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通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段立生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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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通史试读：

前言

参加学术会议，被西安外国语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聘为客座教授。我利用跟泰国的老关系，让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在云南大学设立了泰语水平考试的考点，大大方便了学泰语的中国学生。我们开通了中、泰学生相互到对方国家留学的渠道。正当我饶有兴致积极工作的时候，又收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广勇编辑来函，邀请我写一本《泰国通史》，作为世界历史文化丛书之一出版。这正好与我的想法一拍即合，大概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他的主要著作是70岁以后才写的。这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今年正好进入古稀之年，看来今后还可以再写点儿东西。

从2013年9月开始写《泰国通史》，到2014年7月完稿，写作过程还算顺利。这主要得力于以前的史料收集。我们知道，13世纪泰国素可泰王朝建立以前，还没有泰文，更谈不上用泰文记载的历史。素可泰王朝是泰族摆脱高棉族统治后建立的第一个国家，但泰国历史并非始于素可泰王朝。根据中文史料的记载，在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现今泰国的版图内曾出现一些或大或小的城邦国家，构成泰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公元1—2世纪开始，中国就与这些古国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开始用中文记述这一地区的情况。中国史料填补了前素可泰王朝时期的历史记载空白。由于泰国本身的历史学者和一般民众不懂中文，因此他们对前素可泰王朝时期的泰国历史知之甚少。他们所获得的一些零星历史知识，完全是从西方人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比如说，霍尔的《东南亚史》（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n）就提到了许多东南亚的古代国家，其中包括在现今泰国版图内先后出现的一些城邦国家。霍尔的资料来源，大多依靠中国古籍的记载，即来自一些西方汉学家的翻译介绍。而这些西方汉学家虽有较深的汉学基础，却不能像中国学者那样通读浩如烟海的中文史料，也难免对古代文言文存在一些理解的误区，因此他们的翻译介绍不可避免地留下遗憾和瑕疵。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占有先天的史料优势。

除了《二十五史》和大量的私家著述外，保存在北京故宫的《清史档案》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珍贵史料。比如说，泰国吞武里王朝时期曾与清政府有许多公函往返，对揭示这段时期的历史真实弥足珍贵。本书收集的许多史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笔者通晓中文、泰文和英文，当然也是一种语言优势。加之我在泰国生活了10多年，基本走遍了整个泰国，具备了关于泰国的人文地理优势。我用实地考察对照史籍记载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往往可以发现一些被人忽略的细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在这本《泰国通史》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尽量发挥自身的优势，克服作为一名外国学者的不足，争取写一本颇具特色的有别于泰国学者的著作。虽然有这种雄心，但未必能达到这个目的，盼编辑和读者不吝赐教。段立生2014年7月9日于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

第一章 史前时期

由于泰国史前时期的资料十分匮乏，我们只能依靠考古发掘报告。

一、班清文化

班清文化是泰国史前文化的代表。

班清位于泰国东北部乌隆府依旺县，“班”在泰语里是“村子”的意思，班清（Ban Chiang）即清村。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里发现了泰国史前文化的遗址。1966年，美国青年史蒂芬·杨（Stephen B.Young）到泰国东北地区旅游，来到一个名叫清的小村子，无意中在地上拾到几块碎陶瓷片，上面奇特而美丽的赭红色纹饰使他爱不释手，陶质的古朴也显示出年代的久远。尽管这位美国青年研习的是法律专业，对历史和考古学的知识懂得不多，但他还是把这几片陶瓷带回曼谷。值得庆幸的是，他父亲是当时美国驻泰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于这层关系，陶瓷片很快被送到美国，经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专家用碳14等方法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3600—前1000年。这个结论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因为谁也没料到在东南亚地区会发现这么悠久的史前文化。紧接而来的是泰国和国外学者蜂拥而至，对班清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班清发掘现场

1967年，开始了班清的第一次发掘，由泰国艺术厅负责，依靠泰国的考古学家进行。

1969年，一位名叫泰锐·马尔斯（Teary March）的美国学者对乌隆府那干县进行了发掘。

1972年、1974年和1975年，泰国艺术厅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地下发掘，发掘面积达180平方米。特别是1974年的那次发掘，为了扩大对班清文化的了解，还把发掘地址扩大到班清以外的另外3个村。

1972—1973年，泰国艺术厅又组织国内力量对乌隆府南颂县、那干县及莱府和廊开府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发掘和野外考察。

1974—1975年，新西兰奥它格大学（University of Otage）学者对莱府、乌隆府和老挝部分地区进行了野外考察。

但是，自1975年以后，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学者不能像以往那样自由进入这一地区进行学术考察，迫使班清的发掘和考察不得不终止了一段时间。直到1983年，泰国艺术厅才获得机会恢复与新西兰奥它格大学的联合研究计划，对夜功河上游及乌隆府西部地区的公帕哇丕县进行普查和发掘，以寻找班清文化的分布范围及界限。

1983—1985年，泰国学者索姆素达·拉达尼（Soamsuda Rattanin）又到乌隆府西部考察和发掘，目的是寻找新的证据，解答班清文化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综上所述，先后共进行了9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野外调查，发掘出来大量的人体骨骼、陶器、青铜器和铁器，成为研究班清文化的实物佐证。1.陶器

陶器是一种用泥巴塑就的史前文明。一堆潮湿柔软的泥巴，经人工制成各种形状的器皿，火烧过后，变得坚硬，盛水不漏，盛物不丢。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它使人类从单一依靠石材制造器物的时代中走出来，进入到陶器、青铜器和铁器的时代。陶器还改变了人类的烹饪习惯和生活方式，从此人类不仅仅用火烧烤食物，还懂得对食物进行蒸、煮、炖、煨。陶器还改变了丧葬习俗，发掘出来的许多班清陶器便是用来存放死人遗骸或骨灰的瓮罐，称为“瓮葬”。

班清出土的陶器，说明当地居民于5600年前就懂得烧制陶器，并在上面绘制精彩的纹饰，既有一挥而就的赭红色花纹，也有经过精心构思的几何图形。美丽的图案与抢眼而又赏心悦目的色彩相搭配，使陶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红陶

这种用泥巴烧制的陶器传递着史前文化的符号。从红陶、白陶和黑陶的胎质、形状及纹饰，可以看出它们的制作工艺及用途。

泰国学者素姆索达·尼亚瓦尼博士（Dr. Soamsuda Leeyawanich）在其著作《乌隆府地下发掘的陶器》中说：最下层土层发掘出来的是矮罐，表面饰以绳纹和刻纹。此外还有存放儿童尸骨的颈口是刻纹的大瓮，绳纹的长颈瓶，广口瓶，底部系圆形的绳纹陶，肩部为刻纹和彩文混合的陶器。中间一层出土的陶器代表中期的班清文化，计分为三种类型：（1）底部圆，肩部隆起成脊；（2）底部突出，饰以刻纹或彩纹；（3）陶质洁白，肩部隆起，底部突出。或者肩部隆起，底部或尖或圆，陶口涂以红泥。在中间土层出土的陶器的纹饰，跟距班清2公里远的沃姆盖村（Omkei）出土的陶器纹饰相似。学者们断言，两者之间当有联系。最上层出土的晚期陶器，亦明显地分为三类：（1）白陶上绘红纹；（2）红陶上绘红纹；（3）陶胎上涂以红泥釉。

美国学者怀特·爵斯·西（White Joyce C.）参加了班清的发掘，他将发掘出来的陶器分为3个时期：（1）早期，大约公元前3600—前1000年。有盛儿童尸骨的瓮，为绳纹，肩部有刻纹。此外还有一种长颈的陶器，颈上饰以刻纹或绳纹，外观呈筒状。至于外形近于圆球形的陶器，其肩部常有刻文或彩绘。（2）中期，大约公元前300—前200年。为白陶绘红纹或红色的泥水陶釉。（3）晚期，大约公元前200—公元200年。

不同时期的各种陶器大部分用于盛尸骨，相当一部分陶器保存良好，即使是破损的碎片，也可根据纹饰及外形将其复原。

专家对班清陶器的纹饰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归纳为下述几类：（1）单螺纹。（2）双螺纹。（3）中国式的工字纹。（4）钩形纹。（5）蛋形纹。（6）蛋形重叠锁环纹。（7）波浪纹。另外还有牛、鳄鱼等动物的写实图案。

班清陶器纹饰的制作有固定的程序，通常采用刮、划、刻、刺、压、滚等方法。刻、划是用刀具在泥胎上制纹，刺、压则用来装饰花纹的细部。用绳子滚压常用于花纹不固定的情况。有时在陶胎上加泥成为凸起的纹饰，然后用笔蘸颜料彩绘。

班清出土的陶器最小的高15厘米，大的高至62厘米。最常见的用途是盛死人的骨骸，也有造型不同的生活用具。2.青铜器和铁器过去

一般认为，东南亚地区使用金属从越南的东山文化开始，而东山文化则源于中国，其时间不超过公元前700—前500年。班清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无疑是对上述观点的挑战。班清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有矛头、斧、箭镞、手镯、脚镯和鱼钩等。其中制作年代最早的是铜矛，大约有4000年的历史，化学分析的结果是锡占3%，含量较一般青铜器低。除上述铜矛外，班清出土的其他青铜器皆保持铜占85%—90%，锡占10%—15%的正常比例。有的还加了锌，使其容易磨得锋利，但质较软。

值得注意的是，在班清发现了坩埚和浇铸用的石模，说明这些青铜器是在当地生产的。

班清发现了公元前700—前500年的铁器，是一件矛，尖部是铁，尾部是铜，说明那时铁很稀奇。后来铁器才逐渐变得平凡。经测试证明，班清出土的铁器是用直接冶炼法从矿石冶炼的，跟中国的间接冶炼法不同。不必像中国先炼出生铁，再加工成熟铁。青铜器铁器

虽然班清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数量不多，但代表泰国冶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3.班清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1）班清文化的族属

班清文化的主人翁是当地的班清人，而班清人属于什么民族？或者说是什么民族的先民？解决这个问题对泰国史的研究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一直争议作为泰国主体民族的泰族是从哪里来的？虽然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3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泰族是从中国南迁来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泰族是从爪哇或马来半岛北上的；第三种意见认为泰族自古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假如我们有足够证据能够确认班清人的族属，无疑将有助于解决泰族起源的问题。目前，人类学者与医学工作者相结合，对班清出土的男女成人和小孩的骨骸进行研究，期待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2）班清文化的演变和发展

班清文化既然长达5600年之久，并且知道使用陶器、青铜器和铁器，为什么偏偏只在班清一地发现，而周围地区所发现的农业文化遗址不超过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说迄今不超过3000年？班清文化是怎样演变和发展的？学术研究最忌孤证，如何才能取得其他旁证？这是亟待学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二、班菩史前文化遗址

班菩（Ban Phu）位于泰东北乌隆府，距府治乌泰它尼（Udon Thani）68公里，紧接蒲潘山脉。1973年在这里的山岩上发现一批史前岩画，成为继班清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班菩的地形地貌显示，亿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大海。由于海水的冲刷，一些巨石变成上面大、下面小的蘑菇状，可以蔽日遮雨。有的则像屋檐式地凸出来，形成岩穴。不知何时地壳变动，使这一地区由沧海变为陆地，孕育了早期的史前文明。

班菩的史前岩画分为四类：人、兽、手掌印和几何纹。用赤铁矿石粉作颜料绘制，也可能加了动物的血，故呈赭红色。岩画藏于每块长约6米，恰似蚌壳张口的岩壁上，因此得以保存悠久的岁月。人像共8人，作行走状。动物有野牛、山猪、飞禽和马鹿等，线条简洁，形象古朴，被人类学家归为原始艺术类。手掌印和几何纹归为抽象艺术类。史蒂芬与作者在班菩考察班菩岩画：人班菩岩画：牛班菩的史前岩画与云南沧源佤族的史前岩画十分相像，人的身永仁岩画沧源岩画体都画成三角形。据学者研究，泰东北地区古时也住着腊瓦族（Lava），与云南佤族同源。早期腊瓦人在班菩留下岩画的原因，不会是单纯出自美术创作的冲动，而是与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否则，除了人兽的图像外，就不该有手掌印和几何纹。可惜我们现在还弄不清这种原始宗教的教义和崇拜仪式。

最近，云南永仁县灰坝地区也发现了史前岩画，约2平方米的遗留画面，有10余个手掌印，手掌印下方有两个一大一小的舞者，可惜人像看不太清楚。与班菩岩画相似的是，都是赭红色的手掌印，说明他们信奉同一种原始宗教。永仁自古是傣族聚居区，与泰国泰族同源，其先民是否曾沿澜沧江向南迁徙？

总之，班菩史前文化与云南史前文化有亲缘关系，这大概是毋庸置疑的。

三、泰国的铜鼓

铜鼓广泛分布于中国南部及东南亚各国，用青铜制成，最古老的铜鼓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形成一个铜鼓文化圈。铜鼓作为一种史前文化的代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关于铜鼓的发源地，过去西方学者认为越南清化省东山是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并将那里出土的铜鼓命名为“东山铜鼓”。1976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了5面2700年前的铜鼓，万家坝型铜鼓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铜鼓。比万家坝铜鼓稍晚一点的是滇池石寨山型铜鼓。因此，中国云南是铜鼓的起源地，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公元前400年，滇西地区的铜鼓顺红河而下，与越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相结合，才出现了东山铜鼓。同样的道理，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铜鼓，也是伴随着人口迁徙、文化和经济交流而从中国传过去的。

铜鼓作为这一广袤地区多种民族的共同的文化载体，是史前文化的代表。史前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是铜鼓产生的历史背景，也是铜鼓得以在该地区传播的原因。当时的农耕和游牧正处于刀耕火种、逐水草而居的阶段，因此民族迁徙是一种常态。铜鼓正是伴随民族迁徙在云南和东南亚地区传播的。现在这一地区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但在古代却是生态环境相似、社会发展形态相同的一个文化区。

铜鼓有多种用途，比如说，作为祭祀用的神器和礼器，象征权力和财富的国之重宝，打仗用的战鼓，载歌载舞用的乐器，官吏出巡开道用的鸣鼓，甚至储存货币用的贮贝器等。但是铜鼓最原始和最基本的用途，是作为祭祀用的神器和礼器，其他用途都是后来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来对照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自从有了人，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从哪里来？死后到哪里去？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限制，人们自然而然地把这个问题的答案交给神，这就是宗教信仰之滥觞。宗教是人类最早出现的一种文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类知识文化之源。铜鼓作为史前文化的载体，最原始和最基本的用途必然是充当原始宗教的神器和礼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铜鼓才开始成为财富和权利的象征，此后又衍生出其他用途。

铜鼓是宗教文化的产物，这是不言而喻的。铜鼓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包括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东南亚各国的土著民族，皆是铜鼓的主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都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这跟中国中原地区的史官文化有很大的不同。铜鼓和鼎，皆是史前时期出现的青铜器，铜鼓属于宗教文化，而鼎则代表史官文化。

史官文化推崇用文字记载的历史，鼎上的铭文就是最早的历史。中国史学所提倡和宣扬的人文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成以历史为依据，以现实为基础，重实践、重传统、重祖先、重集体、重功利的民族特点。它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摆脱宗教天命的桎梏，把天命和人生合二为一。以德、才、识、学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以立功、立德、立言作为人生价值的取向，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事业的追求目标。这就是史官文化。

宗教文化以宗教为核心，宗教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人们为宗教而活着，文学为宗教而创立，史学为记录宗教活动而产生，教育依赖宗教而生存，美术雕刻是宗教图解或使宗教形象化的手段，舞蹈是为了酬神和传达神的信息。最重要的是，宗教相信生命轮回、因果报应，许多人因此放弃生产实践和社会责任，以毕生精力追求来世或永恒。宗教文化不重视文字记载的历史，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历史，偶尔记录下来的也大多是宗教祭祀活动。他们的文字出现得很晚，有的少数民族至今没有文字。

所有的铜鼓上都没有发现文字，只有纹饰。文字跟纹饰是两种不同的符号，文字是推论性的符号，纹饰是呈现性符号。前者由语言而科学，后者由祭祀、神话和宗教而艺术；前者是科学性符号，后者是生命性符号。

作为生命性符号的铜鼓的纹饰，并非简单的装饰物，而是与他们原始宗教信仰相关联的一种宗教符号，它反映了以太阳神为主的多神崇拜。鼓面的中心是太阳纹，向外各个晕圈布满云雷纹、圆点圆圈纹、三角锯齿纹和鸟纹；鼓胸上有船纹；鼓身上有牛纹、羽人舞蹈纹、剽牛纹等。这些纹饰骤然观之，似觉错综复杂，但把它们置于原始宗教信仰体系下来观察，则可发现这些纹饰都有一定的宗教含义。铜鼓不折不扣的是一种宗教器物，是宗教的外在表现形式。

目前，泰国共发现40多面铜鼓。民间收藏的铜鼓不少于20面。其中最著名的是1960—1962年在北碧府翁巴洞出土的4个铜鼓的碎片，2面完整的铜鼓。在运往曼谷的途中丢失了一面完整的铜鼓，另一面落入北碧府尹手中，后布施给一座寺庙。这些铜鼓的形制和纹饰与云南石寨山型铜鼓和越南东山铜鼓十分相像，明显地存在亲缘和传承关系。

泰国最权威的由皇家科学院编纂的佛历2525年（1982年）版的《泰文大词典》在解释铜鼓这一词条时说：“铜鼓是中国南部各民族用来敲击发出信号或音乐的鼓。这种鼓是用铜、锡、铅之合金冶炼的，不同地区的使用者对它有不同的称谓，比如泰国北部和缅甸称之为青蛙锣，因为在鼓边四周通常有青蛙塑像作装饰。”铜鼓上的青蛙装饰实际反映了古人的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在自然界青蛙的出现，往往预示天要降雨，故青蛙锣常用于抗旱祈雨的宗教活动。另外，蛙鸣求偶，青蛙是生殖能力很强的动物，用青蛙装饰铜鼓，寓意人丁兴旺。我们常见两只青蛙叠在一铜鼓起的装饰，这很好理解，表示青蛙正在交配。可是，在泰国有的铜鼓上，却出现3只青蛙叠在一起的情况，不知当作何解？

泰国的铜鼓为泰国的史前文化研究展示了一个新的平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作者点评：泰国拥有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这一点过去的学者缺乏足够的认识。具有6500年悠久历史的班清文化的发现，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也是对越南东山文化的挑战。过去普遍存在一种误解，以为东南亚各国的古代文化，皆受越南东山文化的影响。其实在东南亚还有比东山文化更为古老的文化，班清文化就是一例。由此证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皆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应当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因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合起来才能构成全世界人类的共同文明史。目前，学术界十分重视对班清文化的研究，作者有幸出席了1984年和1996年在乌隆府召开的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特别是后一次研讨会，邀请了班清文化遗址的发现者美国人史蒂芬·杨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从1966年发现班清文化遗址到1996年召开第二次班清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间过去了整整30年，史蒂芬·杨也从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变成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执业律师。学术界对班清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班清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班菩史前文化遗址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把泰北史前文化与云南史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新路。云南南部和泰国北部、东北部，现在虽然分属两个国家，但从民族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则属于同一文化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亲缘关系。认真梳理这种亲缘关系，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泰国的铜鼓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把它置于中国与东南亚的铜鼓文化圈里来研究，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各族共同的宗教文化来与中国中原地区的史官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不难会有新发现。同时，也可以揭示中国与东南亚史前时期的密切联系。

第二章 前素可泰王朝时期

由于泰国本身的历史学者和民众不懂中文，对中国史料不是很谙熟，因此他们对前素可泰王朝时期的泰国历史知之甚少。他们所获得的一些零星历史知识，完全是从西方人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比如说，霍尔的《东南亚史》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n）就提到了许多东南亚的古代国家，其中包括在现今泰国版图内先后出现的一些城邦国家。霍尔的资料来源，大多依靠中国古籍的记载，即来自一些西方汉学家的翻译介绍。而这些西方汉学家虽有较为深厚的汉学基础，但不能像中国学者那样通读浩如烟海的中文史料，也难免对古代文言文存在一些理解的误区，因此他们的翻译介绍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够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这就影响了霍尔的这部权威著作的质量。霍尔的书因为引用中文古籍而名声大噪，同时也因为一些引文的不准确而留下遗憾和瑕疵。清迈大学

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泰国人对自身的历史也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他们始终把13世纪由泰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素可泰王朝当作泰国历史的开端，似乎泰国史就是泰族史，而且仅仅存在了800多年。这种观点，突出地反映在泰国教育部编写的中小学历史教材中。1983年，作者应邀到泰国清迈大学历史系讲学，曾公开对这种观点进行批评。作者在泰国媒体上指出：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现在以前所发生的一切。过去对于现在来说是历史；现在对于将来来说也是历史。什么是泰国史？泰国史不等于泰族史，正像中国史不等于汉族史一样。所谓泰国史，应该指现今泰国境内包括泰族、孟族、吉篾族、华族及山区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接着，作者撰文介绍了中国古籍中所载泰国境内早期的城邦国家，在当地的中文报纸和泰文杂志上连载，在泰国社会中引起了轰动效应。

30年过去了，泰国史不等于泰族史的观点已被泰国朝野广泛接受。现在，我们有机会利用中国史料，参照泰国的考古发掘，详细撰写泰国前素可泰王朝时期的历史，补充和订正霍尔的《东南亚史》，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一、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

包括斜仔、苏梅岛在内的素叻它尼府及春蓬府，古代具有重要的商业地位，它正好处于中国商船前往印度的通道上。公元1—5年间汉朝使节从广东乘船，经越南、柬埔寨进入暹罗湾，在斜仔登陆步行越过马来半岛最窄的地段克拉地峡，然后再乘船至印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使行程。《汉书》卷82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风俗与珠崖（海南岛）相类。”

从《汉书》记载的汉使行程推断，汉朝使节从中国广西的海港徐闻及海南岛的合浦乘船出发，船行5个月，到都元国，当在越南境内；又行4个月，有邑卢没国，大概在柬埔寨境内；又船行20余日，到达谌离国，在马来半岛东岸，泰国境内；然后弃船登陆，步行10余日，到夫甘都卢国，即马来半岛西岸，泰国境内；又从夫甘都卢国下船，船行2个月，到印度的黄支国，那里的风俗与海南岛相似。

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系公元1世纪存在于泰国境内的两个古国，这大概是没有疑义的。它们位于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东侧和西侧。克拉地峡最窄处只有50公里，最宽处也才190公里，是暹罗湾和安达曼海的分界，步行穿过克拉地峡，便可以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这条通道比经过马来半岛南端，绕行马六甲海峡快捷了许多。

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其在泰国古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这两个国家仅见于《汉书》的汉使行程，其余没有更多的记录，使我们对它们的情况知之甚微。

到了7—12世纪的时候，素叻它尼府一带被沦为海上强国三佛齐的属国。斜仔这个地方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加罗希，洛坤被称为单马令。《诸蕃志》三佛齐条说：“蓬丰、登加侬、凌牙斯加、吉阑丹、佛罗安、日罗亭、潜迈、抜沓、单马令、加罗希、巴林冯、新拖、盐蓖、蓝无里、细阑皆其属国也。”

三佛齐是7—14世纪称雄东南亚的一个强国，在中国唐代的载籍中称为室利佛逝，在宋代以后的载籍中称为三佛齐，学者认为，室利佛逝和三佛齐皆是Srivijaya的同音异译。而Srivijaya这个词，则在苏门答腊、爪哇和马来半岛出土的碑铭中多次发现，证明中国史籍所记不诬。三佛齐的政治中心在苏门答腊岛上的旧港。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在其著作《瀛涯胜览》旧港条中说：“旧港即古名三佛齐是也。番名渤淋邦，属爪哇国所辖。”

赵汝适的《诸蕃志》说：“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其国在海中，扼诸蕃舟车来往之咽喉，古用铁索为限以备他盗，操纵有机，若商舶至则纵之”。“若商舶过不入，即出船合战，其以必死，故国之舟辐辏焉”。赵汝适的《诸蕃志》撰于10世纪，与三佛齐是同一时代，因此比较可靠。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三佛齐一方面从马六甲海峡方向扩张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巽他海峡，从其首都巴邻旁到这两个海峡的距离正好相等，这对三佛齐控制这两个海峡，维持海上贸易霸权，十分合适。来往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商船，经过这里必须交税，然后才放开横亘于海峡中的铁索，让商船通过。如果过往商船不肯纳税，三佛齐便派出战船与之交战，直到取得胜利方肯罢休。

三佛齐在强盛的时候，曾一度扩张到马来半岛，使这一地区置于其统治之下，或者成为其属国。作者曾到马来半岛的素叻它尼府、春蓬府进行实地考察，亲眼见到这一地区存在的历史遗物，比如中国唐宋时期的陶瓷，说明这段时间那里与中国的贸易十分繁荣。奔屏县至今还有一座名叫“三佛齐”的山。猜也还保留着三佛齐时代的佛塔。该塔大约建于757年，除塔顶坍塌重修过外，其余皆保持原貌，从塔基至塔顶高24米，建在一个四方形的座基上，座基东西向宽13米，南北向宽18米。塔檐为3层，依次向上逐渐缩小。每层有8座模拟小塔，3层共计24座。原来的塔尖是银的，塔尖上端是金华盖，重82铢3沙楞。原件被盗，1938年用镀金代替。现在又重制纯金华盖置上。这座塔十分有名，是泰国重点保护文物。由于这座塔的式样特殊，带有明显的三佛齐时代的特点，所以将与之类似的塔统称为三佛齐式的塔。除泰南的猜也外，泰北的清迈也有素可泰王朝时期建造的三佛齐式的塔。三佛齐塔

二、金邻国

金邻国又名金陈国，最早的记载见于三国时代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和康泰的《吴时外国传》。231—245年之间，吴国官员朱应、康泰奉命出使中南半岛地区，归国后他们根据亲身见闻分别写了上述两本书，其中谈到位于现今泰国中部靠近暹罗湾的地区存在一个金邻国。可惜朱应、康泰写的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失传，只留下零星片段，散见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新加坡学者许云樵先生，生前曾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编成《吴时外国传辑注》，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太平御览》卷790金邻国条引《异物志》说：“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地出银，人民多好猎大象，生得乘骑，死则取其牙齿。”扶南是公元1—7世纪在东南亚出现的一个泱泱大国，其政治中心在今柬埔寨境内，其本土包括柬埔寨及泰国东北部被称为上高棉地区。扶南强盛的时候拥有许多属国，比如说顿逊国，《梁书》卷54说：“（扶南）其南界三十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千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顿逊，一作典孙，其地在马来半岛的丹那沙林（Tanassarin），泰语称为Tanaosi（达脑希），现在属于缅甸。

除顿逊之外，马来半岛上的小国屈都昆、九稚都是扶南的属国。那么金邻国是否沦为扶南的属国呢？史无明载。我们只知道，就在扶南国王范蔓准备讨伐金邻国的时候，得了疾病，遣太子金生代行。范蔓的侄子名叫旃，是统帅2000名士兵的将官，篡蔓自立，并用计杀死拥有重兵的太子金生。范蔓死时，曾留下一个名叫长的小儿，藏匿民间。待长长到30岁时，交结壮士袭杀旃，为父兄报仇。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吴国使节朱应、康泰出使扶南，正是在范寻当国王的时候。由此看来，我们似乎可以推断，金邻国没有成为扶南的属国，只是扶南的邻国，它距扶南国有2000里之遥。《太平御览》卷790金邻国条引《异物志》说：“金阵（陈）国，入四月便雨，六月乃止，少有晴日。”这条记载虽然很短，却很有价值，它把金邻国的气候特征说得十分清楚。正如泰国的气候特征一样，一年之中没有四季之分，只有旱季和雨季。金邻国在泰国的文献中称为“萨旺那普米”，意即黄金地，在现今泰国的素攀府一带，自古以产金闻名。泰国前国家博物馆馆长巴通·储平攀（Prathoom Chumpeng）根据这一地区遗留下来的大量金器，以及湄南河流域许多地名都跟金子有关这一事实，断言素攀府乌通城（U-Thong，金城）就是金邻国的首都。

除了中文古籍的记载外，古代的西方人也曾经提到过这块被称作黄金之地（Golden Land）的地方。公元1世纪60—80年代，一位佚名的混有埃及血统的希腊商人，写了一本《印度洋环游记》（Voyage Round the Indian Ocean），这是最早记录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书，书中说：在印度恒河的对面，有一个岛在海中，这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最东的地方，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叫作黄金之地，而又是印度洋出产最好的玳瑁的地方。很大的船舶叫作科兰地亚，航行到这里过了黄金之地，海洋的尽处，是支因（Zhin），在这个国家的北边。一个大城市叫支那（Zhinae），这是出产丝绸、生丝和蚕茧的地方。从这里经过陆路运输到大夏（Bactria），又经大夏运到巴利加沙（Barygarza），这就是在康本拜（Cambay）湾，这跟沿恒河而到印度东南沿岸卡鲁满得（Coromandel）的那条路是一样的。但无论如何，要到支那是很困难的，路途遥远，从那里来的人也没几个。

遗憾的是，这位佚名的混有埃及人血统的希腊商人，他本身居住在非洲靠红海的海岸城市柏累奈西（Berenice），他虽然有过相当多的航海经历，但最东边不超过麻拉巴海岸（Malabar Coast），上述记载是他从印度商人那里听来的传闻。

另外，公元150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在其著作《地志》（Geographike Syneaxis）中，也曾提到金地或黄金半岛（Golden Chraonses），他指出从西方到中国要经过黄金半岛，即现在的马来半岛。

金地，在巴利文中称作“素旺那普米”（Suwarnabhumi），泰语、缅语沿用之。因为缅甸的古代宗教文献及碑铭中曾经出现过这个地方，所以缅甸学者认为金邻国应在下缅甸的勃固（Pegu）。但是，泰国学者反对说，假如金邻国真的在缅甸勃固的话，印度阿育王派到素旺那普米弘扬佛法的两位僧侣应该到过那个地区。然而，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两位印度高僧曾经到过勃固。而缅甸的佛教，是公元5世纪后才兴盛起来的。故素旺那普米当在泰国境内莫属。

佛统大金塔是佛教最早传入泰国地区的标识。据说，该塔建于公元前287年，虽不足信，但可供参考。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统大金塔，是曼谷王朝拉玛四世下令重新修建的。他为了保存文物古迹，命令先复制一座原塔，放在现今的佛统大金塔南面，然后在原塔的外面再建一座锡兰式的大塔，把原塔包裹在其中。该工程于1853年动工，直到拉玛五世时代的1870年才竣工。重修的佛统大金塔高达120米，巍峨雄伟，美轮美奂，几里之外，便可瞻见塔尖，聆听到塔上风铃传来的梵音，仿佛在娓娓叙说佛教传入泰国的悠久历史。

金邻国是孟族建立的国家。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一度十分发达。20世纪20年代，这里曾经出土了公元2世纪制作的小铜佛。素攀府乌通县还发现大量的串珠，有石质、水晶和金子做的几种，系当时人使用的装饰品。另外还发现来自波斯和其他地方的罗马串珠，造型奇特，十分漂亮，可能是当时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舶来品。现在当地居民已发掘出上万粒这样的串珠，然后串成项链、手镯去买，在泰国享有盛名，以致从其他地方出土的串珠，也被说成是乌通县出土的，便可以卖个好价钱。离此不远的佛统还发现了印度阿育王时代的石刻法轮和摩羯陀经文。根据泰文资料的记述，公元1世纪时，有两名印度僧侣从印度步行，经缅甸到达佛统弘法，金邻国的10万户居民大多信仰佛教。另外，还出土了罗马式铜灯，考古学家断定来自地中海地区。可见金邻国强盛之时曾与海外进行贸易。到了6世纪下半叶，金邻国逐渐走向衰败，最终被堕罗钵底国取代。佛统大金塔串珠佛教信徒石雕

三、盘盘国

盘盘国在现今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上。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公元424—464年间，盘盘国曾遣使访问中国的刘宋政权。以后在527年、529年和534年又3次派遣使节来到中国梁朝，送来象牙、宝塔和香料等礼物。直到唐贞观年间，盘盘国还遣使来中国。由此可知，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大约从5世纪到8世纪。

关于盘盘国的地理位置，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大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国。”《新唐书》卷222下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曲，北距环王，限小海，与狼牙修接，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通典》说的林邑和《新唐书》的环王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在今越南境内，盘盘与之隔一小海（暹罗湾），盘盘当在马来半岛上无疑。此外，盘盘与狼牙修接壤，狼牙修的政治中心在吉打、北大年一带。因此，学者认为，盘盘国的统治范围大约在泰国的素叻它尼府。

泰国学者贪玛尼·帕尼进一步明确指出，盘盘国的首都大概在远沙县（Wing Sa），位于达必河的右岸。在那里发现的文物计有：大型的那莱神石像一尊，中型的湿婆神和那莱神石像各一尊，印度笈多（Gupta）时代（公元320—600年）的小型石佛像一尊。在达必河与欺里叻河交汇处，有一地名Pupin，大概源于盘盘。达必河的出海口叫作Pankupa，是通往盘盘国京城的水道口。猜也（Chaiya）是盘盘国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有刹拉亭寺保存的一尊那莱神石像，搓拉贪寺保存的3尊那莱神石像。贪玛尼·帕尼是泰国素叻它尼府人，他用数十年的业余时间进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被誉为杰出的泰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看法，值得我们重视。

盘盘国的国名跟扶南一位名叫盘盘的国王同名，所以西方学者卢斯（G.H.Luce）提出这样的假设：盘盘国的得名，是因为扶南大王范蔓征服了这个地方以后，用前王盘盘之名称呼这个国家，以纪念其前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想，尚缺可资佐证的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盘盘国跟扶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梁书》卷54扶南传指出：“其后王憍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陈如心悦，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欣载，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

这位名叫憍陈如的婆罗门，先到盘盘国，后来才到扶南为王的。他到扶南以后，大力推行印度化的改革，“复改制度，用天竺法”，使印度文化得以在扶南和东南亚传播。

除了憍陈如外，其他印度人通过盘盘，再到扶南和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的例子很多。例如，《太平御览》卷788引宋起居注说：“孝建二年（公元455年）七月二十日，盘盘国王遣长史竺伽蓝婆，奉献金、银、琉璃、诸香药等物。”

这位作为盘盘国派往中国的使节竺伽蓝婆，很可能就是印度人。因为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凡是名字前冠以“竺”字，或者以竺为姓的人，大多来自印度。“竺”指天竺，乃印度的古译。

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其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就王乞财物，王甚重之。”

由此可见，许多印度人，包括婆罗门教徒，都是先到盘盘国，再经盘盘国到其他地方。盘盘国成为继顿逊之后印度与东南亚联系的枢纽。印度文化，特别是婆罗门教，正是从印度经盘盘到扶南，然后在东南亚各地扩散的。婆罗门教传入泰国，对当时的泰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宗教和文化，它改变了泰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

如今，我们在泰国随处可以见到对男性生殖器——希瓦楞的崇拜。生殖器崇拜是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对自身的再生产过程的迷惘和困惑，经过宗教的加工诠释，从而成为一种信仰或文化形态。这种生殖崇拜实际源于婆罗门教。因为婆罗门教的最高神祇湿婆（siva）就是以希瓦楞（siva leng）的形式出现的。

毗湿奴（Visnu）是婆罗门教的另一位神祇，经常被塑造为一个完美匀称的年轻人，戴着圆筒状的高帽，有4只手臂，分别拿着权杖、法轮、一根棍、一个球或一朵莲花。

婆罗摩（Brahma）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他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他有4张脸，后来变成佛教的四面佛。

婆罗门教在泰国留下了许多高棉式的宗教建筑，如武里喃府的帕侬诺石宫（Prasat Phnom Rung）、柯叻府的披迈石宫（Prasat Phimai）等。石宫是当地华人对高棉式古建筑的习惯称呼，高棉语称之为“巴刹”（Brasat）。

婆罗门教还带来称之为“巴朗”（Brang）的塔。这种塔的上端犹如一包玉米，或者说像一个菠萝，跟泰国称为“斋滴”（Chaidi）的佛塔有明显的区别。

婆罗门教对泰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随处皆可见其身影。

此外，盘盘国跟中国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从5世纪初叶，它就直接与中国建立起朝贡式关系。朝贡本是中国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贡献方物，表示诚敬的一种制度。到了后来，朝贡已不是最初的含义了，变为海外诸国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模式。海外诸国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政府派官员到海外抚谕，实际是政治交往的一种外交手段，经济互利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途径。海外诸国名义上承认中国是上邦，中国视其为属国，但实际上海外诸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中国的支配和干涉。它可以借助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调整它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抵御外来侵略。这跟近代西方推行的殖民政策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海外诸国都希望与中国建立和保持朝贡关系。通常是它们主动提出请求，中国政府多方考察后才认可。历代中国政府很重视外国来贡，万邦来朝是国力强大的标志。每次外国来贡都要命史官记录在案。所以，检索朝贡记录，便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

盘盘国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建立于5世纪初，一直维系到7世纪唐朝贞观年间，盘盘国消亡为止，历时200余年。其中交往最密切的是5—6世纪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也正是佛教风靡中国的时期。盘盘国在沟通中印佛教交流方面，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史》卷78列传第68夷貊上说：“盘盘国，元嘉（424—453年）、孝建（454—456年）、大明（457—464年）中，并遣使贡献。梁中大通元年（529年）、四年（532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画塔，并送沉檀等香数十种。”

中国方面早期到西天求法取经的代表人物义净和尚于唐咸亨二年（671年）从广州乘船前往印度。他在其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盆盆洲，有学者如冯承钧认为，义净所说的盆盆就是盘盘。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也可证明盘盘国在中印佛教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盘盘国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马来半岛最窄的位置上，即现在所说的克拉地峡。从中国行船沿南海，渡暹罗湾，在万伦港（Bay of Bandon）登岸，陆行穿过克拉地峡，再到大瓜巴（Takuapa）下船，经安达曼海至印度，这无疑是中西海上交通的一条最便捷的通道。早在公元1—5年，汉朝使臣就走过这条通道，因此被称为汉使通道。盘盘国正好扼守这条重要通道的陆路咽喉地段，盘盘国的重要性也体现了这条通道的重要性。它的巴朗兴衰，也必然与这条通道的兴衰密切相关。

四、堕罗钵底国

大约在6—11世纪，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在现今泰国的佛统府一带，存在着一个堕罗钵底国。当时中国的学者和僧侣就已经知道这个国家，并根据它的国名的读音，译为堕罗钵底、杜和钵底、墮和罗、投和等。

唐朝名僧玄奘于贞观初年西行求法，沿丝绸之路行进，将沿途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其中卷13摩咀托国条就提到了堕罗钵底国。玄奘本人未必亲临此国，他是在当时佛教的中心印度获知这个国家的，说明这个国家的佛教文化很发达，并与印度有密切交往。

唐朝另一位高僧义净于671年从广州出发，经海路到达印度，在那烂陀寺学习了10年，于695年返回洛阳。义净的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也提到了杜和钵底国，该书卷1东裔国注说：“从那烂陀东行五百驿，皆名东裔，乃至穷尽，有大黑山，计当吐蕃南畔。传云：蜀川西行可一月余，便达此岭，此次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咀罗国，次东南有朗迦戍国，次东有杜和钵底国，以东极至林邑国。”

由此可见，堕罗钵底国无论从海路或陆路都可以分别与印度、中国相连，并处于这两个文明古国的交汇点上，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中国和印度两种文化的影响。

有关堕罗钵底国的情况，杜佑《通典》卷188所记甚详：投和国，随时闻焉。在南海大洲中，真腊之南。自广州西南行，百日至其国。王姓投和罗，名逋邪乞遥，理数城，覆屋以瓦，并为阁而居，屋壁皆以彩画之。城内皆王宫室，城外人居可万余家，王宿卫之士百余人。每临朝，则衣朝霞，冠金冠，耳挂金环，颈挂金涎衣，足履宝装皮履。官属有朝请将军，总知国政；又参军、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将军、赞理、赞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长州及郡县，州有参军，郡有军威将军，县有城局。其为长官，初至，各选官僚助理政事刑法。盗贼重者死，轻者穿耳及鼻，并钻鬓。私铸银钱者截腕。国无赋税，俱随意供奉，无多少之限。多以农商为业。国人乘象及马，一国之中，马不过千匹，又无鞍辔，唯以绳穿颊为之节制。音乐则吹蠡击鼓，死丧则祠祀哭泣，又焚尸以罂盛之沉于水中。若父母之丧，则截发为孝。其国市六所，贸易皆用银钱，小如榆叶。有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讯其耆老云，王无姓，名齐杖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塔圆似佛塔，以金饰之，门皆东开，坐亦向东。大唐贞观，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献金榼、金锁、宝带、犀象、海物等数十品。

从上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1）堕罗钵底国的族属“王姓投和罗，名逋邪乞遥”，可知国王不是泰族，因为泰族最初是有名无姓的。泰人有姓是19世纪以后的事。另外，从堕罗钵底国“文字与中夏不同”，也可证明这个国家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因为泰文的发明和使用，是到了13世纪素可泰王朝兰甘亨王统治时才开始的。而堕罗钵底国早在6—11世纪就已经有“与中夏不同”的文字了。那么，堕罗钵底国究竟是由什么民族建立的呢？近年来在佛统地区发现了用巴利文和孟文镌刻的简短碑铭，巴利文是佛教徒使用的文字，源于印度；而孟文则是当地人使用的文字，故学者推断这个国家是由孟人建立的。（2）堕罗钵底国的政治体制

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国王之下有一个完整的官僚系统。朝请将军总管国政，相当于内阁大臣的职务。在下面有“参军、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将军、赞理、赞府等官，分管文武”。当然，这些官名都是中文意译，难免有附会之处。如果真的称为参军、功曹、主簿，则跟唐朝的官衔一致了。这个国家已有较为健全的刑法。“盗贼重者死，轻者穿鼻及耳，并钻鬓。私铸银钱者截腕”。其他罪行想必也会有相应的惩处办法，只是没有留下记载罢了。堕罗钵底国的国家统治机器比起邻国来要完备得多。根据《诸蕃志》的记载，到12世纪时，古孟文以六坤为中心的单马令国，和西境至吉打、东境至宋卡的狼牙修国，都还没有国王的称呼，只是将国王称为地主。单马令“地主呼为相公”，狼牙修“地主缠缦跣足”，当然都不如堕罗钵底国的国王体面。（3）堕罗钵底国的经济情况

这个国家多以“农商为业”，全国有6个集市，“贸易皆用银钱，小如榆叶”。近年来佛统地区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古籍所记不诬。1959年佛统府帕巴托区侬宋空村出土了一些钱币，直径1.2—1.5厘米，一面是母牛和牛犊的图案，另一面镌有梵文。这种“小如榆叶”的银币，是东南亚地区较早出现的金属铸币。从这种铸币的重量较轻可以推知它的面额较小，适用于堕罗钵底国刚刚发展起来的小批量或零星的商品交换。这个时期的税收制度并未建立，“国无赋税，俱随意供奉，无多少之限”，税额没有硬性规定，跟佛教的随喜功德一样。（4）堕罗钵底国的文化艺术

这个国家的房屋多是瓦房，“并为阁而居，屋壁尽以彩画之”，可见他们很重视美术装饰；“音乐则吹蠡击鼓”，说明已有管乐和打击乐；“有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表明文化已相当发达。再参证曼谷国家博物馆保存的堕罗钵底国时期的一些石雕或青铜佛像，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佛像艺术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跟柬埔寨吴哥时期的艺术近似，而同时又带有印度笈多王朝艺术的特色。佛像的造型一般为椭圆形的脸，瘦削的鼻，丰富的面部表情，淳厚的嘴唇，头顶有角椎状的肉髻，这类佛像被统称为堕罗钵底派的艺术。（5）堕罗钵底国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南方在隋代（581—618年）就已经有人到达堕罗钵底国地区，但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往来则始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年）。《通典》卷188投和传说：“大唐贞观，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献金榼、金锁、宝带、犀、象、海物等数十品。”《新唐书》卷222则云：“贞观时，并遣使者再入朝，又献婆律膏，白鹦鹉，首有红毛齐于翅。因乞马、铜钟，帝与之。”从两书所记堕罗钵底国送来的礼物不尽相同，且《新唐书》有“并遣使者再入朝”的说法，证明唐贞观年间堕罗钵底国起码两度派使者来中国。当时佛统地区马很缺乏，“一国之中，马不过千匹”，所以堕罗钵底国的使者来向中国要马。

有关堕罗钵底国的记载主要见于中国唐代的文献。到了宋代，只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332有投和传，但文字完全照抄唐朝杜佑的《通典》，很有可能这个国家到了宋代已经不存在了。堕罗钵底石雕佛像堕罗钵底青铜佛像

五、赤土国

泰国南部宋卡一带，6世纪出现了一个赤土国，《隋书》卷82赤土传说：“赤土国，扶南之别称也，在南海中，水行百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

关于赤土国的地理位置，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在现今的马来西亚，有人认为在苏门答腊岛，有人认为在泰国的博他仑府，有人认为在宋卡。这里取最后一说，理由如下：（1）《隋书》说赤土国“北拒大海”，正好跟宋卡的情况相符，宋卡东北紧连着暹罗湾，北面有一大湖，古时大约与海相通，故古人说“北拒大海”。（2）赤土国的都城土色多赤，恰好宋卡亦多赤土，现今宋卡还有一个叻达奔县，“叻达奔”，就是红土地的意思。（3）《通典》卷188说：“王……居僧只城，亦曰狮子城。”僧只城大约指乍汀泊，现在这一带还有一些佛寺保存，至于又叫狮子城，过去中国人就称宋卡为狮子城，源其旧名Singora。（4）古代聚居在宋卡一带的都是孟—吉蔑人，也就是所谓的“扶南别种”。

据《隋书》卷82赤土传所载，607年，隋炀帝派常骏、王政君出使赤土。常骏一行从南海郡出发，乘船走了一个多月到达赤土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缫以缆骏船”。到达王都后，赤土国王又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他们。“王前设有两床，床上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钟置酒，女乐迭奏，礼遣甚厚”。后来赤土国王还命王子那邪迦同常骏回访中国，于大业6年（610年）春到达弘农（今河南灵宝），受到隋炀帝的接见和封赏。

有关赤土国的记载主要见于隋唐的文献，即6—10世纪的文献。之后，赤土国便灭亡了。

六、狼牙修国

狼牙修，又作狼牙须、凌牙斯加，等等。中国古籍关于狼牙修的国名有多种译法，《梁书》说狼牙修，《隋书》说狼牙须，《诸蕃志》说凌牙斯加，《南海寄归内法传》说狼加戍，《武备志》说狼西加，都是来源于Lankasuka。《隋书》卷82说：从赤土国“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可见狼牙修国位于赤土国西面，其政治中心大约在吉打。515年，狼牙修国曾派使节去中国，使者名叫阿彻多，现今中国历史博物馆还保存一张这位使节的画像。《梁书》卷54说：“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距广州二万四千里。”据说这个国家已经建立400余年。《梁书》撰于6世纪，上推400年，2世纪就已经有狼牙修国了。大约10世纪的时候，狼牙修国兼并了一些原属于赤土国的地盘，此后逐渐衰落，直到14世纪灭亡。

14世纪在北大年出现了大泥国。明张燮《东西洋考》卷3大泥条说：“大泥……本阇婆属国，今隶暹罗。”说明到那个时候，北大年已经臣属暹罗阿瑜陀耶王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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