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奥多·W·舒尔茨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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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递增的源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试读：
致谢
正如第一卷一样，在为本文集选择和组织论文时，伊丽莎白·约翰逊丰富的经济学编辑经验使我受益良多。玛格丽特·舒尔茨借助图书馆对各种文献进行了检索。她也找出了论文中含糊不清和不适当的表述之处。长期担任我的秘书、技能娴熟的凯茜·格洛弗，一直协助我对论文进行持续不断的修订，直到本文集得到“出版许可”和完成
导论
部分。西奥多·W·舒尔茨导论经济学家对报酬递增源泉的探索并非徒劳无功。它已经带来了引起收入增长的各种知识进步。不过，似乎每种知识进步，从发展过程来看，最终都出现了报酬递减。这意味着不存在不为人知的、独特的持续收入增长过程。
本论文集主要体现了亚当·斯密有关劳动分工依赖市场规模的著名定理。1.研究的回报
在20世纪40年代期间，我日益发现，美国有组织的农业研究的回报能解释农业产出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为此而发生的支出已经变得很高。早在1953年我就对此有所研究：“如果把芝加哥、哥伦比亚、杜克、哈佛、霍普金斯、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等大学得到的所有捐赠加总起来，并以4%的收益率计算，所得到的收益也只能支持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业研究的四分之一。”2.传统农业的经济基础
我的一本著作——《改造传统农业》3.重新发现阿林·杨的经济思想
阿林·杨1928年的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直到最近仍然被人忽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经济事件对于经济进步观点而言并非好事。大萧条、大规模失业和收入急剧下降完全吸引了经济学家的眼球。阿林·杨英年早逝也使得有关其论文价值的讨论无法持续下去。
最近，由杜克大学1990年出版的罗杰·J·桑迪兰兹的著作《劳克林·柯里的生活与政治经济学》为杨的分析方法来源提供了新的证据。我非常感谢桑迪兰兹引导我找到杨1928年分析方法的源泉，并帮助我获得有用的公开发表的各种文献。罗杰·J·桑迪兰兹编辑并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1990年第17卷第3/4期的《尼古拉斯·卡尔多有关阿林·杨1927—192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讲座的笔记》一文，对于发现杨的思想起源非常有用。
杨对报酬递增起源的分析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深化思想。杨强调各种报酬递增活动的结合效果。他的目标是识别出各种报酬递增活动相互作用的总体影响。
大量因素可以用来解释已经内嵌入高收入国家现代化中的报酬递增的不断扩展。报酬递增的产生是由于：
劳动分工
专业化
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积累
正规学校教育，社会培训教育
干中学
获取知识
知识外溢
经济思想与知识
经济制度
经济组织
经济均衡的恢复
阿林·杨并没有使用数据来支持他的报酬递增思想。如果他活得更久些，考虑到他出色的统计能力，我们就能看到更好的实证分析。
现在我们可以得到能够反映生产力增长中无法解释的剩余的大量数据，这些剩余用作经济增长分析中忽略内容的测度。4.结论
阿林·杨的报酬递增概念是对亚当·斯密劳动分工引起的收入增长会受到市场规模限制思想的一种拓展。农业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在高收入国家经济地位的下降，反映了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替代性途径对收入增长的作用。这些替代性途径的主要源泉在于有组织的研究活动。
农业研究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有理由对其进行深思。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负担了太多的政府责任。具有倾向性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对经济学教条和社会制度的经济学的学术批判处于衰退之中。设计的激励机制充满扭曲。学术型企业家才能的价值往往被低估。知识的生产是有成本的；必须作出相应的配置决策。在分配研究资金时必须考虑价格信号。
农业研究的进步使得绿色革命得以出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的经济政策正在降低能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激励。
农民家庭，尤其是农业中的农民家庭，都是灵活而强劲的经济实体。
有关阿林·杨经济思想的重新发现，推动了理论的进步，这一进步能够被应用来探寻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存在的报酬递增。
同时，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存在的冲突是人类生活条件的一部分。尽管许多经济政策存在决策失误，全世界很多人的收入仍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增长。第一部分搜寻报酬递增第1章来自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递增
阿林·杨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1.增长理论产生前的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最为耀眼的是有关劳动分工及其起源和收入创造能力的思想。劳动分工的重要性现在已经被低估了。它是理解专业化、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和各种类型报酬递增的关键。
早期思想对报酬递减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它的讨论都同特定的土地有关，但却应用于所有生产要素。理性的生产者无法回避也并不试图去回避报酬递减情形；他不会试图“……在一个花盆里栽种全世界的粮食”（阿巴·勒纳语）2.经济测度
早期经济学家并没有过多地使用统计方法，因而回避了统计证明的负担。他们通常依靠历史和个人观察进行研究。现在我们则求助于那些被认为可以得到理论支持的强大数据。
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资助的大量高水平研究都致力于经济测度，其中研究人员以阿布拉莫维茨3.报酬递增、专业化和人力资本
报酬递增思想已经对主流理论造成了破坏。它重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关剩余和不劳而获的利润等具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及分配问题，尤其是对经济均衡理论公理化核心的有用性造成了破坏。尽管如此，事实表明，报酬递增改善了人类福利。
把每次出现的报酬递增当作经济事件来看待是很有用的思路。大多数报酬递增是小的微观事件，例如因为杂交品种而可能引起农民的粮食产量提高。这类微观事件通常可以识别和测度，它们的经济影响一般可以确定。如果是大的宏观事件引起的报酬递增，例如产业革命，要测度投入、产出及其对生产率的确切影响就非常困难了。
报酬递增往往是暂时性的事件。当这些事件是小的并在开放市场竞争条件下出现时，它们的持续时间能明显地观察出来。当报酬递增事件出现时，会出现让人觉得重新配置资源很有价值的信息。行为主体会像企业家一样对即将获得的期望利润作出敏捷反应，他们的行为可以解释这些报酬递增事件所具有的暂时性。
很难把大自然视作报酬递增的巨大源泉。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分析来看，报酬递增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报酬递增的源泉可能来自经济体系内部或外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就已经包含了那些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报酬递增现象。
报酬递增事件发生的频率如何？这类特殊的事件会引发一系列相关事件吗？经济体系具有产生报酬递增的内在能力吗？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在下面对专业化进行简短的评论之后，我们会考察报酬递增经由专业化与专用性人力资本所发生的联系。
我们对专业化的认识很肤浅。我们并没有去测算过那些已经出现的专业化随着时间推移的深化程度。就工业而言，我们知道扣针工厂的专业化。就农业而言，我们乐观地认为不存在像扣针工厂一样的专业化。然而，在国际贸易领域，专业化长期以来一直是贸易理论及其实践的一部分。
农业并不能脱离专业化及专用性人力资本所产生回报的影响。如今的现代农民不是克鲁索。玉米种植带的农民家庭不再生产用于家庭消费的鸡蛋、牛奶、蔬菜、水果。这些农牧业产品是通过购买得来的。电力、燃气、电话业务、水也是经常从远离农业的地区经由管道输送，并需要付费购买。玉米种植者不再生产自己的玉米种子。他们往往购买适于在自己所处区域生长的杂交种子。生产支出主要由工业制造的投入品构成。猪的生产已经专业化为下面各个环节：（1）种猪生产；（2）繁殖小猪及其断奶；（3）使猪变肥；（4）提供市场需要的肥猪。然而，还是有人坚持认为农业中实际上不存在专用性人力资本。
这自然而然让我们想到马歇尔的名言“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发动机”。这一判断正确吗？农业的确如此——农业研究的成本和回报证明如是。在兹维·格里利谢斯有关杂交玉米及其研究成本与社会收益的经典博士论文发表之后，对农业研发经济价值的研究开始繁荣起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概自1930年以来，投资于有组织的农业研究的回报率通常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正常回报率。
值得注意的是，凭借其所获得的专业技能，农业科学家具有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此外，现代农业中存在大量的专业化。规模报酬效应众所周知。人力资本对农业和农民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农业研究能够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业科学家的专用性人力资本。
菲尼斯·韦尔奇已经证明，当农业现代化出现时，对农民的教育具有很高的生产价值。第2章从经济史来看经济学的扩张
经济学由大量广泛而复杂的知识构成，任何一个研究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很少有经济学家考察它的有用程度。我们非常明白，经济学的精确预测能力非常有限，不过这并不表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就没有用处。公平地说，那些沉迷于预测的经济学家的成绩并不比那些始终从事人口预测的人口统计学家好多少。我们倾向于强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似乎没有意识到它在应用上存在的许多劣势。我认为，尽管目前统计学做了大量工作，经济学的实证基础还是很薄弱。并且，为了找到拓展和改进理论有用性的各种可能，有必要加强理论的历史根基。
如果最近发生的经济事件足以确定我们所进行的哪些思考和理论具有经验效力，那么经济史对于加强经济学的根基就没有任何作用。如果过去长期记录的经济行为无法比现有来源提供新的更好的信息，那么就没有必要到经济史中去寻找这些信息。然而，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当我们试图检验和拓展经济学的知识基础时，当前的事件并不足以提供某些必需的信息，而特定的历史事件可以成为这些信息的一种来源。
物理学的科学名声依赖于大部分能够使用可控实验加以验证的知识。然而，天文学家所积累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不仅来自实验方式，更主要是出自对各种天体历史差异的分析。1.经济史的一些优势和劣势
问题导向的经济学家因为存在大量理论、不知道如何区别哪些有用哪些无用而苦恼；他们也为各种含糊不清的事实所困扰，当经验研究需要使用这些事实时，不知道它们隐含或忽略了什么东西。尽管最近定量分析技术有了非凡进步，很少有大学经济学家在“制造数据”来支持强劲的实证研究。他们看上去没有时间、耐心或资源来制造那些有真正需要的数据。
在这方面，经济史学家有几个优势。他们制造自己的数据，因而更容易防范那些隐藏在现有可以获得的经济数据中的遗漏或错误的东西。尽管大量经费已经用来进行“可控性经济实验”，这些实验也没有太大作用，因为无法控制所有能够影响实验者的、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因为实验者更注重使用策略来击败控制者。然而，历史中处处都有经济环境的显著变化，并且记录了人对这些变化的经济反应。它们是真正可观察事件的来源，这些事件的发生条件与不存在人为设计因素的所谓“经济实验”的发生条件类似。与物理学家不同，我们无法通过组织控制实验做完大量工作，但我们实际上可以像天文学家一样进行研究，因为他们需要观察各种比地球古老的天体。
再说一点，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明显优势是，经济史教育已经让研究生进入真正的研究之中，因为我发现学期论文对学生学习如何使用自己掌握的分析工具来做研究有很大帮助。
然而，经济学家也有几个劣势。支配着经济学的那些理论经济学家并不阅读经济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出现这种情况是谁的责任呢？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史学家重新解释历史的偏好导致他们的研究往往发表在史学家阅读的期刊上。我认为经济学家很难接触到那些专门研究经济史的期刊。而权威经济学期刊留给经济史研究的版面又太少了。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在于编辑偏向于理论及其在当前经济形势上的应用。另一种原因可能是，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学知识的贡献太小，或者他们不知道如何展示自己的发现以便挑战经济学的权威和观念。一个证据可以支持这一原因的后一结论。15年前，我就预测不到权威经济学期刊可以用大量的篇幅来发表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很明显，人力资本的研究迎合了这些期刊读者的需要。
另一个劣势是经济史缺乏足够的学术型企业家来为他们培养博士生开拓市场、获得研究经费、建立作为研究工作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工作室。当然，也存在少数值得注意的例外，如库兹涅茨、福格尔、诺思。我很乐意指出农业经济学家富有进取心的企业家才能，他们获得了研究所需的大量公共和私人资金，他们培养的博士在美国的占比接近四分之一，他们因为把理论同观察事实相结合而得到里昂惕夫少见的称赞。2.研究课题
我曾经主张，研究的目的在于增强我们对经济行为的理解力。我也说过，完全依赖从正统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假说是不够的。但我并不认为目前我们对经济行为已经足够了解，从而可以发展出有用的经济理论来解释：（1）人口增长速度；（2）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私人权利之间的相互作用；（3）经济制度的发展；（4）对物化于新技术中的资本新形式的投资。
尽管这四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极为重要，尽管它们都已经反复列入我的研究日程之中，在寻求解答的研究中愈是深入，我就愈加体会到困扰每一个问题的异质性因素。例如，高收入国家出生率的波动就存在很多谜团，低收入国家的人口转型也是如此。资本的私有权利并不局限于财产权利。为什么私有财产相对于人力资本，其经济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降低？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考察，原因在于研究人员缺乏历史视角。尽管人力资本是人权的构成要素，但是它自身也包含着权利。目前尚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理论，它能够全面处理私有财产和人力资本权利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当然，也有一些进展，例如把特定经济制度当作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而可以创造和改变的内生结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解释农业试验站是最早建立并作为有用的科学研究企业而得到公开支持这一简单的历史事实。最近建立的国际研究中心也是如此。我长期批评经济学家对待技术的方式。分析一种特别新且更好的投入——例如，杂交玉米——的成本与回报是有意义的，不过，假设新技术是同质资本而把新技术的各种形式都混在一起却是一场灾难。在许多模型中过于简化的术语“技术”其实是一个潘多拉盒子。事实上，每一种技术都是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在我们准备对资本异质性进行适当处理之前，要建立可以解释技术变迁的一般方法的前途都是黯淡的。
人口、私有权利、制度和生产工艺的变化状态都在我有关经济史研究课题的私人清单上。但对于我来说，更明智的是，不超出我已经说过的内容，以免产生额外风险。当我转向清单上较次要的还未解决的问题时，《日本天皇》的一个场景告诉我：当受害者被发现时，我得到一份有关隐藏得很好的经济罪犯的小列表。接下来的评论将局限于列在我清单上较为次要的几个研究主题。（1）在分析家庭经济行为方面，经济学最近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有关家庭的新观点。其中一个观点提出了下述问题：能否用经济学来解释西方国家从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小家庭）的显著历史变迁？威廉·J·古德从一个有才能的社会学家的角度对这种变迁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第3章应对失衡能力的价值
无论考察现代经济的哪一部分，我们都能看到许多人自觉地重新配置其资源，以应对经济条件的改变。这种应对效率在不小的程度上由他们的“配置能力”决定。这种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不仅仅限于那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家。当所从事工作的价值变动时，出售自己的劳动服务或自我雇用的人们会重新配置其劳务。家庭主妇也会对家庭生产中的产品与服务购买组合进行时间配置。当学生的预期收益及期望从教育中获得的个人满意度价值发生变动时，他们同样要在所购买的教育服务上重新配置时间。消费机会在变动，因为纯粹消费需要时间，人们也会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来应对消费机会的改变。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教育和经验如何影响人们感知、正确解释、采取行动以合理地重新配置资源的效率。需要记住的中心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这种配置能力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教育和经验是这些能力可以测度的源泉吗？什么因素决定不同个体所具有的这些能力的经济价值？逻辑起点为下述概念：人类行为受个体在特定情形约束下的最优化原则所支配。我假设在一个包含所有个体决策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交易条件会调整到令所有个体的决策达到相互一致关系，也就是说，供给倾向于与需求一致。至于要研究的特定能力，我假设对它们的需求由导致失衡的事件决定，对它们的供给则是人力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的计划是研究下列内容：（1）人类能力的概念；（2）个体为了恢复均衡所采取的行动；（3）静态思想；（4）两种经济状态的比较；（5）对企业家作用的拓展；（6）理论的构成要素；（7）大量证据的解释。1.人类能力的概念
我们对一个人能力的信息是从他的绩效中推论出来的。这样，能力就被看作实施特定行动的才能和效率。在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服务活动中，我们只考虑那些被认为是有用和稀缺的服务，这意味着它们具有某种经济价值。来自任何能力的服务都具有时间维度；也就是说，每小时、每天、一年或一生所提供的一定数量服务。
能力具有各种类型；包括下列能力：（1）学习；（2）做有用的工作；（3）娱乐；（4）创造某些东西；（5）就我们研究问题而言的特殊能力，应对经济失衡。因为行为可以被观察到，假设所观察到的绩效同特定能力相联系就很方便。这些能力肯定会交叉和相互影响，但对能力加以限制以至似乎每一种能力都具有一系列特殊性质，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很有用。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这种还原主义方法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它假设能力是可分的；然而正常人的能力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
我们的学校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对天资和智力的测试上：例如IQ测试，其设计目的在于预测学校成绩。一些测试考察语言沟通和数量分析能力，用来预测学生在教育中的表现。部分目的在于限制供给，部分目的在于确保入行标准，职业协会提升测试用来决定谁有“资格”从事法律或医疗工作。除了具有局限性和滥用可能性之外，这些各种各样的测试在确定经济绩效方面的作用也很有限。很明显，这些测试也不是出于这一目的而设计出来的。经济学家在解释人们终生收入的广泛差异方面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能力差异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未知状态。尽管时间是有价值的，并且其经济价值在高收入国家已经长期而显著地提高，但事实上还没有人注意到，与花费的时间以及从娱乐、创造性活动和纯粹消费中获得满足有关的能力的作用。尽管现代经济中经济条件的变迁无所不在，但人们调整以适应这些变迁的效率还没有成为标准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内容。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经济分析对人类个体谋求均衡活动的忽略。2.恢复均衡的活动
准确地判断那些处于失衡状态的人们在做些什么，并不是经济学的卓越成就之一。这些人的行为，隐藏在这一假设之中：他们的最优化行为可以瞬时恢复均衡。然而，他们事实上并不具备这种行为能力；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他们有这样的能力，要在一瞬间对其资源重新配置也不是正常的经济行为。恢复均衡是要耗费时间的，并且，人们的行为取决于对给定失衡状态作出反应的效率，以及可以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活动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核心并不在于分析那些从事恢复均衡活动的个体的特定行为与绩效。
具有严密逻辑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3.静态思想
静态意味着零增长，也意味着配置能力的经济价值为零。如果资源供给及对资源提供服务的需求在足够长的时间中保持不变，经济便会处于一种不存在失衡现象的静态。目前，在评价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时，那些长期存在而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再度被提出来。对经济增长最终价值的怀疑言之凿凿，日益增多。零经济增长，伴随零人口增长，被许多人看作一种理想社会的条件。的确有可能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变动能够趋于人口均衡。4.两种经济状态的比较
一旦一个经济体达到均衡，从此对资源的供给及对资源所提供服务的需求保持不变，租金、工资和利率按照惯例维持下去，则经济会持续处于有效率的状态。如果经济条件保持不变，就不存在可感知的推力与压力而言，这种经济的价格是有效率的。
比较差异很大的两种条件下的总体效率是很有用的。在传统与现代农业条件之间的一个简单比较就可以显示出这种差异。在详细说明基本情况之前或它们对应用理论所具有的意义之前，请让我给出下面的推论。基本推论是给定可以利用的资源，传统条件下的农民比“现代”农民更为接近经济最优点，因为新的更好的（生产）可能性不断进入现代农民的选择范围。我在慎重考虑之后使用了“农民”（farm people）这一术语，因为不仅农业生产重要，家庭生产和农民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也重要。绿色革命之前的印度农民，比起艾奥瓦州的农民，在可支配资源的使用方面更为接近最优，后者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以来，要应对资源及相应机会上的诸多复杂变化。
可以简单说明这一推论背后的逻辑。那些生存数代并拥有基本相同资源的农民，趋于接近静态经济均衡。当生产技术多年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时，农民从长期经验中知道他们自己的劳动可以从土地和设备中得到多少产出。在配置可支配资源，选择农作物组合，决定如何与何时耕种、灌溉和收割，使用什么工具同牲畜和简单的田园设备相结合等等方面，所有这些选择和决策都体现了农民对边际成本和收益的精心算计。这些农民也从经验中了解其家庭生产可能性的价值；在家庭内部随物质产品一起分配其时间时，他们也很好地考虑到了边际成本和收益。而且，当孩子长期处于正规教育具有很低经济价值的环境中时，他们通过向父母学习而获得有价值的技能。这是一幅传统农业生活的简化经济图景，其中包括如何适应多变天气的生活知识，强烈地意味着一种高水平的一般经济效率。5.拓展企业家的作用
无论经济增长是否被认定为一种“进步”，它都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失衡现象的过程。相应地，不同行业的个体都从事最优化行为，他们重新分配资源以实现均衡状态。在此意义上，他们都是企业家。
在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中很少出现企业家这一概念。当出现这一概念时，通常只限于工商业者，这就排除了重新配置劳动服务的劳动者，也排除了重新配置其资源（大多数是他们的时间）的家庭主妇、学生和消费者。在标准理论中，很难看到涉及企业家才能的研究。加里·S·贝克尔的《企业家能力的供给曲线》是一个例外。6.理论的构成要素
在分析人们谋求恢复均衡的活动时，我们假定存在对重新分配资源的经济激励，人们尽其最大能力对这些激励作出反应，他们的绩效差异则是进行反应时所要求特定类型能力差异的一个度量。按照这一假定，存在一类有用的能力，其价值是对该种能力的需求与供给的某种函数。正如一开始我们所注意到的，这种特殊能力体现了个体的某种才能，即感知到给定的失衡并恰当地评判其属性，以确定是否值得采取行动，如果值得，个体的反应就是重新配置其资源。从这些再分配当中实现的收益就是那些可以观察到的回报。
这些预期收益就是从事谋求均衡活动的经济激励。由于这些实现了的收益代表了收入的增长，很明显，它不是均衡理论中通常的瞬时调整所推导出来的“零利润”结果。采用杂交玉米所得到的盈利便是这种收益的一个例证。7.解释证据
我们从限制失衡问题对个体最优化行为的含义开始，再对数据固有的困难进行评论，然后考察来自某些一般性观察和具体研究的结果。7.1 限制失衡问题的含义
我们不是去寻找证据以解释失衡存在的原因。相反，给定一种失衡状态，我们所关注的是重新配置资源的激励所引发的后续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配置能力的存量可以借助各种手段增加。然而，我们的分析只是限于这些人力资本的现有存量，尽管我们将指出，学生也具有不同的配置能力，这转而影响到他们的教育投资效率。
最容易用来进行实证分析的假说是教育和经验对资源再配置具有积极的重要影响。事实上教育兼有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体收入趋于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体的时间价值上升，这一结果就呈现为价格效应。7.2 困难
在此所研究的最优化行为中，风险和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很难确定的是，在个体的反应中，所观察到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风险与不确定性差异（包括个体的偏好差异）的结果。教育产生的配置效率可能影响信息搜索成本。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数据过于粗糙而不能分析这种相互影响。没有容易的方法可以识别和测度那些确实因特定失衡而产生的重新配置资源的激励，尽管这方面也取得了某些进展。小企业，也就是农民和家庭，或劳动者和进行自我投资的学生，比起结构复杂的大企业来说，得到有用数据的难度要小一些。然而，埃德温·曼斯菲尔德等对现代公司科研和创新行为的研究发现，教育差异影响着公司管理人员的能力。8.结论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下述假设，即成功应对经济失衡的能力可以通过教育得到增强，这一能力是现代化经济中个体私人拥有的教育的主要收益之一。我们在家庭主妇、劳动者、学生和农民实现均衡的绩效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能力对工商业人士不重要，尽管还缺乏必要的证据。除非建立一个均衡过程模型，我们无法分析这种特定能力的作用。在这种模型中，企业家才能的作用能够得到极大的扩展，企业家能力才会被当作一种稀缺资源加以供给。
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是否能用心理学家所察觉的认知能力来替代教育作为解释变量呢？如果可以，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认知能力的不同？它是在许多不同类型人类行为中显示出来的普遍能力吗？既然它在供给上是一种稀缺程度不断增加的资源，其经济价值提高所引起的供给反应又是什么？本章的研究使得我们向一段似乎很长的新征途迈出了第一步。第4章人类时间价值的提高
思想和制度对于我们高度重视人的生命和人类时间价值的显著提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庆祝我们建国二百周年所取得的成就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是批判性地反思和重新评价根植于我们制度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思想。由于1776年出现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书籍、短论和文件，可以很方便地推断这些思想出现的相应年代。尽管这些思想是构成我们社会传统的重要内容，然而认为它们理所当然则不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其他可供选择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支持，这种传统已经在逐渐衰落。
经济研究局（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二百周年座谈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考察社会思想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特别地，需要关注农业生产力的经济史；土地所有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衰落；以及人类时间经济价值的上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与集体的行动受到思想观念与制度之间相互影响带来的结果的制约，这些思想观念与制度由人与人之间可观察的反应行为构成。在此意义上，观念嵌入社会思想之中，而制度维系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思想观念对制度化秩序的反应由两种历史类型构成：一类有助于将支配性秩序编纂成法律并使之合理化，另一类在反对现有秩序中产生、逐渐体现在社会思想中并强大起来使得支配性制度发生实质改变。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思想与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各个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从四个时期来加以考察是有用的：1776年之前的重商主义时期；接着的经济自由主义时期；最近的表现为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命令经济等各种形式的新重商主义时期；方兴未艾的、在反对各种集权和独裁的制度化秩序中产生的新自由主义时期。
例如，流行了数十年的重商主义制度，在1776年之前就已经在英格兰合理化为经济思想。这些思想观念为政府对贸易、国内价格与工资、移民的限制提供了支持。这种社会政治秩序也通过国教和法律得到支撑。
在反抗当时支配性制度化秩序所带来的不利社会经济影响的过程中，1776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各种奠定自由主义基础的学术出版物都出现在这一年度。在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经济中，人们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该市场价格不受垄断者所操控，具有国家作用受到极大限制的政治秩序——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经典贡献。斯密的经济思想得到他同时代更一般的自由思潮的补充，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深刻地改变了政府的制度化功能。
工业化带来了不利的社会影响。由于自由主义对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特性加以调和，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些产生于卡尔·马克思之前的批判性思想，被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然而，马克思的贡献在于统治了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反应极大地改变了许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政府的经济职能则扩展成为新重商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目前产生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由于社会主义依赖政府职能的大幅度扩展，导致了一些国家的极端独裁政府。由于目前普遍可以看到的政府制度对个人自由的负面影响，类似于两个世纪之前对社会秩序的反抗再度出现。
本讲座所持见解的核心并不直接讨论上述各种经济体系的思想与制度。然而，我将提出的历史证据的确提供了某些间接信息，这些信息导致了对古典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充分性的置疑。本章所呼吁研究的经济史支持下面四个命题，它们不同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两种理论体系。
第一个命题来自这一事实，即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工薪劳动者，由于他们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大量投资，已经成为了资本家。工人们在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所应对的机会或激励并不包含在李嘉图或马克思提出的理论之中。这些因素也不包含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整体理论之中。
第二，古典经济学核心的基础假设是李嘉图租金在个人收入份额中具有支配性地位，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在高收入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地位事实上已经显著下降。
第三，与马克思理论相反，并且在古典理论中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变动对减少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考虑到马尔萨斯前景，直到近期，理论还是对高收入国家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含义视而不见。尚有其他重要含义在本章中没有反映出来，即高收入国家农产品生产所需劳动力的显著下降。如果不考虑现有理论的源泉或模式，这些重要的历史经济发展是无法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
我首先提出经济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然后转向人类时间价格上升的度量，以及自然资源价格和租金的长期趋势。最后，我考察了一些人类时间价格提高的具体含义。1.人类时间价格分析的经济学方法
价值和资本是经济学的核心。事件与人类行为会改变价值总量和资本存量。那些扩大选择范围的改变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在其性质上有着显著不同。自然资源是（经济上）不可再生的；厂房、设备和商品存货是可再生的物质实体；人类是具有人力资本属性的生产性主体。人类也是最优化主体，并且，从根本意义上说，在使用各种形式资本的过程中，人类的偏好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的概念及这一概念的发展与使用，是理论上最近的创新。在高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非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
尽管不时会有糟糕的事件发生，高收入国家的人类行为已经导致人力资本个人存量的长期增长，这种增长又密切伴随着人类时间价值的上升。我们分析任务的一部分，就是对经济学核心加以扩展，用来解释长期变动环境下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作用。
过去25年以来，我们已经得到了有关能够改变人力资本供给因素的经济学知识。学校培训、高等教育、在职经历、移民和健康都会影响人力资本供给。然而，解释人类时间经济价值的提高有两个主要因素，人力资本供给的变化仅仅是其中之一。通过人类时间价格显示的价值，是由市场和非市场服务的现有供给及需求，以及人们从其人力资本中获得的直接个人满足共同决定的。与对改变人力资本供给因素的经济学认识相比，我们对那些改变人力资本需求因素的认识并不令人满意。
要从历史视角认识有关人类时间价格尚未解决的问题，有必要超越当前事件和最近的经济增长现象。回忆一下早期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有用的，它依赖于以下命题：高度无弹性的土地（自然资源）供给形成李嘉图租金，人口增长导致长期不变（生存）工资，新增非人力资本和有用知识（生产工艺）进步带来更大规模的人口和李嘉图租金的上升。所有的家庭活动都被假设为非生产性的。相应地，重要的经济行为都被限制在市场性生产活动之中。
我们主要关心过去70年的经济史，以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时间的价格在那些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的国家已经得到显著提高，然后明确另一个事实，即自然资源（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服务实际价格的长期趋势已经基本上保持不变。结果，相对于自然资源服务的价格，人类时间价格的经济重要性已经极大地上升了。
考虑到历史的发展特性，我们怎么解答下列问题：为什么在高收入国家李嘉图租金已经丧失其经济影响力？为什么人口增长的同时实际工资反而显著提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相对于人类时间供给的数量与质量的共同提高，为什么对人类时间的需求增长得更快？
尽管很明显的是，劳动服务的价格上升既不能用生存工资理论来解释，也不能用劳动剥削理论来解释，但也存在这样的事实，即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非常大的份额，只有劳动价值理论还是不够的。人力资本概念的发展使得有关劳动的经济学理论得到扩展，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那些有价值的后天习得能力（包括经由投资形成的技能）在供给上的增加。但是劳动经济学的这种扩展，正如前面所隐约指出的，并不能解释对已经内嵌于人口之中的人力资本服务的需求增长。
我们从提出一个一般性理论开始，并以下述命题为基础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资本服务的价值是找到我们所提问题之答案的关键。我们需要一个广义的资本概念。能够再生的有形财富只是资本的类型之一。尽管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本章也把它当作另一种类型的资本。在这种包含人力资本经济属性在内的广义资本概念中，人类个体是最重要的一类资本。各种类型资本服务的价值都要通过人类行为体现出来。要解释这些行为，一种逻辑严密的经济理论需要以两个基本概念为基础：人类是最优化主体，其行为受到各自独特条件的约束；市场存在一个拍卖场，所有个体明确出价，确立使供求一致的交易条件。
我们对人类时间价值提高的分析方法集中关注供求交点随时间的变动情况。能改变人类时间供给的变量相当明确：用于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全部时间，包括分配给消费活动的时间；从事这些活动的全部人口的时间结构与质量。这些供给变量对单位时间价格及其收入效应的反应是相互依赖的。
在现有经济学知识状态下，对那些能改变人类时间需求的变量还不完全清楚。自早期古典经济学以来，自然资源服务的数量和价格，以及价格对工资的影响已经成为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成为重要的变量之一，尽管在行为表现上并不完全同理论一致。而且，在高收入国家，从自然资源获得的租金对人类时间需求的影响很小。非人力可再生资本存量及其服务的价格，以及这类资本的各种形式，构成影响人类时间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从这类资本获得的收入对人类时间的需求具有实质性影响，即使该收入相对于劳动获得的收入已经出现下降。另外一个日显重要的变量是工薪家庭对有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个人服务的需求。
这里所提出的方法还需要一个关键变量，即有用知识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工艺和消费的变化。这一变量具有两个重要的特殊经济属性。就自然资源来说，它由对这些资源的新型人造替代物构成。就可再生物质资本来说，它由那些与熟练人力技能互补的新形式资本构成，进而增加了对这些人力资本的需求，提高了人类时间的价值。
现在我们来整理有关人类时间价格长期上升的历史证据，这些历史证据主要集中在1900年以来的时期。2.测度人类时间的价格
全世界大多数人所面临的经济条件使得他们的时间价值都非常低。劳动获得的报酬很少。工作很辛苦；生活很艰难。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低收入国家。然而，相比较而言，少数国家普通民众的时间价值是极其高的。从经济史角度来看，在这些例外国家里，人类时间价格较高，只是近期发展的结果。在李嘉图时代，地租事实上比工资要高。自马歇尔时代以来，实际工资逐渐得以增长。例如，从1900年到1972年，美国制造业以1967年美元表示的实际小时“工资”从大约60美分上升到3.44美元。
我们先概览一下人类时间经济价值的长期增长情况。直接证据是估计1900年以来每隔十年的实际工资率。从美国开始，我们使用里斯的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报告，它对制造业生产工人每小时工作报酬进行了估计，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市场部门人类时间价格的代表。每隔十年的实际小时价格都在上升。到1972年，每小时实际工作报酬的增长已经超过了5倍。正如可以预期到的，每小时实际工作报酬的年度估计也发现有几年出现了下降情况。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3个年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8个年度。然而，表I.4.1表明，每小时实际工作报酬存在显著的上升趋势。表I.4.1 美国制造业生产工人的每小时工作报酬，1900—1972年注：对1970年和1972年的估计是使用类似方法得到的。使用1967年美元对里斯的估计进行了调整（他使用的是1957年美元）。资料来源：Albert Rees，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1860—1970（US Bureau Economic Analysis，Washington DC，1973），app.2，B70，pp.222-223.
一般来说，法国、德国、瑞典和英国的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的上升趋势同美国很相似（见表I.4.2）。不过，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大约在1960年之前，瑞典和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比其他三个国家要高，而其他三个国家中英国的工资增长要慢一些。实际工资变动也存在值得注意的其他国别差异。法国和英国在1900—1910年实际工资没有增长。自1925年以来，瑞典和美国的实际工资要大幅领先于其他三个国家。（这是否因为战争带来不同影响所导致的重要结果呢？）一直到1960年，瑞典和美国都保持了这种领先状态，而英国始终低于其他国家。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整个十年期间，法国和德国，加上瑞典和美国，1900—1970年实际工资增长了3倍，而英国的增长为2倍。表I.4.2 法国、德国、瑞典、英国、美国工业实际工资指数，1900—1970年（1890—1899年=100）注：在解释表I.4.2所示的实际工资增长时，应当牢记我们研究的是年度工业实际工资。它们并非小时工资。比起里斯的估计，在获得就业总工作报酬方面它们是不完整的数据。相应地，里斯的增长率估计要比布朗的估计高。这样，布朗对美国1900—1970年的实际工资估计表明存在3倍增长，而里斯的实际小时工资估计表明存在更高的4倍增长。资料来源：E.H.Phelps Brown，“Levels and Movements of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nd Real Wages Internationally Compared，1860—1970，”Economic Journal，83，5871.根据附录表III和表V整理。
实际工资上升的事实有力地表明，除了实际工资折算指数蕴含的人类时间价格之外，相对于工资水平而言，各种价格都下降了。由于古典理论认为随着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地租面临上涨压力，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都关注地主的“不劳而获”收入，我们转而讨论那些主要依赖自然资源服务的价格变动趋势，并对农业用地的李嘉图租金加以评论。3.自然资源的价格和租金
我们现在给出这些自然资源价格变动趋势的证据。我们将集中关注那些与自然资源最密切相关的商品，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我们考虑可再生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和森林资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矿产资源，包括矿物燃料），并考察由这些自然资源形成的商品价格变动趋势。我们把这些自然资源统称为采掘业。我们所说的商品价格当然不是纯粹的自然资源原材料价格；相反，它们是劳动和可再生资本的生产性服务与自然资源原材料的各种组合产品的价格。
相应地，我们的采掘业包括采矿业（主要是金属和矿物燃料）、农业和林业。这些行业生产的大多数商品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倾向于长期保持不变。例如，1900年生产的1蒲式耳小麦，与1970年的小麦相比，差异极小。类似保持不变的商品还有铅、铜或硫黄。不过，牛奶和其他牲畜商品仍然存在质量变动的情况。一般来说，这些商品价格的历史记录比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价格的历史记录更为可靠。就美国而言，波特和小克里斯蒂对内战结束不久之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采掘业商品年度数据的估计进行了杰出研究。曼泰对波特克里斯蒂的研究进行了更新。
表I.4.3的经验数据表明，与表I.4.1显示的实际小时工资超过4倍增长的情形相比，自然资源商品折算价格在1900—1972年并不具有上升趋势，而是有轻微的下降趋势。在农业内部，尽管这一时期政府采用了各种支持价格政策，粮食折算价格还是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该时期结束时的牲畜价格折算总指数回复到了其初始水平（见表I.4.4）。一般来说，比起粮食生产成本，人类时间价格对牲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影响要多一些。表I.4.5中矿物燃料的折算价格表明，尽管1972年的矿物燃料价格折算总指数比1900年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一，但烟煤折算价格上升、石油折算价格下降。毋庸置疑的是，实际工资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烟煤价格的上升。表I.4.3 美国采掘业商品价格折算指数，1900—1972年（1900年=100）资料来源：N.Potter and F.T.Christy Jr，Trends in Natural Resource Commodities（Johns Hopkins Press fo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Baltimore，1962）.实际价格通过产出加权得到，使用密歇根州立大学罗伯特·曼泰1967年权数加以更新。实际价格指数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折算，1967年=100。表I.4.4 美国农业商品价格折算指数，1900—1972年（1900年=100）资料来源：见表I.4.3。表I.4.5 美国金属和矿物燃料商品价格折算指数，1900—1972年（1900年=100）资料来源：见表I.4.3。
我们没有在上述自然资源商品价格的研究过程中使用经济理论。我们既没有使用理论去获得貌似有理的结果或推导出可检验的假说，也没有去验证上述研究中所报告的价格变动行为。我们对实际数据使用这种明显非理论方法的理由在于，不存在一个可以容纳这里所考察的发展类型的一般经济理论。有些理论认为，在工业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商品之间存在替代，但它们也存在相互冲突。一些学者研究了与自然资源商品价值有关的舒适性服务的价值。再早一点，就是那种被视为引入李嘉图租金的一般理论了。
世纪之交的现有理论预测，自然资源商品价格会相对于工资而上升，自然资源所有者获得的租金收入所占国民收入份额会提高。其中最权威的就是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前言中所作的中肯、雄辩的预测。上述研究中观察到的自然资源商品价格，包括农业生产的粮食价格，很明显同马歇尔的预测并不一致。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他有关农业用地租金的预测也同他那个时代以来的事实不相符合。
目前没有现成的适合我们当前研究的一般理论。我们当前的研究，只限于局部理论，对自然资源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以及直接来自大自然的舒适性服务进行研究。有大量实证研究涉及对各种农产品、原材料和一些舒适性服务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那些有关需求价格弹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分析这几十年来的发展现象并不特别有用。
一提到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最终会消耗殆尽，或其舒适性源泉会受到永久性的损害，这毋庸置疑。至于可再生自然资源，在地球表面，适宜生长的、农业和林业所依赖的庄稼和树木也存在一个最终限制，对此也用不着争论。关于这一点，关键的尚未解决的经济学问题是，自然资源、劳动和可再生资本之间的替代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建立一种有关下面每一类活动替代可能性的特殊理论是有用的：在生产自然资源商品和提供舒适性服务时，资本和劳动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替代；在工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对自然资源商品的替代；家庭生产也有类似的行为；在最终消费时，为了节约自然资源而进行的调整。然而，为了全面处理各种各样的替代可能性活动，我们也需要知道实现替代的技术可能性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动。
回想一下，一系列广泛的自然资源人造替代物已经得到发展；即农业生产中对土地的替代物，工业与家庭生产以及最终消费中对自然资源商品的替代物。这些过去产生的替代物能够被识别，它们的供给影响能够被确定，但是公平地说，经济理论还无法预测那些能替代自然资源的新增或新人造替代物的供给。缺少这种理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忽视了这方面的未来发展。
在研究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服务价格的农业地租之前，有必要简短讨论一下我们有关其他类型经济活动替代的现有知识。汉佛莱和莫罗尼简要地给出了美国制造业中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商品之间的替代情况。在评论了两组相互冲突的观点之后，他们呼吁提供新的证据，并使用两个可供选择的研究设计来估计1963年制造业的替代关系。他们的结论是，不管投入替代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引致还是价格引致，有证据表明，大多数美国制造业资源使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时，都可用劳动和（更小程度上的）资本对自然资源进行替代。
对家庭生产中的替代还不存在类似的研究。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在于把理论扩展用于处理家庭生产和进行经验分析在经济学中尚是前沿性的新近研究。对替代的一些有用研究可以在最终消费结构（包括自然资源的舒适性消费）的选择中找到。
我们有关价格变动趋势的分析是令人愉快的；更少的劳动可以获得更多的报酬，1970年可以用与1900年相同的实际价格买到足够多的自然资源商品，尽管这一时期人口数量从0.76亿增长到了2.03亿，GNP几乎增长了9倍。然而这是真实的情况吗？我们的价格折算因子明显受到日益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对于自然资源商品价格来说，它或许并不是恰当的价格折算因子。除此之外，我们处理自然资源的价格效应时存在一个严重缺陷。这一缺陷来自这一事实，自然资源租金在实际商品价格中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相应地，由于工资和可再生性资本成本构成的商品生产实际成本的比重不断提高，这导致我们在前面研究的商品价格存在偏高倾向。尽管采掘业人均小时产出已经提高了，我们发现，一般来说，商品的劳动密集程度越高，则该商品价格偏高的倾向越大。例如，就农业而言，小麦的折算价格在1900年到1970—1972年下降了一半，而新鲜土豆的价格在1920年（这是可以得到该价格资料的最早时间）到1972年提高了一倍。但愿我们能够确定这些自然资源服务的真实价格。
假如我们知道支付给农业土地初始所有者的真实租金，我们就可以得到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服务价格，因为农业产出的价值决定着所有采掘业产出的总价值。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得到想要的租金，因为这里所给出的租金肯定也存在偏高倾向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这些农业地租并不是李嘉图租金；其中一部分才是支付给土地初始所有者的租金。
农业土地生产率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土地改良投资而人为形成的。无疑也存在某些投资减少的情况和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土壤贫化（包括水蚀和风蚀）就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问题。罗斯福新政就为土壤保持方案提供了政府补贴。尽管真实土壤贫化问题被过度夸大了，土壤保持方案，除了其他作用外，已经为土地改良提供了公共投资。
为了了解人为因素影响农业土地生产率的程度，我们暂时把目光转向世界其他地方。除了波河流域、英格兰部分地区和法国，西欧的原始土地通常相当贫瘠。成为农业用地之后，这些土地的效率就提高了。芬兰原始土地的生产力比邻近的大多数苏联西部地区要低；不过今天这些芬兰土地的生产力要远远超过苏联西部地区。日本原始农业土地的生产力普遍都要比印度北部地区低些。现在，它们之间的差异则是表现为日本农业土地的生产力更高了。阿根廷有着丰富的适宜玉米生长的自然土壤和肥沃的小麦产地，但是它的玉米产量远远低于艾奥瓦州和堪萨斯州。从很早的时期开始，大多数农民所面临的都是贫瘠原始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提高其生产力的投资。
在美国，农民们改良原始土地的投资形式多样且数量庞大。然而，这些投资并没有以稳定速率增长，因为投资激励随时间的推移有很大的变动。在20世纪前二十年的大多数年份里，这些投资数量很大，尤其是对排水系统的投资，它们现在已经成为玉米带的最好设施。从1920年到1929年，农田改良投资处于低潮，20世纪30年代更是如此。此后，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农田改良投资支出，这些投资迅速增长起来。现代运土设备显著降低了梯田开垦、防止水源流失、土地平整等方面的成本。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目前达到4000万英亩，为此耗费了数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纳税人支付的。
在山区和太平洋沿岸各州土地更为干旱和经营更为粗放的农业区域，为牧场（包括那些质量好的处于更高纬度的草场）所支付的现金租金，在1970年，平均起来每英亩土地要低于4美元。从加利福尼亚每英亩农地的市场价值，可以得到租金中所隐含的投资效应信息。1970年，没有灌溉系统的农田每英亩售价平均为560美元，与之相比较，有灌溉系统、用于集约农田经营的土地售价为1090美元。有灌溉系统、用于运输和种植蔬菜的土地每英亩售价为1670美元，而有灌溉系统、对果树进行了投资的果园和小树木每英亩售价为2730美元。
林德特的一项有关土地稀缺性的研究包括了回溯到1900年农地租金的系列数据。它们是中西部5个州的每英亩土地的总现金租金。实际总租金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后得到。从1900年到1915年，这些租金几乎提高了15%，到1920年下降了30%，到1940年甚至降到更低。林德特的系列数据表明1950年开始出现了上升趋势。1970年这些租金比1900年提高了6%，但比1915年要低些。
尽管农地价格和农业商品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总现金租金波动更大，但它们的变动模式通常来说还是相当类似的。不过，这些模式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初始土地所有者所得租金占总现金租金比重的直接证据。有间接证据表明土地所有者的支出，包括他们为管理这些土地付出的时间价值，从1900年到1970年已经大为上升。这一间接证据也表明，自1900年以来，土地改良投资、建筑及其他设施的投资，尤其是畜牧业地区（例如中西部）的投资，已经变得相当大。我对这一间接证据的解释是，1900年到1970年，李嘉图租金占总现金租金的比重下降了，根据我们提供的理由，该比重可能下降了三分之一。如果这一解释正确，它意味着折算后的总现金租金在1900年和1970年大概相同，结果，土地资源所贡献的价值生产力大幅下降了。造成这种下降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发展对农地租金的影响，以及农地人造替代物的使用。
我们已经使用70年的经济数据来证明了人类时间经济价值的显著上升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时期那些最为依赖自然资源的原材料的价格并不具有上升趋势。尽管数据中并没有显示出，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1860年到1900年实际工资确实有所提高。这种增长幅度很小，几个世纪大概增长了十分之一到一倍，表I.4.2给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相关数据。再回到更早期的历史，在李嘉图时期，实际工资也在上升，但这是根据食物成本作出的比较。小麦价格相对于工资的变动能给出相关信息。下面的估计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小麦应用和工资水平的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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