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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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抗战（上）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近代史秘闻
毛泽东差点改写历史的一个愿望
毛泽东智慧超群，胆识过人，一生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惊人之笔，让人永远玩味无穷。但有一笔更为惊人，只是惜未能实现。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60里，骑马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泽东的专列过济南，他对上车看他的舒同、杨得志说：“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如果你们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1962年，他的一个秘书调往陕西，他说：“你先打个前站，我随后骑马就去。”1972年，毛泽东大病一场，刚好一点，他就说：“看来，我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见他对两河之行向往的热切。
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泽东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从骑兵部队调来的警卫人员也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也已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匹个头不太大的白马，很巧合，他转战陕北时骑的也是一匹白马。整个夏天，毛泽东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
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晨，毛泽东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泽东的计划是走3到5年，就算4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避免。试想一个最高领袖深入民间4年，将会有多少新东西涌入他的脑海，又该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党史、国史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版本？一个伟大的诗人，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河山，“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又该有多少气势磅礴的诗作？
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建国后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将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倾；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已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就像遵义会议时，从行动上和组织上已停止了左倾的错误，但真正从思想和路线上解决问题，还得等到延安整风。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
我们设想着，当毛泽东骑马走江河时，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村发展的缓慢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他最初的秋收起义，十年的土地革命是为农民翻身。他穿草鞋，住窑洞，穿补丁衣服，大口吃茶叶叶子，拣食掉在桌子上的米粒，趴在水缸盖上指挥大战役，在延安时还和战士一块儿开荒，在西柏坡时还下田插秧。还有包括江青看不惯的大口吃红烧肉、吃辣椒，他简直就是一个农民，一个读了书，当了领袖的农民。毛泽东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新中国建国前大部分时间研究战争；新中国建国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至于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剌伤了他的心，但没有人怀疑他不是为了农民。
他打马上路了，行行走走，一个半月后到达郑州。因为是马队，不能进城住宾馆，便找一个依岸傍河的村庄宿营，架好电台，摊开文件、书籍。一如战争时期那样，有亲热的房东打水、烧炕，有调皮的儿童跑前跑后，饭后他就挑灯读书、办公。但我猜想毛泽东这天在郑州的黄河边肯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河南这个地方是当年人民公社运动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十年前，1958年8月6日晚，他到郑州，7日晨就急着听汇报，当他看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时，如获至宝，连说：“这是个好东西！”便喜而携去，接着又去视察山东，8月底就在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社遍行全国，河南首其功，信阳首其功。但是全国第一个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也是发生在这里，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刘少奇说，饿死人这是要上史书的啊。毛泽东不得不在1960年10月23日到26日专门听取信阳事件的汇报，全国急刹车，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度过难关。
这次，毛泽东沿途一路走来，看到了许多1958年大跃进留下的半截子工程，虽经调整后，农村情况大有好转，但社员还是出工不出力。房东悄悄地对他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农村生产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战争时期，边打仗边土改，农民一分到地就参军、支前，热情何等的高。
离开郑州之后，毛泽东溯流而上，他很急切地想知道1958年修建的大工程三门峡水库现在怎么样了。这工程当时是何等地激动人心啊。诗人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曾传唱全国。“展我治黄河万里图，先扎黄河腰中带——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这些句子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得出，那真是一个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毛泽东很想看看这万年的黄河，是不是已“清水清风走东海”。很想看看他日思夜想的黄河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他立马高坡，极目一望时，这里却不是他想象中的高原明镜，而是一片湿地，但见水雾茫茫，芦花荡荡。原先本想借这座水库拦腰一斩，根治黄河水害，但是才过几年就已沙淤库满，下游未得其利，上游反受其害，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受到威胁。他眉头一皱，问黄河上游每年来沙多少，随行专家答：“16亿吨。”这就是再修十个水库也不够它淤填的啊。当初上上下下热情高涨，又相信苏联专家的话，并没有精细地测算和科学地论证，就匆匆上马。看来建设和打仗一样，也是要知己知彼啊。不，它比战争还要复杂，战场上可立见胜负，而一项大的经济建设决策，牵涉的面更广，显示出结果的周期更长。
我猜想毛泽东这次重到西北，亲见水土流失，一定会让他重新考虑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计。解放后他大多走江南，再没有到过黄河以西。但他阅读了大量史书，无时不在作着西行考察的准备。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引黄济晋的雄心壮志，他说：“你这算什么雄心壮志，你们查一下《汉书》，那时就有人建议从包头引黄河过北京东注入海。当时水大，汉武帝还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航行呢，现在水都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啊。”多年来，我们愧对的岂只是晋民，陕、甘、宁之民也都很愧对啊。这块中国西北角的红色根据地，当年曾支撑了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支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自解放以后就再也摆不脱黄风、黄沙、黄水的蹂躏。晋陕之间的这一段黄河，毛泽东曾经两次东渡。第一次是1936年由绥德过河东征抗日，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寡》，第二次是由吴堡过河到临县，向西柏坡进发，定都北京。当时因木船太小，跟他多年的那匹老白马只好留在河西。他登上东岸，回望滔滔黄水，激动地讲了那名言：“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据他的护士长回忆，毛进城后至少9次谈起黄河，他说：“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我们欠了黄河的情”，“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
这次毛泽东重访旧地，我猜想米脂县杨家沟是一定要去的。1947年11月22日到1948年3月21日他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他转战陕北期间住得最长的一个村子，并在这里召开了有里程碑意义的准备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十二月会议”。但现在这里还是沟深路窄，仅容一马，道路泥泞，一如20年前。农民的住房，还没有一间能赶上过去村里地主的老房子。而当年毛泽东的指挥部，整个党中央机关就借住在杨家沟一家马姓地主的宅院里，他就是在这里胜利指挥了全国的战略大转折啊。我去看过，这处院子就是现在也十分完好，村里仍无其他民房能出其右。这次毛泽东重回杨家沟还住在当年他的那组三孔相连的窑洞里，心中感慨良多。当年撤出延安，被胡宗南追得行无定所，但借得窑洞一孔，弹指一挥，就横扫蒋家百万兵。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20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发展迟缓的原因到底何在？
向最基层的普通人学习，是毛泽东一向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成了毛泽东政治品德和工作方法中最鲜明的一条。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曾写到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毛泽东曾说：“当年是一个监狱的小吏让我知道了旧中国的监狱如何黑暗。”毛泽东在1925—1933年曾认真作过农村调查，1941年又将其结集出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里写道：“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共产党人也不能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那时他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呼声。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延安一个农民，天打雷霹死了他的毛驴，就说：“何不霹死毛泽东？”边区保卫部门要以反革命罪逮捕这个农民。毛泽东说，他这样说必有他的理由。一问是边区农民负担太重。毛泽东就让减税。所以，当时边区地域虽小，生活虽苦，但领袖胸如海，百姓口无忌，上下一条心，共产党终得天下。
这次，毛泽东一路或骑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谈话，那时虽还未得天下，但黄已问到他将来怎样治天下。他说：“只要坚持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政权就能永葆活力。”想到让人民监督，毛泽东忽然忆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户县农民杨伟名。杨是一普通农民，在村里任大队会计，他关心政治，以一点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学好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写万言书，系统分析农村形势，提出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如允许单干；敞开自由市场；不要急于过渡，再坚持一段新民主主义；要防止报喜不报忧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话全部言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叶知秋》，意即从分析陕西情况即可知全国农村形势之危。其忠谏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毛泽东正热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其时，党内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危机，并提出了对策，比较有名的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邓小平推说耳聋再不主动问政，陈云则经常称病住院。而黄河之滨这个朴素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则被大会批、小会斗，后在“文革”中自杀（2002年，陕西曾开研讨会纪念杨伟名，并为他出版文集。2005年，我曾访其故居，秋风小院在，柿树叶正红。这是后话）
这次毛泽东重走黄河，又到陕西，看到当年的许多问题依旧没有结果，就想起这个躬耕于关中的奇才，便请人把他接来，作彻夜之谈。毛泽东像当年向小狱吏请教狱情、在延安街头光着头向农民恭问政情一样，向这个农民思想家问计于国事。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共领袖与一位普通农民的对话。不是《三国演义》上卧龙岗的“隆中对”，也不是1945年延安的“窑洞对”，而是在黄河边的某一孔窑洞里的“河边对”。杨伟名一定侃侃而谈，细算生产队的家底，纵论国家大势。毛泽东会暗暗点头，想起他自己常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又想起1948年他为佳县县委题的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当时他转战到这里，部队要打佳县，仗要打三天，需12万斤粮。但粮食早让胡宗南抢掠一空。他问佳县县长张俊贤有没有办法。张说：“把全县坚壁的粮挖出来，够部队吃上一天；把全县地里未成熟的玉米、谷子收割了，还可吃一天；剩下的一天，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斗打响，群众拉着粮、驴、羊支前，自己吃树叶、树皮。战后很长时间，这个县见不到驴和羊。那时候，政府和百姓，真是鱼水难分啊。看来这些年离群众是远了一点。（毛泽东是性情中人，他或许还会当场邀杨伟名到中央哪个政策研究部门去工作，就像后面要谈到的，他听完就三峡问题的御前辩论后，当场邀李锐作他的秘书。况杨本来就一直是西北局的特聘编外政策研究员。而以杨的性格则会说，臣本布衣，只求尽心，不求闻达，还是躬耕关中，位卑不敢忘忧国，不时为政府上达一点实情）送走客人，他点燃一支烟，仰卧土炕，看着窑洞穹顶厚厚的黄土，想起自己1945年在延安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现在早已生根开花，但却要将忘其土啊。
总之，还不等走完黄河全程，在晋、陕、宁、甘一线，毛泽东的心情就沉重复杂起来。在这里，当年的他曾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可现在毛泽东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这样轰轰烈烈，怎么就没能解放出更多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境遇呢？
毛泽东继续沿黄河前行，北上河套，南取宁夏，绕了一个大弯后西到兰州。在这里向北沿祁连山麓就是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向南沿黄河就将进入上游的青海、四川。他决定在兰州休整一周。这兰州以西是历代流放钦犯和谪贬官员的地方。他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就是经过这里而贬往新疆的。毛泽东出行，电台、文件、书籍三件宝，常读之书和沿途相关之书总要带足。现在韶山的“毛泽东遗物馆”里存有他出行的书箱，足有一米见方。林则徐是他敬仰的人物，长夜难眠，他便命秘书找出林的《云左山房诗钞》挑灯阅读，卷中有不少是林则徐在河南奉旨治完黄河后又一路继续戴罪西行，过兰州，出玉门的诗作，多抒发他的报国热情和记述西部的山川边情。林诗豪放而深沉，毛泽东性刚烈而浪漫，把卷在手，戈壁古道长无尽，窗外黄河呜有声。此时，两个伟人跨越时空，颇多共鸣。毛泽东有抄录名人诗作练字的习惯，他读得兴起，便披衣下床，展纸挥毫，抄录了林则徐的一首《出嘉峪关感赋》：
东西尉侯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
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崆峒。
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
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这幅书法，借原诗的气势，浓墨酣情，神采飞扬，经放大后至今仍高高挂在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东墙上。书罢林诗毛泽东推窗北望，想这次只能按原计划溯黄河而上，祁连山、嘉峪关一线是去不了啦，不觉有几分惆怅。新疆是他的胞弟毛泽民牺牲的地方。那个方向还有两件事让他心有所动。一是当年西路军在这里全军覆没，徐向前只身讨饭走回延安，这是我军史上极悲惨的一页。二是，1957年反右之后一大批右派发配西部，王震的兵团就安排了不少人，这其中就有诗人艾青等不少文化人。现时已十年，这些人中似可起用一些，以示宽慰。他在这里休整一周，接见了一些仍流散在河西走廊的老红军，听取了右派改造工作的汇报，嘱咐地方上调研后就这两事提出相应的政策上报。
离开兰州，毛泽东一行逆黄河而上，又经月余到达青、甘、川三省交界处的黄河第一弯。他登上南岸四川阿坝境内的一座小山，正是晚霞压山，残阳如血，但见黄河北来，蜿蜒九曲，明灭倏忽，如一道闪电划过高原，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吟道：
九曲黄河第一弯，长河落日此处圆。
从来豪气看西北，涛声依旧五千年。
他想，我们一定要对得起黄河，对得起黄河儿女。
这里已近黄河源头，海拔4000米以上，他们放慢速度，缓缓而行，数十天后终于翻过巴颜喀拉山，到达长江的源头大通河，这便进入长江流域。
注：①尉侯，汉代设在西域的官。博望，张骞通西域，封博望侯。浮槎，神话中来往于海上或天上的木筏。崆峒，甘肃东部的名山。卢龙，长城东部古要塞，在河北喜峰口。山海，山海关。这首诗的大意是：自从张骞凿通遥远的西域之路后，东西古道上的官员就往来不断。笳歌声中，我倚剑遥望，嘉峪关连绵直接崆峒山。长城下将士乘着月色去饮马，戍楼上苍鹰在盘旋。除了卢龙、山海两关，在这以东还有何处能比得上雄伟的嘉峪关！
蒙古的丢失是60年前中国最大的国觞
蒙古的丢失是60年前中国最大的国觞。她对中国大陆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蒙古对于中国，是一块利害攸关的战略要地。
一、蒙古的丧失使中国陆路地缘环境极度恶化。
蒙古面积156万多平方公里，涵盖了中国的三北地区，由蒙古西出可以威胁新疆，东进可以威胁东北，南下可威胁京津，使我战略纵深大大缩短，战略态势对我极为不利。如果蒙古属于中国，那我国就是弯弓满月型，进可攻，退可守，而不象现在是个凹陷型，使我三北不能直接连成一片，北边少了一大块。不少人认为蒙古是个鸡肋，好象她的有无对中国无关痛痒，这种认识简直就是白痴！蒙古的丧失使我三北不能完全连成一个整体，三北地区全成了边疆，这种代价，你说有多大？如果蒙古没有分离，那我国的飞机从西北飞往东北或从东北飞往西北，就能直接走直线，但现在能吗？如果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那蒙古是什么？一句话，蒙古是中国北方的门户或者说是屏障。蒙古独立，使我北方的门户洞开，防御纵深大为缩短，使我地缘环境恶化，影响到了整体国家安全。另外，蒙古直面俄罗斯的软腹部，蒙古的得失，对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不然蒙古也不会作为目标，成为美苏肢解中国的一笔肮脏交易，但这对中国显然是极为不公平的。总体上看，蒙古对俄的重要性，要远远小于对中国的重要性。原苏联只所以要肢解中国，生造出一个缓冲国，最根本的是它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占了中国太多的领土，它心虚啊！
二、蒙古的独立，开创了民族地区分裂祖国领土的恶劣先例。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蒙古没有独立，也许就不会有之后的藏独、疆独和台独。那中国除了历史被占领土，不会被肢解为两个不同的国家，使我中国元气大伤，使我蒙古族同胞被强行分属于不同的国家，这对于我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祖国的领土完整构成了潜在的危害。
蒙古独立，开创了以民族自决方式，决定民族地区地位的一个特殊个例，影响极为恶劣和深远。至今，还被不少民族分裂分子奉为圭臬！陈水扁不就提出过台湾问题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来决定吗？！其实，台湾的陈水扁对蒙古的独立非常艳羡，他说“半个世纪前，蒙古成功实现了独立”，而他自己现在只能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无法做台湾的国父了！其实民族自决的荒谬性不值一驳，如果在某一地区长期居住的一个民族能够决定这块地区的命运，特别是能通过公决的形式实现独立，那么推而广之，那每一个家庭不都可以独立成国吗？如果多个民族杂居，那不就会造成民族大屠杀，出现人间悲剧和历史的大倒退吗？民族自决实现独立，体现的不是社会的进步和民主自由，而是十足的分裂谬论。
蒙古由一个地方性分裂政权，进而分割窃取了国家主权，由非法走向了形式上的合法，这个危害，绝不容低估。大家看过《资治通鉴》吗？司马光选取的起始点很特别，不是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篇，也不是从某一个朝代的起始点开始，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的。为什么？因为这一年，周王室承认了三家分晋的赵、魏、韩三方为诸侯国，使它们成为了与秦楚一样合法的独立王国！司马光认为这很严重。蒙古现在就具有了这种形式上的合法性。蒙古现在已不同于台湾，它已具有了现代国家的一切要件，窃据了国家主权。
一个地区的独立，对母体国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应该能明白清康熙帝为什么匆匆忙忙地急于灭掉明郑政权了吧？从形式到实体上消灭掉割据政权，对新生政权是有莫大好处的，可有效地巩固政权，维护统一，避免引发连锁反应起而效尤。从这个角度看，施琅收台，厥功至伟呀！
三、蒙古的独立，割裂了中国的历史。“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到燕然”，每当读到李白的诗句，想到当时的燕然山，现在成了蒙古的杭爱山，如果你还有一点爱国心，知道史实的话，那自己的心里是会隐隐作痛的。如果你是一名教师，你该怎么回答孩子们的疑问？还有，当你读到“燕然未勒归无计”、“燕然极需平扫”等等诗词时，我们能无动于衷吗？蒙古的独立，使两国的历史必然出现割裂，特别是关于蒙古族的历史更会是如此。两个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势必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对本民族的历史有不同的主张，矛盾和纷争在所难免。这是国家之幸吗？是民族之幸吗？
四、蒙古的独立，使原本宝贵的大量资源、能源、各类物产连同这块土地一同失去。
外蒙古地处北纬45度线上下，平均纬度与法国相同，国土面积156万平方公里，未分裂前是仅次于新疆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失去了！她相当于3个法国、43个台湾的大小。牧场相当于全国的80%，铜矿资源占全国的50%，石油、煤炭、盐湖矿产、磷矿、稀土、钼，钨，水晶，铅，锌等皆资源皆占全国的重要地位。当然还会有大量的一时还没有发现的财富。而这一切随着蒙古的独立，已经不再属于中国所有了！
五、对于蒙古，我国应该有所作为。
每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人心中总会对蒙古念念不忘，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蒙古情结”。但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蒙古现在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对于蒙古不能奢望短期能收复。甚至于不能动收复的念头，因为两个国家合在一起不是必然的。同为一个国家分裂已经为两个不同的国家，蒙古已与原东西德和现在的朝鲜、韩国大为不同，因为他们国家的人民认同一个国家，内心是渴望统一的！现在的蒙古人认同一个中国吗？渴望着回归祖国吗？这就是最大的差距，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悲哀，对于整个蒙古族又何尝不是呢。
但这并非是我们对蒙古无所作为的理由。蒙古是紧靠中俄的内陆国，除中俄外，无第三邻国，没有出海口，离其最近的出海口，是中国的天津港。蒙古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同是蒙古族的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同胞已有了较大的差距。我们显然可以通过种种形式，对蒙古施加影响，胡哥提出安邻、睦邻、富邻就是一着好棋嘛，加强沟通，多多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等等，先安定北疆再说。
大凡有识之士皆认为蒙古的现行政策不智。蒙古不要再寻求幻梦中的第三邻国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不要幻想在中俄间搞小动作，或者拉外界的第三方抗衡中俄。也不要引狼入室地与美日搞什么联合演习，利用自己的独特区位优势赚取美援，更不能允许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蒙古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宣布为永久的中立国！不依靠一方去反对另一方，虽然蒙古的领土不小，但国力太弱，未来也没有什么发展前途，顶多是个三流国家，只能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大国，自不量力地去搞什么平衡，寻求什么主动。只要与中俄搞好关系，自然能保个和平，享个太平。
如果从新疆的最北端和东北的最北端连一条线，就会清楚地看到，绝大部分蒙古领土都在这条线内，也就是都在中国北方的巨大凹陷里。如果蒙古引入外国的监控设备或是让外国在其领土内建军事基地，那对中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严重威胁我国的情形想必我们会永志不忘，也绝不允许再次重演。如果蒙古再次引入外国去抗衡中俄，危害中国，那绝对应是自讨苦吃。中国必须向蒙方表达我们的关切，那就是绝不允许外国势力利用其领土危害我国！绝不能允许在其领土内存在外国军事基地！绝不能允许在其领土内部署针对我国的侦察设备！如果其照办还到罢了，如果其一意孤行、执迷不悟，那就必须对其还以颜色！至于怎么做，方法应该有的是，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我国必须利用我们的国力和影响力，去影响蒙古，维护我们的最大利益。对蒙古，必须实行“无害化”处理，显然我们有这个能力，关键的是要有这个决心，千万不要被中国威胁论束缚住手脚而无所作为。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指中国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先后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央要求“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必须严肃处理，实行“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年6月，运动基本结束。这场以反对贪污为主要内容的廉政斗争，揭露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了广大干部和党员。五反指中国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一场与三反运动相配合的五反运动在各大城市相继展开。在打击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的同时，中央限制受处罚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超过全体资本家的5%，并对定案、补交漏税等规定了一系列合理的从宽的政策。1952年6月，五反运动基本结束。这场斗争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在1951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于12月1日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3月5日，中共中央规定了对违法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两个文件。根据文件的规定，各级政府进行了定案处理工作，并纠正了在三反五反运动高潮中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偏差。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第二章 新中国秘闻
揭露抗日时期国民党的五大丑闻
丑闻之一：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日本侵略中国时奋起抵抗，这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被中国资改派“精英”们吹捧为“担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国民党军队，却创造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投敌人数超过聊杀敌人数。
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死亡44.7万人（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着：《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按照这个数字，在侵华期间，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的总数）人数大约为4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哪怕都是国民党军打死的，日军死亡人数也就是45万。
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根据李敖《蒋介石评传》和《自己不洗别人洗》两书（文）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也记录着：“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大家看见没有，上面两则信息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人数约50万。
结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当伪军的在50万人以上，而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死亡的人数为45万，就算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记在国民党军队的“功劳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杀敌45万人，与投敌叛国的50多万国民党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蒋介石的国名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国名党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丑闻之二：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说出来可能人们不信，国民党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战后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
这个事实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327页。这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书局1981出版。
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三：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蒋粉丝为蒋介石翻案的时候，最喜欢强调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历史教材隐瞒“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实，建国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材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
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中国“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丑闻之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国民党军队成批成批地卖身投敌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嫌对日军帮助不够。他们又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跑到日军那一边，变相地帮助了日本侵略者。这个现实是残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叹的。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资料吧！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该书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中说：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
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该书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国民党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丑闻之五：抗战后期日本放蒋介石一马
那些反复强调国民党抗日有功的蒋粉丝们，最喜欢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中国就灭亡了。但事实并不如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勉强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马。让我们来看有关档案资料。《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中说：“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与中国“精英”们拼命鼓噪地“敌后战场中共武装是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观点不同，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也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
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到1944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军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这就是现实。国民党军队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是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新中国大规模镇反“杀关管”了多少反动分子
1950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新起点，然而，红色政权很快被卷入各种谣言的围攻之中，并且在这场舆论战中巩固了自己。由此，旧的迷信被一种新的信仰所取代。“要变天了，国民党要回来了。”“美国在朝鲜投了两枚原子弹，所以冷得早。”“蒋经国已经到了上海，坐汽车进行秘密活动。”“世界四十二个国家打苏联和中国。”
在陕西、河南、江苏、湖南、浙江、山东、上海，一些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谣言迅速流传，听到这些消息人们莫辩真假。
1950年的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新开端，也正经历着从混沌到蝶变的艰难时刻。
□“鼓楼冒烟儿，八路军要颠儿！”“天安门的石狮，在李闯王时就流过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了泪。共产党也长不了。”“鼓楼冒烟，八路军要颠儿。”
1950年的夏天，北京城里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在没有短信，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个消息居然很快传遍了北京城。
石狮流泪不容易看到，但鼓楼冒不冒烟，一看便知。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袁光屿便和同学一起跑到鼓楼大街去看，那里果然是人山人海，“只见两个兽头各自慢慢升起一股很浓的黑烟。那黑烟并不立即向高空扩展，而是始终停留和弥漫在兽头上空久久不散。我们回到家以后自然对家长和邻居大说特说，弄得街坊四邻在第二天也纷纷跑去参观这个千古奇观’。”
不仅北京人看，附近的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很多人跑来看热闹，一时间鼓楼人满为患。时值北京准备举办第一次建国大庆，上下正在忙碌之际，这一谣言自然引起了高层关注。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的刘坚夫受命调查此事。鼓楼高100多米，刘坚夫先组织消防人员架起云梯，想爬到鼓楼顶上去。但当时消防队所用云梯根本够不着鼓楼的顶部，传统建筑固有的飞檐也让消防员无技可施。刘坚夫随即又想到去找私人营造厂，想搭个木架子爬上鼓楼，但是短时间却也没人敢接这活儿。
谣言越传越传越凶，人心更加惶恐。在刘坚夫的说服下，一家营造厂终于同意相帮。高高的木架子搭成后，消防人员爬上去察看，发现鼓楼顶上的“烟”竟是一大群小飞虫。
1950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登出了一条不足三百字的消息，称“京市鼓楼顶上‘浓烟’萦绕原来是蚊虫飞舞不散”。“京市鼓楼顶上两角，近几日来，每日下午六时左右，有形似浓烟一缕，萦绕不散。很多好奇者聚集观看。因未能了解事实真象，纷纷揣测，以为楼顶冒烟。该管区公安局为彻底了解事实真象，于十五日派工人架设木架至楼顶，于当日晚六时三十分由公安局派人伴同中国科学院鼓楼教育馆工作同志等，前往观察。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同志会同架设木架的工人等登木架至楼顶，发现是很多小飞虫飞聚不散。当时即用白布罩捕捉此类飞虫甚多。楼下围观市民目睹此情况，疑团顿释，皆报以热烈掌声。据中国科学院的同志称：此系一种蚊虫，生长在潮温泥水地方，可能是由什刹海飞来。现在他们正在研究此种蚊虫的详情。”
看热闹的人不明究里，直到60年后，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教授的袁光屿仍然清晰地记得此事，他的疑惑仍在：“谜底虽然已经得到，但究竟为何那些蚊子每天如此准时起飞，至少我到目前还没有理解。”
当时的《人民日报》尚无后来一言九鼎的舆论影响力，但是以中共中央党报之重要地位竟然如此郑重其事地刊登一则社会新闻，足以说明此事之严重性。事实上，共产党高层已经注意到了社会上谣言四布的这一乱象。
当时的报道通篇没有提及谣言之传播，但是冒烟之传言不攻自破。
□谣言四起的恐慌
末世谣言事实上在全国到处流传，“鼓楼冒烟”只是众多谣言中的一则。
此时尽管解放军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省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也建立起了一整套党政权力控制体制，但是社会上仍然人心浮动，城市与农村的治安仍然相当混乱，而这一年南方大雨，北方大旱，也让经济起伏不定，物价上下翻飞。
初创时期的共和国，面临着新的考验。谣言的出现并非偶然，据统计，1949年的春荒造成179万人口外流，1950年这一数字虽有减少，但也达到35万人之多。在没有现代技术传播手段的时代，最大的信息传播工具就是流民。天灾流行之时，往往也是谣言横行之际，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流言和谣言四处扩散。
1950年最初的三个月里，毛泽东不在北京。他第一次启程前往苏联，去寻求帮助与结盟。谈判时间相当漫长，双方因为荣誉与实惠争执不下，以至于美国有媒体怀疑克里姆林宫扣压了毛泽东。
连外国人都这么怀疑，毛泽东的久未露面在中国引起了更多的谣传。甘肃省兰州市就有谣言说，“毛主席与苏联商定，要用10万儿童与苏联交换军火”。一时各小学上学儿童骤减。在谣言煽动下，4月29日四、五百名群众游行，有人乘机高呼“打倒解放军”、“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辟谣的办法是，毛泽东公开出席了苏联的一个联欢会，西方的报纸赶紧报道了这位神秘首领的最新消息。
1950年的谣言不止于此，据研究者侯松涛统计，这一年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谣言。
在江苏和湖南等地谣传“美国已占领台湾，美国兵舰已开进了吴淞口。”“太平洋与中国沿海各地都由麦克阿瑟来指挥，台湾不可能解放了。”“麦克阿瑟发火啦！已由日本调去五百架飞机，由台湾调去三支军舰……。”“美国与蒋介石已收复海南岛，林彪牺牲啦！”
在河北、山西一带则风传“割蛋”谣言，称“苏联制造原子弹，要用男性的睾丸，女性的乳房做原料。”这则今天看来荒谬不经的谣言，当年却令许多人心寒胆战，在河北蔚县，晚上男人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即使在白天，也是妇女不敢出村探亲，男人懒于下地劳动。由“割蛋”谣言造成的恐怖氛围，从7月中旬一直程度不同地延续到9月末。
事实上，有些谣言的确反映了民众的心理，1949年末参与接管广州的杨丰后来回忆说：“当时群众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怕国民党反攻大陆；三怕土匪恶霸打击报复；四怕共产党‘共产共妻’。”
1950年的谣言大都在这“四怕”的范围之内，学者侯松涛认为，其时的谣言大概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种是关于台湾及东北形势问题；第二种则是关于朝鲜战争形势问题；第三种是关于世界大战问题；第四种是关于原子弹和和平签名问题；第五种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挑拨群众与干部关系”的谣言。
这些五花八门的谣言一传十，十变百，百变千，变异出无数不同的谣言。
新政权最初无暇顾及辟谣，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在这一年仍把目光锁定在农村，他说，我们要过“两关”，一是战争关，一是土地改革关。其时大局已定，但是各地不时发生小规模的叛乱，特务的破坏。而在农村，涉及数亿人的土改工作刚刚开始，那些命运即将被改变的人们对前途并不乐观。所以毛泽东此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声称：“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
与此同时，尽管已经败退台湾，但是蒋介石对大陆的攻心战仍然在底层民众中掀起了新的波浪，国民党除了在电台上做反共宣传，更利用空军优势，不断地空投、气球空飘传单及食品衣物，邮寄、夹寄所谓“谋略心战”函件和宣传品等。江浙沿海城市经常收到这样的“大礼包”，这自然也影响了一些人的判断，一些传单甚至就此成为谣言的开端。
如是种种，加之民众对美国原子弹的畏惧、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悲观心态，甚至对共产党政权能否持久的怀疑态度，使得谣言有了更多的温床得以四处蔓延。
□追谣、驳谣与镇反
1950年，党的领导人目力所及，都在提醒他们这个政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谣言关就是信任关，这一关非同小可，当时机来临，破谣需要一些雷霆手段。1950年浓缩在历史上的巨大痕迹，除了“土改”，则是“镇反”与“抗美援朝”。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就此开始。但是，据学者杨奎松研究，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对镇反运动一直相当谨慎。
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在次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才指示彭真、罗瑞卿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日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泽东。
之后，《中央公安部关于全国公安会议向中央的报告》提出：“对付反革命谣言，必须实行讲、驳、追三个字的政策，即加强宣传，对谣言正面加以驳斥，以及追究谣言的来源等。除配合宣传、驳谣外，追谣主要是各级公安部门的责任。”
实际上的讲、驳、追则跟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结合起来了，镇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52年。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方后来回忆说：当时敌情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
学者李若建的研究显示，其时谣言的主要传播者是：会道门、土匪、小商贩。
鼓楼冒烟的谣言传播者，后来被锁定为北方最大的会道门组织一贯道。之后的侦破记录表明一贯道只是将流传已久的“烧饼歌”改编套用罢了。但是“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五魔闹中原，万教齐发，法术齐施”等谣言显然已经超出了政府容忍的底线。
北京市政府断然出击，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据时在北京市法院工作的张思之回忆称，其时法院执笔写报告三易其稿都未通过。后来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急了，说“算了，你们（法院）别管了，我请邓拓来写。”
邓果然是高手，一挥而就。文章开宗明义定了性：一贯道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毒害中国人民的工具（大意）。彭看后大喜：“看，邓拓同志就是比你们这些纯粹搞法律的人高明！”从此开始，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信徒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无不判了重判。随后的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题为《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罪证展，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多达4000人。盛极一时的一贯道就此灰飞烟灭。
此后的镇反运动则不断升级，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是抓反革命的怒吼。大规模的镇反，将其时树为反革命分子的五类人群即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它半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一网打尽，还有一些流氓无产者、国民党旧军人亦遭牵连。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据学者杨奎松研究，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
谣言的传播与制造者大都在这一波的肃反中消灭殆尽。叶剑英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道：“因而民愤平了，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基层组织已经纯洁。”
□信仰改造与宣传网
肉体消灭固然能使造谣与传谣者销声匿迹，但是谣言的源头仍未断绝。“人民政府号召除虫时，农民群众就敬土地，求神灵保佑。人民政府号召积肥，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参加会门活动的群众就大吃大喝，互相请客”。湖北省的一份报告如是说。仅仅依靠高压统治显然不足以改变农民的信仰。
反击谣言传播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加大宣传。宣传员和读报组应运而生，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决定》提出，“报纸应当把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和读报组的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文件中，则提出两种办法来驳谣：一种是由党委宣传部召集宣传会议，指定党员担任宣传员向群众作宣传。一种是遇有重要的，的确属反革命的谣言发生，各级党委宣传部即与公安部门通力合作，穷究根源，务使制造谣言者受到惩办。
大量的关于宣传的小册子印刷发行，《怎样做一个宣传员》、《宣传员的经验》、《宣传员手册》都畅销一时，先后出现的新名词则是报告员、宣传员、土广播、读报组等。
在城市，街道宣传员成为主力军，山西太原市成坊街的宣传员赵锡岭不仅自己作宣传，还发展了七个宣传员，一百多个积极分子，作为自己的助手。有一次，赵锡岭到一个铺子里去，碰见一群人在闲谈，其中有一个人说黄寨村掉下一条龙，赵便问：“在那儿见来，还是听人说的？”那人回答是听人说的，赵锡岭便说：“是呀，没亲自看见怎能相信有这种事呢？”
在农村，除了办学习班，还让农民忆苦思甜，如湖南平江县采取的办法是让贫雇农回忆解放初期地主匪特的谣言，诸如“共产党共妻”，“十八岁以上的妇女要慰劳军队”，秋征时期的谣言“每人只许留二百零七斤谷子”，生产时期的“分青苗”，签名时期的“签了名就要去当兵”等等，让群众回忆这些谣言是不是事实，再追究“谁造谣”“为什么造谣”，发起了追谣运动。
中小学则成为家庭宣传的一个阵地，在天津、河北等地，发出的口号是“时刻别忘宣传”，让学生以家里的人和亲戚邻居为对象，努力地进行宣传工作。中高级同学每人都预备了一个宣传日记本。把每天宣传的情况都记在本上，每隔三四天交老师检查一次。许多学校都组织抗美援朝中心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批判一些混乱思想和匪特散布的谣言，发动儿童查谣和追谣。
当时报纸尚不发达，读报组的活动则是扩大宣传的最好办法。据统计显示，到1951年，全国建立起了6万个读报组，有近70万人参加这一政治活动。这一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读报组活动”一文称：“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每天做‘礼拜’以前，都有一点钟的读报学习。”编者在按语中说：“西宁市各清真寺利用做‘礼拜’的时候读报，既不妨碍宗教信仰的自由，又加强了教徒们的政治教育。这种方法值得各地普遍推广。”
一张巨大的宣传网由此铺展开来。
1950年开始搭建的巨大的宣传网的触角一直深入到农村的每一个小队，城市的每一个工厂和街区，宣传员的任务要以谈话、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方式，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政策、任务，以及生产劳动的模范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的作者，不无感慨地说道：“数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突出地位上是一些这样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党——它无处不在。”
正是这些组织支撑起了宣传网的巨大骨架，到1951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宣传员192万多人，党的报告员5万多人，人们把报告员和宣传员叫做“问事处”、“思想大夫”和“毛主席的传话人”。追谣、查谣与强大的宣传形成了立体的攻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扫荡了谣言所带来的阴影。
一种新的信仰逐渐形成，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至少印刷了两百万册，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认真学习这本书，未来30年这种语言将一统天下，重新构造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在农村破除封建迷信观念的同时，农民则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信仰——视毛泽东为大救星，他们将过去对神灵的崇拜，转移到使之获得翻身解放的毛泽东身上。据学者潘光旦考察，华东区江苏、浙江、安徽省等省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乡村中，“农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和学习中提高了觉悟，纷纷撕毁菩萨像，换上毛主席像”。有的地方，甚至因为抢不到毛泽东像而发生争斗。
谣言散去，破谣模式则渐渐确立。“镇反”渐渐转化为之后的“严打”，每当社会治安恶化、人心惶惶之际，以震慑为目的严打总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一切，而“全民运动”的网络化模式则将中国人逐渐套入一个巨大的网格之中，激起的波浪起伏则令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
八国联军中的华人雇佣军
1898年7月1日《租威海卫专条》签字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清楚地认识到，光靠一纸空文难以实现殖民统治的目的。要想在威海卫站住脚，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作保证。何况，租占威海卫的目的，是想将威海卫建成英国海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而军事基地的防御更需要大量的防御部队。而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兵力匮乏时期。一是当时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南非地区争夺领土，迫使英国不断向南非增派兵力，二是过多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旨在维护威海卫租借地统治秩序的部队，便不可能从本土上增派。英国政府遂决定在华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
1898年11月，英国陆军部派员到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然后到威海卫招募士兵，组建中国雇佣军团。
英国无视中国主权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租威海卫专条》的有关规定，立即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此时英方又辩称在威海卫招兵组建军队，是为了维护租借地的安全，不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使用该部队。
英国租借威海卫前，驻扎此地的清兵照（1889年）
一阵紧锣密鼓的筹划之后，一支由300多中国流民组成的雇佣军于1899年在威海卫正式成立了。由于这支部队是在中国组建的，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把这支部队称为“中国军团”；又因这支部队的士兵全是华人，又称“华勇营”。该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的正规部队调任，士兵则在中国招募。招募范围，完全违背了“只在威海卫招兵”的承诺，扩大到了山东、直隶等地。在军团内部，除了乐队、译员、卫生队之外，还设置了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这支部队经过正规的英式训练之后，分别驻扎在威海卫的北大营、寨子和南、北竹岛等地，担负威海卫界内治安和对外防卫任务。
中国军团组建后不久，就成为英国殖民当局镇压威海人民的得力工具。特别是1900年威海人民掀起武装抗英斗争的时候，殖民当局就是利用这支武装力量对从事抗英斗争的中国民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中国军团不仅在威海卫镇压抗英斗争中，而且还在天津围攻义和团的战斗中立下过汗马功劳。1900年6月中旬，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途中遭到了云集在天津的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奋力抗击。西摩尔为了补充军源，及早消灭义和团，便调中国军团增兵天津。6月21日，刚刚镇压完威海卫抗英民众的400多名军团士兵乘英舰离开威海卫前往天津。到达天津后以编号为“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编入到英军作战部队序列，并立即参加了攻城战斗。6月27日攻占了北洋军火库，7月9日攻占了海关署军火库，7月13日和14日占领了天津城。
在与清军和义和团早期作战中，中国军团是八国联军中惟—一支代表英军的参战部队。天津战役后又直接向北京进军，参加了解救外国驻京公使馆的一系列战斗。当年随军团参加战争的下级指挥官巴恩斯（Barnes）在其所著的《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中赤裸裸地称“中国军团远征作战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夭折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它军团参加。”
为了表彰这支部队攻克天津的战绩，战役结束之后，英国陆军便特意设计了一种以天津城门为图案的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为了纪念阵亡的官兵，殖民政府在威海卫特意竖了一座刻有23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作为对这支部队的褒奖；1902年又挑选了12名官兵代表中国军团到英国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
中国军团是作为刘公岛海军基地陆防规划的一部分而建立起来的，当英国确定将威海卫作为一处不设防的军港后，英国政府部分官员即以降低防务费用为由提议解散该军团。而此时，中国军团的表现也开始令殖民当局感到难堪，到了1903年，1300多人的队伍一下陡减至500人，约800人开了小差。开小差现象令殖民当局头痛，而留在军团里的士兵，打架斗殴和涣散的军纪更令殖民当局恼火。据威海卫殖民政府1903年年度报告记载，租借地内全年有270人被判一天到一年的监禁，其中就有100人是中国军团的士兵或退役士兵。他们中有40名是因违犯军纪而被处罚的，如站岗睡觉，不守纪律，赌博等；其余大部分是因打架、敲诈等行为被罚。到了1904年，兵源就更成问题了。到刚开业的威海卫金矿做工或去海参崴、南非等地卖苦力，对当地的青年人有着更大的诱惑力。殖民政府为了招募新兵，又是张贴告示，又是召集村董作动员工作。尽管把中国军团的作用说成是保卫自己的村庄，保卫租借地的安全，但最终还是未能奏效。而此时华北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旅大取代了俄国的位置，来自俄国的威胁随之消除；1905年8月英日又第二次签订了同盟条约，英国对日本的戒心也随之解除。至此，随着外来威胁的消失，威海卫的防御压力大为减轻；同时界内秩序也逐步稳定，治安压力得到缓解。内外防范压力的减弱，使中国军团也失去了存留价值，解散军团的建议再次被提出。到1906年6月，这支横极一时的雇佣部队最终被解散。军团解散之后，大部分士兵转往南非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国军队。
如何对待毛泽东：重庆谈判蒋介石“很纠结”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1945年8月10日。
下午8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当时，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抗战胜利，蒋介石有许多事急待决定、处理。偏偏这位大使不识相，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纠缠不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很不情愿地离去。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按照早就拟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战区发电，并令吴铁城、陈布雷提出宣传与各党部应办之事，已经深夜12点了。
8月11日清晨，蒋介石约见美国大使赫尔利（Hurley，Patrick Jay，蒋介石日记作哈雷），对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答复。蒋称：自己一贯主张，日本国体由日本人民自选。至于要求天皇出面签订降书以及将日本置于联军统帅之下各条，完全同意总统的意见。9时，再次约见赫尔利和魏德迈，就沦陷区军事紧急处置等问题表示看法。11时，到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提出今后大政方针与各种处置。
蒋介石最焦虑的是接受日军投降问题。早在8月10日深夜12时，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敌军“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第二天，又连发第二至第七号令，命令中共所掌握的抗日部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当时，在华日军有百万之众，不仅占有中国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拥有大量战略武器和物资。谁最早、最多接受日军投降，谁就将取得最多、最大的胜利果实。因此，11日这一天，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8月14日，蒋介石做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电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和共产党维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的日记中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定赴渝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1937、1938两年，蒋介石实行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努力抗战，毛泽东比较满意。在延安作报告的时候，给过蒋很高的评价。但是，1939年，特别是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对蒋的印象就愈来愈坏。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8月16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文，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为：解放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部队退守西南，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则深入敌后，因此这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方案。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通电报，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当时，美国正在调派飞机、军舰，向原为日军占领的地区运送国民党军，毛泽东曾一度雄心勃勃地计划在上海、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大城市。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当晚，他夜半醒来，反复思考，推敲词句，于20日再致毛泽东一电，声称“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接着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批评、责问之后再给朱德戴高帽子，声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领袖，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电报最后重申邀请：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收益百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电报的这一段话写得情词恳切，似乎不容拒绝。不过，毛泽东仍然不想遽尔应邀。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周作前驱，作“侦察战”，了解蒋的意图，自然再合适不过。蒋介石看到毛泽东仍然不想来，于23日再次发电邀请：
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现在蒋介石是三电邀请，毛泽东似乎不能再次推拒。其间，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但是，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所有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在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期间，赫尔利大使也曾两电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Wedemeyer，Albert），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同日，他和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28日，毛泽东由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初谈不顺
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27日日记云：“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28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2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机场，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毛泽东等来渝前，中共中央曾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这六条，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皆应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绝，但须有确定前提。”8月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个“三原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确定前提”。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约谈一小时，蒋自称属于“普通应酬”。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9月3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主要内容为：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
毛泽东所提十一条中的“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等内容，蒋介石自然满意，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十等条，批评其为“要求无餍”。9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
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
4日晨5时，蒋起身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听取昨晚与周恩来谈话经过。蒋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叹息“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他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二、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
三、拟改组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在国民大会产生新政府后，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国民党1927年执政后，长期实行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党治”，因此受到国内外各阶层的严厉批评。1936年，国民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政府，宣称将通过此途径“还政于民”。除选举代表1200人之外，国民党的中央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并直接指定代表240人。由于这批代表是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下产生的，又事隔多年，中共主张代表重选，蒋介石则主张增补、调整，坚决反对重选。
按蒋的想法，要将毛泽东的提议从速公布示众，但张治中等认为为时过早。同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毛再次直接商谈。从9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至10月8日止，双方共会谈13次。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三人，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牢牢掌控谈判，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
9月8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
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
9月12日正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到林园共进午餐。日记云：“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
9月13日日记云：“嘱毛泽东访魏德迈。”
9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共毛近来从容不迫，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
9月17日日记云：“正午，约毛泽东、哈雷照相谈话。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对余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其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数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也。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9月20日日记云：“目前最重大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功，皆在于此。”“不能不为国相忍，导之以德，望能感格也。”
9月21日日记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晚与哈雷谈共党问题，示以军额最大限为廿师，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矣。”
9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云：“中共阴谋与野心虽被阻制，但险象仍在，不可稍忽，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则惟置之不理，任其变化，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虽然笑脸相迎，但内心却充满敌意。
谈判中，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于9月8日对写了一份书面文件，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其第一项称：“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项称：“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项称：“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其他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参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严禁特务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国民党代表都表示“自可考虑”，或“自无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当时，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20师为最高限额。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中共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
蒋介石的心态发生180度大变化，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
西昌，当时西康省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于汉。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下榻当地名胜邛海。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花笑山明之地，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反复考虑“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2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共之罪恶”六条：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己、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将中共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令、军令之下，而中共则坚持独立自主，力图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双方虽共同对敌，但彼此间又充满限制和反限制，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从上述蒋介石列举的“罪状”里，人们不难看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积累的对中共的误解有多深，扭曲有多严重，仇视有多强烈。
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忙碌，笑着说：你到西昌来哪里是为休息呀！蒋介石没有解释，但他心想：“孰知余此来，比之平时之思考与工作更为迫切而急要也。他日统一如能告成，或得之于西昌游程中也。”蒋接着写其所谓中共“罪状”：
庚、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联盟，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亚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写到这里，蒋介石特别补充了一句：“以危害国家、破坏国家之事实，应略举要点述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介石兴有未尽，还要写下去。
蒋介石写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无所为而为”，显然，他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作准备。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
当时，蒋介石既要依靠美国，也不敢得罪苏联，甚至还想讨好。例如，在伦敦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上，英、美、法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重庆国民政府则“中立”，“对俄表示同情”。自然，蒋介石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能不将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可能反应想清楚。
10月1日，蒋介石见到了中共提出的一份“公告稿”，其中提到毛泽东来渝的安全以及赫尔利的保证问题。蒋介石看到这篇“公告稿”以后，十分反感。日记中写道：
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不思哈雷即使为其保证，亦已失效也。盖哈雷保证共党统一团结提议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次此为内政问题，无论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对内乱犯之处治，而且哈雷回国之前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投降时，可由其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直接解决也。
蒋介石要扣留并“审治”毛泽东，赫尔利事前的保证是一道不能回避的门槛。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找解脱，力图证明，他的举动和赫尔利的保证没有冲突。
1936年国民大会的代表选出后，由于第二年抗战爆发，代表大会一直未能召开。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便于1945年元旦宣布，可以不待抗战结束，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政府，以使其统治合法化。同年3月1日，蒋介石又向宪政实施协进会宣布，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毛泽东到重庆后，中共在谈判中除主张国民大会代表须重选外，当年制定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五五宪法草案》等也都须修改，召集大会的日期须延缓。对此，蒋介石都强烈反对。10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
共党反盗为主，其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犹在其次，而且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甚至实施宪政之日期与依法所选举之国民大会亦欲彻底推翻重选，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
想来想去，蒋介石“审治”毛泽东，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几乎难以遏制了。
龙云长期统治云南，形成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早就想解决龙云，其办法是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他从昆明老窝中调到重庆。但蒋介石又担心龙云不肯入彀，作了武力强迫的准备。10月3日，杜聿明的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龙云的滇军仅有小反抗。蒋介石很高兴，认为龙云“经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命乎”！几天之后，龙云被迫到重庆接任新职。
龙云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思绪再次回到中共问题上。当时，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10月5日日记云：
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只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读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一段日记中的“不有此事”一句中的“此事”二字，显然，其内容就是扣留毛泽东，“审治”毛泽东，和共产党决裂，掀起剿共战争，“根绝共匪”。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
毛泽东在重庆，如鱼游釜内，有点“悬”了。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等“胜利勋章”，并且礼送回延安然而，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
10月6日，蒋介石反省上周作为，觉得龙云问题解决，西南巩固，“建国已有南方统一之基础”，“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日记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期，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10月8日，正午，蒋介石宴请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两党谈判情况。当时已经有了一份《会谈纪要》的初稿，准备公布。吴稚晖反对发表这份《纪要》。关于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会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蒋介石只能宣布休会，另加研究。会后，蒋介石审阅《纪要》，采纳中常委们的意见，作了部分修改。又派叶楚伧去做吴稚晖的工作，说明这是将中央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的方针明示中外，可以体现中央“仁至义尽”的态度云云，吴才同意公布。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继称：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
这段话，蒋介石觉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窝子，毛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由周恩来起草，是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也是双方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纪要》宣布，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纪要》并称：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其他双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条文有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毛泽东后来曾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如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表示愿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则表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双方意见趋近。有些问题，双方争持不下，如“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坚持代表重选，延缓召开等主张，国民党则坚持原选出之代表有效，名额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国民党均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继续商谈。《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受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又加进了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功绩。“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领导人心理，自作聪明，昏谬可笑！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访问毛泽东，为其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觉得毛泽东可能“另生问题”，但仍然表示欢迎。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10分钟。会谈后，毛、周同蒋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毛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由于蒋早就宣布，要在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气得在心里狠狠地咒骂毛泽东。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蒋还向毛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向毛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除重复前几次谈话要旨外，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毛泽东则答以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通过抗日战争，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9个解放区，拥有1亿多人口。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口处于中共统治之下。
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重庆各界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共约500余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谈话：“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对到重庆后可能的危险作了最充分的估计。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他估计，“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8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12日，蒋介石回想他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日记云：“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介石一生作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
第三章 谈古论今
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
晚清名将左宗棠收复新疆核心提示：晚清时局多艰，也造就了众多英雄人物。左宗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件，其中收复新疆令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容置疑的民族英雄。三次会试名旁落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左宗棠四岁开始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他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
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三试不中，左宗棠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似乎并不甘心就此隐世。23岁新婚时，左宗棠写下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志向才干为人重1830年，左宗棠拜访长沙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贺氏“以国士见待”。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非常喜爱左宗棠，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俩还结成了儿女亲家。1837年春，左宗棠的同乡——两江总督、经世致用派代表人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看到县公馆的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印心石牵涉到陶澍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后“激赏之”，经知县引见与左宗棠见面。
陶对左“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左宗棠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澍欣然应允。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后曾绕道拜见陶澍。临别时，陶提出要将年仅五岁的独生子陶桄许给左宗棠为婿。左宗棠开始任陶桄的教师。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在这里，左宗棠开始接触军国大事。1838年，陶澍逝世。左宗棠继续教导陶桄。陶澍女婿胡林翼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当为近日楚材第一”。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家读书的左宗棠。左宗棠在夜里急匆匆前去拜见，结果由于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见面后，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林则徐与左宗棠长谈，并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他。林则徐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望着年逾花甲的林则徐，左宗棠的眼睛湿润了。后来，在征战新疆时左宗棠没有忘记带上林则徐赠送的地图。临别，林则徐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左宗棠以对联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林则徐回到福建后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林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咸丰开始关注这个人才。寄身湘幕露锋芒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入湘，长沙危急，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力邀，到巡抚衙门参赞军事。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只好撤围下岳州而去。张亮基因战功升任湖广总督，不久又调至山东，左宗棠均相随。后来，张亮基遭满人胜保弹劾而罢官。左宗棠返回湘阴继续过着他半耕半读的悠闲日子。
1854年3月，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其时，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民连连举事，此起彼伏。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械、船只等。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
不久，湖南“内清四境”——石达开被逼出湖南；“外援五省”——为在鄂、赣、皖等省前线作战的清军调拨粮饷、军械、船只。1856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有功，被封为兵部郎中。1859年，左宗棠恃才傲物得罪了永州镇总兵樊燮。樊燮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下令湖广总督官文处理，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朝廷很多官员都为左宗棠说情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写了一道奏疏，提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咸丰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边平乱边开洋务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奉诏以四品京堂衔候补，随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组建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被封为一等恪靖伯。随即，左宗棠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2月将二人歼灭于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
1866年，左宗棠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1867年，左宗棠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围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陕甘任间，左宗棠继续从事洋务，创办兰州制造局（即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即兰州机器织呢局），后者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抬棺出征战沙俄1864年6月，新疆库车爆发农民起义，建立热西丁政权；7月，和田建立帕夏政权；10月，伊犁建立苏丹政权；1865年1月，浩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一带）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3月，乌鲁木齐建立清真王政权；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在这种局势下，清廷内部爆发“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
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他还说：“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他认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光绪元年（1875）同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拥有筹兵、筹饷和指挥全权。左宗棠受任后，立即准备进军新疆。光绪二年（1876）二月，左宗棠移驻肃州，就近指挥新疆战事，各路大军陆续西行出关。
六月二十一，西征军夜袭黄田，开始收复新疆战役，继而攻克古牧地、乌鲁木齐。九月，西征军收复玛纳斯，北疆平定。次年三月，西征军挥师南下，先后攻克达坂、吐鲁番等城。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二日（1878年1月4日），西征军肃清和田之敌，取得完全胜利。左宗棠以公由一等恪靖伯晋为二等恪靖侯。左宗棠随即致力于收复伊犁。时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事，及《里瓦几亚条约》成，失地丧权，举国震怒。左宗棠愤然说：“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审时度势，他认为只靠外交必不能收回伊犁，应“先之口舌，继以兵戎，事无不济”。于是，在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时，左宗棠在新疆备战。光绪六年（1880年）春，左宗棠定出三路进兵伊犁之策。同年四月十八，左宗棠携棺木出关西征，以示与沙俄决一死战。
甫抵哈密，左宗棠忽获廷旨，谕其立即回京，“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保荐刘锦棠继任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在新疆注意兴修水利、筑路、屯田、植树等等，建议以新疆建省，意义深远。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在林公像前默默悼念。他写了幅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壮志未酬身先死1881年夏，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84年6月，左宗棠奉召入京，再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左宗棠奉命督办福建军务。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这个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下诏谕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有个叫杨昌浚人写了一首诗歌颂左宗棠的功绩。左宗棠戎装像次年正月，曾纪泽谈判后，签署《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
毛泽东为啥亊而震惊
党中央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全国人大根据需要也制订了适合各种行业的法律，共和囯的行政部门又根据各自的行业在贯彻实施上级的规则中，又出台了相应的规定与解释。其之多已打破吉尼斯记录，位于世界首一。规律一旦形成就有了约朿各级政府组织及公民的行为，这对于加強维护“以法治国”的尊严，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有力措施的行为保证。对于教育公民自觉遵纪守法，长治久安稳定社主秩序，是无可非议的。
从上行为看出党中央与制订法律的政府部门配合的很紧密，作到了政令畅通，充分体现了党的宗旨是；以党为公，执政为民已落实在行动上了。对于支持国内的经济发展，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等有了百分之二百的保障。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也是党中央未辜负无数先驱者的遗风余韵。
上访与信访是公民和法人与党和政府之间沟通的唯一渠道，也是反腐倡廉支持公平，正义维护稳定的必由之路。最近几年，全国人大为了充分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又俢订了有关不适应现时的法律；国务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內，为维护双方的正当权益又制订了【信访条例】等法规。
有力的措施能缓和公民与政府部门的矛盾。因此，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与公民积极协商解决出现的矛盾，防止问题的扩大。
访民是耒源于政府的基层严重腐败糜烂的产物。上访就成了法律赋于公民的权力，也就是规则的按排。当有強权的执法者违反规则后，只要公民与法人提出异议，主管的政府部门就应当依法予以监督，纠錯。分清是非，依照规则的约朿力去履力承诺的职责。应该及时合理解决民众中存在的疾苦之声，落实规则的承诺取信于民。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法”的解释；“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制定并认可，受国家強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的总称，包括法律，法令，条例，命令，决定等。”
可是，在实际的操作与运行中，制订的规则成了挂在墙上的风景画，只能看，不能用；是猫咬尿泡空喜欢，治表不治夲在画饼充饥，失去了具有強制力保证执行的功能。成了上，信访人在水中捞月；实际信访只仅是给邮局增加了业务量，又是给反映问题的政府部门增加处理废纸的收入，信访人怕平信收不到，大多数是花了加倍的鈛用挂号或者邮递快件，有查询单证明信已寄给有关部门，恳求反映的问题政府的基层单位不作答复空忙一场。只能去给火车，汔车告油，通过上访达到目地。可是，上访从表面上耒看各级都很重视，有领导的接待日，但实际上又有那个正职领导去自找麻烦亲自坐台接访呢？甚至群访约好的领导不到场也不足为奇！政府部门参加接访的均是从下面抽上耒不拿事的人员在应负差亊，偶而碰上副职领导也不能说个所以然。递上去的烟接哩，提出的事不管。把公民与法人的正常依法上访与伩访作儿戏，当足球踢，有的完全置至不理。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无形资产在流失。所以，无处伸冤的人就对政府产生了对抗情绪，隨着时间的推移积怨已成堆，上访的人也就自然会递増。明知层层包疪，但又不愿放弃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年月而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问题呢？应该引起上层领导的高度重视。
现时中国法治现状是；三大法律原则，宪法给外国人看，法律服从內部规定，內部规定服从领导指示；三大基夲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三大诉讼规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关糸；三大基夲状况，囗头严格执法，行动普遍违法，行为选择执法。
中国缺的不是法律，而缺的是法律的尊严与监督。
扶危济困是中国人不容置疑的道德观，政府应该履行自制公平，正义规则的承诺职责。有了政府的规则，公民认为审判，处理问题不公等，有冤才去上访。
当法律成了装钸社会的摆设后，法律的恶果就要大于其罪恶的夲身。“以法治国”的法定无形打了折扣，成了“以权治国”荒谬的成了愚弄公民的导具。因此，就出现了亿万网民对政府的行为提出了质疑。同时，出现了中，省，市各级信访室门前排队是建国以耒空前未有的。值得深思的是；60年低标准时人们为填饱肚子，穿不上衣服拿着政府发的日用品票在商店门前排队，为解决温饱。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耒，人们休养生息，现己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如；人们为何仍要天不亮背上干粮拿着法院，盖有国微的大红印的法律文书文书在监督审判工作的政法委，人大及法院信访室门前排队呢？
公民的充分参与是政党防止消极腐败危险的法宝。但是，寻找到有关主管部门却讨不到个说法，有強权不讲理的政府官员说他【她】们是在无理取闹。蹊跷的是；但凡在上级机构上访时又派人去盯稍，截挡，欧打，遣送，关进黑监狱。把上访人逼上绝路，眼下国内那里又有讲理的地方呢？挨了打的上访者身上带着流血的伤口，忍看鉆心的疼痛，驮着沒挨打的又再次受到制载。忍受着非人的艰难，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牙缝里省，挨冻受主斩，奔跑几年，甚至十多年，用热脸去蹾那冷屁股。无果走上了极端犯罪的上访人己为数不少，直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导致魚水关糸转变为敌对关糸，把我们的社会置于矛盾的火山口。是上逆法理，下违民心。有法不依的行为给整个中国政府的脸上抹了黑。真的不可思议！他们为何要在构建“以人为夲”的社会中，领着公民用血汗创造換耒的高额奉祿，身为公务员而失去了人性，惨无人道再二再三的祸害无辜的衣食父母呢？
有法不依，等于无法！
阴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成这个社会的专利。人民网原专门设有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了解民生的留言版，中央网络电视在中共十七届六中会前，又开设了给总书记捎封信及有亊问总理的博文版，笔者有一位朋友因一件民亊案，法院己九审撤銷了六份盖有国微的法律文书，证明这六审是再枉法做案裁判。未撤的三审有两审同出一辙仍在违反法定程序，市，县法院互相推诿，不依法定程序及时审理，规则未赋于其管理上访的权利与职责，县法院怕影响自己的政绩，却几次要他写岀书面保证不能再上访。叫人见笑的是；法院并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已作出了九封法律文书。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旅行转了三圈又回到原审地。这次审理仍违反最高院规定的法定程序，又不让其上访。夲案于2009年已列入中央综合治理督办案件内，沒有听说中央的综治委解散，但现在问题沒有人管。另一条是医疔侵权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笫119条；“侵害公民身体造咸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该人己被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认定为；视力【盲】残疾二级。被吿篡改病历法院四审不予查认，只认自己伪造的证据掩盖事实的真相。【民法通则】政府沒有宣布作废，在法院不起任何作用失去了具有強制力保证执行的效力，损害者得不到救济，违法者却逍遥法外。在给最高院的再审申诉中，依据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笫58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錯；（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肴销毁病历资料”。今年3月初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10月14日又用邮递快件经邮局寄一次，至今两访二信连受理与不受理都不给以回复。其现已不能自食其力，但又不知残疾是因何而致！两案都是经一审审委会决定，仗权欺民都未逃过司法腐败的劫难！上述落井下石的行为不知是国家的公务员在玩弄权术？还是一伙不懂人事的顽童在捉迷藏游戏？蹊跷的是；幼儿班的儿童在老师布置的做业中，不懂的作錯上几道题，懂的还要作对几道题。而已出具了四封法律文书的三级法院的十多位法官及撑有生，杀大权审委会的理解水平连学前班的儿童都不如？这不就让人见笑了吗？在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四级名曰的人民法院，启动再审难，想维权更难。真，假，是非不分堂而皇之的人民法院，都不依法秉公执法办案，其他部门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华五千年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文明史，已进入了经几级法院审理的案件登记在册“以法合理寸步难行，枉法裁判走遍天下”尴尬的作案进入了司法腐败的社会保险拒。在损害者原流血的伤口上撤上盐，又把其无辜的囚进司法腐败的铁笼里，由损害者磨好了规则赋于维权的“尚方宝剑”递给法院，其当作屠刀任意去宰割新的伤口！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把眼给治瞎了，胸挂天平审判微的法官把心瞎了，才出现了一场诉讼一场寒！
法纪不彰，任何人都会受到伤害。
胡总书记曾说过；“群众利益无小亊”。两案存在的有法没处依，有冤不能伸，在网上给两版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综治委，人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与法制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政府在陝西设的上述分设单位及领导分别都跪拜过，先后发过三十多封均是以申诉与控吿信，都成了泥牛掉进大海。曾去北京上访两次其中一次被押送回，反映的两案枉法裁判问题未有一案，政府部门至今过问。当上下级的言尔无信己形成了层层包疪的链条，违反民意，欺压人权！上访和信访又能起什么作用？一个殷实的小康之家，被几级法院人为的折腾成了债台高筑，房子漏雨。08年又遭地震土墙裂缝，危在旦夕沒鈛維修；同村同令的青年都娶妻生子，他不能履行父愁子妻的义务；无因患上的眼底出血，糖尿病与高血压无钱治疗，面临家破人散，精神已奔溃。这就是依法维权真实的悲惨下场。这样下去真的不知该怎么办……
目前政府的“以法治国”真实状态，是处在一个发展而衰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笫42条笫2款；“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及笫127条笫2款；“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目前，这些规则反而成了上访者的者的误导，只能是在雾里看花，看得见无处落实兑现的窘境。连统治中华民族的大法在执法的政府部门都行不通，上访者在漫长岁月里，艰难的困境也会不想而知。
默认就是纵容，默认就是帮凶！
人制法，法制人，人又在制人。中国的法律在特定的情况下起作用，非特定的情况下苍白无力，失去了神圣的尊严根夲比不上一张柔软的卫生纸实用！
面对国內转型期产生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通，物价不稳，腐败成风；怨声载道，给社会増加了不稳定的压力的现实，正如囯歌所述；“中华民族到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我们曾面对镰刀与斧头在无数先烈用鲜血染成的庄严党旗前宣誓过的共产党员，有朝一日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又有什么脸面去见抛头颅流了血的先烈？
不论是公民的维权，还是不避艰险的上访，都反映了是对政府提倡公平正义的呼唤和追求。因此，必需立刻要弄清“怎么看”更要明确“怎么办”？对社会的各种关切，我们需要认真的应付，更需要积极的行动；深入了解民情，倾听人间沉没了的声音。依规则为根据化解民怨，减少构建和谐社会的压力。首先从转变高层的领导作风作起，取信于民，言行一致，落实各自的入党誓言，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人。其次舆情应走向问题的破解，从“怎么看”应迈向“怎么办”？是关糸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与社会能否稳定的发展？并已涉及到民生不可忽视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凡颁布的法律与法规就得兑现，不能打折扣。不怕社会上的黒，单怕黒沒有人管。治国应当先治吏，治吏务必从严！具有強制力保证执行的规则，在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仍在飘杨着，它就成了维权者的误导，这不就成了怪事吗？
何不用（党章）中约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惩治腐败耒化解这一顽症！
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明确肯定；“沒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在记念日耒临之时，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缅怀他老人家为中华民族做出卓越的丰功伟绩。为领导中国共产党推倒压在四亿儿女头上的三座大山，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牺牲了六位亲人。建囯后，曾利用身边的警卫员，回家探亲时要求各自深入到的农村，城市了解民意。毛主席为了巩固政府与人民的魚水关糸，已踏出了一条生路。如；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蒲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李庆霖给老人寄了一封反映知识青年下乡后，生活存在的实际问题的信，毛主席阅读后，感到震惊了，立刻指示党中央派出了十二个知靑问题调查组，奔赴山南海北，奔赴平原和山区，到袓国各地调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情况。老人家根据汇报上耒的调查情况，给李庆霖亲笔回写了一封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亊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隨后，这封信被中共中央以（1973）中发笫21号文件下达，全国各地立刻掀起了学习贯彻笫21号文件精神高潮，并联糸实际解决了知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使知青能够与当地社员同工同酬，住房，医疗，推荐招工，招生等条件都得到了合理的改变。
在贯彻落实21号文件中，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曽经欺压，贪污，挪运经费，毒打知靑，以权谋私的违法分子，无一幸免都被关进班房，同时还处决了一些领导干部利用党和人民给权利強奸女知靑及流氓犯罪分子。有力的落实了知识靑年上山下乡中央的战略决策，一箭双鵰，既解决了政令不通的问题又维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是党史的首例，杀一儆百用一个非党员仅是公民的耒信签发成中共中央文件为民分解忧愁。实属少见。
在国际上也未曾出现过，应属独一无二值得借鉴。
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需要深思的是；同是一个政党，为啥当今的信访不起作用，上访又被当地派人盯稍，堵截，欧打，遂级押解遗交，关进黒监狱！到底是政府部门在有法不依？还是上访者无理取闹？又有谁耒评判这一是与非？
他老人家是一个名符其实永留千古的优秀共产党员，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装在心里，时刻牵挂着人民的疾苦。
毛泽东的时代，真实的体现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的高尚精神风范。胡鍀涛总书记曽指出；“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科学论断，怀念他老人家有智有勇，沉着冷静，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陝北时仅剩三万余人要吃沒粮，需穿沒衣。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不向边区的民众收取过量的苛捐杂稅，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用小米加步枪依靠民众的有生力量，指挥打败了有洋枪洋炮的蒋介石八佰万军队，建立了新中国。毛主席虽然己去世了三十四年，但老人家爱民的精神风范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毛主席为啥说“贪污浪费是极大犯罪”？
眼下，人们很少谈及“补丁”这个词了，甚至早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温一下那个“补丁”年代，“补丁”精神还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多少启示！“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个勤俭节约的代名词，记录着多少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些生动、朴实、感人的故事。这绝不仅仅是一句说起来很轻松的顺口溜，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人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特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待节约的态度，是那么认真、端正、一丝不苟。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节约的问题上，从不空喊，也不唱高调，更不摆花架子，只是默默地去做，人人从心底痛恨浪费，伟人们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中央电视台最近播出的《艺术人生》节目中，电视剧《毛岸英》的导演刘毅然在接受采访时说，该剧的拍摄真实度很高，相当一部分实景都是在中南海里进行的，他亲眼目睹了主席生前所穿着和使用过的物件，几乎全带着补丁。主席的一双皮拖鞋打了70多块补丁，老人家的睡衣居然有100多块补丁，这些要不是导演亲口所言，谁相信这样一位领袖竟如此的节俭与朴素，但这千真万确。
几年前，据曾任毛泽东内务总管的吴连登回忆：“那时，主席的衣服旧了也好，破了也好，毛巾等物品也是一样，他都要让我们为他反复缝补。到了我管主席家的时候，好多东西就很难补了，没办法。一件物品已经是补丁摞补丁，再拿到外面补，确实让人感到很为难。有时把主席的衣物和洗脸用的旧毛巾什么的，送到总后服装研究所去补，回来后没用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我们总和洗衣房的工人讲，这些东西一定要人工洗，千万不要用洗衣机。后来工人们就用一个大盆，水里洒上肥皂粉，将被洗的物件泡上一段时间，用手慢慢按，洗好后，从盆里往出拎时不能过猛，拧时劲还不能过大，不然拎上来就可能又出现一个大窟窿。记得，对这些不好对付的物件，只得采用特殊的办法，就是用网兜将它们兜起来，把水控去，再打开晾干、缝补、熨平。”
就在全国人民正面临着最艰苦最困难时期，毛主席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反对虚荣，痛恨物质享受。”这是毛泽东坚持一生的原则，在他身上始终体现着中国农民的质朴，在他那一代的中国官员中，几乎成为了共性。我们的人民也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之高的境界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感染着，他们个个牢记毛主席他老人家“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那句话，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认认真真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当时人们那种对待节约的态度是真诚的，质朴的，发自内心的，言行高度一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话字面上似乎指的是穿衣，实际不然，它已深入到人们生产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衣被也好，用具也好，工具也好，统统都是反反复复地使用，缝缝补补成为了人们的一种习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那时不知有多少人亲自拿起针线，拿起修补工具，参加了缝缝补补的这支浩荡的队伍，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利用资源，千方百计拉长资源的使用周期。
不光是衣服打补丁，身上的其他地方也被补丁包围着，帽子、手套、鞋、袜子，甚至腰带都打着补丁，只要还能穿，还能戴，还能用，就尽量再缝再补。眼下“袜板”几乎见不到了，早年谁家都有几个“袜板”。有大人的，孩子的，大脚的，尖脚的，袜子破了一定要补，因为袜子穿在脚下，更没那么多讲究，每双袜子都是补了再补。看吧，妇女们坐在街上聚拢聊天，十个有八个都抱着袜板补袜子呢。人们生活起居用的被子、褥子、枕头、毯子、毡子、炕席、凉席、门帘没有一件逃过打补丁的。小孩子们上学背的书包，用的手帕，捎干粮的小布兜，也都打着补丁。回想起那个睁开眼就是“补丁”的世界，我一点也不感觉有多不顺眼，心里倒是觉得很亲切，特别怀念当时的情景，因为那是一种质朴的美，一种清纯的美，一种自然的美。人们的心灵因此而变得如此的纯净而高尚。
如今我们的物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身边所用的物件，已不再没完没了地缝补了，但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永远是我们的传家宝，追求节约不是非要回到那个年代，非要“缝缝补补又三年”，而是要树立和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要知道中国的资源对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并不充裕，国情不允许我们挥霍和浪费一点。眼下大力推行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一切都要厉行节约，节省能源。我们真的该从点滴做起了：再不要“一桌人，点两桌的饭了”，也不能“散会后，桌上又是一大片半瓶的矿泉水了”，更不能“公家的油公家的车，不烧白不烧，不开白不开了。”说句实在话，我们这点家底，禁不住如此的大手大脚！
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把浪费归于犯罪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再让我们记住一位名人说的话吧：“不珍惜和节约资源的民族，是早晚要吃苦头的民族。”
毛泽东为啥每次资助他人都是300元
读到网上争议“谁有权支配毛泽东留下的巨额稿费”这个问题，我想起了毛泽东生前老人家多次动用稿费资助他人的故事。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那时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直到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李庆霖：“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伟大领袖给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央红头文件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传达，所以李庆霖也成了名人。直到今天，李庆霖家中至今保存着他当年趴在上面给毛主席写信时的竹桌，而毛泽东寄给他的三百元钱，至今也还存在当地的储蓄所里。
像这样的事情，毛泽东的一生中还有很多次。1953年，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小名胜五）**看望毛泽东。分手时，毛泽东赠送生活费300万元旧币（折合现币300元）。1954年，湖南一位叫伍如春的老先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位伍老先生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毛泽东同窗，他们都是很要好的同学，毛泽东曾动员他一块闹革命。然而伍如春念及家中妻小，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当教师了。伍如春的信中表示家中生活困难，还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为“云儿助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车薪”。毛泽东看了以后，随即回了一封信：“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聊作杯水。”这300万元钱是人民币旧币，其实就是300元人民币。信中的“云儿”是伍如春的儿子伍云甫。虽然伍云春默默无闻，他的儿子伍云甫却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解放后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侯补常委、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因为伍如春的信，毛泽东在1955年春节团拜见到伍云甫时还批评他为什么不给老家寄钱。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是清华大学毕业，做过清华学生会主席和全国学联主席，后来成为国家体委主任已是后话。
类似这样的求助信毛泽东还收到过不少。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复信给罗哲烈士（湖南株洲人，20年代曾随毛泽东从事农**动）的妻子曹云芳，信中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1957年5月，毛泽东和杨开慧当年保姆陈玉英的女儿孙燕（学名孙佩君）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帮助解决初中毕业后升学问题。当年6月8日毛泽东复信：“佩君同志：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毛泽东”。
1962年2月，毛泽东的前儿媳（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与空军飞行员杨茂之结婚。举行婚礼时，毛泽东手书了《咏梅》、《三打白骨精》相赠，还附送了300元钱，说：“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1962年7月，长沙市税务局干部张人价和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教授张人惕致信毛泽东主席，向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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