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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1 18: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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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选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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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

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试读:

内容简介

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

在这片曾经的老城墙下,生活着打麻将的房东、单位里的小职员、倒水果的贩子、洗头房的小妹、工地上的民工、酒店里的服务员、躲债务的男人、领低保的老太等等,其实所有的城中村都生活着这样的人群。他们整日包裹在鸡毛蒜皮、针头线脑、悲欢离合里,卑微、善良、清贫。他们在岁月的晚风中渐渐泛白,在光阴的沟壑里慢慢暗淡,但他们坚韧地活着,活出了真正的人间故事和流年冷暖。

南城根是一方水土,一块栖身之地,更是中国亿万底层群体的血脉所在,中国城乡激荡交融的现实标本。

周末,父母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杂事,孩子们不用上学,便帮父母看着撂下的摊子。光盘一张一元钱,随便挑。看摊子不是难事,麻烦的是父母还要逼着写作业,想着就头疼。人杂车多,没法静心,那就装模作样写几个字吧。

巷子深处,总有几户古老的宅院被遗忘了。陈旧斑驳的泥墙,大红的福字,昏暗的门扇,让光阴凝固着,凝固着,凝固成一缕午后的阳光。墙头铺排开来的凌霄,仿佛合唱团的姑娘,唱着绿叶红花的年岁,唱着了铁皮门里面那个人的流年往事。

正午,没有风。阳光像一条被屋檐裁出的河流。静静的,流淌在南城根的巷道里。

没有田野,没有迷藏,没有游乐园,没有旋转木马……城中村的孩子待在巷子口,在拐角楼梯上翻来覆去地玩耍着、打闹着。他们在南城根成长着,长成了南城根的模样。

捣台球的,多是附近的闲人,或者酒店工地打工的少年。无所事事的日子,他们就凑一起,捣一盘。一盘五毛,谁输谁掏钱。一个下午,就在他们的甩着大话的嘴皮和秃了头的球杆上消磨掉了。

一年四季,总是有一个女人蹬着三轮车到巷子里来卖凉粉。她坐在车帮上,拉着嗓子喊——卖凉粉来——卖凉粉来——。声音清脆,像一碗调了陈醋、精盐、泼了甘谷辣子的凉粉。端到了你耳边。有人买多少,她一刀下去,基本不差一二。她提起那杆用了很多年的老秤,踮着脚尖,一称。说,你看,旺得很——

老掉的南城根,老掉的人,老掉的人坐在自己的黑屋子,用牙根,慢慢咀嚼着晚餐,牙齿掉光了,隔年的回忆掉光了,就连那些所剩无几的日子也掉光了。

城中村的房子,除了房东住一两间,其余的是需要租出去的。租房信息,贴一张纸,会被撕掉,粉笔写在墙上,日子久了就模糊了。38号院的房东索性找了一块纸板,用墨汁写上字,挂在大门口。

自序

南城根

天水多巷,南北横陈,交织牵扯,多市井烟火味,夹杂鸡毛蒜皮,便成了人间生活。从民主路东行至尚义巷,进巷百米多,下数十级台阶,便是南城根。狭义的南城根还需再行五十步,右拐,进小巷道,一片簇拥着高矮民房的地方,才是南城根。那些台阶上面,曾是老城墙,如今城墙已倒,只留下突兀的城基。后来,为了畅通,就筑了台阶。尚义巷南北走向,南接藉河,北通民主路。南城根像尚义巷的一块腰,横在那里,腰上挂满了繁杂的生活和熙攘的人群。

南城根,顾名思义,南城墙的脚根下。脚下之人,大多都是低贱贫弱的小人物。南城根,也不例外,属“城中村”,盖满了两三层碉堡一样的民房,阴冷潮湿。似乎一城之隔,就是天壤之别,城内笙瑟霓虹、歌舞熏风,城下小巷深深、鸡犬相闻。而在以前,城里城外,是何等风景,有何区别,我就不得而知了。

住这里的人,多是土著民,我们叫“老天水”。以前,很多人以在藉河滩种菜为生,现在藉河改造,再也不能种菜,老日子如同拆掉的旧房子,片瓦不留了。于是这里的人就开始给外人租房子。先拉砖、运沙,得晚上,像做贼。请人承包,房主不再操心,不到一个月,拥拥挤挤的一院两层楼就起来了,确实挤,似乎把城根下的空气都挤歪了。房最高盖三层,再高,城管就替你拆了,不麻烦你。

南城根,巷子深,有多深,没走过,多少户,我也不知道。这里,出没的大多数是租房的人。有附近工地的民工,满身铁锈,三五人租一间,吃烟、喝酒、挖坑,把剩余的时间和精力,挥霍干净。也有上班的,毕竟南城根还在城中心,走四周都方便,买不起房,就蜗居着,租一个小间,摆上窄床、锅碗、几本破书,把小小的梦想藏起来,像多余人,蜷曲在城市里,可怜的不如乡下的昆虫。再有就是附近打工的,多是餐饮服务业。不同类型的人,挤在城墙下,把琐碎苦楚的生活摊开,铺展在潮湿狭小的院落里,灰扑扑地过。多像大杂烩。不过,比难民区强多了。

林大了,鸟杂。人多了,事杂。住在南城根,总会看见搬家的年轻人,提着塞满衣服被褥的口袋,扛着菜锅案板,东西不多,可好像把一辈子的家当都拿出来了。有住不惯换地方的,有嫌房租贵的,有跟人吵架被房东赶的。自然,也有三天两头租房的,敲门,推开,张望,大喊,房东在吗?有房没?吵醒了睡觉的看家狗,冲下来,吓得问房的人一溜烟跑了。有房,房东会隔窗喊,有,几个人住?顺便骂一通狗,你狗眼瞎了,再吵把你剥皮了。给租房的人,一场下马威。看房,双方满意,先预交一个月房租。房东总会问,干啥的?酒店服务生。哦,那你就乖乖住。房东最怕没有职业的,打架、闹事、不交房租,是贼。

有雨的日子,南城根静静地蹲着,像一位老妇人,忘了回家。或许,她装着一肚子陈旧的心事,却没有人听。于是,雨落下来,淋湿了高低不齐的灰白色水泥屋顶。吵架声,从沾满污垢的玻璃窗飘出来,和着雨水,携着蒜皮葱须,从巷子里流走了。

天晴,有阳光,有人会把音箱开很大,放流俗的歌曲,歌声震得半片天都在颤抖。也会有人洗衣服,这里的人家多有压井,用井水洗,易净、不费自来水,房东图省钱。井一压,吱悠吱悠,像从大地的心窝里掏东西。压井,还会让人想起乡村生活,也许,这就是城根下的人和城里小区中的人,有区别的生活方式之一吧!洗完衣服,屋顶的铁丝上总会飘满花花绿绿的衣物,大格子的床单,淡蓝的胸罩,桃红的内裤,在晾晒,水滴滴答答,衣物在铁丝上跳舞。此刻,阳光饱满,有风吹过,干了的衣物像旗帜,飘得更欢。惹眼的小内裤,总会勾起一些小青年、老光棍的不洁梦。到了晚上,会有人收衣服,总是光膀子的男人,粗糙地扯下胸罩、内裤,拉着拖鞋,下楼了。

站在巷口,南城根,一天的光阴就在小煤炉的咳嗽声和倒便桶的哗啦声里醒来了。有女人,穿着松塌塌的红线裤蹲在门口的台阶上,专心刷牙,白沫子盖住了昨晚一个醉鬼的呕吐物。有小伙子,一头红毛,像火柴,从巷子里蹿出来,跑了,似乎红脑袋要和空气擦出一朵火花一样,屁股后面跟着一道扬起的细灰尘。他是乡下来的,在酒店或者饭馆,端盘子,一定起迟了。早八点一过,穿蓝棉衣的女人领着戴口罩的孩子出门,穿过巷子,去幼儿园。也有涂着厚厚脂粉的女孩子,提着时髦的劣质包,踩着三寸高跟鞋,上班去了,留下一溜子清脆的鞋底声,像敲打在南城根耳蜗里的锤子,扎人。黄昏,南城根在急促的麻将声里被一双双纸烟熏黄的手指抹黑了。有人怀抱芹菜、有人手提馒头、也有人揽着女人滚圆的屁股,消失在了黑漆漆的巷子里。

现在,四周,挺拔的楼一天天盖起来,高的让人头晕,证明着城市建设的雄心。南城根,被包裹住,开始喘不过气,压抑、拘束,让这里烦乱的生活伸不开手脚。站在院子,抬头望天,天,被高楼切割成几何状。

今天,南城根,多像一块撕不掉的破布,缝在日渐刺眼的高楼森林里,只是,这块布,似乎缝在土地的肉皮上。一撕一扯,总会有人喊疼。

77号

说说南城根77号吧。

进巷子,右拐,一头扎进小巷,左拐,继续走,两边裸露着红砖的民房对峙着,留下一膀窄的路,肥人,走着都觉气闷。再走,到头了,最后一家,就是南城根77号。

院小,或者说很小,中间竖一口压井,剩余的地方三五个人转身都得让。院虽小,却装满了一院人形形色色的生活。小院,三面有房,西边两层单面平房,不高,有刷着暗红漆的楼梯。楼梯拐角处,夏秋,会摆满花盆,栽着芦荟、仙人掌、令箭等一些易活皮实的花,偶尔会搬出几棵纤弱的文竹淋雨。一入夏,楼梯处,花叶繁密,满目青翠,顿觉局促小院,亦有亲切之处。花盆里长出一些牵牛,牵牛疯长,像拼命,叶蔓爬满了半面护栏,如一堵矮绿墙。牵牛开紫花,从五六月一直开到降霜时,开得扎实、漫长。牵牛花若酒杯,盛满了隔夜月光和一院风尘,醉倒了半个流年。其实,往往是贫贱之花,才最可亲。正北,有两间瓦房,房屋后,是南城根五六米高的老城墙墙基。可见,77号院,是正正蜷缩在城根下。偏东,一间瓦房。瓦片乌黑,生满青苔,屋顶躺着木棍、烂砖等杂物。

房东一家五口。房东老汉,儿子和儿媳妇,还有两个孙女。这院,基本老汉做主,是掌柜的。老汉六十有余,早些年,在咸阳做工,后来回天水进厂,厂子倒闭了,买断下岗,在藉河河滩种菜,后来就连菜也不种了,老了。老了的老汉给一家单位早上扫扫院子,作务一下花园,日子就散漫地打发了。一月挣五六百元,补贴家用,有时他会捡一些饮料瓶、纸板等杂物,积攒着,多了,卖掉,换几个水烟钱够了。很多时候,他都坐在偏东的那间小屋的床上,或许在想什么,或许就是呆坐,消磨时间。屋内阴暗,灰旧,一台一开就“气喘吁吁”的老电视,一块大布绷出了顶棚,像快塌下来的天。有时候,天晴,风暖,他会去伏羲庙看戏,上妆的、散班子,都行,半个下午就在迷迷糊糊里打发了。

老汉身体硬朗,少病。他总是从外面收拾来一些城里人穿旧的衣服,送院子里的人,儿媳妇有时嫌。老汉是过来人,受过苦,知道节俭,总说,现在的人生在蜜罐子里了,衣服新新的,没烂一点,就扔了,怪可惜的。其实,很多时候,他都干一件事情,从外面捡一些树枝、干柴,给院子里的人烧水。北房的屋角下,蹲着一个铁桶泥成的炉子,黑乎乎,锈着烟灰。夏天,他早上十点就开始,用捡来的柴一锅一锅烧,开了,扯嗓子,叫院子里的人来提。冬天,下午四点烧。一年四季,这事,好像从没有间断过。半面墙都被柴火熏黑了。院子一角,垒了方方正正一堆柴,有些柴,有年头了,虫蛀,白沫子风一吹,扑哄哄乱飞。偌大的天水城,估计烧柴的人,真不多了,也算是罕事。

老汉不大喜欢儿子。他嫌懒。还有就是,没给他生个带把的孙子,似乎存心让他没个“顶门”的。前些年儿子爱打麻将,经常大半夜回来,老汉骂,丢你娃的魂去,麻将能打一辈子,去打啊,回来干啥,不害怕黑天半夜碰死你。故意不开门,因此,一段时间老汉自己做饭,顿顿浆水面,各过各的。还有一次,冬天,老汉给儿子钱让他去花鸟市场买过冬的白菜,结果,儿子买了两只指头大的仓鼠,放纸盒里养着玩。差点儿气死了老汉,他坐在屋里,出大气,像一锅柴火烧开的水,咕咚咕咚。他骂,早知道害人,还不如一生下填炕了,我造的啥孽!

后来,儿子老成了,找了份工作,晚上十点去上班,早上五点回。

坐北的两间瓦房,一间住着乡下来供孩子上学的一家三口。两个孩子都是姑娘,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孩子妈,每天专门做饭,接送。即便如此,孩子学习底子差,跟不上城里的。隔壁一间,住着一对在附近工地干活的夫妇,早出晚归,很难见面,偶尔会听见炒菜时清油的“尖叫”声和沉闷的谈话,他们总是把屋子遮得很严实,像怕光,或者怕贼。

两层楼上,北头,也挤着一家三口,手掌大的一坨地方,两张床、一张桌子、锅碗瓢盆,加上一些杂物,两个人,就转不开身了。他们在这屋租住了好多年,似乎都成这院子的一部分了。女人在外面摆烟摊,一年四季,风吹日晒,收入微薄,小本生意,也不好做了,烟摊附近盖起了高楼,以后,摆不成咋办,他们不知道。男人以前开车跑长途,现在烧锅炉,天热了,就打杂。一个儿子,人乖,就是死活不爱学习,初二,染了个红毛,穿条紧身裤,瞎混,退学了。后来去深圳打工,是腊月里去的,过年,没回来。两口子本想攒点钱,买房,可半辈子过去了,楼,一天天高起来;梦,却一天天矮下去。

边上,住着老汉儿媳妇的亲戚,一个侄女、一个侄儿,侄女在一家医院当护士,招聘的,前段时间谈了个对象,谈着谈着就散了,听说是跟彩礼有关系。侄儿都十三四了,才到初一,笨的不行,后来不上了,到新疆工地干了一个月,尝到了生活的苦头,回来,报了个卫校,又走了。最边上,租住着一个乡下的少年,瘦高个,上高中,人精干麻利,学习不好,爱吹笛,经常饭吃毕后,就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吹。有时候会来一个女同学,一起做饭,写作业。后来,他随便考了个医学类职校,去上了。那间屋子腾出来,住上了老汉的大孙女。

南城根77号,或许,跟其他院子一样,都装满了破旧贫穷的光阴,装满了灰尘覆盖的生活,装满了被现实熏黑的梦。即便如此,一院人,却没有小区居民的冷漠,没有高楼包笼的抠门儿。一壶水、几根韭菜、一句笑话、一把力气,让苦涩的日子多了一抹温暖。住惯了77号院,抬头看看天,还是蓝的,有鸟飞过,日光辽远。只是很多时候,77号院,低着头,那些车水马龙如何,那些繁花似锦又如何,毕竟,生活的尘埃高过了头顶,一院人,踩进了现实的沼泽,出腿,也是两脚泥水。

夜幕

夜幕最先降临在南城根,是四周那些参天高楼遮住了最后的光线。昏暗,像一件黑衣裳,穿在了南城根瘦矮的身体上。

就让我从炒菜时清油的第一声“尖叫”里说起吧。

那些切碎的葱蒜,跳进锅,“刺啦”一声,心惊肉跳地一叫,就焦在了油锅里。住惯了南城根,从蔬菜的叫喊声和锅铲的碰撞声里,就能听出谁家做什么饭。那尖细,干脆,油星四溅,铲子忙乱的,该是炒洋芋丝、虎皮辣椒,没一会儿,准会响起“咕噜咕噜”熬米汤的声音。那沉闷,“吱吱”细叫,铲子也漫不经心的,定是用肉臊子在炒,大概多是西红柿鸡蛋面了。钻进南城根,过门经窗,百十户人家齐刷刷炒菜的声音,扑面而来,不尽相同,真是人间烟火里,尘埃深处有滋味。

饭熟了。一个人租房住的,闷声闷气,呼哧呼哧,“喋”两碗,就完事了,连个碗筷互相碰撞弹唱的声音也听不见。要是人多,一家三口,挤一间房,就热闹了,女人骂男人窝囊,半辈子买不了一平米房,男人回骂,吵吵吵,下辈子你转世个男人来试试,一碗饭都塞不住你的嘴。这时,孩子打翻了碗,饭洒在床单上,女人的气就撒孩子身上,你手断了吗,碗也端不稳,养你能干啥,光会吃。女人从孩子手里把碗夺过来,另一手一把抓起孩子扔到床下,收拾残饭了。小孩子哇一声,哭开了。抖动的委屈的细嫩的哭声,飘出窗户,在南城根嘈杂的夜空里飘着飘着,就黑了。也有人,穿个大裤衩、蹬双拖鞋,端着碗,在院子游着吃饭,进你家门,看看你做啥饭,入他家屋,看看他吃什么饭,要不就在院子里扯着嗓子骂,日他妈,今天不当心摔了一个碟子,狗日的老板罚了我五十元,我炒了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日他妈。一院人就起来了,都把头伸出窗,吸溜着饭,骂的骂,笑的笑,高楼包裹的南城根顿时像乡下的集市,热闹了好一阵。

南城根的人,睡觉早。十点多,灯火就渐次熄灭了。谁让这里住着一些靠力气糊口的人。只有巷子口的两张台球案边,围着几个二愣少年,捣台球,时不时发出一阵乌鸦般的尖笑,伴着台球碰撞的声音,惊飞了围在灯泡下的蚊蝇。

有人说,南城根,住着干那事的女人,半夜有叫声。我是没听过,遂不知真假。可墙上用白粉笔慌乱地写着一溜“提供色情服务1389387××××”的字迹,这是真的,我见过。我还知道,南城根,睡得最晚的,是酒店那些当服务员的女孩子,她们十一点多下班后,三五成群,说说笑笑,而且总是用手机播放着一些流行歌曲,把声音开到最大,沿着黏稠的灯光,摸进了黑漆漆的巷子里。长筒靴子的鞋跟敲打水泥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一片杂乱,回荡在铺开了鼾声的民房间。

南城根有狗,但比罗峪小区少,大多脏兮兮,蹲在门口,像只破拖鞋,人过去,叫两声,就偃旗息鼓了。这些狗,晚上是懒得叫的,不如乡下的狗,耳鼻灵敏,一呼百应,气势恢宏。这里的狗,半夜吠一两声,多是梦呓,掀不起大风浪。南城根猫也不多,曾有一段时间,每个院子都养一只,后来没人管,全野了。这里毕竟不如小区那样,到处严实,猫没去处。每当夜幕落下,野猫就穿梭在南城根的房顶上,像箭,“嗖”一声,穿透了城根下稀薄的夜色。虽然猫少,可一到春季,猫叫依然烦人。它们蹲在墙头屋顶,双目一闭,身披灰尘,接连叫起,本就地方狭小,那声音便随处乱飘,即便夜色再浓,月色再醇,那撕心裂肺的叫声也仍旧越过楼顶,推窗而入,叫人心神不宁,烦躁难忍。鲁迅“仇猫”,汪曾祺也说不知猫叫春“是出于快感还是痛感”,但“其声凄厉,实在讨厌”。其实,南城根住的人,受猫叫之扰,半夜起身披衣,怒发冲冠,恨得牙根痒痒者,也不在少数。

当子夜一来,星辰渐灭,晚风不动时,南城根就陷入宁静了。有多少喧嚣,有多么破旧,黑夜一遮,“城中村”的南城根,也就和高楼小区没有任何区别了。只有黑夜深处那些绵长纷乱的梦,是形态各异的,是有差别的,就连那些磨牙梦呓打呼噜的声音也是泾渭分明的。

一切归于宁静,或者寂静。这里没有风,只有贴着地皮的睡眠。

但南城根的夜,不总是宁静的。有一次,半夜两点,“轰隆”一声,似有倒塌之声,然后就是吵吵嚷嚷,人声鼎沸,鸡犬不宁。有人以为地震,穿个裤衩,睡眼蒙眬,夺门而出。也有人以为半夜吵架,咽口唾沫,翻身继续睡去。但这嘈杂的声音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小小的南城根,灯陆陆续续全亮了,似乎白昼提前来临。后来有人跑出来一看,房倒了,是一户人家的土坯房(南城根多是两层水泥砖房,土坯房只有一两户)因年久失修,加之排水不畅,墙根泥土剥落,直到那天夜里,挺不住一松气,倒了,倒了就倒了,问题是把住在里面的三个酒店当服务员的女孩压下面了。最后经过努力,挖出来,送医院,人没大碍,就是一点皮外伤。真是命大。

当然,塌房的事在南城根不会常有,十年八载就那么一半次,那年地震,也没摇倒一间。可就这一次,已经让南城根的人受够了,毕竟这里的人,经不起折腾,尤其晚上。

所以,南城根的后半夜,是寂静的。这里没有风,只有贴着地皮的睡眠,在水泥地上盛开着卑微的琐碎的花。

一个人的南城根

海棠败了,丁香落了,蔷薇谢了,还有樱花、月季、玫瑰,一样样开到花事荼靡。就像有人,把她珍爱的精致瓷器,擦干净,摆了摆,又一件件收掉了。

接着,六月,芒种。石榴花,不紧不慢地开,像挑起的一团火焰。

南城根,看不到花,只有时间静静地流淌,如一架老钟表,指针上沾着灰,一步步迟钝地走着。向南,出南城根,藉河边,倒是载满了名目繁多的花草,开了,败了,更替着,来来往往。住在南城根,看花,是没有意思的。不如找个午后,坐在77号院的二楼楼道上,看看风,看看辽远的日光,还有远处晾晒的衣裳。这样,多好。

泡一杯茶吧,就花茶,价钱便宜,味浓,放点枣和冰糖。搬个椅子,坐下。有本书也好,随便翻几页。迎面吹来淡蓝色的风,让人想起六月的乡下,开蓝色花朵的胡麻,闪烁着,卷起了波纹。风是温的,从四周的房顶挤过来。

抬起头,看天,天被切割成一口井,云是软的。阳光浓密,明亮的光线,从西边铺排过来,泼在对面的楼顶上,泛着微微的光芒。你不知道还有多久,光线会退干净,把黑夜交到你手里。天空还有鸽子,大约五六只,团在一起,飞着圈,一遍又一遍,不知道累不累,没有绑哨子,鸽子飞着是安静的,只有掠过头顶时,才会听到呼啸而过的声音。

南城根的天,像乡下,是蓝的,但又是狭窄拥挤的,没有让人要飞的错觉。

正对面,是一户人家的民房顶子。有铁丝绑成的晾衣绳,拴在焊于楼顶的钢管上。有长满碎花的米黄色被子,搭着,晾晒,沾满了阳光的味道。还有一条玫瑰红裤衩,女式的,挂了两天了,没人取,风吹过,摆了摆,又摆了摆。是忘了?还是人不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租房的女子,这么粗心,想不来。

晾衣绳的钢管上,蹲了只麻雀,什么时候来的没看清楚,它歪头,用嘴梳了梳羽毛,又开始发呆,在想些什么呢?或许小小的麻雀也有小小的心事,小小的心事里,盛着一座小小的城,小小的城池里,会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或许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歇歇,就歇歇脚罢了。

喝杯茶吧,看着看着就眼睛酸了,眼泪粘在睫毛上,哭了吗?怎么会呢。

左边,就是南城根的老城墙遗址,约五米高的地基,形成斜坡。有些地方,砖头从下到上砌了,防止裂开塌了。没有夯砖的地方,裸露着酥松的黄土,还有掺杂的石头。这些,曾证明,一墙之隔,就是城里乡下,像一道标签,紧紧地贴出了不同的生活,和不一样的流年。地基边,长着一溜稀稀拉拉的蒿草,可能是光照足,雨水充盈,单株都长得郁郁葱葱。

南城根上面,就是真正的楼房了,一排,两排,三排,七八层,虽然有点旧,漆都开始剥落了。但是像一个巨人,本来站得就高,俯视着拥挤、低矮、陈旧的南城根。这样一比,倒觉得南城根可怜兮兮,像个没娘的长不大的孩子。不知道住在楼上的人,爬在阳台,低下头,看南城根灰扑扑的民房和院子里熙熙攘攘的人,会作何感想?

有时候,楼房上会有说话的声音,从窗户里渗出来,落在南城根头顶上。也有时候,会有人从窗户扔下一个啤酒罐,“哐当”一声,砸在民房顶子上,或者房背后。水泥与罐子相撞的声音,异常清脆,南城根酝酿了半个下午的寂静,瞬间打碎了。院子里,闲卧的看门狗受到惊吓,就势一蹿,狂吠着,满院乱跑,像苍蝇把头掐了。房东钻出屋,仰着头,朝对面的楼上咒骂几句,你怎么不把你们家先人牌牌扔下来,你住的高就越不要脸了。狗看着主人骂,就交权了,又卧下,打起了盹。楼上没动静,也不知谁扔得,骂几句,吐口唾沫,歪着脖子又进屋了。

阳光慢慢收敛,巨大的阴影开始一寸寸摊开。风吹过,摇晃着挂在防盗栏上的干辣椒。

突然又听见细细的哭声,从右边的民房窗口里,细细的飘过来,在干燥的空气里,哭声很快就干了,化了。怎么回事?也没听见吵架声,莫名其妙,那哭声变成了哽咽,一抬头,一个长头发的女子,穿着碎花裙,捂着红红的脸,倚在窗台上。倚着倚着,就不见了。

茶凉了。太阳合拢了翅膀,黑夜渐渐包围了南城根。椅子搬进屋,风替你揭起了门帘。一个人,就这样把整个下午的光阴打发了。

剩下的凉茶水,就倒进花盆吧。

小马师

小马师是我的大学同学,二十七岁了。小马师是我们上学时赐予他的绰号,他姓马,我们叫马师,那时年龄尚小,就叫小马师。我们当地有时候称呼人直接把马师傅、牛师傅等,简称马师、牛师,这样叫干脆麻利,开门见山。

小马师住南城根45号。

没事干,我就进去溜达一圈。45号,没院子,一进门,黑咕隆咚,南北两边,二层楼面对面挨着,东边是上下的楼梯台,三尺宽,一个胖子要上去可能就夹住了。看来房东盖房时,费了脑筋,他尽量腾出每一寸空间来整一间巴掌大的屋子,收房租,挣钱。楼顶搭了一块蓝色防雨棚,滤出了一点微弱的光。小马师住二楼最边上,我每次去,都碰上他隔壁的四川女人,穿着掉色的大睡衣,吊着蜡黄的脸,睡眼惺忪,从一楼哼哧哼哧提水。

不敲门,直接推开进去,好家伙,小马师穿个三角裤衩趴床上看黄碟。

见我进来,慌忙按个暂停,呼一下坐起来,嘿嘿笑几声,一丝尴尬从脸上一扫而过。说,嗨,啥碟嘛,一点不精彩,实战的地方就那两下,啥时候借你研究一下。他从裤子里摸出烟,叼上,火机一打,一团烟罩住了干瘦的脸。

他的房子不大,黑洞洞,光线微弱,像贫血。屋里摆个双人床,支张桌子。那张床太大,褥子和床单太小,铺上去,盖不住,上下两边都裸着黑乎乎的干床板,像大人穿了小孩的衣服,胳膊腿子露了一大截,又搞笑又可怜。四周的墙壁上贴着几张足球海报,沾满了灰,角都打着卷儿。床头的空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堆饮料瓶,杂七杂八的瓶子。他从来不烧水,渴了,只喝饮料。我说你有恋瓶癖啊,他说攒它几个月,看我都喝些啥玩意,时间一长还能换包烟钱。

小马师并不是经常看黄碟,他人老实着呢。他的屋子,用他的话说,就是驻天水市接待处,啥人来,都接待,管住、管吃、管娱乐。乡里的同学朋友来,没地去,在他那挤一夜,末了他再请人家一份早点。城里的一伙狐朋狗友,没事干,去他那喝一圈,斗个地主。甚至有人把刚哄到手的女人领过去,将他打发了,鸠占鹊巢。小马师悻悻地说,晚上小心我床板,别震塌了,明天一早我收房费。那人迫不及待地把他推出门,压低声音说,赶紧去,兄弟要急着办事呢,下来我给你弄个,你耍一下。小马师露着大门牙,嘎嘎笑着,边走边说,音量调低,不要扰民啊。自个儿找别人去挤了。

小马师2008年一毕业就住南城根了,也算老住户。中途换过几个窝,但都围着南城根打游击。刚毕业的小马师在网吧当网管,晚上上班,白天睡觉,似乎昼夜颠倒了。你去,他总跟死人一样叉在大床上磨牙打呼噜,一张脸油汪汪、黑乎乎,跟煎焦的油饼一样。尤其是那脚臭,简直不堪忍受,臭味波涛汹涌从窗户溢出去,到处窜,满院人,深受其害,见他就骂,可他晚出早归,见上的机会不多。白天去算账,可他睡死了任你怎么咒吧。

后来小马师觉得与其被别人奴役,还不如给自己做牛做马,就在五里铺摆了几张台球案,当起了小老板,

日子

滋润了一段时间,也时不时带我们吃个大盘鸡、涮个小火锅。但好景不长,几个流氓常在那里滋事,后来和另一波流氓干上了,短兵相接,你剁我砍,弄了个人仰马翻,差点儿出了人命。小马师的台球杆被打成了几半截,台球案也皮开肉绽了,更严重的是自从那次打架事件以后,就没人来捣球了,生意跌到了零下。最后小马师遭遇滑铁卢,折本赔钱,回到南城根,在那黑洞洞的窝里,睡了好几天,茶饭不思。当然,这期间,小马师还参加了两次事业单位考试,但都榜上无名。

几个来回,折腾完了,人累了,心乏了。小马师似乎洗心革面了,每天宅在南城根的黑屋子,端着本资料书在复习。

这期间,他还招了近十个学生,租了个教室,办了补习班。虽然补习班挣不了几个钱,但也能混口饭吃,还不影响复习。这样一箭三雕,用他的话说,何乐而不为。

后来,小马师深居简出了,我去的次数也少了。一次去,他正气哄哄唠叨什么,问了半天,原来隔壁四川女人昨天洗了睡衣,走廊上搭了一晚,第二天不见了。便站在二楼对着小马师的门骂起了,老娘一个破睡衣,你都偷,啥子人嘛,是不过几天你连老娘也偷撒。小马师气不过,回了几句,那女人才歇了。小马师说,简直什么人嘛,我又不是变态,偷你那恶心玩意干啥,老子要偷,也偷他个貌美如花的,你那黄脸婆送我我都嫌弃呢。

最后一次去小马师南城根的房子,是年底了。天寒地冻,北风呼啸。人们穿着肥厚的棉衣,缩头弯腰,进进出出在南城根,有人提着包裹,有人扛着被褥,像逃难一样,准备回家了。到45号院,这次敲了门,进去,小马师正在烧开水,准备泡方便面,看来他不烧水的恶习改了。床上一个染黄头发的女子,裹在被子里,正在玩手机,一边玩一边莫名其妙地笑。小马师说,我女朋友,这次是正式的,你还没见过吧。后来才知道是小马师的一个网友,聊着聊着就谈上了。她在天水一家美容院上班,是河南的。

再后来小马师真的考上了,分到乡下的村学当老师去了。南城根的房子,在过年前就搬了,年过完,再没有来,带不走的一些盆盆罐罐、破椅烂桌,廉价处理给了房东。后来,听说他结婚了,可媳妇不是上次见的那女的。有时候,经过南城根45号院,就想钻进去,老觉得里面还住着小马师,可一进院,却发现里面的人全陌生了。一切都恍恍惚惚,似乎有个人真生活在南城根,似乎压根就是幻觉。南城根,像小马师这样的人,来了走了,一茬一茬,都在光阴深处消散了,空白了,只有南城根,像一块膏药,贴在那些年、那些人的记忆上。日子

不要总以为南城根永远是灰扑扑的,也不要总觉得南城根的生活一年四季都如一汪死水,无波无澜。这样想,你就错了。

当然,几百人,挤在城里巴掌大的地方,像一窝蚂蚁,确实渺小、平凡,也吵吵嚷嚷,忙忙碌碌。可偶尔有时候,南城根,也会热闹、光鲜一阵子,也会拥有一段闪亮的日子。虽然这日子,短暂如毛线头,单调如一串咳嗽,在喧哗与骚动的城市,也激不起大波浪。可这样的日子,也像一盏蜡烛,映亮了南城根干燥、皴裂的两腮上泛起的红晕。

那是腊月,初雪,和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样,来得迟疑而又忙乱。白茫茫,从西北赶来,踏着凌乱的脚步,跌落在了这方狭长的城市。于是此刻,扑面而来的雪花,像一件棉衣,披在了城市的背上,也裹上了南城根消瘦的肩头。26号院,人头攒动,一场简单的婚事,如期而至。红油漆剥落的木门上,贴着喜字,描金红纸的对联,让面色苍白的雪花有了淡淡的血丝。新房,是租的,在一楼中间,进门,一个十平米的小客厅,右手,套着一间仅容一张双人床的卧室。不过现在,房子里面,白灰刷了一遍,挂上相框,贴了喜字,绷着彩带,也简单购置了几件家具,诸如电视、洗衣机、沙发等等,让一度灰暗无光的屋里顿时显得蓬荜生辉,真是蓬荜生辉。

屋子是拥挤的,塞满了亲戚朋友,也有人蹲在院子吸烟、谝传。小小的院落,盖着一层雪,被踩的乱糟糟。新郎穿得崭新,笔挺的西服,锃亮的皮鞋,似乎还是抵不住腊月的寒冷,让他瑟瑟发抖,或许是紧张和兴奋吧。他头顶着一簇绒绒的雪,哈着白气,忙前忙后招呼人。新郎是社区的一名计生专干,农村出生,三十岁过了。他本来想等等,等申请的经适房下来,在自己的新房结婚,可等不住了,父母逼得要命,再不结,他们老两口就进土了。还好,人家女方的娘家也没嫌弃租房结婚,就说了几句,蒸馍没吃——在篮子里放着哩,房有就行了,迟早没啥,只要娃娃互相诚心就对了。新娘在一家医院上班,招聘的,租房结婚,也同意了。

婚礼是那样简单,但也是那样热闹。早上十点半,新娘和娘家人来了,披着两肩雪。狭长的巷子,响起了鞭炮声,清脆的响声回荡在南城根,惊飞了屋檐上的一层雪,浓烈的硝烟,弥漫了白茫茫的巷道。有人从窗户伸出头,瞅热闹,有人站门口,瞧新娘子。亲戚们涌进房,哈气、搓手、跺脚,新郎给新娘的长辈敬酒,三杯下肚,辛辣的酒气穿肠而过,暖意袭身,醉意也浮上了刻满皱纹的眼角。随后,所有人你拥我挤,像一条河,涌出了南城根,去了酒席上。

雪下着,那么安静,有条不紊,扑簌簌落下来,敲打着门口殷红的对联。这是一年里,南城根少有的热闹。一场婚事,足以让小小的地方染上一层薄薄的喜庆。

当然,喜庆的日子,还有八月的一个午后。小暑大暑,渐行渐远,秋分白露,环环相扣,清凉的风刮过天幕时,瓜果在巷道里随风飘香。南城根33号,房东老门坐在二楼的屋里,招呼着几个朋友。老木桌,摆在当中,擦得黑亮,是天水雕漆厂的老漆器。桌上,一盘天水酒碟,一盘油泼猪耳朵,还有凉拌洋葱木耳、油炸鸡块各一份。几个白瓷酒盅,盛满了白酒,一瓶老金徽,已经喝了六两多。老门又举杯,来来来,咱弟兄几个和尿尿泥长大的,啥话都不说,干一杯。他酒杯一送,脖子一仰,“吱”一声,喝了个底朝天。

老门的女儿考上大学了,还是个重点,能不贺一下嘛!老门早早就给几个朋友说了,瞅个空,来他家喝一场。可一直忙,大伙凑不齐。老门原先在信号厂当工人,后来下岗了,老婆也没工作。后来他弄了个关东煮摊子,推上到处窜。可能是手艺不精,也可能是运气太背,一天烟熏火燎,也挣不了几个钱,而人家邻摊的,吃的人还排着队,这真让老门羡慕嫉妒恨。幸好家里还有十来间房,一个月也租两千元,这样,十几年,日子紧紧巴巴,一天天就推过去了。女儿乖巧,学习也好,这次总算考了个如意的学校。老门说,他这一辈子,没啥骄傲的,也没能耐,唯一不比别人差的,就是生了个争气的娃。

酒过六巡,醉眼蒙眬。地上躺着两个空瓶子,酒水也洒了满地。老门高兴,是真高兴,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手一扬,迷迷糊糊地说,我一辈子就是南城根的倒霉蛋,小时候被尚义巷的三球欺负,大了,刚一顶我爸的班,工人下岗了,后来弄个烂摊子,差点赔了夫人又折兵。有人把他的手一拦,给他硬灌了一杯子,说道,都穿一条裤长大的,你倒霉,我们也好不到哪去。确实,老门的这几个朋友,日子都混的很勉强,有修自行车的,有当临时工的,最好的一个开了家半大不小的超市,当个小老板。

就这样,喝着喝着,就大了,舌头都捋不直了,你一言,我一语,叙叙旧,诉诉苦,大伙都觉得岁月短暂,光阴难熬。老门的姑娘还不停地从厨房端菜,桌上都摆满了。几个酒盅醉翻了,卧在菜汁酒水里。喝到最后,大家拍拍老门的肩,翘着僵硬的舌头说,老门啊,你算有熬头了,过几年姑娘一毕业,找份好工作,你就在南城根出人头地了。老门摇摇摆摆,眯缝着眼,点根烟,痴痴地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姑娘把自己过好就行了,我一辈子就这鳖命,在南城根生下、长大、老死就算了,来来来,我再打一关,喝高兴!

划拳的声音,显得异常粗狂,豪爽,虽然带着生活的辛酸,但是喜悦的。这声音,飘出门,钻过屋顶,落进了渐渐黑下来的夜色里。

其实,南城根,像这样带着喜气的事,像这样闪亮的日子,不仅仅是26号院的一场婚事和老门的姑娘考上大学,还有很多。比如,44号院盖起了新房,13号院的小伙有了正式工作,最后一个院的牧羊犬生了一窝狗,许师的儿子抽奖中了辆摩托,等等。只是,这些都来不及细说,更来不及回忆,一场雪落下来,一阵风吹过来,一切便都成南城根的过去了。

铺子

别看南城根小,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南城根,也一样,卖啥的似乎都不缺。

进尚义巷,下台阶,左边,一排平房,全是铺面。右边,是两层民房,一楼也开着铺子。先说左边吧,第一家是理发店,老板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经常独自坐沙发上,瞅个手掌大的电视看。有客人,就围个花布裙,干脆麻利地剪起来,她那里,如果只剪不烫不染,就便宜,只收六元。烫染一番,多少钱就不知道了。下雨天,门长锁着,天晴,她就把一条条花毛巾搭在门口的铁丝上,一溜子,好看。理发店隔壁,是麻将馆,从早到晚,彻夜通宵,哗啦啦的麻将声似乎就不断气,你想不明白那些人的生命力,怎么就那么顽强。路过时,透过黑乎乎的门帘,可以隐约看见几张脸,蜡黄、松弛,被烟雾笼罩,几双干枯的手在碧绿剔透的麻将上来回拨拉。来这里打麻将的人,常常就那几个,没工作,靠麻将养活自己。老板是个女的,又瘦又黄,一把烫焦了一样的头发披着,背后远看,像头狮子。她眼窝深陷,还经常描眉涂唇,硬把一个人打扮成了妖怪。有时候,她给打麻将的人做饭,当然不是免费的。中午、黄昏,你经过时,她就站门口,支个凳子,放着电磁炉下挂面,不过后来不做了,不知道啥原因。

再往前,是一家小卖部。最早前,是一个诊所,生意一直平平淡淡,不死不活,可后来一次开诊所的大夫给一个女人打吊瓶,太疏忽,没皮试,结果那女的青霉素过敏,一瓶水,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弄死了。

这几乎成了南城根乃至半个天水城的新闻,人们簇拥着站在那诊所门口,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似乎那个经常照面的大夫,一下子变成怪物了。大家都想看看那个大夫捅下这人命娄子,该咋收场。

公安、卫生来了,一查,那大夫还没有行医资格证,事情似乎越来越严重。不过诊所的门封了,那个大夫再也没有从南城根出现过。再后来,一对老两口,就租下了这间房,弄了个烟酒铺,门口摆了两张台球案,这样门里门外,都是生意。那老汉人矮,秃顶了,光头像打过蜡一样铮亮。一到夏天,爱穿个大裤衩,蹲在门口的台阶上,石猴一样,瞅着过往的人。要不就和捣台球的少年耍几盘,他赢了,少年给他付钱;输了,白捣一盘。

最边上,还是一家小卖部,不过人家的生意好,铺面稍大,叫超市。老板是礼县人,他人精明,会来事,靠超市发了点小财,买了辆小面包,一家三口,日子混得还算滋润。再走,就没有了。

右边,刚下台阶,是一个字画装裱店,一家子,都是外地人,看着生意也不错。屋里堆着裱好的字画,两口子,一天拿着把尺子忙活不停。隔壁,是一家洗衣店,一件单衣五元,床单被套十二元,里面也附带着缝补一下衣服,不过价钱还算便宜。这洗衣店,一到冬天,生意就出奇的好,天冷,衣服不易干,住南城根的人,就抱过来洗,加上一些租房的年轻人懒的洗衣,不论大小薄厚,统统一卷,提一包,花钱洗。

再往前,是一个小广告公司,这玩意,以前一直没,还是去年开的,老板是年轻人,矮,胖,铺子门经常敞开,摆着各种广告牌,你经过,屋子里的一切都一目了然。这老板是球迷,一到世界杯或者欧洲杯,晚上不回家,守在铺子的电脑前,看直播球赛,还总把声音拧到最大,让嘈杂的声音沿着巷子到处钻。不过让人纳闷的是,他的店里好像一年也见不到几个顾客,可他的店铺却越收拾越花哨,还把隔壁的一间也租过来,打通了,弄成了一大间。而且招了两个姑娘,给他打工。不知怎么搞的,一直没想通。

广告公司隔壁,也是一家理发店,生意不咸不淡。再隔壁,是一个蔬菜超市,南城根以前不兴蔬菜超市,卖菜的谁舍得钱租间房当铺面,都是路边上,摆个摊子,吆喝着卖,挣多挣少全装自己腰包。后来不知不觉,就开了家卖菜的,进门,三面的铁架上摆着洋芋、白菜、蒜薹、茄子等,菜倒是新鲜,不过价钱比其他地方要贵。有人嫌贵,就问,咋这么贵啊,一个西红柿就一元钱。瘦高个老板站在电子秤前,边称菜,边显得自己也很无辜地说,没办法啊,啥都涨,菜就跟着上涨了。

往前,是一个小诊所,还是对面的诊所出事后开的,大夫是个快五十的女人,感冒发烧倒是看得好,花三五块钱,就治好了。去她那看病的人不少,尤其冬天,里面就挤满吸鼻涕打喷嚏的人。诊所隔壁还是个超市。超市边上,右拐,就是进南城根的小巷道了。

巷道里,也开个麻将馆,似乎黑白昼夜不消停。里面摆两张麻将桌,几个黑黝黝的男人,冒着汗和油,哗啦啦打。也有女人领着半大的孩子,站一旁观战。晚上,边打边喝啤酒,尿憋了,一出门,两步跨到对面民房背后,哗一声,尿起了,也不害臊,不怕人。时间长了,那坨墙,经常湿漉漉,沾着白色的尿渍,臊臭难闻。穿七寸短裙的女子,路过时,总是皱眉,扇手,匆匆而过。孩子们经过时边跑边喊,臭死了,臭死了。不过再臊臭,该尿还是照尿,反正没人管。

当然,耍钱的地方事情稠,这个麻将馆也不省油,一次,两拨不认识的凑一起耍,结果起了争执,先骂,后打,最后一个少年,一把水果刀,朝对方手指剁下去,嗨!差那么一丝,就断成两截了,最后受伤的人拢着那根藕断丝连的手指,去了医院。剩余的人,互相对骂,双方嘴上都不饶人,像吃了生铁。那是晚上十点多,硬把迷迷糊糊要睡觉的南城根,整的跟大白天一样热闹。

巷道口左手,有一家彩票吧,一家面条铺,还有一个榨油房。榨油坊门口的墙上,贴着大幅喷绘,印着“悯农人油坊”的店名,还有一些菜油、胡麻油的营养介绍等。那个卖彩票的房子,有人开玩笑,说风水不正,啥都开不长久。不过还真是实话,在最早前,是卖碟的,但开着开着,就关门歇业了。后来附近工地的民工租着,住了一段时间,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住着住着不知啥原因,搬走了。再后来两个姑娘租下来,大概粉刷了一番,开了麻辣烫店,刚开始,还有人吃,后来人越来越少,两个姑娘整天坐在店里,木偶一般,就是没客人,一直入不敷出,也就关门了。随后,又有人租下,开了个性用品店,开业那天,鞭炮礼花放了老半天,把拥挤的南城根震得坐不稳。前来庆贺的亲朋一大堆,大家想着,南城根,人杂,听说还住着小姐,开个性用品店,生意没问题。但随后,现实和他们的判断简直大相径庭,不但没有人光顾,就连一个小姐的影子也没见着,开店的人把即将过期的性用品拉上三轮车,带着对南城根的不解和愤懑,离开了。最后,也就是现在,有人租上,开了个彩票吧,开了估计有一年了,这次,掐指头一算,可能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了。但还是有人说,好景不长。

再走,就没有了。也就到了高高勃起的和南城根似乎格格不入的新小区了,那里,窗明几净,不食人间烟火。而南城根依旧乱哄哄、灰扑扑,装着油盐酱醋、烟酒糖茶,这些寻常人家的日用品,甚至装着理发洗衣、吃喝拉撒,这些草根百姓的琐碎生活。多少年了,跟南城根的居民紧紧长在一起了,撕不开也剥不掉。也正是这些有别于大型超市、连锁店的小店铺,给了南城根的人,一个个新鲜、寡淡、廉价的日出月落。而光阴,也就在毛票、计较、争吵、嬉笑怒骂的混杂中,被一双双手摸索旧了。

老贾说

我去找老贾。他在自己昏暗的屋子看电视。一台沾满油渍的老电视,蹲在木柜上,喘息着,屏幕上的雪花,白花花地下,还有杂音,电流声无休无止。老贾坐床上,忙着铺凉席。

他说,你看这席子,别人送的,去年铺了一年,今年还新崭崭的,有个凉席,一夏天我就过了。我坐床沿上,说,这席子质量好,你看,扎的多结实。老贾指着左手墙台的一尊八寸高的菩萨。说,我屋子的东西不是我捡的,就是人送的,这菩萨就是捡的。我问,菩萨也有人扔啊?他说,是花鸟市场卖佛爷、菩萨的,走的时候,把破的就丢了,我一看这一尊,好好的,就捡来供上了。

老贾从床沿边把烟叶盒端到眼前。拿过衣服,摸出烟锅。

我问,你到南城根住了多少年了?

时间长了,我48年生的,属鼠的,你算算,打从生下就在这。他左手握着烟锅头,右手撮了烟叶,揉成疙瘩,按到烟锅头上,摁了摁。

那老先人在啥地方?七里墩的一个沟里,往进走,就到了,那时候回回造反杀人,逼得不行,拖家带口,逃难就逃到城里,在南城根安家了。老家还有亲戚没?过了几辈人了,没啥来往,不是说一辈亲,二辈远,三辈过了再不管嘛,前年,一个老兄弟死了,就再没去过,没啥交往了。

老贾点了火柴,火苗一跳,亮光打在他苍老的脸上,一闪,又黑了。一团白烟他从鼻孔里涌出来,散了。

南城根以前啥样子,你记得不?我把电视的声音调低了一点。

记得,咋记不得呢,以前,南城根,上台阶那地方有个城门,不过是侧门,木头夯起的,我进城、担粪、卖菜,常走,两边里是城墙。

城墙那时候还在?咋不在,地基上面就是城墙,几丈高,有城墙垛子,墙厚的很,后来就一点点挖了,这城根背后有个南坑,你晓得不?晓得。哦,天水市以前有八大坑,都是挖土修城墙的,南坑就是修这半截城墙时取土的,以前坑深的跟啥一样,一下雨,水进去,像涝坝一样,能淹死人。

他边说边狠狠抽一口烟,满脸的皱纹,收藏了昏暗的光线。偶尔有南城根的狗叫声,飘过来,轻轻落在窗口,惊不起一粒尘埃。他像陷入了回忆的河流,又开始说起了。

南城根,以前毛爷手里,叫东方红大队南城根一队、二队,我们这一片,就是南城根二队,藉滨市场那一坨,就是一队,那时候,我们二队有二三百户人,从公园过来,到电视台,再往前,一长溜,全是,黑沉沉的瓦房。到后来,盖单位,就拆了一部分,搬到罗峪小区去了,现在二队就剩我们这一点了。

老贾咽了口唾沫,从一个木头烟灰缸沿上,磕了磕烟锅。黄铜和梨木撞击的声音,沉闷,迟钝,像一个老年人的心跳。

以前还是一个村的,后来搬走了,就见不上了,以前一起耍的、上工的,老的老,死的死,生下的后一辈对南城根没印象了。

一阵沉默,老贾还在遥想那些年的南城根,电流像一根铁丝,把大脑一匝匝捆了。我站起来,摁开灯,关了电视,一瞬间,安静如同一盆凉水,迎面扑来,让人心惊。灯依旧是昏黄的,毛茸茸,落下来,罩住了陈旧的屋子。老贾放下烟锅,往墙上靠了靠。

我问,南城根,以前种地不?

种,不过多数都是菜,菠菜、芹菜、韭菜、菜瓜、茄,啥都种,公园那边,藉河边上,巷子口的马路,以前全是菜地,很大的一片,一到六月伏天里,到处绿汪汪,水灵灵,人钻到菜地,就摸不出来了,你进地,没一会,就摘一篮子菜。还从东桥头那里引了一股水,巷子口那里有两盘水磨,周家磨、马家磨,磨面、浇水,干啥都方便。我们二队地多,种菜的是川地,南北两山,还有山地,种麦。那时,其实地里的菜,我们自己吃不了多少,挑进城,就卖了。

以前城市啥样?那时,都老瓦房,街面窄窄的,跟现在一点都不一样了,现在我不认识了,跟个瞎子一样,摸不来了。

小时候你都干啥?小时候啊,还是农业社,种菜、背粪,挣工分。辛苦不?以前的人都硬实,力气一疙瘩一疙瘩,不像现在,都水豆腐一样——虚的。后来呢?后来就到张川去了几年,回来就进工厂了。

时间真快,一晃,几十年就过了。我第一次在南城根感到了时间在一个老人的记忆里奔跑而过,把衰老、疲惫、病痛丢了一路,让他用后半生去收拾、打理。老贾说,我在这城墙下活了一辈子,这里的啥,我都看清看透了,过几年,说不准,这南城根二队也就拆了,到时候,啥都就没了,我也就死了,儿孙们都是负心贼,南城根对他们没啥意思。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南城根,我知道,他用六十多年把一个地方生活旧了,这里,也曾安置了他和几百人的光阴,一盏盏亮着,亮着,就灭了。南城根的一切,他都如数家珍,怀揣于心。

老贾打了个哈欠,时间不早了。南城根,静悄悄的,没有一丝风吹草动,像一个安详的老妇人,睡熟了。它一定不知道,今夜,有人说起来了她的过去,那曾经绿汪汪、水灵灵的年轻时的模样,打湿了一个老人的心。

老贾从床上下来,准备关门,我说,把窗户闭上,有蚊子。他咳嗽了几声,说,我的老旱烟,蚊子一进来,就熏死了,再说,我老汉了,皮厚实,蚊子一咬,把它老鬼的牙就磕了。他笑了笑。关上门。

灯灭了。黑暗的双手,捂住了南城根,像捂住了一颗渐渐安静下来的心跳。没有人知道,今夜,有人说起了南城根,那年轻的岁月。

豆豆是条狗

豆豆,77号院一条苏格兰牧羊犬的名字。我不爱狗,也不知品种是否纯正。

这狗应该很老了,我刚搬到77号院住,它就老的蔫不拉几,现在,更是蔫不拉几了。给一条老掉牙的狗取一个很嫩的名字,多少让人感觉好笑。但满院人,都这么叫,也就习以为常了。

狗是什么时候养的?没问过,卖的还是讨的?也不知道。不过房东老汉的儿子,倒是爱养一些猫狗之类,闲来无事,他便脱了上衣,拖条花裤衩,打着口哨,惹惹猫,逗逗狗。如果天气晴好,他把豆豆领到院子,打盆凉水,会洗个澡。洗完了,狗屁股上一脚,说,楼上晒太阳去。狗披着湿漉漉的黄毛,浑身一抖,水点四溅,唰一声,蹿上了台阶。看来再老的狗,也能挤一点劲,显一显当年的身手,要不,就只有等剥皮熬骨的份了。

豆豆爱虚张声势,我不知道这是苏格兰牧羊犬的特性,还是南城根狗的个性。有生人进门,它总是跟上战场一样,呐喊着,冲下楼,扎出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呼啦一声,扑到了你面前。你要是心虚胆小,逃之夭夭,那也就罢了。狗骂几声,无聊了,窃喜着,也就恹恹而去,继续做白日梦了。你要迎上去,假装对着干,它立马就蔫了,晃着尾巴,满脸媚笑和歉意,躬身而让。

当然,作为一条有了年岁的狗,比起南城根其他年少轻狂的狗,豆豆就显得颇有风度,至少有一种成熟的稳重,那种轻薄的虚张声势,也不轻易示人了。不像24号院那只拳头大小的黑狗,每天站门前,只要有人经过,就撕破嗓子叫骂,貌似路是他家的一般,像流氓、小混混,欠揍。更不像那巷子里流浪的野狗,嗅到肉香,就蹭过来,闻到火药味,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很多时候,其实豆豆是把那种故作的虚张声势,收敛成一个午后,或者半个黄昏的沉睡。那些装腔作势,只是偶尔拿出来,练练腿脚罢了。它都一把年纪了,看家护院的担子,留给那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肥猫吧。再说,没几个贼愿意跑到77号院来偷个床单锅碗之类,这里是死胡同,好进难出。这些,一条把南城根生活旧了的狗,比谁都清楚。

于是,多数时间,它趴着,像一团烂布,闭上眼,打着盹,或者思考着什么,谁知道呢。一个人,到知天命之年,就喜欢把松散的骨头摊开,让阳光烤烤,烤出松木的味道,也喜欢闭上昏花的双眼,提前适应那即将铺天盖地而来的黑暗。一条狗,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刚搬进77号院的时候,豆豆就老了,把苏格兰牧羊犬的那种老相全盘托出来,修长、消瘦的面孔,下垂的尾巴,散乱、繁杂的狗毛,多像一位在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我住一楼时,它便每天晚上卧在我门口,再也不回狗窝了。我很纳闷,我不爱狗,也不施舍,更不亲近,它为何老待在我门口。有段时间,总有“笃笃笃”的敲门声,我以为有人,喊,谁啊?没声息,又是“笃笃笃”。我只好咒骂着起床,开门,两边一瞅,没人,郁闷。如此一段时间,才知道是狗在用尾巴敲门。它想进来喝茶?还是叙旧?还是仅仅玩玩恶作剧?狗从来没有告诉我。

后来,我搬到二楼,本想着狗晚上就不来了。可它还是不离不弃,卧到了二楼门口,只是敲门的次数少了。但有时,当门虚掩着,它就揭起门帘,探进头,朝屋里瞅一眼,好像在看我干啥,我骂一句,你有偷窥癖吗?它脖子一缩,嘴角一撇,走了,似有委屈,似有无辜。我也纳闷,院子住着七八户人家,为何偏偏跑到我门口,难不成我命中有狗缘。于是,有段时间,我会莫名想起,大雨瓢泼,茅草屋下,烛光摇曳,书生和狐狸的昏暗故事。

除了敲门、窥探,豆豆还有一种让人迷惑的习惯。或许,作为一个狗,没有几个怪癖,是不足以在狗界混出点名堂的,这和人一样。每当有飞机从头顶飞过,或者放鞭炮,豆豆一遇此种情形,就会失常,总是昂头朝天,奔上蹿下,狂叫不止,如打了鸡血一般。我听过狂犬吠日这一词,但是狂犬吠机,倒是罕见。试想,炎炎夏日,午睡正浓,飞机滑过小院,狗便声嘶力竭,嚎叫不休,这是多么让人咬牙切齿的事,真想翻身而起,给它当头一棒。

不知其他狗有没有看见飞机、听见炮声,就会抽筋一般的作风。于是,我常联想,这狗,或许上辈子是被鬼子的飞机用炮弹炸死的,所以,这辈子,一看见飞机,听见炮声,就充满了无端的恐惧和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么一想,我倒心宽了。

在南城根,一条狗比一个人更了解这里的细节。正如豆豆,它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装得更像一条狗,吓唬吓唬陌生人。当人们在时间的灰尘里,步履匆匆时,一条狗用缓慢的步子,在巷道里溜达一圈,它比我们熟悉巷子里菜色的面庞,也更比我们熟悉城墙下那生活的本色。我们呢,在这里漂浮上两三年,甚至更短,就流落别处了。而狗呢,尤其是豆豆,它用一辈子把一个地方活的泛白、发旧,它把心贴下来,最后也就成了南城根的一部分。在夜晚,大地之上,星辰之下,南城根的人,都包裹在梦里了,只有那条狗,还醒着,它掀开大门,披着满身苍老,蹒跚而行,它想看看南城根,这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是否还有什么落下的往事。

而此刻,漆黑的巷道,飘过了一个比黑更黑的影子。

南坑

狭义上讲,南坑不属于南城根的地方了。可南坑,依然和南城根有着扯不断的瓜葛。

以前修城墙,人们就在一块没有名字的闲置的地皮上取土,取出的黄土,酥散、耐黏,又易板结成块,结实牢固。当然也与就地取材、方便运输有关。这些土就一圈圈、一层层成了南城根这一段的城墙。或许那些时光,这块地方,成了它一辈子最热闹繁华的日子,挑筐推车,挖土运沙,叫号子,吼秦腔,挥汗如雨下,妇女送汤,孩子嬉耍。原先平展的地方,日益下沉,成窝,成洞,最后就成了坑。于是,人们就叫它南坑了。

如今,南城根上的城墙早已寸土不留、灰飞烟灭了。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里曾筑起过牢靠的城墙,更没有人知道城墙的高低窄厚和一堵城墙对于一座城池的意义。那个叫南坑的地方,祖先们再挥洒过血汗,但这与子孙又何干。历史的风沙最终会湮没所有事物当初存在的价值,甚至记忆。何况一堵墙、一个坑。

如今,墙已不见,坑也被水泥厚厚的糊了,里面装满了祖先们想的脑浆迸裂都想不到的“现代文明”。

朝北,出尚义巷,左拐,直走,百米外,左手一边,就是南坑了。两边的建筑挤出一条水泥巷道,没有门,当然也不需要有门。直走,一直是慢下坡。还可以隐隐感觉到当年大坑的形貌和气场。不过,现在人们更多时候叫南坑体育场,进得院内,两边有舞厅、乒乓球室,往前,是一个旱冰场,占去了一大片地方,再往前,坑的最深处,是一个篮球场,由原先的坑底平整装修成,四面的坑壁筑成了台阶,供人坐。什么时候把一个大土坑开发成体育场的,不得而知,之前又是什么样子,也无从知晓,只有靠想象来填补了。

这坑里,一年举办的和体育有关的赛事也寥寥无几,去锻炼的人,也不多。所以更多时候,我很难把它跟体育联系在一起,我宁可它一直叫南坑。那个被掏空了心事的地方,多少还呈现着一个城市的往事。

我去南坑的次数,也屈指可数。第一次,是学校组织去,给一场歌舞比赛充人数。我坐在篮球场的台阶上,只记得那坑真深,那天的阳光,从西而来,真毒。后来去滑过两三次旱冰,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同学沉迷于旱冰的那种自由和飘忽里,花五元钱,租一双鞋,随便滑半个下午。

还有一次,是在晚上,自然,和体育没有关系。一个朋友过生日,叫我去,喝了啤酒,临走时,他觉得没有尽兴,打发了女朋友,带我们去酒吧继续喝。于是,趁着夜色,我们来到了南坑。我一直不知道那里面还有酒吧。厚厚的门帘,昏暗的灯光,流动的人影,衣着暴露的女人,一切营造出一种怪异腐烂的气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酒吧弄得跟地下城和恐怖城一样。大家开始喝酒,酒水很贵,小瓶啤酒,能倒一杯半,要十元。这时,有衣着裸露的女人凑过来,在模糊的光线里,隐约可以看见那涂的可以刮下一层的劣质脂粉,还有血红的嘴唇,抹不平的皱纹,组合成一副年老色衰的相貌。她们坐在男人们的腿上,一手勾住男人的脖子,一手端起酒杯,自己抿一口,送到男人嘴边,妖声怪气地说,大哥,跳一曲嘛。不会跳啊。男人脖子一伸,喝了酒。可以教你啊,很简单呢。怎么个教法?男人故意逗弄,其实他们心知肚明。讨厌,你进去了就知道了,是个男人都会的,去嘛,帅哥。那女人开始故作撒娇,用裸露的胸部蹭着男人的脸。于是,男人摇摇晃晃,醉醺醺,揽着那女人水桶般的腰,到后面一个更阴暗的地方去了。

我第一次才知道,原来酒吧,竟是如此藏污纳垢,那些关于生活中美好的部分被又一次打碎了。后来才听说,这类地方,叫摸吧,起源于深圳,滥觞于兰州,之后,西部的小城就随处生根发芽了。那女人所谓跳一曲,其实是男人花十元钱,在一支曲子的时间里,到大厅后面的包厢里,在那女人身上随便摸。于是,男人得到了肉欲的满足,女人得到了所需的金钱。

交易就这么简单。交易就在黑暗里泛着铜臭和欲望的泡沫,胀破了。

一会儿,那男人出来了,一脸满足,略带羞涩,女人跟在身后,十元钱一付,屁股一拍,就了解了。如果女人在你身上磨蹭了好久,你仍无动于衷,她们会抛下鄙视的眼神,来一句,穷鬼,还来摸。便又去捕猎了。她们不可能在一个男人身上花太多精力,因为三五分钟的时间她们就可以完成一次交易。据说,那些略有姿色,又善于卖弄的,一晚上可以挣三四百,一个月,少说也有万元的收入。

我那朋友,刚开始还本分,只管喝酒,只有其他人去摸了,后来,大家鼓励、嘲笑、怂恿,他还是“跳了一曲”。再后来,又反复去了好几次,当然,每次都换了不一样的女人。身上的钱就这样十元十元进了那些女人的腰包,甚至别人还给他“请了几客”。他们让我去,我拒绝了,他们知道我的为人,也不再怂恿。

或许老祖先永远也想不到,那个他们曾经取土修墙的坑,在公元两千年以后的日子,会有难以想象的用途。就算他们知道了,又会有何感想?

有人说,南城根,住着那些摸吧女人,我不知道。或许有,两地离得近,凌晨下班,三两步,就到了租住的地方。可以早早回家数钱,早早睡觉。只是,这些,我没有遇见罢了。

当然,南城根和南坑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每天早晨,当南城根揉着眼角的眼屎,打着哈欠时,紧紧相连的南坑就早早响起了腰鼓的声音,那是穿着大红大绿的老太太在晨练,除了雨天,她们似乎毫不间断。那些干脆的鼓点,飘开来,一粒粒落到了逼窄的院子里,似乎告诉南城根的人,又一个充满鸡毛蒜皮的日子开始了,于是,咳嗽声、倒便盆的哗啦声、孩子的哭声、女人懒散的拖鞋声,在掠过巷口白杨树叶子的阳光下,斑斑驳驳,摊开了。

南城根的老人,是不会去南坑晨练健身的,他们扫扫门口的垃圾,捡几个空塑料瓶换个零花钱,给孙子颤巍巍做两顿饭,然后坐在大门口,任细细的阳光在脸上,刻下苍老,任晚风吹旧那穿了多年的衣衫。虽然他们在南城根活了一辈子,可世界变化太快,他们想不到南坑里的空旷与糜烂,他们更想不到那遥远的挖掘,以及,正在上演的那些霉变的交易。他们唯一能想到的,死亡,像一件华丽丽的袍子,正披向了他们的肩头,不远的日子,他们会体体面面的离开南城根,和老城墙一样,成为记忆中,那一缕可有可无。

从尚义巷到合作路

从尚义巷到合作路。走捷路,方便,自在。我不喜欢那些看似宽阔的大道,实则是鼠肚鸡肠,容不得贫苦人行走。

上南城根的台阶,不必直走,向右,穿过一条七八百米的巷子,走到头,就是合作路了。

小巷,往里走,左边是尚义巷社区办公地。门口栽满了大齐叶花,齐刷刷站着,热热闹闹一片,你推我搡,大大咧咧,挺着手掌一样粗糙宽阔的叶子,和小碗口似的花朵,风一吹,一晃,又一晃,像乡下的大姑娘,不腼腆。大齐叶花学名叫什么?真不知道。不过也是贫贱的花草,入不了厅堂,学校、单位的花园经常栽,耐活。小时候,我们把花瓣摘下,在花瓣底端撕开,有种黏黏的汁,然后贴在脸上,花里胡哨,装妖怪玩。小时候的快乐真简单。

大齐叶花农历六月开,开的粗,开的艳,那时麦子要进场。看见这种花,我就想起麦场有虚虚的土,饱满的麦穗丢在了半路上,还有蚂蚱,在干燥的阳光里晒绿翅膀。

往里走,巷子两边都砌着砖墙,两米高。右边是小区围墙,左边是一家厂房的墙。二三月,爬山虎蹿上墙,一个跟头翻到了墙外边。五六月,爬山虎绿油油一大片,风过去,像湖,波纹荡漾。长着长着,爬山虎都快到地上了,有人就剪了,叶子、枝干,撒了一地,多可惜。另一边,五月天,有粉色的、雪白的蔷薇花,骑在墙头开,一嘟噜,一嘟噜,很耐看。我祖父家大门口也栽着蔷薇,大红的,像火焰,带刺的枝条和叶片,都把白瓷砖大门顶盖住了。蔷薇花肯长,一年一个样,我一直想在我家门口转角处栽一株,后来那地方父亲种了竹子。

接着走吧,就没有了花草,两边都是高高的墙,旧砖头和泥沙一层层垒起来,砖头破损,泥沙剥落,有种岁月老掉的味道。墙面上有涂鸦,大红大紫,多是一些不认识的图案。有一个生日快乐的英语单词,我想可能是哪个少年给姑娘专门喷的,到晚上,点好多蜡烛,给那姑娘看。这样的礼物,想着也温暖、浪漫。

右边小区栽着一些木本植物,比如樱桃、花椒、玉兰、石榴,还有一两株我不认识,开金银花的样子。玉兰开花早,像一瓣瓣月亮做成,抬起头,就能看到。看玉兰开花,心里亮堂。樱桃也开花,好像不结果。花椒的红果果,一粒粒,探出墙来,经过时,一股淡淡的麻辣味。不过没熟透,花椒果,就被小区的人摘了。石榴开花,不倚墙,高高在上,像穿红裙的女子,在说,喂!看这儿!

其实最好看的,还是墙顶横着的电线上,那葳蕤缠绕的苦瓜和牵牛。苦瓜秧子像蛇,开酒盅一样的黄花,远看,真是一种细小的景致。牵牛开蓝花,好像要跟苦瓜花碰杯。嗨!金酒杯、蓝酒杯,一碰,八点半的阳光就溅出来了。有一天,我一抬头,发现苦瓜花落了,结了一根胳膊粗、八九寸长的苦瓜,悬在电线上。穿过巷子的麻雀瞅一眼,一惊、一笑,飞走了,风过来,摸一摸,苦瓜晃啊晃。

再往前,是一个倒闭的小厂子,好像叫毛毯厂。过了厂子,再有三五十步,就到合作路了。合作路,车水马龙,没什么意思了。

毛毯厂两扇铁大门经常闭着,却关不住一院萧瑟和败落。五六十年代的红砖厂房立着,像瘦骨嶙峋的老头,与四周“高富帅”的楼房有些不搭调了。现在厂里面办了幼儿园,早晚,有接送孩子的人,倒不至于太凄凉。天水以前大大小小的厂子真多,刃具厂、甘绒厂、软木厂、钢厂、信号厂等等,现在全倒闭了。只有一些以厂名命名的家属院,还隐约证明着那个时代的繁华与火热。

这条巷子有两个小转角,总有人粘住墙撒尿,撒完了,抖一抖,边走边系裤子,一转弯,消失了。墙上一坨湿漉漉的“地图”,地上一条蜿蜒的“青蛇”。这里偏僻,又是转角,行人少,也就成了撒野尿的理想地。冬天,经过,还好些。夏天,就臊臭难闻了。

我第一次走这小巷子,是2007年,到电视台上班时,有人带我们穿过巷子去另一个地方参加招聘考试。那次觉得巷子特别长,似乎走了很久。现在常走,就没那种漫长的感觉了。走惯了这巷子,巷子里的人和事,也就清楚了。晚上九十点,有时经过,附近学校的学生下自习,就进巷子,一男一女,拥抱在一起,不声不响,像一棵树。这巷子晚上行人少,没打扰,也黑,看不清脸面,就不用担心老师和家长了。再晚些,就有些害怕了,小巷幽深,黯然无光,寂静也冷清,要是遇到贼,两头一卡,就堵死了。当然,这条巷子也没听见谁被抢过。

倒是有一次,下大雨,晚上十一点我经过巷子,走到中间,远远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贴着墙。我想也不是墙墩什么,有点纳闷,再走,却听见哗哗的雨声里混着湿漉漉的哭声,我有些紧张了,走到跟前,斜瞟一眼,是一个穿黑衣黑裤的姑娘,长头发水淋淋垂下来,看不到脸,只听见细细的呜咽从头发下面飘出来,像飘游的雨丝,让人恐怖,我立马想到了鬼,赶紧落荒而逃。从那以后,下雨天的晚上,我基本就不走那巷子了。

空房子

老尕一楼最角上的那间房子一直空着,空了两个月,有人来租,一看,嫌小,嫌贵,嫌没光线。租房的人后脚刚出门,老尕边剔牙,边逗弄着笼子里的画眉,压低声音嚷道,还嫌小,别墅大,有钱租去,这么好的房,南城根再没,不识货。食指一弹,牙签上的一丝肉,飞了。

房子就这样空着,堆满了烂报纸、破床板,还有安家落户的灰尘。

直到正月底,一个乡下的年轻女人领着一儿一女住进去了。没嫌小,房租一月一百元,也没意见,水电费另算。那女人也就三十过一点,经常穿淡蓝色棉衣,黑裤子,头发扎起来,两腮泛红(西北这一带乡里的女人大都有“红二团”,像撕不去的两道标签),鼻尖上绣满细密的雀斑。走路腰略弯,可能跟干农活有关,不像城里的女人,恨不得把腰拉成钢丝。

那女人住进去,摆了一张大床,墙角支起锅灶,门口蹲一煤炉,地上就跟巴掌差不多大了。房子倒打扫的干净,锅碗瓢盆都安顿在地方上。她是专门租房,供孩子上城里的学校。这两年,很多人把孩子带到城里来上学,他们觉得乡下教学条件差,老师教的也不尽心。于是,每到春秋两季开学,乡下的学校就少一茬学生,真像杨令公引儿——越引越少,现在成了一股风气。

那女人每天一大早,起来把院子扫一遍,好像院子是她家的。当然,这省了老尕的事,他倒是高兴。然后,她把小女儿送到尚义巷一家私人幼儿园。刚开始,那孩子死活不去,哭闹着,把南城根都吵的心神不宁,后来习惯了,八点多,背个不协调的大书包,一颠儿一颠儿,上学去了。大儿子,上三年级,在附近的小学,十分钟就走到了,她很少送。送完孩子,似乎就消闲了,提个凳子,坐门口,绣十字绣。老尕在院子给鸟添水,皱巴巴的老脸,糊满睡意。她给老尕说,她家里五口人,他们两口子,两个孩子,还有一个阿公。带孩子进城,阿公不同意,认为儿媳妇避清闲,她一走,打春了地里活全是他老汉一人的,是要他的一把老命,她男人正月十五一过,打工去了,即使在,说话也不顶事。她还说,给儿子在城里报个名真难,人托人,花了钱,送了情,结果被托的人调走了,后来又找到一个两辈人不来往的远亲戚,送了两条猪腿,总算把事办成了,那中间受到的气,看的脸色,让她死的心都有了。

老尕撮起豁牙的嘴,对着画眉打几个口哨,逗一逗,说,还是你们乡里好,吃喝不要钱,不交皇粮不纳税,哪像我们城里人,除了呼吸空气放屁不要钱,啥都花钱。老尕带着小市民那种油滑轻蔑的腔调,说了一串八竿子打不着的话。

女人没搭言,起身换了炉子里一块奄奄一息的蜂窝煤。

一天的时间,她给两个孩子做中午、晚上两顿饭,一送一接上幼儿园的女儿,基本就闲了,不比乡下,喂猪、喂鸡、烙馍、烧炕,一天总是忙忙乱乱,有点空当,还要串串门。在这里,没有可以进出的门,一院人,各过各的日子,照面了,点个头,再无瓜葛。晚上,她就督促着两个孩子写作业,一个爬左边床上,一个右边,她坐中间,隔开。孩子写一会,分神,一个抠铅笔头,一个开始打盹,她屁股上一人一巴掌,骂开了,两个喂狼的,我背上一身骂,花了冤枉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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