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涛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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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10位富豪的财富传奇试读：
前言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风流人物层出不穷。从“商人”这个行当出现起，富商巨贾就一直是时代的弄潮儿，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左右着历史的起伏。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但是仍然有那么一群人，依靠自己的才智、权谋和冒险精神，成为一代巨富：白圭、子贡、范蠡、吕不韦、邓通、石崇、沈万三、武秉鉴、胡雪岩、张謇……
他们当中，白手起家、勤俭致富者有之；历经艰险、勇于开拓者有之；诚信经营、重信誉、取财有道者有之。
这十位巨富，各有各的经商谋略，各自在商场展示了飞扬的风采，他们有其相同的财富秘笈，也有其不同凡响的个人特色。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十位巨富在商海竞争中崛起，他们的财富秘笈，是其智慧的体现，也是他们出人头地的秘密，他们的致富人生和智谋可堪称为当今人们创造财富、兴业安邦的范本。
毋庸置疑，巨富们的成就是令人瞩目和艳羡的，但是，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建立在幸运的基础之上。在他们成功的背后，隐含着一些更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利用自身的条件创造机遇、抓住机遇；面对困难与不幸的态度；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经验和勇气；享受生活、体味人生的体验。正是靠着这些东西，靠着这些比金子还要珍贵的无形资产，巨富们登上了让人们无限钦羡的人生顶峰。
有一位外国学者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圣人的管理思想造就了世界当代的企业家。”然而不幸的是，今天许多国人对先辈的历史研究甚少，对他们的财富思想没有过多的探究，却在大肆地挖掘国外的经商之道，这实在是舍本逐末之举。
因此，弄清巨富们的成功之道，并在古人的致富故事中有所感悟，才可以学习到他们超常的智慧和敏锐的眼光，以及从容的心态和果敢的决策。而后，再把这些融合为一体，就能创造自己的财富传奇。一、白圭——商人的祖师爷
白圭，在战国时期，甚至在以后漫长的中国古代，在商人圈里都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古代商人尊其为“祖师爷”，后世商人称其为“人间财神”。宋真宗追封其为“商圣”。“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是他首创的经商理念，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档案
中文名：白圭，名丹
生卒年月：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00年
朝代：战国时初周（今河南洛阳）人
主要成就：战国经济学家，被誉为“商圣”1. 白圭的别样官场生活
白圭（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00年），名丹，祖籍周（今河南洛阳），是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的人。
白圭也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在学而优则仕的指导思想下，曾经有过一段官场生涯。
梁惠王在位时，他曾在魏任过相国一职。当时，魏国都城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靠近黄河，经常遭受洪水之灾。面对水患难题，白圭自称自己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高超，他说，千里长的大堤，常常因为小小的蚂蚁窝而导致崩溃，而自己则有办法杜绝水患的困扰。于是，梁惠王任命他负责治水的工作，他在治水期间，派人沿着大堤检查，堵塞了所有的蚂蚁窝。在此期间，白圭施展了他杰出的治水才能，大堤在他的主持下固若金汤，解除了大梁的水患。后来，随着魏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有着深刻政治敏感度的白圭，看到了这一情形，但他人微言轻，并不能改变些什么，于是只好离开了魏国。
后来，他又到中山国和齐国游历，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但都被此时“下岗待业”的白圭婉言拒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毕竟失业不是一个好事情，现在有了中山国和齐国抛出的橄榄枝，在这两个国家中随便选一个，顺利实现再就业并获得丰厚底薪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白圭却用这样的话回答了人们的疑问：“这两个国家没有言出必行之事，信用已经到尽头了；不注重声誉，名誉已经到尽头了；没有仁爱，亲情已经到尽头了；旅行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了；不用能人，又不能自己奋发图强，事业已经到头了。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的。”由此可见，白圭还是慧眼如炬的，虽然当时事业不顺，但他还是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他要找到一个真正能够成就大事业的老板。
后来，他又到了秦国，并在秦国做官。在此期间，白圭的军事才能又获得了充分发挥，并因平叛动乱而获得封赏。
据说，当时贵州东苗干把猪（这名字真是够奇怪的。不过在先秦时代，贵州这个地方是绝对的荒蛮之地，用这样一个不雅的词语来做名字也就不难理解了）作乱，攻下了都匀等地。“穷山恶水出刁民”，看来这话真不是假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贫困，这些人打起仗来真是不要命，所以战斗力也是极其强悍的。事情最终闹到秦王那里去了，这还得了，毕竟作为秦国的“老大”，最为反感的事情就是别人造自己的反了。秦王便立刻派白圭协助平叛总司令方瑛前往征讨，白圭认真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先进攻叛军的后防线，然后再集合主力部队与其对决的作战方案。于是，作战计划被执行下去，先攻破了147个寨子，之后在育崖这个地方集结部队，稍事休整后又攻破了对方170多个寨子，就这样一气把叛军追赶到了一个叫做六美山的地方。战斗的最后结果是，干把猪被活捉，变成了“手扒猪”，再也不闹腾了，叛乱得以彻底平息，从此秦国的西南边疆局势便稳定了下来。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白圭深厚的军事素养。
凯旋班师，白圭因平叛有功，加薪、升职自然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当时的秦国正值商鞅变法进行得如火如荼，但白圭对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很是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白圭的性格，他是肯定不会为了五斗米而屈就自己的。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思想斗争之后，白圭已经对各诸侯国的政治斗争局势了然于胸，同时也对政治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于是他毅然决定放弃仕途之路，转而走上经商之路。他的这一决定，不但成就了他自己，最终成为了一名商界巨子，而且还被尊称为我国商人的“祖师爷”。2. 我国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
战国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著名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度先后在各国确立。由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市场上的商品数量急剧增加，人们的消费能力也迅速提升。同时，长期的兼并战争改变了过去小国林立、交通阻塞、市场分割的情况。在这些因素的有力推动下，商业的发展十分迅速，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的巨商大贾。白圭在弃政从商以后，很快就成为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员。
战国时期，商人们大都喜欢做珠宝生意。但是白圭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为赚钱的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认为大利不一定要靠经营昂贵商品或靠在交易中卖高价来实现。而且，昂贵的商品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的，因此这类商品必定销量有限；低廉的商品是大众的生活必需品，这类商品社会需求量大，照样有利可图。
他经过长期观察发现，随着当时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他认为，经营农副产品虽然价格低、利润少，但销量大，因此同样可以实现比较大的利润。在白圭生活的时代，粮食谷物是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消费者也都是一些平民百姓。但谷物是平民日常生活所需，至于吃好吃差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行，所以人们为了省钱，往往会买差一些的谷物供自己食用。对于商人来讲，所要配备的货物自然也就是下等的谷物了。因此，白圭在经营上提出了“欲长钱，取下谷”的指导思想。
白圭选择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向，这展现了他高远的眼光和把握时机的能力。
在当时，商业发展迅速，商人的队伍非常庞大。这其中，大部分人公平买卖，正当经营；可也有部分人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甚至有的人还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当时人们将商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诚贾”“廉商”“良商”，另一类称为“奸贾”“贪贾”“佞商”。白圭反对那些不道德的做法，他尤其反对在粮食紧缺时哄抬粮价，他认为“薄利多销，积累长远”才是商人经营的基本原则，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商人肯定赚不了大钱。白圭在经商理财过程中，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从而成为了战国时期良商的典型代表。
当然，如果你认为白圭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那你的这种看法也是相当不靠谱的，事实上白圭的商业头脑也并非是一下子就炼成的。
有史料记载，白圭在魏国时就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有人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进来；当市场上货物供不应求时，他就出售货物；在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器、漆器等手工产品；在蚕茧结成时，他就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从白圭先生对商品的选购时间上，我们不难发现他仅仅从商品的采购上就绝对可以大大地节省一部分资金，而且他的出售时机也把握得相当精妙。
值得一提的是，白圭的这一做法与一般的贪贾奸商投机倒把、走歪门邪道的生意经完全不同。白圭自称他的这套经商术为“仁术”。他对“仁”的解释是“能以取予”，意思是懂得并善于处理“取”和“予”之间的财务关系。作为大商人，白圭获取利润的胃口是很大的，而利润是从交易对手和帮助自己经商的人身上赚来的。这些都是“取”。但是，光“取”不“予”，很快就会无处可“取”了。他认识到，要“予”交易对手一些利益，要“予”为自己干活的劳动者一些利益。而且，白圭的这一做法间接上使全国的货物得到了流通，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他又能从中赚取利润，真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所以，从商业道德角度来看，白圭确实是一位优秀的诚贾良商。
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白圭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白圭把这些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独到的经商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具体的做法就是，人们认为没用的东西，他就把它们收购过来；或者，在人们认为某一些商品没有什么价值或是已经贬值，为防止更大的亏损而大量抛售时，他就把这些商品收购进来。在这一时期，可能要一直处在投资时段，从而利润的回报周期可能会变得相当长。但是，“人取我与”的时机一旦来临，商家从中所能获取的回报将会很丰厚，因为当这种商品重新热销时，其他商家已经没有了库存，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将商品投放到市场了。而对于那些已经囤积已久的商家来说，此刻却掌握着完全的市场主动权，因此价格也会因供求失衡而上涨很多。由此，只要在市场上出现这样一种供求关系，此时想不赚钱都不可能。
事实上，由于白圭一直关注有关农产品方面的生意，这使他对预测农业丰歉也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白圭认为农业丰歉与气候密切相关，丰歉每12年形成一个循环周期，这个周期包括两个丰年两个旱年，其中包括一个大旱年和一个水年。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以在丰年收购囤积的粮食在旱年出售。“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史记·货殖列传》）。白圭的这一发现为他抢占市场先机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
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更是财富！
白圭在经商上，讲究经营策略和艺术，“时断”与“智断”相结合，随时随地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进行正确的决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看准时机，果断出手，从而能把生意做活。白圭对农业的关注是任何一个商人都无法比拟的，他很注重支持农民的生产。他认识到种子的好坏关乎庄稼的收成，有好收成，才能卖个好价钱，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财富，所以优质的好种子是农民获取财富的基础。再进一步，好种子结出的果实必然也会优良，从而又确保了商家货源的质量，促进了商业经营。于是他就向农民供应优良的谷物种子，既为自己获取了利润，又帮助农民增加了产量，使自己掌握了更充足的货源。所以，白圭所提出的经营理念既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又体现了商人的长远眼光，真可谓经营独特。纵观古今中外，有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商人着实是很少见的。即使是现在，许多商家如果真把顾客当作上帝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面，这才是最有效、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种商业理论自白圭提出并实践以来，已经成为不同时期商界高手的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可以知道：在市场经济中，物品、价格和消费者是形成市场交易的三大要素，这三者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形成交易。其中，价格又是关系到物品和消费者利益的关键因素，如果价格过高，消费者没有能力购买，物品的销售量自然会降低，但如果价格过低，物品的成本占有率便会上升，商家就没有了利润。所以，在以价格机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今天，“人弃我取”就意味着一种风险，意味着商家可能要一直处在投资时段，从而使利润的回报周期变得相当长。如果没有机智的头脑和充足的资金，那么在使用这一招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不能否认人的社会性，几乎每个人都很容易受到外界舆论和多数人选择的导向。作为一个经商之人，就不应该盲目地跟风，人云亦云。由此，与其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一种经商的手段，不如说这是一种智慧更为恰当，只有这样才能想到常人所不想，做到常人所不能，从而获得巨大的成功和财富。
白圭作为一个商业理论家，并没有更多的史实记载，但他所留下来的商业理念却是聚集了经营之道的精华，所以非常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白圭的经营之术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他一生仁义、豁达、有勇有谋，备受世人及史学家的肯定，是天下商贾效法的楷模。因此，后世商人都把白圭称作“人间财神”，宋真宗曾封其为“商圣”。
无疑，白圭的商业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宗敬恪守白圭“人弃我取”的经营原则；南洋最著名的华侨企业家陈嘉庚所奉行的“人弃我取，人争我避”的经营思想，也是对白圭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白圭的经营思想对今天的经营者仍具有指导意义，值得经营者用心揣摩研究。3. “智、勇、仁、强”引导良商典范
白圭乐观时变，他指出，商人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智、勇、仁、强的素质，而且还要像“伊尹、吕尚善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那样精于运筹和善断，否则，智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就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
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素质，那么你就没有资格来讨论这门高深莫测的学问了。
那么，什么是“智”“勇”“仁”“强”呢？
智，即机敏灵活，能够随时应对各种变化；勇，即判断果决、当机立断，绝不坐失良机；仁，就是取予适当，不要一味地与人争利；强，则是说要意志坚定，时机不成熟绝不能轻举妄动。
譬如，我们可以设定以下一些特殊情况：当荒灾、战争、赋敛加重等出现时，社会上大多会出现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杀价抑买等不良的社会经济现象。而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时期，大家都知道广大的农民向政府交的各项租税开始的时候都是粮食，但是由于粮食不方便保存及运输等客观因素，使当时的封建政府更倾向于选择用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地租，也就是说政府为了方便，将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全部转以货币形式予以征收。
历史上，中国的农民苦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的所有收入都是源自于土地，正是收入的单一性决定了他们收入的低下和受盘剥的必然。通过《白毛女》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万恶本性，国家的税赋和地主的租子都催得很紧，并且要的份额所占的比重也是非常大。在这种严酷的压榨下，税赋和租子自然是不能不交的，如果不交后果自然是非常严重的——轻者被政府的税吏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们毒打一顿，重的则会坐牢甚至丢掉性命。正是对这样一个农民所不能承受的最坏结果的恐惧，一些农民为了应付燃眉之急，于是不得不忍痛拿出自己辛勤劳作一年所得的粮食甚至于用自己仅剩的那么一点点口粮来换钱缴税完租，或者用以购买自己并没有生产而官府又要索纳的物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为富不仁”的商人凭借他们最为敏感的嗅觉寻见商机，拼命地压低农民的农副产品的价格，抬高他们所拥有的商品的价格。自然，通过这样的流转方式，农民吃亏极大。但是，农民因贫困借了债，为偿还债务，即使面对无良商人的无耻盘剥，也不得不忍痛以低价卖出粮食，其中所遭受的苛刻的剥削也不言而喻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有人学了白圭的经营诀窍之后，用来做一些损人利己的欺诈事情，这恐怕就与白圭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商业道德相背离了。
此外，我们都知道农民阶层是处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纵使他们整日劳碌，最终也不能靠着自己的勤劳致富，因为社会性质决定了无论他们如何辛劳，都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罢了。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向那些资产雄厚的地主借高利贷——这样他们就又陷入了另外一个陷阱。因为，那些放出高利贷的地主大多又身兼商人，他们在贷出货币、收回实物时，已经在折价上预先压低了农民所拥有的农副产品的价格，这样他们自然取得了最大的利益。而当那些余粮不多的农民在下一年的收成到来之前，粮食就早已经告罄了，对于他们而言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找商人借债，买回口粮。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无良商人又施展了另外一个罪恶的把戏——抬价。此时，农民为了活命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呢，于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借回高利贷以渡过眼前的饥荒。对农民而言，高利贷的盘剥无疑是最难以承受的痛，但是为了活命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卖或买都难逃商人的手掌，而商品又通过严重的不等价交换，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受到惨重的打击。许多农民因还不起高利贷债务，无力维持农业生产而开始用自己的土地、园宅、儿女顶账，以致于出现了大片荒芜的田地，而农民却无地可种的现象。
无疑，同这种惨绝人寰的社会现实相比，白圭的做法更会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戴，从而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诚贾良商的代表。他以讲求诚信为基础，操纵着自己独有的经商之术，在奸伪之风弥漫的商界里，驰骋纵横。
在生活生产上，他指导农民选择优良品种作为种子，以增加谷物的收获量，又不失时机地掌握买卖。进行着平抑物价、调节商品流通的作用，充分展示出一种谋略家的头脑。
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当大量的新谷登场入市，他就出比其他商人高一些的价格购进，而当遇到了歉收的年景他则大量地卖出谷物，此时他所出售的价格又比其他商人低一些。但要知道，因为白圭购进和卖出时间上的差异，所以他的购进价格相对于歉收的年景“人取”之价而言，还是便宜了很多，而“我与”价格，也比“我取”时高出了一些，因而还是很有赚头的。这就叫做“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买，虽贱已贵”。
如此一来，白圭虽然不能取得最大程度上的利润额，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有计划的大量购销，其实更能从中获取最大的收益。并且，他的这种做法客观上还对市场起到了调剂作用，对农民以及普通的消费者都有好处。因此，这也是白圭对自己的这套经商之术很是引以为豪的关键。
商人的眼光需要很独到，鼠目寸光的人做不成大商人。做人做事眼光要放长远些，推己及人。为他人着想也就是为自己着想，只顾眼前利益的人，只会贪图享受，私心满腹，长久下去，必定吃亏。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就要保持更长远的眼光。所以我们必须从远处看起，从诚信做起，进行合理规划，制定出长远之策。
此外，不论做任何事情，有一个问题都需要时刻谨记，那就是：人永远是最大的资本，这不仅包括你自己和你的员工，甚至还包括你的消费者。只有拥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只有当消费者从你这儿买东西，你的货物才会完成流转过程，只有这样才会出现赢利。而你要想使这种流转保持一定的稳定性，首先你的商品质量要有保证，价格也要公道，这样消费者才不会有被欺骗的感觉，这样他们以后才会再到你这儿来，从而完成下一轮的商品流转过程。与此同时，消费者还有一个明显的从众心理，当这部分对你的商品和服务感到满意的群体经常出现在你的店里的时候，他们的亲朋好友也会被带动，并且加入进来，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你也就声名远播了！如若能够保持住这种信誉，以后自然就会财源滚滚了。
值得感叹的是，在2000多年前白圭能够怀着一颗如此的仁慈之心，这也实在是难能可贵，也实不愧“诚贾良商”的美称。
白圭的这些经商理论，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致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4. 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白圭是商业这个行业里最早收授门徒的人，他通过严格的挑选，收了一些学生，教授他们经商置产的本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白圭的招生准则都有哪些新奇的内容吧！
1. 要通权变，能够权衡利弊，把握时机，出奇制胜；
2. 要勇敢果断，当机立断；
3. 要有仁爱之心，能够明白取予的道理，遵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
4. 要有耐心，有毅力，能够固守等待，不轻举妄动。
然而，在当年拜白圭为师学习经商术，可不像现在去读MBA那样风光无限。因为在我国的古代社会中，商人在“士、农、工、商”的行业划分中，位居最后一位，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都是比较低的，但是白圭却将当时社会的最高道德规范作为商人的基本素质要求，由此可见白圭所要求的商人是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这和他以仁为本的经营理念是相合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而只有怀疑和索取，那么他将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相反，一个人如果对他人充满了热爱和体贴，那么他的热心也会受到很多人的爱戴，这个人也会是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人。假如，白圭当初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大地主，那个夜晚他也毕竟被刺客所杀。
白圭的能力自不必说，但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众人拾柴火焰高。富商大贾除了靠个人的努力之外，一个很好的团队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些能够体察下情，与下属同甘共苦的人才能得到下属的爱戴，下属才能有一个好心情用心地为顾客服务。如此良性循环下去，商家和商人自然就会有一个好的口碑。
白圭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在生活中他还有“智”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这意思就是，白圭老板本身就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即使成了巨富，也是将钱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他自己也能够节制欲望，和下属们穿同样的工作服、吃同样的工作餐并且还时不时的搞些互动游戏玩玩。这在那壁垒森严的等级社会里，作为一代巨富，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品质，更是一种具有远见的智慧眼光。试想，就是现在，你有这样的一个老板，你会不倾尽全力去完成工作么？
当然，白圭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同他们的情绪、心理有着重要的关系。因而，他在用人时不是一味地靠强压和利诱，而是与自己的雇员打成一片，在雇员内心引起一种“激发动机”，这样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也提高了劳动效率，并且还清除了他与雇员之间存在的主仆隔阂，使主仆之间的感情变得更加融洽。而所有的一切，成就了白老板公司里奋发向上的勃勃生机，赚钱也就只能算是开心工作之外必然的结果了。
就像现在的一些深受员工欢迎的领导，他们总是会及时地关心员工、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而这正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实践中领导要善于摸情况，对于员工，尤其是生活较困难员工的个人、家庭情况要心中有数，时时给他们安慰、鼓励和帮助。特别是要把握几个重要时机，如员工出差了，就要考虑是否要帮助安排好其家属子女的生活，必要的时候要派专人负责。员工或其家人生病了要及时探望、批假或适当减轻其工作负荷，必要时还可以发动大家给予帮助，解除员工后顾之忧。这样做不仅使受到关心的人心存感激，而且还会感染周围的人，从而有利于集体的团结。
民谚有“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和“三人齐心，黄土成金”之说，这都是在赞颂团结奋斗的巨大力量。一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毕竟是有限的，在商战中仅仅靠个人的努力就取得辉煌的成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些孤芳自赏，恃才傲物，老是鼻孔朝天，对别人摆着个架子，自以为是，不和别人协作的人，注定是失败者。
领导者们学习一下“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憧仆同苦乐”吧！放下那“尊贵”的架子吧！从今天开始，善待每一个员工，让主雇之间多一些交流和沟通，你的雇员会铭记你对他的知遇之恩。这样做，有一天你也会看到“士为知己者死”的效果！二、子贡——孔子弟子中的首富
子贡，不单单是孔子的高徒，还是个儒雅的成功商人。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孔子率众门徒奔走于列国，在当时那样的生产力，那样的乱世，何以为继？可以说儒家学说后来得以发扬光大、流传百世，不是没有原因，子贡居功至伟。◇档案
中文名：端木赐，字子贡
生卒年月：公元前520—前456
朝代：战国时鲁国人
主要成就：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子得意门生1. 端木子贡家世
子贡（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是孔子的六大弟子之一，春秋时卫国人，本姓端木，名赐，亦称卫赐，又名子赣，到了后来立字时才取名为子贡。
要说起子贡的家世，那可是大有来头的。端木氏源出黄帝。其先族是黄帝的后裔鬻熊，属于周国人，曾经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谋师，祖居于河南大梁之酸枣门。之后，鬻熊又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做熊丽，次子叫做端木。端木又生了典，典则以父亲的名字为姓，取名为“端木典”，所以应该就是“端木”姓氏的始祖了。自从端木典之后，其后世子孙一直在周朝谋事，世代为周朝大夫。一直到了西周末年，其后裔端木舒才随周平王东迁。
从这份显赫的家谱记录中，我们可以得知子贡的先辈们可算得上是系出名门，而且这一族人从黄帝起即居官为宦，可谓人才辈出。
几代之后，子贡的曾祖父端木广单被卫国聘为客卿，自此端木家族迁居到了卫国。之后，父亲端木巨又辅佐于卫灵公。他的父亲“匡君泽民”被称作“卫之贤大夫”，母亲蘧氏“天性善良，仁慈端庄”——子贡不但有一个好父亲，同时还有一位好母亲，真是让人羡慕的小家庭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大凡显赫人物出生的时候，都会有特别的征兆，譬如红光满屋啦、飞龙入怀啦等这类传说，不绝于史。可是，子贡出生的时候却没有遭遇电闪雷鸣、风雨如盘之类的恶劣天气，但是据史料记载子贡的母亲在怀子贡的时候曾梦见有神灵赐予宝玉。由此可见，子贡天生注定就不是平凡的人啦，也正是因为这个梦的原因，子贡也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端木赐。
应该说，作为世家大族的孩子，子贡的童年过得那是相当快乐的。子贡18岁时，开始到鲁国游学，拜在了孔子门下求学，这一学就是6年。到24岁时，子贡回到了老家，娶了句氏为妻。完婚后，子贡开始随孔子周游列国，一直到公元前482年结束这种游历生涯，由卫国返回鲁国。这一年，子贡已经38岁。之后，他又曾受命出使齐、吴、越、晋等国。《论语》中更多地记载了子贡在“言语”方面的优异表现，这似乎表明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子贡在其他方面的卓越才能。但在实际上，我们通过史料可知即使从“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子贡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二人（此二人称得上是孔门中“政事”管理方面的专家级人物）。
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也有过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经在鲁国和卫国做过相国，甚至是孔子本人也对子贡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才能深表赞许。《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子又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做事果断）、“赐（子贡）也达”（办事通情达理）、“求（冉求）也艺”（多才多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孔子周游列国，遭遇陈蔡之厄，吃了不少苦头。然而，如果没有善辩的子贡为其解围，没有富有的子贡为其提供财力上的支持，那么孔子周游列国之行恐怕也将会更加艰难。正因为子贡博学多才、通达事理、能言善辩，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成为春秋时期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
到了公元前479年，孔子不幸去世，子贡开始为师守墓。这一守就是6年，至公元前473年，子贡48岁时才回到卫国，继续他的治学经商生涯。
据《史记·货值列传》记载，子贡“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竟至于“家累千金”，因此他经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甚至越王勾践还曾“除道效迎，身御至舍”。可见，当时子贡的富有程度之高。
50岁时，子贡再一次去鲁国拜祭孔子墓，并且再度被受聘为齐国大夫一职。
公元前456年，子贡在齐国逝世，享年65岁。他的儿子端木炅将其灵柩运回卫国，葬在了今天的河南浚县大伾山东南东张庄村北。
子贡死后，其孙子端木叔继承了祖业，这个孙子好善乐施，不久便将万金家资散给宗族国人。到了后来，以至于“病无药石之储，死无瘗埋之资”。由此可见，端木家族自端木叔这一代已经开始破落贫困。
总之，子贡的思想作为、识见功业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历史名人之一。另外，由于子贡是中国历史上文人经商的第一人，并且他从商之后，很快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无疑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此他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也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因此，子贡也被后世人尊奉为“儒商鼻祖”。2. 尊师重道，孔子的好学生
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是最为出色的一个，与孔子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子贡敏而好学，“闻一知二”。在《论语》中，子贡是向孔子请教问题最多的一个弟子。其中，有子贡“问政”，即如何施政，有如何能成为“士”，有如何交友，还有讨教处事格言等。这些问题，孔子都一一做了回答。孔子说：“施政要‘足食、足兵、民信’可也；做‘士’上者使于四方而不辱使命，次者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再者‘言必行，行必果’；‘交友’则要在得到教诲后，时时给朋友一些忠告，以帮助友人进步。”
在《论语》中，子贡的名字出现了37次，居众弟子之首。陈蔡困厄，派子贡使楚；鲁国危难，命子贡往救；孔子病，子贡探视等，可以说是事事皆有子贡出现。
由此可见，子贡可以说是处处用心，几乎无所不问，并深刻领会，触类旁通。因此，孔子也禁不住赞扬子贡聪慧过人以“告诸往事而知来者”。
孔子一生曾收了3000多个弟子，能够学习精通的却只有72个人，其中有10个人成绩最为卓著。在这10个人中，又以子贡最受孔子的喜爱。孔子对子贡也非常器重，他把子贡誉为“瑚琏器”“达人”“辩人”。故而，后世才有了“十二哲中瑚琏器、三千英内达圣称”之说。
在孔子的教导下，子贡对孔子更是钦佩和崇敬。孔子生病，子贡前来探视，但孔子却埋怨他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呢？——足见孔子对这个学生的爱惜之情。后来，孔子去世，弟子们为孔子守灵3年之后，便相继离去了，惟独子贡还是住在孔子墓旁边的石头房子里，直到第6个年头才离去，足见师徒情深和子贡对孔子的敬重之情。
子贡不但是孔子学说的传播者，而且还是极其重要的捍卫者。
一次，齐景公在和子贡谈论政事时谈到了关于孔子的才能问题，子贡立刻毕恭毕敬地站起身子，打躬作揖回答说：“我的老师不仅是一个贤德的人，更是一个圣人啊。”子贡接着又用天地称颂孔子，他说道：“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勺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
这意思就是说：我拜孔子先生做老师，穷尽我一生的时间也还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道理。我现在所学到的孔子先生的学问，就如同一个饥渴的人来到了江海边，拿起一个勺子盛满了水，喝饱了肚子就离开了，其实那个饥渴的人又哪里知道江海的深度呢？
在这里，子贡竟然将孔子与天、地以及江海相比，时时处处维护着孔子的尊严，宣传孔子的思想，绝不允许任何人毁谤孔子的声誉。
当然，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的才能现在已经优于孔子了。”但子贡却谦逊地说：“我的那点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先生的学问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你如果不从大门进入是看不到这样壮观的景象的，而且大门毕竟很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才会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
但对于这种解释，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后却不以为然，他说：“你不过是太过谦虚和对孔子的恭敬罢了，难道孔子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具有那么大的才能？”
从这些赞誉声中，我们可以得知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了。而且，通过研读我们也可以发现，纵使是这些所谓的赞誉之辞也绝非是出于阿谀逢迎之意，更多的还是名副其实的。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够吸引统治阶层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大力推动的缘故。“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这在客观上就起到了推销了孔子儒家学说的作用。
到了后世，子贡不断地受到历代帝王的祭祀和封爵，并且他的后裔子孙也受到了蔽荫。唐玄宗封其为十哲之一，后追封黎侯。北宋则加封黎阳公，到了南宋又改封黎公。到了明朝的时候，又一次改封为“先贤端木子”。至清康熙帝时，康熙帝再一次赐于子贡七十世后裔端木谦“贤哲贵遗庥”匾额一块，并封其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且后代世袭。到了乾隆帝时，则再一次封子贡为十二哲之一，并塑其像于孔庙大成殿内。
子贡开辟了文人经商的先河，他以其齐家治国之气魄，勤奋好学之精神，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垂名百世。他与孔子的关系堪称尊师重教的楷模，使儒家思想在商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他不愧为儒商之鼻祖，今日商界之楷模！3. 自古儒商第一人
当今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商人也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并渐成一股引领时代风骚的强势力量，现代商人们也用他们的实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豪商巨贾暂且不论，即使是那些自己做生意发了财的人，也多以成功商人自居。在各种社交场合，你会发现对他们的称呼中，除了“董事长”“总经理”而外，假如你称他们为“儒商”的话，那绝对可以让他们受用万分。因为“儒商”一词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恭维词，这不但代表了你对对方事业成功的肯定，更代表了你对对方本身素质的尊重——试想这样一个美好的词语有谁会不喜欢呢？“儒商”——通俗理解，大概就是不但有钱，而且还有文化的意思。在小资的语言中，如果说一个人“没钱”，那是中性的，而如果说一个人“没文化”，那就有点骂人了。“儒商”之意如此美好，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商”吧！
从字面上来讲，“儒商”自然就是“儒”与“商”两者的结合，即包括儒生的文采，也涵盖商人的财气，可以说是既有“才”，又有“财”。但是，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中，一直传承着重农抑商的国策，国家首先就把社会上的群体分为“士农工商”。在这里“士”也就是“儒”的别称，其天职在于“求道”，地位最高。“商”自然就是商人，在文人眼中，商人本性在于求利求财，只是一群通过货物流转而坐享其成的群体，社会地位最为卑贱。
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下，中国古代大多时期是以重义轻利、修身齐家治国、成贤成圣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最高追求，加之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自然会对这种政策大力维护，因而即使历史发展到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的时候，在中国整个的社会氛围内还是被浓浓的“尊儒贱商”政策所笼罩。虽然，“儒”与“商”被人为地割裂开来，但是在商业活动中，部分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商人却自觉运用儒家伦理、精神文化作为商品经济活动的思想指导，从而形成了涵盖儒家精神的商业文化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以儒商精神为行动准则。
子贡作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他不仅在学业、施政方面展现了杰出的才华，而且在经商置产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可以说子贡是孔门弟子中素质教育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对于这一点，孔子也是比较赞同的，在《论语·先进》中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段话：“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大致是说，颜回的德行也就差不多了，但是他常常贫困。端木赐不相信命运的安排，去做生意，预测行情，每每都预测对了。通过经商获利丰厚，而且他还有很强的商业投资天赋。孔子的判断没错，也正是因为子贡的这种对于市场的极度敏感，加之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商品经济还不是很发达，所以他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收集有用信息，并善于捕捉机遇，在贱买贵卖的过程中从中获利，终成为一代巨富。
由此可见，中国儒家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兵家讲求“势”，道家讲求“道”，这些都是在说成功者必须顺应规律，抓住机遇。
当时，子贡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铁器牛耕，从而引起了当时生产力的大发展，商品经济也盛极一时。作为“达人”“哲人”的子贡，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悟出了社会经济与个人致富之道。再加上，子贡见多识广，反映敏捷、具有经商的头脑，善于掌握市场信息，总是对预测物价的涨落非常准确，而所有这些因素的集合都非常有利于子贡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商。
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充分肯定了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就是这样一个儒商，他是孔子的高徒，是七十二贤中的佼佼者，有着纯正的儒家文化背景。子贡与具有早期道家思想的范蠡比较，似乎更具有典型的意义，就如《论语·述而》篇所讲到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所谓“文”，就是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献，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
所谓“行”，就是指一个人的社会经验。孔子认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
所谓“忠”，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忠诚。
所谓“信”，就是指人际交往中的“信用”和“信誉”。
也就是说，在子贡的观念里，一个真正的“儒商”，不仅要有学问，包括书面知识和社会经验，而且还要有“道德”，也就是“忠”和“信”。
至于学问和道德的关系，孔子教导子贡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道德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社会经验，然后有了“余力”，就去学习文化。
当然，对一个商人而言，求富取利无可非议，但要符合道德原则，并且要把道德放在前面而后才是利益。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可见，孔子对道德仁义的看重程度，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孔子的教导对子贡后来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把学和行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在他的言行举止上，无不体现着儒家的思想，使精神上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所以他不但有钱而且也有了心理上的幸福。
因此，从子贡的创业经历、所作所为来看，便可以得出现代儒商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就是：
——具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怕挫折、始终如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他们遵循儒家以诚信为本的道德规范，注重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杜绝假冒伪劣，坚持以信取胜，视名誉为生命，力求做到名与利的统一。
——他们注重自身素质的修养，以人格魅力影响部下，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性观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一言以蔽之，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是要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有道”，即是要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二者相结合，就是儒商经济伦理的本质。
——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常怀民族忧患意识，他们通过赞助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为国分忧，通过扶贫救灾为民解难，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向经济领域的落实和扩充的执行者。
——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程度，广博的知识结构，熟悉政治、经济、法律和现代科技，有较高的驾驭市场的能力，善于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决策，把儒家学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运用的得心应手。4. 爱财君子的取舍之道
俗话说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作为一名儒商一定要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操守。
儒家重农抑商，但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经商，只不过是强调正义之道是经商之道的前提。儒商所讲究的是在商不惟商，求利不惟利。儒商的价值观所包括的是仁爱善良的道德观、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取财有道的价值观、以民为本的服务观、见义勇为的责任观、公正平等的权益观。一言以蔽之，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儒商推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是要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而“有道”即是要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二者的结合，才体现出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本质。所以，商人除了金钱之外，还应该有一种对至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也就是对“义”的追求。
孔子教导子贡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作为一名儒商，子贡继承了中国最传统的文化精髓，捍卫并使之发扬光大，这些思想直到今天对于经商者仍然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追求金钱只是一种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条件，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积极以自己的优势服务于社会的一种活动。因此，他时刻都保持着“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经营信条。
并且，当孔子说到“非尔所及也”时，子贡又真诚地向孔子解释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可见子贡对事态从不敷衍掩饰，虽然他没有孔子的境界高，但他能做到这一点也实属难能可贵，其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犹如清澈的湖水足可见底。
在子贡看来，赚钱必须用正当的手段，取得正当的利润，或者说赚钱必须是“义利并重”“合义取利”，所以通过勤俭致富、智慧致富、信誉致富、互利致富才是儒商的基本准则。这种思想反映到经营理念中就是内敛与外张，就是义利相生。在“义”和“利”不可兼得时，要舍“利”而取“义”，绝不可以危害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去致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致富，以违法乱纪去致富。
不可否认，“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人类社会经常发生的悲剧，是那些以“利”为目的的商人应该警惕的。只有在不缺德、不违法的前提下，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讲赚钱，理直气壮地赚大钱。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如果能有机会求得富贵，就是拿着鞭子给人看门，开路的事，我也愿意干。如果没有机会求得富贵，我还是做我喜欢的事吧。由此看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赚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见，作为一名儒商，应该从注重自身的内在角度来发掘潜力，强调向内用功——具有“义”的品格，只有“义”才能促进“利”的产生，而这也是一名真正的儒商所应该严格遵守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价值。5. 仗义疏财，回报社会
一个商人的发展和他的心怀、责任感成正比。只有具有博大胸怀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才能成就大事业。
作为“人之需”的儒商，挣钱不是最终目标，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高的理想，而其他的一切都应该是在为此目标铺路。讲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群众、资财、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犹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脚架，如果缺少了一杆，就不可能站起来。尤其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财政，必然就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政权，这都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则。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亡史迹，最后促使衰败的，必定都是先由财政、经济上产生漏洞使国家成了一个权力的空壳，而后便在瞬间崩溃瓦解。
儒家思想积极倡导入世，而儒商在经商实践中也应该始终贯穿这一儒学理念，重视道德自律，提倡爱国爱民，明理诚信，对社会具有深沉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作为儒商鼻祖的子贡可谓先行者。
子贡躬行儒学，克己自律，他追求做人要表里如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既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连孔子也自叹不如。
在《吕氏春秋》中，记述着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大概内容就是，根据当时鲁国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国外沦为了奴隶，有人出钱赎回来，事后可以找国家报销赎金，并且国家还要给予精神上的表扬。有一次，子贡到别国做生意，就赎了一个同胞回来，事后却拒绝了鲁国支付的赎金。其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可见一斑。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大将田常欲举师伐鲁，地微人寡的鲁国危在旦夕，孔子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派弟子说齐救鲁。“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不辱师命，先后多次周旋于齐、吴、越、晋、鲁之间，大智大勇，成功地制造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名有变。”的千古佳话。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两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贵者。
子贡并没有超出儒商的发展规律，即拼博、成功、奉献三个阶段。在刚一开始追求金钱的时候，他也是“穷则独善其身”，把金钱当作了一种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条件。然而，在他“家累千金”之后，他就开始“兼济大下”。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在回报社会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回报。这就是子贡当时遵循的经商和做人原则，也是留给我们后世人的精神财富。坚信这一点的儒商，他们都耻于独富独贵，而喜于乐善好施、捐助公益，因为只有时刻保持着这种信念，才能对社会上存在的诸种不正之风，如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等起到激烈的冲击作用，才可以使商业的运行更加纯净。三、范蠡——超级商业天才
千古潇洒莫过范蠡，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功名、财富、美人三者兼得，义勇、智谋、气魄集于一身，被尊为“中华商圣”。他一生三次变迁，虽身逢乱世，路途坎坷，然每一次变迁都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堪称成功人生的典范。他从政治家到天下巨富，树业之辉煌，无人可比，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纪录的典范。◇档案
中文名：范蠡，字少伯
生卒年月：公元前536—前448年
朝代：春秋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
主要成就：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1. 千古风流人物
在历史上，范蠡是春秋末期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谋略家和实业家。此时，在历史所提供的吴越争霸的这个大舞台上，主要演员可谓都是大牌巨星级别，掰指数来，比如阖闾、夫差、勾践、西施等等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在所有的角色当中，范蠡无疑是最为出彩的角色之一，由于他的巨大成功，更被后人誉为“三谋圣手”，成为后世士人追慕的对象。
此外，在中国古代这个特殊的权力场上，居官为政，本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事情，但作为古代官员还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考虑的，那就是如何保全自己。毕竟，对一个人而言，能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谋求一份高薪的职业，最好又能在承担着不是很大的工作压力下熬到退休，然后在家里颐养天年。
可惜的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能够最终看透权力场，能做到善始善终的人毕竟为数不多。许多人都执迷于眼前的利益，只知道前进而不知后退，只知道追求而不知放弃，只知道富贵而不知朴素，只知道放纵而不知收敛，结果落得个千秋一叹！
但，范蠡却是个例外。他，“进能助人兴国，退能发家致富”，“出则灭吴霸越，为命世之佐；入则货殖营生，累万金之资。”（葛洪《抱朴子》）可说是这其中的佼佼者。他最终跳出政治舞台上的权力争斗，全力投身商场并创造了富可敌国的钱财，被历代经商者顶礼膜拜，成为人们所公认的“商圣”。
当然，成为巨富不一定理所当然地就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但范蠡再次用他卓尔不群的行为彻底征服了世人：他三次经商成为巨富，又三散家财，“屡散而复积。”（北宋苏轼）——这个纪录估计到现在也没人打破吧？当时的人估计也被这个能力超群又富甲一方的大人物彻底征服了，作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范蠡当作财神虔诚地供奉起来，以求能给自己带来财富和运气。至此，我们的主人公范蠡的人生角色又一次被转换，这一次他成功晋升为我国道德经商——儒商的鼻祖，并被永久历史定格。
浩瀚中华五千年，文能定国安邦，武能开土扩疆——什么是人才？答：就是范蠡这样的。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他进退之间游刃有余，更可谓千古罕见，因而在民间有关范蠡的故事不免有一些神秘的色彩，这其实也正是后人对其智慧的向往。
当然，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长达5000余年的封建传统中，均以“士、农、工、商”为列，士为首，商为末，直至宋朝，尚有商人穿鞋必须要一黑一白的歧视性规定，因此范蠡的一生虽然有过辉煌业绩，但最后他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无缘与历史名人共同载入史册。但历史又是公允的，由于范蠡既能治国用兵，又能齐家保身，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给予“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的高度评价。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牛人范蠡是如何炼成的吧！2. 勾践身边的第一谋臣
范蠡（约公元前518年—公元前445年），字少伯，别名陶朱公，鸱夷子皮，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今河南南阳）人，生于宛郡的内乡县。也就是在这一年，孔子刚满15岁。由于年代久远，据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我们可以知晓，范蠡的家庭出身绝对清白——贫寒。他的父母当时也应该是贫下中农，这个新生的婴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额外的喜悦，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一个更加紧迫更加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家里又增加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巴。作为老实巴交的农民，又怎么会知晓这个婴儿将来会青史留名呢？当然范蠡肯定也没有像哪咤降生时那样的惊世骇俗，此时的他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在妈妈温暖的怀抱中用力吮吸奶水，然后快速茁壮成长。范蠡，快快地长大吧！迎接你的将是一个多么绮丽多彩的世界啊！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不假。范蠡在少年时，投师于当时的一个世外奇人计然门下越王勾践用了计然七策中的五策，便取得了霸业。——名师出高徒，果然是真的。范蠡出师即满腹经纶，出口成章，而且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很有一番古代圣贤之人的姿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