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欣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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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的博弈：主流新闻媒体议程设置与青年大学生舆论引导研究试读：
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一、研究背景当代瑞士神学哲学家布鲁纳曾断言：“从技术史可以得知，技术的每一进展不只是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在以数字媒体为核心，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媒介使用权和信息发布的控制权由传统媒介集中统一掌握向其他社会主体分散扩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新闻信息传播门槛降低，新闻媒介原有的限制被极大地削减，传播权力呈现“反转”现象，一点点地向受众转移。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DV、手机、相机都有摄录功能，普通民众成为“公民新闻”的积极实践者，同时也可能成为某些突发事件的现场目击者。比如：最早报道央视火灾的并非新闻记者，而是一位事发时刚好路过的网民，他用手机拍下照片并上传到了网络。甚至有一些公民自发地调查热点社会事件，通过网络等自媒体发表调查结果，影响社会舆论。
在传统新闻媒体时代，新闻媒介使用权主要掌握在政府和专业新闻组织手中。在主管部门的组织领导下，新闻记者对新闻形象或事件进行选择、加工、记录，向受众传播外部世界变化，用以作为社会成员认知、判断和行动的基础，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对于社会的共同印象，培养受众的“主流意识”。当今社会，在制度改革、市场发展、技术创新、观念多元等合力作用下，大众传播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受众对于媒介的使用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舆论传播主体格局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人们的信息认知方式和对信息内容的获取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各种思潮、观点通过不同渠道进入公众讨论圈，各类社会矛盾与问题也日益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社会话语空间日益复杂多元，官方话语力量与民间话语力量不断地博弈，新闻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很重视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及其对公众舆论的引导能力。1994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舆论引导的思想：“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引导舆论，至关重要。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干部，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抓好舆论引导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要求媒体“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党的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舆论传播格局呈现“双核”化结构：一是以主流媒体为代表、自上而下式的官方舆论传播核心；一是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代表、自下而上式的民间舆论传播核心，并且主流媒体尤其是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正受到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激烈冲击。相比之下，拥有众多资源、依凭着国家给予的垄断性话语权、信息生产及传播处于强势地位的主流媒体理应对主流群体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对公众舆论进行有效引导。但是，目前主流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呈现下降趋势，甚至有不少人感慨“主流媒体影响不了，也引导不了主流群体”，这一直是学界、业界关心并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日益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主流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到底如何？是否如大家所认为的“边缘化”？在这种研究背景下，研究主流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就显得十分必要。
新闻媒体日复一日传送的信息洪流，是人们获取社会信息的主要途径，构塑着每个人对于世界认知、评价的心理图像，而人们心目中对于世界的这个主观图像，又直接决定着个人的判断与决策。由媒介传播塑造的个体内心图像一旦形成，就会直接影响并决定国家及社会的未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在《影响力经济》一文中提出有关媒介影响力的问题，他认为：传媒影响力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其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和其他相关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
身处信息时代的大学生关心社会，民主意识较强，对新事物、新现象十分敏感，喜欢发表意见。大学生媒介消费的时间占其日常生活的比例越来越大，大众媒体已经成为影响当代大学生建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因素。当受到正确的、积极向上的舆论引导时，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理解、判断、行为易呈现积极健康的状态，对外部世界的“图像建构”不易失衡；当受到错误舆论的诱导时，大学生则容易迷失方向，产生情绪波动，形成一个消极的舆论温床。
大学生群体舆论并不仅仅代表少数人的认知、情绪与观点，更不代表个人认知、情绪与观点，而是代表着大学生群体的意见。这种舆论一旦形成，就犹如“沉默的螺旋”一般，为避免被孤立，大学生个人的意见会融入群体意识中，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另外，大学生群体对社会热点问题比较关注，大学生群体舆论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舆论客体常常是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大学生群体舆论甚至会对这些事件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媒介传播对大学生群体舆论的引导值得重点关注。二、选题意义
媒介与受众的关系研究，是新闻传播学永恒的话题，因为媒介与受众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对人的行为和社会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是建立在环境认知基础上的，而在大众传播时代，人们对现实环境的认知更多的是依赖于大众传媒这一中介，传媒依赖症也越来越明显。媒体营造的拷贝环境是对现实环境最新变动的提示，它反映现实环境的真实程度对人们的行为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2008年，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胡锦涛同志曾指出：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在200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正确导向，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巩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努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任务。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成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在中国，主流媒体是党政机关宣传政策纲领的主要传播途径，是党和国家的舆论工具，对社会舆论优化整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主流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虽说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多元化时代，人们对许多问题的判断标尺、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无论是对媒体自身、政府还是公众而言，主流媒体对公众舆论是否能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和引导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确的舆论能集结人心，形成合力，助推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错误的舆论则易混淆是非，助长某些错误观念或偏激的情绪。
当下中国媒介环境与公众舆论生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经济时代自上而下、一元化的信息传播模式已被打破，社会公众的话语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释放，话语形态日趋多元。正如香港城市大学何舟教授所说：“当下中国存在双重或多重话语空间的传播现实。”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一方面，公众的话语空间实现重构，公众的话语权力日趋增强，话语秩序发生改变，舆论环境呈现出新的样态，社会舆论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因素增多，舆论引导的难度和复杂性也随之增大；而另一方面，媒体对社会舆论每个发展阶段的影响（或引导）依旧存在，因此，迫切需要思考如何构建媒体与社会公众之间新的舆论桥梁，并探寻主流媒体对新舆论形态的有效引导方式。
大学校园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聚集地，大学生们在校期间每天都能够接触到各类媒介，而且能够相对自由地利用媒体进行表达、判断，作为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大学生群体的舆论形成过程及舆论引导应当引起关注。目前，大学生群体正处于思维和情感都十分活跃的年龄阶段，独特的学习经历使得他们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十分敏感，单纯的知识结构和社会阅历致使大学生容易受到各类媒体传播信息的影响，而主流媒体作为“外源性”的影响因子，应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对大学生群体舆论予以正确引导。
议程设置理论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键理论之一。本书在议程设置理论的参照下，利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在总结分析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及其形成模式的同时，研究大学生对主流媒体的认知图式及其接触、处理主流媒体信息的习惯，重点研究媒体议程如何对大学生产生理想化传播效果，探寻主流媒体对大学生这一青年群体舆论的有效引导方式与途径，这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等领域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三、研究目的与问题
斯塔姆·卡特和海因茨－诺尔斯（Carter，Stamm＆Heintz－Knowles，1992）认为，“议程设置研究有待提高，而不能仅停留在不断改进测量现有效果的方法上。对于议程设置，我们应有更多的了解，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认识，媒介应该做些什么，以使公众在克服共同的难题时万众一心”。学者们对议程设置研究已开始从讨论“新闻媒介不能告诉我们该怎么想，却可以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逐步过渡到讨论“是否新闻媒介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也可以提示我们该如何想”。因此，本书在已有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依托国内主流媒体生存的具体媒介环境，尝试探寻主流媒体新闻报道是否能对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产生影响，并思考如何利用议程设置理论来加强主流媒体对大学生群体舆论的引导力度，使我们的社会运转得更为稳定。
主流媒体针对大学生群体舆论的引导研究，在现有的文献中并不是太多。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媒体角度强势地提出舆论引导方式，而忽视了公众的特性以及公众对于媒体信息的处理习惯的研究。大学生是个相对特殊的群体，他们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追求个性，对生活充满了期待与好奇，对周围的事物有着强烈的关注，对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观念，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定形阶段。大学生又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重要的传播群体，大众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家庭和学校。所以应该加强主流媒体对大学生的舆论引导。但是我们又看到，主流新闻媒体被认为正在“边缘化”，影响力逐渐下降，甚至产生了“主流媒体为何影响不了主流群体”的疑问。李希光曾在《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传统主流媒体何去何从》一文中提出中国传统媒体“三个脱节”：（1）公众不再把党和政府的媒体作为日常信源；（2）公众不再把党和政府的媒体作为重大新闻的信源；（3）公众不再把党和政府媒体作为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新闻背景与解释。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陆地教授认为，媒介影响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媒介影响力主要是指媒介影响目标市场消费导向或目标人群消费行为的能力；广义的媒介影响力则是指媒介对一定范围内主流社会（影响面）的人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思想或行为产生影响的能力。笔者认为媒体自身的资源是构成其影响力的基础与根源，但如果仅从媒体自身的资源出发，认为媒体拥有越多越优质的资源，那么其影响力就越大，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力就越强，这一推断是值得商榷的。主流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是指在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主流媒体对其产生影响的一种能力。即便主流媒体自身的资源是极为优质的，但在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这些资源如果没有转化成优质媒介产品，主流媒体缺乏与其影响客体的联系与交流，那么主流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仍将十分薄弱。
从所占有的资源角度来看，中国主流媒体理应担负着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但现实状况却令笔者产生下述疑问：中国的主流媒体是不是具备、能不能担负与其所占有资源相匹配、相对称的舆论影响力和领导力？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不足？如何增强这种能力？但是，本书不打算从主流媒体自身的资源来主观推测其对大学生舆论引导作用的强弱，而是重在对“主流新闻媒体对大学生群体是否能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发挥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来对大学生群体进行有效引导”这类经验问题进行探索式研究。在议程设置理论的参照下，主要探索以下问题：主流媒体如何将自身资源转化为新闻产品？主流媒体生产的新闻产品对大学生有效传播的能力如何？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呈现出什么模式？大学生这一群体对主流媒体的认知图式究竟如何？大学生心目中对于主流媒体的评价如何？在大学生群体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主流媒体能否对大学生群体舆论进行有效引导？主流媒体能否影响大学生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从大学生角度，主流媒体在何种情况下能对大学生个体的意见产生影响？主流媒体报道的哪类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可信度高？第二节主流媒体及舆论引导研究的成果、不足及借鉴意义一、主流媒体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的梳理（一）主流媒体的概念界定“主流媒体”一词来源于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他于1997年发表的论文《主流媒体何以成为主流》（What Makes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中首次提出“主流媒体”这一概念。论文认为：“主流媒体又可以叫做‘精英媒体’（Elite Media）或‘议程设设置媒体’（Agenda-setting Media）。这类媒体设置着新闻框架（the frame work），而其他所有二、三流的媒体则每天都在这个框架内筛选新闻。”在西方，主流媒体不但社会影响力很大，而且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
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主流媒体的概念界定与媒体所处的国家社会环境、媒体自身的职能属性密切相关。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于“主流媒体”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学者和业界人士对主流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国庆认为：“主流媒体就是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和功能，覆盖面广，品牌性强，影响力大的强势媒体。”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就是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级媒体。”浙江大学传媒和国际文化学院邵志择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就是依靠主流资本，面向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在社会中享有较高声誉的媒体。”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周胜林教授认为：“主流媒体是相对于非主流媒体而言，影响力大、起主导作用，能够代表或左右舆论的省级以上媒体，称为主流媒体，主要是指中央、各省市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央、各省市区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一些其他的大报大台。”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则提出判断主流媒体有六条标准：（1）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各界视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声音、主张的权威代表。（2）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在我国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坚持并引导社会发展主流和前进方向，具有较强的影响力。（3）具有较强公信力，报道和评论被社会大多数人群广泛关注并引以为思想和行动的依据，较多地被国内外媒体转载、引用、分析和评判。（4）着力于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动向，是历史发展主要脉络的记录者。（5）基本受众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6）具有较大发行量或较高收听、收视率，影响较广泛受众群。（二）新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
2006年，田智辉和张颖的《主流媒体应对博客（Blog）策略探析》一文，以世界主流媒体及国内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为例，初步分析探讨了应对博客挑战的策略。2007年，程忠良的《博客离主流媒体还有多远》从受众群体、专业人才、市场发展、内容创作等角度指出，博客的使用人数正在呈现爆炸性增长，博客对传统主流媒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要成为主流新闻媒体，要走的路还很长。柳珊的《传媒格局变革中主流媒体的战略抉择——从“央视春晚”与“网络春晚”的比较谈起》在描述新媒介环境特征的基础上，概述了网络对主流媒体的冲击，并提出应对措施。2008年以后有关主流媒体的研究逐渐开始侧重于描述新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哪些冲击以及传统主流媒体应该如何应对新媒体带来的危机。2010年以后，学界开始探讨新媒体与主流媒体的融合，并结合具体案例论述主流媒体未来的发展路径。王瞻宁在《新媒体语境下传统主流媒体的生态分析》一文中提到由于媒体环境逐渐多元化，新媒体更易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主流媒体的核心受众人数减少，注重宣传效应的广告商们也把广告投放到受众接触率高的新兴媒体上，部分传统主流媒体由此面临生存问题。屈艳枝的论文《论创新党报的办报思路》结合具体案例，探讨在新的媒体传播格局下党报改革的具体思路，提出以报托网，以网强报，运用网络平台搭建新专栏以及改进报道方式来吸引年轻受众等措施。（三）主流媒体影响力
主流媒体影响力是指通过主流媒体传播后，媒体传播的观点、信息对受众及其他相关行为主体的态度的影响能力。2005年，学界开始关注主流媒体的影响力研究。复旦大学李晓静的博士论文《中国大众媒介可信度指标研究》聚焦于媒介影响力构成中的媒体可信度因子，论文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媒介、受众的三维框架中，对“媒介可信度”概念进行本土化的测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民众不相信媒介的理由中，“过于商业化”是当前中国媒体比较突出的现象。何春晖和毛佳瑜的《媒体影响力的量化指标》，郑丽勇、郑丹妮、赵纯的《媒介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郑丽勇的《媒介影响力乘法指数及其效度分析》和《当前我国新闻传媒影响力格局解析——基于北京、上海等16个城市376个传媒的影响力实证调查》等，用实证的方式较为系统地对媒介影响力从深度、广度、信度、效度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建构了媒介影响力的四维指标体系，为正确评价媒介影响力提供了较为完整而全面的视角。南京大学郑丹妮的硕士论文《党的主流媒体影响力问题研究》在对有关媒介影响力以及影响力评估方法的文献的回顾梳理之后，使用以受众规模、媒介接触时间、媒体公信力、主流人群比率为指标的媒介影响力乘法指数评估模型，对当今我国各类媒体的影响力发展水平进行了一次实证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党的主流媒体从整体上看仍处于优势地位，但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影响力水平的两极分化：中央强，地方弱；主流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强，但在报纸、网络两类媒体中，党的主流媒体确实已经逐渐趋向“边缘化”，影响力水平有待提高。（四）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与监督
江泽民同志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随着民主政治的进步，公众的参与意识日渐增强，人们对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越来越关注。主流媒体准确、及时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揭露社会丑恶，批评不良风气，不仅能增强自身的权威性，也会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因此，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是主流媒体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王瞻宁在论文《新媒体语境下传统主流媒体的生态分析》中提到新媒体的涌现改变了传统主流媒体的生态环境，打破了报纸、广播、电视三分格局，社会舆论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在传统主流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很少对个体民众的见解与非主流的意见进行即时传播，而在数字信息时代，信息垄断被打破，主流媒体“把关人”的作用已弱化，民众对社会事件的知情与参与意识提高，形成了对主流媒体和政府舆论的监督。求剑锋的论文《新媒体发展形势下主流媒体如何强化主流舆论场》总结了新媒体时代在主流媒体舆论场弱化的原因，并对如何强化主流媒体的主流舆论场提出建议。黄艾在《主流媒体在媒体事件中的舆论引导》一文中提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少社会问题在媒体的推动作用下迅速演化为媒体事件。在媒体事件中，主流媒体不应“失语”，而应通过及时报道、议程设置、培育“意见领袖”来提高公信力和影响力，弘扬社会公平正义的主流价值文化，提升主流媒体在媒体事件中的舆论引导力。梁小建在《媒介融合中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思考》一文中从框架理论角度谈传统主流媒体的三大优势：第一是为新媒介等其他媒介的议题设置提供框架；第二是为新媒介等其他媒介组织的内容生产提供框架；第三是为受众对意义的认知提供框架。赵勇的《如何提升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一文提出在新媒体已对传统媒体形成倒逼之势的情况下，传统主流媒体应主动出击，转变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面对纷繁复杂的舆论，有所担当并作出正确的引导，积极承载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切实占据主流地位，发挥主流作用，扩大主流媒体的宣传阵地，占领文化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制高点。倪琦珺的论文《微博时代如何提高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出，微博时代的信息发布与新闻事件进展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民众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反应越来越迅速，而传统主流媒体的反应相对滞后，主流媒体应该在遵守新闻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娴熟地运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平台，积极主动地发布自己的声音，有效遏制谣言的传播与扩散。（五）主流媒体经营变革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主流媒体积极与时俱进，寻找改革的路径。龚立堂的论文《主流媒体·主流新闻·主流受众——论都市类报纸的转轨变型》认为，主流媒体、主流新闻、主流受众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都市类报纸要朝着吸引主流受众、制作主流新闻方向转轨变型，并对如何转轨变型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措施。蔡雯的论文《集优质资源打造主流媒体——对党报改革的思考和建议》指出，都市类报纸对传统党报的市场占有率和社会影响力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文章通过调研分析总结党报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党报的优劣势，探寻党报的发展出路。2004年，由杨兴锋撰写的《高度决定影响力——南方日报总编辑报业运作新思维》一书，主要结合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改革创新探讨主流媒体再造之路。2005年之后，每年学界都有不少有关主流媒体新闻改革、区域主流媒体联合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转型趋势、主流媒体如何与市场经济接轨等与媒体管理经营相关的议题。赵彦华的《社会影响力与市场影响力的关系》指出：新闻媒体的影响力不仅包括新闻报道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还应该包含其产生的市场影响力。市场影响力大的媒体往往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媒体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较强，能较好地参与国际媒体市场的竞争，从而取得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戴苏越与伍刚的《主流媒体网站的资本之路——人民网上市案例分析》对“人民网上市”这一中国媒体改革的标志性事件进行研究，分析这一事件背后的机遇与挑战，并将其与《纽约时报》的新媒体转型进行对比，探寻其赢利模式。二、舆论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的梳理（一）舆论的理论研究
据德国社会学家诺艾尔－诺依曼（Noelle-Neumann）的考证，卢梭于1744年首次使用了“公众舆论”一词，他强调人类的理性足以产生理性的“公众意见”，公众舆论是平等的，不受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1922年，李普曼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对公众舆论的客观性和平等性表示怀疑，并就公众舆论生成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精辟的探讨与梳理。
而国内对于舆论的思考则始于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专论——《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之后直到1988年，随着刘建明教授编著的《基础舆论学》出版，我国才重新开启了舆论学的相关研究。随后出现了许多与舆论学相关的专著，如孟小平的《舆论学：揭开公共关系的奥秘》（1989）、徐向红的《现代舆论学》（1991）、张学洪的《舆论传播学》（1992）、康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舆论》（1995）、陈力丹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1999）、刘建明的《社会舆论原理》（2002）等。
舆论是社会生活中一种极为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界定，因而直到现在，学术界针对舆论或是公众舆论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辞海》对“舆论”一词的注释为：舆论就是“众人的议论，现多指群众的言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新知识词典》注释：“舆论是指国家、集团、个人对某一事端或社会意识倾向所出现的议论漩涡，是意识思潮的一致性与分歧性的反映。它有着对政治、道德、经济、社会、意识的潜在权威性与评判性。”而国内舆论研究的学者陈力丹教授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刘建明教授认为：“（舆论）是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舆论通常是指参与公共事务的公众态度，凡人们每天诉说的思想和社会观念都是它要研究的内容。”“舆论通常被认为是不参与决策过程，在权力中心之外的人的意见，往往表现为多种公众对事务的评价。”“舆论是一种浮动意识，处于社会意识活动的泛化层面。”喻国明教授则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
不同的学者对舆论的界定各有不同，从中也反映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类。最常见的一种看法认为舆论是个人意见的汇聚。第二种看法强调舆论是以多数人观点为基础的集体意见。第三种看法认为舆论并非公民意见的全部反映，而只是媒体、政客以及其他精英思想的投射。第四种看法认为舆论实质上并不是个人意见的反映，而是由利益集团所培养、固化和传播的意见。第五种看法认为，公众舆论只是一种幻象，是一种被滥用从而毫无意义的修辞。（二）舆论形成机制研究
刘建明教授和陈力丹教授是我国舆论学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学者。刘建明教授的《舆论传播》《社会舆论原理》《穿越舆论隧道——社会力学若干定律》重点对舆论的形成、引导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而陈力丹教授的《舆论——感觉周围的精神世界》和《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则重点对舆论的形成以及大众传媒与舆论的关系作了详细的阐述。
2008年以后，学界对舆论形成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探究网络舆论形成的机制。我国学者秉承传统舆论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网络舆论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闵大洪、彭兰、杜骏飞、陈彤旭、邓理峰、骆正林等专家学者对网络舆论的形成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发表了很多优秀的论文，如闵大洪的《网上舆论的形成及特点》、彭兰的《网络话语：权利与权力之间》和《强国论坛的多重启示》、杜骏飞的《流言的转变》、陈彤旭和邓理峰的《BBS议题的形成与衰变》、骆正林的《转型期社会舆论的形成与传播特征》，等等。学界不仅从宏观的理论角度，还结合社会重大热门事件的具体案例对网络舆论的形成进行分析，更有甚者，运用仿真技术研究方法来研究舆论形成的模型。例如北京交通大学的司夏萌博士在其毕业论文《互联网信息传播结构下的舆论涌现过程研究》中，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结构的统计特性，建立了通过固定节点耦合的显式社团结构下的网络舆论涌现模型，提出了基于网络偶遇的隐式社团结构下的虚拟社会影响模型，建模具有选择性，关注行为的有限理性个体交互过程，提炼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观点演化和舆论涌现的规律，发现互联网信息传播结构特性及其对宏观舆论涌现的影响；胡朝浪、吴荣军等人的论文《基于主体观点度演变的网络舆论形成模型研究》，以复杂适应系统（CAS）的视角，探究网络舆论形成模型；刘怡君与牛文元的论文《舆论形成及其演化的机理建模分析》，用MAS仿真技术定义了舆论演化的规则，模拟了舆论演化的过程，总结了舆论演化的规律。（三）舆论调控研究
夏文蓉（1999）的论文《论舆论传播与引导机制》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讨论了如何进行舆论传播与舆论引导机制的搭建。雷跃捷、唐远清（2007）的论文《论如何建立健全舆论引导工作格局和工作机制》主张从行政手段管理舆论过渡到法律手段管理舆论，提出应从组织上、从舆论引导的制度上保障舆论导向的正确性，建立有助于正确引导舆论的长效管理机制。彭祝斌、邓崛峰（2010）的论文《论科学构建舆论引导机制》提出科学地建立健全以舆论调控为核心的全程引导机制，以法律规制为基础的长效引导机制。
印尼海啸后，学界开始结合具体案例来探究舆论调控机制。比如：蹼端华的论文《海啸引发的传媒反思：构建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舆论调控机制》提出了舆论预警机制、舆论动员机制、舆论预后机制、舆论缓释机制及其内容和原则等。盛沛林和秦超（2005）的论文《印度洋海啸灾难爆发时的信息传播——兼论媒体的新闻舆论预警机制》主要是从具体事例切入，探讨新闻舆论预警机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总结出应按照客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适时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来实施新闻舆论预警。赵良英的论文《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与机制建设》提出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与机制建设要做好日常舆情的监测，向社会公布信息，及时回应虚假信息，组织力量正面引导舆论，加强整体协调，形成舆论合力。暨南大学黄婷（2008）的硕士论文《突发事件社会舆论调控模式研究》将突发事件社会舆论调控研究分解为模式推导、模式建构、模式分解三个大的阶段，根据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突发安全事故等提出了社会舆论调控的几种不同模式，对模式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形成由信息披露、舆情监控、议程设置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构成的舆论调控运作机制体系，使调控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在学界还有许多研究是关于如何控制和引导网络舆论的。张惠的《论网络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一文对网络舆论难以控制的根源进行了剖析，以“去中心化”传播为支点，探究了网络舆论是否可控、由谁控制以及如何控制等问题。刘冰的《从网民心理因素看网络非理性舆论的调控》一文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网络非理性舆论产生的心理机制，并针对这类非理性舆论，提出调控措施建议：一是遵循“第一时间”原则；二是营造多元意见空间；三是吸引高端群体参与网络评论工作；四是增强文化亲和力。苏州大学何佳的硕士论文《政府危机管理中的网络舆论调控机制研究》对当代中国公共危机传播中政府、网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政府部门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建构网络舆论调控机制，以网络媒体为重点建立舆情发现、分析和处置机制，建立健全网络媒体的监管机制，从而促进公共危机事件的妥善解决。三、研究的不足与借鉴
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四大论文数据库资料，截至2012年9月16日，以“主流媒体”作为题名进行检索共有文章874篇，作为关键词检索有6571篇，涉及媒体传播能力、扮演角色、报道模式、影响力等方面，研究方式较为多样，很多学者在分析个案的基础上，结合理论深入探讨；从1979年到1994年间，以“主流媒体”为题的论文没有，1995年有1篇；从2000年开始，关于“主流媒体”的讨论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研究侧重于主流媒体与舆论引导、主流媒体与新闻报道、主流媒体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构建等，较少涉及主流媒体的理论品格、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等。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探讨，对“主流媒体”概念的界定和解读，学界依旧没有达成共识，主流媒体的研究亦进入瓶颈期，重复性研究颇多，创新性研究较少。
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四大论文数据库资料，截至2012年9月16日，以“舆论”作为题名进行检索共有文章177篇，作为关键词检索有1115篇，涉及新闻、思想、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用“舆论形成”作为题名检索共有110篇，1988年1篇，2008年后每年10篇左右；用“舆论引导”作为题名共有2295篇，用“舆论调控”作为题名检索则有28篇，从1979年到1984年间以“舆论引导”为题的论文没有，1985年有1篇，1989年是研究高潮，从1995年开始每年稳定在三四十篇左右，2005年后逐渐增多。特别是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会议中要求加强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后，研究舆论引导能力的文章开始增多，内容涉及报纸、广播、电视、
手机、网络等各种媒体舆论引导研究，网络舆论引导成为研究最多的方向。
国内新闻传播类有关舆论的研究文章主要侧重于公众舆论的理论研究、公众舆论的形成机制研究以及公众舆论的引导调控研究等，擅长从宏观理论角度出发，用定性的方法来分析与舆论相关的议题，比较少结合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群体的舆论引导研究不够，在舆论引导和调控方面也比较缺少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法、手段与策略，大部分研究论文的主观性较强，科学规范性较弱。而主流媒体的相关研究侧重于主流媒体的界定、主流媒体的社会功用、在新媒体格局下主流媒体的变革、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以及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与引导能力等。主流媒体的界定、功能以及变革研究多用定性研究方法，影响力的相关研究多用实证研究方法，但是大部分有关媒介影响力的研究还都停留在对媒介自身影响力指标的探寻以及哪些媒体的影响力相对较大等现象层面，并没有对媒体对客体舆论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与研究。大众传媒与大学生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则侧重于媒介认知层面，对于在大学生群体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及舆论引导的研究较少。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与引导能力研究也多侧重于定性研究，而主流媒体舆论影响力的相关研究较少，对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规律的研究也不多。在社会结构变动、多元化舆论兴起的社会大背景下，单纯粗暴地回避、封锁、堵塞舆论是行不通的，因此主流媒体对舆论形成过程的影响研究至关重要。只有在认真研究舆论形成特性的基础上，才能有的放矢地提高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提高主流媒体对舆论的引导及调控能力。
本书重点研究的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特性，在其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主流媒体应如何对该群体舆论进行引导。在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社会认知的影响的相关理论和大众传播媒介议程设置假设的基础上，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中国青年大学生群体舆论形成的特性，来验证和细化这些理论，使主流媒体能进一步利用其议程设置功能，更好地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服务。第三节本书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一、主要研究方法（一）定性分析
类似理论诠释、中国主流媒体与舆论引导之间的关系演变以及舆论调控的现实经验描述等内容均难以进行定量调查，因此本书部分研究内容需要结合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进行定性分析，通过二手文献资料分析、感性认识和逻辑推理得出结论。部分研究内容是在全面了解现实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遵循的研究思路则是：资料收集—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总体框架体系和建议。（二）内容分析
由于媒体议程设置功能会影响受众对某一议题的关注及认知，而媒体总会以符合其媒体规范的方式来表现议题，重点突出该议题的某一特征属性，尝试引导人们在思考该议题时应该思考议题的哪些方面。为了引导受众，新闻媒体在报道议题时，会常常凸显议题的某些属性，同时忽略其他属性。通过这种方式，媒体尝试为受众建构“拟态事实与环境”，为受众提供一种思考、理解和谈论议题的角度与框架。本书从主流媒体中抽取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人民日报、人民网官方微博为媒体分析样本，对该媒体样本自2012年8月27日至9月27日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编码表包括五大类：基本要素——媒介名称、刊播时间和编码序号；呈现方式——标题大小/位置/频率；信息来源——国别、媒体机构；内容要素——主要内容题材、报道主要对象；报道者的态度——客观中立、批评否定、表扬肯定。（三）定量分析
本书是在媒介与受众关系的一系列疑问的基础上展开的，侧重于分析大学生群体接触主流媒体后，观念系统与舆论是否会受到影响。本书采取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式，以量化方式调查一、二线城市大学生接触主流媒体的情形，以及对主流媒体报道事件的认知、认可程度等，探讨大学生对主流媒体的整体印象以及主流媒体在哪些类型的报道中会对大学生的观念产生影响并成为该群体舆论形成的“参照系”；同时希望通过理论研究、实证调查、文本分析、数据分析以及对二手资料和案例的梳理，分析主流媒体是否对大学生这一群体舆论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对大学生舆论进行引导。
综上所述，笔者尝试运用经验研究中的理论、定性、定量三点定位的研究结构来撰写本书：首先，用定性研究方法梳理相关文献，分析议程设置理论；而后在理论的参照上，在定性研究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假设“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对青年大学生的舆论影响显著，能够引导舆论走向”，随后用内容分析、统计的方式来证实或是证伪假设；最后，用问卷调研的统计方式调查大学生对主流媒体的印象，再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总结分析大学生群体的舆论特征及影响大学生群体舆论的深层原因，以世界其他国家舆论引导与调控的经验为参考，总结出制约或是有助于主流媒体与大学生舆论良性互动的因素，并最终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意义的建议。二、理论视角
通常每个经验问题背后往往都存在着一个理论问题，蕴藏着一个理论视角，它同时也决定了该项研究的理论价值。笔者选择“议程设置”作为本书的理论研究视角是因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议程设置理论一直是新闻传播领域里的主导概念之一。另外，该理论强调媒介议程整体上能对公众议程产生影响，注重考察一个时期内媒介议程设置的总体效果，并且发展到研究大众媒介传播的形式和氛围这种无形的设置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这对于“舆论导向”的研究来说，提供了一种思路和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受到某种媒介议程影响的受众会按照该媒介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调整自己对该问题重要性的看法”，也就是说，即便媒体集中报道的议题可能并非是现实生活中的主导问题，但是媒体仍然可以利用新闻报道来影响人们对目前社会重大问题的看法或观点的形成。该理论诞生于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研究人员马科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用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探寻大众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选举行为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受众通过媒体不仅学到了公众问题及其他事情，而且根据大众媒体对某些问题或论题的强调，学会了应该对这些问题予以何等的重视。例如，在报道候选人在竞选中讲了些什么内容时，大众媒体显然决定了哪些是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大众媒体设置了竞选活动的‘议题’。这种影响个人认知变化的能力是大众传播拥有的最重要效力之一”。
在诸多关于媒介对舆论引导的理论中，“议程设置”这一理论假设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拥有持续多年的众多社会调查和实验研究报告。媒介运用新闻报道来实现对舆论的引导，这是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功能之一，郭镇之教授曾在论文《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1997）中提到：“议程设置作为一种间接的媒介效果，获得了大量的验证，说明它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这种效果具有潜在的歪曲‘图像’的危险，但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功能。”如果说媒介的议程设置及其效果是一种客观的媒介功能，那么本书尝试从中国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对青年大学生舆论引导效果的角度进行研究，或许可以给我们当前的舆论引导工作提供某种启示。第一章议程设置理论参照下的主流媒体与舆论引导第一节主要概念厘定一、主流媒体
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表明，判断主流媒体有6条标准：一是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各界视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声音、主张的权威代表；二是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在我国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坚持并引导社会发展主流和前进方向，具有较强影响力；三是具有较强公信力，报道和评论被社会大多数人广泛关注并引以为思想和行动的依据，较多地被国内外媒体转载、引用、分析和评判；四是着力于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动向，是历史发展主要脉络的记录者；五是基本受众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六是具有较大发行量或较高收听、收视率，影响较广泛受众群。依据这6条标准，中国目前党的主流媒体可以初步归纳为以下几类：（1）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求是》杂志、《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为代表的中央级新闻媒体；（2）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报、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综合频道为代表的区域性媒体；（3）以各大中城市党报、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综合频道为代表的城市媒体；（4）以新华网、人民网等为代表的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型新闻网站。“主流媒体”蕴含着多重功能，概念的内涵涉及不同层面，概念的外延也极为复杂。在转型时期，一方面，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占社会多数的主体人群、引领时尚的主流消费人群和引导舆论的社会精英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断裂”；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主流媒体的呈现形态、媒体环境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有传统主流媒体，还不断衍生出新主流媒体。因而，学界对“主流媒体”的界定存在官方和民间、计划和市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不同标准。
的确，主流媒体担负着影响主流人群，宣扬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中国主流媒体界定模糊，极易影响到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和弘扬。然而，本书此处探讨主流媒体的意图不是要为主流媒体提供一个概念，而是旨在对本书研究的主流媒体对象作一个限定。因此，笔者在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限定本书的主流媒体研究对象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人民日报》、人民网官方微博。这三家媒体符合前面提到的新华社判断主流媒体的标准，即因为它们具有优秀的人才资源、信息资源、品牌资源和政策资源。二、青年大学生
中国当代青年大学生是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该群体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学历层次较高，科学视野开阔，思维相对独立，具有批判精神。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青年大学生群体将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并发挥更大的作用。
青年大学生亦隶属于青年知识分子，具备青年知识分子的共性特征。郑也夫认为知识分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及同等学力者”。（郑也夫，2004：7）也有学者认为：“青年知识分子是指35岁以下，受过高等教育，以知识作为工作手段的人，包括在校大学生、企业事业单位的青年技术人员、专家、学者，以及政府机关的青年工作人员等。”（高军，2009：8）《辞海》对青年的释义是“青年是指16到24岁之间的人类群体”。（辞海，1990：2231）本书认为，根据当今我国国情，按照心理的成熟度和特点，“青年”应该被划归在16－35岁之间。本书研究的在读青年大学生主要是指在177年到1996年之间出生的正在大学接受教育的大学生群体。三、舆论引导
由于观察舆论的视角不同，所以关于舆论的定义差距很大。政治学和历史学视角偏重于从对决策的影响方面去定义舆论；心理学偏重于从公众意见表达方面来定义舆论；社会学偏重于从社会化产生过程来定义舆论；社会心理学则偏重于从知觉、感触等方面来定义舆论。经过全面论证分析，笔者发现陈力丹教授对舆论的定义较为全面地概述了“舆论引导”中的舆论质量特征，即“舆论是指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综合，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
舆论引导往往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对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社会舆论，甚至是对社会认知、价值、态度和行动，从全局高度有目的地对舆论总体进行引导与调控，使其朝着有利于引导者希望的方向发展，并使舆论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舆论的引导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比如“舆论调控”、“舆论调节”、“舆论控制”等，为了避免话语上的生硬且能体现民主特性，一般统称为“舆论引导”。喻国明教授曾对“舆论引导”这样定义：“舆论引导实质上是传播控制者通过对有关信息的组织、选择、解释、加工和制作来影响公众舆论的耗散状态，进而促使其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变化的一种社会过程。”
从“舆论引导”的“引导”二字便可看出，舆论引导弱化硬性的强力控制，更多强调对舆论进行有技巧的引导、管理、规范、协调和限制。舆论引导的概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引导、调节主体，即社会管理者，包括政府、各级组织和团体，舆论引导的实施者通常是政府；二是引导对象，即舆论，也就是对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公众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具体的引导对象指某个社会舆论；三是引导工具或渠道，包括各类媒体以及政府各种舆情上行和下行的体制。梁启超就曾这样描述过报纸的舆论引导功能：报纸“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当然，舆论引导并不是旨在统一舆论、实现舆论一律，而是既要讲民主，又要尽量克服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使舆论朝着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方向发展。
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传统下的社会形态会有很大差别，但是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会有相应的公众舆论引导方式。由古至今，常有执政者为保证政权稳定和社会有序发展，往往会采用直接手段和间接手段相结合的方法，从系统、综合和全局的角度，对一定范围内的舆论总体进行引导、调节甚至控制。纵观整个历史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强硬的舆论控制手段只会加速政权的消亡，只有用特殊的技巧对社会舆论进行巧妙的引导和适当控制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长治久安。
中国对舆论的引导从概念上经过了舆论控制—舆论调控—舆论引导的过程，反映了决策者对舆论的态度从硬性的控制到调节与控制相结合的发展变化，也说明了中国政治逐渐民主化的过程。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公众舆论呈现的形态越来越繁杂，公众舆论的走向对社会心理状态、社会核心价值建构、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舆论的有效引导所遇到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四、议程设置
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这本书中，麦考姆斯和肖提到：大众传媒会影响公众思想的构建和使公众认知产生变化，并影响公众脑海中勾勒出的现实图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可以通过新闻报道与信息传播的密集程度或显著程度来凸显、隐藏各种“议题”的显著性或重要性，能够设置社会公众关注或谈论的社会议题，从认知层面影响公众对现实世界中事件的重要性进行判断。议程设置理论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着重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受众。该理论着眼于传播效果认知层面上的效果，研究大众媒体在影响受众“想什么”方面效果明显，即大众传播媒体报道量越大，越容易被公众认为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议程设置的研究纵向层级主要集中在第一级议程设置与第二级议程设置。第一级议程设置也被称为“议题设置”，主要研究的是大众媒介关注的议题是否会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该议题的关注，就某一议题在公众中建立显要性，使某个议题、话题或是事件受到公众的关注，从而置于公众议程中；第二级议程设置也被称为“属性议题设置”，主要是研究大众媒介通过对所关注议题属性的设置是否会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该议题关注的侧面及思考的角度，即每一个被报道的对象都有许多可以报道的侧面与属性，可是在报道过程中，大众媒体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凸显这一被报道对象的某一侧面和属性，忽略其他的一些侧面与属性，而且不同媒体之间对于凸显属性的选择或是表现方式又各有不同。研究者们认为，对被报道对象属性的选择与呈现方式会影响到公众对该议题的思考角度。
议程设置理论后续的研究深度很可能已经延伸到第三级议程设置，即“议程融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播技术的变革性发展致使整个大众传播格局发生了改变，受众在信息的选择方面也愈加主动积极。为使议程设置理论与时俱进，1999年，麦库姆斯和肖等人提出了“议程融合”的理论假设：该假设以受众为研究出发点，受众通过群体归属、渴望认同、信息需求、媒体接触、第一级议程设置、第二级议程设置六个阶段，完成受众的个体议程与其所归属的群体或团体议程的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受众会通过多种途径来选择媒体获取其所需要的信息。
议程设置理论的横向研究区域主要涉及媒介议程设置、公共议程设置和政策议程设置。媒介议程设置研究把大众媒介的新闻议程作为主要因变量；公共议程设置研究则把议题的重要性与公众成员的感知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因变量；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把政府的议程作为主要的因变量。由于媒介环境的变化，以及现实环境的复杂，大多数议程设置的研究都会涵盖两三种因变量。议程设置理论主要是研究大众媒介是如何影响受众的，所以几乎所有有关议程设置的研究都会关注公众议程，以及议程设置对舆论的影响等。第二节议程设置理论的工具作用一、议程设置理论的历史演变“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新闻媒介影响公众对当天什么是最重要的议题的感觉”源于美国新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1922年的著作《公众意见》。该著作中有关议程设置的论述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1．“假环境”：李普曼指出，由于真实世界过于庞大，人们不可能通过感官直接去认识发生的每件事，只能较多地借助于大众媒体来知晓外部世界。但由于官方检查制度的存在，人们通过大众媒介构建的世界未必与真实的外在世界一致，但人们却习惯于把自己脑中想象的“假环境”认为是真实的世界。
2．“固定成见”：李普曼认为，“在我们观察世界以前，已经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子。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然后经历它们。……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他们的感情、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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