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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1 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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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拉法埃莱·坎巴内拉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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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与神曲

但丁与神曲试读:

中文版序言

《但丁和〈神曲〉》这本书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这让我觉得非常幸福,也备感荣幸。

因此,我特别感谢我亲爱的朋友白达宁阁下——意大利驻北京大使,他在增强中意关系上做了很多贡献;还特别感谢北京意大利使馆文化处的史芬娜教授——在学术界,她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造诣而著称;另外,我还要衷心感谢吴正仪教授,她对于这部作品的价值给予了肯定。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本书在中国的推介也不可能实现。

我还要衷心感谢中国出版社对这部作品的信任,以及译者的杰出工作。我不会忘记北京使馆文化处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以及他们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的努力。“把但丁从经院哲学中提取出来,这就是为整个欧洲文化做出贡献。”这是伟大的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对但丁价值的绝妙总结。在这本书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这句话一直引导着我。

同时,我一直在想着我的妻子和孩子。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意大利之外求学,他们对于但丁和《神曲》的了解不是很深入。

除了他们,我还想到了世界各地的读者。我想让他们不用通过教科书以及专家的著作,就可以了解但丁的这部作品。

我想,这本书对于那些潜在的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会比较适用。这个通俗的读本可以帮助他们来发现和了解《神曲》的美。

多年的研究以及对但丁的热爱推动着我,让我投入其中,让我在但丁的著作中遨游,但同时我也担心自己的才学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我最后之所以能面对这样挑战,是因为我有幸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米尔科·塔沃尼教授的引导和大力支持。作为比萨大学意大利语言学教授,他对但丁《神曲》的研究非常深入。他的知识来自于对《神曲》以及对但丁其他作品的反复阅读和长期不懈的研究。塔沃尼教授对于这部普及性书籍的撰写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此,我对他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几个权威机构表达谢意。这些机构——意大利文化在线ICON、锡耶纳和佩鲁贾外国人大学——对于本书意大利语版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

最后,这部作品是不是达到了既定的目标,是不是能够帮助读者了解阿利吉耶里的性格和他的作品,读者自有评判。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假如有读者感到有必要打开《神曲》原作,享受阅读的乐趣,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对于笔者所付出的劳动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报答。作者

目前意大利及国外对但丁的阅读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但丁在意大利文学作家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实际上,但丁不仅是意大利的文学家之一,《神曲》也不仅是意大利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但丁和他的作品的地位不仅仅是这些,而是需要单独提出来谈论。可以说,但丁“屈尊”于把自己和其他意大利作家放在一起,成为意大利伟大作家中的一位。对于一小部分读者来说,但丁是无与伦比的,这些小众读者能说出但丁其他两三部作品的名字,相比于那些只知道但丁和《神曲》的人,这些人只是少数。《神曲》在语言、思想和艺术方面创造了“奇迹”,它的独特性和无法归类性,以及体现出来的无上天赋,都浓缩在这个“充满了奇迹”的文本中。诗人被流放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作为阴间游历者的形象,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沉浮,在七个世纪之后,俨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普遍认识的东西,成为人们想象的一部分,但丁和他的作品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

在近二十年里,出现了两位非常杰出的但丁读者——维托里奥·塞尔蒙蒂和罗伯托·贝尼尼,他们都阐释了但丁的作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阐释。《神曲》作为阐释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这位杰出诗人的代称。这两位解读者都不是学术界的人物,他们的阐释方式也非常不同。塞尔蒙蒂比较接近学术,但是又和普通学术截然不同,我们可以说,作为文人他是非常卓越的,他对自己的创作技艺——语言和韵律非常熟悉,这和其他普通学者的技艺完全不同。他通过舞台和广播“宣传”《神曲》,他有着极好的口才,同时他也能通过高雅得体的纸质媒介,传递有效的信息,帮助读者理解文本。需要说明的一点,对于那些知识和鉴赏水平比较高的读者,这位学者以独特的视角、声音和舞台布置,呈现出黯淡的学院派所不能呈现的新感觉。

贝尼尼通过一种完全不同于学院派的方式,继承了托斯卡纳高雅的民间艺术传统——一种经历了几个世纪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艺术。贝尼尼能大段“背诵但丁”,他用一种非常朴实,但直指人心的方式,背诵但丁的三韵诗,这就像是以大段寂静的时间为背景,产生出的强大的反差效果。贝尼尼的风格简洁质朴,怀着对但丁的崇敬,他通过舞台演出的方式解读但丁——很明显,如果这些解读写到纸上,那就会风采尽失。

拉法埃莱·坎巴内拉大使——我们很快会发现,他是名副其实的大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但丁和《神曲》的有力工具。虽然他不像前两位阅读者那样展现精彩的“表演”,但是却很具有普及性。他的语言格调高雅,内容丰富,有选择性和针对性,能够传递给读者一些最重要的信息。对于各个年龄阶段想借助工具了解和阅读但丁的作品以及作品历史背景的读者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想说,这本书通过一种“人性的”(对于一篇关于但丁的学术文章的引言来说,绝对不能采用这个词,但这里的语境不同)方式,介绍了但丁和他的作品。

这个工具又是非常珍贵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意大利学者和英美学者不同,他们都不愿意写这种普及性的读物。市面上的确有少数几本关于但丁的书,基本适用于大学的初级教学,比较接近于普及性读物。然而,这些书籍里却常给人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课后阅读”材料的感觉。这些阅读材料通过一种简洁的语言介绍了但丁,但是在阐释作品时并没有摆脱专业的方法——这对于但丁来说是一个局限。按照我的感觉和判断,从一个充满兴趣、涉猎广泛,但并非学院派的阅读者角度来解读但丁是最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欣赏,作品的综合价值就会对读者产生启发。作者用短短几句切中要害的解释,向读者解释作品要点,让他们去体会诗歌的强大感染力。我想说,这本书很容易就会在那些没有功利心的读者中间产生共鸣。

作者对于但丁的阅读由来已久,陪伴了他的整个外交生涯:从秘鲁的利马,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再到古巴的哈瓦那,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阿比让到尼亚美,从瓦加杜古到蒙罗维亚,再到卢森堡。在他的政治、商业、文化、移民、合作、教育以及各种报告中,他经常引用但丁,以体现国际背景下的意大利文化。拉法埃莱·坎巴内拉长期在拉丁美洲从事文化和外交工作。因为家庭和工作的缘故,阿根廷和法国成为作者的第二故乡。

拉法埃莱·坎巴内拉所阐释的但丁,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博尔赫斯笔下的但丁,作者在本书前面的引言中提到了博尔赫斯,在书中又多次提到这位阿根廷诗人。我认为,尽管很多时候都没有明说,但丁是19世纪到20世纪移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人的身份象征。我们在诗人身上也能看到各种光环,一个多面的但丁推动着拉美的现代化——这也是2004年在西班牙萨尔塔举办的“但丁在拉丁美洲”研讨会上展示出来的。加上拉法埃莱·坎巴内拉在法国以及非洲的经历,可以说,这几十年里但丁一直伴随着这位大使。这位杰出的意大利诗人,更确切地说这位中世纪诗人,伴随作者代表意大利出现在世界各地。

就我对作者的了解,我相信意大利性和世界性这两个因素的结合让他将外交工作和对但丁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意大利性和世界性这两个词,在这里不带有任何修辞和夸张的意义:这两个词正好是界定了一个人的头脑。生活经历使他内心产生了对祖国的热爱——但并非一种地方主义的爱。他能从外部以及内部审视自己的国家,通过比较,他能正确评价祖国那些真正伟大,以及并不伟大的东西。他要向世界介绍自己的国家,并用一种充满智慧的方式提出批评,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超于常规的事情。我非常清楚,但丁因其至高无上的价值,以及他诗歌所体现的东西,他作品所涵盖的历史事件,他细致地表达和解释了那个说“sì”(是)的世界,虽然历经历史变迁,但依然让人取之不竭。对于那些代表意大利在世界上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但丁可能会成为他们内心深处无法改变的财富,会伴随着这些长期在外的旅人,让他们意识到那些需要捍卫的价值。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但丁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参照。

在引语中,博尔赫斯已经提到这一点,他提到了对《神曲》的直接阅读,这种体验会带来一种“幸福感”。作为一本普及型读物,拉法埃莱·坎巴内拉的这本书也想给那些对《神曲》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传递一种“幸福感”,这是作者在阅读中体验到的,他希望能够与读者分享这些体验。文学专业的人都很清楚,要从文本的科学研究出发来“感染”读者,是非常困难的。我是说,坎巴内拉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科学研究,但他也没有背离文学的本质:他的目的不是分析文本,而是与人沟通,我相信这本书的目的已经达到。

在引语中,作者引用菲利普·索莱尔斯的语句,强调了但丁的作品是属于天主教的。他用一个非常美妙的比喻,把但丁与我们的时代做对比。这里揭示了坎巴内拉的兴趣,并伴随着他的写作展开。作者非常欣赏中世纪文化体现出来的有力的、明显的“整体蓝图”,从经院哲学到哥特风格的建筑,或者说,西方基督教文化在那个时代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那个时代的文化在但丁的俗语中得到了完美表述。但是,面对当时社会和经济经历的剧烈变化,坎巴内拉的目光并没有带着不安——“新来的人和暴发的财”为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相反,作者对这两样对立的东西都很欣赏,就像同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方面,这要比试图用最客观的角度阐释那个时代要更胜一筹。尽管深奥难懂,作者所呈现的“整体局面”更加全面,富有立体感。我相信,坎巴内拉是带着信心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这可能是一种天主教的角度,而不是辩证的角度。这很容易说明,在但丁创造的乌托邦里,帝国和罗马教廷是两大支柱。这两大机构当时都处于危机,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鉴。深受但丁预言风格的影响,坎巴内拉的语言也很有感染力,但在这种回溯式的情感之中,却蕴含着前瞻性。

此书开头引用了托马赛奥的话,出现了“预言”这个词。托马赛奥所说的“伟大的预言”是从复兴运动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位伟大的天主教作家的某些思想和福斯科洛以及德·桑克蒂斯是一致的。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复兴运动使但丁成为了意大利之父,成为意大利和祖国得到拯救的象征。

现在,我们庆祝意大利统一一百五十周年,在这样的语境下,类似于“伟大的预言”这样的表述,对每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都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怀疑。这不仅仅是因为,和复兴运动的前辈相比较,我们的修辞标准发生了变化——我们总是“轻描淡写”。我们要理解拉法埃莱·坎巴内拉书中所暗含的观点,当然,但丁的确是“预言”了某些伟大的事情,更加确切一些来说,他呼唤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代。我们需要回忆一下,这些话对于14世纪那些伟大作家来说,代表了一种在质量上闻名世界的文学传统,那是意大利16世纪任何一个君主国的文学不能比的。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当时意大利在文学上成就卓著,但是政治上却一片混乱,这是一种特殊组合。我们可以回想马基雅维利。为了摆脱困顿悲惨的生活,他在1513年化身成贵族和那些古典作家对话,并从失败的政治生涯中挖掘出丰富的政治科学思想。1525年红衣主教彼得罗·本博发表了他的《论俗语》,而马丁·路德发表了《德文弥撒》——这是一种典型的巧合,是两个国家不同命运和语言史的巧合,而这两部著作都成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或者说,1532年阿里奥斯托完成并出版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品:《疯狂的奥兰多》,那是“罗马之劫”之后五年的事情,这也是出于某种巧合。米尔科·塔沃尼(Mirko Tavoni)比萨大学意大利语言学教授意大利文化在线ICON主席第一章作为普通人、诗人和先知的但丁但丁生活的时代

在当代的语境中,中世纪如果算不上是野蛮的,那至少也是黑暗时代和蒙昧主义的同义词,但许多类似的观念有待改变。

从西罗马灭亡(公元476年)到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千年中有个别时期的确黑暗,但是这中间也有多个时期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价,尤其是12至15世纪欧洲现代社会前夜的三百年。

只要在欧洲四处转转,便能亲身感受所谓的中世纪“野蛮人”究竟创造了些什么。这里有惊世之美的罗马式和哥特式大教堂和数不清的绘画和雕塑,令游客流连忘返,还有修道院和图书馆内从蛮族手中抢救出的无数藏书,他们为犹太-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成为欧洲文化之根奠定了基础;还有古老的大学,那里曾经是哲学思想交流的园地,在那里人们不仅探讨道德与哲学,对逻辑、修辞、数学、光学、天文学和炼金术同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更不用说伊斯兰教对欧洲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了。正是在中世纪,伊斯兰文化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达到了繁荣。

以奥克语(普罗旺斯语)、奥依语(法语)和古意大利语等语言撰写的欧洲文学作品、方济各会和多明我等修会和讲述熙德和罗兰的英雄事迹的史诗赞歌皆诞生于这个时期。

文人之间的交流没有障碍,这一方面因为拉丁文是当时研究知识的通行语,另一方面也因为学者们有关注的话题,如神学、哲学、政治、法律、修辞学等。

知识不再局限于教会人员的圈子,世俗人士也开始研究知识。

知识的内容和普及程度在当时的确还很有限,但是人们阅读的内容是经过深入研究的,所思考的也都是经过了细致的分析,有条理地写下来,并被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中。

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派别,神学及其“婢女”哲学是一切知识的中心,这意味着思想的结构具有很强的同质性。

神学-哲学的巨作《神学大全》(Summae)诞生了,成为百科全书的前身。当时人们所知的古代经典为数仍不多,所以这本书受到了基督教文本一样的礼遇。

相较于中世纪前期单调的城堡、教堂、修道院和封地,在中世纪晚期自治城镇和领主制城市达到繁荣,带动了各种思想、交易活动与商业的发展。随着帝国制度和政教合一的观念渐渐没落,历史上民族国家(法国、西班牙与英国)的雏形也逐渐成形。

各地间的沟通日渐频繁,随着财富的累积,出现了银行,同时新的社会阶层崛起,人们追逐金钱与权力,贪污腐败的现象在俗人和神职人员之中都很普遍。

但丁·阿利吉耶里生于1265年,卒于1321年。生活在这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与风俗习惯剧烈转变的时代,但丁只看见这一过程的负面影响。

恪守严格的伦理宗教原则,还有长年被放逐的痛苦,——但丁曾因此被后人颂扬。在他的笔下,过去是黄金般的神话,他描述末日将近,设想弥赛亚即将降临,拯救世人。

他坚信,帝国与教廷是两个普世的伟大力量,一个掌管物质领域,一个则掌管精神领域,二者是全人类最高的统治者。但丁强调这种秩序的必要性,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为其寻找更高的依据,而绝非出于偏颇的利益考量。

然而,恶名昭著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oⅧ),最后一位政教合一的教皇,死于1303年,当时但丁正值壮年。他的继任者也绝不是但丁心目中所向往的教皇,这任教皇的任期极短,在1304年7月便辞世,他的继任克力门五世被诗人但丁视为“无法无天的牧人”,与卜尼法斯八世一起被判买卖圣职罪。

然而,在但丁眼中,克力门五世将教廷迁至法国,并屈从于法国国王的意愿(《炼狱篇》,第32章,第147-160行),是比买卖圣职更严重的罪行。

另一方面,但丁曾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寄予重望,然而后者死于1313年,这也象征着建立一统的帝国的愿望告一段落,相对于此,新兴的民族国家以及由自治城镇和领主所统辖的地方势力慢慢崛起。

这些新的现实条件为由商人、银行家、专业人士和工匠组成的新兴社会阶层打下了基础。

这些“新人类”对商业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怀有信念,也相信不必通过拉丁语或哲学和神学,也能够获得某种形式的“世俗”文化。

在正统的教会文化之外,炼丹术、赫耳墨斯主义和巫术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在伽利略之后,科学知识的概念逐步确立起来,真理的追求者提出了与当权者不同的方法和观点。

当时出现了一批极为活跃的城市,酝酿了此种转变,佛罗伦萨便是其中之一。

但丁生于此,并在此生活了至少三十五年。在近二十年的流亡生涯里,他也见到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城市,波伦亚、维罗纳、腊万纳,或许还有巴黎的动荡。

他出生的这座城市经历的变化最大。

相较于高祖卡洽圭达(Cacciaguida)的时代(12世纪),但丁的生长年代里,城市的人口增加了四倍之多,面积也不断扩大:在第一圈城墙(“古城墙”)之外,也渐渐筑起了第二和第三圈城墙。扩张的结果就是让城市里有了更多教堂、塔楼、公共和私人建筑。

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曾写道:“从外面和远处看上去,她好像是最美丽、最欣欣向荣的城市。”但丁骄傲地称之为“伟大的城市”,说她是世上最美的地方。

佛罗伦萨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在1252年,也就是诗人但丁诞生的前几年,这个城市就已经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随着“弗洛林金币”的诞生,也发展出一个银行和金融的体系,这个体系将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伴随欧洲经济和贸易的扩张而不断发展。这时的佛罗伦萨可以理直气壮地与罗马、巴黎、威尼斯、布拉格等欧洲主要城市分庭抗礼。“在但丁的年代,佛罗伦萨就已经是一个富庶的城市;人口和财富不断增加,贸易范围不断扩大扩张,金融也在欧洲领先。这一切对政治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冷酷无情的时代随之而来。佛罗伦萨人行遍天下,对世界了解甚多,他们追求利益与成功。尽管出于商业的权宜之计,为情势所逼,他们也不排斥在表面上遵循传统,但是传统秩序的牵绊对他们已毫无意义——于是他们发展了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不再是由神所授,不再是规定并调节世俗生活的普世智慧,而是一种高度的物质享受和生活的装饰品,对人没有太大的规定性。”(Erich Auerbach)

从商人和银行家产生了“新兴的富人”,富足的生活与新的风俗习惯也随之产生。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高利贷、权力斗争、贪婪、野心、腐败等越来越普遍。不仅城邦间不再和平相处,在家族内部也冲突不断。有权势的家族试图通过加入皇帝的阵营〔吉伯林派(Ghibellini)〕,或通过支持教廷政教合一的立场与扩张政策〔贵尔弗派(Guelfi)〕,从中获取利益。

在佛罗伦萨,派系和部族之间的内斗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出现了以切尔契家族为首的所谓的“贵尔弗白党”和由窦那蒂家族率领的“贵尔弗黑党”。他们隶属于一个或另一个阵营,背后往往隐藏着领土野心、个人野心、称霸的欲望、对于名利的渴求。

当然,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对于敌人都毫不留情。他们会摧毁对方的塔楼。得胜的一方会非常残酷,对失败方施以巨额罚款、没收财产、取消公职、列入黑名单、流放甚至死刑等惩罚。

在《帝制论》和《神曲》中,但丁构想出一个帝国与教廷两大势力共同统治的世界,但当时这两种制度实际上都面临着无可挽回的危机。

为了不屈服于流放的命运和当时的世界强加的悲观情绪,他展望在不远的将来,世界会重获和平,重建秩序,再次确立虔诚有德的君王的权威。

但丁的诗中充满了对古代社会的缅怀、对当世腐败社会的批判,以及期许神降临人间,奖善惩恶,重新确立被人类的贪婪和罪恶所颠覆的宇宙秩序的预言,皆由此而来。文学环境

相较于几个主要欧洲国家,意大利文学出现的时间稍晚。

12世纪,法国、普罗旺斯和西班牙等地已有了游吟诗人传统和《熙德之歌》、《罗兰之歌》、《武功歌》和《玫瑰传奇》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后世的诗人和意大利的文学家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意大利本土的文学最早出现在翁布里亚和西西里两个地区。

在翁布里亚,一种主要以宗教为灵感的诗歌确立了自己的形式(如圣方济各)的《对太阳弟兄的颂歌》(Cantico delle Craeture)、亚科波内·达·托迪(Jacopone da Todi)的《颂歌》(Laudi),而在西西里腓特烈二世的宫廷里也发展出宫廷爱情诗,这种诗体后来从西西里流传至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 Romagna)和托斯卡纳(Toscana)等地区。

然而,直到“温柔的新体诗”的诞生,意大利文学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大发展。该诗派诞生于人文荟萃的波伦亚,当地有一所极负盛名,以研究法律为主的大学。“该诗派的理想是提升和精炼旧时普罗旺斯诗人和意大利境内仿普罗旺斯派的诗人的艳情哲学。这项任务是借助于经院哲学以及披着基督教和方济各会神秘主义的情感外衣的某些概念而实现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Benedetto Croce)

但丁经常说自己是此诗歌运动的一员,并以此为骄傲。他也指出,波伦亚诗人圭多·圭尼采里(Guido Guiniggelli)是该诗派的创始人,并称他为“我的和比我优秀的其他曾写作温柔、优雅的爱情诗的诗人们的父亲”。(《炼狱篇》,第26章,第97-99行)

为了强调新诗学的美感和创新,但丁创造出“温柔的新体诗”这一名称,以区别于西西里诗派的雅各波·达·伦蒂尼(Iacopo da Lentini)、西西里东部-托斯卡纳诗派的圭托内·达·阿雷佐(Guittone d’Areggo)和托斯卡纳诗派(scuola toscana)的波拿君塔·达·卢卡(Buonagiunta da Lucca)等诗人前辈的“旧”风格。

根据但丁的说法,这些诗人不可能明白“温柔的新体诗”在形式和内容上的高度创新。他声称,唯有自己和他的同伴圭多·卡瓦尔堪提(Guido Cavalcanti)、拉普·贾尼(Lapo Gianni)、奇诺·达·皮斯托亚(Cino da Pistoia),有能力自由地驾驭诗兴,体会到爱在内心油然升起的感觉,并将之忠实地写成诗歌。(《炼狱篇》,第24章,第52-63行)

圭多·卡瓦尔堪提与但丁同为“温柔的新体诗”的主要诠释者。两人年轻,非常要好,都热衷于爱情、友情、诗歌等主题,曾交换了许多优美的十四行诗。“温柔的新体诗”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沉浸在激情的力量与诗的灵感中:让爱之风自由地在内在吹拂,以诗句表达这份爱,并在其中尽可能地寻求细致、优美与轻盈。“人无法对自己的心发号施令”似乎是这些诗人的座右铭。

但丁年轻的时候遵循此风格,后来与其渐行渐远,一直到最后持反对态度。然而,他最后仍保留了某些来自于“温柔的新体诗”的主要观点,如女性如天使、爱情有助于高贵的灵魂提升、友谊是理想的伙伴等。

随着他的“转变”,但丁不再认为“爱的激情无可抵挡”,也不再认同“人无法对自己的心发号施令”这样的说法。

追随着新观念的产生,他认为,唯有能将人导向美德的爱情才值得人顺从。如果只有理性的驾驭,人就会误入罪恶的爱情。

但丁在《新生》(Vita Nuova)中强调了这种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张力。在《神曲》中,从保罗(Paolo)和弗兰齐斯嘉(Francesca)的章节开始,这种张力更加突出。尽管但丁在人性的层面上对两人深感同情,却仍将他们打入地狱的邪淫者之中。博尔赫斯称但丁为“充满同情心的刽子手”。

但丁与他的朋友圭多·卡瓦尔堪提在这一点上最终产生决裂。大体上而言,两人各自的道路也渐行渐远——后者的名字在《神曲》中只被间接地提到两次。

另一方面,圭多·卡瓦尔堪提于1300年早逝,也排除了两人之间任何和解的可能。

尽管如此,“温柔的新体诗”在诗歌体裁上的革新以及带来的“语言的荣耀”仍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是但丁以自己的文学创作突出了它在意大利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到但丁1321年逝世时,意大利语及意大利文学已远远抛开了其他所有的欧洲文学,居于领先地位。

在接下来短短的几十年里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年)和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年)让意大利文学更加丰富和完善,二人的诗歌和散文成就在15和16世纪给意大利和欧洲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丁其人

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显示,但丁的面孔应该不像现有的画像表现得那么尖刻与严肃。

难道说,几个世纪以来对他的形象的描述影响了人们对但丁的评价?这很难说。不过,有一点倒是毋庸置疑:你眼中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你都不是真正的你。如果这个道理适用于每个人,那么,它想必更适用于但丁这一丰富而复杂的人物,关于他的特征,绝非三言两语就能描述清楚。

想想但丁还在世时人们对他的各种描述与评断,就不难发现,这不是个新问题。

但丁去世后,随着作品的传播,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在附有评注的《神曲》版本出现后,这个问题似乎更明显。

有关这位诗人及其为人的传说和轶事也不尽善意。有关他的生平和作品,甚至是那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人们都留下了无数作品,这种情况至今如此。《神曲》仍吸引着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读者,不断带给他们惊喜。

在这片往往显得盘根错节的丛林之中,我们只能讲解其中很小一部分。这些主要取材于古代的书面和口头的资料,因为它们比较接近诗人生活的年代,似乎较为可信。

在但丁去世的几十年后,薄伽丘将但丁描述为一个中等身高、长脸,长着鹰钩鼻子的人,另外还有一些细节,如眼睛不小,下巴较宽,下唇突出,肤色较黑,头发和胡须乌黑浓密。

至于性格,人们说他忧郁谨慎,生活俭朴,偏爱沉默与独处。

这与承受着放逐之苦,并潜心沉思《神曲》中涉及的重大政治、哲学和神学问题的成熟男子形象很相符。如果他曾参加过骑兵战和练兵的传言不假,青年时期的但丁想必较为健壮,而年轻的他想必不排斥逍遥的生活,深受女性魅力所吸引的他也跟同龄的人一样用优雅华丽的穿着来取悦女人。

他对艺术非常敏感〔乔托(Giotto di Bondone)和欧德利西·达·古毕奥(Oderisi da Gubbio)都是他的朋友〕,喜欢绘画、歌曲和音乐。他认为音乐“吸引人类心中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说是心脏之气,心脏因音乐几乎停止跳动;整个灵魂同样如此,当灵魂听到音乐时,所有精神的善仿佛都流向了听觉产生的精神”。(《飨宴》,第2篇,第13章)

当话题从相貌转向智力和道德时,问题就开始变得复杂。

我们不得不说,因对但丁钦佩有加,薄伽丘的评价往往带有吹捧。

然而,这种情形也恰好让我们一方面对于那些语气较为强调的说法(例如巨大的聪明才智与文化素养,非凡的诗兴,出色的遣词用字等等)采取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但丁复杂的性格中某些不值得称道的特征赋予了更高的可信度。

在涉及到但丁某些让人困惑的“罪恶倾向”时尤其如此。在《神曲》中,但丁渲染了自己性格中好色、骄傲、虚荣、易怒等特点。

在大肆赞扬后,薄伽丘也补充说,“他有着较高的美德,学习也很勤奋,……但是他在大部分生活中是放荡不羁的,他在青年时代和成年时期都是如此”。

评论家的确应该对这种严厉的批判有所思考。不过,这个说法基本上还是有根据的。试想《新生》和《诗歌集》(Rime),还有《神曲》中提到的救赎之路上的那只豹以及保罗和弗兰齐斯嘉的故事,等等,便可知这些并非空穴来风。

乔万尼·帕比尼(Giovanni Papini)甚至说,“就如同大部分的男人一样,但丁也是一夫多妻的生物,尽管他实际上只结过一次婚”,而且,“根据他本人或其他人的说法,他一生中与十几个女性,知名的或不知名的,交往甚密”。

比情欲还要强烈的,是他的骄傲。

薄伽丘对这一点很清楚:“这就是我们这位心性高傲、傲世轻物的诗人……他自视甚高,绝不会低估自己的价值。”他还以一则有名的轶闻为证。接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要求他出使的命令(而这也是他长期流亡的开始),据说他的回答是,“我去了,还有谁可以留下来?如果我留下来,谁又有资格去呢?”

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曾说,“但丁这个人恃其才学而自视甚高、孤僻寡言,并且傲世轻物”,而但丁自己也表示,狮子(象征着骄傲)是他救赎之路上的另一个阻碍。

他在《神曲》中也亲自告诉我们,自己如何受着骄傲的折磨。

他在炼狱里游荡于忌妒者之间时,即使深受眼前的赎罪者所承受的严酷刑罚触动,仍不忘上一层里遇见的骄傲者所受的惩罚,而他离开这一层时,“思想上仍然低着头,缩着身子”。

的确,当一位悔改的灵魂问他是否惧怕对忌妒者的刑罚时,但丁回答道:

我更害怕的是受下面那一层的刑罚,这使我如此提心吊胆,简直觉得下面那种重负已经压在我身上。《炼狱篇》,第13章,第136-138行

除了情欲和骄傲以外,但丁也爱慕荣耀与名誉。

薄伽丘也为我们解惑:“他也贪图名誉和虚浮的荣耀,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追求与他高贵的本性有些背离。”而且,“但丁也想追逐稍纵即逝的美名和公职空虚的排场”。

即使已到天堂,已经得到上帝的至福,他仍梦想着要回到心爱的佛罗伦萨,在圣乔万尼教堂接受诗人的桂冠。在这个他受洗和得到但丁这个名字的地方,他会因为桂冠的原因,“带着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毛发,接受第二次洗礼”。他希望自己的同胞会因这部“天和地一同对它插手的圣诗”而撤销对他的放逐,要知道这部鸿篇巨制已经让他心力交瘁。(《天国篇》,第25章,第1-12行)

但丁《天国篇》明显地提到对于世俗荣耀的渴望。可是,就不久之前,这位旅人已经离开地球时,他还觉得地球那可怜的外表令人发笑,人类争得你死我活的世界看上去不过是个普通的“小打谷场”。(《天国篇》,第22章,第135行、第151行)

而在作此想法之前,他还曾对自己所犯下的种种罪痛悔,“我经常痛哭、捶胸忏悔我的罪过”。

从另一方面说,写下这样一部作品,并且依照他个人设定的标准去决定人们是获得救赎还是有罪,这难道不是极大的骄傲和虚荣吗?

又有谁曾如此大胆,代替神做最终的审判?况且,标准又是什么呢?

这些判决中又有多少个人的或武断的成分呢?是否有些判决会受偏见影响,又有多少会被个人的好恶或复仇的心态左右呢?

而写下“用复仇夺回荣誉”的难道不正是但丁本人?(《诗歌集》,第103首,第83行)“难道我们不能说,《神曲》的由来至少部分是出于报复的念头?谁又敢说作者没有利用作品报复那些与他个人及想法为敌的人吗?他构思出‘DXV神的使者’的到来,难道不是在说可怕的复仇者会来临?”(Papini)热情、鄙夷与愤怒

但丁说自己九岁时初遇贝雅特丽齐(Beatrice Portinari)。从那一刻起,便对当时才刚满八岁的少女产生了爱意,这种爱一直持续到最后——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完全可信。

我们也不知道,九年后,这位在他的眼里集所有的美德于一身的女子是否真的向他打了声招呼,激起了他心中强烈的情感,让他到达了“至福喜乐的顶峰”。

他们也许是在十岁、十一岁或十二岁时相遇的;也许她从未向他打过招呼,或者她曾经向他打过几次招呼,在她的朋友面前捉弄了这个既不好看,家境又不富裕的男孩。

在当今的读者眼里,重要的是这次恋爱经验对但丁的巨大影响:在但丁眼中,贝雅特丽齐代表着一切。

在但丁之前或之后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感情。对他们来说,有一个人,或男或女,就像那绝对、完整、终极的爱:对于但丁来说,这份情感随着时间,也因为她的早逝,被理想化和神化。

但丁的这份感情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其强度与深度,而在于他那绝对的忠诚。尽管在这期间他也经历了其他的爱情与激情,这份感情却伴随他一生。

另一个惊人之处在于,但丁不仅把所爱的女人化为天使,更将她化为神。

所以,贝雅特丽齐成了眷顾人类的天主救赎罪人的工具,还获得了神学的表象,可以超越并弥补人类试图透过理性去认识终极真理的不足。

因此,她在但丁整个精神和文学的进程中从未缺席。在《神曲》中,她扮演着神恩的角色,陪伴朝圣者但丁穿越多重天,直到最高天的门前。

在人类历史中,鲜少(或说未曾)有任何一个人被深爱到这个地步,被提升到如此高贵的地位。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甚至认为,“为了将高不可攀的贝雅特丽齐穿插在他其他的恋曲之间,但丁写下了文学作品当中最棒的一本书”。

假使我们同意博尔赫斯以下的说法,这一点便显得更加突出:“对于但丁而言,贝雅特丽齐的存在是无限的;对于贝雅特丽齐而言,但丁的存在非常渺小,或许什么也不是。”

然而,即使对贝雅特丽齐的爱排山倒海,单单是这份爱也无法满足但丁这样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

其他同样浓烈和紧迫的热情,尤其是对政治与知识的热情,撼动着他的精神。

但丁对政治的热情早在年轻的时候便已显露出来,他很早就对公共事务产生了兴趣。

因家庭的原因,但丁走上了这条道路。他既非贵族,也不富有,所以必须在当时的佛罗伦萨社会中争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因此,二十四岁的他参加了佛罗伦萨对抗阿雷佐的堪帕尔迪诺战役(Campaldino,1289年)。此后,他也参与了城邦的各种政治活动。在当时,非豪门的贵族只要加入一种行会,就可以担任公职,于是但丁加入了医生和药剂师行会,并成为人民首领特别议会成员,以其特殊的口才为人称道。他在佛罗伦萨越来越受欢迎,最后在三十五岁那年与另外五人一起被选为执政官,任期两个月(1300年的6至8月)。

正如他在现已失传的信中所写的,这个职位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对我来说,那些在任执政官期间召开的那些集会是不祥的,都是我后来的不幸的起因。”

的确,在此期间,由于白党和黑党之间的冲突和骚乱,两个派系的重要成员都被流放,其中有圭多·卡瓦尔堪提。在寇尔索·窦那蒂(Corso Donati)被流放的一年后,他遭到流放。几个月后,圭多·卡瓦尔堪提的放逐令被撤销,但他在1300年8月死于疟疾。对窦那蒂的判决仍然有效,这也加剧了派系之间的矛盾。

黑党在教皇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弟弟瓦洛亚(Carlo di Valois)的帮助下重新夺回了城市的控制权(1301年11月)。然后,一连串的抢劫、放火、寻仇与破坏事件开始,但丁的家也未曾幸免。数以百计的被告没有经过辩护就被判刑,有些刑罚甚至很严重,如流放和死刑。

但丁被指控盗用公款,还有其他无确切证据的罪状,没有出庭的他与其他人一起获判,被处以一个相对轻微的惩罚:监禁两年,撤销公职,罚款五千弗洛林币(fiorini piccoli,1302年1月)。然而,但丁早在1301年10月便出使罗马,安抚卜尼法斯八世,没有回佛罗伦萨为自己辩护和缴纳罚款,他认为这个判决不公不义。

黑党立即做出反应:没收其财产,判处其火刑。他的孩子和妻子因与窦那蒂家有亲属关系得以幸免。但丁近二十年漫长而痛苦的漂泊生涯从此开始,直到1321年去世。

但丁有生之年再也没见过心爱的佛罗伦萨。

对诗人但丁这一切而言,这却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政治的省思也是如此。

1304年白党企图武力重返佛罗伦萨,以失败告终。与但丁一起流放的同伴指责他胆小懦弱,甚至以背叛等不实的罪名指控他,让他再次经受背弃的痛苦。流亡和不公的判决让他痛苦,但是这些苦楚、破坏名誉的指控和对那些共患难的伙伴的行为的失望,加深了这种痛苦。

但丁决定抛弃党派,“自成一派”。

这件事影响到他对政治和道德的反思,让他预见到一种更高的秩序的到来,这种秩序节制人类的私欲,引导人类追求公众利益。

帝国和教会这两个最高权威是平等的,应各司其职,确保集体的利益。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生活,都必须和谐地融入神为全部造物安排的一个较高的宇宙秩序中:

一切事物之间都有秩序,这是使宇宙和上帝相似的形式。《天国篇》,第1章,第103-105行

所有的生物(有灵的、理性的、天国的生物)必须遵循宇宙的和谐,才能与神相像。被赋予自由意志和理性的人打破了这种和谐,造成了混乱和无序,这便是所说的原罪。因为本能与激情,人类为了颠覆神为其所安排的道德秩序,所以必须运用理智来克制内在的冲动。

文明的社会也是这个观念体系的一部分。

皇帝是世俗世界的至高权威,须尽监督之责,确保世俗生活中所有人遵循此秩序。

教皇是至高无上的灵性权威,须将人们引向永生,督促自身及他人遵循道德和宗教规范。

在道德上,皇帝和教皇必须各自完成上帝指派的任务,为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谋福利,并相互尊重,尽管君王必须像长子尊敬父亲那般尊敬教皇(《帝制论》,第3篇,第16章)。“在教会与帝国之间他没有选择:他接受教会,前提是教会必须净化;他渴望帝国,前提是帝国全然地忠于职守。他不希望皇帝奴役教皇,也不希望教皇干涉皇帝的职责。而且,他将长久以来相对立的两种力量团结起来,期望他们平起平坐,达成一个超越双方的更高目标:为受苦的人类服务,给世界带来和平。”(Papini)

但丁在作品中指责某些人、社会阶层和当时的教会背叛了自己的重要使命,所以,尽管但丁已经脱离了任何派别,他的这个崇高的思想还是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在但丁成熟时期的作品中,特别是《神曲》,都弥漫着一种伦理和政治的激昂情绪,而且语调从鄙夷到恳求,从讽刺到痛心,从怜悯到蔑视,从谩骂到挖苦,多有变化。

不管是佛罗伦萨市民还是教士,不管君王还是教皇,在自治城镇和意大利的各个角落,凡是堕落的人都令他愤怒。

他说尽了佛罗伦萨和自己同胞的坏话。佛罗伦萨是“万恶的城市”、“万恶之巢”。佛罗伦萨人是“贪婪、忌妒、狂妄之人”,是“忘恩负义、心肠邪恶的市民”。

比萨是“人民的耻辱”,它的居民是“诡计多端的狐狸”。

热那亚人“远离一切美好风俗,充满一切恶习”。

意大利则是奴隶,是苦难的客栈,是“狂风暴雨中无舵手的船,不是各省的女主,而是妓院”。

对于皇帝,他的口气中有种痛心,几近哭诉,有时也会是呼吁,呼唤神圣的复仇。

对教士、修会和教会的上层,但丁这位“手无寸铁的先知”则以严词批评。诗人在《神曲》中借各种事件与情节,鞭挞教会的腐败,试图将他们引回正途。

但丁之所以大发雷霆,并不是因为那令人痛苦且不公的流亡生涯让他心生怨恨,也不是因为他对卜尼法斯八世和后任的扩张主义的反感。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许多教士,有时甚至是教皇本人的罪恶行为,在他内心激起了极大的痛苦和愤慨。

但丁认为他们背弃了教会为人类谋福利的至高使命。当他看见正是那些被赋予圣职的人背弃传统,不追随伟大圣人时,心中便充满愤怒。

为了让自己的严词更具权威性,但丁不仅用了《圣经》的语气,引用《福音书》,还提到了历史上教会中一些伟大人物。

除了自己的语言之外,他借用圣本笃、圣托马斯、圣波那温图拉之口,以愤慨的语气反对教会的腐败。这些抨击在《神曲》中越来越激烈,并在诗歌结束时达到高潮。就在天堂中,圣彼得针对当时的教皇以及一般而言所有那些行为与“贪婪的狼”无异的教士发出了最严厉的谴责。(《天国篇》,第27章,第19-63行)

诗人借耶稣基督的继任之口说出的语言非常犀利,与天堂仁慈、善良、和谐的氛围形成强烈的对比,更彰显其谴责之意。所有的至福者和圣彼得都纷纷附议,因教会和教皇的腐败羞红了脸,但丁的谴责便显得更深刻有力了。

但丁说教廷是“发出血腥和臭味的阴沟”,并说,“那个从上界坠落下去的邪恶者在地狱里感到高兴”;他也为几位被控以买卖圣职、异端邪说、背叛及其他严重恶行的教皇、枢机主教和教士在地狱里分配了位子;而他如此颂扬帝国,并挞伐教会的世俗权力,也极可能给自己招来侮辱教皇,甚至异端邪说的罪名。

然而但丁早已为之做好了准备:先让圣彼得在教义上赦免他,又借着自己和其他的至福者之口赋予自己宣扬道德的使命,仿佛让天堂见证他作为先知的身份:他的话一开始可能“味道辛辣”,但后来,一旦这些话被充分理解,它们将给听者“留下摄生的营养”。

但丁就这样将严厉抨击融入了更高的伦理和宗教视野中,正因为他攻击了那些鼎鼎有名的人物,他的诗也有了“劝世寓言”的价值。“依靠理性和信仰的至高权力,他的文学天才大胆地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呈现出他认识的这个世俗与历史的世界。上帝也已对此做出了最终判决,并为一切在神圣的秩序中安排了位子。经过审判,各个人物的世俗本质也没有在末世审判时遭抑制或削弱,而是保持了人在世俗与历史世界里的本质,进而与他们的永恒命运相连。”(Auerbach)对知识的热忱

对真理的追寻和对知识的热情是两种强大的动力,将但丁引向哲学与其他学科。

尽管爱情和政治都令他内心激动,却无法满足他那躁动的精神和对人生与世界的好奇心。

因此,他后来带着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哲学的研究。“我开始频繁光顾她(哲学,译者注)真正出现的地方,即修道院和哲学家的辩论,因此,我不久,可能两年半以后,就感觉到了她的甜美,对她的爱战胜了其他所有的想法。”(《飨宴》,第2篇,第12章)

神学研究和哲学辩论占据了但丁的全部。

当时有几个学派在从事宗教研究:圣马利亚修道院的多明我派(Domenicani)、圣十字修道院的方济各教派(Francescani)以及圣斯皮利托修道院的奥古斯丁派(Agostiniani),而“哲学思辨者的辩论”多半在大学举行,特别是在波伦亚大学。

但丁敞开了那颗好奇而躁动的心,与各个神学流派和神职人员的接触,与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交游带给他智性的满足。这些哲学辩论不局限于基督教神学,更涵盖了异教、希伯来和伊斯兰教思想。

但丁非常重视理性,想理解、观察和解释一切。他喜欢让事情清晰而有序,希望人能认识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

他喜欢物理和哲学思辨,想了解世界和人类的秘密,想知道人从何处来,又归向何处,想知道我们此生应该如何行事,想知道人之为人的意义究竟何在。“他的哲学思考来自于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在那当中,他发现自己长期以来的预感获得证实,与宇宙合一的愿望得到了滋养,很快就在内在的想法与外在的知识之间找到了一致性。”(Auerbach)

然而,他还想将自己知道的事解释给大家,不仅仅是那些已经很有学识,或自认为很有学识的人,也包括那些所知极少,或完全不知道的人听。他想剥开知识的面包,让所有人品尝,因为他相信所有人对知识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

就好像《神曲》里常常出现的那样,但丁似乎对世俗充满了疑惑,对超凡世界充满了好奇。他不断地向他的向导们发问,毫不顾忌这样会显得幼稚或任性。

当然,他也在将答案提供给读者,借此鼓励他们培养观察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

他想证明,真理源于疑问,源于坚持不懈的发问,源于对于不充分或不精确的答案的不满。

他也想借此证明,只依靠自己,人无法到达目标。在追寻真理和至善的道路上,人需要可以信靠的老师和向导。

但丁告诫我们,求知的道路狭窄而艰辛,必须付出努力,必须有热情,需要“长久学习”和“深爱”,凭借这两点,他就博得了老师的同情和帮助。(《地狱篇》,第1章,第83-84行)

追寻真理意味着将自己托付给古代的大师,并勇于超越他们的成就。

解释用俗语创作《飨宴》的动机时,他说要让这部作品成为穷人的知识食堂。他自己也曾提到,知识在思想中最重要。

但丁并不认为自己是专业的学者。他声称自己只是捡起了智者掉落的面包屑,交给那些对于拉丁语和哲学及神学研究一无所知,被排除在知识飨宴之外的“可怜人”。

他知道,传播知识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人类“自然而然”便受到求知欲的驱使:“科学是我们的灵魂的极致境界,是我们最终的幸福的所在。”(《飨宴》,第1篇,第1章)

在某些被选定的灵魂中,这种火焰最旺,追求知识的力量甚至让人牺牲至亲之情:但丁笔下的尤利西斯为了遵循至高知识的召唤,甚至牺牲了父爱、孺慕之情和夫妻之情。

但是,智者不应将知识据为己有,他有责任让同胞也能分享。这便是但丁赋予自己传播知识的使命。

俗语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知识的盛宴”。在这个意义上,不以学者自居的但丁俨然是个思想上的贵族。在中世纪全盛期,将知识从狭窄的学术圈里解放出来,送到“平民”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的精神。

然而,比起《飨宴》和以俗语撰写的其他作品,《神曲》又有所突破:这部作品是但丁传播知识最有力的工具。

这“神圣的诗文”使用了充满诗意的语言、丰富的意象、隐喻和省思,比《飨宴》等语气激昂的散文作品更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

但丁有时会直接向读者说话,敦促他以更加专注和严谨的态度,探寻答案,而不是满足于肤浅的解释。他邀请读者猜想“神秘的诗句的面纱下隐藏的寓意”。(《地狱篇》,第9章,第62-63行)

对但丁而言,理想的读者是一个能在内心将大师的教导融会贯通的人。他开始怀着勇气和决心追求一切喜悦和满足感的泉源——真理:

读者呀,如果你愿很快感到乐趣而很久也不疲倦的话,那你就仍旧坐在你的长凳上,继续思索你先尝到的东西吧。我已经把它摆在你面前,现在你就自己享用吧。《天国篇》,第10章,第22-25行“带着造访新大陆、探寻新世界的精神去阅读《神曲》,我们不应该剥夺自己这种乐趣。《神曲》是一个未知的星球,在那里我们能找到与我们切身相关的事物。”(Roberto Benigni)无罪流放

如果没有贝雅特丽齐的死,没有流放的经历,《神曲》又会是怎样一部作品呢?

假使心爱的女人没有早逝,假使他没有被迫远离佛罗伦萨,在那里直到去世,这将近二十年里又会发生什么呢?

前者在他的青年时期,后者则在他的壮年时期带给了他冲击。这两个重大的事件给普通人和作家但丁在心境和作品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假使他像彼特拉克那样经历了正常的人生,获得了荣誉和舒适的生活以及人们的赞扬,他身为常人的一生,以及他的文学进程,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之所以会给自己和读者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用一系列的假设来改编历史,而是为了强调,有些事件对人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贝雅特丽齐的重要性和她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先前已经提过。在此,我们想要强调流放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但丁的作品以及身为普通人、诗人和先知的但丁,让他逐渐变得成熟。

每当这位作者提到别离和距离时,流亡带来的伤心和痛苦的语气便弥漫在但丁的字里行间。

我们想到《神曲》中一些著名的段落:

现在已经是使航海的人在告别了亲爱的朋友们那天,神驰故土,满怀柔情的时刻;是使新上征途的行旅听到远处传来的似乎在哀悼白昼的钟声时,被相思刺痛的时刻。《炼狱篇》,第8章,第1-6行

而下面这部分的戏剧性又大大增加:

你将舍弃一切最珍爱的事物;这是放逐之弓射出的第一箭。《天国篇》,第17章,第55-57行

流亡使诗人心境中今昔的对比愈发尖锐,激化了对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爱恨情仇,让他返乡的愿望更加迫切,也苦苦期盼世界帝国的到来。

流亡使得建立世俗与精神两种秩序的需求更加紧迫。两种独立自主和具有主权的秩序负责正确地引导人们找到世俗的幸福,并且在死后得到救赎。

游荡在一个又一个的宫廷间,他感到极度痛苦,乞求当权者施舍令他倍感屈辱,流亡加深了这些感受,也让他愈发自傲与自尊。

流亡拓宽了诗人的人文视野与精神视野,让他感觉自己不仅是不屈不挠的佛罗伦萨人和意大利人,更是世界公民。

流亡带给他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让诗人渴求正义,并偏爱预言,让他的呼吁、规劝与谩骂提升到更高的道德救赎层次上。“直到现在他才变成一个孤独无力的流亡者。他的声望与物质状况取决于他的朋友和保护者的待客之道。他那强烈的自我意识,不甚随和、敌视一切惯常事物的气质,骄傲的言行举止都使得他的命运艰辛而苦涩。”(Auarbach)

然而,但丁并非只是消极地接受流亡的命运和那“令人痛苦的贫穷”。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因此,他骄傲地将自己称为“无罪的流亡者”。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有时也难免沮丧,在希望中获得暂时的慰藉。有时,他尊严地宣布自己被迫流亡,维护着自己的名誉,但接着又期盼同胞能大发慈悲,让他返回家乡。

面对逆境,他要让自己坚强,却不得不承认“流亡所导致那始料未及的贫穷”带来的后果:这种贫穷对他而言是“残酷的迫害”,使他一无所有,关在“监牢的陋室”中。

借高祖父卡洽圭达之口,但丁赋予自己宣扬真理的崇高使命,以审判者、诗人和先知自居。

但他也必须承认,不幸的命运一会儿把他甩向这里,一会儿甩向那里,“好像既无帆,又无舵手的船,被凄楚的贫苦吹来的干风刮到不同的港口、河口和海岸”。因此,他四处流浪,“以异邦人的身份,乞丐般走遍几乎所有说这种语言(意大利语,译者注)的地方”。(《飨宴》,第1篇,第3章)

当然,流亡的生涯中,并非每一年都如此艰苦和屈辱。

有些领主,尤其是玛拉斯庇纳侯爵(Malaspina)、斯卡拉家族(Scaligeri)、圭多·达·波伦塔(Guido Novello da Polenta),对但丁非常敬重,热情地招待他。

在《神曲》和《书信集》,但丁对这些领主表示感激与赞赏。他假借曾祖父之口以高贵的言辞对斯卡拉家族大家赞扬。(《天国篇》,第17章,第70-93行)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他这样有个性和傲气的人而言,待在宫廷里想必是件痛苦的事。

除了极少几次被赋以重大的外交或政治任务,想必他常常不得不忍受某些与他格格不入的生活与各式人物。

我们不该忘记,当时的宫廷里到处是平庸和肤浅的人,有时还会有弄臣与食客,而他们极可能捉弄了这位性格古怪傲慢,还声称从阴间游历归来的人物。

这一切对于可怜的但丁来说想必不容易。

此外,期盼重返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和帝国境内重建秩序和正义的愿望也不时在他心中重新燃起。

亨利七世1309年当选皇帝,这在但丁心中燃起莫大的希望,可惜这位善良的君主无法扭转当时的时局。

但丁写了一封长信给皇帝,恳求他入主佛罗伦萨,树立君权,还写了一些信件给帝国的诸王和佛罗伦萨人。然而,这一切都不得而终。

在但丁的时代,团体、政党和派别之间争斗不休,这些斗争不会因为皇帝微弱的干预而平息。亨利七世在1313年去世,重建罗马帝国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而“阿维农之囚”(cattivilà avignonese)也结束了卜尼法斯八世神权政治的美梦。

因为先前写给佛罗伦萨市民的那封火药味十足的信,但丁被排除在佛罗伦萨1311年颁布的大赦令之外。1315年,诗人流亡异乡已近十五年之时,他看到了返乡的最后一线希望。

政治难民只要交付罚款,便可返回佛罗伦萨。然而,被判有罪的人必须公开道歉,并参加一种极为羞辱的“祈请原谅仪式”。

迫于但丁几位朋友的压力,佛罗伦萨当局将但丁的名字列入了赦免名单。

然而,在一封信中,他以坚定的口气告知他的一位“佛罗伦萨友人”,自己无法接受佛罗伦萨当局的条件。这封信也因其尊严和高贵的精神闻名于世。被迫离乡十五年的但丁回乡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这个拒绝的代价之大可想而知。此外,这也意味着他接受被判处死刑(不再是火刑,而是斩首)的处罚,而他的子女也遭流放。“佛罗伦萨和但丁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共识:这个城市和它的市民同样固执。诗人要城市承认他的荣耀;而城市只想让他承受屈辱,让他流血。”(Papini)

比起爱国和死亡来说,但丁认为名誉和尊严更重要。

但丁以高尚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一点,如今这些话仍警戒着世人。返回佛罗伦萨的道路不是忍受屈辱和为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请求原谅,而是一条不伤害荣耀与名誉的道路(“但丁的名誉不会因此受损”):否则,“他绝不返回佛罗伦萨”。

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但丁接着说道。难道我不能在其他地方看见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难道我不能在其他地方冥想那普天之下无处不在、甜美至极的真理?(《书信集》第12章)

于是,尽管发自内心地爱着佛罗伦萨,他就此化身为世界的公民。也以郑重的语气重申,对于追求“美德和知识”先于一切的智者而言,世界便是他的祖国。别人可以夺走他的一切,却无法剥夺他的荣誉、尊严与精神上的自由,更无法夺走他冥想天空之美和纵身哲学思辨之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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