过学习马克思的著述，我完全信服马克思极其严密的逻辑推导：用纸印制的钞票只能是货币商品的符号。当时，存在着人民币不是黄金符号的主张，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过却没有像马克思那种思辨水平的论证。那时，与其说我的强烈意向是维护“人民币是黄金符号”的论断，不如说是想指出：如果不能在马克思的逻辑推导链条中找出可以否定人民币是黄金符号这一论断的某个环节，那就不能否定这个论断。

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调控货币供给和物价水平所实际依据的公式是：

以纸币所表示的商品价格水平×商品数量＝纸币数量×货币流通速度

换言之，就是根本不把黄金考虑在内的交易方程式。

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推动我试图从逻辑上协调矛盾的两方面（那时在苏联也有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我的这种努力开始反映为“人民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一文，随后反映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与货币流通》的第3章，并一直保留到下一本《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之中。

然而，我自己也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这也就使我产生了进一步探索黄金问题的强烈欲望。

那时，刘鸿儒同志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也想翻译点学术著作。他很支持我组织翻译这本书的计划并翻译了几章。

在翻译的过程中碰到许多难题，主要有二。一是我对西方的情况极不熟悉；二是该书许多表格应该补充出版后的数字。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教的项冲教授和陈今淼教授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需要交代一句的是：本来的出发点是期望通过翻译这本书可以对黄金与人民币关系这个理论问题取得进一步的理解。遗憾的是，在这个主要目标方面，基本没有什么直接收获。不过由于翻译这本书，使我了解了许多西方国家的金融情况，学会了使用一些西方有关金融的工具书，受益极大。

这本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65年10月出版。（五）《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

这本书虽然是1990年出版的，但写作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1973年。

那时，我是处于既非“革命群众”又非“批斗对象”的“挂起来”的境况。没有经过那场动乱的不太容易了解这是一种什么“境况”。粗略地说：1973年的我，无权参加集体活动；除日常生活，如上街购物、吃饭、探视老母亲外，也不允许“乱说乱动”；但却有几乎百分之百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并允许到图书馆看书。也正是这样的特殊条件，才有可能针对多年前一直打算探索的剪刀差问题，安安静静地从事基础的统计数字整理并做出了一些判断。

关于为什么对剪刀差问题有兴趣以及写作时的具体环境、条件，本书《出版时的几点说明》中有较详细的解说。

出版这本书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六）《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

这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十年动乱”结束后立即着手编写的第一本教材。

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招生。原来从事金融学科和财政学科教学的教师们，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教书的心得以及“十年动乱”促使对社会发展的全面重新思考，决定编写一部教材——《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

开始参与讨论、酝酿的教师甚多。后来商定集中由黄达、陈共、侯梦蟾、周升业、韩英杰起草，并由黄达负责统编定稿。关于这本书写作的缘起、前期研究、内容设计、重大疑难问题的处理、写作分工及处理统稿的约定等，均见于本书的作者《说明》。

这部教材，首次建立了一个把货币、价格、资金（公司理财）、财政、金融连结为一体的学科体系，并从经济生活中货币层面的宏观均衡（综合平衡）论证了对这些范畴进行综合研究和教学的必要性。这样的思路在改革开放20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成立。

全书的设计，可以说已经完全摆脱了新中国成立后金融教材的苏联框框。立足于中国土地的准则，始终贯彻全书。

在改革开放之初，这部教材为经济、财政、金融等相关专业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财政金融理论知识。在没有其他相关教材可读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初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大多读过这本书。不少人至今对之依然记忆犹新。

这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1年7、8月分上下两册出版。（七）《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之交的这几年，在改革开放的冲击下，经济生活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日益加重的物价波动和通货膨胀威胁、银行信贷规模的急速扩张和信用膨胀、变得难以把握的货币供给、财政收支从结余迅速转为赤字、利用外资的从无到有以及是否可以同人民币脱钩……如此等等，推动自己思考、推动自己写作。《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的第五篇已经涉及其中的颇多问题。但限于篇幅，限于匆匆发稿，来不及深入推敲。面对大量接踵而来的新问题，日益明确必须建立能够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系统中加以分析的框架。应该说，从50年代中，我国理论界就提出了一个框架——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是如何按照“系统”的要求使这个框架得到逻辑的论证——凡纳入这个框架的问题均能用协调一致的思路进行剖析并得出相互呼应、补充、兼容的论断。目标或许过高，但不论是否达到，确是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写作主要是在1983年。这年整理出授课用的打印教材，题目是《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再探索》。1984年出书，定名为《导论》。遗憾的是，在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之后，原定的目标没有坚持继续深入、继续完善。1984年出书后的20年间，虽然笔耕未辍，但自己总感到没有能够再次达到这段研究所曾经达到过的水平。

这个分析框架是就计划经济体制搭建的。但计划经济体制中一直存在总想否定却总也否定不掉的“商品货币关系”。因而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大框子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商品货币关系不能不是商品货币关系一般里的一个特例。计划经济的特点之一是生产关系极大的简明化；相应的计划经济的商品货币关系也是最为简明化的商品货币关系。就这个极其简明的关系分析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线条清楚；而由于它本质是商品货币关系，因而据以得出的论断则具有适用于一般市场经济——不论其经济结构如何复杂——的意义。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谁也建立不起拥有十几亿人口的计划经济社会制度的“实验室”。而当人们反复论证这个实验是不成功的实验时，却不怎么重视这个难得的实验室使得人们能够得出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费极大力气才能得出的理论论断。当我大量接触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时候，感到正是对计划经济综合平衡的研究帮助自己有可能很快地进入他们的境界。

这本书由中国金融出版社于1984年11月出版。（八）《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修订版）

这本书的初版是在1997年，比《货币银行学》晚5年。但写作的开始则可回溯到1984年。

1984年《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出版后，即以这样的课程名称授课，并思考如何对其作进一步地修订、增补、提高。然而，实际过程却发生了变化。正如《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作者的几点说明》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关注点也日益转移到改革和建设思路的剖析、发展趋势的估价和主要症结的把握等方面。……由于主要精力不是集中于学科体系建设，从而原来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

就基本思路来说，这本书与《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脉相承，但引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的具体内容不多。

由于在多年与决策层、与民意代表、与经济工作者、与经济学界、与各层次经济专业学子的接触中，一再感到，涉及金融的不少问题，其所以说不清道不明，主要症结之一是没有全面把握现代信用体系创造存款货币和钞票的机制。因而这方面的内容构成本书的主要章节。

另外，有一部分是剖析人们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主要是分析货币供给问题但决不限于货币供给问题的宏观分析方法。这是多年教学的心得。自我感觉多少有点价值。

这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2月初版，1999年7月出修订版。（九）《货币银行学》（修订版）

这本教材于199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199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修订版；2000年，按照教育部的统一版式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第二版。收入本《书集》的是1999年经过全面修订的版本。

编写这本教材的大背景是：改革虽然是渐进的，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体制的变化已经很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趋向事实上逐渐明朗——虽然在提法上还未能捅破这层窗户纸。《货币银行学》课程已列入教学计划多年，但教材，本土的、引进的，杂陈于书桌之上：“本土”的，内容失之于依然受到过去框框的约束（如不少教材依然是苏联老框框——区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难以适应改革的需求；翻译的书是外国教授以外国为背景写的，最容易造成的学习结果是——只是慨叹于中国实际落后于书本原理；学在本乡本土，却不了解国情。从而金融学科教师面对的形势是：要在中国的讲坛上，结合中国的实际，面对中国的学生，讲授先进的《货币银行学》。为此，就需要编出反映这样要求的教材。

直接的推动是，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中国大学发展项目”，组织中外教授讨论中国大学财经类专业教学计划，并提出了10门核心课目录。核心课中就包括《货币银行学》。会后教委组织各大学分别提出自己有关各门核心课程的提纲进行教材编写的投标。当时，如何设计“中国的”货币银行学，还是一个新课题。各院校的金融专业对之好像准备不足：提出的提纲只有三四份，反映了那时的思路——意欲摆脱原有框架的桎梏但尚不成熟的思路，却都不理想。最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中标。

对于货币银行学的框架，当时有种种主张。如其中一种，主张开篇不是货币，而是金融市场，或其他。这类主张多是看了一些西方的教材却无深入研究，也提不出内容的系统安排，即使提出，也属“感想式”，无操作基础。我们的考虑，现在回想起来，大体的思路是：（1）尊重自己多年的教学积累，并以自己对这门课的领会、理解为“主心骨”；（2）尽力借鉴、吸收西方知名货币银行学教材的内容；（3）力求简明地把中国金融领域——今天的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背景交代清楚；（4）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精神实质，不教条也不为改革后简单排斥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潮所左右，并始终贯穿改革的精神。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西方已有很好的货币银行学教材，自己编写能编出什么新东西？针对这些不同看法，我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建国以来《货币银行学》课程发展的回顾及如何进一步建设”。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编写这本《货币银行学》指导思想的表达。当然，今天看来，有些提法带有80年代末的“时代”印记，但并不影响基本思路。（十）《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

这是一本文集——从1999年初到2001年中的论文、讲演稿、讲课稿、会议发言的汇集。如果说特点，那就是把讲演、讲课使用的透明胶片和幻灯片也搜集进来了。内容主要是两方面：其一是金融形势和金融改革；其二是金融学科建设。

关于金融形势和金融对策，主要是环绕这一期间不期而至的通货紧缩问题摆摆自己的看法。其他有关金融形势和金融对策的文字都是延续此前的观点。

文集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金融学科建设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始于2000年7月，在中央财经大学为教育部财经政法处组织的教师培训班上的讲演——“金融学科建设若干问题”；止于2001年5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的讲演——“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收入《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文集时用的题目是“金融学学科建设设想”）。经过这段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编写《金融学》教科书的构思。

这本书由中国金融出版社于2001年9月出版。（十一）《金融学》

面对21世纪，全世界金融学科飞速发展；我们对金融学科的理解明显提高；中国日新月异的金融发展要求在学科建设中得到充分、及时的反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金融学科的建设必须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金融学界的共识。

1997年，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时报》等单位举办了“’97中国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研讨会”。以院校和科研部门为主的金融学界老年、中年学者大多与会，对21世纪的金融学科建设各抒己见。在这前后，规模大小不一的研讨、座谈新世纪金融学科建设的方向、重点和规划的活动还有几次。2000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邀请金融学界的中年学者，其中主要是兄弟院校的教学骨干，讨论建设金融学科和重新编写货币银行学教材的指导思想。会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决定着手编写《货币银行学》的“升级版”——《金融学》。

这本教材如何建设，有些问题在酝酿讨论中比较易于明确。比如仍然应该延续《货币银行学》的编写指导思想；比如应该设计一个最为合理的内容取舍和篇章安排的框架，等等。但这时却需要解决一个有些突如其来的特殊问题：什么是“金融”，《货币银行学》是否是金融学科，宏观调控的活动——如中央银行的活动——是否不属于《金融学》的对象，等等。在1997年前后，也就是大量海外学子归国任教、任职之际，这个问题即已提出。西南财经大学的研讨会上就有不同看法。我一直主张不要过多地陷入概念、界说（如什么是金融，什么是通货紧缩……）之争。那时我的发言题目是“最重要的是学科内容的建设”。然而，到了2000年，环绕金融界说的种种说法对教学界的冲击越来越大，以至各高等院校金融专业的目标也在议论要重新考虑。自然，我们要编写《金融学》的目标能否确立更成为问题。这样的混乱无法回避，必须正视，必须加以澄清。

要讨论这个问题，涉及我们是否把握了：西方Finance这个词的多重含义、多重用法；在西方不同人群、不同领域习惯所指的范围；在西方经济学科里，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和Finance研究对象的发展演变，等等。当然，也涉及中文“金融”这个词产生于何时，这个词含义演变的历程；近几十年人们对这个词的习惯理解和用法；这样的理解是否反映客观事务的客观性质；为什么也就是几年之间突然出现这么大的歧义。这还涉及在联系东西方文化平台的翻译桥梁中，处理Finance的“西译中”和“金融”的“中译西”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如此等等，要调理清楚，不能不投入精力；而且对实际已经存在的不同用法也需要有个应如何对待的思路。

在2000年7月的讲演“金融学科建设若干问题”中，就是首先从讨论这个问题切入的。而后，访问了西南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与各校金融教学同行当面交流切磋。那时各校金融专业也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学术问题不会定于一尊，但求同存异，也必须弄清楚“同”在何处，“异”在何处。由于同行间的讨论有的放矢，逐步深入，收获极大。

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对金融界说的观察视野进一步开阔，《金融学》的框架设计也最后形成。这些均反映在《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文集的有关文字和幻灯片，特别是在“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金融学学科设想”）一文之中。

2001年年中，开始这本教材的编写，2003年年中出版；2004年年中出版《金融学（精编版）》。在这三年间，与金融教学界，对“金融”和《金融学》依然有断断续续的讨论。2004年暑期，在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组织的讲习班上，我讲了一堂课：“金融学·导论”（副标题是“从《货币银行学》到《金融学》”），可以说是从2000年到2004年编写《金融学》这本教科书的总结。

1-1-3 陈云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库的宝贵财富

我是解放战争初期参加工作的。虽然很快就知道了陈云同志的名字，但只有在1950年初，我这个当时并无经济理论素养的青年被党组织指定从事财经理论的教学工作之后，才开始在经济思想这个智慧空间走近陈云同志。

那时，我们是从三方面充实自己：一是读马克思的原著，特别是《资本论》；二是学苏联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诠释——应该说并非是完全准确的诠释；三是学习我们党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后的1949年、1950年，正是陈云同志全面指挥经济战线，胜利地克服极度的经济困难并迅速地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光辉年代，那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集中的体现就是由陈云同志为党和国家起草的经济决策文件、社论和他的一些讲话。也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陈云经济思想”在我们那一代财经教学工作者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后来的环绕粮食统购统销及随后的私人工商业改造的系列文献，1956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7年的几次讲话，特别是“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大跃进”后的几次讲话，以及财政工作、银行工作“两个六条”等等，我们都反复学习、体会，力求把握精神实质。

由于我一直从事财政金融理论的教学研究，从专业角度，特别关注陈云经济思想中的综合平衡理论。1957年初，陈云同志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文中提出“综合平衡”基本内涵之际，那时主要是比我先行一辈的老同志环绕“三平”命题展开的理论开拓。而像我们这一辈，开始有所领悟则是始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期间；进一步深入则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之后。改革开放，全面地接触了西方现代经济学，进一步理解：陈云同志开创的“综合平衡理论”，其本质目标是追求宏观经济的动态协调和均衡，并把它视为经济发展——用我们的用语，那就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所必须时时把握的最具有关键意义的环节。“综合平衡理论”的核心，是把宏观经济的协调与均衡理解为人们必须尊重的客观进程，是客观进程本身的内在规律性。这是对现代经济核心问题的理论概括，有普遍的意义。如果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一理论实际是在计划体制条件下，用当时我们民族的术语和概念，论证了现代经济总供求均衡这个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命题。这是在中国的土壤上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理论——既不是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也不是来源于苏联——苏联当时并未提炼出这样的论断。

陈云经济思想是人类经济思想库中的宝贵财富，应该珍视、应该发扬。然而近年来，在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之际，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提出和发展的理论常常遭受漠视。其实，在20世纪初，世界经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高级阶段。苏联“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不能不是以这个发展阶段作为起点。通常，我们习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体制。但是，如果回顾计划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和在生产资料领域一直摆脱不了的“商品交换形式”，回顾几次企图“取消”货币而几次碰得头破血流的历史教训，那么，应该判断：计划经济并没有同它自己依以脱胎出来的历史背景割断联系。换言之，已经有三四个世纪覆盖世界经济并取得主导地位、统治地位的商品交换及其价值规律，在计划经济中依然取得了一个特殊的但却是普遍覆盖的存在形态。同时，计划经济体制，塑造了一个交易参与者极其简化的经济试验场所。许多学者历来慨叹社会经济不同于科学技术，无法建立实验室。但计划经济正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期间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经济实验室。就货币银行领域来说，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经过多年抽象推导出来的模型，在计划经济中则往往是以极为简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尊重计划经济时期创造的理论财富，加以整理并以今天的表达方式予以传播，是经济理论战线的一项应予重视的任务。

在纪念陈云同志百年诞辰的今天，讲一两点感想，极为肤浅，只不过借以表达对先行者追思和景仰之情。

谢谢。

这一段的主要论述有：《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19490808）》、《目前经济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19490815）》、《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19491228）》、《统一财政经济工作（19500303）》、《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19500310）》、《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19500606）》等。

1-1-4 古今中外 含英咀华——金融基础理论建设之路

感谢出席“《黄达书集》出版暨推动金融理论繁荣发展座谈会”的各位领导、各位经济学界、金融学界和金融业界的朋友和来宾！

感谢组织这次座谈会和出版《书集》的中国金融学会、中国金融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党组织分配我从事财经理论教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950年春；登上金融学科的讲坛是始于1950年的秋季学期。55年来，有熏风暖阳，有凄风苦雨，更有今天中华振兴的大好形势。如果说幸运，那就是我一直没有离开金融学科的教学岗位，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财经教学的群体；也应该说一直没有离开中国的经济学界，特别是金融学界；同时，自始至终又一直得到金融部门以及财经各有关部门的支持。没有这样的环境，恐怕也难以把这部《书集》奉献在大家面前。

这部《书集》，包括5本教科书，5本专著，1本译著；教科书和译著都是动员了集体力量；专著也是得到了周围同仁以及教学对象的帮助和启发。这11本书，不仅记述了自己教学研究的历程；同时也刻画了金融学科教师群体建设这一学科的轨迹。而且，由于11本书的写作是一个持续50余年连绵不绝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剖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金融学科教学研究发展脉络以及经验教训的系统资料。

回顾过去，瞻望将来，当前紧迫的课题是：面对飞速发展、时不我待的客观形势，如何推动金融理论建设进一步繁荣、发展。

我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进入教学研究领域的。在多年的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基础理论的学科建设也逐步有些领悟：

首先，金融学科建设需要一个开放的思维框架：马克思当年吸收、凝练一切文化精华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是最为经典的范例。

其次，金融学科建设需要一个批判的思维框架：既应勇于肯定，又应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

同时，金融学科建设又需要一个从不满足于现有认识，更不把自己的现有认识视为绝对真理的框架；只有永葆持续进取，才能为迅速发展、变化万千的生活实际提供理论服务……

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金融理论的繁荣发展是可以作乐观预期的。

只是，对思维框架这样地抽象概括，颇觉佶屈聱牙，有时连自己也难以记准到底应该有几条，怎样表述才最为精准。繁不如简；精准往往让位于模糊。最近，蓦然浮现了这样几个字——“古今中外，含英咀华”。好像它可以把自己所领悟的建设基础理论所应取的思维框架加以概括。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金融理论建设中，拒绝西方，拒绝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成果，同时漠视自己本民族的古代思想，这不符合“古今中外”的精神。

现在，西方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金融知识特别受到重视。搞市场经济并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取得生存空间，那就不能不学习一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的西方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问题是如何学？这就涉及“含英咀华”。道理不复杂：不仅要“含英”的“含”——只有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才能把人家的东西学到手；更需要“咀华”的“咀”——只有吸吮，没有充分的咀嚼，那就会简单照搬而不能消化吸收。但实践起来，好像一百多年始终处于反复之中。现在，受到大家关注的主要是克服完全照搬。但这个倾向的解决，不可能实现于旦夕之间。简单的指责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的是在学科建设上真正培育起我们自己的深厚根基。

至于对华夏的古代文明，改革开放以来，在其他领域，不乏可观的研究成果，而在金融思想方面，相当普遍地并不认为中国古代有多少可“含”之“英”，可“咀”之“华”。这也有客观原因，那就是还没有投入必要的研究力量，也没有多少可以打动今人之心的研究成果。

就基础的金融理论建设来说，也许应该把研究计划经济置诸视野之内。通常，我们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体制。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前，商品交换及其价值规律已经有三四个世纪覆盖了世界的主干经济，并逐步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之上开拓出一片天地的。而且，在以彻底扬弃商品交换及其价值规律为最终目标的计划经济中，事实上不能不存在商品交换，在生产资料领域也一直摆脱不了所谓的“商品外壳”，并且几次企图“取消”货币都次次碰得头破血流。这说明，20世纪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同它自己依以脱胎出来的历史背景——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割断联系；商品、货币及其规律，依然在计划经济中取得了一个特殊的但却是普遍覆盖的存在形态。换个角度说，计划经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市场经济的特殊存在。问题还在于，这个特殊形态还塑造了一个交易参与者极其简化的经济试验场所。许多学者历来慨叹社会经济不同于科学技术，无法建立实验室。但计划经济正是在几十年间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经济实验室。在货币银行领域，市场经济经过多年抽象推导出来的模型，在计划经济中则是以极为简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有“英”，这里有“华”，对于这样的“理论财富”，我们是不是也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金融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任务是艰巨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是辛苦的。但真正投身于这个领域，那就一定能体会其中的乐趣。的确，在“古今中外，含英咀华”的过程中，那种可以令你沉浸于其中的乐趣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

中国金融理论建设的繁荣发展应是确定无疑的；在中国土壤上成长的金融学界必将成为世界金融理论俱乐部中不容被忽视的成员。

谢谢！

1-1-5 培养思考能力

准备讲几个题目：“语言的迷宫”，“多几个视角思考”，“模型与实际”，“跳出《金融学》的‘井底’学《金融学》”……（一）语言的迷宫

语言、文字修养，交往之所必需，需要培育、提高的方面极多。

只从财经科学治学的角度讲一讲——1.学术语言与政策（官方）语言

从财经科学治学的角度看，我们实际使用的语言有两套：（1）“科学的”、“学术的”语言；（2）“生活的”、“政策的”语言。

绝大部分是重叠的，但也有差异——问题就出在差异上。

可举宏观调控为例：半年来，在我们这里，常见这样的提问：“是不是还要继续实行宏观调控？”

对于宏观调控这个词，可以有最“广义的”理解、最“广义的”运用：比如，可以讲中国古代的宏观调控；可以讲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

我们今天讲的宏观调控，如不加注解，就是指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而且是指始于凯恩斯的、以现代宏观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

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宏观调控是治国之所必要（虽然理论上也有反对的）；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执政党派、同一党派的不同时期等等，把宏观调控摆放的位置、强调的程度，会有不同。

至于如何调控，方针多种多样：

正在或将要实施的是“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还是“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或者是“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是“强”扩张、“强”紧缩，还是“弱”扩张、“弱”紧缩；

强调“相机抉择”，还是强调坚持一个“规则”；是强调“快速反应”，还是强调“力求稳妥”……

不论如何，总的来说，并不存在某个国家今天实行宏观调控政策，而明天又不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实例。

然而，在我们这里，却常见这样的提问：“是不是还要继续实行宏观调控？”

如果说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必然的职能，这样的提问就不能成立。因而也常常有“宏观调控不存在何时结束”的常识性说明，如马凯同志的一次讲话。

但终归常见这样的提问！

问题出在：“是不是还要继续实行宏观调控”这句话所要问的并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的宏观政策”，而是要问：“是不是还要继续‘紧缩’的取向？”

至于“宏观调控不可丝毫松懈”的回答，其含义实际是：还要继续“紧缩”的取向。

一问一答，于是，就可推导出这样的等式：调控=紧缩

语文老师不会认为这个等式是规范的。其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中文字义来看，“调控”与“收紧”文意确有相通之处，然而更主要的是政治生活中的习惯做法。

如，积极财政政策，其含义实际是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进而有“积极财政”的说法。但带来的问题是，是否允许有“不积极”的财政？

类似的还有“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指“稳健”的扩张，还是指“稳健”的紧缩？

从语言的严谨性来说，似乎不应该这样。但在生活中，在“圈圈”之内大家却习以为常——上下中外都懂。

应该说，这在政策语言中，难以避免。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曹操大军陈兵江北，压孙权投降。但给孙权的信里却说：“与将军会猎于吴”——一起打猎，何其悠闲、亲切。再如，改革开放之初，财政出现赤字，必须发公债。但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主管财政部期间，确定了不再发行公债的方针。既然有不发公债的方针，现在又不能不发，那就不说发“公债券”，改称发“国库券”。又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我们实际需要把“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迅速调整为扩张的财政政策，但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事前思想准备不足，而且中国人好像不太喜欢“扩张”这个词，于是就出来个“积极”财政。同一期间，货币政策倒是较早从紧缩转向扩张，但也是讨厌“扩张”这个词，曾有过几个表达“不再适度从紧而要适度扩张”这样意思的提法，都不理想，最后落在“稳健”的提法上——“稳健”可以使政策解释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还有，对那时的通货紧缩，我们的官方口径一直不明确已经存在通货紧缩，而只说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其实原因也不复杂。那时，国际上的通俗用法、习惯用法是，物价指数下降了，就说是通货紧缩；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对通货紧缩的标准定义是三个必要条件：物价下降、GDP萎缩、货币供应量缩减。两种解释争论不休。我们那时物价指数是下降了，但GDP还在增长，只不过慢了点。搅到这样的争论中没有必要；提法含混点，无碍于采取正确的应对决策。如此等等，信手可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财经科学治学的要求来说，需要将“科学的”、“学术的”语言与“生活的”、“政策的”的语言作必要的区分：“科学的”、“学术的”，要保持必要的“纯洁性”，不能“投降”；但也不应要求“生活的”、“政策的”都讲“学术腔”；不要以学者自居，要会“解读”——不会解读，是书呆子。2.外文与中文的“等价”互译

就财经学科说，比较突出的语言迷宫还有涉及东西方文化链接方面的问题。

比如，Finance与“金融”的含义是否完全相等？几十年译为“公司财务”的Corporate Finance是否要译成“公司金融”？过去，把Public Finance译为“财政”，没有疑义，现已改译为“公共财政”，是否还应改译为“公共金融”？

比如，Equilibrium我们译为“均衡”而不译为“平衡”；可是物理学界就译为“平衡”……

岂止“东”与“西”，古文与白话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古文“为天下先”，意思是作天下的表率，可是照字面，也可能译为作天下的第一号……3.数学语言和通常的文字表述

在财经学科中，数学语言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有了数学语言和通常的文字表述之间的转换问题。

不能“转换”的不在少数；但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必须掌握转换的本领。

这包括两方面：

文字表述转化为数字（符号）表述；数字（符号）表述转化为文字表述。

完全对等，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的；但要求把基本精神相互转换，并非高不可及。

除去上面举出的三个方面，还有许多其他方面。但总的来说：

第一，要培养走出语言迷宫的能力，要培养自己驾驭语言的能力；

第二，不要随便在学科体系中，增添字面新但实质不新的概念、范畴。

往往政治领导层面有个新说法，就会随之而来出现相应的新概念、新范畴。但这类新概念、新范畴不会有多长的生命周期。而“紧跟照讲”的教师却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二）多几个角度思考

几乎天天、时时会碰到一些判断，令人感到过分简单、过分匆忙；

而且当有人提出质疑时，判断者往往义愤填膺，纵然不把质疑者视若敌人，至少也视为无知、感觉迟钝、缺乏责任感……

激情是必要的，但理论分析、科学观察、大政方针的决策等等，均要求如实地反映生活实际。这里需要的是冷静、全面。

这方面的问题多种多样，一时难于归纳、条理。只好采取想到哪说到哪的办法，说上几条。1.“参照系”

选取参照系，通过比较，得出判断，在评论国情、国力、形势时特别常见。

不同的人对参照系的选择大不一样：

大学生——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30～45岁——80年代；

45～60岁——改革开放前；

我的参照系，如不加思索——旧中国！

比如，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工人下岗、城乡差距拉大，弄不好，就得“造反”。不仅国外，还有国内，都有类似的议论。

但是否是这样？

如果与旧中国比，那时是战乱、饥荒；民有菜色，路有饿殍——是统治者再也无法统治，被统治者再也无法苟活的局面。对于一个旧社会的过来人，今天的形势，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在头脑中合成天下即将大乱的形势；

如果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比，在公众中，普遍的愤懑迷茫、无处倾诉，不可终日的心态，今天也不存在；

如果与90年代中期比，则形势未见严重多少。

作为一般公众，主要凭浏览几个统计数字、凭直接观察、凭历史对比，再加上轻听旁人分析，过分听信舆论，而自己的参照系太少，最后形成过分严峻的形势判断，也不足为奇。其间，青年人居多；但在中老年人中也并不鲜见——本来掌握着较多的参照系，但往往在“冲动”中没有进行足够的全面对比……

当然，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问题不少，的确存在。

对这类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治国者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即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有时，为了振聋发聩，也需要讲得严重点，如贾谊之说汉文帝：“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但无论如何，对于形势的把握，应力求“如实”，过犹不及。要做出较全面的判断，需要有较多的参照系。

没有全面把握参照系的基本特征，也是常见的毛病。

比如，多年来，人们常常忧虑：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陷入日本十几年疲软的境地！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日本有两个联系在一起的特征：十几年的疲软和第二号经济大国。如果只是疲软，当然不好；但经济疲软的经济大国，就我们的经济水平来说，现在还是可望而不可即，那有何值得发愁的呢？2.如此下去如何得了……

这是一句经常听到的“口头禅”。

涉及方方面面：如总体经济形势，如两极分化，如三农，如银行不良债权，如基金黑幕，如外汇储备，等等。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一直处于两种形势判断的夹击之下：

一方面是公众舆论：“如此下去如何得了”；其严重者——崩溃之势即在面前。

另一方面是乐观的估计。按照八九十年代多年以来的说法：“形势大好，问题甚多，前途光明。”

如果回顾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如此下去如何得了”，对照今天的形势，难免有杞人忧天之讥。问题在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民族今天的状态，总的趋势，不会是简单的“照此下去”，而是在“改”。

对于具体的改，一直议论纷纷，或嫌时机没有选准，或嫌要害没有抓住……但总的来看，改了20多年不停步，于是改出了今天的局面。

具体到银行不良债权、基金黑幕、外汇储备等等，往往是基本认识就不准确。

这里有两个问题：（1）论断本身的正确性、准确性；特别是洋人的“理论”要仔细分析，切切不要把任何洋人的舆论都认定是“大学问”，要特别警惕，其间包含有不少偏见和政治图谋……（2）不能简单地使用“如此下去”的外推法！3.“决心不大”的抱怨

涉及面也极大。

——国有经济改革；

——银行“政策性贷款”问题；

——股权分置（一方面，忧虑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被套牢的流通股持有者对于从分置过程中得到“补偿”的期待）……

道理对，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向决策是一回事，要具体付诸实践，则要考虑条件、时机、步骤、利益调整、组织保证等等，绝非简单“下决心”就能解决问题。当然，“决心不大”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这类抱怨却往往出于缺乏在实践中的历练。（三）模型与实际

模型——我们天天面对。

但，什么是模型；模型的设定前提；模型的运用……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1.什么是模型

往往认为，只有代数式、只有解析曲线图才是模型；由此而来的更简单的观念：只有西方经济学里才有模型。

模型也可用文字表述。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斗争构成资本主义社会。

在生活中，更多的模型是存在于头脑之中，在思维、判断中时时起作用。这类模型没有形成文字的表述，更没有解析化、代数化。但决非都属于“鸡毛蒜皮”的小事。2.模型的设定前提应特别注意

前提的重要性（欧几里得几何与非欧几何，其区分就在于一个公设）；

前提有时指明，大多不指明；指明也不一定指得全。

模型，在我们的学科中，有一对前提假设特别重要：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理性人、自利、对自我行为的完全控制；行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非完全理性、非完全自利、自我行为的非完全控制。

但非完全理性并不否定基于理性的模型；非均衡理论并不否定均衡理论……3.模型的形成与运用

模型的形成是一个“复杂→抽象”的过程。

从复杂的经济生活概括出能反映本质联系的模型——抽象而简单的模型——是经济理论的核心任务。

但模型的意义更在于“抽象→复杂”，即从抽象返回复杂——用能够体现本质联系的“简单”模型来剖析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生活，做出判断、提出方针政策，并指导实践。

在“复杂→抽象”的过程中，怕的是做出错误的“抽象”；但更大的问题是产生在后一个“抽象→复杂”的过程：

典型的是以简单的模型塑造实际，那就是要把复杂的实际生活塑造为简单的、理想的乌托邦，换言之，是天真地要把生机盎然的生活“模型化”。

最大的教训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把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极度简化（参与者的简化，行为方式的简化……）。结果是牺牲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生命线——效率。

但是，“以简单的模型塑造实际”的毛病并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理想者的头脑之中，其实也普遍存在于人人的思维之中。认为有了模型，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如关于三权分立、产权论、一股就灵、贬值与升值的种种主张，好像只要照这样的模型做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实，类似的议论往往停留在模型的论证——只有模型而不结合实际，是行不通的。（四）跳出《金融学》的“井底”

这是2004年末给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讲《编书领悟数则》中的一则，颇感重要，也想在这里絮叨几句。1.第一步，跳出金融学的圈圈，进入经济学领域

这一要求无需解释。

2.第二步，跳出经济学圈子，进入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

这涉及观察事物不应只限于用“经济”眼光，而还要用政治眼光、用社会眼光、用历史的眼光。

对金融学科来说，最大的题目就是“市场经济”。人类理想的“解”是否就在市场经济？

苏联开创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成功，于是有了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许多转型经济。这是别无选择的过程。

但这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及其政治、社会的原有矛盾已经解决。

自然不会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也不会因为依然存在还没有解决的矛盾而放弃我们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问题是，对于金融依以存在的这个大背景——充满冲突而又难以绕过的市场经济，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其实，提醒我们的事例俯仰皆是：安然事件，1998年的香港当局入市，“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是否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直至伊拉克战争……

金融，是市场经济最精妙的体现；是国际政治折冲的主要焦点之一。脱离大背景观察金融，则难以深入其实质。

近年来，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以至中国不得不说出“主权”这个词……3.第三步，应进入哲学境界思考问题

有待思考的一些问题，如法与理；经济判断与道德判断；有为与无为……

哲学思考的本质意义，特别在于使人的思考较全面，较深入，较辩证……4.第四步，摆脱经济、政治、哲学的“严肃”面孔

金融教学能否营造多彩而又深沉的文化氛围？

从事金融教学半个多世纪，总感到我们这个领域单调、刻板，缺乏文采，好像专业的文化层次就应如此。

然而回顾我们的历史，的确有愧于古人和先行者。建议大家读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汉书》的《食货志》、《管子》、《盐铁论》……

西方的经典论著，应该也有很美的文化内涵。如《资本论》，如《通论》……

回顾我的前两三代，社会科学者的文采风流多有可称道者。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教学主力，由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对文化的摧残，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氛围，好像只能在单调的文字中讨生活。

并且，还有把枯燥无味的文字与语言规范混同的现象，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对于提高专业水平，人们的思路依次是：学数学、学外语、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就得往后排一排。至于文艺，口头上都说重要，但实际上甚而视为学经济的“负”因素。其实，这方面的作用极其重要，不可以斤斗衡量。在这方面，往往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当然，如何自我培育，恐怕无定规的模式——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1-1-6 是不是可以这样思考

要讲的内容虽非随手捡拾，但也无严格的逻辑条理。看做是交换心得可也。（一）层次

思考是否要有个层次？

问题是有层次的。层次有高、有低，有深、有浅，有古、有今，有实、有虚……讨论问题要分清层次好像理所当然。

然而，人们很容易：

——人家在哪个层次上提出问题，就跟人家在哪个层次上辩论，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自觉；

——总认为自己是在最高、最深的层次上提出并讨论问题的，自我高估从而闭塞进一步提高之路……

例一，现在，效率与公平是作为一对矛盾来讨论的重大政策取向问题，是个热点问题。讲来讲去，好像讲成了经济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无所不适的问题。但如果从社会发展史的层次看，效率属生产力的问题，与公平并不是一对矛盾。（1）以奴隶制为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制度取代了原始公社——以“不公平”的剥削制度取代了无剥削的“公平”制度。这里，效率与公平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2）从改革开放的决策层次看，效率与公平也不是一对矛盾——不得不放弃集中计划体制，不是因为集中计划体制“不公平”，而是因为这种体制缺乏效率，也许可以说是由于平均主义与效率的矛盾。这里，效率与公平也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3）当今，也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在这种体制的范围内，在这样的层次上，效率与公平才构成一对矛盾；是必须经常关注、必须经常大力加以调节的重大政治课题……

但是，不论它在当今如何重大，却不能说成经济学的一般问题。问题是，混淆了层次往往会得出牵强附会的论断：

比如，孔老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从社会安定，从巩固王权的角度论公平，不涉及效率。

再如，说西方经济学是单纯强调效率，社会主义则不能忘掉公平等等，也属牵强附会。依据统计数字，我们的贫富差异甚至大于某些老牌西方国家，那岂不是说人家比我们更加重视公平！

而且，“公平”也要诠释……

例二，近来，关于房地产开发的讨论，展示的画面从泡沫到腐败，从开发商，到业主，到物业之间的种种矛盾，从房地产投资到宏观均衡、到社会稳定……真是处处有问题，使人头晕目眩，不知要对社会经济生活捅出个怎样大的娄子。

如果从“居者有其屋”的历史大话题看，那是世世代代仁人志士的理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改革开放，到“每人有两套房子”的话题，到新世纪之交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好像国情国力和人们的要求，都反映出住宅这个至少上千年的历史大课题正处于全国城乡——特别是城市居民——较为明显地向一个高层次跨越的必然趋势之中。

几亿、十几亿人口居住条件跨上一个新台阶，那不是几年、十几年就能解决的问题，必然影响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如果能够提高到这样的层次去思考，就会有必要的心理准备：在一次大的跃迁之际，发生持续不断的冲撞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具体问题应该具体研究、积极解决。但视野高了，则不会忧心忡忡，杞人忧天；就会乐观地看到问题解决的前景。（二）折冲

要深入利益、实力的相互折冲去思考、分析！

读书读多了，思考问题总是从规律、原则出发；再精细一点，则是建模、计量。

这是读书人的本分，无可指责。但仅仅凭这点本领观察现实生活，做出判断，并发表一通议论，往往散发着书呆子气息，实际也难以深入本质。

这并不是说，不要讲规律，讲原则，不要建模、计量。而是说，与此同时，更要深入地进行对利益折冲、实力折冲的剖析。

利益折冲、实力折冲构成社会前进的实质内容。可以不叫“阶级斗争”，但总有阶层、集团、群体之间的摩擦、碰撞……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只有结合这方面思考，才会获取较全面的认识。

折冲——现在用“博弈”这个词可能更时髦一些。

例一，人民币的升值、减值：

1994年以来的历程，反反复复：始于国外压人民币升值；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先是国外，继而国内，压人民币减值；近些年来，国内外，主要是国外，压人民币升值。

今年7月，人民币升值2%。是计算得那么不多不少吗，时机是那么不早不晚吗？洋人在论证人民币应该升值、减值都那么有学问吗？其实汇率制度问题，从布雷顿森林会议直到今天，是一个谁——包括国际级的大学问家——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怎样解决为好的问题。当然许多人自以为搞清楚了，但别人并不买账。

洋人，特别是议员，向人民币“发难”，根子是利益驱动；“理论”实际是在决策后用来说事的。中国学者倒有人是以理论为依据，但只有理论，就显得乏力。真正的决策，是实力的博弈，而非在于书斋的论辩和计算之中。

例二，股权分置改革：

80年代末，在中国，谁也不知道资本市场将来是个什么状态；但无论如何有了资本市场……

问题之一，带有决定性的，是出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必须解决。

于是有了“股权分置改革”；于是出了个“对价（含权）”问题。

多种多样的对价方案，多种多样的计算公式。到底谁占了便宜？实际算不清楚！方案能否成立，其实是博弈——要看社会“气氛”，看股东大会是否通过。

全流通的大框子是“必须解决”的。至于谁占了便宜，谁得罪了谁，相对于必须解决“分置”，则无关宏旨。（三）从容

保持几分从容，思考才能深入！

经济学家不是新闻记者，不能碰到经济问题就大惊小怪、一惊一乍。

新闻记者需要的是“卖点”，是要聚精会神寻找能够引起惊愕、震撼的报道材料；而经济学家是寻找规律，或者说，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应该用学到的规律知识分析发生的经济现象。

是规律的东西好像不应大惊小怪；真的让你大惊小怪了，那应该是一般规律解释不了的问题。

本来是规律可以解释的，可你却大惊小怪，这说明你没有学到家，没有看到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不太像名实相符的，至少算不上稳重的经济学家。（哦，现在出了个“大”问题——什么是经济学家？可放在“层次”框架内讨论，也可放在其他框架内讨论，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听之任之可也……）

易于一惊一乍的例子甚多：

——两极分化（势所必然，问题是“度”）；

——基金黑幕（本来就是赌场，并非中国独此一家）；

——不良资产（金融是中国的“软肋”?！是否只有“脆弱性”一面?！一个重病缠身的银行体系竟然支持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倒也是令人惊愕的！）；

——贪污腐败（不能只从道德观考察……）；

——银行股份改革，出卖主权，拉丁化……

再一个例子：“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几乎年年听到这样的忧虑。

要是你年年跟着扼腕惊诧，不知所以，忧虑得彻夜不眠，也许早就看不到今天的大好形势了！

就眼前的局面，如果把听到的问题一一联系起来，好像明年就有可能泡沫破灭（有人说，不是“明年”，是“明天”）。

对于媒体的“大惊小怪”不必“大惊小怪”。要是没有了这些“大惊小怪”，我们的传媒事业恐怕就会十分寂寞，舆论也会过分清冷了。“大惊小怪”或许是振聋发聩之所必需。

其实，对于经济学家的“大惊小怪”，同样也无需“大惊小怪”。经济学界也需要“张扬”的经济学家，否则记者就难以找到采访的对象了；说得再“透”一点，也需要“炒作”（美恶不嫌同词，“炒作”绝非总是贬义的）的经济学家；“炒作”的题材中，沙里澄金，也时时有真正值得探讨的课题！

问题是，要是你真心诚意地对经济问题进行科学思考，那就需要保持几分从容。

思考时要有几分从容，才能分辨是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还是假的；面对急风骤雨的舆论，高深莫测的权威，如果保持不了从容的心态，那就是自己使自己丧失信心，纵然你确实是掌握着真知……（四）必然

多思考必然，利于把握方向！

对于学西方经济学，有两种极端对立观点：（1）学西方，学市场经济，学过头了，损害了社会主义，损害了民族……（2）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总是指责没有原原本本、没有百分之百地照着人家（其实主要是美国）的路子办！

前者，口头上也讲应该学习，但时时事事看着不顺眼，是事实上的自我封闭；后者，就实质看，难辞“全盘西化”之咎。

对于这种状态，应多从必然性的角度思考。

这样的争论，从19世纪“西学东渐”开始，时起时伏，直到今天依然牵动着不少人的情感。

过去，常常听到这样模式的宣言：“如何学”的问题到这里已经解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以制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然而，“宣言”并没有能够结束这一双对立观点的存在——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它当作原则问题争论。

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还得向人家学——这是客观必然！

有很长一段，我们是“天朝”，自认为是天下文明的中心和起源地，至少几千年没有受到挑战；其间多次外族侵入，结果都被迅速同化。

当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已经被西方占领后，很长一段，我们全不自觉，甚至接连打败仗，还梦想会把“蛮夷”同化。直到逐步感到自己真正不行时，才痛定思痛，认识到要向人家学。

中间经历一段波折：从学西方到学苏联；应该说学苏联依然是学“外国”。

既然还不得不处于“向人家学”的地位，原来的老问题——“如何学”的问题，在新条件下必然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今天，就总体估价，处在全人类文明发展前沿的依然是人家，不是我们；因而我们还不得不处于“向人家学”的地位，并不断为“如何学”所困扰。

对于“学”，为什么有那么严重的方针、原则问题？

因为这涉及两种文化，两个概念系统的交锋与渗透，而它们的形成是经历以千年计的不同的途径。

两种文化，不能简单“PK”；而是要使它们衔接、融会。但这是一个极难、极难的过程。在日常的生活中，在浅层次的交往中，好像不难；步步深入，阻力就越来越大。

一个“金融”名词，我先后折腾了好几年：2000—2001年间,我几乎用了一年时间来集中理清这个小小的名词概念。问题就出在在中国土壤上发展形成的至少一百多年的观念与九十年代中期从国外商学院带回来的观念发生了冲突。

1950年3月，我们一举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那时中国人既没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帮助，也没有用苏联老大哥“以新币兑旧币”的办法。我没有看到洋人对中国这个事例有深度的总结——他们的笔墨主要是用在分析德国在二战后克服通货膨胀的经验。恐怕，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是极其关键的原因。

深入到哲学领域，问题就更大了：例一，中国有没有哲学；例二，宋元明清，何时开始有启蒙思潮——如西方的文艺复兴——的萌芽？都是国内与国外谈不拢的问题。

我常常感到，两种文化中，思考问题的方法好像不一样，但我总结不出来。

能衔接、融会，又不能彻底衔接、融会，如图所示。于是必然有两个极端：全盘照搬和故步自封。

全盘照搬，就是要把中国彻头彻尾地“美国化”（不是危言耸听；比如，在抗日时期“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之际，就有“日本殖民统治是中国之福”的观念）。如果中华民族真的一直沉沦下去，彻底“外国化”也许可能成为事实。但有几千年文明积淀的华夏子孙，在终于奋起抗争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实在难于想象这样的结局。

虽然不可能“美国化”，但的确存在“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老问题：只知道西方，只知道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教义和模型，却指手画脚，不可一世。即使谦逊恭谨，如不能消化西学并用之于中国实际，也有待提高。

学了点西方经济学，就认为可以指挥经济领域的千军万马，这的确应予引导。但切不可做出他们已经在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判断。历史证明，这样的倾向从未决定性地左右过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今天依然如此。

至于故步自封也同样是一厢情愿。虽然事实上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叫板：“不应该向西方学”，“不应该学西方经济学”。但事实上拒绝“学”的思潮依然存在。为什么？“天朝”观念早已不存在了；也大概不只是为了捍卫民族的荣誉和传统。主要的，恐怕还是意识形态之类。

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共产主义，作最一般的解释，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共同理想，而不单纯是共产党人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信仰变成了客观必然。但要把客观必然变成生活的现实，这需要亿万人、百十代人的实践。“十月革命”是伟大的历史实践。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联共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诠释并不准确，从而导致上世纪80年代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退潮。

但是，当人们仅仅接触过苏联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诠释并一直从内心尊崇它是“绝对真理”时，那就很难接受改革开放的路线。同时，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对西方经济学相当陌生：只是习惯地原则考虑——是“立场”不同的学问，却无从具体分辨其哪些应该吸收，应该如何吸收。于是往往在没有弄清楚科学内容之前就做政治性的判断。当然，这不应认为是严肃的。

西方（美国）的心态：从过去的十字军东征到今天的“十字军东征”，新兴的西方，实际存在着是想鲸吞全球——不仅是土地、人口、自然资源，而且是想基督教义一统天下的思潮。应该承认，今天，他们有所领悟——东方文化不能简单抹杀（如对孔夫子与儒家的研究；对《孙子兵法》与管理的研究……）。但同时应该清醒，他们也还没有从总体上领悟要向东方学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强者地位虽然受到挑战，却依然没有动摇（证明：对中国崛起的强烈逆反心理）。

是否永远不能全然融合？

也许这等同于问：共产主义（大同世）何时能够实现？

人类美好将来的理想，不允许我们作否定的回答。但它将是一个极其长远的过程。

2005年11月11日，有人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教授提问：何时全世界可以行使统一的一种货币？这是“欧元之父”回答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超出了货币领域、经济领域……

面对问题、面对困惑、面对干扰、面对矛盾，多从来龙去脉全面地思考其必然性，那就有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本质：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短暂的，还是持续的，可能涉及的面有多大，可能冲击的力度有多强，进一步将如何发展……

了然于胸，就有可能把握如何对待、如何处理问题的方向！

经常注意如何思考，是自我提高之不可或缺！

1-1-7 要有志气把自己的实践作理论升华

前面几位的讲话已经把“开发性金融体系研究”这项课题的主要问题讲得很清楚了。我只想补充两点由这项研究引发的思考：（1）当今世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变化万端，日新月异——摆在面前的总是新形势。新形势提出解决社会、政治、经济各种矛盾的新要求；解决矛盾的新要求则向金融提出新课题。如政府目标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问题，总体来说，虽然不新，但还是一个处于正在解决过程的全世界难题。因而具有新的、重大意义的课题，包括金融课题，依然不断提出，有待突破。这些新课题，依靠老经验，回答不了；泥守于老观念，只会束手无策。这需要探索，需要新思路，不怕失败和打击，勇于做出新的判断，采取新的行动。就今天的词汇，那就是创新——要有创新的勇气、毅力和高度的责任感。

是否可以这样概括：新形势、新要求、新课题、新思路、新论断、新实践，这是实践和治学持续保持青春、朝气的模式。

创新，如能被证明其真理性，久而久之，就会融入传统和平凡。传统和平凡，凝聚着人类智慧的历史积淀，包含着深邃的、颠簸不破的真理。但需要新一轮、再新一轮的创新来焕发青春、朝气。（2）开发性金融这个课题的研究，反映了实践向理论升华的客观要求。从实践到理论的另一半是从理论到实践。对于后者，特别是如何对待西方理论的问题，近来种种议论，如火如荼。而对待实践向理论的升华，社会上似乎相当漠视。在与中国金融界的几十年的接触中，深深感到广大的金融工作者有很多的创造，有很高的悟性。比如对于金融领域中资金的来源与运用、供给与需求、资产与负债等等之间的关系，许多实际工作者颇能把握住一些中外经济学人往往把握不住的要领。然而，多少年来，我们很少能把自己实践的经验和领悟予以提炼、升华。好像能够创造理论的只是外国人，而我们则只能有引进、消化的份儿。

当然，就目前阶段来说，特别是金融，引进不能不是主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实践，也绝非是外国做法的简单翻版——事实上简单翻版往往行不通。应该说，在中华民族特定的环境下，我们的创造不仅有可能，而且实际已经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做法和经验。可是，如果不能重视对自己实践的理论提炼，至少，就金融领域来说，在世界金融理论论坛上，我们只能永远作二等公民。我想，我们的金融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一定会有结合起来突破这种状态的志气。只要志在进取，在理论升华方面也一定能够做出让世界瞩目的贡献。

祝“开发性金融体系研究”的课题继续深入推进。

1-1-8 就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程同大家交换几点意见

先讲讲关于我“退出江湖”的一点说明。

2000年开始，我多次告知同行：当完成《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的编写后，即将“退出江湖”。2005年，完成了这本教材（包括精编版）的编写。关于进一步的修改，在我们单位，已明确不再由我主持。这本《金融学》，现由沈伟基教授主持修改，沈教授与我合编教材已近20年。

至于有别于这本《金融学》的新的体系的《金融学》或《货币银行学》，今后，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和其他院校的教授，以及在座的各位，都有条件推出……“退出江湖”，也同时是基本不再参加当前的学术活动。其实这是客观的必然。要参加活动，就要把握当前学术和实际的发展动向，这对我来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是说明一点：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师，学院的活动还是力求参加的，如今天与大家的见面，就是学院安排的。

下面，就这门课程与大家交换这样几点意见：

——多少了解一些《货币银行学》的发展史；

——金融、金融理论的重要性并非只有今天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多么重要的“金融”，也离不开实体经济；

——经济学、金融学的教师，作为一个总体，可能算不上顶级的经济学家群体，但教师是传授最基本学问的群体，对教师的最高要求是把基本的学问讲“活”。（一）多少了解一些学科的发展史

对于一门学科，了解其发展全过程，才能了解学科本身的重要性，才能增强学科建设的信心。

2000年，发生了一次《货币银行学》的“危机”，纷纷传说，好像就要被“开除”金融学科领域。不过应该指出，这次“危机”仅发生在中国（有的教师在这期间到国外访问，问及《货币银行学》的命运，人家理解不了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据说理由是：《货币银行学》是经济学宏观分析的一部分，不是《金融学》……

本来，货币银行学与宏观经济学的重复是老问题，但问题是要被“开除”出“金融”学科领域，确实是突如其来，没有思想准备。这就不能不摸摸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

国外，近二三十年，现代《金融学》，英文的名称是Finance，在各大学的商学院迅速发展；同时，在大学，在学界，在政界，对Finance这个词在一定使用范围内的界定有统一的认识，那就是专指“资本市场”及其相关领域（至于在日常生活中，Finance的用法依然极其宽泛）。

随着90年代后期留学学子的归国，Finance专指“资本市场”的用法引进。但要用这样的“界定”来改变中国人对“金融”范畴的实际使用范围，则属书斋性的思考。总的说来，就是不能把外文的Finance与汉字“金融”画上恒等号。

本来《货币银行学》不会挡住现在大家叫得响当当的现代《金融学》发展的路，但现代《金融学》却把《货币银行学》看成拦路虎。面对这样的“形势”，2000—2001年前后大约一年多时间，我再次思考了这样几个问题：（1）中国学术界、业界、政界以及广大群众，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对“金融”的惯用法；（2）国外和国内，《货币银行学》传统的体系和内容；（3）现代《金融学》的发展……

在与兄弟院校金融专业的同行广泛交换意见之后，确定了我们所要编写的新的《货币银行学》，也就是这本《金融学》的体系：宏观金融分析与微观金融分析的统一。这只是再次明确，而非创新，《货币银行学》的体系历来如此！

2003年8月，一本在90年代初作为经济学科专业核心课教材——《货币银行学》的基础上，以新的体系编出的教材出版，并定名为《金融学》。其实，《货币银行学》叫不叫《金融学》，无可无不可。原来，就想同时标出《货币银行学（第三版）》。（二）重视金融，重视金融理论其实并非始于今天，始于当代

现在广泛流行一种认识，好像只有今天，只有近二三十年，才“发现”了金融，才建立了“真正”的金融理论。

其实19世纪，对金融已极其重视，并有重大研究成果：19世纪前半叶英国议会的辩论以及货币理论的发展，直到今天都有指导实践的重大意义；19世纪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述对推动银行理论和推动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重大意义……

再向前推，中国的《管子》、《盐铁论》……都有着丰富而精辟的金融理论。

为什么出现了今天的认识？（1）就中国来说，在大半个世纪的计划体制之下，金融的确是真正没有地位，西方世界金融的发展均属海外奇谈。不止是一代人需要大量补课才能理解现代金融。因而，当自己有所领会并作出论断时，往往认为是“新”的发现。（2）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使得金融理论的探讨局限于均衡理论，而突破口则是金融的微观分析（参阅王传纶教授在《金融博览》杂志上的文章“一般均衡与稳定增长”）。

因而，强调金融学的现代意义，实际上是反映金融微观分析于上世纪下半叶得到极为迅速发展的事实；现在，这样的发展势头依然十分强劲。

但金融的宏观分析也不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如汇率制度……而且，金融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结合更是一个极大的课题。

为什么要强调了解金融学科、金融理论的历史发展？是因为一个教师的理论素养要有深度。有了深度，就能够把握精髓，就能深入浅出地“传道、授业、解惑”。

现在博士论文中有个共同的问题：“填补空白”。真的在科学发展上填补空白，当然功没大焉。但往往是自己没有掌握历史的精神财富，颇有井蛙观天之嫌。（三）多么重要的金融，也离不开实体经济

现在有一种倾向，把金融的运行机制和重大意义讲得人们头晕目眩。但往往容易犯的毛病是，脱离实体经济孤立地进行论证。

比如，人要吃饭，这其实是最大的经济学问题！饭要实实在在的粮食来做。平时人们用钱买粮食；但全中国人的粮食没法用钱来买。设中国的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按人民币2元一斤的价格计算，可买3万亿～4万亿斤粮食，可够中国人吃七八年。但这能够实地运作吗？

再如，股价的高低最终脱离不了企业的实际存在及其经营业绩……人们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而是往往忽略。有时，关心股市只不过是去找“赌”的题材……

但实体经济、经济实力，是忽略不了的。中国要是没有现在的GDP规模，就没有大银行上市的风光，就没有美国国会讨论人民币的币值问题……

在这方面，经常有些似是而非的分析：

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元大幅贬值、股市大跌。曾有一份报纸的标题：一夜之间韩国“穷了一半”！这里把财富与货币，财富与虚拟资本混淆得一塌糊涂……

例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日本与美国不相上下；但看经济实力、看财富，日本较之美国差距明显……

金融危机可怕到什么程度？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上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极其可怕，又不要怕得不得了。1929—1933年的大危机拖得时间长；而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没过多久就过去了，好像也没有伤了多大元气。

讲实体经济，晁错的《贵粟论》仍有其真理意义！

但在实际治学中，不可能无时无刻地联系实际经济。问题是要自觉地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实体经济这个基础。（四）什么叫“活”

基本理论论断，有时极为简单，但其真理性不容置疑。问题是抱着模型生搬硬套必将处处碰壁。

因此，最基本的道理必须讲，问题是要力求讲“活”。

例子随手可得：

——货币供给与物价：中国现在的流动性过多怎么办：为什么出现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多？

——外汇储备与警戒线：怎样让外汇储备减少？要是减少不了，怎么办？

——货币政策：单目标还是双目标，管不管资本市场，格林斯潘与美联储。

——升值与减值：1998年及其以后几年减值主张的尴尬；现在升值的困境……

也要注意，有些真理性的论断是有条件的：

——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

——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

不要叫名家、名著牵着鼻子走（不唯书，不唯人）。不叫名家、名著牵着鼻子走，不等于不尊重名家、名著；是尊重而不迷信。

祝大家教学研究进步有成！

1-1-9 金融杂说

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懂与不懂，都要讲几句金融，才觉得自己赶得上“时尚”。新闻报道中，金融总是占据着抢眼的地位。

金融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非专业人士也不断被卷入金融的洪流。还有所谓的“全民皆股”。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金融问题常常是角力的题材、焦点。如近来美国国会的压人民币升值……（从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专业地位的演变来看：“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全校的专业排序中是倒数第二；现在的录取分数线是不是最高？）

于是，金融专业从不热到最热。家长的期盼，个人的憧憬，均聚焦在金融这个专业。

要弄清专业的选择与不确定性：

在可预见的将来，金融领域无疑仍将吸纳大量人才，但绝非是无限的；而且一个发展变换极为迅速的时代，大学专业的选择不可能一锤定终身。

但无论将来是否从事金融工作，从事金融活动，在当今的时代，都需要对金融问题有相当水平的了解。金融专业研究生的知识素养，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并不为多……（二）什么是金融

一个好像奇怪却实际并不奇怪的问题。

A.任何客观事物的“定义”、“界说”，都是学问中的顶级成果，而且极难有最后的定论。但奉劝大家至少现在乃至十年、二十年之内不要钻这个“牛犄角”。

B.任何客观事物的具体划界、归类也非易事，比如鸭嘴兽。如什么是货币不容易下定义；乃至什么是“房子”也不是容易说清楚的。“金融”这个词并非土生土长。怎样来的，待考。《康熙字典》（完成于康熙55年，即公元1716年）还没有收入这个词汇。总之，应是在对外经济接触中产生的。

不过，在一百多年间，也许更长一点，在中国大地上，人们对“金融”的边界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识：稳定的核心和富于吸纳的弹性。“金融”与Finance，对应而不恒等！

Finance在西方是一个极为古老的词。用法极其广泛。应在学习中了解其不同用法的适用领域。否则，极易引出不必要的混乱。

金融这个中文词组虽然出现于现代，但中国的古代也实际有金融，只是没有演进到现今的发展形态。60年代在《辞海》里出现一个界说：“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指和货币流通与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活动，主要通过银行的各种业务来实现。如货币发行、流通和回笼，存款的吸收和提取，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国内外汇兑的往来，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贴现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活动等，皆属于金融的范畴。”

从上世纪的90年代中，在学界出现了对“金融”的不同用法。一位有名的物理学家，是研究复杂大系统的，他说：小时候（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他家的楼下就是“金融”。他所说的“金融”就是今天的券商。这是狭义的用法——专指有关资本市场的活动。而日常的用法则要宽得多。

要懂得不同的用法，以便展开交流。强求统一是不现实的。

无论如何，金融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最概括地可分为二：

金融的宏观领域：核心是“稳定”（学术的语言是“均衡”），是以稳定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

金融的微观领域：核心是管理，特别是风险管理，以保证微观行为主体在竞争中的存续与发展。

无论是宏观领域还是微观领域，整个金融领域都为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力量，如在座的大家，提供发挥才智、开拓创业的广阔空间。（三）金融到底威风到怎样的程度

金融是核心、是关键：金融形势稳，整个经济就稳；金融的效率高，经济的发展就会既好又快。这样的论断应该说完全正确！但如果脑子全然被这个论断所充斥，而又全然无视金融所依以存在的实体（real）经济,无视金融的稳定和高效是以实体经济运行的均衡为基础，那就称不上懂得金融。

对一个小国，对一个小的地区，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金融上。如新加坡，如我国的香港……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则不行。无论怎样推崇金融，重视金融，也丝毫也不允许片刻把注意力从实体经济领域挪开。

两个例子：

A.粮食：粮食涨价，稳定立即受到威胁……

我们有的是钱，可以买！买粮食养活13亿人口，行得通吗？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靠自己！

B.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当作是震慑美国的利器？

统计学中的“国情国力”，有专门的界定。从一般的财富积累的角度看，中国的财富与美国的财富比差距极大。

人们既推崇金融，又畏惧金融，畏惧飘忽不定而又雷霆万钧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确十分可怕，它打乱了正常的“金融”联系，从而破坏实体经济的运行。但金融危机无论如何来势汹汹，其恢复，也较之建设基础设施和发展生产能力快得多。

金融的确“威风”之至：

人们还在持续不断地激发它的潜能，但不要把它看做无所不能；

也不要被它的难以驯服所吓倒，对于如何驾驭它，人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马克思在19世纪上半叶的研究——《资本论》第3卷第5篇，对金融运行规律，已有极为深刻的阐释。（四）要自觉养成从哲理思考问题的习惯

夏令营的参与者已经是进入“哲理思考”有好几年的人群。

例如，对专业的选择：

选择金融专业，一方面是应下决心探索金融奥秘；同时也应认识到，不要被只有金融专业才是自己唯一出路的想法所束缚。广阔天地，无处不存在施展自己才华的机遇。自己必须“主宰”自己。

例如，对事物的科学界定，要懂得：

明确与模糊，相辅相成。无明确，事物无以定性。1＋1≠2。生活在糊涂之中，人们将无法享受明快晴朗的天空。无模糊，则天地万物都凝固在“明确”之中，事物的转换不存在了，宇宙的绝对寂静也会使人窒息……

例如，对事物重要性的判定：

金融的重要性无从置疑，但因而忘掉吃饭是经济学的第一课题，那就是犯了不能全面看问题的毛病。

金融工作重要，但人世间还有千百种重要工作岗位；把金融工作孤立起来，高处不胜寒，定会一事无成。就立志深入金融殿堂的学子来说，更不要因为自己即将进入这个令人羡慕的领域而不可一世。

祝大家好运！

1-1-10 点评罗纳德·麦金农讲演——人民币会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吗？

然而，麦金农教授的这次讲演，是以俯瞰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的广阔视野，指出了正确认识和破解二战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所形成的世纪性课题之路。是极有见识、极有深度、极有启发意义的讲演；比恭维一句人民币将会如何如何的意义不知要高出多少倍。麦金农教授没有给自己的这篇讲演标出题目，整理讲演的人士，还是给安上了这个与内容不怎么贴切的标题。

重新阅读这篇讲演稿，有几点印象甚深：

其一，关于美元的地位，麦金农教授说了一句极为简短的话：“美元本位是历史偶然造成的，这是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上半句里极其轻灵的一个词——“偶然”，应该解读为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种种历史机缘所形成的合力。下半句是说了一句老老实实的话：事实是必须接受的。的确，如果不做认真分析而谈论什么把美元拉下世界本位币的宝座，那不过是一种意愿。

其二，“高储蓄两难”，这是对于美国与东亚诸国之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之间，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关系状况所做的简明而又颇能说明问题要害的提炼。半年后，他专门出了一本论述这个问题的著述。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储蓄率逐步升高而且持续保持高水平，其中以中国最为突出，与之同时美国却一直保持着极低的——有人分析有时甚至是“负”的——储蓄率。在国际贸易上，东亚有巨额的顺差；美国则是长期的逆差。麦金农教授分析，由于东亚的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份额增长，因而就形成东亚的顺差与美国的逆差直接对应；又由于贸易总量中有一大部分是中国从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然后通过加工出口到美国，于是整个东亚地区相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则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他说：“中国现在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大家都认为中国对其他国家有很大威胁……”

也许在具体分析方面会提出不同的说法，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极高而且持续的高储蓄率同美国持续的极低储蓄率是形成中美之间贸易格局的根源。在上世纪前半叶，美国极富极强，中国积贫积弱，那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中国变化巨大，虽然与美国比富比强还差着一大截，但却成为美国的债主。有人把今天这样的格局概括为“失衡”，那失去的是否是贫富强弱强烈对比的平衡？显然，这是回不去的平衡。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才叫平衡？恐怕应该这样认定：今天的格局正是原有的平衡被突破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平衡。当然，今天的平衡也不会万古长青，并终究又会被更新的平衡所代替。

如果承认这样格局的形成有其必然性，那就应该寻求处理好方方面面利益纠葛的途径和准则——用时髦的词就是力求“双赢”、“多赢”。有的美国人（现在好像有些欧洲人也参加进来了）无视“根源”，不愿正视自己储蓄率极低的事实，一厢情愿地要采用广场会议的故技，压人民币升值。麦金农教授指出了一个事实：“70—9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一系列日元相对美元的升值过程，我们看到最后有什么结果，没有出超的减少，反倒是盈余比当年大很多。”压人民币升值的美国人中不会没有人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而又施压，那无非是另有所图。

其间，也引起我们有些人声讨“高储蓄率”，似乎“高储蓄率”将给，甚至已经给中国造成怎样怎样的祸害，其中也包括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储蓄率过高会带来种种矛盾，这是无疑的。但在观念里，对于高储蓄率在一个奋力发展国家中的关键意义竟然若有似无，则不免令人奇怪。扩大内需，是应有的政策。但扩大内需的有效实施，也不可能——好像也不应该——在一个极短的期间硬生生地把高储蓄率拉下马而实现进出口的“平衡”。

其三，在谈论汇率和进出口问题时，麦金农教授告诫：“对于学经济的学生来说，我认为最重要一点是放弃弹性模型的最基本的假设。”“弹性模型”是经常被引用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用之分析汇率与进出口的关系，简明扼要。但认为直接依据这个模型调整汇率，就能调整进出口并从而调整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基本格局，多少有点蚍蜉撼大树的意味。在经济学界，包括中国的经济学界，不少人对这个模型过分钟爱。不信他们讲的这一套，说你不懂现代西方经济学；现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权威讲了，不知道过分钟爱这个模型者有何想法。

其四，对于当前这种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的格局，麦金农教授主张以保持稳定的汇率机制对应。在论证这个主张时，他运用了相当复杂的分析框架，其中包括汇率、价格、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工资率以及开放程度等诸多变量——对于分析现代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关系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变量。这方面的分析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严肃治学学风。有志于把握其分析思路者，可以循着这次讲演的线索进一步研究。

其五，是他给中国提的两条建议：

一条建议是要守住8.28∶1（这也是那时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建议），同时采用1%、1.5%这样一个具有灵活性的波动区间。讲演是在2004年的5月。但过了一年多，人民币走上升值的路程：从2005年7月22日起到现在的2007年10月，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已突破10%。是不是我们走了另一条路？其实，对于人民币的种种主张不过是两条路：一条是广场会议之路，急剧升值；一条路是顶住有害于世界和有关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压力，稳住币值。我们的稳步升值，实质依然是保持世界汇率稳定大局之路。

再一条建议是中国人应该让美国人知道怎么做，比如让美国放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让美国人、美国官员认识到无限向外国借钱有问题，让美国不要再干预其他国家的汇率，保持汇率的中立，等等。应该感谢麦金农教授支持中国人向美国提要求。中国人也不时在不同场合提出某些方面的要求。但“说服”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他本人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一个事情，准备如何跟美国官员讲？”在美国，大概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1-1-11 回顾1950年之前“货币银行学”学科的发展（初稿）

编写这份材料的任务是“回顾”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的历程，是希望通过回顾，可以帮助从事和有志于从事这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人士，大体了解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并从中导出一些有意义的思路……

为了这样的设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1）请几位硕士生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处查阅了有关这方面的图书，翻拍了封面、序言、目录、版权页；（2）请宋玮老师在美国的图书馆翻拍了十几本英文的有关著述。材料颇多遗漏，有待补充。现在暂按已有的材料做初步的整理。概述“货币银行学”，是大专院校的一门课程。其开设，约有一百年；今天看来，依然会继续存在和发展。

在西方，在这门课程发展的不同阶段，有3个代表性的名称：Money and Banking；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The Economics of Money,Banking,and Financial Markets。实际上还有多种不同的称谓。如在Money and Banking阶段，有Money, Debt and Economic Activity；Money, Credit and Finance；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等。

在中国，“货币银行学”学科，或者说“货币银行学”课程，是“舶来品”，是对应西方的Money and Banking翻译而来的。引进的时间应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直到今天，在我们这里，这门不断发展着的学科，依然习惯概称为“货币银行学”。以“金融学”的命名代替传统“货币银行学”命名的，上个世纪30年代末，在中国就曾有人采用，如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出版的黄曦峰所著《金融论》；改革开放后间有采用，如王松奇编著的《金融学》；本世纪初黄达主编的《金融学》是最近的一本。

在上世纪，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的时候，苏联相应的课程和教材由两部分组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与“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我国在1950年后“学苏联”的阶段，大专院校相应开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与“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两门课。50年代末，在“大跃进”和“解放思想”的鼓励下，开始有把两门课并为一门课并命名为“货币信用学”的试验——体系基本与“货币银行学”相对应。但推进的阻力极大。改革开放，西方货币银行学的教材（以及西方经济学等相关著述）迅速引进并很快有译本公开出版。一些高校，立足于中国实际，总结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并积极吸收消化西方的货币银行学，来开拓中国货币银行学的学科建设。直到8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经历了第一个十年之后，把货币银行学分成“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门课的历史才告结束。

那么，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货币银行学的教程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不外是两条路：

一是把西方现成的货币银行学教材直接引进。8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翻译西方流行的货币银行学教材，学生可自由阅读。近30年来，这方面有两本翻译教材具有代表性：一本是80年代初期译出的L. V. Chandler和S. M. Goldfeld的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译名是《货币银行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教研室译；另一本是Frederic S. Mishkin的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and Financial Market，译本不止一个，译名或是《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学》，或是《货币金融学》。至于直接使用原版教材，在1985—1995年间，由国家教委和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的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其一年制的西方经济学培训班上就采用了Bruce R. Dalgaard的Mone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Activity和Frederic S. Mishkin 的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在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的教学中直接用外文原版作为正式教本，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

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上，由中国人自己书写货币银行学教材。国家教委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编写财经专业10门核心课教材——其中包括货币银行学——的任务，或许可以看做是一个重要标志。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教师投标，取得了承担书写《货币银行学》的任务并于1992年出版。与之先后，其他院校也开始了类似的写作。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货币银行学在中国的建设，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们习惯从立足点向前看。即使是讲授货币银行学的教师，甚至对刚刚过去十几年前的货币银行学状况也较少做认真的考察。重在瞻前，无疑是对的；但必要的回顾也是学科建设之不可或缺。现在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回顾1950年之前，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货币银行学”学科的发展历程。至于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后和改革开放之后这两个阶段，有待来日，另作安排。货币银行学是由货币学和银行学合并而成

在西方，在19世纪，已有货币学和银行学两门课程。上世纪早期留学欧美的学子，在归国后的著述中多次提到这两门课分设的情况。如留英人士崔晓岑在其所著《币制与银行》（1936年出版）的卷首语中，就有“Money and Banking本为两个课程”等语。

进入上世纪，出现了将这两门课并为一门课和两种教材并为一本教本的过程。

货币与银行应该说存在天然的联系。可能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在上上世纪，对货币的研究重点在币值、币制，理论性较强；对银行的研究好像重点在于归纳业务、经营的已有做法和经验，“学理”的探讨较为浅薄。

由于两者的联系不仅越来越紧密，而且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合在一起讲授无疑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合理做法。至于一百年前，在这一领域中的具体思路变化则难以详知。抽象地推论，银行券的广泛流通好像应该成为推动合并讲授的契机，但并没有成为事实。促使将它们合并讲授的，对“存款通货”的认定或许有关键的意义。比如，1945年在重庆初版的赵兰坪所著《货币与银行》，其自序中说：“……在通货数量之中，存款通货之地位已随信用制度的发达而提高。故欲管理通货，又需致力于存款通货的管理。而创造存款通货者为银行。……是以银行与货币，实有联系研究之必要。”

对存款通货的认定，也就是把可用于转账的存款视为与铸币、兑换券是同类的“货币”，而不是仅仅把这类存款的转账视为“货币的节约”，好像转变是在20世纪初。1904年，有一本David Kinley著的Money,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在这本书的目录中已见“存款通货”一节，列于“信用与物价”一章之中。日本学者高垣寅次郎所著的《银行论》（约在1930年），其序文中有“……力称来自商业银行放款之转账存款，为极有意义的创造资金手段，尤为佐野先生之卓见；今且成为不灭之真理矣”等语。从相关序文可知，佐野先生强调的这个见解至少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或更早。纵然他们都还没有把“存款通货”或“转账存款”直接纳入货币量之中，但已标示着这样的进展将日益成为经济常识。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几本货币银行学教材

现在，在图书馆查出的最早一本由中国人写的《货币银行学》，是1930年由黎明书局发行的。作者朱彬元，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曾任银行经理，并先后任教于清华、燕京、中央三校；成书之际，从政于南京立法院。在这本教材的自序中，说明编写的主要依据是David Kinley的《货币论》（上面提到，原著1904年出版；1924年有徐宝璜、王怡柯两个译本）、陈家瓒的《银行原论》（1923年初版）和吴士瑜的《银行学》（1926年）。成书的两个来源——货币学和银行学——显然可见。

这本书在当时极受重视。封面是由胡汉民题字；写序的有邵元冲、马寅初、刘大钧、陈行、朱成章、陈郁、胡祖同、陈长衡等当时的名人。

第一，这是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教材？在作者1930年6月的《自叙》中有“是编之作始于民国十二年”的说明，即开始写作时间是1923年，但没有说自己的著述是否是第一本。不过邵序讲：“研究货币的货币论，研究银行的银行论，本该编在一起”；合在一起的著述“尚不多见”，本书“可补一下缺欠”。马序有“……关于银行学及货币学之单行本，流传市井者尚少，其能以货币与银行汇于一集，便于研究者更不多见，有之自朱君始乎？”至少，进入他们视野并引起重视的，这是最早的一本。

第二，在作者《自叙》中提到，开始写作这本教材时，“嗣任清华大学货币银行学讲席”，说明清华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已开设货币银行学课程。从马寅初的序则可看出，当时各大学已有货币银行学“学程”的开设。这就是说，到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

西方把“货币学”与“银行学”合并为“货币银行学”，具体始于何年何月，有待进一步查证。据手头材料整理：

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译著《经济学各论》。原著者是日本人盐谷廉和坂口直马，译述者是王我臧。内容为：第一编货币论，第二编银行论，第三编外国贸易论，第四编外国汇兑论。日本人把“货币论”和“银行论”放在一起，可以推论，西方人已经这样做了，即要早于1910年。但作为经济学的“各论”把“货币论”和“银行论”放在一起，还不是标准的货币银行学。

1904年出版的Money,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在其作者David Kinley的序文中提到，之前已有Money and Banking的书籍问世。有待查阅。

1914年，作者为J. T. Holdsworth的《货币银行学》（Money and Banking）在美国出版。1934年由张伯箴据1931年第五版翻译，世界书局发行。全书侧重于银行制度和业务的陈述，“学理”的讲述分量极少。不太“够”一本“学”的教科书。

1927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的一本《货币银行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作者为R. D. Kilborne，这应是较早的货币银行学教本之一。1938年，方铭竹、王清彬的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中译本有周作仁和马寅初的序，均强调货币与银行的紧密联系及其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从美国图书馆翻拍了一本Money and Banking，作者是Frederick A. Bradford, PH.D，其1935年第二版的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本书是作者的《货币学》（Money）和《银行学》（Banking）二者整合并成为一卷本的修订版。”这句话说明把“货币学”与“银行学”合并为“货币银行学”的过程在上世纪30年代仍在进行。

继1930年朱彬元的《货币银行学》之后，在中国，有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货币银行学》，作者陈振骅；有1936年由开明、生活等书店经售的《币制与银行》，作者崔晓岑。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两本受到重视的教材；后来好多本有关货币银行著述所开列的参考书目中，都列入了这两本书。两本书的结构同型，均由两部分构成：或第一编是货币，第二编是银行，或上篇是货币论，下篇是银行论。

在30年代末，还有一本署名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金融论》，作者黄曦峰。也是上编货币论、下编银行论。只是取名“金融论”，较为独特。不过1934年马寅初为《货币银行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的中译本作序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货币与银行构成金融之二大要素”。当时其他一些书序中也往往可以看到以“金融”概指“货币”与“银行”的语句。看来取名“金融”之“论”，在中国，也非随意。

在1930年和1931年之交，有一本《杨著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作为大学丛书出版，作者杨荫溥。这本书是教材，更是专著，是有关中国金融市场最有权威性的著作。全书近六百页，一般的理论说明加上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概述不过二十几页，其余都是对中国金融市场分门别类的讲述。看似具体，但建立一个描述体系的本身却是以经济理论的功底为基础的。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本书是“为研究本国金融变动情状之结果。故本书之成，实祗可视为溥个人准备研究经济学原理过程中之初期附产品……”

抗战中间有两本代表性著作：其一是杨端六著的《货币与银行》，1941年于香港初版，1942年在重庆重版，1946年商务印书馆于上海印行。序文极有深度，今日读之，也多中肯之言；附有详细参考书目，有参考价值。其二就是在上一节提到过的赵兰坪所著《货币与银行》，天地出版社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

二战后西方的有关教科书，翻拍了两本：

一本是1947年出版，以后直至60年代多次再版的Money and Banking。作者是Notre Dame大学的Raymond P.Kent。属20世纪中期标准的《货币银行学》教本，“主要面向大学本科、专科的学生”。

另一本是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lbert Gailord Hart著的Money, Debt and Economic Activity。这本书，作者是作为“货币学”课程的教材来写的。但就其内容看，全然可以作为货币银行学的教本。实际上，在本书“前言”的行文里，“money”和“money and banking”好像颇难区分。从简单的相加到融会为一体从微观分析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结合

最初的货币银行学著述明显有货币学和银行学两部分简单相加的特征：无论中西，最初的货币银行学都是：前半货币，后半银行。货币部分除货币的产生和职能外，主要讲币值与币制；银行部分主要讲银行业务经营。而且，不论是对货币还是对银行，都是用微观分析方法进行剖析研究。

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有一个重大的推进，那就是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和对宏观调控的研究迅速形成体系。反映在货币银行学领域，一方面是重视了对货币与银行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同时更是重视了对货币、银行两者与经济生活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而在对货币、银行两者与经济生活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中，突破了微观分析的一统天下，宏观分析越来越成为这一学科的重要的，乃至具有统帅意义的内容。

如上节提到的1927年Kilborne的《货币银行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在中译本周作仁的序中特别指出，这本书不同于同类书的特点是，“著者对于货币银行系就其与经济组织全体之关系加以研究，注重阐明其原理与精义”；同时指出，“许多教本将货币与银行截然分为两部分说明”，而这本书“以价格制度为中心，一方阐明货币与银行之关系，他一方又论述货币银行与各种价格之关系”，所以具有统一之性质。在原著初版序中强调的也正是：“一方面是货币与银行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货币银行与各种价格的关系。各种价格是促进和统制经济活动的针眼……”是否可以这样说，从这里可以看出今日货币银行学设计思路之由来。

上节提到的1935年作者为Frederick A.Bradford的Money and Banking，其目录平列40章，有关货币的章节和有关银行的章节反复交叉，而且设有“货币政策与商业周期”、“联邦储备系统下对信用的控制”、“未来对信用控制的可能性”等章节。

有一本1937年出版的Money, Credit and Finance，作者是George Francis Luthringer、James Gerald Smith和Denzel Cecil Cline。标题有个“Credit”，不仅是表示重视货币问题中的信用因素，而且反映着这样的观点：“……通过对货币、信贷、银行与财政的讨论，得出现代经济体系在本质上是信用经济的结论。”标题中的Finance指的是Public Finance，把财政与货币、银行放在一本书里讲述，也是这种趋向的一个表现。

上面提到的1948年Albert Gailord Hart所著Money, Debt and Economic Activity，书名加上Economic Activity，强调了紧密联系的货币与银行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从目录看，内容相当丰富。在本文“概述”一节曾经提到的1987年Bruce R. Dalgaard的Mone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Activity一书，仍然保持着这样的题名特点。

上节提到的Raymond P. Kent的Money and Banking，作者在其第四版的前言中强调了他的一贯思路，这包括：“试图在货币银行理论的探讨和货币财政政策的讨论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包括：一贯期望学生能够对这样四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即“选择和维持给定货币本位制之深远影响，商业银行作为我们主要的货币创造机构所具有的非同寻常重要性，联邦储备当局在控制流通中货币总量上的能力和职责，以及联邦政府的财政调控对经济发展所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体现着这样的思路，其结构或许是“标准”的：第一部分货币，第二部分商业银行结构，第三部分商业银行营运，第四部分美国的中央银行，第五部分货币理论，第六部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第七部分国际收支，第八部分其他金融机构。无论是表达的指导思想还是章节结构的安排，都可以理解为寻求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结合。

在中国人的著述中，1941年出版并数次再版的杨端六著的《货币与银行》，其章节结构是简明的：总论、第一篇货币制度、第二篇信用制度、第三篇货币理论、第四篇货币银行政策。这样的章节结构，反映着当时货币银行学教材演变的趋向。

当货币银行学在综合货币学和银行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学科并获得独立发展之后，货币学与银行学依然分别以独立的学科继续发展。而且，这三门学科是沿着西方经济学总体发展方向共同发展并相互推动的；或许更应该说，货币学与银行学的发展，不断推动着货币银行学的提高。因而，回顾货币银行学的发展历程，也需分别回顾货币学和银行学的发展历程。货币学从货币价值的研究转向货币经济的研究

货币学应是古老的科学，以“货币”为对象，专注于理论的研究。研究货币不能不联系信用与银行，因而名为货币学的学科也大都会讲述信用与银行。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货币学与银行学并为货币银行学一门学科；而与之同时，“Money”——货币学并未失去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依然沿着理论探索的路子继续发展，并形成“Monetary Economics”——货币经济学。

1947年，作为国立复旦大学丛书之一出版的《现代货币学》，在作者樊弘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货币理论的研究大约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时期：（一）货币价值研究时期，（二）货币经济研究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内，货币学只研究货币价值的意义和货币价值的决定。在第二个时期里，货币学不仅研究货币价值的问题，而且要往前大大地踏进一步，着重研究社会经济的整个投资，储蓄与所得的动态的关系……”对于《现代货币学》这本书，作者自己介绍，在全书八章中，前三章是讲货币价值，后五章是讲“整个的货币经济的动态的关系”。这样的表述是否精确，当可推敲，但作为梳理发展脉络，提炼简单明了，对我们考察货币学的发展还是颇有帮助的。

有一本1884年的Investigations in Currency and Finance，作者是W. Stanley Jevons。主要思路是考察金的价值波动和理想的完美通货制度。对应着“Investigations”，有18种统计图表。讨论贵金属流通下的币值和稳定币值的理想币制的指导思路，反映着当时货币学的基本趋向。不过，这本书的本身不是教材。此外，本书用的是Currency而不是Money，其他书有的也是这样的用法，可能反映当时对Currency和Money的用法与现在较为定型的用法不尽相同。

还有一本Science of Money，作者Alexander Del Mar M.E.，修订的第二版是1896年发行的。内容是对货币这个范畴，以及价值、价格、币制等的各个侧面作思辨式的理论剖析，反映着那个历史时期有关币制争论的背景。书中包含大量经济史的问题，乃至词语内涵的演变。比如，这样的讨论——“‘货币’这个字的起源——涉及纪元前273年前的任何时期使用这个词都是时代的错误——货币，或者说钱币（nomisma），起初意味着所有数量（numbers）的货币……在帝国和中世纪，货币是指一个或多个硬币（coins）……”，在其他货币学的著述中是极其罕见的。与上一本同样，它是反映着当时货币学基本趋向的专著，但不是教材。

在中国，流行的一本美国教材，是上面已经两次提到过的1904年David Kinley著的Money,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全书从“交换媒介”出发，分别讨论了货币——与贵金属连在一起的货币——的价值；信用与物价；不兑换纸币；可兑换纸币；货币制度与种种本位的设想，等等。应该是当时“货币学”的标准样板。中国有两个译本，都是1924年出版的。一本的译者是徐宝璜，北京大学印刷；一本实际属于编译，编译者是王怡柯，商务印书馆发行。

1905年，德国人Georg Friedrich Knapp写了一本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1924年出版了英文译版。据说这是一本颇为有名的著述。对于自己的State Theory的理论观点，作者的解释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不是强制使之普遍接受，而是被public pay office认可的东西；并且本位不是选择金属的任何性质，而是选定影响与重要商业邻国的交易的深思熟虑的目的。”其思考范围依然是贵金属流通下的币值和币制。

1919年，作者为R. G. Hawtreyd的Currency and Credit出版。1930年出了第三版的新版，有很大的修订，但在其新版前言中明确：“主要的论点和方法并没有改变”。这就是说，应与David Kinley的货币学归入一个阶段。本书框架属于教材类型。

1922年，Cambridge Economic Handbook中有一个选题——Money，作者是D.H.Robertson。曾多次重印、再版。在1948年美国重印版的目录中可以看出，包括二战中的许多货币问题在书中均有反映，说明作者在修订、补充。但全书骨架的核心还是币值和币制。作者在1946年第四版序中说：“1947年后的读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正在做什么。在前八章，他将以1928年的视角来看待1928年的世界。……在第十章，我选取了在1947年5月在广播谈话中的部分内容……”但是无论如何，这本著述是在当时西方经济学跨越发展的中心由一位中心人物写出的，其指导思路和观点——经济学治学的指导思路和观点——应该反映着货币学推进的一个新的阶梯。

也是上世纪20年代初初版的一本Money，作者是William Trufant Foster和Waddill Catchings。从1930年第六次印刷的第三版的目录看，内容极具特色：重点不在币值，币制更是一点也未提及，而是在于货币的环流（the circuit flow of money）。作者是把问题追溯到存在货币的经济与实物经济有何本质区别的基本点，来探讨“相对于由可用的人力、机器、原料和货币所决定的生产力，生产却不能提供舒适的生活所需的产品”的原因。这的确是最彻底地从货币与经济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建设“货币经济学”的努力。不过，好像这本书的框架并没有成为后来货币经济学建设的规范。

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在其编辑的丛书中翻译了一本于1935年出版的《货币与经济体系》，原著者伯恩斯坦，译者刘镇泉。译本1948年出版。作者主张“管制的货币制度”，认为一种具有创造购买力及消灭购买力的货币制度，是现代政府极其重要的手段。这与摆脱不了金本位的思路显然有别。

1940年初版，作者为Geffrey Crowther的An Outline of Money，从其1948年修订版的目录来看，重点已转向“货币经济”。全书十章，除一般的货币理论，有一章讲银行的货币创造，有一章讲储蓄、投资和商业周期，有一章讲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有一章讲国际收支和国际均衡。仍然有一章金本位，但作者本人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这一章“大部分是历史内容，仅仅需要在尾部作大量修改，并在结尾增加了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容”。更可以说明这本书的指导思想是在前言中所明确表示的对J.M.凯恩斯和剑桥学派D.H.罗宾逊的衷心景仰。

在中国，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有几本中国人编写的货币学。如1917年林传甲编辑的《实验货币学》，1920年费保彦、郁嶷编的《货币纲要》，1923年王效文编的《货币论》，1930年叶作舟、郭真编的《货币新论》。这几本书均为编辑外国有关著述而成，内容有的颇为简略。

在这期间，大学的讲台上主要采用外文原版教材及其译本，如上面提到的David Kinley的Money,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及其1924年出版的两本译本。

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抗战初，有三个大的经济动向推动着中国货币学的研究。最直接的是中国的白银流通已难以为继。与之同时，一是世界全面的放弃金本位；二是苏联的理论建设，经过“十月革命”后的十几年，对世界的影响迅速扩大，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灾难深重的国度。

规范的货币学教材有1936年出版的赵兰坪的《货币学》。这是作为大学用书编写的，篇幅颇大。分前后两篇：前篇讲一般货币理论，后篇讲币制。作者自序中说：“本书即据欧战以后，各国通货物价汇价之变化，以及最近数年，各国货币贬值政策与汇兑贬值政策之因果为背景，证明旧货币学理之失效，新货币学理，为世界各国货币政策之理论依据。”同年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刘觉民的《货币学》，也属于这一类。横排本，篇幅较小。作者序中引用了凯恩斯的一段话：“货币原理并不是可以随时应用到实际政策上的确切不移的结论，而却祗是一种思考或分析经济现象的工具、方法和技术。”又说，“……我们的研究态度就绝对的不应为一家之言所囿，我们必须博采群言……”这两篇自序都反映了时代的背景。

当时内容比较简略的货币学教材，先后还有多本。有一本侧重理论学说的教材：戴霭庐编译的《最近货币金融学说》（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丛书），1932年初版。

翻译的教材主要是来源于日本。其中有桥爪明男的《货币论》，译者顾高杨，民智书局1934年初版；牧野辉智的《最新货币学原理》，原书名为《货币学之实证的研究》，译者李荫南，黎明书局1935年初版；荒木光太郎的《货币与物价》，译者马咸，正中书局1937年初版，译者指出，该书属奥国学派的观点。从西方翻译的主要有一本，Edwin Cannan于1931年出版的Modern Currency and Regulation of Its Value。这是一本世界名著，译者徐渭津，译名为《货币与其价值》，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这期间，中国的币制问题是经济生活中的焦点，文章极多，但成书者不多。在20年代末，国际银价下泄，极大地冲击中国的货币流通。1928年，金国宝著的《中国币制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永铭、马寅初为之序。钱序论中国自古以来有币而无制，及当时统一币制之必要；马序则集中提出银价狂泻对中国的重大冲击。30年代中期，有几本值得注视的书籍。一是Edwin Walter Kemmerer的Money，译者顾绥禄、张心源、赵锡鳞，译本题名为《凯末尔货币论》，1934年由译者自己发行，孔祥熙为之题写书名。这是一本论证美国币制的文集，其所以翻译，无疑反映了中国币制改革之至为迫切。同时，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也有译本，译者岑德彰，书名即译为《货币论》。1934年有一本张家骧著的《中国之币制》，商务印书馆是作为商学小丛书出版的，但该作者的《中华币制史》是这本书的基础。最有特点的是1936年蒋廷黼的《纸币概论》，中华书局出版。其形式是教材，但就其出版时机来说，则实为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作理论论证。为之写序的有钱永铭、吴蕴斋、秦汾、钟锷、金国宝、潘文安等名流，说明所受到的重视。

在这期间，有几本货币学的译本，表明在这个学术领域中苏联的影响在迅速扩展。一是《金之经济学》，日本猪俣津南雄著，汪耀三译。原版1932年出版；译本1935年由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印刷。有李达的序，序文中指明，其前半部分是根据《资本论》写的。二是宫田保郎的《货币的实际知识》（原著再版时更名为《货币经济学》），译者赵乐人，1937年出版。从作者和译者的序文——译者的序文可视为导论——可以看出，所持的治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本是英国人L. E. Hubbard于1936年写的《苏联之货币与金融》（Soviet Money and Finance），译者是万鸿开、李竹溪，译本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原著序可以了解：这本书反映的是一个持客观态度观察苏维埃问题的英国人的观点。

有一本“手册”之类的著作值得提及，即Edward Kann的《中国货币论》。这是外国人讲中国事情的著作，但讲中国的金、银、铜，内容非常丰富、详尽，极有参考价值。蔡受百译，1929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在40年代，也就是经受了二战和抗战的洗礼，货币学出现了新的面貌。

上面提到的1940年初版的An Outline of Money，其重点已转向“货币经济”。可惜未见中文译本。1946年，有一本Arthur D. Gdyer的Monetary Policy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由李炳焕翻译，书名直译为《货币政策与经济稳定》，商务印书馆发行。

在此期间，中国人写了几本货币学教材。除上面提到的樊弘所著《现代货币学》外，1944年赵兰坪的《通货外汇与物价》，从章节目录看，是一本有特色、有分量的教材（发行人是赵兰坪自己，邮购处为黎明书局）。1948年初版的王传曾所著《现代货币原理》也是作为大学教材写作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发行。这两本，反映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但从目录看，好像不够充分。1944年藤茂桐编著的《货币新论》由正中书局出版，属篇幅较短的通俗著作，但确是环绕着货币与经济的主题来讨论的。其他有1943年陈绍武的《货币学》，立信商业丛书；有1946年朱通九、徐日洪编著的《货币学》，是“遵照部颁课程标准”为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编的教材。两书内容均较简略。

马寅初的《通货新论》，于1944年初版，商务印书馆发行，后多次再版。讨论的主题是战后如何建立稳定的币制，应属专著。在自序中，开宗明义指出：“中国战后经济问题之解决，必自解决通货问题始……”而写作的目标，“在将第一次大战后所发明的各种新学说，凡可为中国将来整理通货之理论的依据，与大战后各国整理通货之种种方法与步骤，凡可为中国整理通货之经验的根据者，著为专书……”本书涉及面较广，注重理论深度，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货币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40年代的后期，接近新中国成立的前两三年，反映着世界上两个阵营的形成和国内政治形势的迅速变换，出版了几本吸收苏联学界成果而写成的货币学。如1947年出版的杨培新所著《新货币学》，致用书店出版；同年出版的彭迪先所著《新货币学讲话》，生活书店编入其“青年自学丛书”中发行。银行学的发展途径——重视联系货币问题的理论探讨中央银行学的确立

银行学，是以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体系为研究对象。其早期，主要是具体讲述银行的各项业务及其操作手续，讲述具体的经营管理，讲述银行制度——银行体系由哪些种银行所构成，等等。也讲讲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为什么要存在以及它们在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但均比较简单。进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银行学建设的发展趋向是开始重视理论的探讨，特别是重视联系货币问题的理论探讨，而不单纯作业务、运营及制度的具体介绍。至于上世纪后期，对于金融中介理论不断深入的阐释，经营中风险管理的理论开拓和实践，从金融功能视角的论证，以及有关日益规范的、覆盖国内和国际银行业的金融监管的理论等等，则属于银行学建设的更高的阶段。

关于西方早期的银行学著述，没有在国外图书馆查阅。仅就国内图书馆查阅的有关著述和译本作初步整理。

早期的一本有关银行学的译本，是《银行学原理》（Theory of Banking）。原著者为C. F. Dunbar，译者为王建祖、吴宗熹，商务印书馆发行。初版是1911年，多次再版。我们查阅到的是1935年的再版本。初版有管象颐于1910年写的序，七版有蔡元培于1919年写的序。在这本书之后的1913年，有一本由罗发森根据“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教头法学博士佐野善作”的讲授而编译的《银行论》，日本东京印刷，运回国内销售。还有一本《银行实务》，是彭兆璜主要据日本水岛铁也的《银行及外国为替》译编的，出版时间也是1913年。这本书的银行业务名词直接引用日文汉字如“为替（汇兑）”、“手形（票据）”、“割引（贴现）”之类，反映着早期翻译日本文献的特点。

国人最早的著述是1910年由谢霖、李澂合著的《银行制度论》与《银行经营论》两本。前者有清室大员赵尔巽的《叙》，后者有张骞的《序》。一《叙》一《序》，均有值得参考的内容。这两本书有教材的框架，但从目录看，内容颇为浅显，恐反映不出当时西方相应教材的水平。

上世纪一十年代末至抗战刚刚开始的三十年代末，是银行学在中国迅速传播时期。

在此期间，主要有三本重要翻译教材：

其中有两本是译自日本的教材：一是堀江归一的《银行信用论》，初版1913年，并数次改版。译者陈震异，据1918年版翻译，1923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有马寅初、张嘉璈的序。这本书，是讲述“存款银行”，但也有相当部分讲述发行银行。另一本是高垣寅次郎的《银行论》，1930年出版，译者顾高扬、宋家修，上海民智书局发行。从目录上看，如“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证券制度发达之金融上的意义”，“资金之创造”，“转账存款之创设”等等，说明这本书重视理论的诠释，并且视野超出“银行”之外。反映着银行学在当时的发展动向。

三本中的另一本是Chester Arthur Philips的《银行信用论》（Bank Credit：A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and Factors Underlying Advances Made by Bankers to Borrowers），张先德译，商务印书馆发行。这本书的上篇是“银行信用数量的讨论”，原著者序有“说明银行现金何以几倍成为放款与存款之基础”等语。如果说，早期的银行学是以货币的存在为研究前提，那么这本书则反映了一个推进的阶段：把银行问题与货币问题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

后来，在1945年，汪祥春、钱荣堃合译的《银行学新论》，由正中书局出版。但原著是于1937年出版的，应属二战前的著述。译序指出，这本书的特点是与货币理论密切联系的银行学。也就是说，其趋向与上一本《银行信用论》是相同的。原著者R. S. Sayers，原书名Modern Banking。

也就是在此期间，中国人写的银行学著述甚多。

也许先要提到大约在1919年出版的一本《中华银行史》。这是了解中国银行事业发展的一本重要参考书。作者周葆銮，当时名人吴乃琛、张大猷、王世澄、李景铭为之作序。此前，1905年有一本《大清银行始末记》，“大清银行总清理处”编。属官方文档，有史料价值。

大量的是教材性质的著述。

1919年初版并多次再版的《银行新论》，作者汪廷襄，商务印书馆发行。有上述《银行制度论》与《银行经营论》的作者谢霖写的序。序中有关于中国银行发展初期的分析，言简意赅，有史料价值。

1923年初版并多次再版的《银行原论》，作者陈家瓒，群益书社发行。主要是讲述银行各项业务，内容十分详尽。

也是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银行服务论》，编译者谢菊曾，在自序中说明，主要依据的是Harold E. Evans的Talks on Banking to Banking Clerks一书。读者对象是银行业者。

1924年初版并多次再版的《银行学》，作者陈其鹿，商务印书馆发行。属高级商业学校教科书，内容是业务、运营及银行制度介绍。

1926年由晨报社发行的《银行学》，吴士瑜作。马寅初以老师身份为之序，肯定作者关于“论钞票与纸币之区别”的观点并论及当时中国商业银行分散发钞之混乱。该书讲述范围未超出当时相关著述，内容也简略。

1929年初版的《最新银行论》，作者徐钓溪，中华书局发行；1933年该作者又由世界书局出版了《银行概论》。内容均简略。

1929年，马寅初的《中华银行论》，作者起的英文名是A Study of Chinese Banking，作为“中国经济学社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特点是，全书始终都在讲中国的实际，同时寓原理于讲述中国实际之中。作者在自序中认为，国内大专院校讲授银行学科“所选用的教材，固当取诸西书，尤当讨论本国事实，引举本国证例，庶于学理与实际，均能顾及，俾学者一读，不仅可得一种知识，即于基本学理所由生之环境与关系，亦可稍稍窥悉，此实著述家之使命也”。这本书只有自序而没有大量名人的序，但在出版后的二十年间，它所引起的重视却是其他相同书籍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1934年生活书店出版的《现代银行实务论》，潘恒勤著。全书分“业务”、“事务”、“人事”三篇，是一部由业界人士讲实务与管理的书，极具特色。蔡元培为之题写书名，章乃器等为之序。后来该作者又于抗战后出版了《银行实务》，内容如书名所示，商务印书馆发行；作为银行学会实务丛书，银行学会朱斯煌为之序。

1935年作为教材出版的一本《银行论》，其作者卓定谋，是从事银行工作20余年的银行业者。序言中说明，是参考多部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编辑而成。从目录看不出多大特点。

1935年，朱彬元——1930年由黎明书局出版了《货币银行学》的朱彬元——又在该书局出版了《银行学》。属实务教材。不过，其横排版式在当时颇有特色。

1937年，商务印书馆在其“现代商业丛书”中出版了刘冠英著的《现代银行制度》。这本教材是专门讲述银行体系的，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各种银行及其在各国的情况。自序说明，全书以“分业”与“兼业”之比较为主线。

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银行经营论》，讲银行业务和经营管理。作者朱斯煌，在当时的银行学会任职，颇有名气。序中详列参考书目，反映了作者所肯定的作者和著作，是了解当时金融学界状况的重要史料。

除教材性质的银行学著述外，还有许多专著和译著，以及一些普及型的小册子。

其中，介绍外国银行制度的著述和译著有：约于1933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欧美银行制度》，原著者Kennech Mackenzie，原书名为Banking Systems，译者李达理；约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资耀华所著《英美银行制度及其银行业之现状》，属实地考察报告。

当时，中国人对合作事业颇为关注。约于1920年之际，有于树德，主要依据日本文献，编了一本《信用合作社经营论》（又名《平民银行经营论》）。推动者是“新中学会”。后来，有许天虹，把C. R. Fay所著的Coope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的第一篇翻译出来，并冠以《欧洲合作事业之回顾第一篇——合作银行》的书名。

小册子之中也不乏名人的著作。如杨端六的《银行要义》，1930年出版，属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选题。虽然序文说篇幅不过万余字，但列有精选的外文参考书目，颇值得学习。

出版于上世纪一十年代末至抗战刚刚开始的三十年代末的有关银行学方面的著述，数量的确甚多，然而，不论是教材还是专著，基本上还是延续讲述业务、经营和制度的窠臼，没有明显反映出当时，特别是三十年代西方对银行理论的发展。

不过，应予肯定的是大多著述均关注中国问题。“关注”方式，除马寅初的《中华银行论》所达到的境界是个特例之外，大多还是以外国的著述为蓝本讲述银行一般问题，然后以相当篇幅介绍中国情况，并陈述自己的见解。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教学、研究和引进西方理论成果的进程。抗战中间的著述较少，值得提及的有两本。其一是《各国银行制度及我国银行之过去与将来》，交通银行经济丛刊之一，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交通银行行长钱永铭就决定编辑经济丛刊写了《发刊词》，有史料价值。其二是1941年由福建省一个经济委员会出版的《地方银行概论》，专著性质，作者徐学禹、丘汉平。这本书的序言可以视为结合实际的专论。

从抗战胜利前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动荡的岁月中，有关银行学的著述仍然不多。

译本只有前面已经提到的1945年汪祥春、钱荣堃合译的《银行学新论》比较重要。

教材主要有三本：一是刘全忠的《银行学》，1944年正中书局作为大学用书出版。在序言中虽然提及“晚近统治经济之说，风行一时”，但在内容里好像并没有展开探讨。二是张学骞的《银行学概论》，1946年9月试版，北新书局发行。作者在自序中，从评论“货币学是学，银行学是术”说明，“银行学是银行的实用理论（包括业务和政策），不是货币学原理，也不是银行实务和会计”，给银行学的性质作出了界定。就目录看新意不多。三是王传曾的《现代银行原理》，1947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在“大学文库”的总目下出版。他在《序言》中对货币银行学的发展（理论与体系）有高度概括，值得参考。1948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又出版了他所著的《现代货币原理》。这是一位既写货币学也写银行学的作者，但却没有尝试把这两者合在一起。

专著有寿进文的《战时中国的银行业》，1944年初出版。从前言看，书稿完成于1943年。

在上世纪初，银行学发展还有一条途径，是中央银行学作为一门学科从银行学之中独立出来。将中央银行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并作为专著出版不早于20世纪20年代。台湾银行翻译的一本《中央银行论》（Central Banking），在原著者M. H.De Kock于1938年为其第一版所写的序中，对有关中央银行的著述有相当系统的考察；而对这门学科的确立有这样的判断：“将中央银行业务作为科学分析对象并予以研讨，并将它和其他银行作不同的处理，只不过是最近的事。在Kisch和Elkin共著的《中央银行论》于1928年初出版以前，并无标题为《中央银行》或《中央银行业务》的著书。”

Kisch和Elkin共著的《中央银行论》，1928年出版；陈清华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约出版于1930年。原著的出版颇受重视，英格兰银行总裁挪门氏（Montagu C. Norman）为之“叙”。这篇“叙”透露了“中央银行学”从“银行学”独立出来的信息。处于上世纪20年代的挪门氏，认为中央银行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自然发展时期”，这时，关于中央银行问题，“顾世人初未尝加以讨论者，诚以各国之法律既各不相同，习惯亦复互异，所谓中央银行者，只因其国家之需要自为发展，固无一般可据之原则以为此发行银行之指导也”。战时是第二阶段，中央银行运作的成规遭到严重破坏。战后属第三阶段——“复兴时期”，旧有的中央银行考虑如何恢复，新的中央银行又纷纷成立。于是“中央银行的职责和权力成为可资研究的问题”；相应地“自有各种理论之阐明，试验之发展”。从挪门氏所概括的这种背景，很容易理解，对中央银行的讨论自然会从原来在“银行学”中的一章、一篇发展为独立的学科。这本《中央银行论》的内容也正反映了这样的背景。其一，章节按问题设置，如“中央银行行为泉币之枢机”，“国家与中央银行之关系”，“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之关系”；其二，“书中于各国中央银行的条例规章，征引繁博，备述其理论以相探讨”，经点数，共涉及28家中央银行。译者陈清华曾在大学讲授银行制度，1928年起，参与国民党政府创立中央银行的拟定条例，编辑规章，后并任职中央银行。

认定Kisch和Elkin的《中央银行论》是第一本有关中央银行著述的Kock，他的《中央银行论》于1938年的第一版之后，1954年出第三版。台湾银行的译本应是第三版，译者谭振民。第三版共设18章，涉及中央银行的方方面面，用现在的眼光审视，也相当全面；而且相当大的分量涉及宏观调控、宏观干预。虽然在其序文中并没有使用宏观这样的字眼，但其写作目标却是从中央银行角度，对当时“各国经济学人关于中央银行业务的原理及活动所作有价值之理论的分析”——实际是要求赋予中央银行以宏观调控使命——之可行性进行讨论。

中央银行学的独立发展提高了银行学的宏观分析水平，也提高了货币银行学的宏观分析水平。

由于在上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即酝酿成立中央银行，所以在西方有独立的中央银行著述不久，中国人也出版了几本中央银行学的教材：

约在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梁钜文的《中央银行制度概论》。作者在例言中说，这本书几乎尽从有关著述“采纂而成”。用Kisch和Elkin的《中央银行论》衡量，内容较为陈旧。只有一章“中央银行操纵金融之政策”的题目，有些特点。在其所举的参考书中有一本孙祖荫著《各国中央银行比较论》，应属于中央银行学的著述。但在这次采集书目中没有见到，有待查阅。

1934年,中华书局在其社会科学丛书中出版了陈天表的《中央银行之理论与实务》。内容较为简略。

1935年，崔晓岑的《中央银行论》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之一出版。内容翔实。马寅初、徐寄庼、徐新六、唐寿民、章乃器、陈光甫、陈健庵、杨荫溥等为之作序。马寅初、徐寄庼、杨荫溥等几篇序文均有见地和史料价值。次年，该作者出版了由开明、生活等书店经售的《币制与银行》，这在上面“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几本货币银行学教材”一节中已经提到。新中国成立之际的短暂阶段有关货币银行学科的一些情况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这本来是政治、外交的方针，但实际发展为在一切领域，也包括教育和学术领域，既从方针政策，也从具体规章制度，都要全面地、一丝不苟地照搬苏联的做法。而保证这一方针贯彻的是教学和研究一体纳入自中央由上而下的组织行为模式。在这样的方针体制之下，货币银行学科也同样纳入由“组织（不论是大学的教研室，是中国人民银行，是各级科研机构，还是国家主管财政金融的行政单位）”来组织的“有组织的”行为轨道。这是一条相当值得总结的路，需要另行研究。

在这个“一边倒”尚未正式提出，或是尚未雷厉风行贯彻之前的短暂阶段，货币银行学科也有值得记述的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并非来自于从上而下的组织贯彻，而是分散的行为。分散行为也要有推动力，就这些成果的内容和倾向看，决定的因素有二：一是发自对新中国的拥护和殷切期望，二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其间主要的成果有：

1949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作为“新中国大学丛书”，发行了李达著的《货币学概论》。这是一本很有分量的著作，讲述马克思《资本论》的货币理论，严谨规范；其体系安排，是以苏联当时有关货币理论建设所形成的体系为蓝本。

1949年11月，上海海燕书店出版了莫迺群著的《货币和银行》。这本书篇幅不大，属普及读物，但讲述了一般货币银行理论和资本主义的货币银行、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银行以及新中国的货币银行问题。

1949年12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货币信用论教程》，原编纂者苏联G.加兹罗夫，是苏联组织编纂的理论层次较高的教材计划中的一本。译者汪耀三。上面提到，他在1935年翻译出版了一本日本猪俣津南雄的《金之经济学》，也是马克思观点的著述。

1950年8月，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了《苏联银行制度》一书。原著者苏联巴狄烈夫、乌索斯金，译者王运成，是作为“苏联研究丛书”出版的。

1951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郑伯彬著的《新货币信用制度》。作者在序中说，这本书是“个人研究的一点成果”。“个人研究的一点成果”，应属分散的行为。或许可以把这本书视为学科建设分散行为模式的最后一本。

这是一个极为短暂的阶段，但不应忽视。现在看来，无论如何应予肯定的估价。

1-1-12 松柏长青 学人风范

去年骆老九九华诞之际，谨以“松柏长青，学人风范”的题词敬贺。今值百岁华诞，仍想以这八个字为题，作书面发言。

对于像我这一辈从事经济学科教学、研究的人来说，于抗战爆发前后即已进入经济学界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已知名的经济学人，是老一辈的经济学人，是我们这一辈景仰、学习的榜样。

在我1950年开始从事经济学教学之际，就已经知道骆老的名字：不仅知道骆老是“先学”、是“前辈”、是老一代的经济学人，而且从新四军和华东的一些老同志那里还得知，骆老早就参加了北伐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斗争中还先后担任财经战线的实际领导职务，是道道地地的“老革命”。应该说，从那时起，崇敬之情早就铭记在内心深处。

我同骆老的接触，毋宁说是从骆老的著述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接受“组织分配”，走上教学岗位；一上讲台，就是讲货币银行学——按当时引进的苏联课程名称是“货币流通与信用”。经济理论教学，要讲原理，讲本学科历史积淀的学术成果；而且只是照本宣科，学生不买账，必须讲出个所以然，而且要遵循逻辑推理规则。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教师需要有书籍、文献的支撑。

那时，已经有《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本。但攻读经典著述，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除去硬啃，还需要有学术性解读作品给以引导、启发。所谓“学术性的解读作品”，不是说那类摘录几段经典文献，做些注释、讲解的小册子——这类小册子，是你懂的地方它讲个不停，不懂的地方它总是绕道而行——而是指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编写的教科书，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对历史的、当前的事件进行科学剖析的论著，等等。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有几本苏联的相关教本和专著翻译过来。可是，就是其中确有水平的，也包含大量武断批判非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无法令人信服。至于西方的著述，全然处于屏蔽之外。这就是说，不让接触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却要求确立批判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图书馆倒是有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写的教材和专著，但不仅有政治气候的压力，而且也是由于时过境迁，内容与当时的巨变形势差距过大，基本处于难以借助的状态。

当时更希望看到的是，中国人自己真正从基础理论出发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作科学的剖析。但在那摧毁旧秩序建树新秩序的地覆天翻的年代，很少人能坐下来从事难见成果却又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在经济学、在货币银行学领域，如何认识人民币是当时的一个重大课题。学生反反复复要求老师解释《资本论》里有关货币的理论论断同人民币的经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诸多矛盾。1953年，在苏联经济学界开始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货币理论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隐含着实质性的分歧，有启发，但许多问题并没有给出，也不可能给出直接回答。1954年，我们国家出版了一本《关于人民币的若干理论问题》，是人民银行工作的几位人士合著的。这本书弥足珍贵。但在基础理论与生活现实之间，与苏联的讨论文献同样，留下许多悬疑。也就是在这样渴望得到理论启示之中，到1957年，等来了骆老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和《人民币的本位和职能问题》。到现在，我还珍藏着《人民币的本位和职能问题》这本著作。

当知道骆老出版了这两本书后，真是高兴万分。虽然，1957年是“反右派”，1958年是“大跃进”，在那政治运动有如急风骤雨的环境下，我还是挤出时间，沉心静气地读了这两本书。好像骆老的书不断点拨：你从我的书里应该企望的收获是什么？实际上骆老的书也同时给出了答案——历经半个世纪，直到今天，不仅没有忘记这个答案，而且随着时日似乎越来越明朗，那就是：企图在书里找出支持自己观点并可以现成地拿来讲给同学听的论断，不会有多大的帮助；然而，只要用心阅读，就会从中领悟作为一个学人对于学习、阐释、引用经典著作所应秉持的态度。

在当时，由于历史的局限、由于政治环境的制约，学人从事一项社会科学的研究所能作出的论断，很难有言人之所未能言的特立独行的见解。即使有些这样的见解，恐怕自己也不见得信心十足并贸然地讲出来。所以，在那时，纵然读大家的书，如骆老这样大家的书，想走捷径，抄下几条精辟的结论，也属浅薄的愿望。

我想，我在刚拿到骆老的书时，也难免有这样浅薄的愿望。但读进去之后，越来越感到自己得到的是意义更为深沉的收获。当自己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后，不断感到，在学术领域，在学人的圈子中，有些现象好像与“学术”，与“学人”格格不入。比如，当人人都表示自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时，其间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摘“语录”，贴标签。对于各界广大的人士来说，这无可厚非。问题是在学界，也不乏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真正下工夫，攻经典，贯通先后，领悟精神实质，而是孤立引述，并在没有完整掌握原意的基础上作似是而非的发挥。再如，那时往往有马克思的某一论断其“原意”是什么的争论。当然，东方人学西方经典，而且相隔百余年，弄清原意并非易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经典原意的解读存在分歧并发生争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要弄清原意，在治学中是极为艰苦的事：要了解历史背景和学说史背景，要把有关经典论述加以比对，要仔细推敲有关文字，然后判断：哪些意思明白无误，哪些意思现时难以理解清楚；哪些论断、哪些推导可以直接应用于现实，哪些论断、哪些推导，用现在的语言来说，需要“发展”。可是，那时是“两个凡是”的气候，经典文献的一字一句都是“经典”。所以，就是下了硬功夫，也不见得就能交得出研究成果。于是有些人就像中国文人在古圣先贤典籍中寻求“微言大义”那样，并非严谨探索，以期就原意解说原意，而是超出原有文字所可能表达的范围，引申、演绎，并把糅进自己见解的说辞论证成经典文献的“原意”。在当时，也有可能是用以掩盖“发展”的良好愿望，但更不排除是治学中的轻佻浮躁、哗众取宠。读了骆老的书之后，什么是正确的治学态度，什么是正确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态度，我觉得找到了答案——不是骆老讲了什么治学经，而是在骆老的书里所展现出来的攻读经典文献的深厚功底；引用经典文献的严谨认真；解读经典文献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实实在在，把握经典文献精神实质的力求准确深刻。这难道不就是学人的风骨，学人的典范，学人的宝贵品格！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学术环境较为宽松的一两年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期间，与骆老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但遗憾的是，没有多少机会直接求教。后来骆老视力减弱，但我只要有机会到骆老跟前致意，骆老总会凭听力亲切地叫一声“黄达同志”。几个字的称呼包含了对后学的深切关爱，每次听到，都觉得受到了鼓励。2001年底，《骆耕漠选集》出版，他老人家亲自送到包括我在内的后学手中，实在令人感佩。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奉为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改革开放之初，真是群星璀璨。今天，骆老依然健在，是我们学界的福分。祝骆老松柏长青，荫庇后学，沿着你们艰辛踏出的学术之路，开创未来。

1-1-13 建言数则

祝贺大家参加夏令营学习。

今天，我的“任务”是和大家见见面，说几句话。姑且把想说的话安个题目：《建言数则》。（一）如何分析经济金融形势？

今年的经济和金融形势问题甚多：股市、通货膨胀、房市、石油、粮食……而且问题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国际大环境。

这次夏令营一定有不少专家教授会讲到这些问题。

对这些问题我都没有具体研究，拿不出什么见解。只是有些许形势分析的经验想介绍给大家。

经济金融的热点，必然牵扯着许许多多人的神经。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见解。以股市为例：

——小股民、证券市场上的筹资者、大投机家，各有各自的看法；

——经济学家和决策层多从关心经济全局走势看股市；

——国外关心中国的有各类人士，出发点不同，观点不同。

大家应该归入“关心经济全局走势”的经济学家，当然，是“未来”的经济学家，同样，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国家各级决策层的成员和国际有影响的活动家。今天在座的恐怕也不排除有小炒家。但对于小炒家，我没有实践经验，提不出任何建议。

作为未来的经济学家，应如何面对经济和金融的热点问题？有这样几点建议：

其一，不要叫传媒报道牵着鼻子走。

传媒报道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形形色色的传媒报道，总的趋势是对好坏、优劣、冷热、盛衰等等起着放大的作用。当然，舆论的声音是多方面的，有摩擦、有对立，但在一定期间总有主导面，而主导面总是被放大的……

以股市为例，去年10月中旬，上证指数越过6000点时，好像达到8000点也不必惊异。其实，就是在平时，传媒关于资本市场的报道分量，就远大于资本市场对于整体经济的重要程度。

其二，不要盲目崇信权威。

权威一时、一事有真知灼见，不见得时时事事总有真知灼见。有的问题，所有的权威都拿不出最“权威”的解。

权威也有两类：有的对热点讲不出个“么二三”，即使讲，也是“温吞水”。这类权威并不等于无学问。有的权威好像就是接待采访的专业户。很难想象，在不断发表议论的过程中，所有的判断都准确无误。如，去年对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估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大体在百分之五之谱，实际是估计不足；再如，前些日子有关于深圳房价“道歉”事件的报道。洋人的权威也一样。2000年春，我去美国。当年3月10日，NASDAQ指数曾高达5132.52，我到时已迅速下滑。那时不少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底线在3000点，可是到了2000年10月,曾逼近1100点的水平。这些，都不足以否定经济学家之为经济学家。

其三，作为经济学家，对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要看做是客观经济过程，冷静地、科学地予以分析，无论如何不能以主观（情感的、道德的）好恶为准绳。

例如，股市冲高、跳水的必然性，以及投机总与投资并行等等，是其本身与生俱来的，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更是如此。不必为此痛心疾首。外国股市好，是运行历史长，比较成熟，但绝不是没有巨大波动，没有巨大的“赌博”驱动。

例如，通货膨胀不好，通货紧缩也不好；稳定不变最好，但不可能存在。计划经济的幻想之一就是保持物价水平的基本不变。上世纪的苏联，有一个勃涅日诺夫十年，物价每年上升0.3%，但却是经济停滞的十年。

其四，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要放在经济整体运行和发展走向之中来估价。

当前，面对低迷的股市，平抑不下去的物价，好像就要泡沫破裂的房市……中国经济是否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是已经黑云压城城欲摧，要跌入一个低谷？

有些人最怕陷入日本经济的十年低迷！我们的经济要达到日本的水平，低迷十年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怕。

如果形势并不是那么令人担心，信心在哪里？

几十年来，我们国家有句套话：“形势大好，问题甚多，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在鸦片战争后，由清廷说说这样的话，纯属骗人骗己；在上世纪30年代，由国民政府说这样的话，也有骗人的味道，虽说30年代有一段的经济发展有起色。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不论谁说，纵然听着甚至觉得可笑，但确是一再被证实的实话。

信心在哪里？就在于从整体上看，今天的中国，纵然受到遏制、挫折，发展、振兴的势头也不会改变。这个问题的论证超出经济范围，今天不讲了。（二）想想模型之外的“其他”

要对客观经济过程进行冷静地、科学地分析，那就要学点本领。你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力争取得掌握这种本领的良好机缘和条件。

你们过去读了，今后还要读厚厚的教科书和名著，要不辞劳苦地参加名家的讲演会和挤进各种论坛，为的就是从中掌握许许多多有关原理、模型的知识。

诸如，物价与供需，工资、成本与物价，利率与通货膨胀、与股市，升值减值与进出口，升值减值、利率与“热钱”流动……

再如，货币政策只管通货膨胀还是也管增长，是不是也要管股市；政府要不要救市，市场与行政干预如何摆平……

这些原理、模型都具有真理性；掌握它们应该说是有了学问，有了本领。然而，记住许许多多模型的人，提出的判断和建议却往往显得书呆子气——难以付诸实施。问题在于，原理的抽象，模型的建立，或者是设定的前提是“其他条件不变”，或者是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背景……

忘却了“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没有把其他不能舍弃的因素考虑在内，依据原理和模型推导出来的论断往往不成立，无法实施。

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物价一步放开的主张（主要是在境外；依据的典型成功事例：德国、中国台湾）无法实施，因为当时中国经济的整体是刚刚开始改革的计划经济；如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要求立即取消（后来叫“休克疗法”）国有经济的主张也无法实施，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国有经济实际上起着“后勤保障”作用。就是今天，要把国资委管的150家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大概也属轻薄浮躁之论。

再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内外舆论关于人民币减值的压力极大。国外有的舆论觉得东南亚诸国、中国台湾、韩国的货币纷纷贬值而人民币不贬，想看笑话没有看到，于心不甘。国内的压力实际是出于一个简单模型——只有贬值才能保持出口的推论；而当时中国当局没有采纳贬值的建议，是因为总体（包括出口在内的诸多因素）斟酌，保持币值稳定更为有利。实际上，人民币的稳定对当时国际经济交往来说也是积极因素，也正是由于如此，中国取得了对国际负责任的政治赞誉。

现在，这样简单搬用模型的状况少了，已经经常注意模型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证。但除了模型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之外”。

如当今，升息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又为股市、房市所难以接受。要想寻求均衡点，仅就这两个模型也难以论证，至少还有一个经济增长问题。

再如，近来主张以人民币升值作为平衡国际收支、平抑通货膨胀、减轻利率调整压力等等要求之间取得均衡解的突破口，在国内外颇有声势。但人们有疑虑，因为至少出口锐减和失业陡增等后果难以把握。

另一种现象是忽略原理的抽象和模型的建立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背景。

以货币政策为例：

——货币政策只应是单目标，这是在教科书中占统治地位的论断。背景则是中央银行在此前实际上支持了通货膨胀，不管是在政府还是其他什么的压力之下。但美国却不改双目标；萨克齐——其实不止他一个人——今天依然在挑战单目标。

——货币政策不应该管资本市场，几乎所有的中央银行都这么表白，但事实上谁都没有“不”管。问题是谁也说不清楚：管的具体目标如何定，诺言如何实现？

再以国家干预为例：

——按照经典的市场理论，国家的行政干预只可小小的、宏观的、远远“稍”着经济来操作。可是今天美国的大手笔是美联储对“房利美”、“房地美”直接贷款；财政部正力争无限制地购买两家公司的股票并出借更多资金。前几年的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纽约美联储牵头组织的救助；近期是英国的货币当局对银行的救助……

——1998年，香港当局直接入市阻击国际对冲基金，学者惊呼破坏了游戏规则，今后香港将难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立足。但不入市就要彻底垮台，如何抉择？今日来看，香港的决定是必要的、成功的。后来有人解释“盈富基金”，有这样一段话：“1998年，亚洲面临金融风暴袭击，香港金融市场遭遇国际对冲基金的投机狙击，国际资金大量抛售股票使香港股市遭受巨大冲击。在1998年这个背景之下，香港政府采取主动干预市场的措施，用外汇资金买进大量恒生指数成分股，维持了市场的稳定。一年后，香港政府打算将持有的一篮子股票以一个有秩序的方式出售，于是，1999年11月，盈富基金应运而生。”

所以，你照着条条背，自以为挺有学问的见解，人家不买账；自以为不能逾越的原则，而人家却非常潇洒，不受约束。从而不能不产生一些“上当受骗”的感觉。其实，是你自己没有搞清楚，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和把握这些原理和模型。

所以，记住许许多多原理和模型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有学问。应该说，在今天能背几条原理和几个模型的人并不在少数。真的学问应该是不仅能记住许许多多原理和模型，而且必须多少懂得加以运用的人；“懂得运用”才叫有真本领。

然而，如何培养“运用”的本领？（三）努力联系实际

如何培养“运用”的本领？这是个大题目，极难全面回答。

拣其一个要点，努力联系实际可能是应予提出的。

原理、模型，都是理论抽象。学长了，容易从抽象到抽象，无限推演……不怎么清楚，攻数学是否就应从抽象到抽象？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比如，他们很关心宏观天文和微观粒子……要进入经济、金融，恐怕深入的模式应是“抽象→实际→抽象→实际……”这样的往复、推进。

就大家的学习路径说，首先是从书本上学。在这个过程中，要努力把一个原理、一个模型形成的历史脉络和扩展的过程，设定的前提，起作用的条件与环境，相关的原理、相关的模型等等，取得较为全面的了解。对原理、模型的学习要有深度，要一桶水，不要一盘水。当然，就这一方面而言，也不能指望成就于旦夕之间，这是一个贯彻学术生命始终的过程。

与之同时，要力求结合实际。

其一，结合实际有利于加深对已有原理认识的深度。

例如，中央银行作为调控工具的准备金率，教科书（包括我主编的教科书）是怎么写的？过于严峻，不要轻易用。可是中国的中央银行不断调高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7.5%。这是否违背了“教义”？如果你只背下了教科书的论断，那人民银行就是对教义“无知”；如果你满足了自己做出的这个“无知”的判断，哀叹中国人就是土老帽，并从而结束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那就说明你什么学问也没有学到。如果你并没有停步，而是产生怀疑：不遵守教义的人民银行怎么没有把中国的银行体系搞垮？并且在学习准备金率时，不仅记住了论断，同时还把形成这个论断的资金推导过程大体搞清楚了，那就有条件就中国的特殊环境，从银行资金运作过程具体分析，就有可能判断——这个在西方认定为最严厉的扩张和紧缩手段，在中国条件下变成了不那么严厉的手段。这样，你就掌握了学问。相应地，教科书写这一条时，应该加上约束条件的说明。

其二，结合实际，可以推动对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矛盾现象进行思索，并提出新的理论判断。

比如，很多人提问：人民币不断升值（即对外国货币越来越值钱），可是国内物价不仅不降，反而越来越高，这是什么道理？

如果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可以具体分析，具体解释。但从国际范围，从长期发展过程来看，这实际是一条规律：国家越来越富，本币对外相应是升值趋势，而在国内，要保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则需支付越来越多的货币。在西方经济学里有这个氏定理，那个氏模型，好像未见对我们这里提出规律的论证。你们是否有人知道？

也许这里所举的现象不是事实，或是不具有普遍性的事实。那需要统计的论证。如果确是带有普遍性的事实，其原因何在？是否是，在国家越来越富，对外币值越来越高的过程中，人力成本必然不断提升，从而国内物价必然越来越高？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和控制通货膨胀（如主动释放通货膨胀压力）恐怕有重要意义。

类似的例子可能不少，如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问题。

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结构随之变化：新兴的工业需要大量补充劳动力；而在技术进步之中农村必然有多余的劳动力寻求出路。过程有时是极其残酷的。如英国的“羊吃人”。但最终形成了新的稳定的工农、城乡的人口结构。

中国也必然要有这样的过程。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无论如何，这样的变化过程不应是现代文明所不能接受的，这是难点；更叫人作难的是，中国农村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又是工业和城市所决然无法吸收的。1958年“大跃进”时，曾有两千万农民进城，但两年后的经济困难，几乎全部进城的农民原样还乡。这是一次极不成功的指挥，留下许多教训。但工业化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关于这个问题有西方经济学的思路，还有计划经济的经验，提出了种种设想，应该说大体是纸上谈兵。而这时，农民自己走出了到沿海地区打工的路。这全然是群众的创造；至于领导的功绩则是没有犹豫地给予全力支持。这是轰轰烈烈、千军万马的壮举，而过程又相当平稳。同时，也为跟在后面的经济学家，提供了进行理论阐释的极为丰富多彩而又有别于其他国度的素材。

其三，结合实际，往往会把视野推到经济领域之外，这有利于突破就经济论经济的狭隘思路。

比如，世界货币金融体制问题、石油问题、粮食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经济问题，但都远远超出经济领域之外。

世界货币金融体制问题：最理想的是有一个全世界统一的货币，而且作为价值尺度绝对稳定。“全世界统一的货币”，大概需要等待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绝对稳定的价值尺度——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愿望——恐怕与永动机一样，是达不到的境界。能否模仿欧元推出“亚元”？至少这比欧元要难得多。许多症结都不在经济本身。很清楚，这个问题在当今首先是政治问题。2008年7月9日，在八国集团会议上胡锦涛发言，提出：“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有效性……”

石油问题，看看当今世界的石油版图就可明白无误地了解其政治意义。2005年中海油竞购尤先科，在美国成了一个政治事件。《炼狱之门》这本书记载了这个过程。

粮食问题，中国从来就视之为建国之本。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粮食的政策做了很多调整：从不计成本、不计生态后果的“粮食挂帅”到合理的农牧结构，到退耕还林、还草，等等。但同时非常明确地已在强调粮食安全。曾经有过一些议论，把国际比较优势说运用在粮食问题上，天真地认为国际的粮食供给足可以解决中国的需要。抽象到纯经济而忘却政治，显然是不成立的。

结合实际，不论深度如何，总会使已掌握的抽象理论知识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提高，可以推动理论建设，可以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深度……

想结合好实际，要求生活历练。只面对书本，不食“人间烟火”，怎么能结合实际？话说远了，就此结束。

谢谢！

1-1-14 讲在课程的开头——《货币银行学》百年

其开设，约有一百年；今天看来，依然会继续存在和发展。

在西方，在这门课程发展的不同阶段，有3个代表性的名称：

Money and Banking

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实际上还有多种不同的称谓。

在中国，“货币银行学”学科，“货币银行学”课程，是“舶来品”，是对应西方的Money and Banking翻译而来的。引进的时间应在20世纪之初。直到今天，在我们这里，这门不断发展着的学科，依然习惯概称为“货币银行学”。

在西方，19世纪已有“货币学”和“银行学”两门课程。西方把“货币学”与“银行学”合而为一门“货币银行学”，具体始于何年何月，有待进一步查证。大体可断定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

货币银行学出现之后，并没有否定货币学、银行学各自的独立发展。

这里先罗列出几本西方具有代表性的货币银行学教材：

1904年，有一本Money,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在其作者David Kinley的序文中提到，之前已有Money and Banking的书籍问世。

1914年，J. T. Holdsworth：Money and Banking，中文译本《货币银行学》。

1927年，R. D. Kilborne：The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中文译本《货币银行原理》。

二战后西方的有关教科书，举两本：

1947年出版，直至60年代多次再版的Money and Banking，作者：Raymond P. Kent。属20世纪中期标准的《货币银行学》教本，有中文译本。

1948年，Money, Debt and Economic Activity，作者：Albert Gailord Hart。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今天，西方有两本具有代表性的《货币银行学》教材：

其一，L.V.Chandler和S.M.Goldfeld：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1980年出版了中文译本《货币银行学》。

其二，Frederic S.Mishkin：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中文有多种译本，有的译名是“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学”，有的译名是“货币金融学”等。

中国人写的最早的一本《货币银行学》，开始写作于20年代初，1930年出版。作者朱彬元，留美，回国后曾先后任教于清华、燕京、中央三校。编写的主要依据是David Kinley的《货币论》和陈家瓒的《银行原论》、吴士瑜的《银行学》。成书的两个来源——货币学和银行学——显然可见。

在1930年朱彬元的《货币银行学》之后，有1934年陈振骅的《货币银行学》，1936年崔晓岑的《币制与银行》。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两本受到重视的教材。两本书的结构同型，均由两部分构成：或第一编是货币，第二编是银行，或上篇是货币论，下篇是银行论。

在1930年和1931年之交，有一本《杨著中国金融论》，作者杨荫溥。这本书是教材，更是专著，是有关中国金融市场最有权威性的著作。

抗战中间有两本代表性著作：其一是杨端六著的《货币与银行》，1941年出版；其二是赵兰坪所著《货币与银行》，1945年出版。

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有的《货币银行学》的章节结构，已不再是“货币论”和“银行论”的截然划分。而是有关货币的章节和有关银行的章节反复交叉，逐渐融为统一的体系。

例如：Frederick A. Bradford的Money and Banking，其目录平列40章，有关货币的章节和有关银行的章节反复交叉，而且设有“货币政策与商业周期”、“联邦储备系统下对信用的控制”、“未来对信用控制的可能性”等章节：Ⅰ 货币的性质和职能Ⅱ 货币本位和制度Ⅲ 美国货币的发展Ⅳ 1932以来货币的诸发展Ⅴ 商业银行的性质和起源Ⅵ 商业银行负债——银行券Ⅶ 商业银行负债——支票通货（Check Currency）Ⅷ 商业银行资产——初始储备和次级储备（Primary and Secondary Reserves）Ⅸ 商业银行资产——贷款和贴现Ⅹ 存款、储备和贷款的内在关系ⅩⅠ 外汇职能ⅩⅡ 汇率ⅩⅢ 中央银行ⅩⅣ 早期的美国银行ⅩⅤ 国民银行系统ⅩⅥ 国民银行系统的缺点ⅩⅦ 联邦储备系统ⅩⅧ 美国的货币市场ⅩⅨ 联邦储备政策——支票交换与准备金ⅩⅩ 联邦储备政策——贴现和公开市场运作ⅩⅩⅠ 联邦储备政策——联邦储备银行的钞票发行ⅩⅩⅡ 银行危机与立法改革ⅩⅩⅢ 新的银行哲学——1935银行法案ⅩⅩⅣ 货币价值的意义和度量ⅩⅩⅤ 货币价值的确定ⅩⅩⅥ 银行信用货币与本位的价值ⅩⅩⅦ 政府信用货币与本位的价值ⅩⅩⅧ 国际汇兑与货币价值ⅩⅩⅨ 中央银行准备金问题ⅩⅩⅩ 中央银行的合作——国际清算银行ⅩⅩⅩⅠ 货币政策与商业周期ⅩⅩⅩⅡ 联邦储备系统下对信用的控制ⅩⅩⅩⅢ 未来对信用控制的可能性ⅩⅩⅩⅣ 本位的问题ⅩⅩⅩⅤ 信托的职能ⅩⅩⅩⅥ 投资银行的职能ⅩⅩⅩⅦ 储蓄银行ⅩⅩⅩⅧ 农业信用ⅩⅩⅩⅨ 银行的报表和审查ⅩL 银行的赚头和花费

1950年开始，我国的政治取向是“学苏联”，一切都学，货币银行学也不例外。在这期间，与西方的著述基本隔绝。

不过，苏联的学术功底是“西方”的。它的有关货币银行学的教材，无论加上多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本质不同”的论断，其体系并没有全然摆脱西方的体系。从而透过苏联的教材，也可曲折地获得西方货币银行学发展的信息。

开始，全国都是使用苏联相关教材的译本。后来人民大学“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把苏联布列格里所著《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一书进行了改编，使用面甚广。50年代末，我们“解放思想”，编写了一本由自己设计体系的《货币信用学》。可惜只出版了上册。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重新开始了与西方的学术与教育的交往。从一开始，我们坚持的方针：

一是大力引进；

二是自己努力编写教材。

在引进方面，全国最早的一本《货币银行学》（Chandler和Goldfeld的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译本是由我们学院王传纶教授主持翻译的。

全国最早采用的原版教材，Mishkin的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西方经济学培训中心采用的。

在引进的同时，则是自己编教材：

——1980年，推出改革开放后自己编著的第一部教材《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

——1993年，编出体系由自己设计的《货币银行学》。

——2003—2005年，编出《货币银行学》的升级版《金融学》及其“精编版”。

9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货币银行学》的教材是两分天下：（1）国外原版教材或译本，占领高端讲坛；（2）本国编写的教材，数量在全国占绝大比重，但质量参差不齐。

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使用原版教材势所必然。请来的洋教授讲原版教材，不必要求联系中国实际；中国教授在中国讲原版教材，在联系实际方面，不怎么理想。

美国人编教材，是讲美国故事。在他们那里，讲美国故事也就是讲世界故事。可是中国学生更需要的是把中国故事与世界故事结合起来的教材。所以必须自己动手编写。

近20年，我们一直努力实现这样的目标，编写出：适宜在中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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