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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2 04: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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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玉花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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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一只雪候鸟

心是一只雪候鸟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心是一只雪候鸟作者:秦玉花排版:南通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3-01ISBN:9787540479916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A生死临界线

北大燕东园里有一栋年代久远的老楼,木门木窗,屋顶很高。

老楼的拐角处,住着一位名叫秦玉花的女子。

这几年,人们一直没见她出过门。

其实,她是经常出远门的,一年大概有十几次吧,每次都是医院的救护车闪着灯把她拉走的。

每次都是报病危,上抢救。

这说明,她的生命已经多次走到了临界线,那是一条常人觉得很恐怖的线,线的两端,分别站着生与死。

生与死都在朝她招手。

生是一种诱惑,死也是一种诱惑,有时候,它们不允许你有任何选择,有的时候,你又必须选择。

向往生,厌恶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秦玉花每次被从奈何桥头拉回来,重新睁开眼睛时,都会对妈妈表达不满,责问妈妈为什么要把她送到医院去抢救,为什么还要让她继续遭罪?

她认为生命在该走的时候一定要走,该走的不走,不仅会拖累别人,也会使自己心生厌恶。

她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身体无法行动,虚弱到连轮椅都不能坐,因为她根本无法坐起来。她卧床五年了,牙齿掉了不少,每天只能吃些流食,胸部以下不能动,没有知觉,人瘦得只在被子底下制造出微小的起伏。她日夜这样躺着,有时晚上连吃四五片安定还是睡不着。

生命已经成为她的牢笼,并把她囚禁多年。“我活得太痛苦了,我觉得愧对我的妈妈,她要是没有我,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秦玉花躺在护理床上,失明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两只细弱的手臂交叉在胸前,说话口齿有些含混。

对她来说,生命已无可留恋,甚至她痛恨活着。“我妈妈送我去抢救是错误的选择,是对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折磨:一个在极度的病痛中苦苦支撑,一个眼看着亲人在生死间无谓挣扎却无能为力。”

这是秦玉花的结论。

通过不断地哀求,不断地责备,不断地商量,她终于迫使妈妈同意,当她再一次丧失意识,生命进入弥留状态时,不再拨打120,不再送医急救,“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行”,秦玉花说。

几十年来,她与妈妈相依为命。

妈妈总是觉得愧对这个女儿。她一共有三个女儿,两个大的都是健康美丽,独有这个小的生下来第二天就被医生送去治疗眼病。

秦玉花是先天性的青光眼。

医生认定她的视力只能维持到六七岁,之后就会失明。

秦玉花说:“从记事起,世间万物在我眼前呈现出的就只是大致的轮廓,是粗线条的,难道这就是人们所指的模糊吗?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与这种“模糊”相对应的“不模糊”是什么样子的。我能够分辨出物体的形状和颜色,能够看到路面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能够借助于放大镜读自己喜欢的故事书,这不是挺好的吗?”

秦玉花识字很早,她会写的第一个字,不是“上中下人口手”,而是一个相对比较难写的字:“我”。她发现这个字在书里出现的频率最多。

不断地重复着“我”字,她的自我意识也比别的孩子敏感许多。

六岁半,报名上小学颇费了一番周折,父母苦苦哀求,校方要求看了入学成绩再定。她成绩很好,考上了实验班,不过老师得知她的视力情况后,把她调到了普通班。

她第一次意识到,眼睛不好不仅给她的身体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也给她的精神设置了无形的障碍。

在一节美术课上,老师表扬了她的一幅画,而一个男生大声问:“她的眼睛不好,真是她自己画的吗?”

回到家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向妈妈痛苦无奈地呐喊:“为什么我生下来眼睛就不好?为什么我不能像两个姐姐一样身体健康?”成串的泪水滑进她的嘴角,妈妈流着泪帮她擦泪,母女俩的泪水不分彼此地混合在一起。

四年级,秦玉花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了。她不得不转到盲人学校,从头开始学盲文。

14岁那年,她视力状况继续恶化,12天的时间里连续接受了两次眼部手术。“因为针是打在眼球上的,眼睁睁看着细细长长的银针对着我的眼球直刺下来,当时内心的感觉绝不是‘害怕’两个字所能够形容的。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和胆怯,我拼命地哭着喊着挣扎着,然而我的力气实在太小太小了,怎么也抵不过按在我身上的一双双大手。当针尖刺入眼球的一刹那,我感觉到的不仅仅是钻心刺骨的疼痛,还有一种被俘虏了的屈辱和恼怒。”

这种痛苦的治疗没有能挽救秦玉花的视力,她的左眼还是失明了。

两年后,她的听力又开始下降,不得不戴上了助听器。耳病的起因是小时候一个人身在病床上总是哭,一哭泪水就流到耳朵里,得了中耳炎,最后病情发展影响到听力。她只能通过助听器与人交流。“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史铁生的这句话在秦玉花身上得到了验证。刚参加工作没几天,她又添了一种病:“胸椎空洞”,医生说这是先天的病,娘胎里带出来的,就跟种稻子一样,种子种下去几十年以后发芽长出来了。这种病的最终结果,就是全身瘫痪。

当一辆轮椅贸然闯入秦玉花的生活中时,她觉得自己被命运无情地推到了绝望的低谷。

正在多方求治期间,秦玉花的父亲骑自行车出门买菜,突遭车祸过世。

父亲去世后,秦玉花胸以下逐渐失去知觉,直到完全瘫痪在床。

世界上有许多不幸的人,但是像秦玉花这样不幸到如此程度的,恐怕不多。

她没有消沉。她没有消沉的原因是消沉比死亡更可怕。

2001年初,病床上的秦玉花做出了一个令人大感意外的决定——报名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对于一个盲校毕业的学生来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难度不亚于万里长征,人们不明白的是,她到底想干什么?她脆弱的身体怎么支撑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繁重的学习导致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怎么办?

所有人都在劝她,认为她的思维不正常。

秦玉花说:“是的,我的身体都已经这样了,能够活下来已算是万幸,实在不应该再有那么多的渴求、那么高的奢望。可我却不甘心让自己无所事事地待着,孤寂的生活太沉闷、太乏味了,乏味得会令我滋生出一种心灰意冷的厌倦感。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填补心灵上的空白,弥补精神上的空缺。”

如果为了多活几年,现在什么都不干,每天好吃好喝地调理或治疗,那与死去有多大的差别?

对她来说,这也是一种生死抉择,是多活几年而放弃人生的追求,还是为了生命的质量而付出残存的生机?

她选择的是后者。

也许在外人看来,这是件蠢事,但是历史往往不是那些“精明”人创造的。

1924年6月8日,英国探险家乔治·赫伯特·雷·马洛里在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途中,失踪于珠峰北坡。登山之前,《时代》周刊的记者问道,为何想要攀登珠穆朗玛峰?马洛里说:“因为山在那里。”

是的,山在那里。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种攀登。

每个人不屈不挠的攀登构成了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类因此而伟大。

秦玉花要在属于她的攀登中寻找她的理想。这种理想不是来自外在的要求与压力,而是一种内在的自如与平衡。

她的理想是一束光芒,照亮她眼前黑暗的世界。

年过花甲的母亲推着她的轮椅,站在路边打出租车,遇到好心的司机,就会先把她弄到车上,再把轮椅放进后备厢里。赶到考场,如果教室不在一楼,还得央求周围的男同学帮忙抬。

秦玉华坐在轮椅上拿着放大镜答题,从肩膀到后背,从胳膊到双腿,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都僵硬麻木,如针扎一样钻心疼痛。

她考了五场下来,累病了。北京市海淀区自考办的工作人员看了不忍,便将秦玉花的情况上报给了北京市自考办,经过了严格审批之后,老师们为她开设了一个家庭特殊考场。从此每到考试,就会有两位老师带着试卷到家里来为她监考。

三年半以后,秦玉花通过了自考的16门课程,拿到了心理学大专文凭。再一年,她彻底失明,眼睛残存的最后一丝光感消失了。面对着这个早晚会来到面前的结果,她只能接受。

折磨还没有到此为止。

2008年,35岁的秦玉花的病情急剧恶化,心肺、吞咽、循环功能都出现了严重障碍,卧床的时间越来越长,终于连轮椅也坐不了了,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由于泌尿系统及褥疮创面感染,她经常发高烧,进食也越来越困难。

她是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下进行写作的。

不是为了成名,不是为了挣钱,只是想对自己和知己倾诉。

她躺着,把枕头垫高,骨瘦如柴的胸前盖着薄被,薄被上放着黑色的键盘,耳朵上戴着助听器,然后敲击键盘,听电脑的语音软件读那个她敲出来的字。

一个字,又一个字,如同小燕衔泥垒窝,如同精卫投石填海。

十多年来,她先后出版三本小说和散文作品:《以命相搏》《爱让我们彼此温暖》《人生多解方程式》,现在要出版的是第四本。这一本,她起的书名是《心是一只雪候鸟》。她说起这个书名的时候,她梦见自己扑扇着翅膀去追飞机,怎么也追不上,一着急,醒了,就想了这个名字。

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有这种鸟。

有人说有,那是生活在雪国里的一种很独特的鸟,非常耐寒,性格顽强。

有人说没有,它只是一种传说,一种美好的想象。

有人说那是一支歌,讲述了一个为了爱情不顾脱队危险,北追寻爱的凄美故事。

秦玉花说她喜欢这种鸟,是因为想摆脱寒冷,追随温暖,于是,有了憧憬、向往和抗争,有了日复一日的飞翔。虽然每一天都在重复着看似相同的简单的事情,但每一天都是开启一段充满生机的新的旅程。

写这本书的时候,她突然不舒服,昏睡了三天,醒来后完全失聪了,把助听器的音量开到最大也听不见。她急哭了:“怎么会这样,一点时间也不留给我呀。”

我告诉她,不要着急,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你的生活虽然充满了苦难,但已经足够精彩。

她再次静下心来听,终于又能听到了。

她的写作还能继续。

由于各个感觉器官的虚弱,秦玉花接受外界的信息越来越少,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她也会有许多软弱的时候,当记者把她当成一个励志典型去采访时,她却哭了起来:“活着真没有意思呀。什么也看不见,哪儿也不能去,你看夏天多热呀,身子下面都是汗,我却不能吹空调。“我觉得生命太顽强了啊,可是太顽强了也不是好事,自己痛苦,别人也受罪。自己很消沉啊,每天只能这么躺着,有时候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沮丧。“我特别想去海边。我活着的时候只能躺在床上,我想死了以后让他们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去任何地方,希望死了以后在大海里游走四方。”

还有一次,她给杂志投稿,一位熟悉的编辑说她写得没有以前好了,她没有说话,等妈妈出去买东西了,她一个人痛哭失声。她想说,我因为前段送医院抢救时,竟然陷入了痴呆状态……她想说,我的耳朵现在听声音很困难……但是,最终她什么也没说,就那么哭了一场,然后擦干眼泪,等妈妈回来,努力表现得很平静。

她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这样说的时候,她依然平静,而且是很享受的样子。

这就是一个人站在生死临界线上的状态。

生命有各种状态。人也有各种生命观。

孔子说,逝者如斯。

白居易说,日出尘埃飞,群动互营营。营营各何求,无非利与名。

李白说,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圣经》说,生命在主,复活也在主,他有权柄舍弃,也有权柄收回。

佛说,生死一如,何足忧喜?生,也未尝可喜;死,也未尝可悲。生,是死的延续,死,是生的转换。不悲过去,非贪未来,心系当下,由此安详。

也许秦玉花脱离了千钧万担的躯壳,会感到无比的轻松。

领悟了生与死的真谛,她的人生会因此展开大的境界。

她是一只稀世之鸟。

她的勇敢无人能敌。

在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秦玉花发来短信谈到她的状态:“我的日子是两个字加一个感叹号:受罪!我现在双手摸着别的东西,就算是护理床的铁栏杆,也感觉不到冷和硬,但是还可以打字。我现在想把我电脑里以前写的‘半成品’写完整。每天早晨一醒来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种感觉真好,真享受!”

秦玉花向死而生。

我们祝福她,且行且自珍。张林第一编与兔子赛跑的乌龟一个柔弱的生命在挣扎

我刚出生时,医生就查出我患有先天性青光眼。虽然先后做过了六次手术,却无济于事。最终,因患肺炎而持续高烧,我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残存的视力,陷入了黑暗的世界。

在五个月大的时候,我在同仁医院做了第一次手术。父母本想使我的眼睛及早得到治疗,却万没料到,这次手术又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由于我总是哭闹不止,成串的泪水不慎流进了耳朵里,当大人发现有脓水从我耳朵里流出来的时候,已为时过晚,原本健康的耳朵患上了中耳炎,隔三岔五就会发炎化脓,且严重地影响了听力,必须佩戴上助听器才可以听清楚周围的声音。

2000年春天,我的父亲意外地遭遇车祸,去世了。屋漏偏逢连阴雨,我还没有从这一沉重的打击中缓过劲儿来,细心的妈妈却发现,我走路时身子总是摇摇晃晃,还常常因为重心不稳摔倒。妈妈带着我跑遍了各大医院,最后被确诊是患上一种罕见的脊髓疾病,导致身体自胸部以下高位截瘫。至今,世界上对此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预言,以后不要说走路,就连站起来都不可能了。

就这样,我成了一个视力、听力、肢体均重度残疾的人,而命运对我的折磨还没有到此为止。2008年初,我的病情急剧恶化,心肺、吞咽、循环功能都出现了严重障碍。由于泌尿系统及褥疮创面感染,我经常发高烧,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心肺及吞咽功能衰竭,我的呼吸及进食越来越困难。一

身体上的多种病痛并没有削弱我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从盲校初中毕业后,一向成绩优异的我不愿放弃学习,于是,我在海淀区成人高中读完了高中,接着,又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专业的学习。取得了专科毕业证书。

2001年初,也就是在我下肢瘫痪半年以后,我无意中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对高教自考的介绍。参加高教自考不受学习时间和身体条件的限制,所有课程可以全凭自学,而且是学一门考一门,等通过了全部专业课程的考试以后,就可以取得毕业证书。我觉得这种学习方式非常适合自己,于是报了名。

在到所在地的自考办去报名之前,我先给自考办的咨询热线打了个电话,详细询问了报名所需要携带的证件、材料,然后,将所需要的物件提前准备好,以免到时候来个措手不及,既费时间又费周折。办理完报名手续,我买回了心理学专业的教材。

由于行动不便,我不能像其他考生一样去上辅导班,在学习的过程中,既没有老师辅导,也无法与同学交流,所有课程全靠自己一个人自学,对于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也全凭自己来把握。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认为我这是在自讨苦吃,可我却从没有产生过放弃的念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我就坐在书桌前,逐字逐句地读着、记着。学累了,就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之后,再接着学。

心理学专业共有16门课程,每门课程的教材有300页左右。每天望着眼前的一大摞教材,我就发怵。因为我看书的时候,眼睛距离书页仅有一拳之隔,而且也还得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样子非常吃力,速度也非常慢。

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由于自考考场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其路途上的奔波对我无疑是体力与精力的双重挑战。

考试的那一天,我提前问清楚考场所在的位置和乘车路线,以免在路上耽误时间。进入考场以后,我先把准考证、笔和草稿纸放在桌子上,然后闭上眼睛做几个深呼吸,放松身心。

当考卷发下来后,我先将考卷粗略地看一看,从而对有几道大题、每道大题各占多少分的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从占分数多的大题开始做起。为节省时间,我在答题时不打草稿,而是先在脑子里想好了要写些什么、要怎样写,然后再逐字逐句地写到考卷上。遇到了不会的试题,我就先在草稿纸上记下这道题目是第几道大题里的第几道小题,等全部试题都做完了以后,再回过头来做。

在《大学语文》这门课程中,有很多古文古诗词都是繁体字或生僻字,需要查字典。因为这些字的笔画太多,我根本看不清楚,于是,我就让外甥茱茱用毛笔把每个字都写得像碗口那么大,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字”。同时,还让茱茱在每个字的旁边用拼音注明读音。有一次,我从这些“大字”上抬起头,茱茱一看我的脸,竟笑得前仰后合。原来,墨迹未干,我便急不可待地凑近了去看,鼻子尖被蹭黑了,样子非常滑稽。

在学习专业课程《心理统计》时,有很多表格,表格里的数字排列得很密,为了避免看错行,我就用一把木尺,盖在所看的那一行下面,看完一行以后,再把木尺往下移。最终,我以高分通过了这门课程的考试。

在考第一门科目时,刚一拿到试卷我就傻眼了。因为对知识点把握得不够准确,理解得不够全面,答题时觉得这么写也可以,那么说也没错,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费了半天劲儿却没能抓住要领。吃一堑长一智,在以后的学习时中,我要求自己不仅把教材的内容弄懂,还要吃透,不能抱有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要踏踏实实地稳扎稳打。

2004年上半年,经过三年半孜孜不倦的努力,我通过了自考心理学专业全部课程的考试。海淀区自考办的领导亲自为我颁发了毕业证书。同时,我被评为“优秀自考毕业生”,所写的征文也在“全国自考人生大赛”中获得了优秀奖。同年,我被评选为“海淀区自强模范”,并被多家媒体称为是“中国的海伦·凯勒”。对此,我心里百感交集,如果没有老师们热情及时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顺利地完成学业!

在完成了高教自考的学习后不久,我便因为一场高烧而失去了依稀残存的视力。但我并没有过度地沉浸在悲伤中,而是凭借着阳光读屏软件,用“会说话”的电脑在心理学网站以及自己在新浪网上的博客和微博,运用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为有心理困扰的年轻朋友进行疏导与咨询。当得知我是一个集多种重度残疾于一身的人时,他们起初都会惊讶怀疑,甚至讥嘲奚落,但是我并没有为此气馁,而是以真诚的言辞和入情入理的分析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这些年轻朋友,他们将内心的苦闷烦忧毫无保留地向我倾诉,让我为其指点迷津,我就结合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搏斗,是一个不断地遇到困难、经受挫折、战胜自我的过程。”每当帮助他们打开了心结,从阴影中站起来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无比快乐。因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得到了体现与升华。

通过参加高教自考,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磨炼了意志,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同时,我也深切地感受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各界人士对盲人群体的关注与关心,盲人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盲人的生活有了可喜的转变。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盲人和健全人一起参加高教自考,也有越来越多的盲人学会了操作电脑,在网络平台上或是学以致用,或是展现才艺,或是交流切磋。公平竞争、平等参与已不是生硬的口号,新潮流、新时尚也不再将盲人拒之门外。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盲人应该有与时俱进的观念,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努力用知识点燃希望,用高科技手段最大限度消除因为视觉缺失带来的困难。二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听故事,常常把故事里的好词好句即描写精彩的段落背诵下来,这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我的文字功底。从上小学三年级起,我就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文学创作期间,我踊跃参加校内外举办的各种征文活动,并多次获奖。

为了支持我写作,家人给我买回了一台电脑和一套盲用电脑语音软件,在随后的日子里,这台“会说话”的电脑成了我的得力帮手。我从最基本的开机关机、启动程序学起,逐渐尝试着将文字输入电脑。随着打字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所遇到的困难和承受的痛苦是多方面的。由于双目失明,所有的操作,我全都是靠听语音提示,在摸索中进行。由于我的耳朵上戴着助听器,夏天,汗水是它的天敌,一受潮,助听器便会失灵。为了尽可能少出汗,我就把凉毛巾围在脖子上,又将几个灌满水的饮料瓶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冻成冰块,围在身体四周。由于无法端坐,我操作电脑的时候只能平躺在床上,把键盘搁在肚子上,肋骨总是会被键盘压得生疼。我的双手手腕没有依靠,完全悬空,使得我操作的样子非常吃力,速度也非常慢,每打完一句话就得停下来,休息片刻后再接着打下一句话。这样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使得我经常长褥疮。最难受的是我身体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抽搐不止,常常是电脑已经打开了,脑子里也已把要写的内容构思好了,却因为身体抽搐得厉害而写不下去了,等身体的抽搐过去以后,刚才想好的文字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虽然写得艰难而又吃力,但我却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放弃的念头,相反,我觉得当我的手指熟练地敲击着键盘,写下一行行的文字的时候,就好比是一个掉在深井里的人看到了从井口射下来的一束阳光,它是我目前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也是在连绵不断的病痛中唯一能够带给我快乐的事情。正是为了这种简单而真实的快乐,在遇到困难或是事情进展得不顺利的时候,我不是在为就此放弃找理由,而是在为如何继续想办法。目前,我已出版了《与命相搏》和《人生多解方程式》两本书。其中,《与命相搏》被翻译成了盲文版,《人生多解方程式》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对此,我内心感受到的不是狂喜,而是平静与坦然。因为,我以此方式证明了自己并没有虚度时日,并没有放弃努力,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三

多年以来,我一直以“坚强快乐每一天”为座右铭,激励着在病痛中的自己。然而,我的坚强快乐并没有令病痛望而却步,多种并发症的出现使我意识到,我的身体状况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急剧加重的病情不仅在束缚我的身体,而且也在摧残着我的精神。我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以前可以做到、做好的,现在却力不从心。我不知道明天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明天的状况肯定不如今天,就像今天的状况不如昨天。

也许,因为相信奇迹,才会有不服输的抗争,因为日子过于枯燥,才会渴望获得充实,因为痛苦太多,才倍加珍惜快乐,因为生命短暂,才愈发珍爱时间。淡化苦难的最佳方法,是让自己永远心怀感恩。我和我追逐的梦

十多年前,虽然患先天性青光眼,视力急剧下降,但每逢春节或者生日,父母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就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要书!”在看书的时候,我眼睛离书页仅有一拳之隔,而且还得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楚书上的字。放大镜的倍数由起初的五倍增加到十倍,再由十倍增加到二十倍、三十倍。

记得在购买三十倍放大镜的时候,售货员见我拿它看书,惊得瞠目结舌。“这么高倍数的放大镜是用来鉴定文物的,拿它看书,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三十倍放大镜的外观就像架照相机似的,在书页上移动,显得既滑稽又吃力,可我却读得全神贯注。为此,家人经常劈手夺下我手里的书,连哄带吓地说:“该休息一会儿了,不然会把眼睛看坏的。”可我又会飞快地把书抢回来,继续看。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文笔精华》,其中有一章,将笑分为狂笑、微笑、苦笑、窃笑、冷笑、似笑非笑。这让我知道了,笑居然还有这许多变数,不仅所发出的声音不同,而且,眼神、嘴角的开合及面部表情也都有所不同。苦笑时是皱眉垂眼,窃笑时是挤眉弄眼,冷笑时是撇嘴,似笑非笑时是咧嘴。对虚而不实的抽象化描写,我很想准确地领会其意,因此,常常在细节上刨根究底。比如,瞟一眼和扫一眼有什么区别?又比如,空中飞舞的雪花和柳絮以及尘土有什么不一样?再比如,满天繁星在眨眼睛,那么星星是什么东西?是怎么眨眼睛的?和人眨眼睛一样吗?对我提出的问题,别人要么应付一声:“等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要么教训一句:“书上怎么写的你就怎么记,钻那个牛角尖儿干吗?”别人也许是对眼前的景物早已看惯见惯了,压根儿就没想到过去深究,一旦深究起来,反倒觉得荒诞可笑,不知如何作答。于是,我就自己寻找答案。《新华字典》《成语词典》《我们爱科学》《十万个为什么》,它们都成了为我答疑解惑的良师益友。

在看书的过程中,我还把好词好句抄写或背诵下来,并且在写作文时有意地借鉴模仿,这对我的语言和写作素材的积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上小学三年级起,我就坚持每天写日记。与此同时,我还踊跃参加校内外的各种征文活动,这不仅锻炼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而且激发了我的自信。当我拿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专业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童年的文学梦就快要实现了。

然而,厄运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降临到了我头上。一场高烧无情地夺去了我依稀残存的视力,也无情地粉碎了我心里的文学梦。我看不见了,以后再也不能写文章了,我的文学梦,就像小鸟一样扑扇着翅膀飞走了,我再也追不上,再也找不回来了。

恰在这时,一套专为盲人开发研制的语音读屏软件上市了。它可以使盲人变看字为听字地操作电脑。因为所有的操作必须要在语音的提示下,摸索着键盘进行,所以在刚学打字的时候,我的速度非常慢,别人一分钟能打一百多个字,可我只打出几个字,而且这几个字还不一定正确;因为没有视觉上的感知,在对文稿进行设置排版时,更是错误百出。

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正在上小学的外甥茱茱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我的小老师:“我可以把在信息课上学到的电脑操作方法教给你。”我苦笑着说:“你们操作电脑是用鼠标点来点去,而我只能完全靠键盘操作。”茱茱想了想,说:“鼠标点击操作大部分都是可以用键盘切换到菜单里的选项。比如,按Alt键进入到菜单以后,按左右光标键可以找到所需要的菜单,然后,按上下光标键可以找到所需要的选项。”虽然茱茱讲解得极其认真,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茱茱于是把我的双手放到键盘上,一边给我讲解一边让我照着操作。“比如,你要把打出来的文字进行保存,就先按Alt键找到文件菜单,然后按下光标键找到保存选项,再按回车键就行了。”我问:“每个菜单和每个选项的后面都有一个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呢?”茱茱耐心地解释道:“按Alt键加菜单后面的字母,可以直接打开这个菜单,按Ctrl键加选项后面的字母,可以直接进行相应的操作,这是一种非常快捷简便的操作方法。比如,要保存文字时,按Ctrl键加S键就可以了。”

有一天,我对茱茱说,我想要瓶指甲油。“我以前读过台湾女作家三毛写的一部游记,说她在撒哈拉沙漠时,用指甲油给当地的人补牙。现在,我想把这一招演变一下。”说着,我两手食指分别按在F键和J键上。“以前,这两个地方各有一个小凸起,可是现在,它们被磨平了。没了记号,我用起来实在觉得不方便。”

茱茱看着键盘,不由得惊叫道:“我的天!你居然把键盘上的记号都给磨平了,怪不得进步神速呢!”

茱茱上超市买回了一瓶指甲油,拧开盖子,小心地在F键和J键上各滴了一滴。约莫半个小时以后,它们果然凝固成了两个小突起。

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我得了重感冒,好好坏坏地反复了很长时间,痊愈了以后,我就一天到晚只能躺在床上,再也无力坐起来了。

在能看得见的时候,我能读书读报,在能坐得起来的时候,我能摸读盲文书。现在,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还能再做什么呢?也许,正是因为我的生活是孤寂沉闷、与世隔绝的,我才更希望能找到尽己之力的一种方式,更希望能在做事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寄托和信念的支撑力。

我想把键盘拿到床上来,躺着操作电脑。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说:“躺着打电脑,你这不是明摆着自找累受、自讨苦吃吗?”妈妈的话并没有使我的决心为之动摇。在反复地摸索尝试、磨合适应了一番之后,我终于可以平躺着,把键盘放在肚子上打字了。虽然我每按一个键都显得格外艰难,但我心里还是感到很高兴的,因为我以此方式证明了,人的潜能是非常巨大的,无论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坎坷磨难,都不要低估了自己的承受力!

2015年夏天,我落下了头疼手抖的毛病,我为此深感绝望,绝望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不适感,更因为一系列的不适感所造成的障碍使我再也不能敲打电脑键盘写文章了。

一位朋友在得知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以及内心的苦闷之情以后,建议我用录音设备将要写的文字录下来,然后请别人帮助将其输入到电脑里。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听从朋友的建议,将构思好的内容录了下来。可是,家里平时只有我和妈妈,妈妈连拼音都不会,更别提用电脑打字了。恰在这时,住在浙江绍兴的大姨病了,妈妈打算利用国庆假期去看大姨,让大姐在家照看我。大姐虽然可以帮助我打字,但是我的电脑只设置了我能操作的功能,别人用不了。于是大姐就想先用她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把文章打出来,然后再拷贝到我的电脑里。可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大姐根本听不清楚我录下来的话。因为长期卧床,我的肺活量低,说话没有底气,再加上身体虚弱无力,我根本就不是在说话,简直就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字,不要说大姐了,就连我自己事后再听都听不明白我究竟说了些什么。我非常懊恼,觉得费了半天劲儿、受了半天累,到头来也还是白搭。记得以前有网友曾对我提出过质疑:“你整天在家坐着,怎么能知道那么多事情?你的文章是不是让别人帮你写的呀?”现在想起这话,我不禁在心里苦笑:“我在家要是真能坐着,要是真能让别人帮着写文章,那倒还好了呢!只可惜,我心里的话是既说不出来也写不出来呀!”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在头不疼手不抖的时候写一点点。我有时也会心生沮丧:“一次只能写一点点,一篇文章我得写到猴年马月去呀?”但转而我又给自己鼓劲儿打气:“我一点一点地写着,还有猴年马月可以指望,要是不写,不就什么指望都没有了吗?只要能坚持,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收获的。”

有一次,海淀区残联的老师到我家来走访,交谈间,我无意中说到自己很想能加入海淀区作家协会,老师们就一直将此事记挂在心。没过多久,他们便为我办好了相关手续,并和作家协会的领导一起将会员证送到了我的手上。手捧着会员证,我切身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真情与温暖,也切身体会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每当有人来关心我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每天的日子是两个字加一个感叹号:受罪!我现在双手的感觉非常迟钝,就算是摸着护理床的铁栏杆,也感觉不到冷和硬,但是我还可以打字。我现在想把我电脑里以前写的“半成品”写完整。每天早晨一醒来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种感觉真好,真享受!

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我每天的日子是两个字加一个感叹号:受罪!

一天早晨,妈妈打来一盆热水让我洗手。恰在这时电话响了,妈妈去接电话,妈妈接完电话走回到我身边,不由得惊叫起来:“都被烫红了,你怎么竟然还把手放在热水盆里呀?”我一脸茫然地说:“我一点也不觉得烫。”我的双腿在刚刚发病时就是从丧失感觉开始的,所以现在,妈妈就把我的双手放到了护理床的铁栏杆上,问我有没有冷和硬的感觉,我摇了摇头,继而故作轻松地对妈妈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不是还可以打字吗?”再打开电脑写文章的时候,我心生出了危机感和紧迫感,我要在手指还没有僵直的日子里,争取多写一些,再多写一些。

今年夏天热得早,我的后背长出了一大片痱子,奇痒难耐。为了不使后背的衣服贴到皮肤,我要在腰部垫一个荞麦皮枕头,使身体保持半平躺半侧卧的姿势,如此一来,电脑键盘就搁不稳了,我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写作。

8月初,一连几天我的头一直在疼。这一年多,头疼对我来说已成了家常便饭,时不时就会来刁难一番,而这一次又比以往任何一次疼得都更加厉害,我一再告诉自己要忍耐、忍耐、再忍耐,但还是有忍耐不了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三夜两天,醒来之后,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什么也听不见了!直到一个星期以后才逐渐缓过来。接下来的两个月,听力时好时坏的总是反复,不过都不严重,第二天基本上就能恢复。到了国庆节的时候,上午还挺好的,临近中午却突然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在心里暗自祈祷着,希望这一次也能像以往一样化险为夷,虽然最终确如我所愿,但是,妈妈和两个姐姐都让我要往坏了打算,要做好听力完全丧失、不会再恢复的心理准备。虽然最坏的状况是我难以面对和接受的,但也只得硬着头皮走下去,把一切交由命运安排。

我记得不久以前在网上读到过一篇关于霍金的报道,霍金一直是靠着眼球的转动和面部肌肉的蠕动来操作电脑,速度慢且正确率低,最近,美国科学家为霍金研制出一个芯片,通过手术将芯片植入头颅中,这样就可以用脑电波发出的信号来控制电脑了。但因为植入手术存在风险,所以此项科研成果一直没有实施。我真希望自己能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去接受植入手术。要是成功了,我将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我热爱的写作,要是失败了,也算为科学和医学领域做出了一点贡献。

秋来无声,天渐转凉。每次打电脑的时候我都得把胳膊放到棉被外面,妈妈于是就把一件棉睡衣倒过来,将我的两只胳膊套在衣袖里,用衣服的领子盖住我的肩膀,再把棉被往上拉,这样,我的身上和胳膊就不冷了,但我的手指还是被冻得凉凉的。每打一会儿电脑,我就把双手放进棉被里,稍微热乎了再把手拿出来放到键盘上接着打字。以前,我把写得不满意的语句删除掉了一点也不感到心疼,可是现在,我觉得每打出一个字都是那么吃力,正是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我决定把过去写的一些或是有头没尾或是有尾没头的“半成品”写完整。每天早晨一醒来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种感觉真好,真享受!

我想,追逐梦想的过程就是一个人不断地克服艰险、冲破阻力,不断地挖掘潜能、战胜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谓五味俱全,各种味道相互混杂,苦中带甜,甜里有酸也有涩;这个过程,比梦想本身更丰富,更真实,也更有意义。感谢上苍关照

妈妈常说:“要不是上苍几次关照,你比现在更受罪。”

上苍对我的第一次关照是在我一岁半的时候。那天,我每晚临睡以前都要抹的眼药膏用完了,妈妈到医院里去买来了一盒。晚上给我抹好了以后,妈妈一时兴起,也想知道知道抹眼药膏是个什么感觉,于是就把刚才给我抹眼药膏用的棉签往自己的眼睛上蹭了蹭。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妈妈只觉眼前影影绰绰的模糊一片,妈妈并没有在意。中午的时候,妈妈在单位看报纸,但见报纸上的字全都只连成一条黑线。妈妈当即来到单位附近,也就是给我买眼药膏的医院的眼科就诊。医生在给妈妈检查了眼底以后,问:“你的眼睛是不是磕着碰着啦?”妈妈说:“我没磕也没碰呀。”医生启发道:“你再好好想想,是不是用了什么药?”妈妈想起了昨晚抹了我眼药膏的事,说:“我女儿是先天性青光眼,我昨天晚上给她抹完了眼药膏以后,把粘在棉签上的一点眼药膏往我的眼睛上蹭了蹭。”医生吃惊地说:“青光眼用的眼药膏应该是让瞳孔缩小的,可你的瞳孔怎么会放大了呢?你快去把昨天医生给开的药方子和眼药膏拿来核查一下。”妈妈到家取来了药方子和眼药膏,医生一看,药方子没有开错,妈妈于是又到药房去核查,结果发现是药房的人给拿错了。妈妈单位的一位同事听说了此事后,说:“你可真够逗乐的,孩子吃的糖吃的豆,你要是嘴馋了能吃两个,怎么孩子的眼药膏你也跟着抹呢?”妈妈唏嘘着说:“幸亏我跟着抹了抹,要不然,一盒眼药膏能抹一个多月,眼药膏的药效和应该用的眼药膏的药效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多月抹下来,孩子的眼睛肯定看不见了。孩子小,表达不出来,看不见了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上苍对我的第二次关照是在我被查出了心脏扩大和肺动脉高压的时候。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因为唯有通过手术才可以使病情得以控制,术后还要终身服用抗血凝的药。我有些犹豫,因为手术的风险太大,而且很可能会引起并发症。恰在此时,妈妈无意中打开了收音机,听到里面正有一位老中医在介绍通过服用中药来缓解心脏病的方法。妈妈记下了这位老中医所在医院的地址。第二天一大早,妈妈便带着我倒了三趟车来到了医院。老中医给我开了中成药,让我一天吃三次。半个月以后,我感觉心慌气喘的症状稍有缓解。老中医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待人非常随和。他告诉我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但学习成绩非常好,初中毕业以后,他虽然考取了高中,但家境的贫寒使他被迫辍学。他家所在的山上生长着很多草药,他最初采集草药是为了想治自己头疼脑热的毛病,但是渐渐地,他就真的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走上了从医之路。他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说,一个人身上有了病,就决不能再让心里也有病,不能不把病放在心上,但也不必太把病放在心上,关键是要能够在心理上坦然接受和面对疾病,要有战胜疾病的信心。老中医给开的药,我吃了13个月,总算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妈妈见我脸上现出了点红润,人也长胖了些,高兴地说:“我以前从来也不听收音机,那天也不知怎么就打开来听了,凑巧的是,电台里刚好就在播中医治疗心脏病的节目。这真是天意的安排啊!”

上苍对我的第三次关照是在我承受着脊神经放射性疼痛的时候。有一天夜里,都已经很晚了,妈妈走到我床边,柔声说:“我听到你一个劲儿地大喘气,猜想你是身上疼得睡不着,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让妈妈把止疼药拿给我吃。

妈妈说:“两个小时以前你刚吃过止疼药,怎么现在又要吃了呢?你以前可是从不吃止疼药的,说吃止疼药会影响记忆力,现在却是靠吃止疼药过日子了。”顿了顿,妈妈又说:“你坐上轮椅,我推你到院子里去转一转,分散一下注意力,可以感觉好受一些。”

妈妈将轮椅推到我床前:“你身上疼,就不要自己挪动了,我来抱你吧。”

我不让妈妈抱。

在我能坐轮椅的时候,一直是自己用两只胳膊支撑着挪动身体,基本上没有让妈妈抱过,这是我事后想来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的。

妈妈推着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已是初夏,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中有花草与泥土混合着的气息,我不由得来了几个深呼吸。突然,迎面走来了一位老先生,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站住了。“你怎么不坐直了?这样身子向右歪着,胳膊肘撑在轮椅扶手上,多累呀?”我苦笑着,没作声。妈妈代我回答道:“她左侧的身子疼,使不上劲儿。”老先生听了,热心地介绍说:“我知道一家中医院疼痛科里的一位医生,他治得可好了。半年前,我腰疼得都下不了床了,就是找他看好的。你们在这儿等我5分钟,我回家去把医院的地址和医生的名字找出来告诉你们。”

工夫不大,老先生走来把拿在手里的一张纸递给了妈妈,然后转向了我,说:“前不久我在北大闭路电视上看到了对你的采访,所以一下子就认出你来了。我看你在电视里坐得很直,一脸笑容,可没想到你竟然病得这么厉害。你别着急,去找这位医生看看,肯定可以看好的。”

对此,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我已经跑过很多家医院,看过很多位医生,吃过很多的药了,全都无济于事。第二天,妈妈和大姐一起带着我去了这家医院,门诊大楼正在装修,疼痛科临时搬到了旁边一栋老式楼房的二层。这栋老式楼房没有电梯,楼梯又窄又陡,轮椅根本上不去。于是,大姐陪我一起在楼外等着,妈妈上到二楼的候诊大厅里等着。当叫到我的号时,妈妈走进诊室,对医生说:“孩子坐轮椅,上不来,只能在楼下等着。麻烦您能不能下楼去给孩子看看病呀?”医生二话没说,下了楼,跟着妈妈来到我身边。医生为我号了脉,又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很有把握地说:“我先给你开七服汤药,你喝完以后,止疼药的服用量可以减少一半。”苦口的汤药,我连喝了三年多。虽然疼痛感时不时还会不请自来,但总算可以不用靠吃止疼药来过日子了。事后我曾问过妈妈:“告诉咱们医院地址和医生名字的老先生,你以前在小区里常能见到吗?”妈妈说:“看着是面熟,但没有说过话,没想到竟然是贵人相助。”我感慨地说:“相助的贵人除了老先生,还有医生。这三年多,我每个星期去看病的时候,不是我上楼去找医生,而是医生下楼来找我。有一次,医生从楼上拿了血压计下来给我量血压,还有一次,医生给多加了几味药,咱们带的钱不够,医生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钱借给咱们。”

上苍对我的第四次关照是在我患静脉血栓的时候。前不久,我突然昏睡不醒七十多天,不知道吃喝,不知道冷热,不认识人,即便是最亲近的人。护士给我抽血时,我感觉不到疼,为我吸痰时,我不主动张开嘴。偶尔我会喊叫几声,手臂会胡乱挥动几下,那纯粹是无意识的言行。最难的是每过一个小时给我翻一次身,把我的上半身翻过来了,腿、胳膊、脑袋却还是原来的姿势,一动也不会动,得由别人来给挪动。因为无法进食,我就只能靠鼻饲打营养液来维持生命。我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还能不能醒过来?谁也说不好。

然而,就像我突然昏睡过去一样,七十多天后我突然就睁开了眼睛。问我以前的事情,我的眼神涣散,一脸的木然。但是,我却能够准确地说出家里每一个人的名字,说出每一个人是在上学还是在上班,上的是哪一所学校,做的是什么工作。妈妈常常跟我说话,从我可以想起的人和事说起,想能以此来唤起我的记忆。有一天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妈妈来给我翻身,我居然自己动了动胳膊、转了下脑袋。接下来的几天,我撑着护理床的栏杆,尝试着像过去一样自己翻身。有一天午睡醒来,我问妈妈:“以前我下午是不是要打电脑?”妈妈拿来几本书和几份杂志放到我怀里,说:“这几本书和这几份杂志里你发表的文章,全都是你自己用电脑写出来的。”我让妈妈把电脑打开,妈妈有些犹豫,因为我的情况刚有所好转,开了电脑,要是我发现自己忘记怎么操作了,对我岂不是一个打击吗?但我一再催促妈妈快快开机,妈妈只得照办。说也奇怪,我一下子就准确地找到了我病以前没有写完的文章,并且还记得该怎么打字、怎么排版!

感谢上苍关照,我的人生路上虽然险象环生,但一直有希望的光在闪烁。与兔子赛跑的乌龟

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84天没有捕到鱼,直到第85天,他终于捕到了一条大马哈鱼。这条鱼实在太大了,把老人的小船在大海上拖了三天。在这三天里,老人经受着风起浪涌的凶险,忍受着疲惫、饥饿、伤痛、孤独的折磨。为了补充体力,他强迫自己“站着睡觉”;为了增加能量,他硬是吞下了生冷且没有加盐的鱼虾;为了缓解身体的疼痛,他尽可能地在狭小的船上变换姿势;为了排解寂寞,他在不停地跟自己说话;为了战胜心里的惊恐,他在反复地给自己以积极的心理暗示,在搜寻着一切对自己有利的因素。终于,老人杀死了大马哈鱼,把它绑在了小船的一边。

在归程中,成群结队的鲨鱼蜂拥而至,将小船团团围住。面对袭击,老人奋力反抗。鱼叉被鲨鱼带走了,他就把小刀绑在桨把上做武器;刀子折断了,他就用短棍来代替;短棍也丢掉了,他就用舵把当家伙。一句“我跟你奉陪到死”的狂吼,夹杂在大海的咆哮声中。在筋疲力尽之时,老人自心底发出呐喊:“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人可以被毁灭,但精神绝不能被挫败!”

从捕鱼老人的言行中,我感受到的是面临难关险境不退缩、不屈服的精神。我想,这样的精神对人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

日渐加重的病情使我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我不甘心终日无所事事地虚度时光。我想要把键盘拿到床上来,躺着操作电脑。可是,键盘的连接线却不够长。“只要给键盘加装一根延长线就行了。”二姐给出了个主意。这事说起来轻巧,但做起来可就费劲儿了。加装了延长线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反复敲打键盘却没有任何反应。二姐把电脑抱到维修点去检测,一切都正常,可一回到家来,就又陷入了瘫痪状态。无奈之下,二姐将维修人员请到了家。维修人员经过观察后发现,我打电脑的时候是平躺在床上,把键盘搁在肚子上的。我太瘦了,肋骨总是会被硬邦邦的键盘压得生疼,于是我每打一个自然段,就会把键盘从身上拿开,休息片刻之后,再重新把键盘拿过来,接着打字。键盘被不停地拿来拿去的,电源线很容易松动,造成电压不稳。为此,维修人员做了个金属卡子,牢牢地固定在接口处,才终于解决了问题。

虽然我打字非常吃力,速度也非常慢,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惊喜地发现,我写下的只言片语居然也在由少变多、由短变长,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就像是那只在和兔子赛跑的乌龟一样,虽然落后了,却始终没有放弃,始终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

每当我感到体累心乏,感到继续不下去了的时候,我就会以捕鱼老人面临难关险境不退缩、不屈服的精神来激励自己。

或许,就我这样的身体状况,能活下来已经算万幸,实在不该再有太多的奢望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痛苦和不幸,那只会加剧内心的愤懑。病中的人,尤为需要有精神寄托,若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干,这看似是在休息静养,实际上效果不一定好。“生命在于运动”,我想,这运动不仅仅指的是锻炼身体,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与跋涉。在面临难关险境的时候,在挑战自身极限的过程中,人可以显现出巨大的潜力。所以,不要轻易说不可能,也不要总是抱怨已经出现的问题和已经发生的不幸,而是应该多将注意力放到能力所及的事情上,坚持着将其做下去,并且努力做细、做好。这样,平淡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充实,平凡的日子也可以过得很有意义。

疾病可以杀掉我,但绝不能够打败我。即使当一只缓慢爬行的乌龟,被别人远远地抛在后边,我也不会放弃。廖哥

1985年暑假之后,我在北京盲校读小学五年级。

那时,我还有残存的视力。

刚一开学,学校里就传出重大新闻:九名在老山前线战斗中失去了光明的战士要到盲校里来学习盲文和按摩。同学们的心里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有机会和战斗英雄在一起朝夕相处,忐忑的是,他们比我们大了十多岁呢,彼此该怎么相处?会愉快吗?

十天以后,九名战士来到了我们身边。在欢迎仪式上,他们每个人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此外并没有说太多的话。仪式结束后,老师选出了九名同学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帮助。

我与之结对的战士身穿的不是校服,而是绿军装,胸前戴着的不是校徽,而是军功章,他姓廖,我按照老师事先说的,在姓的后面加一个哥字作为称呼。我先带着廖哥熟悉校园环境,一边走一边告诉他医务室、教导处、图书馆的所在位置,廖哥始终是缄默不语。我不禁在心里长叹了口气:“碰到这么个闷葫芦,真没意思。”傍晚,我带廖哥走进了食堂。我先让廖哥在小窗口换些饭票,廖哥在上衣口袋里拿出几张大团结,从中抽出了一张递进小窗口。我看着廖哥握在手里的几张大团结,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款爷!换好了饭票,我拉着廖哥的手往卖饭的窗口走去。廖哥突然站在原地,不往前走了。我不明所以,一连问了好几遍怎么了?廖哥才终于说:“这么多人,万一互相撞到了,饭菜洒出来了,烫着了,怎么办?”我没想到廖哥一开口居然就说了这么多,同时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总也不说话,因为他的乡音难辨。“不管在哪里走路都一定要靠右走,这样就可以避免和迎面走来的人撞个满怀。”听了我的话,廖哥先是一愣,随即将头转向了我,说:“你怎么能听得懂我说的话?”“你是广西人吧?我爸爸也是,只不过,我爸爸是普通话里带一点老家口音,可你差不多说的全是老家话。”廖哥笑着说:“想不到我在这儿居然遇到了个小老乡。”

有一天晚自习以后,我没有按照事先和廖哥的约定去他的教室里找他。第二天早晨见到了廖哥,我委屈地说:“昨天晚自习老师让改数学小测验试卷上的错题,可我的试卷怎么也找不着了,数学老师竟然让我把整张试卷全都做了一遍,直到下了晚自习我还没做完呢。”廖哥说:“自己的东西就应该摆放有序,用完了要及时搁回原位,这样用到时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你粗心马虎、丢三落四的毛病是得改一改,如果在部队里,集合号一响,张三找不着袜子,李四找不着帽子,那还不得乱了套?”

我回想着和廖哥相处的这段时间,的确很少见到他出现手忙脚乱的尴尬,饭盒水杯、宿舍钥匙、暖水瓶盖之类的小物件,他很准确地就能够找到、拿起,衣服从来没有穿反,扣子也从来没有扣错,床单平得没有皱褶,被子叠得像豆腐块,原来是得益于好的生活习惯。

一天下午课后,我带着廖哥在操场上练习定向行走。我一边讲解一边示范怎样拿盲杖,怎样将盲杖左右摆动,手、脚、盲杖怎样保持协调,廖哥倒是记住了要领,但是一走起来,就把该在身前摆动的盲杖拿到身侧当成了拐杖。我看到廖哥滑稽的样子,忍不住想笑,但见廖哥脸上的神情严肃,就又忍住了笑。由于脚步凌乱,廖哥几次险些被盲杖绊倒,尽管廖哥紧紧地抓着盲杖,但盲杖最终还是从他的手里滑落。我把盲杖捡起来,递给廖哥,他却没有接。定定地站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我真想跑步,我已经有好久好久没跑过步了,是迈开大步子,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是真正意义上的跑步。”

我心想,连走都走得跌跌撞撞,跑起来还指不定会是啥样儿呢。可我嘴上说:“操场上现在没有别人,你就放心大胆地跑吧。”廖哥没有动,我于是拉起他的手,说:“我带你跑两圈。”刚跑起来的时候,廖哥还显得小心翼翼,但是后来,他就非常放松了。“你自己跑吧,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廖哥跑了一圈又一圈,越跑速度越快。

突然,廖哥收住了步子,深吸了口气,慢慢地说:“我好像知道应该怎么用盲杖走路了。”

我提醒道:“吃饭的铃声早就响过了,咱们先去食堂吧,不然饭该卖完了。”廖哥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快把盲杖拿来让我试试。食堂没饭了咱们就出去吃,放心,不会让你饿着的。”我把盲杖递到廖哥手里。廖哥像是在表演电影慢镜头似的,走一步就停下来,好像是在琢磨下面该把盲杖摆向哪一边,迈出的该是哪一条腿,然后,再走出下一步。虽然走得很慢,但是很稳。渐渐地,也许是因为熟练了,廖哥的脚步显得越来越轻松。“哎呀,肚子在叫呢。”也不知是廖哥感觉到了自己的肚子在叫还是他听到了我的肚子在叫,廖哥停下脚步,“你想吃什么?我请客。”“牛肉面。这家面馆离校门口只两三分钟,我每次出来进去都可以看到,却从来都没有进去吃过。”

我和廖哥一起走出了学校大门。虽然廖哥在操场已能行走自如,但一走到大马路上,嘈杂的行人脚步声、汽车喇叭声使廖哥不自觉地紧张起来。我让廖哥走在里面,我走在外面,并像个小保护神似的说:“别担心,有我呢!”当我们走进面馆坐下以后,服务员端上来两碗冒着热气的牛肉面。廖哥因为学会了独立走路和跑步,所以兴致特别好,他一边吃一边跟我讲起了在老山前线战场上的经历。“炮弹常常就在脑袋瓜子顶上飞,时不时敌人还会扔手榴弹,我们蹲在猫耳洞里,饿了就以方便面充饥。方便面只有麻辣和海鱼羊两种口味的……”“什么叫“海鱼羊”口味?我没听说过。”我打断了廖哥的话头。

廖哥朗声大笑起来:“‘海鱼羊’的说法不知道是我们中的谁给发明的,应该是叫海鲜,鲜字写分家了就成‘鱼’和‘羊’两个字了。不过,什么口味对我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猫耳洞里没有开水冲泡方便面,就只能干啃。有一次,大家正在啃方便面,突然有人笑起来,说:‘要是有人走进洞来,肯定会以为洞里窝着一群老鼠呢。’大家都被逗乐了,突然班长低吼道:‘笑什么笑?不要命啦?’“去打仗以前,有些战士把女朋友的照片装在上衣兜里,我没女朋友,就把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陈冲和刘晓庆的照片装进了衣兜里。”

虽然廖哥说得很轻松,但我能够想象得出,当时的他心情非但不轻松,还颇为沉重。吃完结账的时候,廖哥又是和在学校食堂换饭票时一样,从衣兜里拿出了几张大团结,从中抽出了一张递给服务员。“你有那么多钱,简直就是个大款爷!既然你那么有钱,可以不愁吃不愁穿的,为什么还要来学习?以后还打算找工作呢?”

听了我的问话,廖哥沉思了片刻,说:“很多事情不是钱就可以摆平的。我不要过一眼就能看得到头的人生。”我当时还不能准确地理解廖哥话里的意思,但是我却牢牢记住了廖哥在说这番话时脸上凝重的神情。

三年以后,廖哥完成了学业回到家乡。半年后的一天,我收到了廖哥寄来的一封信,廖哥在信里告诉我,他目前已经成了当地一家医院中医按摩科的大夫,如果一切顺利,几年后他将晋升为主任医师。廖哥随信一起寄来的还有一盘磁带,是高明骏的《年轻的喝彩》。我把磁带放进学校广播站的录音机里,按下了播放键,激昂高亢的歌声随即响起:“年轻的心,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叹一声喝彩;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将年轻飞扬云端,让阳光谱出色彩,将年轻航向海洋,让海浪射出虹彩。来吧!年轻的!让年轻奔驰大地,让山野放出光芒。来吧!年轻的!投向生命的坐标,迎向茁壮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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