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所指：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乔恩·罗森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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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所指：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试读：

整个故事开始于2012年1月。当时，我发现推特（国外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网站）上又冒出了一个乔恩·罗森。他的头像是我的照片，推特账号是@jon_ronson。正当我满心狐疑地翻看他以前的推特时，他突然更新了：“回家喽！吃了份加蛋黄酱的瓜拉纳贻贝三明治，好想弄到食谱啊！#美味#”“你是谁啊？”我问他。“正在看美剧#宋飞正传#。好想来一大盘撒上柠檬草的块根芹、石斑鱼和酸奶油烤肉串啊。#吃货#”他又发了一条。

我简直无语了。

第二天一早，我连自己的主页都没进，就去看他的主页了。他头天晚上又更新了：“正在做关于#时间#和#鸡鸡#的梦。”

他有二十个粉丝，其中有些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他们可能在想，我怎么突然对美食这么感兴趣了，还坦白自己做了小黄梦。

我又往下挖了挖。我在《卫报》网站上发过一个讲“垃圾波”1（spambots）软件的小视频。几星期之前，有个名叫卢克·罗伯特·曼森的华威大学学者在下面发了条评论：“我们给罗恩做了个‘替身’（infomorph），你们可以在推特上关注他，账号是@jon_ronson。”“哦，看来这是和垃圾波类似的东西。”我想，“好吧，问题不大。卢克·罗伯特·曼森肯定是觉得我会喜欢。只要他发现我不喜欢，就会自动注销了。”

于是，我上推特给他留了言：“你好！请问可以关掉‘垃圾波’吗？”

十分钟后，他回复了：“我们更喜欢‘替身’这个词。”

我有点不爽。“但它盗用了我的身份啊。”我写道。“替身没有盗用你的身份，”他回复，“只是将社交媒体数据重新整合，形成了一种信息图表式的美学。”

我感到胸口一紧。“哎呀，他娘的，好想来一盘烤洋葱配脆皮法式烤面包啊。#吃货#”@jon_ronson又更新了。

就这样，我跟机器人版本的自己开战了。

一个月过去了，@jon_ronson以每天二十条的频率更新着，展示社交派对见闻，炫耀自己的交际圈子。现在，它的粉丝增加到了五十个。这个账号简直是误人子弟，我对派对和朋友的看法全被它扭曲了。“垃圾波”让我无可奈何，丢人现眼。我的形象被陌生人毁于一旦，自己却束手无策。

我又给卢克·罗伯特·曼森留了言，问他，如果他坚持不肯注销的话，那能跟我见个面吗？我可以把会面过程拍下来，传上You Tube（可供网民下载观看及分享短片的网站）。他同意了，还开心地表示愿意解释“替身”背后的哲学。我回复他说，我“当然”对它背后的哲学感兴趣。

我在伦敦市中心租了个房间，他带着垃圾波团队的另外两个人一起过来。他们三个都是学者，是在华威大学认识的。卢克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二十来岁，相貌英俊，根据放在网上的简历，是“技术和网络文化领域研究员，虚拟未来协会会长”。大卫·保索拉看上去像个放荡不羁的教师，是很可能在文学研讨会上大谈特谈邪恶巫师阿莱斯2特·克劳利的那种人。他是“创意技术专家”，数字代理商Philter Phactory的首席执行官。丹·奥哈拉是个光头，眼神锐利，下巴紧绷，表情很不耐烦。他三十来岁，是科隆大学的英美文学讲师，以前还做过牛津大学的讲师。他写过一本关于英国小说家J.G.巴拉德的书，名叫《终极隐喻》（Extreme Metaphors），还写过《托马斯·品钦：精神分裂症与社会控制》（Thomas Pynchon：Schizophrenia&Social Control）。我现在才知道，垃圾波是大卫·保索拉做的，另外两个人负责“研究和咨询”。

我建议他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好把他们都拍进去。丹·奥哈拉瞄了另外两个人一眼。“我们就按他的意思来吧。”他说。他们都坐了下来，丹在中间。“什么叫按我的意思来？”我问他。“这和精神控制有关系。”他回答。“你觉得我让你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是想从精神上控制你们？”“绝对是这样。”“怎么控制？”“我对学生就是这么做的，”丹说，“我坐在椅子上，让学生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你为什么想从精神上控制学生？”

丹像被我抓住了把柄一样，显得有些紧张：“为了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会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我问。“不，还不至于，”丹说，“你会觉得不舒服吗？”“会。”“为什么呢？”

我开始诉说自己的不满：“你们这些学者不经当事人同意就闯进别人的生活，把别人当作学术试验的工具。我请你们停下来的时候，你们却轻描淡写地说，‘哦，这不是垃圾波，是替身’。”

丹点点头，身子前倾，问我：“世界上肯定有很多叫乔恩·罗森的人吧？跟你同名同姓的，对不对？”

我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谨慎地回答：“我相信也有其他人叫这个名字。”“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丹微微一笑，“有个学者就跟我叫一样的名字。”“你的问题跟我的不完全一样。我真正的问题是，有三个陌生人盗用我的身份，创造了一个机器人版本的我，又不肯关掉这个程序，3尽管他们都有名校背景，还在TED大会上做过演讲。”

丹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你的意思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乔恩·罗森，你才是正主，其他全是冒牌货。你要验明正身，去伪存真，是不是？”

我死死地盯着他。“你把我们弄得有点不爽哎，”丹接着说，“你要这么说我们可不服。我们觉得这中间已经隔了一层，你想保护的是你的网络人格——乔恩·罗森的形象，对吗？”“不！我只想发个推特而已！”我喊了起来。“网络世界不是现实啊。”“写推特的是我，按‘发送’键的也是我，所以推特上的就是我本人。”

我们都紧紧盯着对方。“这跟学术没关系，”我说，“跟后现代主义也没关系，这是事实。”“真诡异，”丹说，“我觉得你理解这件事的方式很奇怪。很少有人用真名做推特账号，你却是其中之一。现在谁还这么做啊？所以我有点怀疑你的动机，乔恩，我觉得你是想用推特做形象管理。”

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竟然忘了指出，卢克·罗伯特·曼森的推特就用了自己的名字@Luke Robert Mason。直到今天，我还后悔不已。

我们就这样唇枪舌剑，说了一个多小时。我告诉丹，我这辈子都没用过“形象管理”这个词，根本不懂这种新兴语言。“你们的垃圾波也是，它用的语言跟我完全不一样。”“没错。”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所以我才这么生气，”我解释说，“这是歪曲我的形象。”“你希望它能更像你本人？”丹问。“我希望它压根不存在！”我回答。“奇怪，”丹吹了声口哨，将信将疑地说，“我发现这从心理学角度看很有意思。”“为什么？”“我感到强烈的敌意。你好像想把这些算法杀掉？你肯定觉得受到了威胁。”他关切地看着我，“通常来说，我们不会杀掉自己讨厌的东西的。”“你个浑蛋！”

采访结束后，我有气无力地在伦敦午后的大街上游荡。我有点怕把视频传上You Tube，因为自己刚才简直是歇斯底里。但我还是鼓足勇气，面对可能出现的嘲讽，毅然决然把视频放了上去。大约十分钟后，我战战兢兢地瞄了一眼评论栏。

我读到的第一条评论是：“这是身份盗用，他们应该尊重乔恩的个人自由。”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应该给那几个浑球开推特小号，成天表达他们对色情片的热爱。”第二条评论如是说。

我咯咯直笑。“这帮人就是控制狂，”第三条评论说，“干死他们！起诉吧，让他们彻底完蛋。我要是跟他们面对面，肯定要喷死他们。”

我简直心花怒放了。我就像电影《勇敢的心》里的英雄，闯荡在漫漫原野上，起初是孤身一人，后来有了无数追随者。“卑鄙，一群自以为是的二货，把别人的生活当儿戏，以别人的痛苦为乐。”下面的评论这么说。

我用力点点头。

接下来一条是：“那帮学者就是傻×，应该让他们用最痛苦的方式去死。坐中间那孙子就是一神经病。”

我皱了皱眉头，并不希望有人给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弄死这帮孙子，尤其是中间那傻×。左边那秃子也是，那个不说话的也不能放过。然后往他们尸体上撒尿。”这是接下来的一条。

我赢了。没过几天，那帮学者就注销了@jon_ronson这个账号。他们惨遭羞辱，最后只好默默接受了事实。公开羞辱就像给一切按下恢复出厂设置的按钮。原本有些东西马上失控了，但由于众人议论纷纷，一切又重归平静。

那帮学者把摧毁“垃圾波”这件事看得很重。他们在《卫报》的专栏里宣称，自己的宏伟目标是暴露华尔街算法的专制性。“被程序操纵生活的不止罗森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但我还是搞不懂，难道注册个垃圾账号谎称我爱吃芥末馅饺子，就能让公众对华尔街算法义愤填膺？“有人让我解雇你——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大卫·保索拉写了条推特，艾特了那个垃圾账号，“你只剩下几小时了，希望你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天哪，真是够了，”我给他发了封邮件，“赶紧注销吧。”

我很高兴能取得胜利，感觉棒极了。美妙的感觉充斥着我的全身。全世界的陌生人都联合起来告诉我，我是对的。这真是个完美的结局。

接下来，我准备愉快而骄傲地回顾一下社交媒体上的公开羞辱事件。第一件引起轰动的事发生在2009年10月。爱尔兰乐队“男孩地带”成员斯蒂芬·盖特利和同性伴侣安德鲁·考尔斯一起度假时意外身亡，验尸官得出的结论是自然死亡。专栏作家扬·莫伊尔却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写道：“无论死因是什么，都绝不是正常死亡……这对于同性伴侣‘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神话不啻又一次打击。”

我们才不会允许这种老顽固的思想死灰复燃呢。在众怒之下，玛莎百货和雀巢公司要求《每日邮报》网站撤下自己的广告。那真是一段好日子。我们用《每日邮报》意想不到的武器打击了它，那就是社交媒体上的公开羞辱。

从此以后，只要出现仗势欺人的情况，我们就会动用这个武器。《每日邮报》嘲笑一家致力于消灭饥饿的慈善组织不核查申请人身份就发放食品。当晚，那个慈善组织就在推特上收到了三万九千美元捐款。

谈起这场“战役”时，有位网友是这么说的：“这就是社交媒体的好处。《每日邮报》以造谣中伤为生，无法促进人们相互交流，形成自己的观点。”

一对失业夫妇交不起洛杉矶健身中心的会费，健身中心却不让他们退会。我们再次出手，健身中心马上就认了。过去毫无反抗能力的小个子击败了巨人，是因为弱者使用了新式武器——网络上的公开羞辱。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开羞辱正在逐渐复兴。经过一百八十年的沉寂（英国早在1837年就取消了公开处刑，美国则是1839年取消的），它终于东山再起了。公开羞辱是一种威力无穷的工具。它能产生高压，扩展速度和影响范围都极为惊人。阶级的界限被打破了，沉默的人可以发声了。这就像社会公正的民主化。所以我决定，下回当公众用羞辱来对抗强权，公民以戏剧性的方式取得胜利时，自己一定参与其中。我想近距离观察这种行为，记录它是怎样纠正错误的。

我没有等太久。@jon_ronson在2012年4月2日正式注销。仅仅过了十二星期，在7月4日半夜，一个住在布鲁克林区格林堡的男人躺在沙发上构思博客时，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第二章大卫和歌利亚

2012年7月4日半夜，迈克尔·莫伊尼汉躺在沙发上，妻子乔安娜陪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在楼上睡觉。他们很穷，一直都很穷。新闻界的每个人似乎都挣得比迈克尔多。“我永远也不能把新闻变成钱，”他后来告诉我，“我不懂该怎么做。”

他们非常焦虑。迈克尔已经三十七岁了，靠写博客和自由撰稿勉强糊口，住在布鲁克林区格林堡一间没有电梯的公寓里。

不过，他刚刚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华盛顿邮报》请他在十天内写一篇文章。这个时间段不算太好。“现在是国庆节，每个人都在休假，既没什么读者，也没什么新闻。”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难得的机会。迈克尔感觉肩头压力很大。这种压力刚刚毁掉了去爱尔兰拜访老丈人的假期，现在又让他赖在沙发上一筹莫展。

他开始在网上寻找灵感，心血来潮下载了最近《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的非虚构读物。那是一本讲创造力的神经科学著作，作者是年轻英俊、享有国际声望的心理科普作家乔纳·莱勒，书名是《想象：创造力是怎么工作的》（Imagine：How Creativity Works）。

第一章的标题是“鲍勃·迪伦的大脑”。这一下子就引起了迈克尔的兴趣，因为他是鲍勃·迪伦的铁杆粉丝。在迪伦天马行空的音乐生涯里，《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这首曲子的诞生无疑是里程碑。乔纳·莱勒再现了迪伦创作这首曲子的心路历程。

1965年5月，迪伦觉得百无聊赖，厌倦了辛苦的巡回演出，“被失眠和药物折磨得瘦骨嶙峋”。他开始厌恶自己的音乐，创作的欲望荡然无存。正如乔纳·莱勒所说：

他唯一相信的，就是这种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每次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时，他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上帝啊，幸亏我不是‘我’，幸亏我不是那样。”

迪伦告诉经纪人，他要退出音乐界。他搬进纽约伍德斯托克的一间小屋，打算写本小说。

但就在迪伦决定结束音乐生涯的时候，他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攫住了。“那是一种很难描述的感觉，”迪伦事后回忆说，“就像突然有了倾诉的冲动。”

难怪《想象：创造力是怎么工作的》这本书会畅销了。但凡陷入创作瓶颈、深感绝望的人，有哪个不想读到这样的故事，有哪个不希望自己当前的状态和鲍勃·迪伦创作出《滚石》前一样？

我得解释一下，迈克尔·莫伊尼汉下载乔纳·莱勒的书，不是因为给《华盛顿邮报》写文章遇到瓶颈，需要找点灵感，而是因为乔纳·莱勒不久前被卷进了一起不大的丑闻，迈克尔打算报道这件事。经人证实，莱勒给《纽约客》写的一些专栏文章，其实是他几个月前给《华尔街日报》写的文章。英国没有美国那么重视“自我抄袭”，迈克尔打算讨论这个现象，进而探讨这反映了英美文化的哪些特点。

读到某一处时，迈克尔停了下来。他反复打量这句话：“那是一种很难描述的感觉，”迪伦事后回忆说，“就像突然有了倾诉的冲动。”

迈克尔皱起了眉头：“鲍勃·迪伦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是什么引起了你的怀疑？”我问迈克尔。我俩在纽约切尔西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饭。迈克尔相貌英俊，但显得很烦躁，眼睛像哈士奇一样暗淡无光，眼神飘忽不定。“这话不像迪伦说的。当时的迪伦，每次接受采访时都很浑蛋，让采访者超级不爽。但这句话听上去却像是鸡汤文里的。”

所以，迈克尔躺在沙发上，翻了翻这句话前面的段落。

每次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他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上帝啊，幸亏我不是‘我’，幸亏我不是那样。”

在D.A.彭尼贝克执导的纪录片《永不回头》（Dont Look Back，省略掉Don’t的一撇是导演的主意）里，迪伦读了一篇关于自己的报道：“他拼命抽着雪茄，每天要抽八十根……”他哈哈大笑：“上帝啊，幸亏我不是‘我’。”

迈克尔心想，乔纳·莱勒怎么知道迪伦每次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都会这么说？“每次”从何而来？而且，“上帝啊，幸亏我不是‘我’”这句有据可查，“幸亏我不是那样”这句是哪来的？他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乔纳·莱勒是从哪里找到这句话的？

于是，迈克尔·莫伊尼汉给乔纳·莱勒发了封邮件。“我是迪伦的死忠粉，一拿到你的书，就迫不及待地从第一章读起……迪伦的说话风格我非常熟悉，所以有些引言让我觉得很困惑，又找不到出处……”

这是迈克尔给乔纳·莱勒写的第一封邮件，是他带我回家后，在客厅里读给我听的。他妻子乔安娜坐在我们旁边，周围散落着婴儿玩具。

到7月7日，迈克尔在发给乔纳·莱勒的邮件里，已经指出了六处可疑的引言，包括“就是突然有了倾诉的冲动”和“幸亏我不是那样”，还有迪伦对刨根问底的记者们愤怒的回应：“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没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把它们写下来，没什么伟大的含义。别再叫我解释了。”

在《永不回头》里，迪伦确实说过“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没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把它们写下来，没什么伟大的含义”。

但没有“别再叫我解释了”。

迈克尔提到了自己的截稿日期，说自己得在十天内把文章交给《华盛顿邮报》，然后就按了“发送”键。

第二天，乔纳给迈克尔回了两封邮件。他的回信看上去既友善又专业，公事公办，还带着点优越感，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个聪明的年轻学者。他对迈克尔提出的问题表示理解，保证会尽量安排时间解答，但最快也要十一天后。因为他正在北加利福尼亚度假，假期刚好是十天。资料都在家里，离度假的地方有七小时车程。他不愿意为查点资料来回奔波十四小时，这会毁了假期的。如果迈克尔能等上十天，他会发来详细的脚注。

迈克尔给我读这个部分的时候哑然失笑。十天，刚好跟迈克尔给《华盛顿邮报》交稿的时间一样。

不过，乔纳愿意试着凭记忆回答迈克尔的问题。

迈克尔说：“从这里开始，他就露出狐狸尾巴了。他打算撒谎，不过还有点犹豫。‘我要不要撒谎呢？’”

乔纳选择了撒谎。“我得到过一些帮助，”他写道，“来自迪伦几个经纪人中的一个。”

那个经纪人让乔纳浏览了尚未公开的采访原稿。如果有些引言跟网上通行的版本有出入，原因就在这里。

乔纳接下去写道：迪伦是在1995年对电台记者说出“别再让我解释了”这句话的，引自一套罕见的多卷本选集《开口的小提琴手：鲍勃·迪伦传奇一生的访谈和记者招待会采访集锦》（The Fiddler Now Upspoke：A Collection of Bob Dylan's Interviews, Press Conferences and the Like from Through-out the Master's Career）。然后，乔纳对迈克尔表示感谢，彬彬有礼地结束了邮件。邮件最下面一行字显示：“发自我的苹果手机。”“发自他的苹果手机，”迈克尔说，“这么长的一封信竟然是用手机写的。大概他是心虚吧。他手心里会不会全是汗呢？你说呢？”

谁知道乔纳·莱勒是不是真的在度假？但迈克尔只好信了。两人暂时没有再联系。这导致迈克尔迟迟无法把文章交给《华盛顿邮报》，只好继续挖掘资料。从《开口的小提琴手》找线索简直是个噩梦：“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第十五卷，每卷售价一百五十美元到两百美元。”

乔纳·莱勒可能觉得迈克尔没钱买一套这么贵的选集，也不会真对这么卷帙浩繁的著作深究到底，但他实在是太低估迈克尔了。迈克尔身上有些特质，让我想起了电影《终结者2》里的半机械人，那个家伙比阿诺·施瓦辛格还结实，跑起来比速度最快的汽车还快。他妻子乔安娜告诉我：“迈克尔是社会法则的守护者。”又转过身对他说，“你很善良，只要每个人都……”她的声音渐渐变小了。

迈克尔说：“如果有人在街上乱丢垃圾，我就会无法忍受。我会失去理智，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下就是好几个小时，”乔安娜说，“我们本来只想出去散散步，结果却听了整整半小时的咆哮……”“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溃。”迈克尔说。

最后，迈克尔找到了《开口的小提琴手》的电子版。确切地说，不是那套书的电子版，“而是迪伦全部已知采访的档案合集，名为《每个字都是精神污染》（Every Mind-Polluting Word），”迈克尔告诉我，“基本能算作《开口的小提琴手》的电子版吧，是一个粉丝整理后放到网上的。”它证明鲍勃·迪伦在1995年只接受过一次电台采访，而且一次也没对采访者说过“别再让我解释了”。

7月11日，迈克尔跟妻子女儿在公园里玩。天气很热，他女儿在喷泉里爬来爬去。电话突然响起，铃声提示“乔纳·莱勒来电”。

我现在知道乔纳·莱勒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声音，那就是“字斟句酌”。“我们聊得不错，”迈克尔说，“谈迪伦，谈新闻界。我告诉他，我不是想出名。你知道的，我奋斗好几年了，做该做的事，养家糊口，一切都很好。”

迈克尔说“没问题”时的语气，让人听来恰恰像是“有问题”，就像一个人焦虑地低下头，死死盯着地板一样。“我告诉他，我不是那种嘴上没毛的脑残，‘只要你找个目标，我就会在广场上把它烧了，让世人知道老子的厉害。’乔纳说，‘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冒。’”

迈克尔挺喜欢乔纳：“我和他聊得挺好，真的挺好。那是一次很棒的对话。”挂电话之前，他们互道珍重。几分钟后，乔纳给迈克尔发来邮件，再次对他的正直和不像脑残一样羞辱别人表示感谢。那些人从来不像迈克尔这么宽宏大量。

那之后，迈克尔冷静下来，继续深挖乔纳这个人。

那几天过得很平静。迈克尔感觉自己像阿加莎笔下的大侦探波洛一样。乔纳声称自己得到了迪伦几个经纪人中一个的帮助，迈克尔觉得有点可疑。事实证明，鲍勃·迪伦只有一个经纪人，名叫杰夫·罗森。虽然杰夫·罗森的电子邮件地址不太好找，迈克尔还是找到了。

迈克尔发邮件问他有没有跟乔纳·莱勒说过话，对方回答“从来没有”。

于是，迈克尔又给乔纳发了封邮件，说还想再提几个问题。

乔纳显得有点惊讶。难道迈克尔还想报道这件事？他还以为迈克尔放弃了呢。

迈克尔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一脸鄙夷地摇了摇头。乔纳显然以为自己的甜言蜜语已经阻止了迈克尔做进一步调查，但其实不然。“不高明的撒谎者总以为自己擅长撒谎，”迈克尔对我说，“他们总是相信自己胜券在握。”“我跟杰夫·罗森联系过了。”迈克尔告诉乔纳。

乔纳一听这话马上慌了，迈克尔说：“他一下子就慌了。我从没见过谁慌成这样。”※

乔纳开始频繁给迈克尔打电话，求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有时迈克尔会把手机调成静音，再看手机的时候，屏幕上会有很多乔纳的未接来电。要不是他截图保存了下来，我真是难以置信。我问迈克尔，这件事从什么时候起不再有趣了。他回答：“从你的对手感到恐慌的那一刻起。”他停顿了一下，“这就像在丛林里打猎，你觉得很爽。你开枪打伤了一只动物，它倒在地上苟延残喘，只希望你朝它头上再补一枪。这时你会想，‘我可不想那么做，那太可怕了’。”

迈克尔接到了乔纳的版权代理人安德鲁·威利的电话。他代理的不仅仅是乔纳，还有鲍勃·迪伦、大卫·鲍伊、大卫·伯恩、大卫·洛克菲勒、V.S.奈保尔、《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马丁·艾米斯、比尔·盖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阿尔·戈尔。事实上，安德鲁·威利并没有亲自给迈克尔打电话。“他通过别人联系我，让我给他打个电话，”迈克尔说，“我觉得这简直像《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里的情节。他是美国文学界最有权有势的版权代理人，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把事情说了一遍。他说：‘如果你坚持发表这篇文章，就等于毁了一个人的生活。你觉得这件事比毁掉一个人的生活还重要吗？’”“你是怎么回答的？”我问。“我说，我会好好考虑的。”迈克尔说，“我猜安德鲁·威利肯定是个亿万富翁，因为他很有洞察力。后来，乔纳打电话来说：‘安德鲁·威利说你打算继续写下去，发表出来。’”

截稿日前一天，也就是7月29日（星期天）下午，迈克尔走在弗拉特布什大街上，冲手机那边的乔纳吼了起来：“我需要你公开这件事。你必须这么做，乔纳。你必须公开这件事。”“我疯狂地挥着胳膊。我实在太生气、太沮丧了。他浪费了我那么多时间，对我撒了那么多谎，还有那些假笑。”最后，乔纳声音里的某些东西让迈克尔意识到，这件事已经不可避免了。“我冲进商店，买了本Hello Kitty笔记本和一支笔。足足二十五秒的时间里，他都在说：‘是我的错，很抱歉撒了谎。’接下来，事情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这件事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六天，迈克尔只花四十分钟就写完了报道。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在新闻界赚钱。他同意把这个独家新闻交给犹太人办的《平板》（Tablet）杂志首发。《平板》得知自己获此殊荣后，立刻表示要付迈克尔平常稿酬的四倍。但这笔钱并不算多，只有两千两百美元。这篇报道总共只让他赚了这么点钱。

他写报道花了四十分钟，却抽掉了九包烟。“如果说乔纳·莱勒差点杀了我，那是因为他害我在安全出口外面抽了太多的烟。我一根接一根地抽啊抽。如果你掌握了生杀大权，只要按下‘发送’键就能置人于死地，你也会这么做的。而且手机还响个不停，一直响啊响的。那个星期天晚上，我手机里有二十个乔纳的未接来电，然后是二十四、二十五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他不停地打电话，”他妻子乔安娜说，“这真让人难过。我不懂他为什么觉得一直打电话就能有用。”“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个晚上。”我说。“是啊，是啊，当然了。”迈克尔也说。

最后，迈克尔终于接了手机：“我说：‘乔纳，你不要再打了，再打就是骚扰了。’我觉得就像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一样。我说：‘告诉我，你不会做傻事。’他当时真的有可能做傻事，我特别担心。我也想过，要不还是别把文章发出去了。他一直在说，‘求求你，求求你’，就像儿童玩具快没电时那样有气无力，断断续续。‘求求你，求求你……’”

迈克尔问我，换成是我会怎么做。我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只要发布一则消息，就会毁掉一个人？真正意义上的毁掉。

我认真想了一会儿。“毁掉一个人？”我停顿了一下，“没有。我觉得应该没有，不过不确定。”“永远别这么做。”

他说，当天晚上真的考虑过就这么算了，还是不发表了。乔纳也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跟迈克尔的女儿差不多大。迈克尔说，他不能欺骗自己。他很清楚按下“发送”键对乔纳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搞砸的时候，不仅仅是丢掉工作，而是断送职业生涯。”

迈克尔想起了过去的一些记者，比如《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的斯蒂芬·格拉斯。1998年，格拉斯写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名为“黑客天堂”（Hack Heaven），讲一个还在上学的十五岁男孩黑了Jukt Micronics软件公司的数据库，最后反而被公司录用。格拉斯描写男孩在会议室敲诈该公司时，简直像亲临现场一样：“我要好多好多的钱。我要马自达。我要去迪士尼。我要X战警初版漫画。我要订一辈子的《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快拿钱！快拿钱！”桌子的另一边，公司高管们……毕恭毕敬地耐心倾听他的要求。“对不起，打扰一下，先生，”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士试着打断满脸青春痘的少年，“请原谅我打断您，先生。我们可以安排一下，给您更多的钱。”——斯蒂芬·格拉斯，“华盛顿现象：黑客天堂”《新共和》， 1998年5月18日

事实上，既不存在这间会议室，也不存在这家公司和年轻的黑客。《福布斯数码新闻》（Forbes Digital）的记者亚当·彭南伯格因为《新共和》抢了自己的饭碗而愤愤不平，做了些调查，发现格拉斯的所谓“报道”全是杜撰的。格拉斯因此被炒了鱿鱼。他进入法学院潜心读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2014年在加利福尼亚申请律师执业资格，却惨遭拒绝。他身上的污点没法洗掉，一辈子都将如影随形。从某个角度看，他和乔纳·莱勒惊人地相似：年轻、爱读书、擅长撒谎，并因此在新闻界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但格拉斯编造了整个场景、角色和大量的对话，乔纳只是愚蠢地在“幸亏我不是‘我’”后面加了句“幸亏我不是那样”。如果仅仅是这样，他就要受到像格拉斯那样的残酷惩罚，那这个世界真是不可理喻了。我觉得，迈克尔按下“发送”键还不至于让乔纳沦落到格拉斯的地步，他说得有点夸张了。

在迈克尔看来，这说到底还是职业道德问题。他说，自己在整个过程中受的煎熬一点也不比乔纳少。他们俩就像同时坐在一辆刹车失灵、即将撞毁的汽车里一样。他怎么能不按下“发送”键呢？如果这件事泄露出去，人们会怎么想呢？为了光明前程选择掩盖真相？“我本可以做个软骨头，屈服于安德鲁·威利的淫威。但如果那样，我就再也没法工作了。”

迈克尔还说，几小时前发生的一些事，让他觉得真相肯定掩盖不住了。乔纳在电话里坦白后，迈克尔全身发抖，在布鲁克林公园旁找了家咖啡馆坐下，打算调整一下情绪。他在那里碰上了同行，《名利场》杂志的达纳·瓦尚。“我在写一篇文章，当事人刚刚通过电话向我坦白了真相。”迈克尔告诉他。“谁呀？”达纳·瓦尚问。“不能说。”迈克尔回答。

就在这时，迈克尔的手机响了。手机屏幕上闪烁着几个硕大的字——乔纳·莱勒。“哦，原来是乔纳·莱勒。”达纳·瓦尚说。“你大爷的！”迈克尔骂道，“一个字也别说出去啊！”

所以，这件事达纳·瓦尚知道，《平板》杂志的编辑知道，安德鲁·威利也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啊。

于是，迈克尔按下了“发送”键。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之后，迈克尔跟乔纳通了最后一次电话。那是文章刊出前几小时。迈克尔几乎一夜无眠，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告诉乔纳：“希望你知道，我这么做之后心里很难受。”“乔纳沉默了一会儿，”迈克尔告诉我，“然后很严肃地说：‘你知道吗，我真的一点也不在乎你的感受。’”迈克尔摇了摇头，“这话说得真冷血。”

乔纳接着说：“我真的非常、非常后悔……”“后悔什么？”迈克尔不禁猜想，“后悔骗人？后悔撒谎？”“我真后悔给你回了邮件。”乔纳说。“我的回应，”迈克尔说，“是一阵沉默。”

当天晚上，迈克尔“心烦意乱，感觉糟透了。我又不是什么怪物！我自己也压抑得快崩溃了。我妻子能证明这一点”。他回想起他们的通话。突然，他产生了怀疑。或许最后一次通话时那个冷血的乔纳，才是真正的乔纳。或许乔纳一直都把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用“情感共鸣”让他产生内疚，诱使他撤下报道。或许乔纳早就认定迈克尔“心很软，容易操纵”。迈克尔告诉乔纳自己联系了杰夫·罗森的时候，乔纳说：“那我猜你比我更适合当记者。”在迈克尔看来，这句话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似乎乔纳只将自己视为“某个白痴，为了找点稿子，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或许前几个星期乔纳做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骗局。

我想知道，乔纳这么做到底是精心策划，还是出于恐惧？迈克尔把乔纳的一举一动都视为骗局，会不会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如果是场骗局，那就太可怕了；如果是出于恐惧，那是人之常情。“跟别人打电话就像读小说一样，”迈克尔说，“你的头脑里会勾勒出场景。我在作者简介里见过他的照片，但没见过他的一举一动。我不知道他走路的姿势，也不清楚他穿什么衣服。好吧，我倒是知道他戴了副时髦的眼镜。但在这四星期里，我一直在想象他的样子，想象他家的模样，一栋小房子。他是个记者，我也是记者。我是个废物。我得交房租。我过得不错，挺开心，但还不够好……”

这好像是迈克尔第三次形容自己是“废物”了。我觉得，他知道强调自己的无能，会让这篇报道更有吸引力，突显两个人冲突的戏剧性：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记者，一个是万众瞩目的著名作家；一个是牧羊少年大卫，一个是巨人战士歌利亚。但我想，他这么做不光是出于叙事的需要。他反复强调，卷进这件事不是故意的，他做这件事不为赚钱。巨大的压力害得他差点崩溃了，但安德鲁·威利和达纳·瓦尚的出现让他不得不痛下狠心……我突然意识到，迈克尔确实因为这件事受了伤。他对我说“永远别这么做”，永远别发表可能毁掉别人的文章时，并不是装腔作势。他确实是这么想的。“我想象他家的模样，一栋小房子，”迈克尔继续说，“我试着想象跟他易地而处。妻子在忙家务，孩子在后院玩，他则在屋子后面的卧室里冷汗直流。”迈克尔停顿了一下，“后来，《洛杉矶时报》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则报道，内容是尤里乌斯·舒尔曼的屋子在2009年被拍卖了。”

已故著名摄影师尤里乌斯·舒尔曼在好莱坞山的住宅和工作室以二百二十五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这座融合中世纪与当代风格的钢筋结构建筑于1950年建成，设计师是拉斐尔·S.索里亚诺，现已成为洛杉矶的标志性建筑。买主是畅销书作家、演说家乔纳·莱勒。他的著作《我们如何做决定》（How We Decide）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位作家非常喜欢经典设计。——劳伦·比尔，《洛杉矶时报》，2010年12月4日“这不公平，”迈克尔说，“我太蠢了。因为他的成功而鄙视他是有点过分，但这确实让整件事变味了。”※

迈克尔讲完乔纳·莱勒的故事后，又过了几星期，我在伦敦的一个聚会里跟个陌生人聊了起来。他是一位戏剧导演，问我现在在写什么，我说了迈克尔和乔纳的故事。通常，在给别人复述自己正在写的文章时，每当描述被采访者的种种窘态，我总会咯咯傻笑。但这次没有。我讲到这件事的细节时，对方浑身发抖。我发现自己也在抖。故事讲完后，他说：“这是个关于恐惧的故事，对吧？”“恐惧？”我问。“害怕被揭老底。”他答道。

他觉得，只要提到“恐惧”，就是在冒险。他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些小秘密，类似在“幸亏我不是‘我’”后面擅自添上“幸亏我不是那样”。我们担心秘密一旦被公之于众，自己就会身败名裂。我想，他说得没错。或许那些秘密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就算被揭穿也不会有人关注，但我们冒不起这个险。所以，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把它藏起来。它可能是工作上的失职，也可能是担心在重要会议上将真实想法脱口而出，让自己显得不称职或不正常。我相信，即便是跟最信任的人分享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这些秘密守口如瓶。

出于对迈克尔的钦佩和认同，我卷进了他和乔纳的故事。迈克尔是公民正义的化身，乔纳则代表了科普界的骗子，在一个充满自我膨胀的领域靠不光彩的手段大发横财。我仍然对迈克尔充满敬意，但戏剧导演提到“害怕被揭老底”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眼前敞开了一扇大门，门那边是永恒的地狱，千千万万像乔纳一样的人在里面痛苦地尖叫。进入新闻界三十年来，我把多少人推进了这个深渊？对乔纳·莱勒这种人来说，那该是多么恐怖的梦魇？第三章道德审判的死刑犯

如果你只是路过西好莱坞润宁峡谷（Runyon Canyon）的徒步旅行者，不知道乔纳·莱勒身上发生的事，绝对猜不到他曾被一篇报道毁掉过。他看上去跟作者简介里的照片差不多，眼神和善，气质不凡，就像脑子里装满了高深的思想，在努力用恰当的方式传达给访客，也就是我。只不过，我们谈论的并不是什么高深话题。在会面的最后一小时里，乔纳以近乎失控的声音反复强调：“我不该出现在你的书里。”

我则反复告诉他：“不，你应该出现在我的书里。”

我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在写一本关于公开羞辱的书，而他最近惨遭公开羞辱。他的故事简直太适合这本书了。

走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认真地盯着我。“我的故事不适合放在你的书里。”他说。“为什么？”我问。“大作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怎么说的来着？美国人喜欢结局美满的悲剧？”

事实上，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原话是：“美国公众想在剧场看到的，是结局美满的悲剧。”我觉得乔纳说得已经很接近了。

我来拜访乔纳，是因为他遭受羞辱这件事意义重大。他原本是占据排行榜首位的畅销书作家，现在却因为某个无名小卒的揭发而身败名裂。虽然亲眼见到了惶恐和痛苦在乔纳脸上留下的痕迹，我还是相信公开羞辱的复兴是件好事。看看被它摧毁的都是什么吧：心胸狭隘的《每日邮报》专栏作家、强买强卖的大型健身中心，还有可恶的垃圾程序制造团队。乔纳在短暂的职业生涯里写过一些很棒的作品，真的很棒。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不光彩的手段，所以揭发他是对的。

但陪乔纳走了一段路后，我开始同情他了。从近处不难看出，他确实受了不少罪。迈克尔说乔纳掩饰真相“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骗局”。但我觉得，他只是慌了神。他在最后一天之所以会那么说，不是因为“冷血”，而是因为万念俱灰。

我飞往洛杉矶跟他会面之前，他在邮件里说：“我实在太惭愧，太后悔了。整个羞辱过程真是太残忍了。”

乔纳对自己前途的预测，跟迈克尔和安德鲁·威利的想法一样。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就这么毁了。想象一下，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在一个崇尚救赎和改过自新的国家，确信自己的悲剧不可能有美好的结局。我觉得他太悲观了。当然，悔过是免不了的，在荒野里忍一段时间也是免不了的，但在此之后，他还有机会让读者和同行相信，他能够改过自新。他完全可以卷土重来。毕竟，我们又不是怪物。※

从一开始，乔纳·莱勒就把科普写作视为毕生的追求。他同意见面后，我找到了一篇他十年前接受校刊采访的报道。当时，他二十一岁。（他）希望成为科普作家。“科学常常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他说，“我想深入浅出地解释科学，让大家意识到，科学也可以很美。”——克里斯汀·斯特林，《哥大新闻》（ColumbiaNews），2002年12月

这篇采访发表在乔纳获得罗兹奖学金的时候。拿着这份奖学金，他就能去牛津读两年研究生。根据网站的介绍，“每年都会有三十二名美国学生获得罗兹奖学金。学术成就并非唯一的考量标准，还要综合衡量这些学生的品行，以及他们对别人和公益的贡献”。

比尔·克林顿就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宇宙学家埃德温·哈勃和电影导演泰伦斯·马利克也是。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只有两个学生获此殊荣，一个是乔纳，一个是伊朗裔盲人政治家塞勒斯·哈比卜。后者如今在华盛顿州立法机关供职，在美国政界口碑良好。

以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进入牛津后，乔纳就开始写第一本书了。那本书名为《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核心观点是，神经科学如今所有的重大发现，塞尚和普鲁斯特等艺术家早在一百年前就探索过了。那是一部很棒的作品。乔纳非常聪明，文笔上佳——这跟墨索里尼让列车准时运行可不是一码事。乔纳在短暂的职业生涯里写过一些不错的原创作品。在《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之后，还有《我们如何做决定》，最后是《想象》。乔纳的财富大多是通过演讲积累起来的，他在不少我说不上名字的会议上发表过鼓舞人心的演讲，其中包括2011年圣地亚哥的商务沟通国际协会全球大会，丹佛的第八届疯狂学习年会，还有2012年西雅图的高效组织全国大会。

在最后这次演讲中，他讲了一个年轻运动员的故事：一个跳高选手，无论怎么努力，总是把横杆碰掉。其他选手都嘲笑他。他突然一反常规，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跳高方式，也就是背越式跳高，一举夺得1968年奥运会金牌。乔纳靠演讲赚了上万美元。我觉得他能获得这么丰厚的报酬，是因为传递的信息鼓舞人心。我的演讲风格比较内敛，所以得到的报酬也比较少。

人们常常把乔纳跟格拉德威尔相提并论。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是《纽约客》作家，著有当代最成功的反直觉科普书《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乔纳作品的封面跟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很像，看上去都像苹果电脑的包装。乔纳一炮而红，连换个工作都能成为新闻：乔纳·莱勒从《连线》杂志跳槽到《纽约客》

乔纳·莱勒，《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我们如何做决定》和2012年新书《想象》的作者，畅销科普作家，辞去《连线》杂志特约编辑的职务，转投《纽约客》旗下，成为特约撰稿人。

莱勒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年轻时的格拉德威尔。人们不禁会觉得，他跟《纽约客》是天生绝配。——卡洛琳·凯洛格，《洛杉矶时报》，2012年6月7日

仅仅七星期后，在迈克尔文章刊发的当天，乔纳就向《纽约客》提交了辞呈。那个星期天晚上，也就是文章刊发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圣路易斯举办的2012年全球教育会议上发表了一席演讲，主题是人类互动的重要性。根据与会者（也是记者）莎拉·布雷利后来发的推特，乔纳在演讲中指出，Skype诞生后，会议出席率上升了三十个百分点。演讲结束后，莎拉找到他，问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是从哪里弄到的。“一位哈佛教授告诉我的。”他回答。但当她追问教授的姓名时，乔纳开始含糊其词，“我得问问他能不能告诉你。”她给乔纳留了名片，但一直没接到电话。她并不觉得意外，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就颜面扫地，引咎辞职了。

接下来的几天，出版方召回了所有已经出版的《想象》，给购买此书的读者办理退款。援引迪伦的话已经足够让乔纳身败名裂了，他不断上升的恐慌情绪更是够了。迈克尔在文章里说，乔纳“先是阻挠，后是误导，最后索性撒谎”。网上的评论栏里到处可见这样的话：“这个无耻的家伙取得了那么多不配获得的成就，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舒畅极了”（来自《卫报》）；“蠢货，把你以前的版税好好存起来吧，因为你马上就用得着了”（来自《纽约时报》）；“满嘴谎话一定是种奇怪的体验”（来自《平板》杂志）。

而在布鲁克林，迈克尔仍在为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而苦恼。虽然他很清楚，揭露乔纳的谎言对科普领域来说是正义行为——“我妈妈会说，‘哦，我刚读了一篇东西，你知道X会导致Y吗’。为了达到目标，你不得不走捷径。”——但安德鲁·威利的话时常萦绕在他心头。或许这还不至于毁掉某个人的一生。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糟糕。《连线》杂志邀请新闻学教授查尔斯·塞费调查乔纳给他们写的十八篇专栏文章。塞费的调查结果是，除了一篇，其余所有文章“都有不符合新闻写作伦理之处”。问题在于，乔纳会在不同的报道里重复同样的话。但这还不是全部。试想一下，如果我在前面引用罗兹奖学金网站的内容时没有注明出处，就构成了通常所说的抄袭和剽窃。乔纳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从英国心理学会的克里斯蒂安·嘉瑞特的博客里摘抄了某些段落，却没有说明，直接据为己有。

迈克尔觉得轻松了不少。他告诉我：“腐化已经蔓延到新闻界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了。”

乔纳消失了。他的最后一条推特写在公开受辱之前，就像幽灵船玛丽·赛勒斯特号上凝固的食物一样：

菲奥娜·艾波的新专辑简直令人惊心动魄，太赞了@sfj@jonahlehrer2012年6月18日

他无视一切采访请求，只重新露过一次面，明确告诉《洛杉矶杂志》的艾米·华莱士，他再也不会接受采访了。因此，收到他回复的邮件时，我真是吃了一惊。他在邮件里说很高兴和我联系，愿意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跟我谈一谈。最后，我们决定去爬好莱坞山。我飞去了洛杉矶，尽管他的最后一封邮件里有些令人意外又不安的话：“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做案例研究的对象，或是让人录下谈话内容。”

我们在荒凉的山谷里徒步，这似乎挺符合他当下的处境。因为他受到的惩罚就像《圣经》里写的，先是公开羞辱，继而被流放到无边的荒野。不过比喻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因为《圣经》里的荒野上既没有好莱坞影星，也没有遛狗的模特儿。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接着，乔纳又提出了两个我不该写他的原因（之前提到的原因是“美国人喜欢结局美满的悲剧”）。其一，如果我打算在书里表露善意，那么他不配；其二，他警告我：“我现在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有强烈的辐射性。即便别人带着善意接近我，最后也会受到辐射影响。”

乔纳的意思是，如果跟他扯在一起，我会被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毁掉。“好吧，我可不会！”我笑道。“那你还是第一个。”他说。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感到一阵恐慌。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恐惧。不过，我还是努力说服他合作。但我提出的每个理由，似乎都只会让他更痛苦，就像我是海妖塞壬，在用难以抗拒的魅惑歌声引诱他撞上礁石。他说，期待再得到一次机会的那段日子是最糟糕的。当他意识到一切彻底完蛋了，这个教训对其他人来说是必要的警告时，日子反而好过了。

我放弃了。乔纳开车送我回宾馆。在车里，我像打了无数个推销电话一样疲惫不堪，垂头丧气。

突然，乔纳说：“我决定公开道歉。”

我抬头看着他：“是吗？”“就在下周，”乔纳说，“在迈阿密，奈特的午宴上。”

约翰·S和詹姆斯·L.奈特基金会是《芝加哥每日新闻》和《迈阿密先驱者》的拥有者共同创办的，旨在资助天资过人的年轻记者。乔纳说，基金会的组织者要开个会，他受邀在最后一天的午宴后发表演讲。作为数字媒体的拥护者，他们打算在网站上直播这次演讲。“我写了又写，不断删掉重写，”乔纳说，“你愿意读读看吗？也许等你读完，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我到底适不适合出现在你的书里。”※

我写过一本讲创造力的书，这本书现在非常出名，因为里面有一些援引鲍勃·迪伦的话是捏造的。我在博客上坦白了。我对一位名叫迈克尔·莫伊尼汉的记者撒了很多谎，掩盖我捏造迪伦原话的事实……

我在飞机上读着乔纳的道歉演说辞。开头很平实，是源于愧疚的坦白。接下来这番话则是源于羞耻和懊悔：

我让所有读者失望了，曾经花钱买书的人，现在再也不想把它留在书架上了……

我对他的坦率感到惊讶。我们一起徒步的时候，乔纳坚持不讨论“羞耻”这个话题。只有这样，他才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他说，这个话题触及个人隐私。但接下来的一句话清楚地表明，他希望尽快直面羞辱，好把这一页翻过去。这次道歉演讲，显然不同于他以往任何一次演讲。他打算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解释自己的缺陷。此次演讲的主题，就是乔纳·莱勒这种聪明人特有的缺陷。他拿自己跟联邦调查局法医实验室的科学家做比较，那些人很容易忽略自己的缺点。无辜的人被判定为恐怖袭击的参与者，正是因为那些聪明的科学家：

他们是自己大脑的受害者，由于缺陷太严重而完全意识不到存在缺陷。

他举了个例子：俄勒冈州律师布兰登·梅菲尔德被联邦调查局误认为是2004年3月马德里爆炸案的参与者。现场的一包雷管上查出了指纹，联邦调查局探员将其输入数据库，发现跟梅菲尔德的指纹匹配。

警探很快发现，梅菲尔德是穆斯林，娶了个埃及移民，曾为一名恐怖分子争取孩子的监护权。

梅菲尔德被扣押两星期后，联邦调查局才发现他的指纹“并不是完全匹配”。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受了“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的影响，先入为主地认定梅菲尔德有罪，调查时只关注证实他有罪的信息，不经意中忽略了证实他无罪的信息。经过这次丑闻后，联邦调查局做了改革并严格执行，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如果演讲过后，相同的事能发生在乔纳身上就好了：

如果有幸重新捡起笔来，我绝不会把任何未经证实、未标出处的信息放进书里。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教训：如果不直面一次次失败，不修订初稿，不接受对二稿的批评，交不出经得起考验的终稿，我就创造不出值得留存的作品。

这是乔纳认为美国人愿意看到的美满结局。我在飞机上看完演讲稿后，一时竟说不出好坏，不知道它会让事情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拿联邦调查局的科学家做例子，实在是扯得太远了，感觉有点避实就虚。乔纳的事跟联邦调查局的事根本不一样。正好我刚刚对“证实性偏见”做过点研究。我同意乔纳的说法，这种偏见很强大，在缺乏正义感的人身上很常见。其实，自从研究过“证实性偏见”，我就发现它无处不在。是的，无处不在！但就连我这样深受“证实性偏见”影响的人都看得出，乔纳其实没怎么受过它的影响。悄悄在鲍勃·迪伦的原话后面加上一句，支撑自己的论点，可不是“证实性偏见”。

所以，我觉得联邦调查局的例子有点站不住脚。不过，乔纳的演讲很可能会像尼尔·戴蒙德的电影《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的结局一样——颜面扫地的犹太教堂领唱，凭借优美的歌声重新获得大家的支持。我发邮件告诉他，我觉得这篇演说辞棒极了。他表示感谢。我问能不能跟他一起去迈阿密，他拒绝了。※“我写过一本讲创造力的书，这本书现在非常出名，因为里面有一些援引鲍勃·迪伦的话是捏造的……我对一位名叫迈克尔·莫伊尼汉的记者撒了很多谎……”

乔纳在奈特基金会的午宴上做演讲时，表现得非常冷静。我在家里用电脑看直播。在过去那些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演讲中，他的声音总是抑扬顿挫的。但这一回，他显得有气无力，就像怯懦的孩子当着全班人讲话一样。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他祈求大家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奈特基金会在他身后竖起大屏幕，直播推特的评论，就像他的压力还不够大似的。所有在家看直播的人，都可以通过#infoneeds#的标签在推特上即时评论。评论内容会以硕大的字体同步显示在现场的大屏幕上。有个屏幕刚好处于乔纳的视线范围内。

我看见乔纳的眼神不时投向那里。

喔，乔纳·莱勒一上来就列举了自己的失败和过错。

各位，道歉就该这么做。

在过去的七个月里，乔纳颜面扫地，被人嘲笑，惨遭放逐。他带着永无止境的歉疚和羞愧，以及无法摆脱的痛苦，在洛杉矶的峡谷里踽踽独行。现在，光明就在眼前了。我觉得自己像在见证奇迹。就像垃圾波事件一样，我们清楚什么时候该羞辱，什么时候该停下。直觉提醒我们，对乔纳的惩罚已经到头了，是时候听听他的心声了。

接着，乔纳举出了联邦调查局的例子。※“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给我带来一丝希望的故事。这是一个改过自新的故事。在职业生涯即将终止的时候，我正在研究这个故事。它和法医科学有关系……”

很快，乔纳和在家看直播的我都意识到，观众对他在法医科学领域的见解毫无兴趣。或许他过去提到这件事，大家还会有点兴趣，但现在绝对不会。

乔纳·莱勒打算靠烦死人让大家原谅他抄袭。

我觉得@jonahlehrer面无表情地公开道歉没啥诚意啊。

实在看不下去@jonahlehrer的道歉，既无聊又没诚意。是时候该干点别的了。

乔纳继续往下说。他谈到在辞职前一个月，曾和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聊起“人类的大脑是一台擅长虚构的机器”……“人类的大脑是一台擅长虚构的机器。”现在说这个就是推卸责任。

拿山寨心理学为自己连山寨心理学作品都写不出找借口。

乔纳·莱勒就是个反社会分子。

事已至此，乔纳还得硬着头皮继续讲二十分钟，然后还有问答环节。

推特上有人说他讲“人类的大脑是一台擅长虚构的机器”是推卸责任，我举双手赞成。但在公开道歉的过程中，某条评论是否合理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无数条评论在他眼前飞过。人们发自内心地告诉乔纳，想求得谅解，得到改过的机会，门儿都没有：

@jonahlehrer从这次失败里走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改行。他永远不配当作家。

我一点都不打算原谅他，也不打算读他以后的书。

一个顽固又自恋的妄想狂在夸夸其谈。

乔纳·莱勒的演讲题目应该叫“辨别自欺欺人的蠢货，以及将来如何避开这种人”。

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讲下去。他别无选择，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他用平淡的语气说，希望有一天“我把刚才讲给你们的故事说给女儿听时，已经吸取教训，成了更好的人。更谦虚……”

等等。乔纳·莱勒真的是在记者大会上发表演讲？他们难道找不到一个有话可说又不是骗子的人吗？

乔纳·莱勒生动地展示了当下流行的行为心理学是多么空洞：明明是道德缺陷，偏要归咎于认知偏差。

他似乎一点也不懂什么叫羞耻。

演讲在现场听众礼貌的掌声中结束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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