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世联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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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文化分析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红楼梦》的文化分析/ 单世联著.—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13-20417-2
Ⅰ.①红… Ⅱ.①单… Ⅲ.①《红楼梦》研究 Ⅳ.①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2420号《红楼梦》的文化分析
著 者：单世联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印 刷：上海万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5.5
字 数：453千字
版 次：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20417-2/I
定 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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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现代人文思想为视角，从小说的创作过程、叙述方式、人物形象与红学演变等方面，探索小说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效果。作者认为，《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双重的，它一方面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深入其细节，另一方面也对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的礼教文化发出深沉的抗议，并表达了从伦理型文化（理性、家国规范）向审美型文化（感性、个体、自由）转换的朦胧期待。该书为作者多年精心写就。可供《红楼梦》读者与红学爱好者、研究者参考。自序 一入红楼难道别
应当是1979年吧，我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研究集刊》第四期上，读到钱锺书译的德国诗人海涅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一文。海涅说，他每五年读一次《堂吉诃德》，每次都有不同印象。1988年夏，我以十篇论文完成了自己的“红学研究”，当时也想每隔五年就重读一遍《红楼梦》并再写一些文章。这个计划就像其他许多计划一样，没有付诸实施。90年代以后，我的读写范围日益放开，所读所思所写早已远离红学。不过，就像海涅说的，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每当他徘徊歧路的时候，那个瘦的骑士和胖的侍从总是跟在他的后面。在我后来的生活中，《红楼梦》确也没有完全消失过。翻读之余，又因各种因由写了几篇。正所谓“斩不断，理还乱，是红楼”。这也就是我说的“一入红楼难道别”的意思。
阅读《红楼梦》没有什么困难。以我的经验，无论何时何地，拿起它就可以读；无论从哪一回开始，都可以读下去。在无数中外文学名著中，如此容易阅读的小说，几乎没有。然而，理解《红楼梦》又是困难的。比如，阅读《红楼梦》为什么没有困难，这个问题就没有透彻地讨论过。从20世纪的80年代到今天，我反复思考，也还理不清头绪。嘉庆年间，犀脊山樵在其《红楼梦补序》有云：“近日世人所脍炙于口者，莫如《红楼梦》一书，其词甚显，而其旨甚微，诚为[1]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词显”，故易读，“旨微”，则难解。这是否能够说明我们的阅读经验呢？
2018年暑假，我准备重新改写1995年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人与梦——＜红楼梦＞的现代解释》一书，本来只是想把后来写的几篇补充进去，但旧作重读，觉得应该有比较大的修改和完善，故又投入两个月的时间，重编章节，增补新篇，改写旧稿。现在的第一、四、十、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一节，均为初版后所作；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二节，也都重新写过。所引原文，也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红楼梦》校对过。现在的篇幅比初版增加了一倍，结构、观点、材料和文字也有较大调整。是旧作也，非旧作也。本书的写法，是以现代人文思想为视角，从历史环境、创作心理、叙述方式、人物形象与红学演变等方面，探索《红楼梦》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效果。我的看法是，《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双重的，它一方面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深入其细节，另一方面也对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的礼教文化发出深沉的抗议，并表达了从伦理型文化（理性、家国、规范）向审美型文化（感性、个体、自由）转换的朦胧期待。《红楼梦》既呈现了富贵之家青春、生活与诗艺的美丽，又表达了青春、生命与诗艺在当时环境中的无奈、苦闷和绝望。在全面弘扬传统的今天，我们尤其应该注重后一方面。
由于我还有其他的写作任务在排队，这次修订重编还是仓促了些。感谢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专业2015、2018级硕士研究生林丹燕、陆懿婷、程茜、郑艳儒同学的校对之功。下一步，我想结合三十年来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及对当代文化变迁的一些观察，写一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那会是一段愉快的时光，或许能在其中体会到法国诗人拉马丁在《湖》中的咏叹：“光阴呵，停止飞行！你呵，作美的良宵，也停住，莫像水一般直淌！这瞬息的妙味呵，让我们仔细领略，领略这一生最好的时光”（范希衡译）。单世联2018年9月30日在上海[1]归锄子：《红楼梦补》，嘉庆二十四年藤花榭刊本。一、分析性的红楼导引
古典小说《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又名《金玉缘》，问世于18世纪中叶清朝乾隆年间，一般认为，其作者是曹雪芹。
曹雪芹（1715？—1763？），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居士。祖籍一说是河北丰润，一说是辽宁辽阳。比较而言，前说的理由似更充分。曹雪芹的先世为汉人，早归旗籍，清人入关后，入正白旗内务府籍，世袭江宁织造。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与祖父曹寅极受康熙皇帝赏识，家世显赫，荣华富贵极一时之盛。雍正上台后，曹家被抄家没产，“家亡人散各奔腾”。曹雪芹幼年随家从南方北迁，中年后住在北京西郊，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困顿生活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极大的毅力“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作《红楼梦》，书未尽而人已逝，《红楼梦》是未完稿的著作。现存后四十回据考由高鹗续成。此后《红楼梦》的续作和补作很多，但均为狗尾续貂，在观念、艺术与语言上都无法与曹雪芹原作的八十回相比。应予指出的是，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关于曹雪芹及其创作情况，关于《红楼梦》的版本等，学术界至今仍有很多争论。《红楼梦》是一部突破了传统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小说，也是中国古典语言艺术的代表作。还在它以抄本形式问世的清嘉庆初年，就出现了“遍于海内，家家喜闻，处处争购”的盛况，以至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说法，终于形成了有一定声势的“红学”，出现了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等红学流派和“自传说”“斗争论”“两个世界论”等重要观点，还附带产生了一门“曹（雪芹）学”，历时一个多世纪。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很多，但以一书而成一学的却不多见。“红学”之成立，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也是基于它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人生内涵和卓越的审美艺术价值。
像任何文学杰作一样，《红楼梦》的意义是很难用几句话甚至一本书概括和确定的。鲁迅就曾指出：在这部小说中，“经学家看见义，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1]事”。20世纪的红学也证明了鲁迅此论。就一般读者来看，《红楼梦》是一部以作者个人及其家族历史作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它叙述了一个贵族之家的衰败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的爱情悲剧。以此为中心，小说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开了一幅广阔而生动的社会历史生活画面，承继和更新了中国特色的审美品格和文化趣味，其精致完美的语言艺术极大地提升了汉语的文学表现力，其对生命意义的执着探寻和对人生无常的深沉悲哀，其所蕴含的反抗传统礼教、追求心性自由的人生观念和情爱意识等都具有跨时代的普遍意义。[1]鲁迅：《＜绛洞花主＞小引》（1927年1月14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结构：此系身前身后事
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事件从来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存在，但小说不能无选择、无安排地照抄生活，如何驾驭题材、结构情节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红楼梦》结构完整而针线绵密，它是曹雪芹卓越精湛的艺术创造，却又宛然天成不露人工斧凿之痕，是此前《三国演义》《水浒》等长篇小说所不及的。《红楼梦》结构成功的关键在于作者全局在胸，能够按照现实的逻辑与主题的需要进行了匠心独运的安排，使得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局部都尽量地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彼此关照契合，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显示出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意义。根据这一原则，《红楼梦》在结构上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完整性。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实际上概括了全书大大小小的人物和事件。关于宝黛爱情悲剧，小说一开始就在其所描写的现实人间故事之外设计了与贾宝玉、林黛玉有关的两个神话故事，交代了他们的“身前身后事”，暗示了他们的相爱及其最后的归宿，贯通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关于贾府盛衰，小说一方面借刘姥姥的眼睛，通过她三进贾府的不同观感表现贾府的衰败过程；另一方面也通过诸如贾母等人在几次元宵家宴上的不同感受渲染贾府的今非昔比，节奏鲜明而对照鲜明。此外像“太虚幻境”“群芳夜宴”等章节，都有意识地提示了若干人物的命运。二是丰富性。我们可以用一个家族衰败、一场爱情悲剧、一段生命历险等来概括小说主题，但它的实际内容却像生活本身一样五光十色，喧哗嘈杂。作者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单线式结构，以贾府盛衰和宝黛爱情为基本线索，把众多人物、复杂关系和纷繁事件组织在一起，交错发展，彼此制约，构成了一个筋络相连、纵横交错但又主次分明、井然有序的艺术世界，蕴含了生活世界的全部内容和精神世界的多种意义。三是现实性。基于对真实人生和现实社会的痛苦体验，作者始终以“事体情理”为据把小说的结构原则与实际生活的组织原则统一起来，把人物性格的展开与重大事件的发生融化在日常生活的叙述之中。此即作者郑重声明的：“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这种真实性、真实感，既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也来自作者根据生活经验与生活逻辑所展开的虚构、想象，更有作者卓越的语言表现能力。
在这方面，当代作家王蒙的一个观点特别重要。他认为：“单纯从风格的角度，艺术形式的角度看，《红楼梦》远远不是最杰出的作品，《红楼梦》可能显得芜杂而不纯净，平淡而不神奇，客观叙述与描写多而主体性发挥不够……尤其是，有生活依据的‘记载’过多而子虚乌有的独创太少，等等，然而《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恰恰不在于它是提纯了的唯一的为文学的文学，而在于它包含了多得不得了的生活内容。这种生活内容之丰富性与重要性，甚至使作者的个人风格[1]也为之逊色了。这才是大家！这才是巨著！”把“多得不得了”的生活内容融合在一本书中而又井然有序，这就是《红楼梦》结构的成就。读者看到的是生活本身、生命历程而不是作者的创作技术、创作意图。这就是《红楼梦》结构的效果。《红楼梦》的结构是生活的结构，严格地说，是作者所凝练和再现的生活的结构。
中国文学以抒情见长，叙事传统相对贫弱。《红楼梦》总结、提升了从《史记》到《金瓶梅》的叙事艺术，又融化了诗词曲赋的抒情传统，建构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诗化叙事结构，使《红楼梦》包含了比其他古典文学作品远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和社会意义。[1]王蒙：《红楼启示录》（最新修订版），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人物：开辟鸿蒙 谁为情种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契（Georg Lukács）认为：“伟大作品的基础，是赫拉克里特所谓‘醒觉者’所共有的世界，是这样的人们的世界，他们在社会上苦斗，他们互相搏击，彼此扶持或彼此对抗，却[1]并不被动地反应。”《红楼梦》与其他中国古典小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对人物的强烈兴趣、细致描写和卓越塑造。据统计，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四百多个，其中较有个性的，不下百人。即使是那些似乎无足轻重的人物，作者打破常规，把他们描写得栩栩如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作者向礼教文化提出了血泪控诉。
首先，作者自觉地打破了以往小说描写人物时的类型化特征和“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写作模式，塑造了若干具有鲜明个性和复杂心理的人物。明清小说流行，产量很大，相当一部分是老套的浪漫传奇小说，其中的才子佳人虽然才貌俱佳，却缺乏个性，通常都以婚姻幸福为结局。而红楼人物却有自己清晰的面目和独特的性格。不但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性格命运全然不同于那些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一些昙花一现的次要人物也有十分鲜明的面目性格。对于主要人物，作者善于根据人物的不同地位、不同关系，分别通过不同情节，从不同的角度层层深入地镂刻出他们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对人物其他方面的特征则采用了前后重点不同的补充描写的方法，从而使这些形象表现得十分深刻、饱满，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对比较次要的人物，一般是先用淡淡的几笔带过，然后在适当时候，抓住典型事件集中描写。林黛玉与晴雯、薛宝钗和花袭人，向来被视为两组性格类似的人，然此四人各有个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绝不相混。
其次，作者对所描写的人物大都寄寓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因此能够探索到人物灵魂的深处。把《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比较，不难发现曹雪芹以悲悯的眼光俯视个体生命的卑微与无奈，尤其是对女性，对底层人充满了同情和尊重。这些人物都植根在社会生活环境和各自具体境遇之中，都活动在纵横交错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其性格、情感、命运等受着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牵制，包含着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但他（她）又不是消极地接受环境的安排，而是以自己的希望和追求在改造和创造着自己的环境。正因为这种新的价值观，作者才真实地写下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人间悲剧。对于王熙凤这一敢作敢为甚至心狠手毒的人物，作者也精心刻画了她的才干、聪明及其不幸结局。至于像薛宝钗、花袭人等这些并不令读者真心喜爱的人物，作者也不是单纯地批评、谴责，而是深入其处境和心理，把微讽与同情结合起来，具有最大的真实性。
最后，作者总结了传统小说塑造人物的技术和方法，和谐得体地运用于人物刻画之中。以日常事件与生活场景为环境，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和日常活动，在行动中表现人物性格；善于在广阔的社会联系中，从不同角度，多侧面地刻画人物的多样性；善于通过对立人物的对比、相类人物的相互映衬来显示人物个性特征；善于通过大场面、大事件，把人物安插在冲突的漩涡之中，从人物对事件的态度来显示他们各自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善于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提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善于创造适合人物思想、气质、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不同的意境来烘托人物的气质和性格。特别要强调的是，“《红楼梦》的主要对象是金陵十二钗，他用的是工笔，是水磨工夫，精雕细作，刻画入微，有时着彩色，有时用水墨。不仅是细心地从他们的语言、态度、情感上去描写他们的性格和形象，还要从他们的环境细节方面去衬托他们的性格和形象。一草一木，一茶一酒，一衣一履，一诗一词，都配合得非常妥帖。秦可卿的卧房布置，绝不是林黛玉的卧房布置，潇湘馆的自然环境，绝不是稻香村的自然环境，王熙凤的穿戴，绝不是薛宝钗的穿戴。曹雪芹在这方面，经过千辛万苦的经营，一笔不苟地将人物性格和形象，通过日常琐事，真如浮雕一般地在字里行间突现出来，都是眉目分明，形象如画，给读者以非[2]常明确的印象”。文学史家的这一评论，强调了《红楼梦》以细节刻画人物的特点。生活之所以为生活，在其由无数细枝末节所构成；人生之所以为人生，在其日常世界的悲欢离合。琐碎闲杂而又气韵贯注，平凡无奇而又精彩绝伦，《红楼梦》因此而塑造了一大批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生活，也因此而表达了一种人性关怀和人道精神。[1][匈]卢卡契：《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1938），周行译，《卢卡契文学论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页。[2]刘大杰：《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1954年3月7日），《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2页。环境：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环境描写有两个方面，一是把人物与故事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和日常生活场景之中，二是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文学中情景交融的原则，善于为人物设置特定的环境气氛。在这两方面，作者都善于用环境变迁来表现人物心理，推动情节发展，善于用细节描写来表现深刻主题。
首先，作者精心构造了作为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的大观园。这是与龌龊肮脏的现实社会保持距离的纯洁乐土，红楼女儿在此拥有了一个当时环境下相对自由的生存环境。进而，作者深入到每个主要人物的小环境，如贾宝玉的怡红院、林黛玉的潇湘馆、薛宝钗的蘅芜院、贾探春的秋爽斋、李纨的稻香村，等等，无论是室外环境还是室内布置，都直接衬托着人物的性格。像林黛玉住的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湘帘垂地，悄无人声”“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这样清幽高雅的环境，不但是林黛玉诗人气质的外化，而且本身就具有审美价值。物因人而有生命、有特征，此举表达的正是对人的肯定。
其次，作者老老实实地叙述了贾府的衰败过程。从建筑格局到府内重要厅堂居室的陈设，从庭院内的曲廊甬道到大观园的规模风物，从频繁不断的家宴到花样百出的游艺，加上元妃省亲、灯谜谶语、清虚打醮、除夕祭祖、演戏唱文，等等，贾府的日常生活始终回荡着喜庆与悲凉，热闹与冷清，兴盛与衰败的双重基调。正是在贾府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最终走向“家散人亡各奔腾”“运终数尽”的过程中，红楼儿女体验了青春的烂漫和生存的痛苦，弹奏出一曲“末世”悲歌。这个大环境，既是贾府的各色人物的生活空间和命运归宿，也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整体性衰败相对应。
最后，作者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贾府不但与薛、史、王一起构成“四大家族”，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由此扩展，又与上至皇宫，下至市巷、乡野的整个社会发生关联。红学家李辰冬指出：贾府所代表的社会方面，以家庭体系论，则有祖母、儿子、儿媳、孙子、孙媳、伯叔、婶嫂、兄弟、姊妹、姨妈、姨娘、表姐、表弟；以职业论，则有官僚、军人、吏卒、教士、尼姑、道婆、巫士、教师、学生、农夫、商人、田主、佃户、戏子、乐师、账房、管家、医生、流氓、盗贼、娼妓、歌女与放债者；以贵贱论，则上自皇妃、王族、公爵、侯妃、侍郎、县令，下至奴婢，丫头；以贫富论，则富自百万，贫至分毫，因地位的不同，贵贱的区分，贫富的差异，心理[1]也随之而异。“中国的整个社会，差不多都有了。”小说因此提供了一幅传统中国的全息图景。《红楼梦》因此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的“百科全书”。
三种环境的相互依存而又内在贯通，虽详略不同，但都相互配合，展开了一幅宏大繁复而又跌宕起伏的贵族之家的生活画卷。在这些现实环境之上，作者又构思了一个神秘隐约而又意义明确的神话世界，把贾府依然花团锦簇的繁盛景象笼罩在惴惴不安、气数将尽的氛围之下。不但直接指向着“红楼一梦”的宿命，也表明作者探究生命之谜的高远追求。[1]李辰冬：《红楼梦研究》（1946），《红楼梦研究两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主题：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对《红楼梦》的主题历来有争议。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爱情悲剧说。小说以清初一个贵族之家的兴衰为背景，深入细腻地描写宝黛的爱情幽微曲折及其悲剧结局，肯定了追求自由自主的叛逆人物，表达了青春生命的礼赞及其悲剧命运的深沉叹息。这种爱的毁灭、美的毁灭是对生命和生活的深刻体验和追问，打开了一向封闭的中国情感世界。其次是贾家盛衰说。小说描写贾府从表面上“峥嵘轩峻”“蓊蔚洇润”到“忽喇喇似大厦倾”“树倒猢狲散”的衰败过程，同时也以贾府为中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传统社会的全貌以及它内部复杂而深刻的矛盾，使读者细致深入地看到传统社会肌体的内部结构，昭示了这一“末世”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最后一种是“两个世界”说。以大观园为象征，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原因不只在这个理想世界的脆弱，更在于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
应当说，上述三种说法只是概略言之，每一种说法都不排除主题和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显然，像《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其主题意蕴是难以用概念语言穷尽的。在红学史上，几乎任何观念、任何方法都不能穷尽它的意义。除上述三种说法外，从清末到当代，蔡元培的民族主义论、王国维的人生悲剧论、胡适等人的自传论、毛泽东的政治小说论等也只能从一个方面解释《红楼梦》。其实，我们的阅读和欣赏完全可以不受任何理论、观点的束缚，只要真正沉浸到红楼世界中，我们总能有自己的发现。《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它不断地召唤着读者的参与和对话，不断获得新的解释和意义。
就文学阅读而言，作品的主题也许并不重要。一些伟大的作品，本来就像生活本身一样难以一言道尽。如果说主题概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的话，那么主题的不确定性也能帮助我们接受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红楼梦》之所以丰富多彩，之所以能以一书而成“学”，正在于它的难解性，而这种难解性又丝毫不妨碍我们的阅读。相反，它是一本只要识字就能读而且读得进的小说。正像每个生活着的人终生也说不清人生的意义一样，我们的反复阅读也不一定能明确《红楼梦》的主题，但我们确实可以通过阅读它而增进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语言：景夺文章造化工《红楼梦》集中显示了汉语的审美功能。在语言资源上，《红楼梦》广泛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全部营养，诗词曲赋等多种文学形式的书面语都在小说中得到融化活用，同时它又提炼使用了大量市井、乡村的口语，熔铸成简洁而纯净、准确而传神、朴素而多彩的语言。焦大的破口大骂和刘姥姥的村言俚语固然令人难忘，像“好了歌”“好了歌注”“红楼梦曲”“大观园题咏”“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柳絮吟”“芙蓉女儿诔”等文言雅曲也脍炙人口。在语言风格上，《红楼梦》把叙事与抒情、通俗和典雅、讴歌与讽刺等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圆转流利，生动鲜明，既是准确的叙事，又是浓烈的抒怀，可以成为我们时时吟咏诵读的语言精品。在语言使用上，作者词汇丰富，句法多变，不断根据生活的真实情态灵活使用丰富而恰当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等，最大限度地发掘了汉语的文学表现力。
除了语言自身的价值外，《红楼梦》的语言又都服务于塑造人物、抒发情感、表达主题的目的。作者的叙述语言因人、因时、因地、因情景的不同而不同，无论叙事写景，还是铺陈过渡，都流畅而不失浅露，洗练自然，文采斐然又不流于堆砌。像“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等都以细致的语言写成大波澜，笔锋既纵横变化，描绘也生动酣畅。似乎是信笔写来，但又极为清晰明朗。作者特别擅长绘色绘声，以诗笔作画工，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晴雯补裘、湘云醉卧、探春邀社、怡红夜宴、龄官画蔷，等等，全然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人物的神态和命运因此得到充分的表现。人物对话极具个性，作者往往只用三言两语，一个活生生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使读者仅仅凭借这些语言就可以判别人物。不但各种人物，而且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像贾政和贾赦、王夫人和邢夫人、鸳鸯和平儿这些身份相同的人物，都可能通过他们的语言区别开来，像晴雯与尤三姐等人，都因其泼辣犀利的语言而神采飞扬。小说中大量使用的诗词曲赋，不仅能与小说的叙事融成一体，而且也为营造意境、刻画人物服务，做到了“诗如其人”。
曹雪芹卓越的语言艺术得益于他广博的见闻和深切的人生体验，也得益“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的艺术磨炼。价值：眼前无路想回头
无论是红学家还是普通读者，一般都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总结。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红楼梦》广泛接受了中华民族的文学、文化传统，几乎包括了此前中国传统的文艺、哲学、宗教的基本内容。在大传统（精英文化）的层次上，中国古典文艺的各种形式、各种风格，在这里都得到运用，其中《西厢记》《牡丹亭》这些优秀的作品对它的思想影响更为明显，而《金瓶梅》等明清世情小说在题材和描写手法上对它的影响更为具体。同时，儒、佛、道等哲学、宗教思想也都在其中有自觉反映，作者既试图依靠这些传统的思想来解决人生问题，也展示了这种努力的终归失败，因此从总体结构到人物设置、情节安排、表现手法，乃至诗词歌赋等细枝末节，无不贯穿着对自然、对世界、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和独特认识。在小传统（通俗文化）的层次上，《红楼梦》在描绘社会生活长卷并揭示其深刻矛盾的同时，也展示了绚丽多彩的中国民间世俗文化，举凡衣饰、饮食、居处、礼仪、风俗、娱乐等，无不融会贯通，编织成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特别是作者鬼斧神工般地创造出一个大观园，将中国园林艺术的中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荟萃其中，构筑出一个美轮美奂的人间天堂。当代学者邓云乡写了《红楼梦风俗谭》等多种著作，对《红楼梦》所反映的民间世俗文化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充分证实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红楼梦》又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做了深刻批判。生活在传统中国的“太平盛世”，曹雪芹却在全书中表达了浓厚的“末世”意识。清嘉庆年间的二知道人即已指出：“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1]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这种盛衰无常的虚幻观念，客观上具有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理想行将解体的象征意义。在此背景下，小说明确否定了儒家与道家的人生观念。贾宝玉对历来认为天经地义的价值理念进行重估，嘲讽了、否弃了各种崇高神圣的传统价值观念，他与林黛玉的爱情包含着对社会性、规范性的礼教的反抗性意义。他们在遭遇人生痛苦时又都不像老庄那样游世超脱，贾宝玉却为每一个姐妹的出嫁或死亡而痛不欲生，林黛玉甚至对花开花落也异常敏感，所以他们又都谈不上是经虚涉旷、啸傲烟霞的道学超越。他们既不愿在儒家系统中寻找生命价值的实现，也无意在道家的逍遥境界中找到寄托。贾宝玉最后舍弃红尘，林黛玉因爱而死，他们客观上宣告了君临一个泱泱大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理想至此已不再能收拾人心世道，而他们的悲剧结局，也突破了中国传统文艺的审美原则。至于小说中比比皆是的对贵族之家的腐朽生活的描绘，对官场黑暗的揭露，等等，更具有自觉的社会文化批判的意义。对此，周汝昌的总结较为明确：“乾隆朝乃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法家庭的崩溃的一大转捩点，极盛之中孕育了衰危。自此而后，都只是新社会的序幕而已。而《红楼梦》恰巧出生于这时期，实不是一件偶然的现象。中国旧文化就建筑在封建社会与守法家庭制度之上，《红楼梦》不啻为旧文化旧制度作了一篇最详尽最生动的总结，象征着这巨大的崩溃，无可挽回的运数。曹雪芹是否意识到这一层，自是难讲。然而他却为后人留下了这一富贵无伦的遗产。以后的人，要想了解、研究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舍此宝库，别无更清楚更具体的反映与写照，[2]这才是我们所估计的曹雪芹的真正伟大。”《红楼梦》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批判民族腐朽文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巨大的文学创作，使当代作家王蒙发出这样的浩叹：“你会觉得，不可能是任何个人写出了《红楼梦》。……是那冥冥中的伟[3]大写了《红楼梦》，借曹雪芹之手写出了它……”这不但是《红楼梦》远远高于同期和以往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志，也对我们今天如何认识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范例。[1]二知道人（蔡家琬）：《红楼梦说梦》，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2页。[2]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三版）（1953），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3]王蒙：《＜红楼梦＞评点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2页。意义：人的发现《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四大古典小说”或“四大名著”。这种说法始于胡适。在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致力发掘中国传统的白话传统。但是，四部小说只是胡适所认定的传统中国四部最著名白话小说，而不是说是中国文学的“四大名著”。中国文化的正宗是孔孟老庄、程朱陆王，文艺上正统是“杜诗颜字韩文”。而且，即使在古典小说中，《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也是可以与《红楼梦》等竞争的优秀小说。
仅就胡适所说的四大白话小说中，《红楼梦》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体现中国文化中人的发现。《三国演义》叙写的是三国纷争时代的军事战役和政治阴谋。这是英雄的故事、是争夺的故事，也是一部阴谋和杀戮之书。“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中原逐鹿，为英雄豪杰提供了广阔空间的人间情境，却绝非普通民众安宁幸福的时代。当刘备、曹操、孙权等人纵横驰骋、挥洒才智之时，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一片荒芜。当后人向往三国时期英雄辈出时，又有多少人能体验到草民百姓的悲苦无告？正是无数生灵的鲜血染红了英雄们的显赫。小说中那些英雄们是沙场上杀人的英雄，不但杀人“如砍瓜切菜一般”，而且惯常使用火攻和水攻两种战法。水火无情，在消灭了敌军的同时又有多少房屋要被毁坏，有多少人要死去。关羽水淹七军：“樊城周围，白浪滔天，水势益甚，城垣渐渐浸塌……曹军众将，无不丧胆。”那此时樊城的普通居民呢？他们凭什么要受此大难？有谁去关心一下他们的死活？一将功成万骨枯，英雄们的作为，使得普通生命不再值得珍视。不但无数的百姓，包括那无数的士卒、小校，也只能“尔曹身与名俱灭”。三国英雄们在纵横捭阖、运筹千里的同时，一刻也少不了阴谋诡计、阴险狡诈。董卓被杀之后，他的四个旧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准备上表请罪，谋士贾诩却说：“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缚君。不若诱集陕人并本部军马，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如其不胜，走亦未迟。”李傕等人深以为然，于是西攻长安，杀死王允，劫持皇帝，所到之处烧杀抢劫，放火决水，无所不用其极，得逞于一时。贾诩确是“算无遗策”，但其后果却是重启战端，祸国殃民。魏蜀吴三国之间，几乎每天都在相互盘算，任何一方面有什么动作，便“早有细作”报入另外两方。在小说中，三国之间如果有一天不再有战事，那争斗和算计就发生国家内部，它同样会导致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在小说叙述中，烧杀抢掠、施暴斗狠、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这些本来并非人性中良好品质的行为，只要与“心怀大志、图谋天下”发生关系，似乎就成了英雄行为、值得肯定。这是地道的权力政治、阴谋政治。作为历史描写，这是真实的；作为文学作品，这是卓越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当普通百姓满足于日常生活时，英雄们总是在憧憬着某种重大时刻，准备着一显身手。也许他们志向高远，也许他们身心矫健，也许他们欲望超常，总之衣食庸碌、家长里短、殷实富足等俗世理想已难以范围他们。呼风唤雨改天变地，称霸一方统驭万姓，按自己的思路梳理人间，把一己的意愿嵌入历史，才是英雄们的生命寄托。现代读者也许可能欣赏某一英雄，但不会希望自己遭遇这一“英雄辈出”的时代，因为那也是人命如草的时代。《水浒传》描写的是好汉们杀富济贫的江湖世界。在这个由武艺和计谋主导的强人世界，好汉们济贫义举当然不少，鲁智深便是其代表。但在通篇回荡的铲除人间不平的呐喊声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好汉们恣意杀戮、小人物活该受死。如果说为了反抗不公的社会秩序可以无视法律，那么践踏社会道德规范、经常采取残酷手段就不能得到谅解了。武松血溅鸳鸯楼，连张都监府的家人和丫鬟也一并杀死；李逵杀人从不加区分，只图杀得手顺。江州劫法场时，他“轮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只顾砍人……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晁盖叫他“休只管伤人！”李逵“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习惯成自然，李逵杀人成性，将杀人作为“快活”。三打祝家庄前他说自己已“闲了多时，不曾杀得一人”，要求自带二三百小喽啰“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打仗之外，为了把好汉们“逼上梁山”，也弄出惨剧。如设计使卢俊义、秦明家破人亡，然后逼其上山；为赚朱仝上山，李逵砍死年仅4岁的小衙内，内心无一丝愧悔。当代文学家史夏志清指出：“这些故事至今流传不衰，实在与中国人对痛苦与杀戮不甚敏感有关。”“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的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一个秘密团体在求生存争发[1]展的奋斗中往往会走向它声言要追求的反面。”总之，好汉们确实在除暴，但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安良。尤其令人浩叹的是，好汉们对女性基本上没有尊重和爱护。梁山女性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梁山英雄，她们的共同点只是英雄而无女性所独有的特点。比如一丈青扈三娘武艺高强且美丽动人，但在最后排座次时，战功赫赫的扈三娘只能屈居第59位。重要的是，作者没有稍微深入一下这位女杰的心理世界，当其全家因梁山与祝家庄的斗争而被杀光时，我们看不到她的悲痛；当宋江作主，将这位色艺俱佳的“一丈青”嫁给武艺平平的好色之徒“矮脚虎”王英时，我们也看不到她的半点犹豫。另一位女英雄孙二娘绰号“母夜叉”，“眉横杀气，眼露凶光”，所作所为多是粗野残忍、杀人不眨眼。侠女之外，是三位因偷情而被英雄所杀的潘金莲、阎婆惜和潘巧云。小说没有对她们何以偷情做任何理解，更谈不上同情和理解。武松杀潘金莲时，是“挖开胸膛、抠出心肺五脏，供在武大灵前”。杨雄杀潘巧云时，“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好汉们一扫儿女情长的威武神勇确实令人兴奋，但他们在好勇嗜杀、尽情报复的同时，从来没有关注过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痛苦。疾恶如仇、杀人如麻，固为好汉本色，同样也加剧了社会的悲剧。所以，《水浒传》所表达的“逼上梁山”的主题，在依然存在严重不义的人类社会，永远有其合理性。好汉们的最后遭遇令人浩叹：不被遭遇就只能永远当强盗，招安后也得不到信任，最后同样是死路一条。我们如何能走得出这一悲剧的命运？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追求公正的社会政治秩序？作为一部叙述反抗的小说，在如何对待生命、对待人这一根本问题上，《水浒传》没有超越传统。第七十二回九纹龙史进醉后高歌：“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这也正是人类的永恒渴望。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英雄，但奸邪似乎从未离开过这个世界。这不是因为龙泉剑杀不完天下奸邪，而是因为公平社会和清平世界不能仅仅靠龙泉剑来建立。以暴制暴在古中国长期存在并不奇怪，但在当代中国，则必须对此有清醒认知。“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是中国古训。其意是说青少年要学会谋略，壮老年不能丢掉尚武精神，如此才能成就大业。这种或暴力嗜血或谋略文化的传统的核心，是对生命的蔑视，尤其是对女性的冷漠和蔑视。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并不沮丧的是，这一传统到了《红楼梦》而得到改变。曹雪芹以悲悯的眼光俯视个体生命的卑微与无奈，尤其是对女性充满了理解和尊重，把几千年来“男尊女卑”不正当的地位颠倒过来。在潦倒的晚年，作者常常怀念年少时结识的几位女子，颂扬她们才貌出众，不可多得，万万不可因为自己的没有出息，碌碌无闻而湮没了她们，所以要为“闺阁昭传”，为这些德才出众的女性立传。“紫金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和传统思想中的男性中心论相反，贾宝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的名言，充分表达了贾宝玉、也就是作者对女性的尊重与肯定。大观园中的女子，不但美丽聪明，而且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有独自个性的人。作者对她们的命运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并以其精细的雕塑力，创造出许多个性鲜明、优美动人的女性形象。对于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尊严的林黛玉，有着火一般热情而被生生扑灭了的晴雯，不惜用生命来证明自己清白的尤三姐，作者都充满了强烈的同情和赞美。《红楼梦》的所有人物，凡是同一辈分者，男的一律不如女的。女性在这里第一次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形象出现，贾宝玉佩服探春的精明强干，欣赏湘云的豪爽清朗，同情迎春的怯弱不幸，喜欢宝钗的雍容端庄，与林黛玉更是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在这些贵族小姐外，贾宝玉对身边的丫鬟们，也尊重、同情她们，平等对待她们，为她们哭笑喜忧。只是通过贾宝玉，中国文化才把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权利呈现出来。基于这种深刻宽广的人文情感，曹雪芹在常人看不到悲剧处体会出悲剧。小说既是女性的悲歌和赞歌，也是对普遍人的悲歌和赞歌。
在《红楼梦》中，不但所有的特异女子都走向悲剧命运，“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而且作者由此得出“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虚无主义。这种宿命论虽然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社会批判精神，但毕竟可能导向对此生价值的否定，因此《红楼梦》也有它的局限。这样说起来，《西游记》可能是最少消极影响的了。这是一部幻想成分特别浓烈的神魔小说，但表达的却是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故事。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一闹海龙王，二闹地狱府，三闹天宫，并且还和佛祖打赌，藐视一切权威。这是一种不愿受拘束、不墨守成规的个性，充满大无畏精神。几乎是破天荒地，《西游记》揭开了所有凛然神圣、正大光明的面纱下的荒唐和无耻。至高无上的天宫充满了欺诈、虚伪，西天净土有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佛祖的弟子阿傩、迦叶二尊者会向长途跋涉的清贫行脚僧索取“人事”……天上人间，哪里还有正义和公道？天下乌鸦一样黑，只要有权力，就有丑陋、有残忍、有无耻。只有孙悟空出来，勇敢地挑战一切不义的礼法、秩序，无条件地追求正义和公道。孙悟空也多次大打出手，但千钧棒下，死的都是妖怪。牛魔王、蜘蛛精、白骨精等，都是害人之妖。特别有价值的是，即使像孙悟空这样心地善良的武林高手，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约束，否则很难保金箍棒下没有冤死鬼。那就是唐僧的紧箍咒，孙悟空始终没有殃及无辜。小说把佛教的“慈悲为怀”与生命关怀和人道自觉联系起来。唐僧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圣人，他所表达的以人为本、以生命为本的价值观，正是传统社会所严重缺乏的。我们只是遗憾，中国文化中，只有一个唐僧。
中国文化的当代解释者余英时指出：“中国历史有许许多多的好处，也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可是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公认的，中国不论儒家、道家或是佛教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使政权的转移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过去我们只有一个方式结束一个政权，那就是暴力的革命，用武力来推翻。王朝的兴衰，最后是决定于[2]武力，避不开杀人流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上述四部古典小说都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当我们指出它们中的一些不符合现代社会价值标准的同时，丝毫没有否定其历史地位的意思；同样，我们高度评价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它们毕竟是诞生于遥远的年代，问世于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还没有受到充分尊重的年代。因此，我们在阅读四部名著时，必须具有明辨的眼光和批判的意识，以尊重生命、维护人的生存权利的人道情怀为准则，树立合乎人性和人道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1][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968），胡益民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2][美]余英时：《人文和民主——在“余纪忠讲座”上的演讲》（2008），《人文·民主·思想》，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0页。
二、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红楼梦》的文化背景
早在清嘉庆年间，得舆所撰的《京都竹枝词》中就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这一句，把《红楼梦》摆在所有诗书之上。1956年，毛泽东这样评说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1]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中国有无数文化杰作，单指一部《红楼梦》，显然与毛泽东的个人爱好有关。不过，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愿意认可这种夸张之言。事实上，谈到中国，说起中国文化，有谁会忘掉这部未完成的小说？然而，我在这本书中要说的是，《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双重的，它一方面呈现了中国文化各个方面并深入其细节之处，另一方面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以儒家为主的礼教文化发出了深沉的抗议，并表达了从伦理型文化（理性、家国、规范）向审美文化（感性、个体、自由）转换的期待。
作为开卷第一章，我在这里主要讨论《红楼梦》的文化起源。[1]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压迫“人”的伦理文化《红楼梦》第一回，冷子兴以旁观者的视角评说贾府，其结论性的意见是“百尺之虫死而不僵”。在象征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八字来说明当时的清帝国、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状况。《红楼梦》写作于18世纪中叶，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些西方思想家从旁观者的角度评论中，所论较冷子兴更为严厉。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把中国描述为全面停滞的文明：“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1]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马克思也以“木乃伊”来形容中国：“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2]体一样。”
中国不但已死而且僵化。这种判断可能源于这些德国思想家对中国了解有限，或许还有西方人的成见。不过，就“木乃伊”一说所指就是冷子兴所说的停滞和僵化，就是没有发展、没有变化而言，它又确有其真实的内容。黑格尔对此阐释最细。历史就是变化，而变化来自主体的自由和创造，中国没有这一切，所以没有变化、没有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远古时代保持至今的帝国”。“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把自己的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因为它始终是独立的帝国。这样，它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帝国，只是自身平静地发展着，从来没有被外部摧毁，其古老的原则没有被任何外来的原则所取代，因此说[3]它是没有历史的。”
说中国没有历史、没有变化因此中国就是木乃伊，这是我们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应当说，赫尔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中国观，形成于现代西方，形成于经过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的西方。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西方现代性面前，中国历史当然显得停滞僵化。尽管黑格尔高度评价清王朝：“一连串的皇帝相继登基，这些满族皇帝是最佳君主，给整个国家带来崭新生活。”但黑格尔仍然强[4]调：“帝国的性质没有因此而改变。”清代的中国依然没有个人权利、个体尊严，依然没有国家与社会、法律与道德的区分。
不只是德国人，现代中国公认对中国历史文化最具洞察力的鲁迅，也认为中国没有变化、没有历史：“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5]宋末、是明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就是对这种依然停滞在五代、宋末和明季的中国文化的揭发和批判。其激越之论，就是贺麟说的：“……我们不但物质文明不如人家，我们的精神文明[6]亦还是不及人家。”
如果不是选择这种批判性观察，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将没有变化、没有历史理解为中国文化长久的生命力与凝聚力。传统文化以源远流长著称于世，王朝的更替和世代的变异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截断中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对此，可以从下面三个因素得到简单的解释：第一，从周秦到晚清，中国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即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法式农业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共同体，本是原始村社制的剩余形式，在中国却由于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而一直作为社会组织细胞保留下来。1853年6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赞同性地引用了当时的一份议会报告：“从远古以来，这个国家的居民就生活在这种简单的地方自治的形式下。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和疫病的损害，甚至变得荒无人烟，但是同一个名称、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世世代代保存了下来。居民对于王国的覆灭和分裂漠不关心；只要村社仍然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君主统治；因为他们的内部经济仍旧没有[7]改变。”在这种历史环境中，中国人的生存需求和创造能力也就相对衡定，只需在原有的文化之内做些调整即可满足需要，适应环境。因此，传统文化缺少变革和转换的结构性动力。第二，从周秦到晚清，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和外部世界的交往沟通比较少，基本上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文化挑战，中国周围的一些民族文化如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甚至琉球、高丽、安南等，在很长时期内、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中国文化的模仿者、学习者。“闻以夷蛮变夏者，未闻以夏变夷者。”作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师”的中国文化，是“天下”的中心和典范，在拥有巨大的荣誉和文化权力的同时，也失去了挑战—回应—发展的外部压力和推动。从先秦到晚清，中国文化也在演进与发展，但基本上属于“传统内的变化”，而不是否定传统的突变。第三，从周秦到晚清，中华文化数千年一脉相承，创造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格鲜明的文化产品。仅《红楼梦》就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哲学、散文骈文、诗赋词曲、平话戏文、绘画书法、八股对联、诗谜酒令、佛教道教、星相医卜、礼节仪式、饮食服装以及多种多样的风俗习惯。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分别在不同时期进入高峰阶段，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满足了中国人的各种精神需要，直到今天也依然滋养着中华民族并令举世仰慕。
中国文化究竟是僵化停滞还是和谐稳定，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价。但缺少进步动力、缺少反思精神，却是基本事实。尽管从孔子继承发挥文武周公以建立儒学系统到宋儒以孔孟为宗批判吸收佛教文化重建中国价值体系，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但这种自我认识基本上都是肯定性的诠释和弘扬，而较少否定性、批判性的反思。中国文化对其创造者的约束性较之其他文化类型远为强大，这一点，历史上的异端思想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做了深入揭发。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8]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文化就是这些网。较之其他文化，中国人当更能理解文化之“网”对个体的规范性和控制性。正是这一点，导致中国文化缺少自我反省和批判，缺少转换的动力和进步的机制。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中国文化，都不能不承认伦理优先、道德至上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一直致力阐释儒家的心性之学、期在为儒家伦理补充形上基础的现代新儒家，也承认：“对于中国文化，好多年来之中国与世界人士，有一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以中国文化，是注意人与人间之伦理道德，而不重人对神之宗教信仰的，这种看法，原则[9]上并不错。”原则上不错，意味着还有不足，因为儒家不只主张道德规范和伦理戒律，还有其深刻的形上基础，此即“内圣之学”——“内圣者，内而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工作（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故儒家哲学实为“成德之[10]教”。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是现代新儒家的巅峰之作，其主要内容就是证成儒家的“成德之教”。这里不可能充分论述，只以几条文献来说明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特点。
冯友兰毕生致力于“接着”宋明儒学阐释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价值。他认为，中国哲学对人生方面特别给予注意。“中国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于求理想的生活。求更加深入生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精神所在。理想生活是怎样？《中庸》说：‘极高明而道中庸’，正可借为理想生活之说明。儒家哲学所求之理想生活，是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又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是极高明之意；而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乃是中庸之意，所以这种理想生活，对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不即不离’，用现代的话说，最理想的生活，亦是[11]最现实的生活。”注重人生方面，追求理想生活，这可能是所有古典文化的内容，中国文化哲学在这方面的特点，是把现实世界的伦理、道德置于人生问题的中心位置上。史学家陈寅恪认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12]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这是一种比较性的说法，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偏低，但以重道德、重实用为中国人的特点，却几成共识。至于如何评价，是新儒家式的充分肯定，还是西化论者的痛切批判，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这里想分析的，是这种深切的伦理道德关切，在什么意义上制约着中国人的反省与批判？
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是以“知足”为心理基础的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受过西方现代学术训练的思想家严复就认为：“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寝多，镌鑱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13]上……”这就提出了“知足”感如何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意识与无意识的重大问题。对此，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等哲学家、思想家都有深入的理解与阐释。这里我们再介绍一下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经验性概括。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理解，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这是因为：①中国是农业国家，土地经济中的报酬递减原则限制了中国资源的供给。②中国可耕地的面积受着地理的限制。在这样一个匮乏的世界中，多的是人，少的是资源。为什么会人多资源少呢？因为农作活动是季节性的，农忙时节必须按时做完某项工作。
如果要确保农忙时节不缺劳动力，每个区域就必须储备大量人口。“农忙一过，农田上用不着这些劳力了，但是这批人口还得养着。生产是季候性的，消费却是终年的事。农田不但得报酬所费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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