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民国趣读·老城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淑芳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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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民国趣读·老城记)试读：

天坛是“圜丘”“祈谷”两坛的总称，位于北京天桥南大街和永定门内大街东侧，正阳门和崇文门以南。每年冬天、正月上辛日和孟夏（夏季的首月），皇帝要到天坛举行祭天、祈谷和祈雨的仪式。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仿南京旧制，营建宫殿坛庙，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北京南郊（当时尚未修建外城，正阳门以南即属郊外）建天地坛，合祀皇天后土，嘉靖九年（1530）恢复四郊分祀，将天地坛专门用做祭天祈谷之所，于嘉靖十三年（1534）正式改名天坛。到了清乾隆年间，再次经过改建和扩建，更增强了祭祀性建筑的效果。

天坛面积广阔，占地273万平方米，约等于北京外城的十分之一，故宫的两倍或北海的四倍，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处坛庙建筑群，为中国建筑史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入北京，随后便侵占了天坛，这是天坛遭外兵进入之始。以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英美侵略军在天坛建立总兵站，天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祭器祭具被大量掠夺盗劫。军阀混战时，张勋曾在天坛祈年殿设司令部，民国六年（1917）七月初，段祺瑞和张勋的军队在北京巷战，天坛也成了战场。

早在民国二年（1913），当时的外交部曾发行过专供外国人游览天坛的“介绍券”，到了民国七年（1918）才开始发售一般游览券，是为天坛公开开放之始。

新中国成立前，天坛由于遭受长期的摧残破坏，已是残破不堪，到处荒芜一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加以大力修葺，维修了建筑物，清理了荒草，进行了大面积的绿化，将天坛改变成人们的游憩场所。天坛祈年殿

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天坛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但是古代匠师们在建筑工程技术和艺术上的智慧和卓越的创造力，却凝聚在绚丽壮观的红墙、白石、蓝瓦之中。坛内遍植古柏，苍郁蔽天，更加衬托出建筑物的壮丽。每当人们在天坛里徜徉，沉浸在美好享受中的时候，总要为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而骄傲，为生长在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自豪。《天坛》贾永琢、姜为田：日坛，明清皇家的祭日之地

日坛是皇家坛庙，皇家非常重视对日坛的保护。明朝时在日坛建有奉祀衙署，负责守护。清自清初至道光年间，亦长期设有坛护官员十多人负责护理。清时规定：各坛庙如有损坏，该管官员须即具报，如延迟不报，以致盗失砖石木柱等物，则将该管官题参议处。由于管理制度严格，在清朝道光之前，日坛的所有建筑及花木均未受到人为的破坏。

最后一次皇帝祭日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自此之后，皇家祭日之礼逐渐废弃，护坛官员随之撤销，皇家禁地一变而为无人看管的野刹，以致坛内的祭礼器具和文物均被盗一空，就连大钟也不知去向。加之后来又失一次大火，三间棕荐库被烧掉两间，钟楼也被烧掉一层，故到清末，日坛内外已是一片荒凉。

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日坛仍是无人过问。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坛内房舍多被军队占用。从此日坛更遭厄运，外围墙多处坍塌，残存的钟楼全部颓毁，祭台上的方砖失去大半，西天门与北天门外的照壁不知踪影，坛内外杂乱不堪，荒草达数尺之高。日坛西北边成了荒坟义地，那里坟丘密挤，不知埋葬多少层死人。乱草丛中，白骨到处可见。1928年，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马骏被反动政府杀害，其遗体即被埋葬在这片荒冢之中。解放战争时期，日坛的大部分房舍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军分管会尉官差遣队占用，有50亩土地被出租，另有20亩为天然博物馆附属日坛苗圃占用。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军队为构筑城防工事，把坛外的苍松古柏砍伐殆尽，明时所说的“黑松林”从此消失，日坛内的大树也被砍伐许多。那时的日坛，虽然离朝外大街很近，但却成了野狗、野鼠和黄鼠狼的天下，其荒凉景象令人望而生畏。《日坛旧貌》郑振铎：太庙，最早只是供奉皇帝先祖的地方

和中山公园的热闹相陪衬的是隔不几十步的太庙的冷落。不知为了什么，去太庙的人到底少。只有年轻的情人们，偶尔一对两对的避人到此密谈。也间有不喜追逐在热闹之后的人，在这清静点的地方散步。这里的柏树林，因为被关闭了数百年之后，而新被开放之故，还很顽健似的，巢在树上的“灰鹤”也不曾搬家他去。

太庙所陈列的清代的各帝的祭殿和寝宫，未见者将以为是如何的辉煌显赫，如何的富丽堂皇，其实，却不值一看。一色黄缎绣花的被褥衣垫，并没有什么足令人羡慕。每张供桌上所列的木雕的杯碗及烛盘等，还不如豪富人家的祖先堂的讲究。从前读一明人笔记，说，到明孝陵参观上供，见所供者不过冬瓜汤等极淡薄贱价的菜。这里在皇帝还在宫中时，祭供时，想也不过如此。是帝王和平民，不仅坟墓里同为枯骨，即馨享的也不过如此如此而已。《北平》许地山：上景山

无论哪一季，登景山，最合宜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3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雨脚的长度和电光的迅射；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滋味。

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尽是行人和车马，路边的梓树都已掉了叶子。

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芰荷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教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光还在闪烁着。

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的。最讨厌是楼前那支长得很的旗杆，侮辱了全个建筑的庄严。门楼两旁树它一对不成吗？紫禁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

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整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我们可以说这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咧。新的找不着，终究还要回来的。北京房子，皇宫也算在里头，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在不言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愠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利益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所以我们要问，在我们的政治社会里有这样的熏风和暖日吗？

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功的是强盗的老师，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的几个大字，心里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强盗的一种，是个白痴强盗。他抢了天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有天下。这样一代过一代，到头来还是被他的糊涂奴仆，或贪婪臣宰，讨、瞒、偷、换，到连性命也不定保得住。这岂不是个白痴强盗？在白痴强盗底下才会产出大盗和小偷。一个小偷，多少总要有一点跳女墙、钻狗洞的本领，有他的禁忌，有他的信仰和道德。大盗只会利用他的奴性去请托攀缘，自赞赞他，禁忌固然没有，道德更不必提。谁也不能不承认盗贼是寄生人类的一种，但最可杀的是那班为大盗之一的斯文贼。他们不像小偷为延命去营鼠雀的生活，也不像一般的大盗，凭着自己的勇敢去抢天下。所以明火打劫的强盗最恨的是斯文贼。这里我又联想到张献忠。有一次他开科取士，檄诸州举贡生员后至者妻女充院，本犯剥皮，有司教官斩，连坐十家。诸生到时，他要他们在一丈见方的大黄旗上写个“帅”字，字画要像斗底粗大，还要一笔写成。一个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用大缸贮墨汁将草笔泡在缸里，三天，再取出来写。果然一笔写成了。他以为可以讨献忠的喜欢，谁知献忠说：“他日图我必定是你。”立即把他杀来祭旗。献忠对待念书人是多么痛快。他知道他们是寄生的寄生。他的使命是来杀他们。

东城、西城的天空中，时见一群一群旋飞的鸽子。除去打麻雀、逛窑子、上酒楼之外，这也是一种古典的娱乐。这种娱乐也来得群众化一点。它能在空中发出悦耳的响声，翩翩地飞绕着，教人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满天乱飞乱叫的老鸹的讨厌。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的最高处，看看天安门楼屋脊上的鸦群，噪叫的声音是听不见，它们随风飞扬，直像从什么大树飘下来的败叶，凌乱得有意思。

万春亭周围被挖得东一沟，西一窟。据说是管宫的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像历来的传说所传的，我心里暗笑信这说的人们。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的时候，都人在城被围时，拆毁艮岳的建筑木材去充柴火，所以计划建筑北京的人预先堆起一大堆煤，万一都城被围时，人民可以不拆宫殿。这是笨想头。若是我来计划，最好来一个米山。米在万急的时候，也可以生吃，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又有人说景山是太行的最终一峰。这也是瞎说。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可怎么不偏不颇，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说北京的建设就是对着景山的子午，为什么不对北海的琼岛？我想景山明是开紫禁城外护城河所积的土，琼岛也是垒积从北海挖出来的土而成的。景山万春亭

从亭后的栝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地安门前后的大街，人马默默地走，城市的喧嚣声一点也听不见。鼓楼是不让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它的名字改了又改，一会是明耻楼，一会又是齐政楼，现在大概又是明耻楼吧。明耻不难，雪耻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耻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记得前几年“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的时候，市民看些篆字标语，好像都明白各人蒙着无上的耻辱，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

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时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发展到解放这民族。这是一件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呢？山后的柏树发出幽恬的香气，好像是对于这个地方的永远供物。

寿皇殿锁闭得严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再也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墙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

到景山门，回头仰望顶上方才所坐的地方，人都下来了。树上几只很面熟却不认得的鸟在叫着。亭里残破的古佛还坐着结那没人能懂的手印。《上景山》郑振铎：中海本亦为公园

出了北海的前门，向西走，便是金鳌玉桥。这座白石的大桥，隔断了中海和北海。北海的白日，如画映在水面上，而中南海的万善殿的全景，也很清晰的可看到。中南海本亦为公园，今则又成了“禁地”。只有东部的一个小地方，所谓万善殿的，是开放着。这殿很小，游人也极冷落，房室却布置得很好。龙王堂的一长排，都是新塑的泥像，很庸俗可厌。但你要是一位细心的人，你便可在一个殿旁的小室里，发现倚在墙角无人顾问的两尊木雕的菩萨像。那形态面貌，无一处不美，确是辽金时代的遗物；然一尊则双臂俱折，一尊则脰部只剩了半边。谁还注意到他们呢？报纸上却在鼓吹着龙王堂的神像塑得有精神，为明代的遗物。却不知那是民国三四年间的新物！仍由中南海的后门走出，那斜对过便是北平图书馆，这绿琉璃瓦的新屋，建筑费在一百四十万以上，每年的购物费则不及此数之十二。旧书并合了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及他处所藏的，新书则多以庚款购入。在中国可称是最大的图书馆。馆外的花园，邻于北海者，亦以白色栏杆围隔之；唯为廉价之水门汀所制成，非真正的白石也。中海金鳌玉桥《北平》侯仁之：圆明园的兴建

圆明园奠址在海淀镇北的一片平原上，这里地势低下，间有潜水溢出地表，又是原来玉泉山和瓮山（万寿山前身）诸泉的中下游，为创造人工园林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西山峰峦近在眼前，青山绿水，景色宜人。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斗争的过程中，通过种稻植荷，早已把这一带地方开辟为天然风景区。圆明园花园门遗址

早在元代，海淀低地上的原始湖泊就以风景佳丽而成为京城近郊的游览胜地，都下文人流连忘返，易以“丹棱沜”的雅称，吟咏赞赏，诗文连篇。到了明朝，海淀湖区的自然景趣，吸引了更多的游人，于是一些达官贵人占据田园，营造别墅，始开海淀园林兴建的先声。明万历时，武清侯李伟，首建“清华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西墙外），规模宏伟，周长十里，号称京国第一名园。嗣后，官居太仆少卿的著名书法家米万钟又于清华园东墙之外，导引湖水，辟治一处幽雅秀丽的小园林，取“海淀一勺”的意思，命名“勺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校园西南隅）。于是，京城郊外昔日的一区淀泊，顷时亭台楼榭与湖光山色交相掩映，开始成为帝都附近名盛一时的园林荟集之地。明清易代之际，清华园与勺园都已渐就圮废。清朝初年，康熙又就清华园故址，重加修治，名曰畅春园，作为“避喧听政”的处所。自是而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相继经营，几无虚岁。于是，海淀附近，名园并起。封建帝王营造御园，除畅春园现存恩佑寺、思慕寺两个庙门和“畅春园东北界”的角桩外，还修建了清漪园（今颐和园前身）、静明园（在今玉泉山）、静宜园（在今香山）。点缀其间的还有不少宗室大臣的赐园，如以现在北京大学未名湖为中心的淑春园等。此外还建有八旗营房环绕诸园，以加强防卫。数十里内，几乎都成了禁地。诸园的建造，都是充分利用了地上、地下丰沛的水源，构筑人工山水，凿渠开湖，叠石造山。圆明园的兴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又加以人工的创造，在平坦的土地上，开凿出许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湖泊和池沼，堆筑起无数连绵起伏、曲折有致的丘陵和岗阜。在峰回路转之处，山崖丘壑之间，到处都是清澈的溪泉，潺潺的流水。湖泊中最大的是福海，浩瀚的水面上浮现出仙境般的“蓬岛瑶台”；环绕于大宫门内前湖和后湖沿岸的九个小岛，又是表示全国疆域的《禹贡》“九州”的象征，因此两湖中间的一座大殿，就被命名为“九州清晏”。在这一区山环水抱以临摹自然为主的广阔空间里，点缀着数以百计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亭台、馆榭，其中陈设着难以数计的艺术珍品，收藏了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实际上清朝皇帝从雍正、乾隆一直到咸丰，每年都有大半时间居住园中，并在这里举行朝会和处理政事，因此大宫门内还兴建了比于宫廷正衙的“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等各中枢机构，俨然成为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心。当圆明园极盛之时，这里既是封建皇帝发号施令的地方，又是一处具有空前规模的园林，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体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盛名传播西方，曾被誉为“万园之园”。《圆明园》田炳义：恭王府旧貌

庆郡王永璘是乾隆帝第十七子、嘉庆帝的同母兄弟，长得傻大黑粗，不爱读书，只好游嬉和吹拉弹唱，是没有王爷架子的憨厚人。所以乾隆帝不大喜欢他。永璘在做皇子时，就已经喜爱和想得到和珅的宅第了，乾隆末年，众皇子都想得到皇帝的位子，只有永璘说：“即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唯求诸兄见怜，将和珅宅第赐居，则吾愿足矣！”永璘死后，其子、孙屡犯错误，至奕劻时降为辅国将军。咸丰初年，咸丰帝将此府收回转赐给其弟恭亲王奕，始称恭王府。恭王府最后的主人溥儒和他的鹦鹉

恭亲王奕，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生于1833年，死于1898年。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道光第四子）的弟弟，慈禧太后的小叔子。近几年有《恭亲王奕大传——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奕、慈禧政争记》和写恭亲王奕传的《西风瘦马》等书介绍奕。对此人的评价比较复杂。有人说他是反面人物、卖国贼：他组织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白莲教、黑旗军等起义；组织签订了最大的卖国条约《北京条约》。有人说他是正面人物：他主张“依西法、兴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道光帝把皇位传给奕，中国的开放可能要提前一百多年。他曾大荣大辱，五次被起用，四度被罢官，他与西太后关系密切，却又是对手。他是第一次学习西方开展洋务运动的领袖，举步维艰，最后酿成自身和大清王朝的悲剧。奕时期的恭王府在入住时和同治年间进行过两次修缮，但变化并不大。奕死后，由其次子载滢的嗣子溥伟袭王爵，俗称“小恭王”。1936年左右，溥伟及其弟溥儒先后将府邸及花园卖给了天主教会，天主教会在此开办辅仁大学女部。新中国成立以后，府邸改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前后是中国音乐学院及附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多个单位办公和教学地点，恭王府花园为公安部宿舍、空调器厂车间、天主教爱国会占用。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上述各单位陆续迁出王府，又经多次维修，才恢复了王府旧貌。《恭王府及花园》陈平：醇亲王府与宋庆龄同志故居

由于宣统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醇亲王北府诞生的，因此宣统即帝位后这里和宣内太平湖畔的南府一样，也成了一座潜龙邸。照理，这里也应当像南府一样，由醇亲王载沣请旨恭缴，朝廷再降旨另赏醇亲王新府邸。但是这事还没等载沣出面提出，却由于载沣是宣统帝生父位居摄政王，而摄政王地位高于醇亲王，有必要另建摄政王府，就把这事儿给冲了。而且由于宣统即位时才三岁，每日听朝都必须由载沣抱着，因此摄政王载沣更必须在紫禁城附近另择新居。后海北沿的北府离皇宫太远，也实在太不方便。所以在宣统刚即位尚未改元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十日，御史蔡金台等人就上奏在紫禁城附近另建摄政王府，供载沣一家居住，以别于醇亲王府。内阁会奏后，拟请于中海迤西集灵囿建监国摄政王府第，另以东华门内三所为摄政王宫内起居休息之所。

这两项工程于宣统元年（1909）先后开工。东华门内三所摄政王起居处于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竣工交验。中海的集灵囿摄政王府，于宣统元年（1909）正月开工，规划依后海醇亲王府与花园的规模建造，其工程之宏大更远非内三所起居处可比。此府宅直到宣统三年（1911）载沣因自感力不从心而坚辞摄政王之职，仍以醇亲王退归原藩邸之时，仍未能建成。该项工程由于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而自动下马停建，移交给了奉宸苑收管。闹得沸沸扬扬达数年之久的建造摄政王府工程，就这样半途而废，草草收场了。左起：载沣、溥仪、溥杰、溥任在醇王府花园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宣统帝退位。什么“潜龙邸”，什么“另赐新居”，一切都已无从说起了。根据优待清室条件，废帝溥仪仍居住在故宫的后宫，载沣仍困居在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中。1924年，冯玉祥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故宫，载沣一家也随溥仪搬到了天津居住。1932年，溥仪去东北长春，在日本军国主义操纵下，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傀儡儿皇帝；载沣一家则又回到了北京后海醇亲王府的西花园居住。1947年，为避免国民党军强占王府，载沣与其第四子溥任利用醇亲王府空房办起了净业小学。1949年9月，解放军进入北平后，载沣将醇亲王府全部房产出售给了国立高级工业学校，全家搬到了东四北魏家胡同46号院居住。1950年7月又移到东城利溥营11号居住。1951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载沣病故。后来，醇亲王府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占用，现为国家宗教局办公地址；府西的花园自1963年起，由宋庆龄名誉主席居住。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后，被辟为宋庆龄同志故居，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卫生部占用的王府中路、东路，1984年也被宣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王府西路的居住部分，现仍由国务院办公厅占用。《醇王府谈往》黄继佑：涛贝勒府与辅仁大学

定阜街东边的1号院是涛贝勒府，原为康熙第十五子愉郡王府邸，到同治年间，其后人已降为辅国公，遂让出王府。1902年，载涛袭贝勒爵，迁入该府邸，改称涛贝勒府。该府占地甚广，东西长近200米，南北长约250米，由宅院、花园和马厩三部分组成。宅院的建筑与一般王府规制相同，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为主，东路为辅，均为四进院落；唯西路规模较简，只有三排平房，房北有戏楼和一个小花园。现在，中、东二路尚能基本保持原貌，西路已全部拆除，盖成教学楼修了操场。该宅院现为北京十三中校舍，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宅南是一座花园，呈长方形，南北窄，南东两面有游廊环绕，北面建有两座花厅，南游廊中部是用太湖石和青石堆砌的假山，山上有亭，为八柱圆檐攒尖亭，是全园的最高点，园内除花厅已拆除，其余基本保持了原貌。花园南面是马厩，涛贝勒好马，曾远赴法国某骑兵学校学习，因之，其马厩占地甚广。1925年，载涛以16万元的价格将府邸永租（其实就是卖）给了罗马教廷，改办辅仁大学。1929年，校方在马厩及花园南部的空地上建成辅仁大学教学楼（因为是北京最早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之一，1985年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原宅院改为辅仁大学附中（今十三中的前身）。辅仁大学规模逐渐扩大，又买下恭王府开办大学女部，遂成为文理齐备、男女兼收的著名学府。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辅大已改由天主教德国圣言会主办，是北平唯一一所不需依附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学，遂成为北平抗日运动的堡垒之一。1949年后，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教学楼为北师大化学系使用，现仍由北师大和辅仁大学校友会使用。《定阜街头话王府》黄继佑：庆王府与奕劻

定阜街在什刹海以西，平安大道北面，东西走向，东起龙头井，西至德胜门内大街。全长478米的长街，北侧却只有两个门牌号：1号和3号。3号在西面，是庆王府。此地原为大学士琦善的宅第，琦善擅自签订《穿鼻草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因而被撤职发配，此宅闲置。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将奕劻迁居于此。光绪十年（1884）后，奕劻晋升为庆郡王，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宅，才称王府。一般王府均为南北走向的中东西三路建筑组成，以中路为主。庆王府却是东西长的长方形，因地形所限，故由东西并列的五个院落组成。东边两院为主体殿堂，西边为生活区。1940年左右，奕劻之子载振三弟兄将府邸卖给日伪的华北行政委员会，得款伪币25万元。新中国成立后，此府由某部队使用，东两院殿堂拆除改建，西三院基本保持了原貌，其中尤以两层的绣楼设计精巧，工艺精美，完好无损。涛贝勒府中的花园大清庆亲王奕劻（1838—1917）

庆王府的主人奕劻，是乾隆的第十七子庆亲王永璘嗣孙。道光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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