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风而行：水皮财智启示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水皮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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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风而行：水皮财智启示录试读：

前言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坚守财经新闻领域20余载的水皮，一直紧跟中国经济潮流，始终跑在别人前面，可谓“领头羊”。他的财经评论，从内容上看，因职业关系而追求客观，与经济学家立足点不同；从文笔上看，曾为文科状元的他追求精到，功底深厚，“股市鲁迅”绝非浪得虚名。

故而水皮的“御风而行”，绝不是轻飘飘的“悬浮”，而是基于扎实的功底和经历。本文九问水皮，论做人，他时时提醒自己不惧挫折、脚踏实地；论事业，他追求厚积薄发、坚持不懈；论写作，他自问诚恳无悔。

做人，要够“man”

问：如果送给年轻人你觉得最重要的三个词，会是哪三个？

水皮：“责任感”、“有追求”和“不怕归零”，是我现在还时时提醒自己的三个词。

对父母、对家庭、对自己负责非常重要。我高中只读了两年就提前高考。当时父母已经退休，我感觉自己已经成人，不能再依靠家里，所以从重点中学转去第二年就可以高考的普通高中。不过正因为有了这种压力，自食其力反而没那么难，渐渐地，这种责任感就成了习惯。

另外，我常提醒自己一定要追求最好—在自立的前提下，要对自己有所要求。高考时，我是苏州的文科状元，这之后就开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既然已经成了状元，那以后的每一步，都必须高标准严要求。

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如果你要我形容水皮，我会说自己很“man”，很男人。“男人”的含义有很多，有江湖，有义气，有胆量，敢做敢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拿我身处的行业来说，新闻是一个相对理想化的行业，记者有时会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诚然，虽然我大部分的人生算得上顺风顺水，也曾经因为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受过点挫折，但我并不后悔那时的大无畏精神。

其实，只要任何时候都不怕归零，大不了从头再来，就会养成一种让人欣赏的气概。抛开机会成本确实很难，但有时候做决定，一定要放弃利诱、不计成本、宁可归零。男人要像男人！

问：有没有一些弱点是自己需要克服的？

水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很难突破自我。我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靠自己没办法不停地进步。人都会产生惰性，跟自己的过去比、同行比，都会有心满意足的时候。所以我选择《华夏时报》，选择王健林来做我的老板。他是一个有大追求的人，一直在向前跑，让其他人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跟着他，我可以被动地进步，能够不停地上新台阶。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健林会带着别人突破能力的极限，让我可以踏踏实实地在媒体这个领域做好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这种充满“正能量”的人来激励自己。

做新闻，是种“另辟蹊径”

水皮的事业选择，可以用“另辟蹊径”来形容。在20世纪80年代，新闻专业的他，选择做当时几乎无先例的财经新闻；有了一些经济基础的人纷纷转向商业，做投资、基金之时，他还坚守在新闻事业中。这看似特别的道路，在水皮看来，却是最理想的选择，也是他毕生付出。

问：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将你的新闻路与财经联系在了一起？

水皮：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在学习欲最旺盛时，碰上了这个中国资本从无到有，渐渐培育出巨大的市场的大时代。

我比同龄人的运气更好。我本科与研究生学习的都是新闻，实际上都与经济无关。但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新闻系研究生时，经济大潮席卷而来，大家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开始关注前沿的市场。当时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有大量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的港版和台湾版的股市书，我如获至宝，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通读了数遍。在彼时，恐怕连经济专业的学生也未必有这种机会。正是这种幸运的选择，确定了我的职业方向。

有了这些珍贵的知识积累，我1989年毕业后加入《工商时报》，大胆地要求开设股市专栏，这在当时简直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同时代的大部分人，还不清楚股票、股市的含义，更不要说什么是K线图了。在专栏中，我做了大胆的尝试，乘着1990年股市即将开放的东风，借媒体的平台，给读者介绍什么是股票、股份制，解读国家公布的文件，普及经济学常识。在这方面，我与同龄人比，确实是赢在了起跑线上。那时我绝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真的有足够自信点评股市。现在回望，当时我年轻，没有束缚，可能反而更能看清一些现象的本质。

问：20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水皮：“客观、客观、再客观”是新闻界的紧箍咒。因为深知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主观”做出来的，所以我们更要强调客观，尽可能找到方方面面的信息，展示给公众。记者的身份决定了我们一方面“见多识广”，并且对新消息非常敏感；另一方面我们也时刻谨记不能过分陷入市场之中，要对自己有所约束。对市场本身、市场趋势、个股的评论，都要紧抓一个关键词“客观”。多年的紧箍咒给了我非常好的观察、评论市场的角度，既身在其中，又要经常跳出其外，如此不停地跳进跳出，尽量还原真实。

问：为何要坚持做报纸而非转向商业？

水皮：乐观是我的天性，能够在这个行业坚持下去，与我的天性有关。我是有理想情结的，觉得这个社会需要推动力，而新闻媒体在社会转型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我热爱自己的事业。成就感对我而言，是做一个行业到了巅峰，才会让人产生掉头而去的概念，我不赞同轻易转行。到目前为止，自己在这一行还没做到出类拔萃的地步。事业没有做完，更没有达到巅峰，自然就没有所谓的“功成身退”。

至于很多人关注的“挣钱”问题，我更不可能有成就感—如果以收入多少来评价社会价值或者个人价值，太多人比我做得好多了！

御风，高飞远行

问：书中第一章主要是论人。这些你所写过的人，都有什么特点？

水皮：我曾经写过许多人，先观察他们的微妙动作，然后来写。这些人都非常有责任感、有追求，更加有胸怀。很多人看了我写的文章，即便是批评他们的，也依然对我说，你要继续写，我特别希望听到你的真实想法。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大胸怀。这些真正能成名成家的人，我都非常尊敬，这是一种既不会“羡慕嫉妒恨”，也不至于仰视他们的情感。

书中写到的人，有些的确和我交往较多，也有些是朋友，有些算不上朋友，却也都认识。我一般不会评论不认识的人。写他们的立足点，肯定都是善意的，也许我讨论的不一定对，但不管对错，我都能坦然面对对方，与人为善是我的原则。

问：说回书中的内容，房地产是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一直处在社会风口浪尖的话题。你的最新看法是什么？

水皮：我还是坚持立法禁止炒房。法律规定好，我们可以买几套房，大家来执行，是一种依法治国的做法。其实后来我们的一些措施，从严厉程度上讲，已经远远超出了立法禁止炒房的概念，甚至会“伤及无辜”。其实，加大购房成本和征税不如立法的保护性强。房子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再贵老百姓都要买，成本加得再高老百姓都要买，收再多的税老百姓都要买。而立法禁止炒房，无论多有钱的人，也不会愿意将钱投入非法领域，房价就更容易调节。人们不能把房地产当作股票一样炒，因为毕竟它是有限的公共资源。

问：本书中，看待市场的基调还是很乐观的，你是否一直坚持这种看法？

水皮：早期的时候，有些人叫我“死多头”—你看水皮从来不看空，因为我的大部分文章都很乐观。其实我不是一味地看多行情，只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判断，认为波动都是暂时的。市场如果一定会反映经济基本面的话，肯定是短期波动，长期向好，所以我是相对乐观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偶尔看空的时候，我不是很愿意在媒体上或公开场合渲染这种判断。

不过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有更重要的内容需要讲，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多空，也很难再被贴上“多头”、“空头”的标签了。

问：本书的书名为什么叫“御风而行”？

水皮：“御风”有“乘风”之意，乘风而行，可以到达更高、更远，与随波逐流有很大的区别。它绝不是随遇而安，而是顺势而为，将主动与被动合二为一。这和做股票一样，要看清大势。我一直认为，人与社会一定要有良性互动，因此“御风而行”四个字，既可以很好地阐释出我这几十年来对于经济、股市的看法，也包含着我对社会生活的感悟。第一章数风流人物

中国经济永远不缺参与者，更不缺故事。每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或是商人，或是决策者，或是经济学家，都用浓墨重彩的笔画，留下他们的痕迹，写出经济发展的轨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王健林做乘法，李嘉诚做加法

有钱就可以任性吗？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不同的选择却会有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或许现在看不清楚，但是十年或二十年后就清楚了。

李嘉诚和王健林，或者倒过来说，王健林和李嘉诚，在2014年年底和2015年年初，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上演出的换防大戏既热闹又诡异，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困惑，既有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又有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华人首富或许已完成交班

历史总是有相似之处。

无论如何，李嘉诚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华人首富，而李氏江山的一半正源于房地产，在2015年1月和记黄埔和长江实业的重组堪称大手笔，长和、长地一个从事地产，一个从事非地产，也就是说，只要李嘉诚还做地产，那么不管他把公司注册地迁到哪里，不管在中国香港地区还是开曼群岛，长地的业务还是在中国，既包括内地也包括香港，道理最简单不过，房地产是不动产！李嘉诚重组迁册更多意味着换岗，而非撤资，这种审时度势的精明正如当年汇丰迁册一样，时代在变，李嘉诚的玩法也在变。

水皮无意去对比王健林和李嘉诚的选择，因为一定程度上，王健林是没有选择的，万达集团主营也是房地产，尽管是商业地产，但是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也没有“法外开恩”，所以王健林只有登陆香港股市。这对于香港市场而言，既填补了阿里巴巴赴美的遗憾，一定程度上又成为李嘉诚的替代，一个是星夜赴港，一个是衣锦夜行，一进一出，华人首富的未来或许已经完成了交班。扎根于中国内地的万达，依托内地的巨大市场和香港的桥头阵地一定会比今天的长地更有优势。这是机缘，也是历史，从发展的角度看，万达超越和记黄埔、长江，王健林超越李嘉诚是必然的、正常的。事实上，万达在香港上市之后，很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不光参与的电商估值4个月翻了4倍，筹建的金融集团让人侧目，即便是商业地产本身的开发模式也开始大开大合，举“重”若“轻”，引入“轻资产”开发模式。

所谓的“轻资产”开发模式，就是万达广场由合作机构专项基金投资，万达负责设计、建设、招商、运营，使用万达广场品牌，加上“慧云”信息管理系统、电子商务系统，投资项目资产是投资方的，租金收益则由万达和投资方分成，或者投资方获前10年的固定回报，超出部分由万达收取管理费。

这种模式，说白了是一种准金融投资的操作，解决了城市综合体投资资金需求巨大但回报缓慢的难题，也不存在销售的压力，万达专注管理经营即可；投资方则享受物业的长期增值和现金收益，特别适用于长期的基金、信托。万达广场的租金不但有100%的保证，而且每年均有上涨的空间，这是万达广场品牌特有的能量。“轻资产”合作 一举多得

历史上，万达曾尝试过房地产的信托基金（REITs），也有保险公司与其商讨过售后返租的模式，但均未展开规模化的资产证券化。现在万达与光大安石、嘉实基金、四川信托和快钱公司已经签署框架协议，4家机构拟投资240亿元人民币，建设20多个万达广场，这仅仅只是拉开序幕。万达计划从2016年开始，每年开业50个左右的万达广场，规模超过现在的一倍，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采用这种“轻资产”的合作模式。

这种模式对万达这样的上市公司而言，意义是重大的，根本突破在于集天下之钱为我们所用，用别人的钱赚我们的钱。这样既解决了开发资金，又降低了销售风险；既避免市场波动，又可参与分配；既降低了负债，又大幅提升了净资产收益率；既扩大了经营规模，又完善了资金链。这是一种加杠杆的操作，不能说没有风险，但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在新型城镇化空间巨大的背景下，在社会资金流动性宽裕的背景下，风险偏低可控而收益偏高可期，确实是一举多得的创新。如果一定要找不足，那就是自持物业的增量不会有以前那么大，物业增值红利要与人分享，但这就叫互利互惠，网络语言说，这叫众筹，传统成语形容，这叫众人拾柴火焰高，都是一个道理。

李嘉诚的重组是加法，得到市场肯定，所以股价飙升15%；王健林的创新加了金融概念，是乘法，效果如何有待检验。不过，越“玩”越大是这两位华人首富的共同特征。

有钱就真可以那么任性！2015年1月14日马云投足球，是投机还是投资

男人都是长不大的男孩。

足球则是男人们永远的玩具，从小到大，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种运动能和世界杯一样吸引男人的目光了。

是的，这是运动，这是游戏，这是一种让人上瘾的爱好。

从上到下，概莫能外。

足球，当然因此而成为投资或投机的工具，甚至世界杯前后股市的行情都能成为投资者热衷的话题，而马云也开始踏入这块是非之地。开发商联赛时代

马云就是马云，出手就是不凡。

其实，最初传出马云盯上足球的“绯闻对象”并非恒大，而是和马云同在一城的绿城。绿城的宋卫平经营足球多年，对足球感情极其深厚，早年间为“打黑”还曾经怒发冲冠告过足协，而今壮士暮年意欲隐退。绿城是杭州的球队，以杭州为大本营的阿里巴巴介入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结果出人意料，马云的12亿元人民币投资最终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恒大。虽然借口是恒大和阿里的股权是50：50，而绿城则坚持51%的控股，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从投资角度上，恒大和绿城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恒大现在代表的是中国足球的脸面，而绿城不过是一支为保级而挣扎的地方球队，同样是投资，基本上谈不到回报的投资，马云有机会投恒大就不会选择绿城。从这个角度讲，不是马云提携许家印，而是许家印给了马云这么一个投机的机会。

12亿元的估值高或是低其实并不重要，按恒大的想法，许家印还想再引入20家投资，每家2%的股份，可以再扩募12亿元的现金，这样俱乐部就有24亿元的现金，这样的俱乐部在世界上也可以排上队了。足球作为一门生意，实力就是力量。

不管怎么说，马云的介入，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是好事。中国的足球联赛除了冠名的是中国平安之外，每支球队的老板都是来自房地产领域的开发商，广州恒大是，上海绿地是，广州富力是，山东鲁能是，北京国安是，河南建业是，大连阿尔滨是，杭州绿城是，贵州人和是，江苏舜天是，武汉卓尔是，上海上港是。当然，有的从球队的名称上看不出，不过有的俱乐部老板的产业组合中以房地产为主。难怪有人说中国的中超联赛就是一家保险公司冠名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联赛。如果不是万达现在退出冠名的话，那么就是一个领头大哥带着一帮行业内的小兄弟玩的一个游戏，足协主席就应该请王健林当才对路。商人无利不起早

若干年前，“水皮杂谈”写过一篇文章叫《球市、股市、楼市的共性是什么？》，答案是都是“黑市”。有人在公开的讨论上拿这个问题问巴曙松，他的回答充满智慧，管股市的证监会和管球市的中国足协在他看来是中国政府系列中两个言路最宽松的部门，大家怎么骂都没事，但是怎么骂也都没有用，搞不好还不让人骂骂出出气吗？挨骂也是为和谐社会做贡献的一种方式吧。

商人无利不起早。开发商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足球这么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足球影响力大是一方面，投资足球换取地方政府支持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恐怕只有开发商才能承受得起只有投入没有回报的巨大消耗。但是凡事都有个度，如果足球长期不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甚至连世界杯都进不去，这种投入早晚会枯竭。

中国足球曾经是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但现在依然是行政主导，中超联赛的主体俱乐部并不拥有中超主导权，管理体系已经成为中国足球进一步市场化的最大障碍。恒大一家的成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更不代表中超的成功、中国足协的成功、中国足球的成功。当然，现在也是中国足球最好的时机，领导重视、百姓喜欢、老板投资、市场成熟，足协应该因势利导、简政放权、还权于民，让中超真正成为民间的联赛，让喜欢足球、懂得足球、真心投入的人来操盘足球，中国足球水平才能真正提高，中超才能真正繁荣，马云的投机才可能变成投资。2014年6月16日许家印的“胆”肥了吗

如果低调意味着年老，那么高调是否就意味着年轻？

问题是由恒大引发的。

的确，许家印的高调好像不是刻意的，而是在不经意间就这样了；也就是三年的时间，恒大“土豪式”的挥金如土硬把一支连中超都打不上的广州队打造成了中超联赛的冠军，而且代表中国的俱乐部队夺得了亚洲冠军俱乐部杯赛的冠军，23年来第一次把中国足球推到了亚洲之巅。恒大的夺冠是如此的令人振奋，球迷的反应是如此的欣喜若狂，以致汪峰在上海演唱会上的爱情表白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被汪峰”的概念不胫而走。也就在这三年中，恒大不仅摆脱了当年首登中国香港发行上市失败的阴影，扭转了借贷保地的困境，而且迈入了“千亿俱乐部”的行列，排名大有追赶万科的势头。“地王”谁敢当

如此的恒大，拿个把“地王”，似乎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斗志昂扬怎么样，忘乎所以又怎么样？

且慢！

恒大在2013年拿的“地王”并非一般的“地王”，是北京的“地王”，更是当年全国总价的“地王”。如果各位有心的话，一定会记得当年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地产调控的口径由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变为让房价合理回归，而2010年全国两会之后，北京一天之中出现了三个“地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也正是在此前后三令五申央企不准当“地王”，并且要求非主营地产的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曾经的“地王”远洋地产如今已被清理出央企阵营。也就是说，北京的“地王”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当不好不仅断送自家性命，而且殃及政府政策，一贯低调在外地城乡结合部拿地的恒大这回不知是吃了豹子胆了还是怎么着，居然如此高调。恒大此次出价51.35亿元人民币，竞下的这块地位于北京朝阳东坝南区，需要配建11.2万平方米的自住型商品房和1.69万平方米限价房。限价房限价9900元/平方米，自住型商品房限价2.2万元/平方米，据初步测算，刨去配建的面积，这块地的楼面价已经超出5万元/平方米，而周边的普通商品房根据自住型商品房的限价为周边市场价70%的规定就可以算出不过3万多元。这完全是一个矛盾的结果，限价是为了控制房价，而恒大的出价显然把这种配建的努力化为乌有，不但不可能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反而将房价拉上一个新的台阶。央企“地王”时代结束

恒大如此“胆大妄为”，底气从何而来？

第一，一直想在北京拿地是一个原因。为此许家印抓着配建自住商品房的机会，明明知道不挣钱也要干，为的是争取一个资格，争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形象和实力、打造品牌的机会。品牌的效应已经在恒大投资足球的尝试上显露无遗，恒大冰泉都借船出海，更何况地产主业？

第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精神给许家印壮了胆。一方面中央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在多方面给予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地王”由央企制造的时代结束了。即便恒大不做“地王”，顺驰也会做，万科也会做，不会因此被人谈话，动不动就抽检血管里流淌的血道德或者不道德。

第三，基于对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城市楼市趋势的长期认识。此前北京单个项目楼面最高价是农展馆地块——每平方米7.5万元位于东三环的绝版地块。恒大的东坝虽然在四五环，但如果定位高端并非无利可图，也体现低端有保障、中间有供应、高端有市场的区分。不得不提的是，国务院要求建立不动产统一的登记制度，以便信息查询，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既可能为房产税征收打下基础，也可能为清除腐败扫清障碍，政府有形之手正在逐步退出市场，而把房产的定价权交还给市场主体，这意味着政府不再越俎代庖，也意味着市场风险自担。谁也不能保证“地王”就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谁也不是神仙皇帝。无论如何，一个民营企业拿“地王”总比央企充当“地王”会让大家感到舒服一点。不要小看这一点，这一点就是变化，就是进步，就是希望。

许家印们正年轻，高调不一定年轻，但年轻的如果连高调都不敢，难道直接让他们低调地老去吗？2013年11月25日王石的脑子进水了没有

宋丹丹说，没有绯闻的名人不是真正的名人。

江湖上围绕王石的绯闻就热闹得很，一会儿王石去爬山了，爬的还是珠峰；一会儿王石去留学了，留了哈佛又留剑桥；一会儿王石离婚了，离了原配找上了田演员；一会儿王石的身世曝光了，家父岳父都挺有背景。作为一个企业家，王石能长期占据媒体的版面，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又不失大雅，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修炼、一种本事、一种人品。自相矛盾的“顶点论”

当然，最大的绯闻也不及王石的“谬论”，关于房地产的“谬论”。作为中国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万科的董事长，王石的“谬论”可以说有点惊世骇俗，也有点匪夷所思，更有点自相矛盾。

惊世骇俗说的是王石的预见性。无论是2008年的“拐点论”还是2014年的“顶点论”，王石式预言的出笼总是在行业迷惘之时，王石的万科又总是在热点地区引爆杀价出货的连锁反应。

匪夷所思说的是王石的角色感。如果王石是个学者，特别是易宪容或郎咸平或谢国忠式的学者，高唱“狼来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王石不是学者，尤其不是这种“一根筋”唱空的学者，他是开发商，而且是一个年收入过千亿的开发商，王石的高调唱空就显得莫名其妙，更为开发商所愤怒，怎么会有带头砸场子的大哥？

自相矛盾说的是王石的执行力。虽然从王石、郁亮到毛大庆讲的话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是万科在实施所谓的“合伙人制”的实践上却是一点都不马虎，1320名万科员工组成的深圳盈安已经六次从二级市场上增持万科A股达到2亿股，虽然按郁亮说的10%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是以目前的规模和速度并非不可能，也就是说再造200个亿万富翁的计划完全是可能的。谁都知道，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是华润，但是华润的股份才占14%，而且在此番B股转H股中，华润选择了现金，在这一增一减中，万科的内部人实际上已经成为自己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未来的万科第一大股东，万科人对万科的看好和万科人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谁的脑子进水了？风吹草动不足惧

谁的脑子也没有进水。

不管承认与否，房地产在国内外都是支柱产业，2008年的金融危机始作俑者就是房贷；作为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同步进行中的发展中国家，房地产投资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更是举足轻重；作为财富的象征，房地产更是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资产主体。因此，从长期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离不开房地产的投资，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反过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房地产的崩溃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崩溃，中国经济崩溃则房地产一地鸡毛。中国政府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出发点就是为了控制房价过快上涨，为了控制泡沫的急速扩大，为了避免房地产大起大落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巨大冲击，绝不是因为开发商血管里流的血不道德，这也是主流媒体站出来揭批刻意唱空中国地产阴谋的原因，失控是谁也不想、不愿、不能看到的结果！

调控不等于失控，长期看好和短期看淡并不矛盾，供求平衡是动态的，有供不应求之时就有供过于求之日，现在的“顶点”或过去的“拐点”都是过程中的阶段，只是调整而不是转势，这种调整对中小企业是灾难，对带头大哥却是天大的机会，并购、重组、低成本扩张都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更何况，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的产业中，市场集中度之低无出其右者，万科的千亿元在10万亿元的总量之中不值一提，调整来得越早、越快，结束得也越早、越快，下一轮发展启动也越早、越快，万科的台阶才能越上越高，规模越做越大。

看明白这一点的投资者并不多。

万科B股转H股成功，H股价格在13.5港元左右，折合人民币10.8元左右，而万科A股才8.4元人民币左右，H股比A股高出20%多，万科合伙人在A股买入的成本在8.4元以下，仅套利已经有相当的空间，谁比谁傻，谁明白。2014年6月26日李嘉诚做的是生意

投资收益有绝对的也有相对的，你可以学巴菲特的价值投资长期持股，也可以学索罗斯的缺陷理论高抛低吸。无论是长线还是短线，其实没有优劣之分，更无黑白的区别，只要能挣到钱，就是合适的方法；反之，一切都只是空谈。投资被贴政治标签

李嘉诚抛弃香港的资产，也抛售内地的物业，社会关注，舆论热烈，有人说李嘉诚这么做是转移资产，是西进，是为安全；也有人说李嘉诚这么做是买入英国，是低吸，是为收益。局外人喜欢上纲上线，评论喜欢耸人听闻。李嘉诚是华人首富，华人首富变成一种财富标志，首富的投资也就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无中生有也就变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李嘉诚很难自证清白，所以压力之下无可奈何地放弃了百佳超市的出售计划，改为吸取投资者合作的模式。也许这就是李嘉诚式的老到妥协，而李的精明绝非一般人的智商可以理解，其长子李泽楷早年已经入籍加拿大，正是这一身份让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在境外的收购如入无人之境，否则不知遭遇多少次国家安全的阻挡，这一点和默多克放弃澳大利亚的国籍转入美国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水皮看来，李嘉诚的资产调整不须做政治的过度解读，那么是否又意味着王石的解读，也就是泡沫论的解读是成立的呢？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万科董事长王石在2008年曾经做出“拐点论”的判断，对时间点位的把握相当精准，让业内人士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王石的“拐点论”是一个短线的震荡，2009年之后的房价走势已经证明这个“拐点”并非长期拐点，长线投资者如果据此做出投资的调整且执迷不悟，那么教训同样是惨痛的。王石此番解读的潜台词是，精明如李嘉诚都开始抛售内地物业，恐怕泡沫破灭为期不远。

李嘉诚在内地的地产投资收益超一流，亮点在于其“捂地”功夫十足。往往一块地拍卖到手，阶段性开发动辄十年，而十年之中北京的房价上涨的幅度又何止数倍，好的项目甚至是数十倍，也就是说，李嘉诚在内地的开发实际上其获利远远超出一般投资收益。资产配置无须过虑

这一点和巴菲特以接近净资产的发行价投资中石油H股是一样的。H股的发行价是1.27港元，巴菲特减持在12港元左右，虽然中石油H股后来在港股直通车的炒作背景下曾经被推至20港元的历史天价，并直接导致了中石油A股16.7元人民币的发行价，但那就是一个脉冲价格，中石油的H股风光不再，2008年最低跌至4港元左右。巴菲特当年卖掉中石油H股曾经被内地股民冷嘲热讽，但是历史证明，巴菲特的决策是正确的，价值投资不是一成不变、僵硬死守的，如果短期股价出现长期预期为什么不及时变现呢？这并不意味着巴菲特从此就不看好中石油，不看好中国发展，不看好港股，他完全有可能以他认为低估的价值再一次入主中石油。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关系，更多情况下就是一种互相调情，但是太多的人把这种关系变成恋爱关系，最后搞成从一而终的夫妻关系，炒股的乐趣也就荡然无存了。

大师的境界是互通的。

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收益和他的预期相比无疑是巨大的，而中国内地的投资回报极可能在短期内达到峰值，继续拓展的空间有限。而此时此刻欧美，尤其是欧洲，资产价格或许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现在进入就是逢低吸纳，那么减持部分中国物业吸纳部分英国资产不是一种美妙的调整吗？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不也是投资了数十亿英镑收购了英国的地产项目和游艇项目吗？谁又能说王健林的举动是转移资产呢？和王健林在内地的庞大商业帝国相比，英国投资不过就是一种资产配置而已，英国的资产价格低，升值空间大，盈利能力强，当然切合了万达国际化的需求，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

李嘉诚是生意人，做的只是生意。2013年10月24日魏家福的“委屈”也是国企的“委屈”

魏家福又一次成为争议的焦点。

并不是因为他担任董事长的中国远洋连续第二年荣冠A股亏损王的称号，而是因为他在2013年4月博鳌论坛上对于ST（特别处理）的抱怨。由于连续三年亏损可能退市引起的压力，这位远洋船长出身的央企掌门人显然有些失态，居然以党中央国务院了解中远来作为自己的说辞。ST制度影响H股

现实的确有些残酷。

中远2012年亏损金额达到95亿元，而营业收入不过720亿元，虽然相较2011年的104亿元亏损有所下降，但亏损的幅度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相应地，中远的股价连续三天跌停冲到了3.41元的位置，和当年67元的天价相比，连一个零头都不到，作为董事长挨骂恐怕是难免的，而最让魏家福尴尬的恐怕莫过于被ST的时刻。当时他正好跟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在南非召开的金砖五国峰会并被推荐为工商理事会的成员。

中国远洋是一家既在A股挂牌又在中国香港上市的国有控股企业，香港并没有ST制度，而A股则在亏损公司的额头上刻上红字，ST是一种，*ST（退市预警）是另一种，不管哪种其实都是一种风险警示。中国内地的投资者有炒作垃圾股、重组股的习惯，证监会建立ST的初衷还真不是和上市公司过不去，更谈不上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否定。但是，在魏家福看来，A股的ST极有可能给港股投资者传递错误的信息，那就是管理层经营不善，从而导致估值偏低。不过这种担心并非多虑，至少从股价上看，在2013年4月，A股的价格是人民币3.66元左右，而H股的价格仅为港币3.44元左右，如果考虑到汇率，那么H股可能连A股的70%都不到，这和蓝筹股H股较之A股普遍溢价形成对照，难怪魏董心中不爽。国企左右为难

中国远洋也好，魏家福也好，都曾经有过令人炫目的辉煌，至今人们对魏家福当年立过的军令状津津乐道，也对中远三年1000亿元人民币的利润记忆犹新，否则中远的股价也不至于冲到那么高的位置，机构也不至于依然痴痴相守。但是形势比人强，不管是2011年还是2012年，甚至2013年，中国的外贸形势都不乐观，而承担了外贸运输业务的中国远洋也就不可能咸鱼翻身，这是环境使然。但不等于说中远自身没有问题，对市场的判断就没有失误，对运力的扩张就没有失控，对内部的管理就没有失调。魏家福当然不可能像股民骂的那么糟，但是跟随领导人出访并不能说明远洋没有问题，也不能说明企业的社会责任就和公司业绩相冲突。

魏家福的委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委屈不是来自他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央企以及由此改制而上市的国有控股的尴尬。国有企业究竟该如何定位，是以盈利为目的，还是以非盈利为目的？为什么垄断，是因为事关国计民生还是因为不正当竞争？为什么上市，是解贫脱困还是全民共享私有化？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不但没搞清楚，甚至搞反了，国有企业出现的“央企现象”已经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同时把自己推向两难境地，挣钱的话是与民争利，赔钱的话是祸国殃民，左右都不是人。远洋运输就必须是国有垄断吗？垄断难道没有成本吗？所谓的社会义务是不是一种必付的成本呢？这种成本又如何让投资者去理解消化呢？所以，在博鳌论坛现场，水皮向其他三位在座的央企负责人提了一个问题，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董事长该向股东负责还是向习主席负责？可惜，当时魏家福已经离开了，没有听到他的回答。其实答案很简单，对股东负责就是对习主席负责，因为国有股是央企最大的股东。2013年4月11日楼继伟底气从何而来

反腐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是伪命题。

讲这个话的人叫楼继伟。

楼继伟是中国的财政部长，讲话的场合是在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的记者会，他同时还表示，腐败常和政府管制过多结合在一起，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反腐是大事也是大势

楼继伟的讲话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像个男人。

这番话有极强的针对性，记者能问出这样的问题需要勇气，部长能直面这样的问题需要魄力。

事实上，的确有那么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市场上流传，反腐已经让地方官员无所适从，反腐已经让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腐已经让中国经济的增速持续下降。一句话，反腐已经让中国经济失去了活力，成为地方政府推诿、不作为的借口，甚至有可能让政府的合法性都成为问题！

简直一点道理也没有！

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一直在强调“八项”规定以整顿党风，群众路线教育也是恰如其分，既没有人人自危，又起到让干部出出汗、红红脸的作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再不整顿，社会风气就接近礼崩乐坏，这一点没有人会提出异议，即便被批评者也是如此。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王岐山执掌中纪委之后，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苍蝇老虎一起打”的精神，在清整中共门户方面不遗余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中纪委几乎每周都有大案通报，已经形成“每周一哥”的社会心理期待。石油系、四川系、山西系等系列窝案的查处震惊中外，而徐才厚军中贪腐的查处更是铁腕无比，从省部级，到政治局委员，到更高的副国级，甚至更高级，反腐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是大势。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风暴不进入到制度设计的改革层面是不可能停息的，就如同当年香港反腐反出的廉政公署以及以此为代表的清明政治制度建设带来的市场环境和民心社风的巨大改变。这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种进化，这是一种文明，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权力过大是祸根

楼继伟的说法好就好在不仅有胆，更在有识，腐败常和政府过多的管制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政府权力过大是祸根所在。如果没有审批权，地方为什么要“跑部钱进”？如果没有转移支付，地方为什么要感情投资？如果没有行政垄断，地方上又如何官商勾结、中饱私囊？政府权力过大的坏处在于无事生非，更在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但不能减少社会运行的管理成本，反而增加了成本。用冯仑的话来讲，有形的手就闲不住，一天到晚到企业的怀里乱抓乱摸，更不用说把权力关进“铁笼子”了。权力最终反客为主变成权利，完成权钱的交换，被查处的贪官污吏，无一例外的罪状就是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我们现在对李克强上任总理之后的所作所为有了更深的认识，国务院几乎每次常务会都在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权力，或取消或下放。表面上看，这和反腐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是从根上铲除权力腐败的土壤，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革命、自我再造的过程。社会的公平、正义、平等、自由不就是在政府的变革中体现出来的吗？会不会有阻力？没有阻力就怪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早已有之，但是李克强拍桌子怒斥还前所未有，反腐和不反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不贪不腐就不作为，这样的官员又有何用？早期有“腐败是改革润滑剂”的说法，在观念转变期、短缺经济期尚可理解，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就是自欺欺人、丢人现眼了。

反腐如果真的造成经济增长减慢，那么这个代价该付也得付，更何况，这就是个伪命题，根本不成立，如果成立，香港地区成不了今天的香港地区，美国成不了今天的美国，中国永远只是发展中国家，而变不了发达国家。2014年7月13日郭树清为何“煽风点火”

2013年年初，当时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又发表“股评”，这一回评说的是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说实话，此番评价还是非常实事求是的，而结合此前郭主席号称要将QFII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放大10倍规模的讲话，那么其中的意义似乎更大。长线投资方可平衡市场

如果说QFII是“洋鬼子”的话，那么RQFII在一定意义上是“假洋鬼子”，不管是美元还是人民币，代表的都是资金，增量资金。中国股市最缺的是什么？信心？不，准确地讲，是资金，是钱。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在郭主席看来，QFII的作用是相当大的。首先它能稳定中国股市，QFII进场的时机每次都把握得相当好，这让许多境内的机构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但是又有苦说不出。包括我们管理层一直倡导的超常规培育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在内，它们的资金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长线资金，根本做不到人舍我取、人进我出，也就谈不上平衡市场，不但不能减少市场的波动，反而因为这些机构的资金规模远超一般散户，所以追涨杀跌的危害更大，已被市场看作“害群之马”。

QFII的构成大部分来自境外的养老或保险基金，存续周期长，短线压力小，巴菲特能长期投资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掌握的大多数是成本低廉的保险资金。并非QFII有多聪明，而是我们自己的制度和管理作茧自缚捆住了机构的手脚，不是别人有多厉害，而是我们自己太笨太傻。“形势比人强”

当然，QFII不是雷锋，没有替中国股市维稳的义务，QFII进场还是利益使然，6000点郭主席求别人，别人也不会进。别说6000点，就是2011年的3000点，也没看见有谁哭着喊着要进场。郭主席大谈蓝筹出现历史上罕见投资价值的时候，也没听到境外有人鼓掌，直到上证指数一再洞穿中国政府政策底，汇金公司一再增持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简称为工农中建）股票，郭树清宣布QFII放大到800亿美元才得到了人家的呼应。

即便如此，此后也是上演了欲擒故纵的把戏，以民生银行为代表的银行股一度成为境外机构着力做空的板块，不但在H股上放空，而且在境内的大宗交易平台上放空，制造恐慌。而选择民生银行并非偶然，根据沪深300的权重计算，民生银行已经超过工农中建成为这个指数影响最大的权重股，打压民生银行，一箭三雕，不但有利于个股吸筹，更有助于期指放空。很多人只看到史玉柱增持民生银行最终浮盈已过30亿元人民币，但是看不到进入民生的资金更多地来自QFII——大鳄并不是浮在水面上的史老板。从做空民生银行，到民生银行领涨银行，其间转换不过三个月的时间，是民生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还是老板换了人？都没有！区别仅在于，打压前要吸筹，吸筹后要拉升。从这个意义上讲，郭主席的讲话也算是及时雨，对QFII的肯定就是对行情的肯定，投桃报李也好，火上浇油也好，效果是一样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形势比人强，个人再努力、再智慧、再坚持也架不住大势所趋，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郭主席倡导价值也不成；中国还有句老话，叫胳膊拧不过大腿，形势是会转换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个人再聪明、再能干、再固执也架不住政策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郭树清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政策，有QFII的资金助阵，还愁什么呢？

问题是形势变化的契机，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公告指出，2012年全年的GDP是7.8%，高于预期的7.5%，第四季度是7.9%，远高于第三季度的7.4%，这说明第三季度为最低点是成立的，拐点也是成立的，至于行情会怎么走，郭树清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波段操作。

郭树清这个主席当得不轻松。2013年1月21日郭肖本是同根生

中国证监会史上最富激情也任期最短的前主席郭树清走了，带着满腔壮志南下山东，十八大上已经晋升中央委员的肖钢来了，这位原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和他的前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来自银行系统，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都在一夜之间由被监管的角色转换成监管者的角色，由“在野党”变成“执政党”。“郭氏新政”好过不作为

老话讲“成王败寇”，但是老话在郭树清身上不适用。民意调查显示，六成的投资者对这位郭主席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尽管其在任期间，指数跌多涨少，大家的亏损只多不少，但是大家依然对他的作为给予掌声。谁说中国的投资者唯利是图？谁说中国的投资者功利现实？谁说中国的投资者胸中没有装着全世界？郭树清只不过尽了他该尽的责任，即便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心地是善良的，胸怀是宽容的。其实当官的只要做点好事，老百姓就会念念不忘。水皮真心祝愿郭主席的转岗是再上台阶、展翅高飞的开始，将来能在更大的范围造福国家、造福社会，当然也造福我们的市场。

我们喜欢用“郭氏新政”来形容郭树清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任期中推出的诸多政策。《华夏时报》曾经在其上任半年之际做过统计，大概每四天，证监会就会有一个新的条例或政策颁布。这么密集的所谓政策一方面说明权力过度集中未必是什么好事，另一方面说明既然权力集中是现实，那么勤勉努力恐怕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和不作为相比，至少表达了郭主席努力要改变现实的心愿。尽管有人批评相当多的做法是“瞎折腾”，但是在整个政府经常将市场的手错装在自己身上的大环境下，证监会不折腾，又指望谁折腾呢？实事求是地讲，那么多的政策并非都是郭主席主导的，相当部分是尚福林做主席期间已经完成的，但是尚主席没签字，郭主席签字了，账可不就记到郭主席头上了吗？再对照郭主席离任前三天，证监会连发九项新规，你就能理解什么叫执政风格了。郭主席把该签的字都签完了，肖主席要么坐享其成，要么就得重起炉灶。供需平衡这道难题

肖钢是个聪明人，聪明人知道市场对郭主席的评价，知道市场担心改革的逆转，当然更知道市场期望的结果，所以肖钢才会在交接时表态政策的连续性。对此水皮抱相对乐观的态度，原因之一，对于中国的股市政策，证监会有话语权但没有决定权，不管是郭主席还是肖主席，他们的领导都是中央，中央不变，大政策不变。原因之二，肖和郭的背景相同，都有市场感受，和纯理论学究派不一样，和纯政府官员也不一样，和投资者同为市场中人，至少曾经是这样的。原因之三，中国股市的许多问题大家是有共识的，也是摊在明面上无法掩盖的，尚主席不解决，郭主席就得解决，郭主席不解决，肖主席就得解决，能不能解决是能力问题，想不想解决是态度问题。很多事，郭主席只不过公开表了表态，亮了亮嗓子，大家就已经满意了，谁也没指望谁能一蹴而就，皆大欢喜。

经济学家华生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评论肖钢上任，指出摆在肖钢面前的三道难题：一是IPO的堰塞湖怎么解决；二是如何引入长线资金；三是如何把圈钱市转变为投资市。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也就是市场如何做到供需平衡。股价是供求关系的反映，并不是上市公司价值完全的投射，除非这是一个供求、生死相对平衡的市场。从小学起我们就做过水池进水出水的题目，进水大于出水，水位就涨，出水大于进水，水位就降，这么浅显的道理谁不懂？IPO当停则停，不想停也得停，这不以谁当主席为转移，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IPO死于市场崩溃，行情始自IPO暂停。刘鸿儒时代就有“三不政策”救市，周小川时代也有过国有股市价减持叫停，郭树清时代照样得以大检查的方式喘气，嘴硬有用吗？更何况硬的不是地方，IPO暂停丢谁的脸了，好赖是非都分不清楚，难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相对于稳重而言，肖钢也有果断坚决的个性，也许从此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郭树清式的“股评”，但是依然希望能听到肖钢抨击银行理财庞氏骗局式的“忠言”，我们听与不听，那就不是郭主席或肖主席的事了。2013年3月21日奥尼尔的中国逻辑

吉姆·奥尼尔是高盛资产管理部的前主席，一般的投资者对他不了解，也不会有什么印象，但是估计一般的投资者对于金砖四国的概念都是知道的，而奥尼尔正是“金砖四国”这个名词的发明人。

吉姆·奥尼尔是个预言家。

预言家的学术功底未必比经济学家深厚，但是预言家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却不是一般的学者可以相比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都是大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也是充满希望的新兴大国，把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组合起来就有英文中金砖的意思，既形象又贴切。所以金砖四国的概念就变成了新兴市场的代名词。预言家的滑铁卢

但这是过去。

奥尼尔再次引起中国投资者注意的是他2011年对中国股市黑天鹅的预测，他认为在全球市场不振的时候，中国股市很有可能出现暴涨行情。按常规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并不高，所以差不多和黑天鹅事件一样。看到奥尼尔对中国股市如此有信心，水皮也挺兴奋，但是想不到，中国股市很不给奥尼尔面子，不但没有出现暴涨，甚至连续两年的跌幅都熊冠全球。金融危机过去了，欧债危机也过去了，但是中国式的股市危机直到今天也没有过去，这恐怕是奥尼尔做梦也想不到的。

中国股市上涨真的是黑天鹅事件。

不过，奥尼尔毕竟是奥尼尔。

奥尼尔有一篇对于中国的评论文章刊登在彭博社网站上，题目是“中国为何会让悲观主义者再次失望”。按照西方学者的“中国崩溃论”来看，中国每个阶段都有崩溃的可能，但是中国经济的现实一直让他们失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一直问奥尼尔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经济真的这么好，为什么在中国投资总是赔钱。

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反推。事实的确如此，中国股市给中国经济抹黑了，身在其中的中国人自不待言、自认倒霉，远道而来的欧洲股神也栽在这里就让人感慨无语了。2013年早些时候，安东尼·波顿在香港地区宣布退休，金盆洗手，这位老兄在欧洲曾经有过28年连续收益达19.5%的辉煌，退休前跑到香港做了一个名叫中国特殊情况的基金，结果赔得一塌糊涂，只好清盘黯然回乡，或许基金的名称已经注定了波顿的命运，中国就是一个情况特殊的地方。股市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对于质疑，奥尼尔的答案挺有意思。

第一，这取决于你如何衡量投资回报。的确，上证指数的被动投资者自2007年以来一直饱受煎熬，尽管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年底有过一段大涨时期，然而，有多少投资者以这种方式投资？

第二，更重要的是，上证指数的上市企业主要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昔日赢家，如果中国经济正在调整，降低出口比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稳定性，摆脱对国企的依赖，那么从中获胜的投资者肯定与以前不一样。

奥尼尔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出现重大的结构转变时，盯个股比盯大盘更占上风。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不仅希望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中获益，还希望从中国的经济增长新推动力中获益的外国企业。”

中小板和创业板要创新高的。走势好像就是奥尼尔分析的佐证，当然创业板的市盈率正在突破极限向市梦率转化，风险不言而喻，但逻辑上是成立的，中国经济的转型一定是新产业的振兴和老产业的调整，前者会被高估，后者会被低估。股市其实是一个泡沫不断产生又不断破灭的过程，是一个非理性繁荣的游戏，也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地方。2013年10月10日“诺贝尔的烦恼”价值几何

当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恐怕很多人对克鲁格曼1994年的预言多多少少会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心态，很多人会想是不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否则，为什么不给他诺贝尔奖呢？

但是，当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不幸被这位美国大胡子说中之后，恐怕很多人再也无法对这个大预言家的存在视而不见了。

不错，克鲁格曼就像一只高高地站在枝头的乌鸦，不断地发出“no more”（不再）的叫声，在风调雨顺的光景，这种叫声既聒噪又烦人，而当暴风骤雨袭来之时，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声音是多么难能可贵。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克鲁格曼先生能预言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却不敢预测自己何时能得诺贝尔奖，尽管他在1991年就已经获得了克拉克奖这个被广泛看作诺贝尔奖前奏的青年经济学奖。所以他获奖之初第一个反应是有人在搞恶作剧，感觉非常funny（好笑），不过远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早在2007年就预测他能获得当年的诺奖，结果克鲁格曼没得，李稻葵的导师却得了，2008年李稻葵再次预测克鲁格曼，这一次如愿以偿，终于预测成功，李稻葵和克鲁格曼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论坛上讲起这些，克鲁格曼的反应明显迟钝，多少有点木然。

的确，克鲁格曼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尽管他对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赞赏有加，并且敦促奥巴马政府向中国政府学习以加大经济的刺激力度，但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充满疑虑的，虽然他并不认为中国有内在性的危机，主要是受到美国影响的出口危机。他认为中国并不足以担当复兴全球经济的责任，同时他表现出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强烈质疑。他搞不清楚，为什么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长有6.1%，但是发电量却下滑了4%，在他看来，发电量是一个真实的数字作不了假，而在水皮看来，这又是克鲁格曼一个天真的悖论，何以他不相信中国的其他统计数据，只相信发电量是真的？

当然，克鲁格曼先生是水皮邀请来的朋友，《华夏时报》在2009年和中国民生银行一起承办他的中国周活动，短短三天中安排了五场活动，水皮全陪。因此，对他的了解比起大多数在书本上知道他的人要感性得多。所以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问水皮对克鲁格曼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时，水皮脱口而出的就是他是个典型的美国人、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号称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在他人看来他又是个超级的凯恩斯主义者。他相信市场，又要求加大政府监管；他善于预言危机，但又不悲观厌世，相信明天太阳照旧升起。和传统的中国经济学家比，他简直就是个滑头，不会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不会受所谓学派的束缚，更不会因为预言危机而陷入其中不可自拔，这些都是中国学者的软肋。

中国的经济学家最为大家诟病的，恰恰就是“人云亦云”或者“上云亦云”或者“书云亦云”。克鲁格曼可以拒绝克林顿的邀请，也可以因为观点的不同而成为奥巴马新政的“诺贝尔烦恼”，有哪位中国经济学家能抵得住“经世致用”的诱惑？舆论领袖需更了解中国

一般的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不可怕，但像克鲁格曼这样的诺奖得主不了解甚至对中国有误解是可怕的。他来中国前刚和奥巴马进行过私人会晤，每周在《纽约时报》上写两篇专栏文章。他是那种典型的舆论领袖，如果不是他来中国进行交流，我们都不知道他始终认为美国财政部关于中国政府没有操纵汇率的判断根本就是撒谎，正因为他来，我们可以请龙永图先生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请夏斌先生从跨境资本的角度，批评他，帮助他。

水皮则在会上告诉他：第一，在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比预计的要好和快是有原因的，毕竟受美国影响是一个外因，内因是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政策从压抑到放开，从收紧到宽松，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对自己的比较优势有一个清醒认识。第二，中国有着巨大的农村市场，这是内需提升的重要支撑，而“家电下乡”历经十年全面展开，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第三，无论是汽车销量，还是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都在迅速升温，股市也开始活跃，发电量下降更多和重化工的增速下降有关，而这是中国一直在努力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坦率地讲，水皮并不完全认同克鲁格曼的观点，作为一个凯恩斯的修正主义学者，克鲁格曼其实是非常实在的实用主义者。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博弈中，克鲁格曼其实是个调和派，市场均衡固然是理想，但是政府调控未必就大逆不道，也正因为此，克鲁格曼反而和中国政府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所以他一边抨击奥巴马，一边高度评价中国的努力。股市反映投资心理

克鲁格曼对于泡沫的解释最让水皮欣赏，在一个没有泡沫的环境里，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可惜的是，他想不出下一个泡沫是什么，而他正是因为找不出下一个经济增长的产业，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就相对悲观。在水皮看来，正是美国华尔街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尤其是金融公司。由于过于公众化，上市公司没有大股东，只有CEO（首席执行官），而绝大多数所谓的独董又都是CEO的傀儡或党羽，上市公司成为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所有权是与管理权分离了，但道德风险无从约束。股东利益事实上在董事会无人代表，盈利时有人分红，亏损时无人担责，只管眼下，不管未来，而期权设计的结果更是放大了这种风险。管理层为自己的利益不惜造假，制造泡沫业绩助推股价泡沫，贪婪是人的本性，如果公司治理不能约束人的本性，那么危机就是必然的，克鲁格曼对此深表认同。

其实，水皮之所以提出公司治理的问题是源于华尔街走势。克鲁格曼的研究表明，道指的行情并不与经济形势正相关，六次行情中或许只有一次才是正确的反映，换句话说，美国股市起不到经济晴雨表的作用。那么道琼斯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投资者的心理变化。《华夏时报》在2009年3月14日推出“华尔街见底”的头版头条，其时指数为6600点，到了5月，已经是8500多点，根据是什么？根据之一是花旗该破产不能破产，AIG该退市不能退市，剩下的只有价值重构。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对的，不管是收购有毒资产，还是压力测试，或者发股收回政府的援助资金都说明，花旗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重新发挥作用，而花旗的“不死鸟”和中国市场当初的“郑百文”有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一个公司大到不能死的地步时，就等于绑架了社会、政府、国家，这是经济，还是政治？200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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