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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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试读：
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
》即以此为背景展开论述。此后两千多年，潮涨潮落，其间虽有被迫闭关锁国的经历，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中国一直在积极拓展自己的影响力，甚至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引领着世界发展的潮流。
东汉前期，受命出征西域的戊己校尉耿恭，得到当地土著“车师后部”民众支持，自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至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历时九个月，舍生忘死，守卫疏勒城，使匈奴切断丝绸古道的企图成为泡影。《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的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昭明文选》中所收潘岳《关中诗》“重违克解，危城载色”句下，有李善注引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虽然仅存一句，却是耿恭守护疏勒城的文学记录，与上述两首歌谣一样，成为中国文学与丝绸之路发生不解之缘的历史见证。
车师国这个名称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立国或在秦汉之前。汉代车师国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扼西域门户，控丝路要道，土地饶美，形势险要，为汉与匈奴必争之地。汉武帝凿空西域，车师为重要军事要地。作为首任西域都护使的郑吉，多次出兵交河城，力图控制这块战略要地。所以《汉书·郑吉传》说，控制西域，“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陈君《汉代车师国史表》是一部资料考订著作，始于前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止于后汉献帝初平二年（191），首尾共300年，用具体生动的材料，诠释了这块战略要地的血腥历史。
外来文化的进入，极大地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道家思想以及道教也获得新的生机。在丝绸之路要地敦煌，保存了大量道经残卷。30年代，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在法国抄录残卷，并作了初步的整理研究。郜同麟《敦煌道经残卷拾遗》一文，在姜先生及其他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新发现的30余种敦煌道经写卷逐一考释，昭示出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史实：两汉之际、汉魏转折时期以及隋唐时代，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西部地区云集了大批文人学者，保存了多元的文化信息，因而，这里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版图上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并为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文章朴实无华，而引发的问题却值得深思。
通往欧亚大陆，除传统的西域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广阔的草原丝绸之路。《穆天子传》说，周穆王从今天的长安出发，经由河套地区，西行至昆仑山，到西王母国。这些记载可能含有文学想象的成分，但从蒙古草原地带通往欧亚大陆的交流活动确实是很早就已开始，应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文献记载看，这条线路大体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在这广袤的大地上，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异常活跃，《昭明文选》卷四十所收繁钦《与魏文帝笺》就展现了边地音乐的独特魅力。范子烨《呼麦与胡笳：建安文学中的草原音乐书写》一文，追踪蹑迹，章分句析，将诗歌、音乐、舞蹈融会一体，为我们带来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无限风情。
汉魏以后，匈奴逐渐衰落，分裂为南、北二部，一部分西迁远遁，一部分南下归汉。此后，由大兴安岭发迹的鲜卑族南下，一度统一北方大部分地区。此外，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等先后控制北方，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唐代，边塞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符号，成为诗人竞相吟咏的对象，成为有志之士建功立业的地方。李桃《〈历代西域诗钞〉中的皇甫冉和戴叔伦》以丰富的史料告诉我们，即便是那些从未到过边疆的诗人，也多写边塞诗，描绘想象中的边塞风情。晚唐五代以后，北方少数民族日渐强大，逐渐挺进中原，相继建立了辽、金、元等三个非汉族统治的政权。郑永晓《辽金元帝王与贵族的汉语言诗词创作及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一文，通过大量材料强调说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辽、金、元三代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交互影响与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民族、地域、宗教、政治等多种因素与文化交织在一处，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新的影响。陈才智《元代西域诗人对白居易的受容》以白居易为例，段海蓉《元代西域文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途径探析——以廼贤、金哈剌为例》，具体而微地论证了元代文学如何汲取前代诗人的旧营养，走出自己雄浑独特的新轨迹。
乌日古木勒《卫拉特蒙古〈青蛙儿子〉故事研究》则为我们展现了另外一幅图景。如果说前此所述皆为历史线索，这篇文章则以卫拉特蒙古地区广泛流传的青蛙儿子故事为中心，论述了蒙古史诗和英雄故事中的古老母题，给这一世界性民间故事类型增加很多新的因素，丰富了其中的文化内涵。二
两千多年前，广西合浦县是百越重要分支骆越人聚居之地，也是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素有“南珠故郡，海角名区”之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百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合浦是象郡辖地。秦末汉初，赵佗占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称王，号称南越国。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四月，南越宰相吕嘉造反，杀死汉朝使者。同年秋，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人讨伐南越。元鼎六年十月灭南越，设立九郡。在南海、象郡交接的地方设置合浦郡，管辖徐闻、合浦、高凉、临允、朱卢五县，归交趾刺史部，郡治所在地就在合浦。因此，合浦成为中原腹地与东南亚、南亚诸国交往贸易的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之一，当为我国南部边疆较早的繁华都会。继合浦港之后，广州港从公元3世纪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至今长盛不衰。宋元时期，福建泉州刺桐港异军突起，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这里，至今依然保存大量的文化遗存，如佛教的开元寺，伊斯兰教的清净寺、三贤四贤墓，摩尼教的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等，泉州也由此有了“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中国与东南亚乃至欧洲大陆连接起来，中西文化交流从此开启新的局面。在合浦已经发掘的陈袤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琉璃、琥珀、玛瑙、水晶、绿松石等装饰品，还有印度、希腊风格的黄金饰品，完全可与大致同时期意大利庞贝古城遗址的出土文物相媲美。出土的琥珀，有相当一部分产于欧洲的罗马帝国（中国称其大秦国），可以说是东西通商史上的重要见证。合浦本地不出产玛瑙，但汉墓出土了很多玛瑙器皿，且种类繁多。这些经合浦进口的精美的装饰品，很快就流传到内地。魏文帝曹丕有《马瑙勒赋》称其“出自西域”，美轮美奂，他赞不绝口。王敏庆《并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镜——南朝新风、宫体诗与梁武帝广交南海》一文，以南北朝时期的广交南海作为讨论的背景，论述南朝由大画家张僧繇所创立的一种有别于前代的、被画史称为“疏体”的绘画新风。如果这种风气仅仅限于绘画，可能不会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问题是，《玉台新咏》也收录大量所谓宫体诗，颇为直观地反映出张僧繇所开一代新风的绘画特色。30年前，笔者在从事南朝文学研究时注意到，南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王融等人的诗歌创作偶尔涉及类似于宫体诗的题材，但还没有形成风气，造成影响。齐梁之际，六十开外的沈约却开始广泛涉猎这个题材。依据常情，似不合逻辑。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沈约个人身上寻找原因。再说萧纲，他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明确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也是把做人和写诗分别开来。从齐梁嬗代到萧纲继立为皇太子，前后不过三十年；就在这30年间，众多文人似乎殊途同归地对这一题材抱有浓郁兴趣，这显然不是哪一个人的倡导就可以奏效的，一定是有某种外在的影响，推动了这一思潮的形成。这种外在的影响，就是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梁武帝从印度、南海诸国积极引进佛教艺术，随之而来的还有印度及东南亚的世俗文化。梁朝广交南海，不仅促成了南朝艺术新风的出现，也对宫体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镜——南朝新风、宫体诗与梁武帝广交南海》一文指出，梁武帝通南海的路线，也正是今日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对此，我深表赞同，还可以补充若干资料。根据传统的看法，僧侣本来不准观看一切娱乐性的节目。《四分律》卷三十四就明确记载佛教戒律，其中之一就是“不得歌舞倡伎及往观听”。隋代智顗《童蒙止观》也说，凡欲坐禅修习，必须呵责五欲，即色、声、香、味、触。声欲排在第二，“所谓箜篌、筝、笛、丝竹、金石音乐之声及男女歌咏赞诵等声”，均称为声欲。《摩诃僧祇律》《十诵律》等都有相近内容。在佛教看来，声欲足以使人心醉狂乱。但是，我们对这些戒律也不能过分绝对化。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教义、接近教义，往往利用变文、宝卷等民间说唱手段以及雕塑绘画等艺术吸引大众。英国学者约翰·马歇尔的名著《犍陀罗佛教艺术》有几组彩女睡眠浮雕，雕出的女像体态匀称丰满，薄薄的紧身外衣能很好地透出她们苗条的身段，极富韵味。这种描写女性睡眠的艺术，我们在《玉台新咏》中经常看到。需要说明的是，梁武帝时期，犍陀罗艺术已经衰落，梁武帝接触到的是继犍陀罗艺术之后属于印度本土的笈多艺术范式。但笈多艺术与犍陀罗关系密切，可以说没有犍陀罗艺术就没有笈多艺术。由此可以推断，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与南朝梁中期盛行的宫体诗创作，应当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15世纪前后，海上丝绸之路被卷入新的世界贸易体系与国际海洋网络中，欧洲的商人、传教士不断来到东方，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与欧洲文化的碰撞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从太仓出发，率领200多艘海船、2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造访爪哇、苏门答腊、古里、暹罗、阿丹、左法尔等30多个国家，最远甚至到达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部地区，前所未有地拓展了海上丝路。当时，很多文人学者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创作了很多诗歌。郭万金《明代丝路的诗歌观照》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梳理资料，展开论述，再现江山一统、四海咸宾的天朝气象。
清代旅居噶喇吧（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亦被称为吧城）多年的福建漳州华侨程日炌和王大海分别著有《噶喇吧纪略》与《海岛逸志》，记述了乾隆年间噶喇吧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然风貌、日常习俗、社会结构、种族关系以及华侨社会生活和殖民统治状况等。李晨《早期华侨文学中的东南亚地区殖民地状况》一文，通过这两部华侨海外见闻录，得出三点非常重要的论断：第一，东南亚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与古代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第二，随着明清海禁政策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竭，中国的海外贸易急剧萎缩，对东南亚地区的掌控力也日益丧失；第三，闭关锁国的结果，就是国民视野的狭隘，综合国力的衰微。
近代以来，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海洋战略的重要性。魏源著《海国图志》，极力改变传统的以西北大陆为重心的关注倾向，呼吁人们重视南洋在军事、商业、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张重岗《南洋之为枢纽：亚洲想象与区域文化网络的重建》即由此入手，针对西方和日本有关南洋论述，反思历史，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关于南洋和东南亚问题的历史思考。三
如前所述，长城的修建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安危相易，攻守异势。这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与其被动防御，不如积极拓展。从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到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中华文化确实有这样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国气度。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唤醒了世界各国对古代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丰富记忆，从历史的高度展示了中华民族从汉唐盛世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孙少华《“一带一路”：研究“中华文学”的新契机》指出，这一战略构想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范围审视中华文化在边疆地区、周边各国互相传播交流的脉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视野，意义非凡。本书最后一组文章，尽管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但所论多与边疆有关。中国的丝绸之路，最初就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走向欧亚大陆。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只有亲历新疆，才能真正体会中国之大，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古往今来，很多探险家、政治家、文人学者，都曾有过到访新疆的经历，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留下重要烙印。
嘉庆四年（1799）八月，洪亮吉上书言事，惹怒嘉庆帝，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翌年二月抵达贬所。居住不到100天，又收到赦书。五月启程，九月回到阳湖家中。可见当年由京城到新疆，慢则半年，快也得三四个月。这样长的旅途劳顿，写诗可能是较好的排遣乡愁的方式。刘京臣《振笔欲增西域记》即以洪亮吉《万里荷戈集》为中心，依托GIS技术，在数字地图上进行标注，力求还原历史场景。后来的林则徐有《荷戈纪程》，其实也可以用这项技术加以还原，使之更加形象具体。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七月，日野强（1866—1920）接到日军参谋本部下达的到新疆搜集情报的密令，开始了一年零十四天的新疆考察之旅。探险结束一年半之后的1909年五月，博文馆出版发行他的《伊犁纪行》，上卷按照行程逐日记录旅途中的见闻、感受，下卷为“地志之部”，分类记述沿途各地的自然、社会、民族、宗教、教育、行政等状况。董炳月另外一篇文章《日野强〈伊犁纪行〉中的汉诗》主要讨论该书的文学创作特色。作者另有《两种〈西域旅行日记〉的知识谱系》，以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两人日记为线索，探讨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以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为主的新疆探险之旅，文化碰撞、异民族交流等问题。可惜限于篇幅，这篇长文未能收录。
民国初年，奉中央政府之命前往新疆视察的官员，多有新疆行记之类的著作。署名单骑的《新疆旅行记》不能说最早，至少是较早的一部。郭道平《民国时期的首部新疆行记》特别指出，单骑留心矿产资源，重视交通建设，建议徙民边疆，呼吁官方有所作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笼罩在明确的“中国”意识之下，偶尔也会流露出晚清难得一见的国家自豪感。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描写丝绸之路的作品异彩纷呈，然而在传统的水墨画里，却难以看到西北风情。当代著名画家张仃晚年创作的《巨木赞》和《昆仑颂》填补了艺术史的空白。1981年秋，张仃赴新疆采风。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记，于是他创作了焦墨巨幢《巨木赞》。如果说《巨木赞》是据实写生，《昆仑颂》则是情感的凝聚。作者将天山与昆仑山合而为一，凸显出昆仑山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所享有的“万山之祖”的崇高地位，遂成登峰造极之作。李兆忠《从〈巨木赞〉到〈昆仑颂〉》一文对此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当代作家张曼菱生在风景秀丽的云南，当她跨入新疆土地时，竟有一种跨文化的体验，极大地影响了她的文学观和写作方向。田泥《激情的样式》指出，张曼菱的新疆行，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也是作家介入社会现实的一种有效方式，更是一种释放生命激情的样式。
在当代内地学者中，恐怕没有人能像杨镰先生那样对新疆如此留恋。他作为知青在伊吾军马场度过青春时代，离开新疆后又近百次赴新疆作实地调查与研究。本书最后两篇评述杨镰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全元诗》的学术价值，对他的业绩表而彰之。正如本书“编后记”所说，这本论文集与杨镰先生密切相关。可惜，他未及见到本书编成就意外离去，迄今整整一年。行文至此，益添宿草之叹。好在学术长存。本书借杨镰先生论文题目作为书名，既是切题，也借此略表纪念之意。2017年3月31日于京城爱吾庐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刘跃进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秦汉时期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西北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1）河西走廊的战略位置；（2）河西四郡的建置；（3）流寓西北的文人；（4）西北文人的崛起。文章指出，随着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接触的频繁，不仅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而且在客观上保存了很多中原由于战乱而佚失的文化典籍。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随着河西四郡的建置，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譬如佛教，正是通过河西走廊而传入中国；魏晋以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文学发展而言，在两汉之际以及汉魏转折这两个历史时期，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西部地区云集了大批文人学者，也保存了众多的文化信息，因而，这里也就成为当时文化版图上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也为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一 河西走廊的战略位置
河西走廊北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南边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唯有河西走廊是一马平川，东起西汉核心地区，西接西域门户，同时[1]又南“接陇、蜀”，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通道之一。历史上，这里水草丰茂，气候宜人，向来有所谓金张掖、银武威之美誉。战国以来，这里长期为匈奴所占据，匈奴人在获取丰富给养的同时，又与西羌联手，不断地骚扰中原。秦始皇曾派蒙恬统率30万大军设防戍边，还将原来秦、赵、燕北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丹东），绵延万里。尽管如此兴师动众，却并没有遏制住匈奴向内地扩张的野心和实力。
楚汉相争格局逐渐明朗的情况下，刘邦曾想在平定内地的同时，也能解决秦始皇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原的边患问题，但在当时，国力不济，心有余而力不足。高祖七年（前200）冬十月，刘邦在战胜项羽之后，又率兵追击韩王信，铜鞮（今山西沁县）一仗，韩王信大败，逃到匈奴。刘邦乘胜追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步兵未尽到，冒顿率精兵40万骑将刘邦围困在白登。幸亏陈平设计，刘邦才得以狼狈逃
[2]出。面对匈奴如此强大之势，刘邦接受刘敬建议，确定了与匈奴的[3]和亲政策，基本内容是“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高帝八年、惠帝三年、文帝前六年，景帝前五年，四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予单于。
刘邦死后，冒顿派遣使者送给吕后一封书信，颇多侮辱之词。如谓“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读信时樊哙在场，义愤填膺，扬言“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结果使季布喝止，说：“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平城之歌》，余音在耳，所有的人都感气短。在这种情况下，吕后只得屈辱回信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4]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只能继续执行和亲政策，别无选择。
文帝刘恒起于代王，戍边多年，深知匈奴问题的复杂尖锐。时间再往前推几年，也就是在刘邦临死头一年曾发布《择立代王诏》，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5]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最后四字说得很沉重，由此可见这里极特殊的地理位置。因此，文帝即位三辅后，面对着“匈奴连岁入边，[6]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的严酷现实，他也别无长策，还是得继续执行和亲政策。在《与匈奴和亲诏》中称“和亲以定，始于今年”。尽管退让再三，就在文帝死的头一年，匈奴还是派3万兵骑侵入上郡，3万兵骑侵入云中，杀略无数，烽火通于甘泉、长安。匈奴与汉朝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朝廷派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匈奴。双方军队，遥遥对峙。从当时双方军事部署来看，这显然是一场不对等的战役：匈奴凭借着强大的骑兵优势，转战游移，灵活多变；而汉朝军队的每一次调防，动辄数万，大军深入，除了兵源问题而外，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补给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能被动防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景帝刘启初年也曾派遣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在解决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后，他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中元四年（前146），御史大夫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7]得出关”。这一建议得到景帝高度重视。《汉书·晁错传》：“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8]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车、马、人，匈奴有其天然优势。为弥补自己的短处，景帝开始处心积虑，充实兵马。从近年发掘的景帝阳陵陪葬坑所发现的数以万计的车马俑来看，虽然只是实物的三分之一，与秦始皇陵兵马俑有着较大的尺寸差异，但是这里透露出强烈的信息，即汉景帝已经把兵马问题摆在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当时，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兵马。显然，景帝已为此作了积极准备。据《汉书·景帝纪》注引《汉仪注》，在长安附近设养马场，养马多达30万匹。后继者武帝所以能够与匈奴连续作战多年，除经济后盾外，其父汉景帝也为他在兵马上作了充足的准备。
汉武帝上台时不过16岁，意气风发。从现存史料来看，汉武帝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巩固中央集权的同时，尽早解决边患问题。为此，他作了精心的准备。第一，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消解地方王侯的势力，迅速改变长期以来困扰朝廷的强枝弱干的格局。譬如，缩小诸侯王国的疆域，取消他们自行任命官吏的特权。第二，在经济上，启用大商人桑弘羊，逐渐实行盐铁政府专营的经济政策，与民争利。铸钱之权，收回中央。“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也就是说，严禁各地私自铸钱。《汉书·食货志下》在叙述上文之后又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第三，在思想上，倡导儒家学说，统一思想。武帝即位之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9]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一建议得到武帝的认可。这是整治思想界的开始。当然，由于窦太后的干涉，这项举措很快就夭折了。倡导者之一的郎中令王臧也为窦太后所逼杀。6年后，窦太后死，汉武帝亲政改元。十一月，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贤良对策。公孙弘再度出仕，作《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拜为博士。董仲舒作《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提出了建立太学的构想。从此，儒学思想便成为当时为多数知识分子所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解决匈奴问题再次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二 河西四郡的建置
其实，汉武帝对于匈奴的关注早在即位之初就开始了。根据《资治通鉴》卷十七的记载，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曾诏问公卿是应该讨伐匈奴，还是执行和亲政策。当时，王恢力主讨伐，而韩安国则倡言和亲。鉴于当时国力，武帝还是听从了韩安国的建议。但翌年又改变主意，转从王恢之议，使马邑人聂壹亡入匈奴，以马邑“城降，财物可尽得”，诱使匈奴至马邑而击之。当然，这只是牛刀小试。在他即位的最初六年，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汉武帝。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建元中，“汉方欲事灭胡”。但是，关于如何“灭胡”，武帝心里并没有底；马邑之战，无异于玩火。
从前面的论述知道，汉高祖七年确定的和亲政策，确保了边境80余年无大事。马邑之战虽然没有直接交火，但是汉与匈奴的关系却严重恶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10]。汉武帝当然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在这一年，大月氏来使求援，说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颅作为饮器。大月氏愤怒异常，恳请汉朝共击匈奴。汉武帝正在考虑如何“灭胡”，闻知此讯，乃招募使者前往西域探听虚实。张骞以郎应命前往，一去13年，直到元朔三年[11]（前126）才回到京城，带回来大量的西域信息。其间，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已经打响。元光二年（前133）六月，汉武帝派遣韩安国、王恢等五将军率兵30万出塞，从此开启与匈奴长达40年的战争。
张骞回到汉地不久，就以校尉身份从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由于对前线了解颇多，出征比较顺利，张骞也因此得封博望侯。这一年，为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也就是张骞回到汉地的第三个年头。[12]武帝也从这次战事中看到了解决边患问题的途径，他终于下决心讨伐匈奴，并从大规模拓展西域开始他的壮举。又过两年，即元狩二年（前121），张骞与霍去病出击匈奴，后期当斩，赎为庶人；而霍去病则越战越勇，“出北地二千余里……斩首虏三万余级”，击溃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追至祁连山下。这年秋天，浑邪王率众降汉。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这是汉朝与匈奴之间实力较量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受到这次战役的鼓舞，汉武帝初步决定建置酒泉郡、武威郡以打开西域门户。当然，河西四郡的建置，《史记》《汉书》的记载颇多分歧。陈梦家先生《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梳理排比资料，论证较详，但是依然不能视为定论，因为所据史料本身就有很多矛盾之处。尽管具体年代有较大分歧，但是总体来看，武帝是在讨伐匈奴的征战中，逐渐将河西四郡建置起来的。《汉书·武帝纪》载，“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当然，诚如颜师古所注：[13]“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就是说这里还保留着匈奴的国号，属于藩属国的性质。10年以后的元鼎六年（前[14]111），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这依然为属国性质。
武帝当然不会以此为满足，他的目标是完全掌控西域乃至全国。就在凿通河西走廊的同时，又南北出击。就在建置张掖、敦煌的同一年，先是大兵东南直下，灭掉南越国，将岭南地区分为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儋耳、珠崖九个郡，归交州刺史部所监察。同时，在河西走廊西南，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15]河南、河内卒十万兵力，平定西羌反叛。河西走廊的西南地区也已经为汉兵所掌控，西汉后期，西海（即今青海大部）得以最终归附。[16]这个时候的武帝有些志得意满。就在河西四郡建置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封元年（前110），他登上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仪式。由[17]此不难推想汉武帝对于自己开通西域后的欣喜程度。
这个时期，河西走廊的北部尚存匈奴威胁。为此，汉武帝又开辟居延要塞，直插匈奴腹地。《史记·匈奴列传》：“汉使光禄徐自为……筑城障列亭至庐朐……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而据《汉书·[18]武帝纪》，这一年是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居延要塞为汉兵控制以后，匈奴主力被迫远遁大漠，而留下来的也已经与当地汉人完全融合。从此，河西走廊就不再是匈奴属国，而完全由汉人所接管。其监管范围包括今甘肃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及青海部分地区。《汉书·地理志》所载，酒泉、张掖两郡均“武帝太初元年开”。武威是“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就是指河西四郡的正式建置时间。
河西四郡最初议置于元狩元年（前122），至后元元年（前88）最后正式建置敦煌郡，前后长达三十年。实际上，在这34年间，汉武帝的功绩当然不仅是“列四郡，据两关”，还包括开发西南、平定百越、征服朝鲜等战役。在这些拓边战争中，河西四郡的建置，是西汉与匈奴战争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影响。武帝在太初四年曾下诏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19]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这只是就复仇的层面而言，事实上，河西走廊的开通，其意义远不止于此。《汉书·西域传赞》说：“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兽、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凭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宾，作《巴渝》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20]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这段文字，主要是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论述武帝建置河西四郡的意义。
从政治意义上说，一个强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枢纽的优势，就必须控制四周局势，而对于汉天子而言，控制河西走廊尤其重要。这条走廊集战略、贸易、信道为一体，直接关系国运的兴衰。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西汉时期，汉武帝选择了军事手段。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是匈奴草木水源丰盛的牧地，其中的焉支山和祁连山为两个天然的屏障。《史记·匈奴列传》之《正义》《索隐》引《西河故事》记载：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后汉书·西羌传》也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更重要的军事意义还在于，以河西四郡为中轴，北至居延，南下西海，屯兵移民，也就有力地控制了西域诸国。早在文帝时代，晁错就认为“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乃“当世急务二事”。文帝深知其利害关系，“从其言，募民徙塞下”。这里所谓“塞下”主要是指代北等地。而武帝则把这项徙民政策扩大到整个河西走廊。诚如《史记·平准书》所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故《汉书·西域传》说：“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盐泽，即鄯善，已经将军事设施修筑到新疆地区。这样，西域三十六国便在掌控之中。
从经济意义上说，开通河西走廊之后，打通了东西交流的丝绸之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诚如贾捐之所云，当时“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21]
可惜的是，《汉书·西域传赞》对于文化方面的意义几乎没有涉及。其实，从文化上说，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其良性互动的关系，也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各种文化的交流。三 流寓西北的文人
河西四郡设立后，移民计划随之而来。《汉书·食货志》：“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这些移民中，很多是贫民和罪人。如汉武帝刘彻元狩四年（前119）冬迁移贫民：“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22]金及皮币以足用。”其罪人中，不乏持异端政见者，“或以抱怨过[23]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这些移民的到来，就军事意义上说，主要是起到了屯兵的作用。当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和交流。[24]
西汉后期，三辅战乱骤起，“唯河西独安”。更始元年（23），天水成纪人隗嚣逃亡乡里，倾接文人，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长安谷恭为掌野大夫，平陵范逡为师友，赵秉、苏衡、郑兴为祭酒，申屠刚、杜林为持书，杨广、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为大将军，一时名震西州，闻于山东。隗嚣曾为刘歆幕僚，喜好经书，也算一介书生。刘歆死后，隗嚣回到家乡。汉末战乱之际，他接受了周围文士的建议，遂与季父隗崔等起兵于陇西，并为此而发布[25]《移檄告郡国》。这篇文章气势很盛，被后人视为名文，故而收录在《汉文归》中。钟惺评曰：“翟义起兵讨莽，不克而死。当时惜无若骆宾王讨武昭檄，而平林新市兵起，汉宗室目之，义声虽震天，而文采未宣。固当以是篇为东汉文弁冕也，岂以隗嚣之事不终而少之？”
根据现存资料，依附于隗嚣的文人群体主要来自两个地区。一是西北文人，如天水冀人周宗，陇西上邽人杨广。二是来自三辅地区，“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如长安人谷恭，平陵人范逡，扶风人申屠刚、杜林，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均为一时之选。这些人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如王元《说隗嚣》建议他拥兵自重，称霸河西：“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其政治见解的是非曲直，这里姑且不作评议，即以文字而论，也称得上霸气十足了。再说郑众，虽籍贯是河南开封人，但在三辅地区游学。初习《公羊春秋》，晚年转而研究《左传》，曾受刘歆之命而撰《左传》条例、章句、传诂，并校《三统历》。归附隗嚣后，也多次为文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申屠刚，质性方直，常慕史鳅、汲黯之为人。隗嚣据陇右称雄，申屠刚作《说隗嚣》《将归与隗嚣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杜林好学深思，博洽多闻，时称通儒。东汉之传授《古文尚书》实始自杜林。《汉书·艺文志》著录《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又云：“《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惟作训故，并列焉。”王莽败后，杜林与弟杜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携家眷俱[26]客河西。此外，还有扶风茂陵人方望，曾作《辞谢隗嚣书》，《汉文归》辑录此文，引钟惺评：“豪杰之气，不能自静，逼出纸上”。琅琊人王遵也以《谏隗嚣谋杀来歙》而著名。扶风人班彪，22岁即西去追随隗嚣。作《北征赋》，收入《昭明文选》；又著《王命论》[27]以救时难。
就在隗嚣据陇右称雄之际，扶风平陵人窦融也开始经营河西诸郡。更始二年（24），辩士张玄游说窦融，欲约纵连横。建武五年（29），窦融入据金城，自称河西大将军，并作《与隗嚣书》，称“自兵起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之体未愈，哭泣之声尚闻”。其对于悲惨现实的描写，可谓惊心动魄。故光武帝答书说：“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畔臣见之，当股慄惭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朦。”《秦汉文钞》辑录此文，题作《责让隗嚣书》。又引陈古迂评：“光武得以收复陇、蜀，皆由先得河西援，绝则势孤矣。夫隗嚣、窦融皆附光武者也。窦融本心向汉，而隗嚣终叛，盖融知天命之所属而嚣不知者也。窦氏数世荣贵而嚣戮身，宜哉。”《汉文归》辑此文引钟惺评曰：“文类《左氏》，东汉辞命之绝佳者。”在这期间，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是时，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厍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28]敦煌都尉辛肜，并州郡英俊，融皆与为厚善”。梳理相关资料，在建武十二年窦融被征回京师洛阳之前，云集在窦融幕下的文人主要有：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遭王莽之乱，孔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孔[29]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后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梁又有《王隆集》[30]二卷，又有作《小学汉官篇》等。
在隗嚣和窦融两个政治集团中，由于幕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其文人境遇也全然不同。建武五年，隗嚣欲脱离中原而归附自立于西南的公孙述，申屠刚作《说隗嚣》《将归与隗嚣书》等文多加劝阻，但未奏效，隗嚣仍执迷不悟，最终自臣于公孙述。此后，很多文人如郑众、申屠刚、班彪等纷纷离开隗嚣。郑众回到京城，因为不信图谶也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冷落，潜心著书。班彪虽又曾投奔窦融作幕僚，但从此对政治心灰意冷。建武十二年窦融回到中原后，曾推荐班彪出仕，拜徐令。班彪婉拒，潜心于《汉书》的撰著工作。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事有必然，班彪的这段西北经历为他的后人开辟了西行的道路。他的后人班固、班昭、班超、班勇等，也都与西域结下不解之缘。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出击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此后几年，班固都在窦宪幕中。窦宪在燕然山刻石记功，其文即出于班固之手。班超投笔从戎，出使西域30年。子承父业，[31]班勇亦扬名西域，曾写作《西域传》。班昭著有《西征赋》描写西行的经历。窦融集团尽管自立于河西，但与占据中原的光武帝刘秀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权衡各种利弊得失，窦融终于在建武十二年回到京城洛阳，归顺刘秀。对刘秀而言，窦融的归附，其作用可谓“举足左右”。因此之故，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也多受到重用，譬如汉明帝刘庄永平三年（60），图二十八将于云台，窦融即其一。又如梁统，这一年也随同晋京，以列侯奉朝请，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这个家族也因此而成为东汉最著名的外戚之家，累代为官，数世封侯。
在扬声西北的众多文人中，还应当特别提及伏波将军马援。他曾与隗嚣交往多年，曾在隗嚣自立时作《上书言隗嚣》，劝其归降刘秀。《汉文归》辑录此文并引朱东观评曰：“伏波文章，极峭婉蕴藉之致，于西汉一种严整之气、东京一种疏简之势，各有其美，而又自成一家，不复牵拘行墨，如炬波澹宕，舒卷万端，已开晋人风味也。”另外一篇名作是《与隗嚣将杨广书》，写得颇为通俗，可谓别开生面。马援而外，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重要文人，即战死西北疆场的杜笃。他原本是京兆杜陵人，与扶风马氏联姻，后随马援之子马防击西羌，战死于北地射姑山。所著赋、诔、书、赞、七言、女箴及杂文，凡18篇。又著《明世论》15篇，可惜文已不存。《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车骑从事《杜笃集》一卷，其中的代表作是《吴汉诔》和《论都赋》。诔文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文心雕龙·诔碑》曾给予赞誉，认为“杜笃之诔，有誉前代”。陈留边韶，曾任北地太守，也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陈相《边韶集》一卷，录一卷，久佚。今存文四篇。
流寓西北的文人主要集中在两汉之际，大体考述如上。从政治上讲，刘秀凭借着流寓西北的窦融等军事力量统一天下。使他没有想到的是，终结刘氏家族统治者的还是西北军阀董卓。这也是东汉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大势演变。从学术文化上讲，正是这种文人的迁徙，一方面带动了西北文人的崛起，另一方面，又为魏晋文化的发展保存了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四 西北文人的崛起
西北地区，秦汉时称山西，主要指太行山以西的天水、陇西、安定、北地等地，向来崇尚武功。诚如《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所说：“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因此，这里发迹的历史人物，多以武功扬名，如陇西李氏、赵氏、辛氏等，皆有将帅之风。而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传统可言。当然在民间也有例外。《陇头歌》就是秦汉时期流行于西北的一首优秀的民歌。余冠英、曹道衡分别编注的《乐府诗选》并将《陇头歌》列入北朝民歌，但是两位先生均认为这些歌词“风格和一般北歌不大同，或是汉魏旧辞”。这种推断颇有道理。《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引《通典》：“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陇坻，亦曰陇山，即汉陇关也。”又引《三秦记》：“其阪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谓陇头水也。”可惜未引古辞，而是始于陈后主《陇头》。事实上，《太平御览》卷五十六、《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七、《后汉书·郡国志》汉阳郡均引述了《三秦记》，并且在征引上述文字之后，又引“俗歌曰”“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云云。《三秦记》未见《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但是，成书于汉魏之际的《三辅黄图》及南朝梁代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皆有所征引，而所记又都是秦汉都邑地理风俗。因此，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推断此书“当出于汉时人士手
[32]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否定这种说法。《陇头歌》既已为《三秦记》所引录，则出于汉人之手。此书记载的《陇头歌》至少是在汉代流行于西北地区的民歌。
有文献可考的西北文人，最初多以军功起家，文学才能不过是其陪衬而已。如北地义渠人公孙浑邪，景帝时为陇西守，曾率军参与平定吴楚之乱的战役，以军功封平曲侯。史传载其著书10余篇，《汉书·[33]艺文志》诸子阴阳家类著录15篇，当即此，惜已亡佚。其孙公孙贺亦从军数有功。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贺氏由此发迹。北地郁郅李息，景帝和武帝时为将军。《汉书·艺文志》著录给事黄门侍郎《李息赋》9篇，亦为当时词赋创作的名家。与此同时稍后的还有陇西名将李广后人李陵，身为将军，而在与苏武告别时所唱的那首“楚歌”为他赢得了不朽的文学声誉：“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文选》及敦煌石室中还保存有李陵与苏武往返信件若干，虽学者多以为伪托之作，但由此不难推想李陵的文学影响。西汉后期的赵充国也是以“将帅之节”著称于西北，宣帝于麒麟阁为11功臣画像，其中之一就有赵充国。这样一位将军，今也存文6篇，其中《先零羌事对》《上书谢罪陈兵利害》为其名篇。其时赵充国已76岁，尚思尽忠匡辅，感人肺腑。如云：“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己诛而罕、开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上屯田奏》《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等文，比较“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恪尽厥职，论其得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称：“文章之部，行于当官者，其源各有所受：奏疏、议驳近论，诏册、表檄、弹文近诗；近论故无取纷纶之辞，近诗故好为扬厉之语。汉世作奏，莫善乎赵充国，探筹而数，辞无枝叶。”当然，赵充国之奏，也很有可能出于幕僚之手，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确证。
两汉之际，随着内地文人向西北的流动聚集，迅速带动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东汉时期，“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登上历史舞台，显示出了这个地区文化发展的最初业绩。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既是当时名将，又在学术与文学方面卓有成绩。蔡邕《荐皇甫规表》称其“少明经术”，堪称一代名儒。史载其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等各种文体，共27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司农卿《皇甫规集》5卷。而今保存下来的仅有11篇，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建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该文将官场的混乱比作“市贾”，比周朋党，假廉成贪，受赂卖爵，风败俗坏，致使“天下扰扰，从乱如归”。文章尖锐地指出：
自后遭奸伪，威分近习，中常侍小黄门凡数十人，同气相求，如市贾焉，竞思作变，导上以非，畜货聚马，戏谑是闻。又因缘嬖幸，受赂卖爵，轻使宾客，交错其间，分脏解罪，以攘大威。公卿以下，至于佐史，交私其门，终无纪极。顽凶子弟，布列州郡，并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扰扰，从乱如归。至今风败俗坏，招灾致寇。故每有征战，鲜不挫伤，官民并竭，上下穷虚。臣在关西，窃听风声，未闻国家有所先后，而威福之来，咸归权幸。
在追究这种混乱局面的根源时，作者笔锋一转，直指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将军梁冀等外戚家族：
大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虽曰众也，在所欲之。苟能卒志毕力，守遵常轨，以度元元，所谓福也。或乃怠驰中流，而捐楫放棹，将沦波涛，归咎受愆，可不慎乎！夫德不称禄，犹凿墉之趾，以益其高，岂量力审功安固之道哉！凡诸宿猾、酒徒、戏客，皆耳纳邪声，口出谄言，甘心逸游，唱造不义。亦宜贬斥，以惩不轨。令冀等深思得贤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书怠职，有司依违，莫肯纠察，故使陛下专受谄谀之言，不闻户牖之外。
这样的批评文字，可谓振聋发聩。《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载：“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永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诏问日食》针对当时的党锢之争，称“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实为党人鸣冤叫屈，亦震撼当时。不仅如此，当他听说好友张奂亦深陷党锢，乃作《上言宜豫党锢》，自豫党之列。他说此前曾“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颂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其甘俟斧钺的书生道义，确实令读之者深为感动。他的《求自效疏》《上疏言羌事》《上疏自讼》等文，越职自陈，激昂青云，表现出作者面对险象环生的边境危机“搏手叩心而增叹”的忧患心情。皇甫规不仅自己能文，其妻亦擅长文章。其后人皇甫谧，更是名著魏晋之间。他的《列女传》《高士传》《逸士传》《帝王记》等名著，颇为后世所称引。
张奂是皇甫规的好友，敦煌渊泉人。早年游学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45万余言，张奂减为9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其后为武威太守，迁度辽将军，征拜大司农。晚年转太常，遭党锢。《艺文类聚》卷三十所载《与延笃书》，深微地表达了作者身陷囹圄时的无奈与绝望之情：
唯别三年，无一日之忘。京师禁急，不敢相闻。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年老气衰，智尽谋索，每有所处，违宜失便。北为儿车所雠，中为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复镇之以大石。厄乎此时也！且太阴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五寸，风寒惨冽，剥脱伤骨。但此自非老惫者所堪，而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众艰罄集，不可一二而言也。聋盲日甚，气力寖衰，神邪当复相见者，从此辞矣！
史载其著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等各类文体凡24篇，今存残篇断简，尚有19篇。其赋作仅有《扶蕖赋》残句，不足以领略其梗概。其文则以《艺文类聚》卷二十二所载《诫兄子书》为代表：
汝曹薄祜，早失贤父，财单艺尽，今适喘息。闻仲祉轻傲耆老，侮狎同年，极口咨意。当崇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汝得恶论。经言孔于乡党，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谦之貌也。经难知，且自以汝资父为师，汝父宁轻乡里邪？年少多失，改之为贵。蘧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是过，尔亦已矣。
情意惓惓，娓娓道来，质朴流畅。他的儿子张芝，字伯英，是东汉著名的书法家。《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注引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皆不至，号张有道。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根据《书断》，张芝卒于初平年间，张芝的弟弟张昶，字文舒，卒于建安十一年。联系到这个时候鸿都门学也以书学为重，由此推想东汉后期，书法艺术已经成为当时士人的一种重要的修养。
武威姑臧人段颎，史载其“折节好古学”。桓帝初年举孝廉，后为中郎将，以军功封列侯，拜破羌将军。他的文章，《后汉书》本传记载了两篇，即《应诏上言讨先零东羌术略》《复上言东羌事》，均与戍边相关，辩难氏疑，议论滔滔，但是与皇甫规、张奂相比，文采略有逊色。相比较而言，安定临泾人王符则可谓异军突起，在东汉后期的文坛，展示了自己的文章才华。他曾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当时著名文人多有交往，却不肯出仕，而是隐居著书，凡30余篇，自名《潜夫论》。这是一部政论性很强的著作，几乎谈不上文学色彩，但是，依然为文史研究工作者所重视。如《实边篇》“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代马望北，狐死首丘，边民谨顿，尤恶内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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