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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1 05: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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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媛媛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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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学女校长

法国大学女校长试读:

前言

在中国传媒大学工作近五十年,其中有三十多年在学校领导我岗位上任职。这些经历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体悟、思考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女性走向领导岗位的不易。

早在1996年,我即萌生组织世界各国为数不多的大学女校长进行交流合作的想法,但当时忙于学校的学科建设和转型,这一想法被搁置下来。直到2001年,在诸多同事的帮助下,我才将这一构想变成现实,召开了大学女校长“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国际论坛”。此后论坛每隔两至三年举办一次。2006年,论坛挂靠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建了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组委会,负责论坛的筹划、组织工作;2009年,在江苏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论坛筹集资金。迄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已在中国北京、南京、厦门举办五届,并在新西兰、日本、美国、土耳其、津巴布韦和墨西哥等地召开六次分论坛,吸引了79个国家的800余人次大学女校长。

十年来,在与各国大学女校长的交流互动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作为决策者和领军者可谓凤毛麟角,其人生历练和办学实践值得浓墨重书。翻阅每位女校长的简历、细读她们给论坛提交的论文,总能激起我发自内心的共鸣,赞佩她们的治校理念、管理智慧和人格魅力。每一位女校长都拥有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卓尔不凡的领导能力与永载史册的辉煌业绩。

我的一位好友、著名女性传记作家赵凤翔教授曾说:“女人要写女人。”这给了我很大启发——女校长要研究女校长。追溯大学女校长成长、成才、成功的道路,总结女性领导力的形成规律和独特优势,开展大学女校长及女性领导力研究,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就成为“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活动的自然延伸。

2010年,我们筹划设立了“完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中世界女子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研究”课题,组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80余人的研究团队,选定34个国家80余位大学女校长,进行个案研究和群像描绘;对23个国家的女子大学进行历史梳理与全面考察。2011年,这一课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立项;2013年,由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结集而成的“世界大学女校长·女子大学”丛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这套丛书由四个系列组成,具有三个鲜明特点。四个系列:女子高等教育系列、中外大学女校长个案研究系列、女校长群体研究系列和“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图文集锦系列。三个特点:一是全景式描述。丛书对世界范围内大学女校长及女子高等教育,首次进行比较全面的观照和挖掘。女校长研究既有共性的揭示与比较,又有个性的剖析与呈现;女子高等教育研究既有全球视野的巡礼,又有具体国别的探究。二是人物传记式的写作方法。丛书以访谈当事人、发掘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研究和写作的过程力求再现传主的人生轨迹、突出其办学理念和治校业绩。三是可读性强。传主的真知和作者的匠心历历可见,读者能够在图文并茂中感受到智慧和灵感的融会。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通过教育追求真善美、通过自身努力彰显智仁勇的真实颂扬。著名女作家冰心曾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女人,就会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女性不仅是真善美的化身,也应是智仁勇的写照。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女性如何通过交流互鉴,凝聚智慧、取得共识;体认困境,直面现实、自立自强;付诸行动,同心同力、坚持不懈。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是改造世界的温柔力量”的生动诠释。置身于男性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女性要取得成功,需要充分展现女性特质,发挥女性优势,要以女性特有的视角观察、思考、解决问题。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校长们如何在战略决策上,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引领未来;在具体工作中,体贴入微、心系师生,用愿景激励师生,用行动示范师生,用厚德包容之心协理校务;在领导风格上,追求完美和精致,重视以人为本,在管理中实现个人的发展与事业发展的契合。

这套丛书是对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社会价值的全面展示。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形塑社会结构及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大学校长是具有社会象征、示范和引导意义的特殊群体。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性担任大学校长,在改变高等教育生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变迁、家庭角色分工、社会责任担当、时代价值导向。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子高等教育和大学女校长的发展历程,正是社会不断进步、两性趋于平等的见证,而她们成长的艰辛和不易,也呼吁现代社会迈向更加平等、公正、和谐的完善之路。

丛书已然油墨飘香,感激的话语也充溢心头。感谢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项目提供启动经费,感谢教育部将此课题列为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感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供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特别感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女士担任项目和丛书的总顾问,并欣然作序。

感谢这套丛书的传主、作者和编审们。他们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千方百计,保证了任务圆满完成。传主们倾力支持、积极配合;作者们夜以继日,数易其稿;编审们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叹。课题跨越四载,屡遭挫折,历尽艰辛,常常使我们困扰于“山重水复疑无路”,而殚精竭虑之后的新意迭出,又使我们惊喜于“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作者之中定会有著名的传记作家、女性研究专家脱颖而出。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出版社,为项目的完成和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丛书煌煌五十本,从策划、组织、申报、撰写到编辑、装帧,学校教师及出版社职工都是主力军,都是可靠、堪用、高效的突击队。如今项目和丛书按期完成、保质保量出版,我要向他们衷心致谢!

任何一项事业,都是“一人启其端,百人扬其华”。我只是一个组织者、牵线者,项目得以完结、丛书得以问世,应归功于各位热心的支持者、参与者。让每一位年轻的女性都能自由地筑梦、勇敢地追梦、幸福地圆梦,是我最乐意为之奔忙的事业。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参与到这一有意义的工作中来。刘继南2014年7月于北京引子

法兰西是这样的国度,它的外表包裹着瑰丽的艺术和灿烂的科技,它的内心沉思着文化的厚度和哲理的去向。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文化的轴心区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文化归属上,共和国即“自由、平等、博爱”,它在法国落地、生长,成为民主新世界的出生证明,探求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

男女平等,是衡量现代社会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参数。女性主义社会理论认为,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一个男性被给予了比女性更多特权的父权体系之上,倡导两性平等、两性平权、两性同格,是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对世界文明秩序的重要贡献。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女校长,同时又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文明体系——教育中。教育,也是人类文明的使者与载体,让人性和智慧散发出光芒。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法国作为自由、平等思想的发源地,让当时的中国学生充满向往。周恩来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澎湃与激昂了多少莘莘学子的内心,成为他们求学之路上拨开迷雾、指向光明的灯塔。也是在法国,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家或在这里开辟新的战场,或从这里走上革命的道路。当年,中国革命的先驱们为救亡图存问道于此,如今,我们求索女性群体的生存愿景,也把目光投向这个自由国度。

高等教育中女学生和女教师的比例逐步提高的进程,是法国社会男女平等问题演化的缩影。

在19世纪末的法国,高等教育成为培育精英、推动科学进步和对个人进行社会培训的最重要的渠道。无论是大学还是新开设的高等精英学校,都敞开怀抱接纳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通过考试和拥有文凭,逐渐成为进入法国大部分职业岗位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公司企业,还是国家机关,都提出了对职工专业化的要求,接受较高水平教育的教师、公职人员、法学家和技术员都在不断增加。高等教育由此获得多方面支持,各种助学金也开始增多。与此同时,伴随着启蒙运动和工业化浪潮对人性本身的重新审视,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一种声音悄然响起——女性,是否应该出现在课堂中?这个问题在当时引发了一场争论,最终人们达成了共识——保障女性权益是一种义务,只不过这个最终的和解经历了一个漫长又艰辛的过程。

19世纪末,法国大地上工业革命促成了技术与经济的进步,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逐渐成形,并影响到社会科学的诞生或重塑。知识范围的扩大促成了学院和科系的增多。在贸易法和政治经济学的大力推动下,1881年用来培养行业精英的巴黎高等商学院成立,这所学校刚成立时是男校。1882年成立的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则开始接受获得专科文凭的女学生。1916年,法国妇女理事会成员露丽·萨努阿成立了女子高等商学院,这是一所与只招收男生的巴黎高等商学院相同级别的学校。此时法国几乎所有商学院都已经向女性开放,而巴黎高等商学院却拒绝混校。直到20世纪50年代,女子高等商学院的毕业生才可以获得和巴黎高等商学院相同高度的职位。一战中,还有一些科技院校向持有专科文凭的女性开放,如巴黎中央大学、国家农学院、苏德利亚学校等。

一战前在法国,女性在科学学院中只占十分之一,而在文学院中则占三分之一。同时,文学院的学科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外语的加入,拉丁语和希腊语分开,增设地理和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当然,这些改变都是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在这种制度下,即使他们的儿子没能进入中学,女儿还能够得到机会,新的标准旨在保障中产阶级的家族利益而非声张两性平等。

当社会舆论纷纷指向男女混校时,道德风气水准也在性别教育改革中被强调:那时人们认为,有必要保护女孩的羞耻心,“她们不能理睬一些在年轻人当中可能会听到的事情”,同时也要保护她们的贞洁,“提防一些鲁莽的同学们”。第一个方法就是避免接触。女孩坐第一排,在老师的监督之下学习。但是女孩们坚持要得到公平的对待。道德问题或者说使一些家庭感到不快的男女混合的问题其实都是虚伪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些不愿意看到女性出现在高等学府中的人的理由。事实上,提到道德,几乎所有教师都发现,女性的出现使得以往经常听到的下流歌曲和粗话大幅度减少,“在实验室学生们很自由,男学生们习惯了非常粗野的行为。只要有几个女学生在,他们就会变得非常好”。

然而,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进程是无法阻遏的。1913年法国的高校中只有9.4%是女性,而这个数字在1934年提高到29.6%。1917年法国的工程师学校放开对学生的性别限制。既培养工程师又培养军官的法国综合理工学院直到1925年才开办了女子理工学院,培养女工程师。一直到1970年,女子理工学院每届接受四十多名学生,共培养上千名女性工程师。1994年学院最终开放成为男女混校。教育的男女混合制度对于女性进入职场意义非凡,因为女性从此可以与男性在一个起跑线上,与他们在学习成绩、智慧与能力上进行竞争,也可以讨论甚至争取同等的社会地位。

同其他职业一样,教师也曾是女性隐身的区域。一直到19世纪,法国高等教育的从业者基本上都是男性,就连法国的中等教育教师聘用排斥性也很强,中等教育的师资聘任基本代表了欧洲19世纪末的一些争论。

按照法国的制度条文,凡获得大学本科文凭的人既可以在男子中学教书,也可以进入女子中学教书,但是教师资格考试则是这个职业男女比例真正的分水岭。直到1880年,八项教师资格考试均在且只能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巴黎高师)的学生中选拔。而这个学校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的,是一所男校。1880年之后,中学女校的普遍兴建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女校的教学应该采用女教师还是男教师?如果都有的话,比例如何?不同科目如何分配?一些培养教师的大学则已经男女皆收,为什么教师队伍还没有完全混合?在拒绝男女同校教育和教师队伍的男女混合会被看作反对女性的舆论压力下,教育部着手改善这种情况。在新的考核制度下,多所大学获得了组织教师资格考试的权力,打破了巴黎高师的垄断;同时,高校教师的准入门槛又提高到必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另外,1881年法国的塞佛尔成立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也叫塞佛尔学校)。这所女校的成立在参议院又引发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辩论:“这学校是做什么用的?这是一个新物种的学校。它就像一个女子的去宗教化的神学院,大家把这些女孩叫做女教授。我真不能理解这个怪物组织。”然而,为了保留区别,塞佛尔学校只教授两门学科(后来达到四门),并不像巴黎高师那样有八门。另外还规定这些教师只能进入女子中学,不能进入高校。1904年,辩论再次开始,中学女生都可以参加高中会考,她们的女教师们为什么不可以和男教师一样参加资格考试?她们也需要教授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哲学。这些适用于男性的教师资格考试几次向女性开放,又几次关闭。1905年第一次开放,一战开始则又关闭,1924年因为女性参加高中会考自由化而再次开放,但是1945年却又一次关闭了,而此时对于男女平等的诉求是异常强烈的。

这种区别对待使得女教师被排除在男子中学之外,而男教师则可以进入女子中学,尤其是高校预科班、私立中学,包括天主教中学。虽然这些男女教师都与相同的学生打交道,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但是男女教师的聘用要求完全不同,职业选择也不同,直到一战结束之后工资标准都还是不同的。有才能的男教师可以成为大学教授和研究员,而女教师则只能局限在女子中学里面当老师或者中学负责人。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高校教职有可能授予一些女性,比如说她们作为去世的丈夫的继承者,顶替丈夫的位置。1903年和丈夫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就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继承丈夫的职位,成为索邦大学物理教授。除了这些非常稀少的“先行者”,总体来说,女性在大学中一般都局限于一些无权无责与科学无关的职位上,比如说助理、辅导员、作业指导等。这种尴尬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教师才开始大范围进入高校教育系统。

然而,教师招聘无区别化的进程也是无法阻挡的。二战结束后,在大学中工作的女性比例只有6.5%(182人);1946年在巴黎的科学学院77名教授中,只有3人是女性(3.8%),98名助理中则有18名女性(18.3%);20世纪70年代,女大学生的比例占到了大多数,而女教授的比例则依然在3%到5%之间,女讲师的比例也不到20%。这和其他职业类似,即使女性比例在上升,但是职位的平等却还是远未达到。在医学界最为突出,直到1981年女性教授比例还未超过6%,这个数字在2000年也只有11%。在一些职位稀缺的机构中,女性比例也非常少或者女性职位很难得到提升,比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2003年只有11%的一等研究主任是女性。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法国社会中男女地位已经大大改变。此时立法系统中性别逐渐平等,高级职业也不再限制性别,只有在家庭关系中依然存在分工不等的情况。当时法国正处于工业化的第三个阶段,这些女性地位的改变与当时的社会状态更新紧密相关。21世纪初,法国是欧洲最民主、文明、进步的国家之一,高等教育机构中18%的教授是女性,并且不再限制学科。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微笑看待历史并满足于现代女性在权力空间的位置?是,也不是。

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历史的演化过程,女性在历史中逐渐得到了解放:从19世纪的什么都没有,到21世纪的几乎什么都有,所有职业都可以进入。这是一个创举。

不是。因为真正的职业平等还远未达到。当我们观察企业机构的职业情况和组织结构时会发现,女性的数量还是很少。尤其是在高尖技术领域的高层中,女性几乎还没有出现。

如今,我们在书中以女校长为入口,关注女性问题在法国的发展态势,或许我们会发现这里是其他地域女性生存状态的将来时,或许我们会疑惑在这里女性的自由是否真的处于世界的顶端。总之,站在大洋彼岸,对于研究者而言,通过对法国女校长群体生存情状的种种阐述,实现的是一次带有理想探寻和借鉴意味的细细端详。

校长,是一所大学的领导者,是一个具有文明进步意义的社会机构的统领者。在这个特殊的文化和权力空间中,她们用进取来自知、成长和修为,坚信才能得到,强壮终能承担。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开拓精神,女性的权力彰显,女性在男性团队中的掘进,女性领导力在行业竞争中的绽放,都是社会学视野中女性进步的卓越符号。

90多年前,中国大地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民族危机,年仅22岁的周恩来登上法国“波尔多”号邮船,远渡重洋去往法国,开始了他游学欧洲、追求真理的征程。在开往法国的邮轮上,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豪情壮语:“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的故乡,法兰西海岸……”在那里,周恩来寻找的远非知识,更是苦难中国的未来。

法国的自由土壤,教育的文化进程,权力的施展空间,在三者的叠合语境中,本书所探求的女校长的文化人格,将会催生女性主义理论原型在当代文明社会的理论新质,同时,我们还会从女校长的生存实况和内心巡礼中,折射出女性领导者成长的凝重面影,焕发出对女性影响力建构的未来期待。维罗妮克·加尔1966年出生在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大区的港口城市洛里昂。童年时代跟随父母游历非洲,1984年考入上布列塔尼-雷恩第二大学法国文学专业,1990年进入巴黎高等记者学院继续学习。毕业之后在新闻媒介机构工作14年,担任记者、编辑、自由撰稿人等。2005年进入巴黎高等记者学院任教,2006年担任巴黎高等记者学院国际部主任。2008年国际部从巴黎高等记者学院独立,更名为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维罗妮克·加尔担任院长。Véronique GARÉ was born in Lorient,France in 1966.She traveled around Africa with her parents when she was a child.In 1984,she was enrolled at the Université Rennes 2-Haute Bretagne majored in French literature.In 1990,she continued her education in the Center De Formation Du Journalisme.After she graduated,she worked as journalist,editor and freelance in media for 14 years.In 2005,Véronique GAR started to teach in the Center De Formation Du Journalisme.One year later,she was appointed the head of international office,CFJ,which was renamed as CFPJ in 2008.Véronique GAR was appointed president.人生处处是风景——记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院长维罗妮克·加尔(Véronique GARÉ)当“空中飞人”我不累,我没有任何负担,因为我只带了一件行李,那就是理想。——维罗妮克·加尔

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运动员拼杀的体育赛场之外,还有另一个战场则在传媒领域,各国媒体的资深记者齐聚,为世界各地传播关于这场举世瞩目的赛事的信息。而在法国,一个学生做的包含文字、图片、视频的多媒体网站(http://www.impact-jeux-londres.info/)却意外地受到了很多关注。http://www.impact-jeux-londres.info/网页

这个网站,是由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两名老师带着来自巴西和俄罗斯的学生共同制作的。7月底的一个周末,这个特殊的师生报道小组,就从巴黎坐火车去了伦敦,在那里实地驻扎,开始了关于伦敦奥运的特别报道。

两名教师,带着十几个留学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反应迅速、信息量大、视角独特的专业报道,听上去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成就并不稀奇,因为这个小组来自巴黎高等记者学院,这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培养新闻记者的精英学府。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学生在伦敦进行奥运会报道“我从来都不认为专业记者正面临着危机。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记者的。记者这个行业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需要很多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敏感的新闻意识、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如何搜集信息、选择信息、编排信息等,这都是非常专业的问题。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更新,很多普通人也可以很便利地分享信息、发布信息,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记者。真正的记者,不仅要发布信息,而且他们的这些信息,必须是经过验证的、梳理的、深度加工的信息,并且还要用专业的方式报道出来。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正是因为存在全民播报的随意性和混乱性,记者的专业性才更为凸显。”

这段论述,表达了传媒教育工作者对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教育事业的信心。说这句话的,正是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院长——维罗妮克·加尔(Véronique GARÉ)女士。

初次见到维罗妮克·加尔的人,都会被她身上的活力所吸引。她美丽、时尚、热情,她的衣着打扮非常得体,透露出她的气质和涵养。而这一切,既有天生的性格基因,又与她的成长环境、职业经历密不可分。

在法国的西北部,是风格独特、色彩斑斓的布列塔尼大区。

历史上,布列塔尼曾是完全独立的公国,直至1532年才成为法国的领土。布列塔尼人的祖先是公元五六世纪从英格兰渡海而来的塞尔特人,这个区域至今仍保持着强烈的英格兰气息,在法国的领地中独具文化特色。这里有2730公里的海岸线,占法国海岸线的三分之一。最西边的海角直插大西洋,被称为“陆地的尽头”。粗犷雄伟的花岗岩岸,平坦洁净的沙滩,面积广阔的魔幻森林,安详纯朴的海边小镇,都让布列塔尼充满了美丽、梦幻的色彩。

布列塔尼有自己的语言布列塔尼语(Breton),布列塔尼地区的人自称“Breton/Bretonne”。他们的性格包含了勤劳、勇敢、质朴、刚烈等因素。布列塔尼人笑称自己的性格为“pur et dur”,就是“纯洁简单,倔强直率”的意思。

维罗妮克·加尔就是一位布列塔尼人。1966年,她出生在位于大西洋海岸旁的洛里昂(Lorient),这是个属于布列塔尼大区的港口城市。一、成长在路上(一)非凡的童年

用加尔的话说,她的童年像是生活在一个童话王国里。4岁那年,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加尔和家人一起从法国的西部来到了非洲大陆的最西端——塞内加尔的达喀尔(Dakar),开始了她充满原始色彩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

加尔说,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冒险的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非洲的那几年,每逢周末、假期,父亲都会带上一家人,去沙漠,去热带丛林,去杳无人烟的地方亲近大自然。非洲广阔无垠的原始风光,为幼年的加尔留下了瑰丽的回忆,也促成了她性格中的外向和奔放。除了看风景,利用每次外出的机会融入当地的生活和文化,也是他们一家热衷的事情。父亲经常带着一家人去当地人聚集的地方,走进他们的家庭,与他们亲切地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看到每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生活的梦想和敬意,是他们一家人出行的最大收获。

加尔4岁跟随父母远离法国,儿童是很依赖环境的,可是她却没有离乡的不适感。尽管还是个孩子,她却能很轻松地找到新环境中的乐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她的眼中都是新奇的。加尔回忆,“我母亲说,小时候我只喜欢去那些新的地方,那时她和父亲最头疼的就是怎样才能找到一些既新奇又适合儿童游玩的场所”。与陌生环境的接触、与陌生人的接触,加尔从4岁就能够乐在其中。每一次出游,每一次与当地家庭的聚会,都是小加尔最为期待的事情,而周围的人也很快发现了这个法国小女孩的独特之处:她的大脑里装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她的眼睛里总是充满求知的渴望,她总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每次听说新的地方、新的事件,她似乎都等不及了,马上就要去探个究竟。

至今说起这段经历,加尔都把它视为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童年。而且,加尔认为在非洲度过的这段时光,对她一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之后很多人生道路上的选择,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都与这段在非洲度过的童年有密切联系。她甚至可以这样总结,在非洲的童年初步塑造了她的性格。(二)回到故乡

9岁之后,加尔随着家人回到法国,在布列塔尼大区一个叫做南特的城市定居下来。1984年,18岁的加尔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在南特上了一年大学预科之后,加尔来到布列塔尼-雷恩第二大学,学习法国文学专业。

雷恩是布列塔尼的首府,城市不大,历史颇为悠久。由于在18世纪发生过严重的火灾,雷恩城几乎全部毁灭,后由当时的皇家建筑师、巴黎协和广场的设计者加布里埃尔进行规划,以严肃的古典风格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此后的雷恩城,就保留了这份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韵味。随着现代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雷恩成为法国尖端科技城、大学城,有雷恩第一大学、雷恩第二大学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还有国立高等电力学院、国立高等通讯学院在内的28所国立高等院校及研究院,以及各类私立高等院校25所。古典城市风格和现代科技知识在雷恩完美融合。

就在雷恩这个美妙的城市,加尔度过了她的大学时光。大学时代,加尔特别喜欢一位叫做庞汀的老师,他是一位研究作家巴尔扎克的专家,巧合的是,巴尔扎克也是加尔很喜欢的作家。她喜欢巴尔扎克的作品,总是从社会实际出发,针砭时弊;她也很喜欢巴尔扎克的个性,她认为这个强壮的大个子,性情总是跳跃在两个极端,平日里他尽情享受生活,喝酒吃肉呼朋唤友,但是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他就能做到远离尘嚣,粗茶淡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所以,加尔选择巴尔扎克作为她的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庞汀老师顺理成章地成为她的论文指导老师。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犀利的笔锋,使日后成为记者的加尔深受影响。雷恩老城

由于答辩老师定为巴黎索邦大学的专家,所以加尔的毕业论文没有在自己的大学里答辩,而是来到了巴黎的索邦大学。她的论文获得了索邦大学专家的一致好评,获得了“优秀”的好成绩。这段经历加尔至今记忆犹新。作为一个外校生来到享誉盛名的索邦大学答辩,并能得到那里专家们的认可,的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这个胜利,让她更加相信自己可以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

庞汀老师对加尔十分赞赏,并希望她能够留在学校教书。而加尔却有自己的想法,当时的她一点儿也不想成为老师,而是一心梦想着进入她向往已久的传媒领域。之后,在电影学院和记者学院两个选择面前,她选择了记者学院继续深造。说起当年的选择,加尔这么解释:“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很强好奇心的人,也许这和我的童年经历有关,或许这本来就是我性格中的基因。我总是想看新的东西,也总是想学新的东西,而这其实就是记者的基本素质。作为记者需要对一切都充满兴趣,要带着责任感去揭示很多事情,而这个揭示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个惊险的探秘。我想,能够满足我探寻世界的强烈愿望,正是记者这个专业让我着迷的地方。”

最终,加尔婉拒了老师的邀请,毅然去巴黎学习新闻专业。不过,那个时候的加尔没有想到,自己在多年之后还是成为一名老师,还管理着一群老师和一个学校。生活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加尔想起当时的决绝和现在的自己,不禁莞尔而笑。二、从记者成为老师(一)人生的又一站——巴黎

1990年,24岁的加尔来到巴黎,带着一份殷切的期待,正式踏入新闻行业的大门。

巴黎高等记者学院是一所培养记者、编辑等新闻传播人才的学校。这里的老师,很多都是传媒业界经验丰富的从业者。加尔印象很深的是,她的老师中,教授平面媒体相关课程的是曾在《费加罗报》工作过的记者,教授广播媒体相关课程的是法国RCF电台的记者,教授电视媒体相关课程的是在电视台工作的记者和编导。对加尔来说,如果说之前对新闻的热爱出于一种天性,那么攻读硕士这两年,她接触到了新闻实践类课程,并且得到了在媒体做新闻报道的机会,她真正理解了媒介的价值和记者的责任。

毕业之后,加尔如愿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她的第一份长期工作,是在一份专业的投资类报纸做编辑。在专业报纸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加尔成为一名以自由职业者。加尔虽然处于“打零工”的状态,但是凭借科班出身的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文字组织能力,她的约稿非常多,稿酬也比较高。

实际上,当时加尔做出这种选择的主要原因是,她有了爱人。她的丈夫因为工作关系需要经常出差,恋家的加尔想要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能够陪伴丈夫,让他时时感到家庭的温馨。像很多陷入爱河中的小女人一样,那时的加尔心甘情愿地把婚姻生活放在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之上,为丈夫和他们的爱情做出牺牲。提起当时的选择加尔仍然认为很值得,她说:“我赞同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同时,在我的字典里,爱情不朽。”

当然,以这样的方式工作并不轻松,她需要不断转换工作思路,有时候她要为杂志写专栏软文,有时候她要做专业报纸的编辑,而不同的专业报纸要求的写作风格不同。所以,加尔想要把“散工”做好,就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人际网络。除了专业上的突出能力之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她必须出色地完成一家报纸给她的第一个任务,之后维持好和这家报纸的关系,争取继续为他们供稿。形成稳定的供需关系之后,她就可以再去争取下一家报纸。就这样,加尔在业界逐渐有了名气,这一切来之不易。这段经历成就了她灵活的思维转换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

回忆起自己十四年的编辑生涯,加尔有很多难忘的、有意思的经历。她喜欢新事物,越是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她就越兴奋。比如,当有机会参与报纸的新版式的设计工作时,其他人觉得绞尽脑汁心生畏惧,而加尔却总是动力十足。在一些短期工作任务中,如果担任的是报纸的编辑,加尔就需要定期去印刷厂做报纸印刷前的最后确认,保证出刊一切正常。有段时间她在为一个周报工作,每个星期五晚上与印刷厂的“约会”就成了她雷打不动的安排。加尔笑着说,因为这件事,丈夫不知道吃了印刷厂多少醋呢。最让加尔难忘的、也是让她记忆最深刻的则是为报纸工作时的团队合作。加尔感慨道:“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团队在一起工作,有排版人员、校对人员、照相制版工、编辑助理等,在一整套制作流水线上,所有人员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生产。一份优秀的报纸是内容的集合,也是大家心血的集合。”而如今,报纸引进了现代化制作工艺,很多岗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比如现在几乎所有的报社都不再有校对人员、照相制版工这些工种了。虽然加尔热衷于新事物,也欢迎现代科技时代的到来,但内心深处,却对那段团队协作的美好日子有一些怀念。

在她的感慨中,我们能够把加尔的形象描绘得更加丰满:一个敢于为爱情牺牲的女人;一个喜欢挑战新事物,乐于为工作奔波的女人;一个内心细腻,有着怀旧情结的女人。(二)职业生涯的华丽转身

2003年,做了十四年编辑的加尔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想做点别的事情。这种想法并不是出于对记者工作的倦怠,而是源自她骨子里对新事物的向往。对于记者工作,她已经驾轻就熟,所以她的心底真正渴望的是一个新的机会,一次改变。虽然要做什么她并不明确,但是转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这时,正好有一位加尔早期合作过的记者联系她,这个记者手头有一个为报纸设计新版式的项目,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为这个报纸的记者们进行职业培训。这样的项目加尔的记者朋友又难以一个人完成,所以急切地盼望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熟悉的、信任的人来共同承担。于是,记者想到了加尔,正在寻找职业转型的加尔需要一个新方向,两人一拍即合。加尔选择成为一位老师,这一转身,就是十几年。

和她们签署第一份合同的是瑞士的一家日报。这家报纸位于日内瓦和洛桑之间一个叫做尼永的城市,她们要做的是帮助这家报纸设计全新的版式,并且为报社的记者进行新闻写作、新闻采编、版面设计等课程的培训。因此,加尔和她的记者朋友一起先在巴黎开始准备工作,包括讨论报纸的版式和为新课程所做的大量教学准备。一切基本妥当之后,她们来到瑞士,新的工作方案开始实施。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每天上午是培训时间,为报社的编辑、记者讲授新闻写作技巧、版面设计等,下午和他们一起在编辑部里设计编排报纸的新版式,讲授和实践紧紧捆绑在一起。就这样,加尔的教师生涯开始了。

加尔讲授的内容是新闻写作技巧、新闻改编技巧、新闻编辑技巧等实际操作类知识。不过,培训专业记者和为大学的学生授课,区别还是很大的。在加尔看来,这是个新尝试,比她以前的工作难度要大,因为她第一次上课,面对的是职业记者,有些年龄比她大,甚至有些工作经验比她丰富。她一直都记得第一次讲课的情景,说起这段经历时还不禁大笑起来。她说她记得很清楚,那天讲课时,她的双腿一直在发抖。不过,迈出第一步之后,情况并不像她想得那样艰难。她是一名记者,知道如何调节气氛。当台下的人跟她互动时,加尔找回了平时的游刃有余。最终,她的课非常成功。说起这些,她有些得意地透露了她的小秘诀:“你知道我怎么隐藏我的紧张感吗?我的双腿一直在颤抖,不过我把它们藏在了讲桌下,所以大家看不到。”第一次讲课的经历,让加尔学会了战胜怯懦和紧张,这次经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加尔喜欢上了教育培训这个职业。她喜欢站在讲台上畅所欲言,也喜欢看到台下的人给她热烈回馈。

这个经历,让加尔确定了她之后的职业道路,那就是成为一名讲授新闻学知识的教师。一方面,她可以分享多年以来学到的知识和积攒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这是她记者职业生涯的一种延续,她可以冷静地审视这个行业中的各种现象,思考记者未来的发展方向。这让加尔非常高兴。

也正是得益于这次经历,项目结束后,加尔开始在巴黎高等记者学院授课,一次、两次、三次……一切都很顺利,一直都很成功。

于是,在2005年,加尔成为巴黎高等记者学院的固定教师。三、人生新角色(一)认识巴黎高等记者学院

巴黎高等记者学院(CFPJ)是法国最著名的一所新闻教学与记者培训学院,它以培养精英记者为办学方向,建校六十多年来为法国新闻传媒界输送了大批一流人才。当今法国新闻界的资深记者中,有五分之一毕业于该校。1946年,战后法国新闻界重建,急需培养高素质的记者,在此背景下,巴黎高等记者学院应运而生。此后它的发展日新月异:1958年,率先推出新闻实务教材;1969年,创建记者专业培训中心;1971年,拓展国际化办学理念;1974年,创建欧洲记者基金会;1980年,创办新专业——出镜记者专业;1981年,创办企业传播专业;1985年,创建首个就业培训体系;2003年,学院加盟世界著名企业培训集团EFE;2005年,开发新兴信息技术学科,开展“专家日”主题教学;2006年,创办国际部,强化产学结合模式;2007年,创造性地开设传媒领袖课程,普及新闻教育;2009年,创建媒体实验室;2010年,发展远程教育;2011年,“新闻记者培训中心”更名为“传媒专业培训中心”。可以说,在它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巴黎高等记者学院教育集团坚定了一个信念:传授经典,迎接新的挑战。从进入这里的第一天起,加尔就认为这里是一个神圣的殿堂。(二)新环境中的人生新角色

在巴黎高等记者学院,加尔固定讲授的课程是“新闻写作和编辑”,即如何让文章既有可读性又有知识性,既有理论性又有生动性。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课程,但只有具有娴熟的新闻编辑能力和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的老师才能胜任。比如一篇优秀的新闻稿的要求是:简单明了,用词准确,主题鲜明。5个“W”都要交代清楚,即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o)、事件(What)、原因(Why)。这些都是加尔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加尔喜欢分享她多年的积累和大量烂熟于心的实践案例。加尔的课丰富生动,广受赞誉。维罗妮克·加尔与学生们在一起

加尔经常讲授的另一门课程是“校园报纸编辑”,主要面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这门课上,在一个模拟行业实践的情境中,学生们在多名老师的指导下,完全按照报纸出版的过程展开工作实践。上午,开编辑会,学生们确定选题和报道角度,确定每个人的任务分工,然后各自分头执行。傍晚5点最晚6点,报纸就必须全部截稿。在这门课中,学生们做出了像《巴黎人报》一样的日报,也做出了像l’express一样的杂志。每次完工,学生们就会把做出的成果一页一页贴在教学楼的走廊里。欣赏学生们的成果,是加尔在课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也是令加尔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她说,这面墙就是巴黎高等记者学院的一张名片。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学生报纸墙

在巴黎高等记者学院,加尔不但要给新闻专业的学生上课,还要给记者上课,就像在瑞士一样,很多时候她要面对比她资历更深的记者。加尔感觉给学生上课和给记者上课是不一样的。在给记者上课时,加尔更希望大家能像同事一样,互相交流。而给学生上课时,她要作为一个传授者在讲台上讲解,年轻的学生们更多的是在吸取她的经验。加尔根据不同的上课对象,灵活地转变自己的角色。加尔认为两者也没有很大的区别,不过是面对学生,讲授知识会多一些,而与记者在一起,在实践操作层面的交流会多一些。(三)从教师到院长

2006年,巴黎高等记者学院为了提高国际影响力而扩大发展,创立了国际部,急切需要找到合适的主任人选来启动这个部门的工作。这时,已经当了两年老师的加尔,因为在师生中的好口碑、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成为这个职位的候选人。加尔欣然接受了这个使命,通过考核后走马上任,成为巴黎高等记者学院国际部的主任。短短两年间,国际部为法国的学生提供了大量赴海外实习的机会,开展的双边及多边合作项目达数十个,与世界各地多家新闻教学机构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

2008年,由于发展的需要,国际部从巴黎高等记者学院独立出来,成立了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这个新学院与巴黎高等记者学院既相互独立又资源共享,而加尔,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院长。

加尔担任国际部主任的时候,还在坚持教课。但是担任院长的加尔日程表总是被安排得密密麻麻,她不但要作出各种决策,出席各种会议,还要经常外出,于是她停止授课,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学院的发展规划中。她认为把学校建设得更专业、更高端、更有影响力,是她对学生更负责任的交代。

从教师到院长,从教学岗位到管理岗位,加尔的工作角色又有了一次巨大的转变。她是最不惧怕转变的人。(四)压力与挑战

成为管理者后,加尔承受了很多压力。

加尔最先遇到的困难,就是要重新组建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建立学院首先要组建新的工作团队,要搭建整体课程架构,要规范行政运转秩序,这些都需要她在实践中慢慢探索。因此最早的两年,加尔要适应新岗位中来自各个层面的变化,她经常要为课程方案冥思苦想,经常要为不成熟的安排承担责任,但也会因为自己果断的决定和敏锐的眼光倍感自豪。对于这两年的经历,加尔这样来形容:“是一个困难,也是一个挑战,但同时更是一个成功。我们接受了有些路走不通,和我们达成了目标一样,都属于一种成功。”

法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实行的是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和精英化的高等专业教育双轨并行的制度。高等专业学院更偏重专业化的精英教育。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就是致力于精英教育的学校,培养高端的专业化人才是它的职责。

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实行小班授课,这一点是它与普通大学的显著不同之处。普通大学的课程多是面向100名以上的学生开设的,而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实行的小班授课形式,一个班最多15名学生。小班授课是加尔一贯坚持的教学模式。她宁愿多请几位老师,多开几次课程,多支付些教育费用,也一定要保证学生学习的质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个班级的人数也要根据所讲授的课程进行调整。比如,如果学生进行的是制作报纸的实践课程,那么一个班12名学生最为理想,这样可以保证每个人都以不同的职责加入到报纸制作流程中,并且每一名学生都有充足的时间和老师交流;如果进行的是电视编辑课程,一般是8名学生为一班最为理想,因为这个课程主要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8名学生为一班能够保证每个人都能接触到摄像机、编辑机、演播室等,并且可以组成一个创作团队,在拍摄和制作过程中随时得到老师的指点。

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是行政人员,另一部分是授课教师。这里的教师也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他们全部都有业界从业经历,很多老师是在职的记者或者媒体高管,还有一些老师曾做过专职记者或兼职记者并且业绩突出。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教师大多是传媒领域的精英。这里的教师数量众多,整个教学队伍多达三四千人,并且加尔还聘请了许多双语培训教师——教授英语、阿拉伯语等。加尔认为寻找好老师,一定要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要清楚学生的期待,并对行业要求把握精准。这就凸显了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精英化追求。

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也是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非常注重的工作内容。在国际合作项目中,即使是短期培训课程,加尔也一定亲历亲为,调研这些留学生的需求,与同事一起协商设置合理的课程计划,再从她的教师资源网络里寻找具有相关技能和资质的老师,然后和这些老师确认时间段、详细的授课计划和授课内容,接下来把这位老师的相关资料发送到合作大学的教研部门征询意见,得到满意答复后,教学计划才开始全面实施。这一系列繁琐的工作,在加尔看来,是他们必须提供的服务。这种灵活又细致的师资配置机制,使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受到世界多国大学的认可。

加尔新角色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管理。加尔做过记者,做过教职人员,她善于与人沟通,但如何在一个大团队中指挥员工们在最恰当的岗位取得最优化的效果方面她没有经验。没有管理经验的支持,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她只能从实际工作中一步步摸索解决,当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时,要强的她就宁愿自己多花费些时间亲自完成。她意识到自己应该学习一些管理学知识,就开设了管理学课程,和学生们一起坐在教室里听课。后来,加尔和学生们一起上课的情景,成为学院一景。对此,她毫不介意,还高兴地表示,这代表自己还年轻,还处于学生时代。

深度理解“发展”的实质,塑造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精英形象,在国际视野中出类拔萃,这些都被加尔视为使命。(五)一流的教学配置

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位于巴黎二区,离享誉盛名的卢浮宫不远,在都市的喧嚣中独享着一份宁静。

巴黎的卢浮街,不仅是一个文化旺区,更是一个见证媒介成长的古街。街中心是邮电大楼。邮电大楼是早期电报通讯时代的符号性建筑,这里曾经是巴黎的电报、邮件收发处。如今,电报、邮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里仍是巴黎的信息中心,很多重要的报纸都在这里诞生。邮电大楼附近坐落着巴黎股票交易所。如今股票交易业务已经搬到新区,但是当年这里曾作为金融活动的中心,交织着各种关于经济、关于巴黎、关于国家的信息。可以想象,这里曾经的车水马龙。今天,在这个街区上担负城市、国家信息运转的是新一代媒体机构。位于股票交易所背面的是西方四大通讯社之一“路透社”在巴黎的驻地,与巴黎股票交易所面对面相望的是西方四大通讯社中资格最老的“法新社”,信息源源不断从这里涌出,推动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乃至世界信息秩序的正常吐纳。英国伦敦有舰队街,也是一条新闻街,是代表英国媒体的符号;法国巴黎有卢浮街,它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它用信息贯通着这条街市的前世今生。

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骄傲地屹立在卢浮街上。学院集团的教学总监、法新社社长说过,“再难,学院也不会搬家”,。因为“做新闻一定要在市中心”,在这里能够指向历史,指向未来。法国巴黎卢浮宫外景

卢浮街35号的一座七层小楼就是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所在地。走进这座小楼,你就会感觉来到了一个处处体现人性化的学院。学院大门口设有接待处,当学生前来上课时,只要报上自己的名字和所上课程的名称,接待处的工作人员会立即帮他找到需要的信息,比如在哪一层的哪个教室上课。此外,在一楼大厅的大屏幕上也会滚动显示当日的课程名称、上课时间、授课教师姓名、教室所在楼层,学生们可以很方便地查找、核对信息。加尔格外强调教学部门、管理部门乃至教辅人员之间的信息畅通,各个部门无论大小,都是学院正常工作链条中的一个单位,每一处都代表着学院的形象。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教室都是按照统一的模式布置的,每个教室的中央都有一个课桌,课桌周围摆放了一圈椅子,形成适合讨论的布局;当大家需要开始各自的任务时,他们就可以转过身去,每个人又可以单独面对电脑工作。这种人性化的布局,也是加尔和同事们一起想点子,经过亲自体验、多方求证,最终确立下来的。教学专用的编辑室、实验室、演播室,也都启用了最高配置:视频编辑室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外观里配备的都是在法国电视台通用的AVID编辑系统;音频编辑室安装的也是法国电台普遍应用的NETIA音频编辑系统。在实践类课程中,教会学生如何查找信息,如何处理信息,如何运用所有的数字设备,快速完成音频、视频编辑。因此,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学生在完成学校学习之后,能够直接进入媒体工作,不用再经过专门的技术磨合过程。也正是这个原因,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有非常好的声誉,许多法国媒体也倾向于选用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同时,当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法国国际电台(France Inter)、法国欧洲第一电台(France Europe 1)的记者来参加培训的时候,他们可以很便利地使用和他们工作中相同的系统。虽然这些实验设备都价格不菲,但加尔表示,作为优秀的传媒院校,这是它应该达到的标准。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教室

在这座七层小楼的地下还有两层地下室,设有学院的广播录音室和电视演播室,电视演播室主要供电视新闻课程教学使用,学生在这里学习电视新闻报道、主持以及导播等技能。同时,这里也接待前来参加培训的电视台记者,经常来这里进修的有法国1台、2台以及Canal+台等法国主流电视台的记者。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内的音频编辑室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内的演播室与器材

这里还可以进行喜剧演员的培训,所以经常有一些法国著名的喜剧演员前来进行声音或形体方面的训练。按照加尔的设计蓝图,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虽然是一个教育部门,但是它必须具备相当的实力,以便与传媒业界联动。(六)成为“空中飞人”

加尔很重视与其他大学的合作,她希望与综合类大学开展互补式的课程教学。一些综合类大学往往更注重理论性、学术性的知识的教授,比如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基础类课程,其实这些知识对于新闻学人才培养非常重要,因为做一名记者必须要有丰富、扎实、全面的理论基础和文化修养;与此同时,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是一所专业型院校,主要进行实践型、专业型的课程的讲授,着重于教给学生媒体工作方面的技能。正因如此,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与综合性大学的合作就十分必要,合作中两者可以互相补充,综合性大学负责基础理论课程,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则负责专业拓展课程。在法国,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与索邦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与黎巴嫩、阿尔及利亚、俄罗斯、中国以及南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也建立了学术合作。作为院长,加尔必须亲自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去洽谈国际合作项目,她的工作状态类似于“空中飞人”。2009年,维罗妮克·加尔在南非新闻职业道德教育会议上

2010年,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向欧盟申请了一个海地新闻学硕士培养项目。在这个旨在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育资金援助的欧盟项目中,申请团队有好多家,竞争非常激烈,最终她带领的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从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欧盟的援助资金。整个团队还没有来得及庆贺项目申请成功,一个震惊世界的灾难性新闻让大家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下午4点53分,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稍后不久,海地又相继发生了震级分别为5.9级和5.5级的余震。地震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根据事后的统计数据,至少有22万人在地震中丧生,海地政府与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在悲痛之余,加尔和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同事们也一起商讨,他们能为海地做些什么呢?根据原有的项目计划,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会与海地的卡斯卡亚大学(Kiskeya)合作,为海地培养新闻学硕士人才,现在地震几乎完全摧毁了这所大学,这个申请下来的项目应该怎么处理呢?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加尔和同事们决定,这个项目刚刚申请下来,正好获得了一笔资金,那就应该让这笔资金发挥最大价值,把它用来帮助卡斯卡亚大学大学进行重建,并且将原先的项目坚持开展下去,用自己学院的特色和能力,为海地的灾后重建和人才培养做努力!

于是,2010年4月,加尔来到了被地震严重破坏的海地首都太子港,经过多次申请、多方协调,她向非政府组织借到了教室,为卡斯卡亚大学的学生们做了一个课程测试,课程测试结果很理想。之后,在加尔的领导下,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一边帮助卡斯卡亚大学进行重建,一边于2010年9月成功地在海地把这个国际合作的新闻学硕士项目开展了起来。加尔说这是她参与的最有意义的一个国际项目,这个项目真正让知识成为海地卡斯卡亚大学学生们眼中明天的希望。(七)中法合作进行时

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与中国大学的教学往来很密切。

连续好几年的七月,学院里都会迎来一群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这些远道而来的学生是来参加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暑期课程。在学院特有的小班授课的课堂里,每天早晨,大家聚集到摆放了咖啡、茶、橙汁、牛角面包、巧克力面包等各式法式早餐的圆桌旁,一起聊天、吃早餐,一天的课程在愉快的氛围中开始了。每天上午、下午会有不同的老师进行授课,老师们都是法国经验丰富的记者,散发着法国人独有的魅力,而且平易近人,十分亲切。2012年的这个暑期班,加尔为中国学生们特地联系了一位曾经在北京工作过的、前《世界报》的记者,以便于和中国学生沟通。另一位老师则是一位拥有法国、希腊双重国籍的女记者,加尔认为,这样一位跨文化背景的记者,一定能给来自亚洲的学生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视角。而对中国学生们来说,能来到欧洲的历史文化名城巴黎,在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参加一次法国业界最前沿的暑期传媒课程,是非常宝贵的经历。更让他们兴奋的是,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提供了精英化的小班授课方式,让中国学生与来自法国业界的前辈自由对话,并享有一对一的指导,学生们高呼法国之行是他们的“梦幻之旅”。听到学生们有这样的好评,加尔特别高兴。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是长期的合作伙伴,两个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同样以传媒教育为主的大学,保持教学、学术上的密切交往,极大地开阔了彼此的教育视野。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在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参加暑期培训

除此之外,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还与中国中央电视台法语频道保持了5年的合作关系。基本上,学院每年都会为中央电视台法语频道的记者提供两次培训,课程主要包括电视报道、电视辩论、电视采访等。为中国电视新闻界介绍法国经验,并在中国记者们的反馈中借鉴中国风格的传媒理念,是加尔特别热衷的事情。(八)多媒体新闻采编硕士项目

加尔坚信,作为教育工作者不能让自己的知识体系悬空,自己本身一定要非常熟悉这个行业。传媒教育是一个与科学技术、与业界发展联系紧密的领域,因此加尔特别重视保持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专业和课程设置与时代同步更新。得益于学院与传媒业界的紧密联系,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加尔经常与从事媒体第一线工作的制片人、主编、总监联系,群策群力,请他们参与到学院培养计划的制订过程中。他们的加入保证了传媒行业中正在进行的新变革能够渗透到课程教学中,传媒业界当前的需求、将来的需要能够体现在人才培养计划中,未来的记者必须具备的特质能够出现在职业培训中。每次最新的专业和课程的拟定,加尔和她的团队都要经历一个反复协商、反复论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与业界深度植入的过程。

近年来,数字技术支持的新媒体成长迅速,新媒体以多样性、共享性、交互性、个性化等特征,不断改变着受众的信息接收和信息消费习惯。在法国,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传媒行业的一次革命,年轻的读者群更倾向于从网络上或者移动媒体上获得信息。在这样的形势下,传统的传媒教育必须进行创新和改革,让未来的记者掌握特殊的、综合的信息处理技能,来应对这场数字革命。多媒体新闻采编硕士项目,是加尔任院长以来,花费了最大心血创建的一个双语教学项目。这个项目是完全针对新媒体环境中新闻采编技巧的一个深度培养计划。这个项目学制一年,在这个不长的学制中要进行的课程和实践却很密集。这些课程以实用性与技巧性的课程为主,例如新闻实践基础、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新闻采编、网页编辑等。为了保证时间利用的有效性,全部教学由新媒体从业者、经验丰富的记者以及数字技术专业教师来承担,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多媒体新闻采编的全过程,娴熟掌握多媒体新闻采编操作技巧,毕业之后即可胜任这些新媒介语境下的记者的工作。同时,长期进行国际交流的加尔有一个富有前瞻性的推断,熟练掌握英语一定会成为记者的必备技能。法国大学的课程基本是用法语授课,这个专业在进行课程规划时,加尔就提出了进行双语授课的要求,即同时开办英语授课班和法语授课班。英语授课班由相关领域出色的、来自英语国家或熟练使用英语的专业人士授课。学生们如此描述这个全英文授课的班级:“在新媒体环境中,这个班可以帮你武装到牙齿。”

法国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多媒体新闻采编硕士课程设置教学单元与课程设置:教学单元1·新闻基础·密集型强化实践教学单元2·概论与网络工具·多媒体新闻采编·社交网络·在线新闻法律法规教学单元3·网络新闻写作·多媒体采访与报道·专题报道与调查性新闻·密集型强化实践教学单元4·创建新闻博客·图片报道与Photoshop软件使用·网络音效·数字幻灯片教学单元5·网络视频摄制·网络拍摄与编辑·从多媒体到多元媒体教学单元6·职业规划·网络制作与编辑

法国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多媒体教学规划多媒体新闻采编硕士课程分为三阶段:一、通过密集型实践,强化新闻采编技巧(教学单元1、2、3)二、获取数码技术和工具以增加互联网上相同信息的处理方法(教学单元4、5)三、制作完成网络采编项目(教学单元6)注:课程内容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周一至周五每天9:00至16:00为上课时间,为了确保所有研究生都能够掌握采访、报道和专题调查技巧,每一个教学单元都会安排自学时间。

为了能让这个精心设计又投入了很大人力和物力的硕士项目获得最大范围的认可,加尔亲自飞往很多国外的大学,专门为对这个硕士课程感兴趣的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解答。后来让她欣喜的是,这个硕士项目推出后,学院收到了许多法国其他学校的学生以及外国学生的入学申请。

其实,自从成为院长的那一天起,加尔就开始不停地出差、出国。仅仅以2012年上半年为例,加尔每个月都要出差:1月去了海地,2月去了阿尔及利亚,3月去了中国、巴西,4月又一次去了中国,还去了几个中东国家,5月又去了中东,6月再次去了阿尔及利亚和波斯湾……就这样,院长加尔成为一个“空中飞人”。加尔说:“当‘空中飞人’我不累,我没有任何负担,因为我只带了一件行李,那就是理想。”四、处处是风景(一)多元世界处处精彩

加尔自称是个很幸运的人,她的工作要频繁外出,而她又偏偏很喜欢旅行。她从小就习惯了外出,童年时在非洲生活了好几年,后来做记者的时候,又总是陪丈夫出差工作,去英国、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巴西、新加坡,这些早年的外出经历,造就了她极强的适应能力。她有宽容和乐观的心态,可以随时迎接世界。准备文件,整理行李,赶飞机,时间表要严丝合缝,这些对加尔来说早已驾轻就熟,那只是抵达目标的一个过程,而且没有这个过程的忙碌,也就没有着陆时的那份喜悦和兴奋。到了陌生的国家,接触陌生的人群,那份新鲜感就是加尔工作动力的源泉。从小就亲近外面的世界、多元的文化,去探索,去思考,去懂得,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内心的充实,加尔希望这是她的一种生存方式。

2011年9月,加尔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后又陆续来了三次。2012年3月,加尔在中国传媒大学做了题为《新闻报道与新闻伦理》的讲座,并介绍了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英法双语授课的多媒体新闻采编硕士项目。她很欢迎中国的学生加入这个项目。加尔说,她将来还会频繁地前往中国,现在她已经去过北京、重庆、厦门、成都、上海、香港。亲自到中国之后,她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如此丰富、如此绚丽的国度,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质,每个地域的文化、风俗和人,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各种信息扑面而来,常常令人应接不暇。比如说,在北京,加尔去了很多不同的街区,发现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有它特别现代化的一面,又有非常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的这种多样性深深地吸引了她。“世界因为多元而精彩,在中国,这份精彩让我惊叹。”2012年3月,维罗妮克·加尔在中国传媒大学做讲座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加尔都会关注异地文明的细节,打探文化的深度,而这些新的发现和经历,更引发了她对于新闻行业和新闻教育的思考。加尔认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国家、各种文化之间需要深入的沟通和了解。而实际上,因为误解而产生的交流不畅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的人,如果相互不够了解,引发误解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如果大家来自同一种文化背景,即使相互不认识,但毕竟处于相同的信息环境中,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情况就会相对少些。当今世界,克服文化差异是加速全球化语境形成的一大关键。因此,作为一名记者,当他第一次来到一个他从未到过也不了解的国家,他看问题的角度以及对事件的理解和已经在当地生活过几年的驻地记者的读解肯定会存在差异。驻地记者如果已经可以很流畅地用当地语言与民众交流,在当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人际网络,对当地社会状况和社会形态有了相对准确的判断,就会大大减少偏见和误差的产生。在她看来,文化需要亲历,这种亲历不是蜻蜓点水式地掠过,而是扎根于一片土地做思考的行者。

在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前来培训的记者关注全球化媒介传播这个问题。在学院,加尔经常和那些拥有双重国籍或者接受过多重文化熏陶的老师们讨论问题,尝试着用他们的多元视角重新审视学院的教育规划,现在学院的很多培养方案都吸纳了这些老师的意见。在前文中提到的多媒体新闻采编硕士项目,就是一个以双语教学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学生来自于不同国家、置身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问题的看法和理解的角度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些正是加尔希望看到的,这也是她当初不遗余力地在很多国家推广这个项目的初衷。她想要建立一个在数字技术支持下运行的、符合全球化传播特质的、带有未来传播质感的空间,学生们在这个教学环境中,用现代科技表达,在多元文化中互融共进。这是加尔对未来传播的有益探索。(二)团队协作——最好的工作方式

团队协作,是加尔强大的工作支柱。谈及年轻时当记者的经历,加尔最怀念的就是那时团队合作的工作状态;问到喜爱的运动,加尔毫不犹豫地选择集体性项目,比如排球。喜欢群体工作的人往往很自信,有强烈的内在肯定和自我认同,有持续的力量去发展向外的进取与奋斗,这也是一个成功者必备的素质。

在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加尔和她的团队关系十分融洽。她笑称,其实自己一直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工作团队一直都在她周围,陪她风雨兼程。而作为团队的管理者,加尔认为,大家在一起工作首先要有个好心情,和哪些同事在一起不是大家能够选择的,但是可以为他们营造一个优雅惬意的工作环境,带动大家的工作兴致。加尔还经常做角色互换,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体会大家希望在怎样的氛围中沟通。她认为,如果大家在每天早上醒来,是抱着很想来办公室的心情来工作的,那么她的努力才算获得了成功。

碧姬·巴迪尔(Brigitte BADIOU)女士是加尔的助理,她和加尔已经共事两年了。作为院长的助理,她几乎要负责加尔所有的行政工作,大到整个团队的管理沟通,小到查收每一封邮件,接听电话,整理发票,还有接待国外来的学生们,帮助他们适应异国的生活……工作很多,但是她很喜欢。因为她觉得和加尔一起工作很快乐。在她眼里,加尔是一个非常讲原则、工作果断、雷厉风行的人,非常敬业,也总是充满了活力,喜欢交朋友,外向又友善,充满了个人魅力。碧姬笑称,由于工作需要,出差是加尔的工作常态,但就算在国外出差,只要有工作需要找她的时候,打电话,发邮件,她都立即回复并随时解决问题,“所以不论在哪片土地上,我们的院长永远都会出现在我的‘黑莓’手机里”。(三)女人的自信和女人的世界

走进加尔的办公室,你会惊讶地发现身为院长的她,竟然是与其他三位同事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的,甚至她的办公桌都和其他同事的一模一样,以至于很多来学院找院长的人,常常把加尔错认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而加尔自己却认为这很平常,并且自嘲说:“我经常需要出差,所以这样我就不会长期占用其他人的办公资源。”维罗妮可·加尔在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与同事们开会

这间普通的办公室的落地窗外有一个小小的露台,工作闲暇时加尔常常来到这里。你会看见不远处的埃菲尔铁塔。在这里,笔者问了加尔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一位女性,一位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院长,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呢?”

加尔仔细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缓缓道来:“很显然,我的工作需要我经常出差,去全世界不同的国家。身为一名女性,由于我自己没有孩子,这就允许我胜任这份忙碌的工作。我想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不会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这么频繁地出差。另外我的工作需要我经常去和国外的大学、国外的媒体打交道,谈事情,需要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用心经营人际关系,建立良好的人际网络,但我并没有觉得在外联这件事上作为一名女性有劣势,因为我一直都被盛情款待,当然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学校的声望和口碑,以及与我们合作的学校也都是国际上或者是当地非常知名的大学。所以,我从来没有认为在校长的职位上,身为一名女性会产生什么问题。而且,我觉得作为女性还会有一些优势。比如说社交场合,女性往往比较显眼,可能很多人更倾向选择女性交流,他们会认为和女性谈话比较轻松。当然这得问他们,我推断是这样。”说到这里,加尔爽朗地笑了。“除此之外,我想这也有人的个性因素在发挥作用。我知道我个性外向,喜欢社交,我很喜欢与人接触,和人聊天,认识新朋友,所以这些对于我都很容易。不过呢,我想如果我是一位男性,也许我就不需要这么主动地努力地去拼搏。当我们是女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寻找机会去证明自己有资格、有能力获得那些高级职位,能够和男性做得一样好。但是如果换做是一位男性领导者,他不需要去证明这一点,他更容易被大家认同。所以,没有选择,我必须非常非常地努力。”

从她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一方面加尔很自信,她认为在能力上,女性不逊于男性;另一方面,加尔承认性别歧视的存在,她破解歧视的方法是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加尔肯定女性特质本身的优势,比如说社交中的优势。在这一点上,加尔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女权主义学者伍尔夫提出的“双性同体”思想,沃尔夫认为只有女性的力量和男性的力量同时在女性的身上发生作用时,女性才更容易成功。维罗妮可·加尔与采访者戴楠在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院长办公室外

加尔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人,她曾经很喜欢画画,画了很久,还特地在南特美术学院上过绘画课程;她也非常喜欢运动,喜欢游泳、打排球、骑自行车等。不过现在由于工作繁忙,空闲的时间少了,因此她已经很久不画画了,也很久没有专门去运动了。但在闲暇的时候,她还是会离开都市,去远足,再有时间,就会陪伴在家人的身边。而更多的日子里,她是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院长,忙碌着院长的忙碌。巴黎的家、办公室、机场、异国、野外,有人会说辛苦辗转,加尔会说精彩无限,“人是因为探索着、体察着、感受着才享受了生活的滋味,有所期待,所以一切才这样迷人”。

从当年那个来到巴黎求学的24岁的女学生,到如今担任国际顶尖学府巴黎高等记者(国际)学院的女院长,谁说,人生不是处处有风景呢?贝娜黛特·玛戴夫1948年出生于法国北方城市里尔的煤矿区,中学就读于费内龙女校。1964年考入大学,最终在巴黎第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利摩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巴黎第十大学。1986年成为经济学教授,专业是国际经济,研究全球企业战略,在发展创新战略研究中颇有成就。凭借学术上的成就和威望,担任过两年经济、管理、数学和信息科技学院的院长。2008年,在校长选举中高票胜出,成为巴黎第十大学的校长。2012年卸任。Bernadette MADEUF was born in Lille,France in 1948.She was enrolled at the Université de Paris 10 Nanterre in 1964 and completed her Ph.D.degree.She used to teach in the Université de Limoges.In 1986,she got her professorship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in the Université de Paris 10 Nanterre.Her research focuse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global corporate strategies.Based on her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reputation,Bernadette MADEUF was appointed dean of the School of Economics,Management,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Université de Paris 10 Nanterre.In 2008,she became the president,and served the post until 2012.“直”的信条——记巴黎第十大学校长贝娜黛特·玛戴夫(Bernadette MADEUF)如果让我选择一个词来形容自己,我会选择“直”。我喜欢这个词,走得正站得直。我经常健身和跳舞保持自己的身形是直的;在演讲和唱歌时我一定站得很直;面对压力,我的选择是一直坚持。我认为我很正直,言行一致,承诺了就一定得坚持做到。我不习惯说谎,每说一次谎,你就要记住自己说过的内容,太麻烦。——贝娜黛特·玛戴夫

巴黎第十大学又名巴黎南泰尔大学,是法国著名的公立综合性大学。巴黎第十大学最早是巴黎索邦大学的一个附属单位,于1964年正式建立。学校的三个校区分别位于巴黎市西郊的三个不同地点:南泰尔(Nanterre)、圣·克劳德(St-Cloud)、阿伏瑞城(Ville d’Avray)。自正式成立以来,巴黎第十大学为法国及世界各国培养了大批科技、教育、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人才,并且与欧洲、非洲、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展开国际合作,与170多所欧洲大学签署了近400项双边协议,还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中国、日本、泰国、约旦、印度、突尼斯、墨西哥等国家签署了交流协议,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界享有盛誉的一座高等学府。

2007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大学自由与责任法案》,将大学内部原本平行的三个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教务委员会及学务委员会重新定位,大学校长的遴选由原来的三个委员会共同推选产生,改为全权由校务委员会推选。

2008年,巴黎第十大学选举校长。第一步,选举产生了学校的各个委员会,包括校务委员会、教务委员会和学务委员会;第二步在校务委员会推举校长的环节中,贝娜黛特·玛戴夫没有悬念地胜出。之后,她行使校长的法定任免权,指定一部分校外人员加入到校务委员会中。

在新法案确立的对校长更有利的权力格局中,贝娜黛特·玛戴夫的管理生涯开始了。一、父母的推助灌溉学者的梦

时间跳转到1948年。

在法国北方城市里尔的煤矿区,贝娜黛特·玛戴夫快乐地来到了世间。她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就在煤矿工作。工程师在重视工业的法国属于精英人群,这是一个充满了荣耀感的职业。睿智的父亲,一直是玛戴夫一生中推助着她前行的那个人。一年半之后,她的弟弟出生,三年之后妹妹出生。三个相差不大的孩子,在亲近中成长,在成长中亲近,加上父亲的勉励,母亲的慈爱,组成了玛戴夫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

玛戴夫认字很早,这要归功于她的母亲。在幼儿园的时候,玛戴夫就比其他的孩子长得更高大些,所以她不是很喜欢与他们一起玩。于是,母亲特意申请将玛戴夫调进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们的班级。之后,有一次玛戴夫生病了,长期待在家里休养,母亲悉心照料。为了减轻她的失落感,母亲开始教她认字。就这样,母亲成了小玛戴夫童年的私塾先生,也是她成长路程上的第一位老师。年幼的玛戴夫非常聪慧,在母亲这种一对一的教授方式中,她的进步飞快,几乎已经可以达到一个三年级孩子的知识水平。或许,幼年时的出挑已经预示着玛戴夫日后在学业上和学术上的卓越成就。

因为父亲工作地点的原因,玛戴夫的小学是在乡下读的。进入小学后,由于其他孩子才刚开始学习认字读书,所以玛戴夫很轻松地跳了一级。第一次跳级之后,她的年龄比别人都小,学习的速度却依旧比别人都快,当她的同学们都已经十一岁时,她才九岁。父母经常发现玛戴夫总是一个人玩,因为知道得很多,学习得很快,和她同年级的孩子交流让她觉得“无趣”。于是,玛戴夫的父母果断地去学校找到校长说:“您看,她学业完成得这样好,您应该特许她跳级。”那位校长一开始不以为然,认为玛戴夫还太小而且已经跳过一级了,即使她知道得比同龄的孩子多,她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心智。可是,玛戴夫的父母知道玛戴夫在低年级的班里已经感到厌倦,她必须换个环境,这对一个喜欢不断接受新刺激的孩子来说,很重要。父母认为玛戴夫能接受这个挑战,并且有这样的行为能力让自己更融洽地进入一个新的群体中。父母很坚持跳级的请求,并且向校长承诺如果玛戴夫表现得太差,他们将主动把她调回原来的班级。后来,校长被玛戴夫父母的执着感动了,玛戴夫又被获准跳级了。如今回想起来,玛戴夫很感激父母在幼年时就可以理解和支持孩子的意愿,并且鼓励她接受挑战,鼓励她总是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玛戴夫特别看重父亲这么多年来对她的影响。一般来说,父亲不需要督促女儿在社会上获得重要的地位,但是玛戴夫的父亲这样做了。父亲的推动对玛戴夫来说非常重要,使她拥有了男性应有的胸襟和坚持。

玛戴夫在里尔的一所女校——费内龙中学度过了她的中学时光。费内龙是17世纪的一位大主教,也是一位教育家,曾经做过王子的老师,以他的名字命名代表了这所学校的教育品质。这所女校旨在培养拥有高贵气质的女性。

在中学,玛戴夫所在的班级教授的知识很全面,其中的理科知识如数学、物理等,玛戴夫很擅长;教授的人文科学,甚至包括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些古老的语言现在几乎没有人学了并且也很少有人会了,但玛戴夫对此很感兴趣,在她眼中这是一把通向神秘文明的钥匙。在中学的毕业会考中,玛戴夫对知识的热爱和完美的天分获得了最好的验证,她的所有科目成绩都很好,数学和文学成绩尤为突出。

短暂的喜悦之后,她便陷入了迷茫,因为会考之后就要选择专业了。她的爱好那么广泛,她又是如此擅长把握这些挚爱的学科。她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呢?医生。挥舞手术刀完成一台台精妙的手术,让每一个病人化险为夷,成为受人们尊敬的人!对的,想到这些,她抑制不住兴奋,急切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可父母比玛戴夫考虑得更细致些。那时的玛戴夫只有十六岁,如果学习医学,她就要完全离开家住在学校,学会一个人生活,这是父母放心不下的。父母还和她分析:“学医是个漫长的过程,可能这个学习的过程要延续十年,甚至更长,现在你还有孩童的热情,但是你真的思考清楚,你会在十几年坚定地守护这个学科吗?”玛戴夫又一次迷惑了。是的,她没有把握现在就决定十年之后的路。更重要的,她依恋父母,依恋温暖的家。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很需要这些。“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很听父母的话”,玛戴夫笑着回忆这段经历。后来,她选择学经济。让她更心安的是,这样她就可以住在家里,和父母弟妹相伴。经济学的学术之路就此开始。

进入大学之后,玛戴夫的经济学才能得以施展。她很顺利地考取了经济学研究生。在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她形成了更全面的研究思路,她认为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学家,应该深入了解三门学科:法律、历史、社会学。法律对任何学科都很有用,它可以训练人的理性思维和逻辑判断能力;历史学能够验证人们前行的步伐,让人少走弯路;社会学,是她最感兴趣的,也是对日后的经济学研究帮助最大的一门学科。为此她做了一年社会经济学研究,读了很多社会学和人种学的书籍。在她的知识结构中,经济学与社会学深度交融,社会学把她的经济学视野延伸到更广阔的天地中,也将经济学的基点落实。清晰的理论方式和清醒的研究意识,使玛戴夫很快在学业中脱颖而出。

顺利完成研究生课程后,又一个新的选择摆在玛戴夫面前——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此时,能够帮助她完成选择的还是她的父母。父母都非常支持她继续走学术研究之路,尤其是她的父亲。“对于年轻的女孩来说,有一位有推动力和决策力的父亲是至关重要的。”玛戴夫说:“母亲也会对孩子非常尽心、很有感情,但是父亲对于孩子在人生路上的发展是起关键作用的。”当父亲对她说“你应该读博士”时,玛戴夫立即有了走下去的信心。

父亲一直是玛戴夫人生路上最重要的指引者。他是位工程师。法国有三所矿业工程师学院,位于巴黎、南锡和圣埃蒂安。

她的父亲就毕业于其中一所——圣埃蒂安国家高等矿业学院,那是一所著名的精英学校。在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父亲眼中,他的女儿在学业上的表现就应该是极其优异的,并且也应该获得最高等级的学历。父亲希望玛戴夫能拿到博士学位,然后成为教授助理。但是助理这个工作在那时是不稳定的,签订的是短期工作合同(C DD),每年都要重新签一次,因此父亲希望女儿成为教授,从事学术研究。当然这一切,都要以读博士为基础。

父亲不仅对玛戴夫要求很高,对玛戴夫的弟弟和妹妹也是一样。三个孩子都拥有高学历。玛戴夫的弟弟是博士,从事儿童心理学研究工作;玛戴夫的妹妹是硕士,在一家公司做法律方面的工作。玛戴夫的父母没有丰硕的财产,没有显赫的家族企业,他们工资微薄,住的房子也不大,以后也不可能留下巨额遗产。但是在玛戴夫看来,他们对孩子们唯一的、也是最宝贵的投资就是孩子们的学业。孩子们希望学习多长时间他们就投资多长时间。父母对她“昂贵的”精神投入也被玛戴夫延续到自己的女儿身上。“我也没有什么产业留给她,我的工作也不可能给她,我也不是公司董事长,我能做的就是在经济上支持她的学业,这应该和中国人是一样的。对于哪里的父母来说这都是很正常的事,但凡有一点的资金,就一定会支持孩子的学习。”

玛戴夫带着使命感攻读了博士。在读博士期间,她进入一个研究团队,成为一名教授助理,在教授的指导下做一些学术研究,同时她也开始教书。做研究的同时也能教书,轮番交替的两件事让玛戴夫兴奋,她义无反顾地选择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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