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易卜生诗歌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邹建军,胡朝霞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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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易卜生诗歌研究试读：

序言

挪威伟大的戏剧作家易卜生，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然而在十年以前，中国学界并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其原因很简单，一般学者只看到一个作家最主要的方面，并且总是沿袭成见。正是因此，有的人以为易卜生只有《玩偶之家》与《国民公敌》这样的作品，甚至认为除了这样的具有所谓“时代性”与“人民性”的作品之外，就无甚可观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易卜生除了有一直为中国学者所重视的社会问题剧之外，还有以象征意蕴丰厚与艺术技巧精湛而引人入胜的多部后期象征剧，更有以浪漫情怀与历史传奇为特征的多部早期诗剧，甚至还有能够与其所有剧本相提并论的诗歌作品，以及近年来由青年学者汪余礼所译的《易卜生书信演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因此，对于一个作家特别是国外作家的研究，谁也不能说他已经被研究透了、完了，后来的人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易卜生是中国作家与学者耳熟能详的西方作家之一，既然他是如此，笔者认为莎士比亚、华兹华斯这样的作家，也同样是如此。学海无涯而人生有限，在西方文学研究方面，还存在许多为人们所未知的陌生领域。“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易卜生”，王忠祥老先生的话，再次响起在笔者的耳边。

关于易卜生诗歌的研究，已经编选出版过《易卜生诗歌研究》，并且也受到了学界的重视。笔者是在王忠祥先生1997年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第2期上的《读易卜生诗作札记》的基础上，重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易卜生文集》（共8卷），发现易卜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而组织力量从事其诗歌与诗剧研究。本书所收录的30多篇论文，全为原创，皆为华中师范大学易卜生研究团队成员所写，许多论文是在集体讨论与集体项目的环境之下各自分工而撰写出来，体现了一种集体的学术水平与群体的学术智慧。如果本书能够推进易卜生研究事业的发展，中外学术界能够认可易卜生学术团队，则善莫大焉了。

关于文学地理学批评，自2008年笔者开始提倡以来，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由于易卜生诗歌中具有深厚的地理因素与浓郁的地方色彩，与他出生与成长的那一片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方法，从地理空间、地理意象与地理景观等角度进行探讨，不仅是合适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本书中大部分的论文，研究其诗中的地理景观、地理意象、地理生态、地理空间与地理基因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重要问题，不仅相当具体，而且十分深入。诗歌首先是意象的呈现，易卜生有的诗歌作品中虽然时政性强，具有深厚的政治情结，伦理色彩也比较浓厚，体现了他那个时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然而，作为一位诗人，他却注重思想与情感表达的具体化与意象化，抽象抒情的情况是相当少见的，地理意象的呈现与地理空间的建构就成了其诗歌的重要特点。所以，袁艺林才可以就其作品里的自然地理空间、人文地理空间与梦幻地理空间建构问题写出长达8万字的硕士论文。同时，对易卜生两首长诗《在高原》与《泰尔耶·维根》的研究，对于文学地理学批评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相信这些对于易卜生诗歌的地理因素的考察，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丰富与发展，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以此两点而言，《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易卜生诗歌研究》的编选与出版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易卜生诗歌研究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一个弱项，因此，此书的出版对于世界的易卜生研究是一种推动；文学地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也需要许多具体作家作品研究成果来检验现有理论的正确性，同时也可以借此不断地修正与丰富现有的批评理论。只有在许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上升到一种普通理论的高度，作为比较文学重要分支的文学地理学，才有可能完整建立起来并行之久远。

是为序。邹建军2013年2月25日于江南云台

第一编 地理意象研究

易卜生诗歌中的“光”

易卜生的诗歌犹如一道华光划破天际，照亮人间，满载着诗人浓郁的情感，呼唤人民的灵魂。在易卜生的诗歌中，光的意象存在于诗人创作的各个时期，每一缕光都照耀着、影响着诗人的人生道路，映照着诗人内心深处的感受、希望与追求。光出于生命，洗礼心灵，带来希望，也使人产生恐惧。本文以《易卜生文集》第8卷中收录的61首诗歌为例，将易卜生诗歌中的光分为四类：①生命之光；②洗礼之光；③希望之光；④恐惧之光。《任凭》、《校园》、《生命的春天》、《荣耀属于女人》、《颂五月十七》中的光源于生命，从心灵的最深处升起，是生命之初的渴望；《献给星星》、《森林傍晚漫步》、《舞会后月光下漫游》、《危难的兄弟》、《光雾中的星》中的光从自然的天空中洒下，沐浴世界，洗礼心灵；《矿工》、《绒鸭》、《献给苏珊娜·图洛森》、《致幸存者们》、《泰尔耶·维根》中的光寄托希望，引导心灵的重生和精神的解放；《羞明者》、《林肯被刺》中的光则是恐惧的象征，光能揭露一切，包括残酷的现实和罪恶。长诗《在高原》中包含了多种类型的光，在本文中会详细介绍。通过对诗歌中的光的分类、感受和分析，把握光的象征含意，观照诗人的心路历程，体会现实与浪漫的交融。一、易卜生诗歌中的四种“光”（一）生命之光

早在1847年，易卜生写下了第一首诗歌《任凭》，饱含学徒时期内心的渴望与苦闷，由此易卜生开始了诗歌创作生涯。由于家道中落，年少的易卜生不得不自食其力、自谋生路，1843年来到格里姆斯塔，在当地一家药店做学徒。学徒工作的辛苦、生活的艰辛没有将诗人压倒，反而磨炼了诗人的意志，坚定了诗人努力学习的信念。在这段日子里，诗人“越来越认识了‘体面’市侩的庸俗、狭隘和自私，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贫与富的尖锐矛盾”（王忠祥7）。作为没有社会地位的学徒，诗人不被社会重视，诗人的诗歌也不被人们关注，但是诗人仍然坚持着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理想，用诗歌抒写辛酸和坚强。“心灵灰茫中一缕光焰，/刺破黑暗，/像一道光电莹闪，/仅仅为诞生永恒的遗忘？”这道“光焰”来自诗人灵魂深处，是诗人创作的灵感初现，是诗人内心理想的象征。诗人经历了短暂的富贵和家境落败所带来的贫贱和屈辱，身体疲乏，精神受挫，但却使得诗人直面人生。这道“光焰”在诗人灰暗的生活中显现，冲破诗人内心的混沌和迷茫，是诗人生命的踪迹，是生命的光。这道“光焰”明亮耀眼，并非是为了诞生遗忘，恰恰相反，它是为了使诗人铭记生命的呼唤，忠实心灵的理想，跟随魂灵的步伐，追求内心深处渴望精神解放和自由的理想。即便这份理想、这种追求在现实生活中被当作空想、幻象，即便不被社会和群众所接受，这也是被生命的“光焰”分割了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1860年，挪威普及义务教育，这比英国早了整整十年，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诗人也为挪威的教育体系感到骄傲，在《校园》一诗中，诗人热情称颂校园为“神圣的精神海洋”、“四野温柔的雨露沐浴，/生命之初的光焰”（60）。“光焰”在校园中得到养分，正如灵魂在校园中复苏，它产生于生命之初，存在于精神之中，象征内心深处的理想。在校园的精心呵护和培育之下，精神得以解放，思想获得自由，生命之初的理想得到升华。《颂五月十七》生动而深刻地抒发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在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中，诗人看到的不仅是战绩的辉煌和颂歌的欢快，更是祖国的军队、祖国的战士“焕发着精神睿智的光焰”（97）。正是这来自祖国和人民的心灵之光、生命之焰，饱含智慧，充满生机，象征着民族精神的根本，使得挪威“不是无根的五月树，/而是一株未来的充满生机的古杉”（98）！《在高原》中，北极光源于世界的尽头，蕴含生命的理想，使人突破各种各样的思想的迷雾，直面内心的渴望。北极光是自然的生命之光，是流浪人的生命之光，这生命之初的光焰象征精神的解放和灵魂的自由。（二）洗礼之光“明亮，太明亮了，/月光倾洒下来”（73），在傍晚的森林，没有忙碌又单调的工作、没有势利的眼光和揶揄、没有贫困生活的压力，此时围绕诗人的只有包容万物的大自然。在《森林傍晚漫步》中，皎洁明亮的月光在诗人笔下没有过多的直接描写，更多的是通过自然之物的映衬所表现出来，诗人将柔美的月光化作夜的恬静，将闪亮的月光映在耀闪的露珠上，将深情的月光寄予“勿忘我”的明眸。在月光下，诗人与心灵相见、与理想相对、与自然相融。月光洒在溪水和山巅，洒在森林幽境，也洒在诗人心灵深处，将自然的容颜映照在诗人心怀。“生无宁息，死无宁息，/永世不宁息”（75）是自然循环的图案，也是诗人执着追求理想的命运。《舞会后在月光下漫游》中，诗人将喧嚣的舞会上所见的窈窕身影置于宁静的月光下，经过月光的洗礼，现实中的美好变成了记忆的瑰宝，不会随着舞会的结束而消散，而是永恒地存在于灵魂之中，是心灵纯洁的象征。《危难的兄弟》中，诗人谴责挪威政府为求自保而不守承诺的行为，竭力呼唤挪威人民帮助丹麦兄弟抵抗德国的侵略。“承诺花果累累的树枝/在灿烂的阳光下，/被风暴吹折”（113）。在阳光的沐浴下，一切虚假的承诺和美丽的谎言都暴露无遗，同时在阳光的洗礼中，诗人的正义之心、民族之情为国家和人民带来希望。“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没有自己的诗人，也就是没有社会的良知……易卜生的诗正能够让人看到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希望，看到整个欧洲的希望”(邹建军《易卜生诗歌的政治情结》78)。灿烂的阳光是正义之感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在高原》中，诗人放弃了现实平凡的社会生活，向高处攀登，寻找自己的理想，追求真正的自由；经历了生离死别，也有过犹豫迟疑，诗人终于获得精神的解放，获得自由。“月亮把它虚幻的清光/从天上洒向峡湾”（125）。清幽的月光照亮峡湾，平静诗人的心绪，洗礼诗人的灵魂，引领诗人走出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沿着小路向高处攀爬。这是自然的光，是纯洁的象征。“深谷的上空，四面八方，/闪射着冰雪的光辉”（126）。经历了月光的洗礼，诗人又在冰雪折射的阳光中沐浴，诗人的心灵在自然的洗涤之下，渐渐趋向理想，趋向自由。（三）希望之光“猫儿眼在引诱，祖母绿在呼唤，/还有金枝玉叶在闪光”（5）。《矿工》中矿石的闪光吸引矿工向山脉深处挖掘，给予矿工胜利的希望，正如生活中的问题吸引诗人注意，给予诗人解答的希望。虽然矿工没有在挖掘中觅得矿石，诗人没有在生活中找到答案，但是他们的心都在挖掘和探索中得到安宁。《泰尔耶·维根》中“什么东西在远处发亮”则是故土的象征，鼓舞泰尔耶运粮返乡。海上英国快艇信号的闪光是英国快艇的求救信号，给予英国勋爵希望的同时也唤醒了泰尔耶内心的善良和宽恕。正是因为信号的光，泰尔耶踏上了拯救仇人的小船，而后消除了萦绕数载的怨恨。这道光指引泰尔耶心灵的解放，指引人们建立和谐的关系。

与易卜生相伴一生的妻子苏珊娜·图洛森对易卜生的创作事业给予权力的支持和帮助，易卜生曾在信中这样形容妻子：“她的性格正是一个有头脑的男子所缺乏的——她是不合逻辑的，但有着强烈的诗人本性，富有宽广自由的胸襟，极端反对一切无足轻重的考虑。”（高中甫281）《献给苏珊娜·图洛森》中诗人“神秘的眼光”充满对创作的热爱和对社会的希望，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社会接受，希望唤醒人民心底的民族精神，只有苏珊娜·图洛森能够理解诗人这饱含希望的眼光，并报之以“天真无邪的微笑”（67）。作为民族戏剧的先驱、诗意批评的先驱，海伯格试图改造公众的欣赏趣味，与皇家剧院决裂，在晚年遭受政治迫害并且被当代舆论所抛弃。易卜生写下《致幸存者们》，以纪念这位丹麦诗人，呼吁人们正视他的功绩。“他点燃火炬照亮他的国土；你们却把火印烙在他的额头”（22）。火炬的光亮象征海伯格的思想和希望，希望唤醒民族和人民的高尚情趣；火炬的光亮也象征民族的希望，火炬照亮了民族文化的土地，照亮了人民沉睡的心灵，提升了人民的欣赏趣味，提高了文学和文化的水平。“海伯格以其富于情感和思想的作品成为民族精神的灯火”（邹建军《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125），是促进民族文化和精神发展的希望之光，是精神解放和升华的象征。《在高原》中，姑娘的衣衫“在夜的黑暗里闪亮”（124）等都代表着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和希望，象征社会生活中的幸福，但诗人所追求的理想比世俗的幸福高尚得多。“更光明的是早晨的太阳，/更动人的是暴风雨的轰隆”（133）。自然的光远比祭坛上的灯光明亮，因为它不仅照亮了大地，更照亮了人的内心，正如“月亮照亮了皑皑雪原，/群星开始发出希望的光”（136）。给人以希望，不仅是生存的希望，更是精神自由的希望。（四）恐惧之光《羞明者》中的阳光照亮大地，但给诗人带来的不是温暖，而是恐惧。儿时的诗人在阳光下大胆前进，因为他能够看清田野和树林，看清由大地哺育的万物，不必担心从黑暗中生出的鬼怪精灵。作为一个小孩子，他的心智还未成熟，认为妖精鬼怪像传说中的一样，会在黑夜中徘徊。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开阔和思想的深邃，现在的诗人当然不会一味地迷信民谣传说，对世间的事物也有了更加透彻的观察。在明亮的阳光下，诗人不仅看清了世界万物的相貌，更加看清了外表之后的灵魂；不仅看清了社会生活的稳定秩序，更加看清了秩序背后的虚假的幸福和虚伪的道德；不仅看清了贵族的逍遥，更加看清了小市民的劳碌……阳光越明亮，就越能够清楚地将残酷的现实暴露于眼前，就越使诗人感到担忧和恐惧。阳光太明亮了，把生活的磨难照耀得太清晰了。诗人在阳光下辛苦工作，诗人的创作理想和自由精神却不能在阳光下被社会接受，对阳光的逃避，正是诗人“对不堪忍受的世俗压力的逃避”（高中甫277）的象征。《林肯被刺》中的红光则是罪恶的象征。欧洲大国的条约中只有利益，没有正义。罪恶源生于此，并随着欧洲大国见利忘义的加深而生长、蔓延。如今欧洲大国不仅对欧洲的事务，对美洲甚至世界的事务也仍延续这虚伪的态度，将罪恶的红光移栽到美国沿岸，对林肯被刺默不作声。诗人厉声直指前车之鉴，正是在这虚假道德和霸权统治之下，波兰在18世纪下半叶历经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的三次瓜分，从欧洲地图上消失长达一百二十三年。同样，俄国没有在英丹战争中坚守1807年“铁尔西特和约”，起初作为丹麦的盟国对英宣战，但不久便成为纯粹的象征性的行动，而从1809年起连这一点也终止了。导致英丹战争实际上仅局限于丹麦海军残部同英国舰队的冲突，丹麦惨败(冯平，王国富，吴志樵182—183)。在林肯被刺之后，欧洲大国还在衡量利益之时，诗人以满腔热血、满心正义形象地讽刺欧洲大国的罪恶行径，痛斥他们的假仁假义、不守诚信，为世界失去一个伟大的领袖哀悼。《在高原》中，“我母亲的窗户上突然发光”（137），火焰的光芒在低谷的人群眼中是恐惧、是灾难，但在猎人看来是“给人一点有效的指点”（138）。而当诗人站在高处，用一只手遮住双眼，他看到母亲的灵魂飞向天堂。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自由的信念，诗人不得不放弃社会生活中的幸福，正如《罗斯莫庄》中的吕贝克所言“罗斯莫庄的人生观可以提高人的品质”，“然而它可以毁灭幸福”（易卜生《易卜生文集》6：214）。世间的火焰在诗人的眼中象征虚无，诗人在高高的山顶完全自由，融入自然，关注的已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场景，而是生活的本质和存在其中的人的灵魂和精神境界。二、易卜生诗歌中的“光源”（一）“光”的来源

挪威，在人们的长久记忆里，“一方面是巨伟粗朴的山川，惨淡的太阳光，北极极光的耀亮，常是发怒似的粗恶的海，雪堆似的巨浪打击着高耸的崖石和北极圈内的冰川；另一方面呢，是那个短促的夏季的蓝天和碧海，长在的光明，和几乎可以说是奇迹的植物的荣茂。是这样的寒冷和温暖的强烈的对照”（张廉135）。生长在挪威自然地理环境中，易卜生在狭长的海湾沐浴自然的光，各种“光”的形象不知不觉在他的脑海中生根发芽。另外，易卜生对自然的热爱和接近，对事物的善于观察，使“光”成为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意象，直接或间接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像挪威的天气一样，易卜生的性格中也存在着寒冷和温暖的强烈的对照。一方面，易卜生传承了挪威人的沉默寡言的特性，F·L·卢卡斯在《易卜生的性格》中这样形容：“易卜生被很多冰块所盖住。”（高中甫350）易卜生在挪威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加厚了外表的冰层。另一方面，生活的挫折和失败的经历并没有将易卜生压倒，反而锻炼了他的意志，使他思考人生、直面心灵。易卜生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和幻想，看到生活在其中的小市民的庸碌和市侩，内心的民族之情、正义之感、哲理之思等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在冰层之下积蓄，对精神的解放和绝对的自由的强烈渴望也犹如火山一般涌出冰层，在他的作品中喷发。易卜生对创作理想的坚定信念，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在心中激荡、在创作中升华，犹如一道闪光，破冰而出，明亮耀眼地闪现在诗人自己和广大群众面前。

易卜生诗歌中的光，从本质而言，象征着诗人心中的理想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之间的距离。正如易卜生善于发现社会问题却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一样，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理想与现实、愿望与可能之间的距离，但没能拉近距离。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可以理解易卜生的创作动机，“他自己说，他的创作的基本的动机之一是愿望与可能之间的对立”（高中甫177）。这种对立是人与环境既融洽又敌对的产物，在诗人的笔下，通过各种光的象征意义惟妙惟肖地呈现在诗句之中。（二）四种“光”的联系

光的象征意义与诗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变化紧密相连，易卜生研究权威网站(Ibsen.net)，根据诗歌的创作年代和易卜生旅居地的变化，将易卜生诗歌创作分为五个阶段。文本涉及的诗歌分布如下：①1844—1850年易卜生在挪威格里姆斯塔的学徒时期：《任凭》、《献给星星》、《森林傍晚漫步》、《舞会后在月光下漫游》；②1850—1852年，易卜生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奥斯陆，挪威首都）求学时期：《矿工》、《绒鸭》；③1852—1857年易卜生在卑尔根的挪威剧院从事戏剧创作时期：《羞明者》、《献给苏珊娜·图洛森》；④1857—1864年易卜生在首都剧院工作时期：《校园》、《生命的春天》、《荣耀属于女人》、《在高原》、《致幸存者们》、《泰尔耶·维根》、《颂五月十七》、《危难的兄弟》；⑤1864—1891年侨居国外期间：《林肯被刺》、《光雾中的星》。

从不同时期诗歌中光的象征意义的变化，人们可以看出诗人追寻理想的情感历程。“心灵灰茫中一缕光焰”（《任凭》）象征诗人内心的自由之源，年少时期的诗人在经历了家道中落的痛苦，没有被经济的拮据和他人的揶揄而击垮，尽管生活清苦，易卜生仍凭着坚定的意志，争取一切可学习的时间和机会。这正是诗人生命之光的出现，贫富的瞬时落差使得年少的易卜生从物质享受开始转向关注精神，直面内心，倾听灵魂的渴望；从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转而面向清新的空气、纯洁的自然，在自然的星月之光的洗礼下，诗人心中的理想更加清楚明晰。在理想之路上有困惑、有迷茫，有挫折、有希望，有世俗的劫掠、有爱人的微笑，有现实的残酷、有自由的呼唤。年轻的易卜生考学失败，第一部诗剧《凯蒂琳》本应吸引书商，却落入废品商贩之手，然而，即使困难重重，即使前途缥缈，诗人仍然“一锤一锤地砸吧，/直到生命之灯熄灭”（7）。“只有走在理想之路上，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宁”（《矿工》）。此时诗人的目光正望向“阳光普照的海滨”（《绒鸭》），希望之光在前方闪耀，指引诗人穿过身边的暗昧。从青年到中年，从卑尔根到首都剧院的工作和考察经历，增加了易卜生的阅历。《苏尔豪格的宴会》的深受欢迎，《海尔格伦的海盗》所引起的禁演和反禁演风波等使易卜生与自己的创作理想更加接近，其诗歌创作也进入了繁盛时期，两首代表作长诗《在高原》、《泰尔耶·维根》都创作于这一时期。此时的光更加丰富。诗人不仅关注于自己的心灵，坚定信念，更加关注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精神，感悟人生的哲理，各种各样的情感如一道道明丽的光线从诗人坚挺的身躯中发出，当然其中也不乏细腻的爱情。在各种光的照耀之下，诗人热情抒写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社会的希望，心中丰富的情感在一首首诗中、在一道道光中迸射在国外的侨居生活中，诗人仍然秉持着炙热的民族之情和正义之感，在《林肯被刺》中用红玫瑰的闪闪红光象征着欧洲的罪恶，大胆披露欧洲大国的虚伪正义。57岁的易卜生作《光雾中的星》，从中人们仍可以看到他少年时期对自然的赞叹和依恋，而此时的诗人不仅沉醉自然的纯洁，更加敬畏自然的规律，感叹宇宙的神奇。布莱德鲁克高度评价这首诗，并认为这首诗“动人心弦”（高中甫277），诗中“这景象是与这一位艺术家写作时的沉思冥想完全符合的”（高中甫278）。可见，此时的易卜生已从诗人和剧作家进一步成长为艺术家了。

光的意象不仅存在于易卜生的诗歌中，在其诗剧和戏剧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例如，《凯蒂琳》中最后一幕，凯蒂琳用微弱的、垂死的声音说，“我梦见一片黑暗在一道金光前逃得无影无踪”，“我将跟你一起去寻找一个光明的地方安身”（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1卷》131）！“金光”象征阿瑞丽亚的爱，一切的罪恶和仇恨都在这份无私的、包容的爱中融化、消解。这份爱源于阿瑞丽亚的生命，是生命的光芒，使凯蒂琳清晰地看到人生的本质，得到灵魂的解脱。凯蒂琳的生与死并不标志着他人性探索过程的开始与结束，这一过程将在他死后继续进行。与活着的时候不同的是，他更加明确了探索的目标和方向，决心寻找充满光明的地方安身。光明是爱的象征，是人性的象征，这一光明的地方也是凯蒂琳获得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之所的象征。

光能带来温暖，哺育生命；能沐浴身心，洁净灵魂；能带来希望，鼓励奋斗；也能揭开伪装，披露罪恶。易卜生诗歌中的光照亮诗人的人生理想，指引诗人的自由之路。通过对光的意象的分类、解析和探源，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易卜生诗歌的内涵和诗人的情感表达，更加深入地探索诗人的精神境界，特别是对自由理想的不渝追求。光的意象也不失为探索易卜生诗歌与诗剧、诗歌与戏剧联系的一个线索。另外，诗歌中关于光与黑暗的对比映衬一方面表达诗人的个人情感，另一方面也富于一定的哲理意义。例如，《羞明者》中，诗人儿时在阳光下的勇敢和后来在黑暗中的自在；儿时害怕黑夜里出现邪恶的精灵，后来恐惧暴露在阳光下的庸碌的社会生活；黑暗中对未知的担忧和光明下对万物的可见，随着思想的成熟和目光的透彻，进而转化为光明下对已知的惧怕和黑暗中无所畏惧的力量。引用作品【Works cited】冯平，王国富，吴志樵：《古代战争》（世界军事百科之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高中甫：《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王忠祥：《易卜生》，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张廉：《易卜生诗歌与“易卜生主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50页。邹建军：《易卜生诗歌的政治情结》，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5—82页。邹建军：《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24—132页。［挪］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挪］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易卜生诗歌中高原及相关意象的探究

易卜生是享誉世界的戏剧大师。作为一名伟大的、影响深远的剧作家，“现代戏剧之父”，在他离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持续关注大师诸多戏剧经典作品的同时，也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的范围和着力点转向其诗歌创作领域。的确，作为“伟大的问号”，易卜生不仅在其戏剧创作中提出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其诗歌中也存在着与其思想和戏剧创作密切相关的疑问，等待人们来探索和挖掘。总体而言，易卜生一生所写的诗歌并不是很多，但却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勃兰兑斯认为诗人易卜生由诗歌创作转向戏剧创作是“杀害了诗神缪斯的一只飞马”，意在惋惜易卜生转向戏剧创作的过程中损害了他的诗才。但易卜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许多诗歌才气盎然、意象众多、内涵丰厚；他的一些诗剧和散文剧中也不乏瑰丽、动人的诗行，采用的也有诗歌的艺术手法。英国著名的剧评家、翻译家威廉·阿尔认为诗人易卜生与剧作家易卜生同等重要而伟大，他之所以翻译易卜生的作品，不仅由于易卜生是不同类型的男女人物的塑造者，而且由于他是个纯真的诗人。诗歌是易卜生戏剧的基础，也是他文学生涯的“初恋”，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诗人，他把戏剧也当作诗来写。诗人易卜生和戏剧大师易卜生是统一的整体。不研究易卜生的诗歌，就难以了解和把握易卜生的全貌。

诗歌可以说是一种意象的艺术，真正杰出的诗篇都离不开意象的经营和创造，易卜生显然是创造和驾驭诗歌意象的高手，与其后期的象征主义戏剧一样，他的诗歌中最常用、最得心应手的表现手法还是用象征意象表现人物心理和诗歌主题，使作品充满了诗意的美感和哲学的思索。易卜生诗歌中的高原及相关意象，如高山、高处、空中楼阁等直接出现的次数并不是很多，却涉及易卜生重要的诗篇《在高原》、《布朗德史诗》、《建筑计划》和《在画廊》。这些意象具有很强的象征品格，指涉人生的意义和对生命终极理想的关怀，表现了易卜生“在高处”的精神境界和哲学思考，充分体现了易卜生作为杰出作家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关注人的精神层面、探究人的终极问题和出路。他的高原及相关意象是诗意和哲理的融合，是诗人追寻人生意义的升华。一、高原意象

高原意象集中体现在易卜生的代表长诗——《在高原》中。诗中的主人公，年轻的“我”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和心爱的姑娘，听从一位朋友的劝告到高原上居住。山上环境恶劣，生活漂泊不定，但“我”独自生活，不再为日常琐事而烦扰，张开思想的翅膀翱翔，心也变得越来越坚强。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思念自己的亲人，想要回到她们身边，不愿一个人承受孤独的命运。但随着时光流逝和朋友的劝告，“我”重新变得勇敢而坚定，不再沉湎于忧伤和怀念。一个冬天的圣诞节，母亲因为家里的大火离开人世，“我”极度悲痛但仍然认为这是生命给“我”的启示。几年后的夏天，自己的未婚妻嫁作别人的新娘，“我”内心痛苦挣扎但仍然不采取任何行动。此刻，痛苦过后，诗中的“我”不再因为世俗的牵绊而犹豫、徘徊，他不再想要回到山下，他放弃了自己的家乡、母亲和未婚妻，放弃了家庭、幸福和梦想，不愿走“他们”的路，而走自己“真正的路”。他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一直向上，向上，再向上！站在高处看世界，他自豪而坚定地说：我如今已不需要昔日的梦想，我只想高处的一瞥。我受到了锻炼，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从现在起我走在高处。我并非白白地从低处向这里攀登。这里有自由和上帝。我一人得到了它们，其他所有的人都在谷底踱步。

这首长诗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却内蕴丰厚，耐人寻味。表面上看，诗中的年轻人抛弃亲人，向高原攀登，对于母亲的死亡、未婚妻的改嫁无动于衷，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实际上，诗中的“我”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而非现实中的人物，“高原”作为这首诗歌的主导意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整首诗歌是关于人的精神领域的探索，是对于生命意义的哲学层面的追问。

高原意象在诗歌题目中一目明了，是全诗的核心意象，统摄全诗，与诗歌主题密切相关。高原是诗中的年轻人追逐的目标，向高原攀登的过程象征着年轻人在追求自由和人生理想过程中的心灵困境——亲情、爱情与个人理想的矛盾，绝对自由与世俗责任之间的抉择，艺术与现实生活的不可调和。诗中的“我”在坚持与放弃之间犹豫不决，该做出怎样的抉择，他挣扎过，痛苦过，“内心血液沸腾”，“烦恼得咬紧牙根”，世俗的情感时时侵扰他的内心。但他更是坚强的，为了追寻自我的理想，追求自由，人世间的情感和道德不过是世俗的羁绊，是心灵的牢笼，当他真正攀上山顶，这些便什么也不是了。经过“锻炼”、痛苦、放弃，他的心智更加成熟，内心足够强大。在高高的山顶，他的视野更加开阔，灵魂得到洗礼，真正的自由与他相伴，所有的羁绊已不能动摇站在理想与自由之巅的人。《在高原》据说是“通向易卜生诗歌世界的大门”（海默尔66），也是人们了解易卜生一定会涉及的重要作品。笔者相信人们都能鲜明或者隐约的感觉到，有一个主题或者说观念始终贯彻在易卜生的作品当中；不论是其戏剧还是诗作，即“在高处”的人生选择和人生态度，这是一种登高望远的视野和至高无上的境界；不论是从地形上来讲或是从象征意义上理解都是如此，而这种思想的载体或者说投射就是相伴而生的高原及相关在高处的意象。《在高原》是易卜生的早期诗作，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可以从他的诗剧创作中初见他这一灵魂性思想的端倪，正如在《凯蒂琳》和《爱的喜剧》中表现的那样——诗剧序曲《凯蒂琳》中，主人公凯蒂琳执着地走向高处；《爱的喜剧》中的青年诗人福克为了“向天上飞得更快”，宁愿牺牲爱情和一切：“走啊，向着群山前进！就像冬天的窠里匆忙飞出的蜂蜜。”但是直到《在高原》这首于19世纪60年代创作完成的长诗，易卜生“在高处”的主题以及相伴而生的独特的人生观、艺术观才得以完整的诗篇的形式体现。

这首诗的形式是原始的独白式文字，具有强烈的内倾性，把诗中主人公的自白和心路历程理解为易卜生的也不为过。王忠祥先生也认为，《在高原》一诗，表达了诗人易卜生在高处的心态：“我从高处看着人群，看清了他们的真正的本质，他们在上界将是什么情景。也许在山下站在人群当中，这件事不会理解。”因此，人们可以理解，这种攀登和探索其实是属于易卜生的，这种“在高处”的心态也是属于易卜生的，而易卜生所赋予的高原意象，也正是他这种灵魂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易卜生在这首诗里，宣告的是他个人对于高远生命意义的求索，对于绝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对于艺术无上的追求，这就是一种审美的生命方式，也是诗人所具有的天赋与使命。人们可以进一步发现，易卜生走的这条道路极为漫长，从年轻到年迈，从《在高原》中的农家小伙到《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中的艺术家鲁贝克，选择的都是登高望远的视野，追求的都是生命中的“高原”，不论是对于人生还是艺术都是如此。这是易卜生式的追求和他“在高处”的人生态度，这种矢志不渝的追求和探索让人钦佩，更让人们发现和了解，“高原”这一意象的艺术在现从最初的萌芽、成形到坚守与诗人的一生有着多么至关重要的关联。二、与高原相关的意象

易卜生在《在高原》一诗中构筑了高原的意象，耐人寻味。但其实，这一意象不仅出现在这一首诗中，与其相关的“高山”、“高处”、“空中楼阁”等意象同样出现在易卜生其他的诗作中，作为一系列的意象而具有了相似的象征品格和整体的意义。它们同样是诗人心灵思索的产物，承载了易卜生对于生命的哲学思考。

1862年完成的《布朗德史诗》是后来的诗剧《布朗德》的前身，主人公布朗德在精神内涵上与《在高原》中的“我”很相似，具有冲破一切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的精神。布朗德坚持“全有或全无”的原则，为了追求崇高的、纯正的冰教堂，忍受着极端恶劣的气候和环境，不顾母亲、妻儿的痛苦和跟随他的群众的责难，勇敢地往高处走。他宁愿把心爱的一切都献上，直到雪崩使他停止呼吸。

抒情短诗《建筑计划》中的“我”想要建筑一座“充满阳光”的“空中楼阁”，“大间住着一位不朽的诗人，小间为一位温柔的少女而开门”（14）。这首小诗可以说是易卜生后期的象征主义剧作《建筑师》的诗意浓缩，而《建筑师》又是诗作的具体和延续。《建筑师》中的少女希尔达是个活泼明快而又天真直率的女孩，充满激情与梦想；而索尔尼斯，则是易卜生的自画像。希尔达点燃了年迈的建筑师的激情，使他产生幻想，产生自审和目标，索尔尼斯为了希尔达，为了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有梦想，不顾衰朽的身躯，忘记了自己患有恐高症，勇敢地向上登高，想要把花环挂上塔楼顶端的风向标上——塔楼的最高处。在戏剧《建筑师》的基础上理解诗歌《建筑计划》，就能更加清楚地明白，充满阳光的空中楼阁就是易卜生想要攀登的高峰，想要达到的精神境界，而“不朽”二字也隐约预兆了建筑师的命运。“空中楼阁”在世人眼中也许只是理想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景，人们只能仰望它而不能得到。易卜生却想要建造这样的一个梦想，不是物质上的富有，而是精神上的高处，是生命意义的不朽。易卜生后来在谈到《建筑师》时，号召人们向他学习。不难看出，易卜生很自信这种“在高处”的人生选择和人生态度，并且，这种特有的精神品格伴随了他的一生，从早期抒情短诗到晚年的象征主义剧作，易卜生在身体上衰老了，精神上却不曾懈怠！《在画廊》发表于1859年，是易卜生在国外旅行期间参观德累斯顿著名的画廊后写下的。诗中的女画家也想要在“梦幻中，建筑一个美的王国”，在探索的孤独中，“她一直坐在这里，专注于画的时候，生活引诱过也闪耀过，她却让它流走”（20）。女画家是诗人讴歌的女性形象，这首诗也是易卜生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梦幻中的美的王国是诗人纯真高尚的艺术理想，诗人执着于对美的探索，对艺术无止境的追求，并且始终如一保持忠诚与热爱，苦心孤诣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矢志不渝的探索仍然是“在高处”的。

易卜生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高原及相关意象，蕴含了他一生颇为高尚的理想和高远的人生追求，体现的是冲破一切束缚，追求绝对精神自由，攀登艺术高峰的主题。扩展开来看，这在易卜生同时期以及后期剧作中能找到明显的对照关系，其诗歌中的这一意象及主题，在很多剧作中都有出现。前文已经提到了这在易卜生的两部早期作品中有若隐若现的闪现。另外，诗剧《布朗德》中的布朗德执着地走向高山去寻找“冰教堂”，《建筑师》中的索尔尼斯不顾年迈和恐高坚持爬上塔楼顶端；《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中的鲁贝克与爱吕尼为了寻找逝去的爱情与青春而去追求“高山上的荣华”，如此等等。人们还可以发现，易卜生早期诗作及戏剧中运用意象来表达象征意义还是比较多的，中期的社会问题剧现实主义色彩浓厚，象征因素减弱。但到了后期的象征剧里，象征主义的冷色调又浓厚起来，剧作家仿佛又回到了早年的诗人易卜生，在多部剧作中出现各种象征意象，早年在诗歌中没有得到完全发展的象征向度，在后期剧作中回归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剧作家的诗人气质与诗性品格得到了完整的展现。三、高原类意象探究

易卜生诗歌乃至戏剧中为何出现众多的高原及相关“在高处”的意象呢？笔者认为这首先与北欧的自然风光与挪威的高原峡湾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高原本身就是一个地理上的景观。文学地理学认为，每个人都生长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当中，“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赵仲邑376），不论是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地理环境的触发都是诗人最初的灵感来源。由于政治上的立场和战争的影响，易卜生一生中多数时间都旅居在国外，然而，他作品中的地理环境描写、地理意象塑造以及地理空间的建构与其故乡北欧挪威的地理风光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一致性。易卜生曾对一个读不懂他的《罗斯莫庄》的德国人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挪威”（Norway)本义为“通往北方之路”，位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领土南北狭长，海岸线极其蜿蜒曲折，境内多高山峡湾。在漫长曲折的峡湾谷底间，最为壮观的就是高原景色，高山高耸入云端，巍峨屹立在天边，山顶终年积雪，天寒地冻，动植物缺乏，人迹罕至，几乎无人踏足。但是，高原上登高望远的视野，自由自在的生活幻想令易卜生心驰神往；地理环境中的高原景色就像是生活中的高峰或者艺术上的高峰一样，让他无法遏制住自己想要攀登的欲望。海默尔认为“这首诗集中的表达了易卜生日后创作生涯中所为之锲而不舍的核心要求……似乎有着某种东西逼迫着当事者身不由己地坚持要去攀登高原上的生活方式和获得只有登上高处才有的那种登高望远的宏大目光”（海默尔67）。这就是高原的吸引力，它驱使诗人乃至整个人类奔向高处。在诗人的生命的最初，高原壮美的地理景观就深深地扎根于诗人心底，促使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屡次地艺术再现了高原的意象，并逐渐内化为一种“在高处”的人生选择和人生姿态。

诗人执着地塑造高原及相关意象与他幼时的经历也有关。据说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想要登上雄伟高俊的大教堂顶端，为看到的新奇而广阔的世界惊喜万分。日后，成为作家的易卜生也经常向友人诉说最初从教堂顶端鸟瞰广场的感受。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在高处”的精神品格就在易卜生的心灵中扎根，并促使他在以后的诗歌及戏剧中屡次地艺术再现了相关的意象。童年的经历滋生了易卜生“在高处”的情结，一如前文的分析，他一直有种站在高处俯视一切的愿望和姿态，这即是它作品中不断闪现的重要主题。

另外，这类意象也是易卜生坚定的理想主义的一种象征和体现。汪余礼认为：“他固然特别关注并着力描写了人类社会中形形色色的‘黑暗腐败’，但其精神个性的内核，却是永远向着‘光明的高处’，向着‘朝阳照耀的塔尖’。”在1887年9月24日的一次演讲中，易卜生也说：“我相信，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也同样适合于生命的精神方面……我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坚定地相信人类种种理想的增长与发展能力。”其实易卜生正是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小的时候家道中落，尝尽世态炎凉；成名后他本人和作品又不断地遭受指责和否定。但这一切不曾压倒刚强而倔强的易卜生，他孜孜不倦地坚持学习，在克服重重困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在艰难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上前进。面对现实，他拿起犀利的笔端，深刻地批判；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他也未曾停止探索的脚步。为实现自己高远的人生理想，为攀登艺术高峰，易卜生不断地求索和努力，一直向上，向上，再向上，从未在精神上懈怠，而“高原”意象就是易卜生理想主义和求索精神的诗意浓缩！

值得注意的是，在诗歌中与“高原”意象相对应地出现了“山谷”、“峡谷”、“谷地”等一系列的意象。《在高原》中，诗中的“我”在高原，而“其他所有人都在谷地里踱步”；《布朗德史诗》中的布朗德攀登高山荒野，追求“冰教堂”，而群众们都在山谷峡湾，去的也是“谷地教堂”。这类意象与高原意象对比，象征着一种世俗的生活，现实的选择和“在低处”的人生追求。这类意象又往往与安逸的家庭生活，俗世的道德和幸福联系在一起，是易卜生所否定的。在易卜生眼里，低地的景观是平凡的、琐碎的、枯燥无味的。而在高处，“在教堂有乐队的歌唱，在祭坛上闪亮的明灯。更光明的是早晨的太阳，更动人的是暴风雨的轰隆”（138）。对自由、理想的讴歌加重了他对现实、俗世的挞伐，尘世欢乐往往引诱诗人，现实生活也常常挫败理想。但是，难道“在高处”就必须抛弃尘世的欢乐和梦想，抛弃家庭、婚姻、幸福吗？诗人的选择是绝对的，如他笔下的青年人“我”和布朗德一样，坚持“全有或全无”的原则，没有丝毫折中的妥协，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艺术与生活之间是矛盾冲突的双方，是不可调和的。这大概源于西方由来已久并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想；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易卜生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恺戈尔“非此即彼”（《非此即彼》）意识的感染。阅读其作品的时候，读者往往会为作品中主人公的坚持、固执和不近人情的冷漠所震惊。诗人的这种绝对的理念往往导致了其诗歌以及剧作的戏剧性结尾，比如在《布朗德史诗》和诗剧《布朗德》中，布朗德放弃了一切执着地向上攀登，即将接近理想的“冰教堂”，在构思未来自由生活时，疯姑娘葛德向飞鹰开枪，枪声引发了大雪崩。布朗德仰望崩雪向上帝发问，为什么像他这样牺牲一切，全心全意赎罪的人也得不到一丝眷顾（《布朗德史诗》中并未明确说明这个情节，只是以隐晦的语言暗示布朗德的死）。《建筑计划》中诗人有美好的梦想，但后半节话锋一转，“我满以为设计得多么谐美！却不料到头来面目全非！主人醒来发现，原来不成格局：大间太小，小间一塌糊涂”（14）。《建筑师》中的索尔尼斯要把花环挂在塔楼顶端，却在最后关头头晕摔死。包括在易卜生的“戏剧收场白”《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重拾幸福的鲁贝克和爱吕尼手挽手登上高处，突然天色大变，猛烈的风暴引发雪崩，两人在幸福来临之际淹没在风雪中。在这些作品当中，似乎登上高处就意味着接近死亡，“在高处”的主题与功败垂成或者失去生命相伴相随，这反映了易卜生的矛盾思想，也反映了他内心灵魂的搏斗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

是否在易卜生所选择的道路上，总是艺术向一个方向运动，而生活向另外一个方向运动呢？对人生终极理想和意义的关怀总是与现实生活的种种背道而驰，而艺术家却需要远离庸庸碌碌的现实世界走向艺术的高处，不允许苟且偷生的转身，即使明知道艺术的世界里既充满创造力也充满破坏力，既充满生命力也充满死亡的神秘力量。人们遗憾地发现，易卜生将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他认为艺术事业和个人生活无法统一，精神自由和世俗责任无法兼顾，“在高处”的人生理想和“在低处”的现实生活无法调和。其实在易卜生早期作品中还强烈地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如《在高原》中的“我”试图将两种人生形式结合起来，就算孤独地走向高处仍然昂扬着乐观主义的色彩，并未想到自己会在形单影只中聊此余生。随着阅历的增长，易卜生作品中“在高处”的主题没有变，却丧失了对生活的很多幻想，曾经的道路似乎是走不通的，攀登艺术高峰和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所要承担的悲哀和风险亦是非常的沉重，乃至要用一种绝对的、戏剧性的方式将这种冲突呈现在世人眼前，理想主义的色彩也因此蒙上消极和否定的灰色调，这似乎也体现了易卜生思想的某种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易卜生所塑造的“高原”及相关“在高处”的意象是人类精神领域的一次成功的探索，是对高远人生理想的哲学思考，引领了人类对美好的向往和诗意生活的追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易卜生无愧于一位真正的、纯真的诗人！引用作品【Works cited】［挪］比约恩·海默尔：《易卜生——艺术家之路》，石琴娥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挪］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戴丹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易卜生诗歌地理意象的神秘性探讨

易卜生诗歌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许多时候易卜生总是赋予一些微小的场景和短暂的片段以耐人寻味的象征与隐喻意义，这些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关注与思考，源于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然而毕竟易卜生不是以一个思想家或者哲学家的身份享誉世界，也许他也无意去构建他的思想哲学大厦，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不论是易卜生本人还是他的文学创作都必然表现出一种浪漫天真的品性。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易卜生不是一个社会改革家或道德家，而相反“拒绝熟悉化的陌生性，怪诞的想象，真正的巴洛克艺术——易卜生显示出的这些品质与西方经典中其他文豪泰斗没有二致”。虽然，布鲁姆的观点针对的是易卜生的戏剧作品，但是人们在阅读易卜生诗歌的过程中，同样确实可以发现种种“陌生、怪诞想象”的存在，许多富于神秘色彩的意象的存在，譬如民间传说中神秘的水中的水妖、丛林中的树妖、高原深山里的美女精、黑夜里的精灵等，这构成易卜生诗歌的另一种魅力。这些想象的内容、意象可以说是依赖于地理空间而存在的，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因而笔者尝试运用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对这些意象进行梳理，揭示其审美价值，探寻其出现的原因。一

首先注意到易卜生早期的一首诗歌——《死亡之舞》。月光皎洁，白露凌霜，漫无边际黑夜笼罩下的一片墓园平静凄寒。也许是诗人偶然经过，阴沉的午夜丧钟突然响起，恐怖气息迎面袭来，雷声四作，杂音暗起。在恐惧中，诗人展开想象。低矮的木门被打开，身裹在夜里如同白银一样闪亮的亚麻的尸体结队而出。“他们好像，/手拉着手，/合并/仿佛欢乐地寻找；/一个小精灵点亮照明，/每个骷骨如宾客迎邀，——/每个都紧握身旁的手如醉地跳舞旋转”。这欢乐舞会一如人间的一样精彩，有倍受欢迎的舞伴，有演绎娴熟音乐的技师，奏着死亡之曲。然而这欢乐一族却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到来，丧钟再次响起，舞会戛然而止，一切恢复往日平静，“在坟墓平静的深遂/他们沉睡直到时间停止。”（11）神秘的坟墓是阴冷之地，鬼魂更加令人恐惧，在诗人笔下却成了短暂欢乐的代名词。这是一首并不以深邃思想内容见长的诗歌，然而怪诞的想象却赋予了诗歌强大的艺术张力与魅力，令人难忘。同样喜爱描写鬼神意象的我国唐代诗人李贺截然相反——鬼神充满凄怨之声，实际上是对自己怀才不遇悲凉身世的放怀和寄托。两者背后的差异也许源于两者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身世经历。“坟墓”意象集中地多次地出现在易卜生的早期诗歌之中，与《死亡之舞》一样，这些“坟墓”带给诗人的是快乐、平静、酣畅、慰藉。《灵魂对阳光的一瞥》，这是一首有关幻梦的诗。诗人写道：“现在我已然看见/灵魂的新娘凝视/我梦里由爱编织的故事！/我的灵魂纵深/飓风翻滚/我的预感的颤动的流川！”“灵魂的新娘”显然指的是年少诗人内心深处难以抑制的激情与波澜，接下来诗人写道这激情与波澜如火焰一般将“我”灼烧，毁灭一切，诗人得到的“仅仅是一瞬间，/那伟大的瞬间，/值得永恒的珍藏妥善”！紧接着“梦幻必须全部逃散——/再次仅仅成为灵幻”，诗人无休止地追求，希望生命如同凤凰涅槃一般一次次在壮烈中获得新生。最后诗人想象，直到未来某一天这一切成为记忆中的珍宝，直到我疲倦地睡着“/在终点将安宁寻找/在坟墓的安静、清冷之间”（15）！在一方小小的坟墓间，诗人最终获得生命的宁静和归属。又譬如《月下航海》月光轻柔、繁星点缀的夜里，诗人想象自己驾一叶轻舟在海上独自航行，忘却一切烦恼。在温柔的海岸边，“我可以在坟墓冢田安睡酣然”（16）。由此可见，充满着死亡气息的神秘的坟墓在易卜生的笔下拥有自己的特征，成了快乐、宁静、归属的代名词。

易卜生诗歌还出现了众多神秘的超自然的意象，水中有“水妖”、“水精”，深山中有“美女精”，森林中则有“树精”，还有那些藏身于山丘、田野和树林中的精灵。这些意象的原型多来自民间传说，集中出现在易卜生早期诗歌创作之中，主要出现在《音乐家们》、《森林傍晚漫步》、《磨坊男孩》、《矿工》、《在废墟》、《一朵睡莲》以及《在高原》等诗歌中。

这些超自然的意象具有神秘的特点，诱惑的力量。水妖“按照传统，是危险而具有诱惑力的”（10）；美女精则是“一个危险的并具有诱惑力的幽灵，一个萦绕山峦的女巫，长有尾巴”（20）。《星期六傍晚在哈当厄》当中的一段，诗歌的主人公“我”回忆自己独坐在夏天的夜里想念着住在森林深处的“她”，静静听着“水妖”忧伤而充满着诱惑的歌唱，这歌唱“它能够诱陷，/一个了解艺术的女郎；/因此我希望为我奏演在我心上人的心房”(64)。然而，当“我”了解水妖歌唱的秘密，她已经成为了别人的新娘。这多少是一个悲伤的故事，然而却因为“水妖”的意象的存在，具有了浪漫凄美的色彩。在《午夜心境》中，“水妖”行踪诡异，在白昼里隐没，而每当月亮爬上树梢，水妖出现在水面开始她忧伤的歌唱。又如《森林傍晚漫步》在宁静的黄昏，万籁俱寂，诗人独自漫步于森林，此时，诗人思绪纷飞，心游万仞。诗人说：“在远方，/向着遥远的北方/那里杉树幽幽并立，/那里美女精在山岗言畅（你或许称之为荒地）/那里我拥有珍爱之处，/那里我径直加速脚步，/那里是我的圣地！”（19）诗人眼中，深山有着独特的诱惑的魅力，是他追寻与朝拜的圣地。诗人想象步入森林幽境，伴着恐惧一路前行，在“夜晚的幽灵”的催促中前进，在“猫头鹰在尖叫”中注意倾听，轻捷地奔向森林中央感受各种神秘与美妙，然后则是“当暴风呼号着穿过当空，/看那云雾幕帘，/——时而上翻时而下陷，/时而紧裹林木树冠/时而吞没深谷”风暴的怒啸。显然这是易卜生诗歌中富于浪漫色彩的一首。整首诗至始至终沉浸在一片神秘梦幻的氛围之中，除了诗人笔下那幽静的森林，那跌宕的风暴以外，恐怕神秘而富于诱惑性的美女精和幽灵起了重要作用。也许是美女精忧伤而魅惑的歌声才引起了诗人极大的兴趣，牵引着诗人想象的上下起伏。

这些超自然意象具有人的灵性，他们忧伤的歌声有时成为一种心灵的慰藉，有时又作为乐而忘忧的纯真童年一般的幸福的象征而存在，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如《磨坊男孩》是易卜生又一首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类似于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磨坊男孩在现实世界中可怜而孤独，“但生命现于昏暗、/清冷光线/回到家中立刻了无欢畅”，在仲夏之夜，在山底河谷，他倾听美女精鸣鸣作响的歌唱，水神响亮悠扬的弹奏。他把自己当作水神的祭品，在水神那里学会弹唱。“从而他的弓弦奇妙传诉/林风飒飒，/山溪潺潺，/伴随美女精的魔力和号角响亮！”（35）在这样的协奏曲中，磨坊男孩心情豁然，将这一夜的美妙奇遇当作一生的珍藏。这里的美女精是善良的、温柔的，充满人情味的。也许人们可以把这首诗作为诗人自我心灵的写照。也许遭受求学、创作种种挫折的易卜生，情愿像“磨坊男孩”将自己作为祭品以获得缪斯的垂青，而达到艺术上高尚的境界。又如《午夜心境》水妖忧伤的歌唱“歌曲中有温和的力量，/那里留驻神圣的力量：/你的心灵赞同的理想，/尽管深深地在未来隐藏，/意志将安慰你的心谷，/把你高高举过土地之上，/——那时每一个悲伤的释注/将融合共筑幸福的欢畅”（18）！水妖的歌声不仅安慰人心，更有了激励诗人追寻理想的力量。又如《记忆的源头》，作为“她想到儿时的渴望，他不再，不再回来，他的幻影不再回想”而唯有水精成为了她的伴侣，带走了她的忧伤与孤独寂寞。出现在原野、山丘和树林中的“精灵”意象有时又成为乐而忘忧的幸福生活的象征。在《羞明者》、《矿工》等诗歌中，精灵的意象作为诗人乐而忘忧的纯真童年一般幸福的象征。“当我最初探寻这一范围/如孩子般认为：/深渊的精灵们会引领我/通过生命赋予的黑暗迷宫。/它们将教授我，同时，知晓/花蕾如何生长，/锦簇花丛为何凋零/当秋天即将来临。”（50）这些精灵是诗人童年快乐生活的见证者，他们教授“我”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去发现众多未知的领域。

这些意象还有一部分存在邪恶的一面。在《一朵睡莲》中“我”将一朵睡莲送给“你”，并请求将其佩戴在胸前。诗歌写道：“孩子，/你的胸膛的远方小湖，/不要在那久久环顾，——/快乐的睡莲隐藏宅门——/当妖精假装正在打盹。”（221）这里的水妖就像是暗藏在水里的小偷一样，似乎时时刻刻觊觎着那朵睡莲。也许这只是一首普通的小诗，又也许水妖象征着一种侵占或者嫉妒的心理。人们知道在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中，嫉妒是一种严重的罪恶。因此这里的“水妖”是有着它深刻的内涵的。佩戴一朵睡莲，本来是生活中常见的微小事件，诗人想象传说中这种富于幻象的“水妖”的存在，赋予了诗歌别样的味道。《在高原》中出现了“怪兽”、“树精”、“特罗利”的意象。“怪兽”的意象诗歌选集的注释者解释为“斯拉夫神化中的水怪”（105），“特罗利”则为“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信仰中超自然的生物、巨人或侏儒，通常与人为敌”（129）。“树精”出现在第一节，是躲在森林中令人恐惧的怪物，而在第三节中，“我”“然后带着嘲笑杀死特罗利！/这家伙那时候躲在丛林里，/控制着我的灵魂”，特罗利具有控制人的灵魂，令人失去理智的力量。“我”一一战胜这些超自然的力量，表明诗人一种清醒面对自己而不愿浑浑噩噩失去自我的理想追求。

综上而言，诗人笔下的这些意象富于神秘性，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它们并没有承载诗人来自于生活的种种沉重的压力与思考，显得空灵梦幻、轻松美好。它们构成了诗人抒发情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

文学地理学批评是近年来在国内兴起的原创性文学批评方法之一，按照文学地理学的观点来看，人们这里所谈到的“地理意象”应该属于一种“地理影像”，文学地理学提出者邹建军教授认为：“地理影像”是指文学作品中所存在的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关的形象、意象、情感、想象、风格、手法、形式、体式等，最为主要的当然是与自然山水相关的具有物质形态的形象与意象存在。“地理影像”概念的提出，则让人们总能从文学作品中通过地理影像的发现与解读，发现作家在艺术美与艺术表达上的特点，地理因素在作品思想与内容里所起的作用。笔者认为，坟墓意象当然属于“地理影像”，而“树妖”、“水妖”、“水神”、“美女精”、“精灵”等也可以被认为是“地理影像”，因为这些意象是与森林、湖泊海洋、深山、田野高原峡湾等息息相关的，他们栖息在各自的领域，形成一定特点。上文笔者已经分析这些地理意象所呈现的特点，那么从整体上而言，他们又反映出易卜生诗歌在整体风貌上所呈现的哪些特点呢？对易卜生诗歌艺术的构建、思想内容的表达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丰富了易卜生诗歌的整体内容。在以往的研究中，易卜生作为“现代戏剧之父”、“伟大的问号”，这种对易卜生的刻板印象，让人们更多地关注到易卜生那些关注与思索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等实际性问题的诗歌。无可否认，易卜生在其诗作中表示“生活就是——同心中的/魔鬼作殊死战。/写诗就是——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判”（324）。然而事实上，易卜生诗歌中，这些神秘的地理意象使得一些诗歌呈现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也许在他毕生的诗歌创作甚至戏剧创作中，这种浪漫主义的因子贯穿了前后，正如哈罗德·克勒曼在《戏剧大师易卜生》中所言“易卜生无疑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人”（9）。分析这些地理意象人们还可以发现，无论是坟墓意象还是这些超自然意象，在易卜生这些为数不多的不占有重要分量的诗歌中，并不承载着多少思想内涵或者某种道德是非判断。这些意象成为诗人抒情写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达诗人对理想的追求，一种美好的向往，一种在遭遇挫折后的心理慰藉，形成了诗歌强烈的抒情性和个人性。也许这些诗歌无法与易卜生那些关注与思索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的诗歌相媲美，但是人们不能否定这些诗歌的价值和地位，因为它们丰富了人们关于易卜生诗歌的整体认识。

其次，通过翻阅易卜生整个时期的创作，人们会发现，这些富于神秘色彩的地理意象集中出现在易卜生早期的诗歌创作之中。由这些“地理意象”，人们可以发现易卜生早期那种满怀壮志的浪漫主义心态，幻想未来理想的实现。诗歌基调基本上可以说是积极亢奋甚至激昂，想象也是跳荡起伏的。尽管一些诗歌带有阴郁的基调，那也只是一种急切心态的反应，因为早年的易卜生倍受挫折，连自己第一部诗集出版的计划也遭到搁浅。这种少年的心态支撑起易卜生那些关注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的诗歌，明显反映出易卜生干预国家社会、希望有所作为的心态。人们在阅读易卜生生活在挪威时那些早期的写给学生会的，赞美古老英雄的，礼赞青春与梦想的，歌颂民族斗士的，抒发自己理想与自由的追寻（《在高原》）等诗歌时，人们可以发现易卜生那种风华正茂的书生意气。而到了1864年易卜生开始流亡国外，生活困窘不堪，在易卜生的书信中可以发现，此时的诗人似乎没有多少心思与友人谈论创作、政治等问题，而更多的是申请薪金或者对友人的慷慨解囊表示感谢，有时甚至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这与易卜生一向反叛与孤傲的个性格格不入。同时流亡国外的易卜生更加真切地体验到各国的先进，加深了他对自己落后祖国与人民的思考与认识。在这之后的易卜生诗歌创作中，人们已经很难发现那种带有神秘浪漫主义色彩地理意象的出现。也许是这流亡的生涯开启了易卜生新的思考，导致了易卜生心态的变化，由此带来他的诗歌创作的变化。

而正如上文所言，易卜生早期诗歌中的这些地理意象是诗人抒情写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承载多少思想内涵与道德是非判断。而在此后出现的唯一一次提到“水妖”的写作于1963年的《一朵睡莲》，这里的水妖已经具有了人类的应该遭到反对和否定的妒忌与侵占等心理。易卜生也明确表示“生活就是——同心中的/魔鬼作殊死战。/写诗就是——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判”（324），而到了晚年易卜生对诗歌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变化，开始否定诗歌的艺术价值。可见易卜生诗歌整体上的变化。三“任何文学，作家与作品都有一个地理基础与前提的问题，因为任何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出来,任何文学类型也不可能在真空中建立起来，任何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类型绝对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邹建军，周亚芬35）。也就是说，地理因素对于作家和作品来讲有着根基性的作用，作家的创作离不开地理因素的影响，作品的完成也离不开地理因素的参与。那么这些神秘的地理意象的出现与诗人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人们知道，挪威是北欧的一个边陲小国，那种高山峡谷密布、濒临海洋的地理特征，高山引领人向上走探寻奥秘，海洋则意味自由与扩张指引人们发现未知。然而易卜生成长的一个小城，交通闭塞、范围狭小。这样的地理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易卜生耽于幻想的个性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也许还与易卜生自小生长的家庭环境相关。“易卜生六岁时，他父亲财力下降（后来濒于破产）肯定给这个孩子带来了极大的受压抑的影响。他父亲不但酗酒无度，而且经商粗心，这一点甚至给他造成了被出卖的感觉。在他父亲克鲁德生意兴隆的六年里，儿童时期的易卜生是个不合群的人，总喜欢躲在一边看书——多半是圣经，要么就是专心地玩玩偶、傀儡或者绘画”（哈罗德·克勒曼5）。一个生活在压抑环境中沉迷于自我世界、性格孤僻不合群的孩子，多半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内在世界的种种活动之中。

同时，由于北欧封闭的地理环境，阴郁寒冷的地理气候特征，北欧这一块地方有着丰富的民间传说的资源。易卜生对这些民间传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易卜生早年的一封信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某次旅行的目的就在于收集当地的民间传说。

最后，这些神秘的地理意象的出现是与易卜生的反叛个性相关的。易卜生之所以关注到这些神秘的地理意象也许体现了他一种将自己区别于芸芸众生的倾向，在创作之初树立自己的独特艺术个性。坟墓的意象，本来是死亡和凄凉的代名词，在易卜生的笔下，却洋溢着欢乐，带来安宁与慰藉，带来归属的希望，可见易卜生是不愿意如同常人那样。那些传说中的带有诱惑和危险性的妖物到了易卜生这里也被赋予了新鲜的内涵。引用作品【Works cited】［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美］哈罗德·克勒曼：《戏剧大师易卜生》,蒋嘉、蒋虹丁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判的十个关键词》，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5—43。

第二编 动物植物意象研究

易卜生诗歌中的四类动物意象

19世纪后半期，挪威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文学繁荣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代表挪威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和倾向的作家，易卜生便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颗明星。他的创作把这场文学繁荣推向了顶峰，使挪威成为当时唯一能与俄国比肩而立的文学国度，从而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地位。

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易卜生长期以来都是作为一名伟大的剧作家走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的，以至于很多读者都不曾知道易卜生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近年来，随着对易卜生诗歌的发掘与研究，他才逐渐以剧作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被广大读者所认识和接受。易卜生的诗歌与其戏剧一样，都反映着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研究易卜生的诗歌，不足以全面了解他的整个创作风貌。

在易卜生诗歌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的诗歌中缺少植物意象，而动物意象尤其多，并且它们往往都很突出、鲜明，在诗歌中具有其独立性。大致上可以把它们分为悲剧型动物意象、滑稽怪诞型动物意象、正义型动物意象、邪恶型动物意象这四类。这些动物意象有其特有的存在状态，分别体现了诗人易卜生不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本文试图从这些意象入手，来分析诗人易卜生的人格气质和创作旨趣。

在易卜生为数不多的诗歌中，动物意象却有不少，其中有以《绒鸭》中的“绒鸭”为代表的悲剧型意象，以《错综复杂》中的“小蜜蜂”、“老鼠”、“麻雀”为代表的滑稽怪诞型意象，以《海鸥在呐喊》中的“海鸥”为代表的正义型意象，以《北方的信号》中的“雄鹰”、“雄狮”为代表的邪恶型意象。诗人将其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寄寓于这些动物意象之上，间接地反映出诗人的政治情结和爱国精神。一、悲剧型动物意象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就是要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诗人易卜生在这一组意象上表现得格外赤裸裸，他把动物的悲惨命运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不得不为之愤恨不平。《鸟与捕鸟人》一诗中，写鸟作为被囚禁的对象，关在鸟笼中，失去了鸟类最为向往的自由，蓝天白云成为它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它还要面对捕鸟人建立在它悲痛之上的“残忍的快意”和“狞笑和怪脸”的恐吓。这是何等的残酷啊！当弱小群体面对强暴时，那种辛酸、悲哀与无奈，也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绒鸭》一诗中，本来在海岸边安居乐业的绒鸭们把自己的家“安得舒适而温暖”，这是它们用从自己胸口亲手撕下的绒毛一根根建筑起来的。然而不幸的是：渔夫们没有一丝同情心，他们不肯放过任何一根带有鲜血的绒毛，绒鸭们无奈，只能继续选择隐秘的地方，带着伤痛的心继续撕扯自己的胸脯，然而接连的打击，让它们丧失了“无畏的生活乐趣”，只能离开故乡，带着悲凉的心飞往南方。这些都让人们想到当时挪威底层人民的生活困境，剥削者贪得无厌地重重剥削，用以满足他们无尽的罪恶欲望，而完全不顾被剥削者的痛苦与挣扎。《记忆中的力量》中的驯熊，它的记忆中只有铜锅与烈火，只有被烤焦的味道和钻心的伤痛。失去了野性的熊，被人用来驯服作小丑跳舞，在观众的笑容下，默默吞下自己的辛酸泪水。这里驯熊师确实是残忍的，然而看客们又何尝不是麻木无情的呢？正是有这样一批麻木的人存在，底层人民才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这些没有觉醒的人们，只有当他们自身的自由受到侵害时，才能彻底体会这样的悲凉。

莱奈·杜密克公正地说过，作为一个艺术家，易卜生的显著特点是：“爱好思想，也就是忧虑道德，关心良心问题，要求从一个共同的观点来看日常生活的一切现象。”作为伟大的诗人，易卜生的良知让他站出来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人物说话，这与他本人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易卜生幼年时期乃至成名后仍不得不流亡异国他乡长达二十七年之久，这期间，他一直都是处于一种被压抑、被流放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状态。这种人生经历，让他更贴近当时挪威底层人们的生活处境。沉重的人生压迫，没有自由的劳动，却换来一次次残酷的剥削。在这样的环境中，淳朴的人们也只能带着伤痛继续忍受，没有反抗，最多不过是带着伤痛逃离自己的祖国，流亡他乡。所以这类动物意象中饱含着太多底层人们的辛酸，悲剧色彩也就极为浓厚。一般的批评家对这类诗歌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因为诗人、作家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更应该充当社会的良心，而人们在这些诗歌里面就感受到了诗人易卜生为祖国跳动的心脏。二、滑稽怪诞型动物意象

易卜生的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为祖国、为人民呐喊的诗歌，但也有几首充满生活趣味的诗歌，其中塑造了一群滑稽怪诞的动物意象，让人们看到了诗人易卜生人生中的另外一面。也许是过于压抑的缘故，诗人易卜生也需要一些轻松的诗歌来放松自己的心灵。《鸟曲》中的“年轻的麻雀太太”就是一位会“嘁嘁喳喳又嘻嘻哈哈”的“冒失鬼”，当“我”和友人一起在森林中漫步的时候，她窃听了我们的谈话，而当我们分别后，“我”一个人再去故地重游时，那些闲来无事的麻雀太太们便把之前听到的话编成歌儿，还配上曲子，本来只想一个人安静的“我”，在思念远方的友人时，被她们闹得不得安宁。这里面多少充满了一些有趣的场面，鸟儿歌唱自己作的鸟曲，让人忍俊不禁，虽然有些冒失，但多少缓解了“我”愁苦不堪的思念，在那样“明媚的日子”里，听着鸟儿的合唱，似乎是一种很和谐的享受。《恶作剧》中也出现了鸟儿的意象，在这首诗歌里面描写了一对年轻的恋人之间的欺骗与谎言。感情本来是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可言，言语的欺骗、心灵的背叛就是对神圣爱情的不忠。然而诗歌里面的女主人公却自导自演了一场骗局，刚对一个男孩许下盟约，转身却又毫不犹豫地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这时“传闲话的鸟儿”就充当了解说员的任务，拆穿了这一切背后的谎言，让这之前上演的温情告白，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鸟儿在人们心目中确实有一种喜欢唧唧喳喳的多嘴印象，但是在这首诗中，她却揭示出了事物的真相。《错综复杂》一诗中的动物意象就更是荒诞不经了，一朵苹果花在成为子房，接着成为果实的自然生长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可思议的变故。本来春季“小蜜蜂”与“苹果花”相亲相爱，早就把婚约订下来了，可是等花儿变成子房的时候，正值夏季蜜蜂采蜜的旺季，它们也就只好忍痛暂时分离了。这个时候来了一只“贫穷而诚实的老鼠”，它在苹果树根旁边安居，天天望着高高在上的子房，有了一种占有欲，心里叹道：“你要是属于我，哦子房，我的洞便会是天堂。”（150）当小蜜蜂从很远的地方飞回来的时候，发现心爱的子房又变成了果实，它们都很忧伤，却别无办法。这时又来了一只麻雀来凑热闹，它在苹果树上做巢，朝夕相处使它也垂涎苹果果实，希望得到它，“你要是属于我，哦果实，我的巢决不比天堂次”（24）！小蜜蜂本来是护花使者，却因为远行而错过了恰当的时机，而让老鼠和麻雀满足了它们的欲望，可是最终的结局却出人意料：苹果落下来，老鼠跟着就嗝儿屁，麻雀也毫无预兆地死在巢里，忠实的小蜜蜂也带着忧伤成为蜂箱里的制蜡人。一切都毫无缘由，诗人却编出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让小动物们都毫无所得，从而以戏剧性的场景结束。可以说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欲望，可是诗人让它们三个的生活都围绕着一朵苹果花而展开，并且都如此钟情于苹果花，似乎就有些荒诞了，让人难以理解。

这类充满滑稽怪诞型动物意象的诗歌，为数并不多，而且在易卜生诗歌创作中所占有的地位也不高，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就不值得人们研究了，毕竟一个诗人的创作不可能总是呈现同一个主题，他也需要不同的风格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希望有更多研究者能从诗歌背后读懂一些不同的意义。三、正义型的动物意象

易卜生曾经说过：“只有那些把从祖国的山川河流，沟壑岸边并且首先是从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传来的基音赋予自己的作品的人，才是民族的作家。”（376）因此，诗人浪漫激情中加入了强烈的民族解放意识和战斗精神。

当时正值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攻打丹麦，而丹麦的邻国瑞士和挪威却袖手旁观，不给予其援助，让他们之间的三国同盟不攻自破。这就更加助长了残忍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统治者及士兵们嚣张的气焰。生为挪威公民的易卜生认为这样的战争对丹麦是不正义的，而且一旦普奥联军攻占了丹麦的话，他们的欲壑难填，对挪威乃至整个北欧肯定都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事情，因此易卜生一直主张挪威政府应看清形势，能够出兵援助丹麦兄弟。可是挪威当时的统治者却不敢出兵，怕引火上身。诗人易卜生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只能拿起自己的笔杆，用诗歌和戏剧创作来号召人们觉醒，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然而国内却有一群政客互相勾结，掀起了一场攻击易卜生的恶浪，在这样的形式下，易卜生只好孤身一人离开祖国热土，去到异国他乡开始长达二十七年的流亡生活。这其中，他写下了很多优秀的诗篇，其中有不少诗歌借动物意象来伸张正义，抒发愤懑。《海燕》一诗中的海燕身上就被赋予了一股强烈的民族战斗精神。在苍茫的大海上，“她的羽翼闪着浪花和泡沫/她踩着波涛永不沉没。她随着大海升降起伏/她沉默于宁静，和暴风雨一同高呼”（42）。无疑海燕是具有战斗精神的，她毫不畏惧强势的暴风雨，敢于与之搏斗。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其实易卜生从小就有海洋情结，对大海颇有依恋之情，他笔下很多的正面的动物意象都是海洋性的。从小他就喜欢站在海岸边欣赏海景，倾听大海的声音。“成为作家之后，他还经常在文学创作中回溯他幼年时的海之恋，抒发对大海的怀念和感激之情”（223），因此这样的描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诗人也是大海哺育的“诗鸟”，他寄希望于通过笔下的海燕来唤起广大挪威人们的民族斗争精神。《海鸥在呐喊》一诗中，诗人塑造了以海鸥为主要代表的夜莺、鸥椋鸟、等一系列的动物意象，“银灰色的海鸟神态依然，乘着海神的海马飞奔！嘶鸣吧，尽情地呐喊，尽管嗓音不很温存！让你的声音撕裂吧！不要欢快的诗韵，波浪把深处的暗礁拍打，寒冷的天气正在逼近，呐喊吧，这是你的使命”（108—109）！诗人用鼓点式的诗句，揭示出南方丹麦所处的困境。面对德意志普鲁士王国的步步逼近，唯有拿起武器反抗才能找到出路。海鸥作为海神的传令者，承担着唤醒大众的使命。而夜莺、，则代表着丹麦国内的正义力量。夜莺“恼怒”，因为国土的侵占、主权的丧失；的逃离因为反抗的失利，只好无奈地哭泣；而鸥椋鸟发自胸腔的响亮的叫喊，却又显得如此微弱可怜。丹麦人势力太单薄，他们无法掌控战争的局势，他们失落于权力的软弱不堪，正义力量暂时不得不屈服于邪恶的力量。四、邪恶型动物意象

普列汉洛夫曾经说过：“易卜生的弱点——即不能够在道德里找到政治的出路，反映到他的作品里面就变成了象征主义的议论性成分。”（24）流亡在国外的易卜生正如他在对挪威大学生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诗人就其天性而言是富有远见的人，任何时候祖国和祖国的生活都像我在远方，在异国时那么全面、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易卜生在千里之遥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祖国的安危，他用一些带有邪恶性质的动物意象来释放自己的不满情绪。《在赛特港》一诗中，诗人借此抒发了对自己的作品在家乡遭到嘲弄的愤愤不平之情，国内的邪恶势力犹如“带毒的苍蝇”和“毒虫”一般，不断地抵制着爱国主义作品的传播。诗人的很多剧本就在挪威国内遭到过禁演，可想而知，这些恶势力对外不能抵抗，对内却实行严酷的政治思想上的统治。为此，诗人通过创作来揭露他们丑陋的嘴脸。在《北方的信号》一诗中，丹麦兄弟为了国家民族的尊严，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牺牲了无数的生命。然而统治者却用死者的呼救和尸首去换取屈辱的和约，和约背后的辱权丧国的条约让战士们的鲜血白流了。他们还要听从军令撤退，眼睁睁地看着“黑色雄鹰”和“疯狂的雄狮”的德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耀武扬威地继续他们的嚣张气焰。

易卜生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诗人、剧作家，为丹麦政府的屈辱感到忧虑，更为挪威面临唇亡齿寒的境地，政府却无动于衷而痛心疾首。易卜生的这些诗歌，即便创作时代与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都没有离开挪威的社会现实，也都体现出诗人关于艺术反映生活的美学主张。诗人从来没有消极地脱身于社会之外，而是积极地置身于社会之中。在这四类不同动物意象的塑造上，人们看到的是一样的易卜生，即勇敢如海燕一般，在挪威这个大海的汹涌波涛中，虽然险阻不断、困难重重，他却始终如一地坚持正义，敢于搏斗，任何事物都无法改变他那坚定不移的目光。

易卜生诗歌作品中的意象种类是多种多样的，但动物意象却处于核心地位，即他在诗中往往通过某种动物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触，并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审美意识，体现出一种象征性的艺术取向。正是在这类象征性的作品中，易卜生作为一个诗人的艺术境界才比较完整和充分地保存下来。因此，本文将其动物意象诗加以分门别类的探讨，应当是有意义的。

易卜生是一个率真的诗人，他敢于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当时真实的历史，虽然他的诗歌中有很强的政治性，缺少了一些诗性魅力，但是人们却不能否认他在诗歌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通过以上四类动物意象分析，人们发现：不管是写哪一类，人们看到的易卜生都在将自己的心声大力呼唤出来，为了挪威人民的觉醒，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和平。尽管易卜生长时间处于孤立的状态，甚至遭到恶势力的迫害而流亡他国，但是他这样一颗真诚为祖国、为人民的心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易卜生诗歌中的鸟意象

作为“伟大的问号”，易卜生不仅在其戏剧作品中提出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其本人也是一个“问号”，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在诗歌中，易卜生多以叙事记人为主，作为独立、直接描写的自然意象由于数量不及人物形象，常常被学者忽略，而正是自然意象从另一个不同于叙事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诗人心底最真挚的情感。在易卜生诗歌描绘的各种自然意象之中，鸟不仅数量居多，在思想表达及情感抒发上亦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不同的鸟的形象和语言，即鸟发出的声音的不同的描写，巧妙地表现了它们的特征与情感，同时也暗示诗人自身的处境与感受，表白心中难抑的感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的《易卜生文集》第8卷，共收录易卜生诗歌61首，其中描写鸟意象的诗歌有12首，包括《鸟与捕鸟人》、《绒鸭》、《鸟曲》、《天鹅》、《海燕》、《林肯被刺》、《森林夜晚漫步》、《在霍空王的宴会大厅》、《恶作剧》、《海鸥在呐喊》、《在高原》、《泰尔耶·维根》。按照鸟的声响，将这12首诗歌中的鸟分为三类：无声的鸟、歌唱的鸟、呐喊的鸟。《鸟与捕鸟人》、《绒鸭》、《林肯被刺》、《在霍空王的宴会大厅》、《泰尔耶·维根》中无声的鸟表面沉默却思绪暗涌；《天鹅》、《鸟曲》、《恶作剧》、《在高原》中歌唱的鸟唱出真理并载负伤感；《海燕》、《森林夜晚漫步》、《海鸥在呐喊》中呐喊的鸟用悲鸣哀号来唤醒世界。一、无声的鸟

由于被欺凌、被压迫，心中的苦闷不得言表，所以陷入沉默。《鸟与捕鸟人》中的囚鸟从被捉住到被惊吓，到被放走，直到最后撞死在窗户玻璃上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被捉住时，“我”“用狞笑和怪脸/把囚鸟吓个半死”。囚鸟由于被欺负害怕得不敢出声，这在英文译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And I rushed the trap I′d fashioned/Back indoors with cruel relish，/Scared the bird with my impassioned/Scowls that shouts and threats embellish.”激烈的怒视、叫喊、威胁使鸟儿怯不敢言，正如下文中的小伙子“在这可怕的监视下/他浑身毛骨悚然”（易卜生 4）。“It confounds my soul， the glaring，/Terror shakes me unabating.”（Henrik Ibsen 45）这种恐惧刺透灵魂，而小伙子却必须忍受。生活中的挫折犹如捕鸟人的恐吓一般萦绕在诗人身边，诗人无力反抗，却又不甘屈从，在怯懦的同时，也在沉默中积蓄力量，待情感爆发的时刻，冲出牢笼，奔向自由的天空，纵使最终的结局可能不尽如人意。“瞧，它抬起了小脑袋/朝亮处拍了拍翅膀，/它又有了生活和自由——/不幸碰着玻璃落地而亡。”（易卜生3—4）“Life and freedom both invite it；/O， but how it makes its wings go! /Watch it soar towards the light it/See， but— crash against the window —.”（Henrik Ibsen 45）为了追求自由，囚鸟毫无畏惧地飞向光明，最终折翼。“当墙壁裂开一条缝，/自由仿佛闪向他的目光——/喏！栅栏在嘲笑他的飞翔，/他挟着折翅跌落在地上。”（易卜生4）“And when freedom′s luring pathway/Beckons my imagination，/Broken-winged I fall but half-way/On dream′s flight to liberation!”（Henrik Ibsen 45）为了追求自由，小伙子不畏嘲讽，最终只是徒劳。在中文译本中，捕鸟者儿时被译为“我”，在牢狱中被译为“他”，突出角色变换的差别，由“强者”变为“弱者”，从而产生情感上巨大的落差，与诗人由生活富裕到家道中落的经历相呼应。在英文译本中，捕鸟者自始至终被译为“我”，强调对于自由的追求。为了追求个人自由，诗人思绪飞扬，纵使周围遍布现实的阻碍和异样的眼光，纵使途中艰难险阻，也抵挡不住诗人实现精神自由的伟大理想。虽然受挫折翼“Broken-winged I fall”，但是已经踏上梦想之路“but half-way/On dream′s flight to liberation”!《绒鸭》中被掠夺的“弱者”绒鸭，凭着自己的哺育后代的理想与信念，一次又一次地忍受苦难，一次又一次地重建鸭窝。无声劳作的绒鸭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坚持为自己谱出理想之曲，即使连最后一个音符也被人类无情地抢夺。“他从胸口撕下绒毛一团团，/在岩石里把家安得舒适又温暖。”（易卜生 10）“It plucks the fine， delicate down from its breast/And fashions a warm and a cosy nest./There it will hatch out the young it′s to rear，/The shore full of smiles in its summer gear.”（Henrik Ibsen 57）绒鸭的理想只是建造一个温暖的鸭窝来养育后代，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它在胸口撕下的每一根舒适的、精美的绒毛都满载了它对后代的爱。英文译本中的“smiles”更是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周围环境的信任。诗人凭借这样一个没有奢望、没有威胁的形象及其悲惨遭遇表达了自己内心对普通人民的深深的热爱之情与同情之意，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控诉与反抗。“峡湾渔夫没有一点同情心；/他把鸭窝抢得一根绒毛也不剩。”（易卜生10）“For him the bird is a valued guest；/He plunders the very last scrap from the nest，/Before he abandons the reef he is stripped/He sees the last feather is safely shipped.”（Henrik Ibsen 58）渔夫为了利益，剥夺了绒鸭最基本的生存权力，资产阶级又何尝不是如此。最终，绒鸭以“飞离寒冷的、不好客的国境”（易卜生11）作为反抗。“It pines away on that barren coast—”（Henrik Ibsen 58），贫瘠的海岸体现诗人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深深的失望之情。绒鸭的飞走是失望而不是绝望，它“向南，向南，南飞到阳光普照的海滨”（易卜生11）。诗人的人生理想并没有因此而破灭，他仍走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绒鸭的无声是对力量的积蓄，是对自由的呼唤。《鸟与捕鸟人》和《绒鸭》中的“鸟”是诗人自身的象征，是诗人追求自由、追求理想的艺术化身。易卜生在《林肯被刺》中用乌鸦来形容欧洲大国面对危机时的虚伪和见利忘义；在《泰尔耶·维根》中用老鹰来比喻英国军舰的威力和野蛮横行；在《在霍空王的宴会大厅》中用夜枭筑巢来衬托古建筑被后世的人民所冷落，悲叹历史被后世人民所淡忘。诗人把目光指向鸟，用鸟来比喻欧洲大国利字当先的丑态，衬托国家和人民淡忘历史，尤其是淡忘历史教训的危机。由此可见，易卜生作为“伟大的问号”，不仅“伟大”在执着地追求自由和理想，同时也“伟大”在他的智慧与理性。诗人看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存在的重要问题，即历史经验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二、歌唱的鸟《天鹅》中的天鹅沉默一生，直到走完生命的道路时歌声响起：“歌声轻扬，/你已走完你的路，你；——/你在死亡中歌唱。/你毕竟是只天鹅，你！”（易卜生30—31）“Your journey ended/with birth of the song./Your death-song blended；—/you were， then， a swan！”（Henrik Ibsen 203—204）《天鹅》创作于《布朗德》完成之前，将《布朗德》中的原型人物西娅·布鲁恩（Thea Bruun）的去世与《布朗德》的完成联系起来，体现了易卜生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追求。易卜生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自我精神世界的净化，在自我牺牲中得到灵魂的解脱和精神的超越，颇有“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意。用布朗德的话说：“胜利之中最大的胜利是失去一切。失去一切便是赢得一切。只有失去的才永远归我所有。”“you were， then，a swan！”在放弃所有高歌理想的瞬间，个人才能够实现完整的个人价值，天鹅才能称得上是一只真正的天鹅。中文译本中“你毕竟是只天鹅，你！”同时隐含了诗人对于天鹅以此实现价值的悲叹，对于自己乃至人类为追求自由而牺牲的悲颂。

易卜生在《圣·约翰之夜》演出失败后的落魄和茫然时期结识一位船长的女儿蕾克·贺斯特（Rikke Holst），由于船长的强烈反对，易卜生离开了蕾克。易卜生的部分诗作源于蕾克，例如,《野花和盆花》、《献给R.H.》、《一朵玫瑰》、《鸟曲》等。《鸟曲》中“嘁嘁喳喳又嘻嘻哈哈，/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我们，我们告别：保重！/怕再也不能相遇……”（易卜生15—16）。“And we heard whispered laughter/Above our heads， quite plain； —/But we， we took a fine farewell，/And never met again.—”（Henrik Ibsen 87）正是对他们由交往密切到分离的描写，在感情升温时，两人却要互道别离。当然，在创作《鸟曲》时，易卜生不会想到他与蕾克分开三十年后会意外重逢，在诗中所表达的多为不悦与惋惜。“嘁嘁喳喳又嘻嘻哈哈”在与恋人分别后变成了“小小羽族聒噪不已”（易卜生16），暗含诗人的爱情失败的苦闷心情。“于是所有鸟儿都跟着唱；/林中没有一根树枝/不在哼着一个冒失鬼/在那明媚的日子。”“It′s on each song-bird′s tongue now，/Hence， in its leafy spray，/Each beaked songster warbles on/About that bright Spring day.”（Henrik Ibsen 88）对于麻雀太太为“我们”编的歌曲，林中所有的鸟儿都在唱，歌声时时萦绕耳旁，回忆久久占据心房，诗人对美好往事的眷恋之情和对逝去爱情的惋惜之情得到进一步升华。《恶作剧》中“鸟儿倒成了生活的智者”，鸟儿以旁观者的身份向诗人歌唱事实和真相。“他认为你的珍珠泪/是心弦颠痛的印记，/但是那个糊涂虫却不理解/这个装满珍宝的奖杯。”（易卜生 87—88）“He thought that your tears were really/Signs of a heart choked up；/O， couldn′t the ass see they′re merely/The drips from a brimming cup?”（Henrik Ibsen 77） “我”的忧郁和伤感为世俗的姐妹花提供了享受和欢悦，鸟儿唧唧喳喳地道出实情，直接而坦白。诗人的感性始终不能超越他的理性，他深刻地体会到“我”的悲伤，却又清楚地认识到眼泪的虚假。诗人理性的情感之强烈使他成为生活的智者，批判世俗的虚伪。

而《在高原》中鸟儿的歌声却再不能激起诗人往昔的情感，“听着鸟儿的唧唧啾啾，/我现在完全没有一丝依恋”（易卜生135）。“Bird-song′s sickly-sweet excesses/Do not make the blood pulse faster.”（Henrik Ibsen 155）此时的易卜生“只想高处的一瞥”（易卜生 142）。“That is loftier， more discerning”（Henrik Ibsen 159）他追求的是更加敏锐的目光，更加高远的理想。“这里只有自由和上帝。我一人得到了它们，/其他所有的人都在谷底踱步。”（易卜生142） “Up here there is freedom and God withal，/The rest merely grope down yonder.”（Henrik Ibsen 159）鸟儿所歌唱的世俗生活被诗人所摒弃，诗人所追求的自由主义和自我主义精神在此升温。三、呐喊的鸟《海燕》中“她随着大海升降起伏；/她沉默于宁静，和暴风雨一同高呼”（易卜生42）。“The bird and the waves rise and fall there together；/In calms she is silent，shrieks in foul weather.”（Henrik Ibsen 140）海燕是自然的产物，灵魂纯洁、忠于自然，它随着海洋的波涛起伏，随着天气的阴晴呼喊，是诗人心目中的“诗鸟”。诗人具有与海燕相同的特质，即“生于自然，归于自然”。海燕栖息在不可探寻之处，航行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梦境”，是独立于一切而存在的“诗鸟”。易卜生以海燕话诗人，诗人不与一般人等同，存在于一般人之外，诗人代表的是自然，是“灵魂见到真美的影子时所发生的迷狂状态”。作为诗人，易卜生追求的是自我的理想境界，是高于一般的自由精神，在沉默中积蓄力量，在呼喊中歌颂理想。然而，诗人在“梦境”的高呼，不容易被常人所理解，“最糟糕是，智者听了摇摇头，/说故事大部分是老水手的胡诌”（易卜生42）。“Yes， and what′s worst is，—in pedants′ eyes/Most of this passes for sailors′ lies.”（Henrik Ibsen 141）易卜生对此感到“糟糕”，对“智者”的愚昧感到惋惜。“嘘，就在这里，屏住气！/在森林怀正中央/谛听夜枭的嗥叫，你可听到？/呀，如此神秘的哀号/是一首健美的曲调，/别从耳边流失一个音标，/啊，多么美妙！”（易卜生74—75）“Hush，silence now；—this is the spot!—/Amidst the forest bound/Hark，owls are shrieking，—mark you not?—/Ah，how sublime they sound!/Theirs is a merry melody，—/Let not one note neglectfully/Escape you；—ah，how sweet!— ”（Henrik Ibsen 18）在《森林夜晚漫步》中，诗人向山林深处走去，向自然走去，向自己的理想之地走去。夜枭的嗥叫，是森林中央的声音，是自然的声音，是诗人心中的声音。诗人想要投身理想的境界，投入尘世外的自然的诗地。夜枭的嗥叫是“哀号”，也是“曲调”，诗人的理想是艰辛的，也是美好的。从鸟儿口中发出的不只是歌声与哀号，更是诗人迸发的情感，对自由与理想的呼唤。诗人在沉浸于自然与理想的同时，理想地认识到“命运赋予的图案：/生无宁息，死无宁息，/永世不宁息”（易卜生75）！“An image of my given doom:/No peace in life nor in the tomb，/No peace eternally!—”（Henrik Ibsen 19）可见易卜生是一位兼容感性与理想、情感与理智的伟大诗人，其情浓烈、其理深刻。“银灰的海鸟神态依然，/乘着海神的野马飞奔！/嘶鸣吧，尽情的呐喊，/尽管嗓音不很温存！/让你的声音撕裂吧！/不要欢快的诗韵；/波浪把深处的暗礁拍打，/寒冷的天气正在逼近，/呐喊吧，这是你的使命！”（易卜生108—109）“But ride，grey sea-bird，even so/The rack on Ran′s wild steed!/Scream out，scream out；tis meet although/Your voice be harsh indeed!/Tis meet your cry should be so hoarse，/No dulcet minstrelsy；/The blind reefs break the billows′ force，/A rain-squall hither sets its course， —/Shriek，tis your destiny!”（Henrik Ibsen 132）呐喊是海鸥的使命，也是诗人的使命。海燕在风暴中呐喊，警告狂风暴雨的来临；诗人在人群中呐喊，揭露社会潜在的危机，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御外敌，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侵略。面对德意志的侵略，丹麦人奋起反抗、英勇作战，可歌可泣。易卜生赞美他们的勇气，但批判他们不愿用本地挪威语代替丹麦挪威语，进而强烈谴责丹麦人将德文奉为文学语言。侵略丹麦领土的德意志是敌人，同化丹麦文化语言的德文同样也是敌人，而且后者的程度更甚于前者。易卜生具有诗人高于群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通过《海鸥在呐喊》一诗肯定了丹麦人抵抗德意志的勇敢，同时批判他们没有意识到德文对其祖国文化的侵略，进而号召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像抗击侵略领土的敌人那样，与对其进行精神侵略的敌人斗争到底。诗人通过夜莺的恼怒、的哭泣和候鸟群的大合唱抒发内心对精神侵略的强烈的反对，迫切要求广大人民认识到精神侵略的严重性，并共同发起反抗。易卜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在《海鸥在呐喊》中强烈地爆发出来，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看到易卜生的超前意识，他对丹麦使用德文作为文学语言的反对颇显现代主义倾向，提出了在当今社会仍具普遍影响的语言文化侵略，即精神侵略的问题，这一问题确实称得上是伟大。所以，人们赞同“亨利克·易卜生不仅属于挪威，他也属于世界”（Henrik Ibsen dose not just belong to Norway；he belongs to the world as well)!

易卜生的诗歌创作于挪威的格里姆斯塔、奥斯陆和卑尔根，以及欧洲西部和南部国家。在挪威三个临近海峡的地区的生活是易卜生对自然的最初印象，海峡和候鸟成为他的诗歌中的重要意象。

易卜生的最早的诗歌创作于1844—1850年在格里姆斯塔（挪威）当地药店当学徒时期，这些诗歌，如《献给星星》、《森林傍晚漫步》等，寄托了一个还未被社会认可的年轻诗人的希望。1850年，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称奥斯陆，挪威首都）求学失败后的失意与沮丧表露在《矿工》、《鸟与捕鸟人》等诗中，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开始在现实生活和儿时经历中寻找创作灵感，直到他再次自怜、自我反思，写作《绒鸭》。在这一时期最后的诗作《恶作剧》中他讽刺陈腐的、似诗人的伤感癖。易卜生1852年前往卑尔根，在挪威剧院从事戏剧创作，他的视野逐渐开阔，表面书写美好恋情的《一朵玫瑰》、《鸟曲》等也暗示诗人不是只为抒情而作，而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蕾克·贺斯特美好内在的歌颂。《在霍空王的宴会大厅》也暗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危机和困惑。1857年，易卜生回到克里斯蒂安尼亚后，他的创作意图从号召国家抵御外敌转向呼吁国家通过语言、文化完整，而不仅仅是疆域完整来实现独立。《海鸥在呐喊》、《海燕》都是诗人对理想的吐露。此时有两首长诗不得不提，《在高原》可以看作一首心灵叙事诗，表达诗人在常规满足的生活和迫切要求的艺术之间的两难选择；《泰尔耶·维根》则是真正的叙事诗，书写诗人真正努力的方向与目标。1864—1891年侨居国外期间，《家居》、《天鹅》等诗作还是围绕自身的问题而作，而《林肯被刺》则上升到了世界的层次，尖锐地谴责欧洲大国的虚伪道义。（Henrik Ibsen2—5）

易卜生诗歌中的鸟意象从不同的角度唤出诗人的心声，表达诗人内心强烈的情感。无声的鸟沉默不语，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诗人关于他的灵感、理想和追求，关于国家和人民面临的危机。歌唱的鸟歌声婉转而内涵丰富，不仅歌唱出自身的理想和困境，也歌唱出诗人对社会的看法。呐喊的鸟从心底呼唤诗人的悲与喜，呼唤国家和人民的觉醒。

这些鸟儿在易卜生的笔下栩栩如生、富于人性，向人们展示了诗人易卜生的诗作风格。首先，诗歌中的鸟不仅具有自然的气息，也富有人的情感，鸟儿出于天性筑巢繁衍，为了养育后代撕下自己的绒毛，面对外界的破坏，它会坚持、会反抗、会向着理想之地飞去（《绒鸭》）。鸟儿在枝头歌唱，歌唱美好的季节，它可以将听到的话语谱成曲，教会林中所有歌唱的鸟类，甚至可以在当事人面前歌唱从前（《鸟曲》）。鸟儿还会发怒、会哀号、会合唱（《海鸥在呐喊》）。易卜生笔下的鸟儿充满人性，是诗人创造的活灵活现的艺术品，是诗人和普通大众的代表，也是唱出诗人情感的媒介。其次，作为人学家，“易卜生的思想意识和文学创作颇富人生哲理的辨析意义和强大的艺术魅力”。几年后捕鸟人入狱与几年前囚鸟被困的处境相同，心情相同，乃至最后的反抗结局也相同（《鸟与捕鸟人》）。富有戏剧性的因果循环、善恶相报的人生哲理浮现诗中。生活中充满了谎言的诱惑，谎言趁着悲伤的情感，赚取泪水和满足，但诗人始终不忘理性的直言，用真理批判世俗的虚伪（《恶作剧》）。无论何种形式都无法掩盖本质，诗人的生活正是不断通过形式发掘本质“生无宁息，死无宁息”。最后，易卜生诗歌兼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海鸥的嘶鸣揭露精神侵略及其潜在危害的严重性，提出“精神革命”，“即以积极战斗的反叛手段作为方式获得人在精神世界的自由”，“鼓励和希冀人们经由精神革命的洗礼踏上自由之旅的征程”。绒鸭筑巢不成，残酷的现实使它无奈离去，而“诗鸟”的宁静与高呼体现诗人与世人、与世界的微妙关系，同时也暗含诗人在高处的孤独。易卜生诗歌中的鸟谱出扣人心弦的乐曲，歌唱诗人复杂而丰富的情感。

易卜生诗歌中“鹰”意象的两重性及其审美意义

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更多的是以著名剧作家的身份被中国广大读者熟悉和接受。“他的各种类型的戏剧，如浪漫主义剧、现实主义剧、象征主义剧，尤其是‘社会问题剧’，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有深远的影响。”（王忠祥181）他在戏剧方面的才华和创作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易卜生的另一重身份——诗人，却被遗忘在剧作家的光环下而黯然神伤。作为诗人的易卜生未能得到像剧作家易卜生一样多的关注和重视。然而，易卜生的诗才丝毫不逊色于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才华，同样也渗透着易卜生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肯定易卜生的诗才是“诗神缪斯所骑的一只飞马”（布莱德鲁克274），他的许多戏剧也都是包含着诗歌的因素，甚至有的戏剧灵感直接来源于他的诗歌，如诗剧《布朗德》就是根据同名史诗所改编的。艺术家易卜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伟大的剧作家，另一面是出色的诗人，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易卜生。要想读懂易卜生这个“伟大的问号”，绝对不能只观戏剧、不问诗歌，必须双管齐下才能全面把握和准确解读。

随着近几年来对易卜生诗歌翻译的重视和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加，学界对易卜生诗歌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了研究易卜生诗歌的行列中来。无论是对易卜生诗歌中意象的分析，还是分析易卜生诗歌的创作特色和情感思想，都为解读易卜生的诗歌提供了突破口。细读易卜生的诗歌，人们发现，诗歌中存在着大量奇特的动植物意象，如植物意象“大橡树”、“玫瑰花”等，动物意象“鸭”、“海鸥”、“鹰”等。这些意象各具特色，个性独立，不仅具有极强的象征性，而且也是易卜生思想情感和个性气质的物质载体。本文从动物意象“鹰”入手，分析易卜生诗歌的审美理想和创作意图。一、两重性之一：残酷的掠夺者

在约翰·诺瑟姆翻译成英文的168首诗歌中，共有14首诗歌中出现了“鹰”这个意象，而这14首诗歌中的“鹰”又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型：①象征残酷的掠夺者，如《大橡树》、《斯堪的纳维亚人醒来吧》、《泰尔耶·维根》、《方向转变》等；②向往自由、意志坚定的善良的民众形象，如《青春之梦》、《致我的订阅者》、《海尔吉·匈丁斯巴纳》、《献给R.H.》、《在千年庆典上》等。

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不安宁，饱受分裂的困扰和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在战乱的痛苦与折磨之中。易卜生心系国家、胸怀人民，饱含强烈的爱国激情，用铿锵有力的笔触，抨击侵略者的不耻行径，同时也深切地呼唤群众，要摒弃前嫌、齐心协力、抵御外敌。出现在此类爱国情怀浓郁的诗歌中的“鹰”便成了残酷掠夺者的代名词。

在《大橡树》中，易卜生援引北欧神话中的宇宙树，即大橡树作为斯堪的纳维亚统一的象征，告诫斯堪的纳维亚的兄弟们要相互依偎、相互合作，才能战胜敌人。原本一棵高大挺立的大橡树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天然保护屏障，“它的根深深扎进土里，∕十分雄伟是它的天幕冠顶；——∕繁茂粗壮的枝条，从树干伸展∕从艾达直到北极伸展，∕它的树荫将瑞典遮掩∕笼罩大西洋多岩的海岸——”！然而，在时代战乱之风的侵袭下，大橡树完整高大的力量被支离破碎，在这样“分崩离析”的状态下，将如何迎战敌人像凶残的鹰一般的贪婪侵略？“向东，鹰带着贪婪喜态∕盯着，一心抢掠，波罗的海，如同德国人攫取猎物∕没有设防，被遗弃等死的猎物——”（8）！敌人虎视眈眈，只等防御系统的彻底瓦解，以便乘虚而入。形势严峻，再不采取措施的话，斯堪的纳维亚只能是坐等灭亡。因此，易卜生向斯堪的纳维亚的兄弟们发出了真切的呼唤，希望他们能够回忆起大家在一起共患难的团结岁月，即便是在现在树干已经破碎的情况下，亦能够再次携手聚集。“一旦人们，现在分离，能够再次∕向他的兄弟伸出臂膀——”（9），兄弟们拧成一股绳的力量一定能够驱散侵略的阴霾，带来胜利的曙光，“他们立刻合为一体，融合，聚集∕像冬天的夜空北极光的明亮”（9）！易卜生将侵略者比作凶残暴戾的鹰，警示统治者要警惕敌人的伺机侵略，必须“破镜重圆”才能够使“微弱的火星骤成火焰”。

写于1849年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醒来吧》是易卜生对斯堪的纳维亚统一的再一次呼唤和期待。这一次的呼唤比起《大橡树》来更加浓烈和响亮，像是平地惊起的一声雷，响彻天际、激奋人心。此时正值丹麦和普鲁士两国交战之际，丹麦人民挣扎于战火的苦海中。作为邻国的挪威和瑞典，对丹麦之前侵略统治自己国家的历史耿耿于怀，不愿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丹麦对抗普鲁士。然而，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使得三个国家之间存在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害关系。一旦丹麦战败，挪威和瑞典也免不了会遭到普鲁士甚至是其他国家致命的威胁和攻击。正是基于挪威和瑞典袖手旁观的做法，易卜生才慷慨激昂地写下了这首爱国抒情诗，以呼唤挪威和瑞典摒弃前嫌，勇敢地帮助丹麦度过危难时刻。易卜生情词恳切、文笔流畅，层层推进式地将这种激昂之情推向高潮。

丹麦正遭受普鲁士血腥的侵略，国内战火连连，连刚刚萌芽的幼芽都无法平静安定地生长，更何况丹麦的百姓呢？面对丹麦身陷囹圄的厄运，“起来，兄弟们，起来！——我们不再轻视；——∕致意我们远方北欧的兄弟盟∕怀抱瑞典、挪威、丹麦的兄弟”（21）！易卜生以其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民族意识，大声疾呼北欧的兄弟盟能够再次携手，“流血，为我们共同的伟业，为兄弟”。挪威和瑞典此时的沉默和袖手旁观，在易卜生看来是“背离了我们祖先的精神∕背弃了挣扎在丹麦海滨的兄弟”（21），这样的举动只会造成兄弟盟之间信赖的瓦解，不仅给丹麦造成伤害，更会引火烧身。因为，侵略者的利爪绝不仅仅只满足于伸向丹麦一国。“记住，挪威人，凶残的鹰的力量∕正张开它的利爪，——记住它将至，——∕——要是猎物依然被发现会怎样？”（22）如果丹麦被普鲁士的利爪击败，挪威和瑞典将失去天然的抵挡屏障，便直接暴露在敌人贪婪的眼前，届时等待挪威和瑞典两国的将会是和丹麦一样的惨遇。易卜生心中那股强烈的爱国之情如火山喷发，源源不断地渗透在字里行间，一字一句都是真性情、深呼唤。普鲁士对丹麦的侵略是不正义的，也不是挪威和瑞典能坐视不管的，“难道什列斯维希是德国命定的猎物，∕难道孩童要从母亲身边被残忍的劫持？∕——不，兄弟们，不，一个神圣的法律∕从灵魂的深处说道：保护你的兄弟”（22）！因为，北欧同盟的存在维系着三国之间的兄弟情义，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遭受别国的欺凌。即使三国之间有过冲突和摩擦、干戈和不快，在这种危机的时刻，只有放下心中的芥蒂，化干戈为玉帛，才是抵御外敌的首要任务。易卜生告诫挪威和瑞典，不要忘记了北欧盟约的忠诚誓言，不要让三国之间的兄弟情谊转化为恨意，更不能让子孙后代缺少甜美记忆的安慰，“如果我们的朋友背信弃义，∕背弃丹麦，怎样证明我们民族的最后功绩”（24）？挪威、瑞典和丹麦只有像北欧誓言那样欣然聚集在一起，才能够“互相分享和平时期的裨益”。

虽然挪威曾多次和丹麦发生冲突，并经历了长期的不愉快，易卜生对此也感到非常的悲伤和痛心。但易卜生在许多诗歌中都极力推动斯堪的纳维亚的统一，在他看来，“北欧人本来就是一个祖先，应当是一个统一的、平等的、共处共生的民族统一体”（邹建军77）。因此，在诗歌最后，易卜生的满腔热情达到了高潮，真切地提醒挪威和瑞典人民，要记住普鲁士所威胁的什列斯维希“从很久以前的昔日，∕是北方大橡树的一枝，生于主干”（25），同时向挪威和瑞典善意地敲响警钟，“不要回报心灵崇高的呼唤以叛逆，∕也不要打破北方最美好的兄弟盟”（25），深切地号召挪威和瑞典的兄弟们“勇敢地，拿起，刀剑言辞和笔，∕发出声音充满荣誉，职责，理智，∕向同族兄弟伸出慈爱的手掌”（25）！

除了上面两首诗中借“鹰”的意象比作凶残的侵略者之外，叙事长诗《泰尔耶·维根》中，易卜生也将英军军舰的监视比喻成“锐利的鹰眼”。当维根在海上被这双“锐利的鹰眼”发现后，他的命运便被彻底改变。之后，维根遭遇的不幸都是由于英军像鹰那样残忍的侵略所造成的。在诗歌中将侵略者比喻成凶残的鹰，一方面是对侵略者不义行径的强烈抨击；另一方面也是呼吁人民要互相照应、互相协助，共御外辱。易卜生用笔当武器，将心中真挚的爱国之情诉诸笔端，文笔流畅、文采斐然，读来让人热血沸腾、斗志昂扬。二、两重性之二：自由坚定的善者

作为邪恶力量代表的“鹰”是易卜生所厌恶和抨击的，而作为自由精神、心怀梦想的象征的“鹰”则是易卜生极力欣赏并肯定的。再如《青春之梦》、《致我的订阅者》、《献给R.H.》、《泰尔耶·维根》等诗歌，描写鹰的自由飞翔，称赞鹰的勇敢抱负和敢于追求卓越的勇气。易卜生借“鹰”和人类相比，希望人们也能拥有鹰那种自由进取、坚持不懈的精神。

在《青春之梦》中，易卜生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关于梦的故事。春天来到，万物复苏、鸟儿欢唱，天幕之间充满了欢愉。含苞待放的花儿们，小小的花苞中蕴含着大大的梦想，为实现心中的梦想，花儿们不懈地冲破束缚，拼命地生长着。花儿并不是为了在百花中拔得头筹才努力绽放，而是为了“自由凝望天堂的高处”，即使它的花期非常短暂，生命犹如昙花一现，但只要实现了它渴望的所有梦想，那它的灵魂也会自由快乐。易卜生赞赏花儿这种青春的热情和为梦奋斗的决心，由此联想到人类自身。人类虽然有着远比花朵长的寿命，但是否会有像花朵一样“茁壮成长直到奋斗终止”（39）的决心和勇气呢？当春天里，你播种了梦想，你或许觉得静肃的冬天是“收获你奋斗报酬的时间”，你想要静静地注视着梦想的“幼芽早早地，柔嫩地伸出”。你拥有足够的青春和勇敢的抱负去实现属于你的青春的梦。抬头看看翱翔在蓝色高空中的雄鹰，它们凭借自身不断地飞翔，展翅蓝天、接近天堂。虽然鹰离天堂是如此的接近，但在鹰的眼中，这份荣耀远比不上它那崇高的愿望。它羡慕人类的青春和抱负，“如果他有你的青春，你勇敢的抱负，∕他也将咒骂自我不变的当前∕设置限制对他崇高的任务”（39）；在追求梦想的旅途中，鹰也曾遭遇乌云密布的天空，忧郁彷徨的时候，就回到最初的地方，停下来回忆一下当初那美好的记忆，为继续飞翔寻找动力。人类也应像鹰一样，青春的梦是如此的美好，但难免要经历黑暗和痛苦的挣扎。不要盲目地追求目光的高远，不要被昔日的荣耀蒙蔽了心智，想要获得心灵的安慰要能保持平静光明的心。“你的每个梦都是一朵含苞玫瑰∕你称心打开每一朵花蕾∕向外开绽露出你珍视的微笑——∕你将因所有那些消亡而安慰”（40）！带着微笑迎接你的青春，带着微笑去实现你的梦想，那么，每一个季节都是最美好的。

在这类正面塑造“鹰”的诗歌中，许多都是借“鹰”的良好的品质抒发对当下发生的事件的态度，如《致我的订阅者》中，易卜生因自己和朋友创办的一份学生报纸即将改名，便将改名一事用诗歌的形式告知了读者们，类似于人们现在的更名启示。但诗歌不仅仅只是为了更名而更名，也充满了易卜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性特色。在基督教徒的眼中，没有接受洗礼的都是异教徒、是坏蛋，是得不到上帝的拯救和心灵的自由的。但在易卜生看来，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都要受到自然规则的限制”（60），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或“如雄鹰翱翔，自由”或“如蠕虫爬行在土里”，这都是人们的自由，但易卜生肯定的是像雄鹰那样自由正义的生活。正如易卜生创办的报纸一样，无论是叫“人”还是叫“安德里门尔”，只要实质不变，依旧是那份为学生服务的报纸。易卜生坚定地表明，自己绝不会放弃办报“习惯的方式”，一定“坚持它像一个人”，勇敢地开垦“未开化的地带”。最后，易卜生怀着真挚的情感感谢报纸的订阅者迄今的支持和友善，也表达了心中希望继续得到订阅者们支持的期待和渴望。诗篇虽然不长，但却言辞恳切、情感真挚。再如《献给R.H.》，易卜生写的一首情诗，暗示着和情人的关系即将破裂。诗歌开始都是“我”欢快的记忆和对女神的细心呵护与宠爱。在远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我”想要带着“我”亲切的女神去到那里，吹微风、闻花香。“我”要朗诵“我”的诗节送给女神以安慰她的哀愁、缓解她的悲痛。遥望对岸的海洋，“我”渴望“思想的风帆欣然起航，∕轻快的浪花翻荡，∕起航，苍鹰翱翔蓝天，∕飞向远方的海岸”（86），两人经历的点滴瞬间重现在脑海，出现在梦中是如此的甜蜜和美满。当“我”终于欣喜地来到对岸，寻到“我”崇敬的物件——一位少女的画像，“我”勇敢热情地向着天堂奔跑，直到在人群中苏醒，才发现“我”如此“沮丧并且被弃”。“我”不禁怀疑，“难道我的欢乐的宝物∕仅仅是在梦幻里”（86）？“我”不敢再继续向前追逐，因为已经没有希望，只能沉迷在往昔欢愉的记忆里。

叙事长诗《泰尔耶·维根》是易卜生众多诗歌中最具艺术魅力和内涵的诗作之一。无论是在叙事技巧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易卜生通过塑造泰尔耶这一男子汉的英雄形象，向读者展示了一场善良与邪恶的较量，上演了一幕心灵净化和救赎的感人戏剧。诗歌讲述了维根传奇的一生：年轻时候的维根非常顽皮，向往自由，跟随船队离家在海上当水手，饱经风霜雨雪、人世沧桑，终于回到陆地的家乡。维根和心爱的女子结为连理，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三口日子虽然贫苦，但却也洋溢着温暖和幸福。然而好景不长，英国舰队开始对挪威实施封锁，老百姓的日子更加艰难，维根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出海，为妻儿寻找口粮。好不容易得到粮食的维根眼看就要安全靠岸时却被英国舰队那“监视的锐利的鹰眼”发现。拼命逃跑的维根终因寡不敌众被英军抓捕，粮食也被英军扔进了大海。维根在囚船上度过了艰难的五年，困在监狱里被英军咒骂，“他的双肩弯曲，他的头发变白”（173），都是因为牵挂家人，维根才会忍辱负重，只为早日和家人团聚。维根回到阔别五年的家乡时，竟得知妻儿早已在饥荒中饿死。从此，维根只能过着无依无靠的领港员生活。有一天在巡视的维根发现一艘船发出求救信号，维根迅速赶往营救。船上的勋爵恳求维根能够搭救他们一家人，并答应给维根丰足的物质报答。然而，维根却发现勋爵竟然就是当年抓住自己的那个英军将领。愤怒、仇恨的情绪让维根陷入了纠结的境地：是报仇？还是救人？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后，维根终于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救起了勋爵一家三口。在经历了生死考验、丧亲之痛，维根达到了善良和正义的最高境界，不仅拯救了自己的仇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故事的叙述者“我”在回忆自己看到的老年维根时，形容维根就像一只老鹰，“尽管他的眼睛时而露出凶光”（168），但“他丝毫不会把一个人伤害”（168）。维根的一生就像坚定飞翔在高空中的雄鹰一样，“扬起小帆离开湾港∕驶向家园，这只老鹰，阳光沐浴”（169）。易卜生将维根塑造成一个具有鹰一样追求崇高的性格的、善良的英雄，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曲折的情节设计，展现维根内心爱恨情仇的斗争，最终达到了人性的至高境界。这种人性的光辉是易卜生歌颂和追求的，也是易卜生创作《泰尔耶·维根》所要传达给读者的。三、“鹰”的两重性之缘由

同为“鹰”的意象，却在易卜生笔下呈现出性格迥异的两重面孔，得到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既有对“鹰”的凶残暴戾的尖锐批判和讽刺，又有对“鹰”的积极向上和远大抱负的肯定和赞赏。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极端的两重性呢？纵观易卜生的成长经历，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易卜生出生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南部的一个小城中，童年时代家境殷实。祖辈有的经商，有的当船主，他的父亲也是当时挪威财运亨通的木材商人。而他的叔父都从政，在政界担任要职。易卜生从小便生活在长辈们的百般呵护下，也被寄予了家族的厚望。叔父们希望易卜生长大了能步入上层社会，经常带易卜生到政府部门去玩耍。这种自由出入衙门的特权，让易卜生“有机会看到权贵者的‘天堂’（市政厅）和贫贱人的‘地狱’（监狱）”（王忠祥4）。易卜生清楚地意识到，“在‘天堂’里，伪善的正人君子作威作福，好话说尽，坏事干绝，他们的阴险面孔和多重人格令人憎恶；在‘地狱’里，带枷的囚徒受苦受难，谁都有一本血泪生活史，他们的深重冤屈和求生的渺茫的希望催人泪下”（王忠祥4）。这一经历在易卜生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此正义的种子便在易卜生的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造就了易卜生敢爱敢恨、愤世嫉俗的精神品格和强烈的政治意识。虽然易卜生一生并未从政，但却以艺术家的身份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大事。他以艺术家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情感洞察国内国际发生的重要事件，用文字参与政治，对那些不正义的行为和事件进行揭露和批判，进而发出强烈的正义呼声。所以，在易卜生的诗歌中，“鹰”的凶残本性便成了批判非正义行为的替身。

虽然儿时家庭条件非常优越，但好景不长，易卜生的父亲遭遇经济上的挫败，陷入破产境地。富裕的家境一去不复返，全家不得不搬到偏僻的市郊居住。而原本生活在蜜罐中的易卜生也不得不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家道中落让易卜生看到了世态炎凉，学徒生涯也让易卜生尝尽了人间冷暖，并培养了他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品格。无论酷暑严寒，易卜生都不放弃汲取知识的机会。他深知只有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够改变这种贫困的生活。因此，易卜生时刻践行着努力向上的生活，对那些胸怀远大抱负、积极进取的人们也十分有好感。因此，易卜生欣赏“鹰”的远大抱负和勇敢进取的精神，对拥有这种品质的善良的人们充满了肯定和褒奖。

正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和成长经历的历练，使得易卜生的诗歌中有浓厚的政治性和真挚的爱国爱民情。虽然“鹰”的意象具有两重性，但这两重性不是分裂的，而是一体两面的，是不可分割的。这种两面性也正说明了易卜生作为诗人所具有的敏锐观察力和辩证的判断力。

易卜生作为一位具有社会良知和正义精神的伟大诗人，胸怀国家、心系民众，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创作，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奔走疾呼，他不愧是“时代的良心”。易卜生笔下的“鹰”具有截然相反的两面：①作者抨击和讽刺的残酷的侵略者形象；②作者欣赏并追求的追求自由、勇敢善良的普通百姓形象。在诗歌中，不同的“鹰”是不同的象征，也包含着易卜生不同的情感态度：既有对侵略者们的痛恨，呼唤各族同胞们团结齐心，共同抵御外敌的良苦用心和正义之情；也有对爱人、对百姓、对生活的真挚情感和赞美之词。总之，易卜生的诗歌是读懂和欣赏易卜生不可缺少的资料，只有读懂了他的诗歌，才能接近最真实的易卜生。引用作品【Works cited】［英］布莱德鲁克：《诗人易卜生》，选自《易卜生评论集》，高中甫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73—307页。王忠祥：《易卜生》，华夏出版社2002年3月。邹建军：《易卜生诗歌的政治情结》，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5—82页。

易卜生诗歌中的“花”的意象

易卜生是19世纪挪威杰出的作家，在世界戏剧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和“伟大的问号”。诚然，作为剧作家的易卜生是伟大的，而作为诗人的易卜生也同样是杰出的。易卜生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写作起步的，早年的易卜生也是以诗歌而非戏剧闻名的，正如布莱德鲁克所说,“这位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原来是由一个年轻的诗人蜕化并成长起来的”（高中甫273）。易卜生一生共创作了168首诗歌，他将自己“作为诗人的一些魔力逐渐凝聚、集中、完整起来，发展成为一种力量”，最终“采用散文剧作为他表达的工具”，在创作出伟大的现实主义戏剧的同时也“杀害了诗神缪斯所骑的一只飞马”（高中甫274），让人们几乎错失了一位杰出的诗人。对易卜生诗歌的研究是人们全面理解易卜生及其作品的基础，意义重大。易卜生的诗歌写作贯穿了他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他甚至用诗歌来表达他在戏剧中无法表达的情感，由此可见，易卜生的诗歌创作与戏剧创作可谓是相辅相成的。易卜生诗歌的研究对于解读易卜生这个“伟大的问号”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易卜生的诗歌中，各种动物和植物的意象频频出现，其中，作为植物意象之一的“花”的意象更是鲜明独特。纵观易卜生的168首诗歌，以“花”作为主要意象的诗歌有23首，在这些诗歌中，或者是用具体的花名如“玫瑰”、“报春花”、“睡莲”等，或者是用笼统的称谓如“花环”、“花朵”等，来表达作者的独特审美情感。本文以由约翰·诺瑟姆译为英文的168首易卜生诗歌为例，从生命之花、爱情之花、思想之花、自由之花四个方面对易卜生诗歌中“花”的意象进行解读。《在秋天》、《一朵玫瑰》、《玛丽·格哈丁·霍夫夫人之墓之歌》、《序（挪威剧院第五季）》中的“花”是生命之花，易卜生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关怀，充盈着生命的希望；《献给我的玫瑰》、《致我的报春花》、《野花和盆花》、《一朵玫瑰》、《一朵睡莲》中的“花”是爱情之花，表达易卜生在爱情中的感受体悟；《舞会记忆》、《结束了》、《在废墟》中的“花”是思想之花，表达易卜生对内心深处更深刻的思考与灵魂的启悟；《青春之梦》、《斯堪的纳维亚人醒来吧》中的“花”是自由之花，表达易卜生对自由、对民族解放的渴望。本文将通过对易卜生诗歌中的“花”这一意象的内涵及象征意义的阐释，来探索其中所包含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意义。一、生命之花

易卜生出生于挪威首都克里斯替阿遏南部的斯基恩城，父亲是家道殷实的木材商人，但却在1836年陷入破产绝境，从此家道中落、亲友疏离。在这个濒临峡湾的小城，他体会过富贵的天堂，在四五岁时便常随父母出入社交场合，参加舞会、音乐会，却也饱尝过世态炎凉的苦味，“清楚地认识了‘体面市侩们’的庸俗、狭隘和自私”（吴富恒177）。但贫困和屈辱并不曾压倒这个刚强的少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在困境中满怀希望，在崎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在秋天》是易卜生第一首获得出版的诗歌，在这首诗歌中易卜生用“百合”、“玫瑰”以及坟墓中央剩余的“鲜花”等意象来表达他对于生活、对于生命的热爱与希望。由夏天到秋天是一种自然的季节过渡，但是这种由“花团锦簇”到满目的“萧瑟哀伤”的过渡却引起了诗人的沉思。易卜生在幼年时期便已目睹了家庭的兴衰荣辱，初尝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由夏到秋的盛衰交替自然触动了他敏感的情思。“百合，为何独留茎枝，垂弯/没有叶子，——你到哪里躲避？”而“玫瑰，从它美丽的圣杯中抖颤/欢乐的悦耳之音低语美丽，/荆棘是我们仅剩的记忆，——”（19）秋天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却也是一个衰落萧瑟的季节。在秋天，“百合”和“玫瑰”正经历着易卜生曾经所经历的，从兴盛绚烂到衰落凋零，让人无比伤感。然而，对于生活，易卜生从未屈服；对于生命，易卜生亦是充满着希望。然而，坟墓的中央剩余鲜花一朵仍然绽放在它喜爱的一切，——一朵秋天的寒风没能消灭；——哦，为何要心，来，延长它的诉说！————我们称之为记忆，——看，它仍带来希望从蛰伏过冬的严寒，——把它便如花环为过往庆典，它给予安慰，预示一个春天！——（19）

这朵开放在坟墓中央的鲜花正是一朵生命之花，它并非实际存在，而是一种象征，承载着关于春天和夏天的美好记忆，被人们小心收藏放入心中。这朵生命之花中所包含的对于生活、对于生命的希望正是诗人内心的写照。在家境衰落之后年仅15岁的易卜生进入一家药房当学徒以维持温饱，但在如此的窘境之中他并未放弃生活的希望，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仍坚持学习拉丁文和希腊语，并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在这首诗中，萧瑟的秋天和寒冷的冬天是困境，是人生低谷的象征，饱含着易卜生曾体味过的世态炎凉的滋味；而万物生长的春天和夏天则是曾经的繁华和未来的希望，是对过去的美好记忆，也是在饱尝困苦后的抚慰的象征，是人生中的光明所在。而那盛开在坟墓中央的一朵“鲜花”则是一种生命的希望，支撑着易卜生走过寒冷萧瑟的秋天和冬天，迈向充满着希望的春天和夏天。《在秋天》中，自然界之花百合、玫瑰以及那“坟墓中剩余的鲜花一朵”（19）都是作为一种意象而存在的，它们是饱含着希望的生命之花。

玫瑰通常是象征爱情，《一朵玫瑰》一诗中，易卜生用玫瑰的被折来象征着他与恋人蕾克·霍尔斯特之间关系的破裂，但人们在诗中更多地体会到的是诗人对于生命的一种敬畏态度。“我折断了你的枝茎终结了你的生命”，但是在同时“我”也陷入深深的忏悔中，“原谅我！原谅我，小玫瑰”（86），“我”深深地祈盼你能够在“天堂”苏醒，“我”也乞求着人们不要将你抛弃，只有这样“我”的灵魂才能够得到安宁。“这就是一个诗人的忏悔，也是一个正常人的忏悔，这是一种与‘善’相关的情怀”（邹建军131），也是一种敬畏生命的态度。

死亡代表着生命的终结，是哀伤的起始，能够像艾米莉·狄金森一样毫无畏惧地去拥抱死亡的大概寥寥无几，但在易卜生的诗歌中人们往往能从死亡中看到希望，从哀伤的阴影中看到光明的所在。在《玛丽·格哈丁·霍夫夫人之墓之歌》中，死亡不再是一种让人恐惧的所在，而变成了另一个重逢的春天。“一座坟墓，一座坟墓将你等待”，“一座坟墓，一座坟墓是你的归宿”，“一座坟墓，一座坟墓，然后是金色的黎明”，“一座坟墓，一座坟墓，然后是重逢的春天”（134）。那座象征着死亡的坟墓，不再是一个“悲恸的灵魂”，而变成了一座“深埋着一颗生命的种子”的坟冢，孕育着“重逢的春天”（134）。那些开放在“生命的花园”中的“春天的美艳花朵”（134）都变成了关于重逢的希望。二、爱情之花

青年时期的易卜生是一个对社会政治时事充满热情，十分敏感的人，“因此，在他的诗歌作品里，真正的个人私情如专门表达恋情与亲情，是极少有的”。但是，细读易卜生的168首诗歌中，人们也不难发现一些易卜生写给恋人或者妻子的诗歌如《致我的报春花》、《一朵玫瑰》、《野花与盆花》、《献给我的玫瑰》、《一朵睡莲》等，在这些诗中，易卜生以“花”为意象，诉说着爱情带给他的甜蜜与忧伤，也表达着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情感和认知。《致我的报春花》是易卜生在他的恋人蕾克·霍尔斯特身上获取灵感所写作的一首诗歌。蕾克·霍尔斯特是易卜生于1853年所结识的恋人，但是两人的恋情却遭到了女方父母的反对，这段恋情让年轻的易卜生在享受了爱情的甜蜜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爱情中的忧伤。最亲爱的花朵带着花瓣的芬芳，短暂如梦是你绽放的鲜艳欢畅，——悲伤，——露滴不能再浴润花萼杯盏枯萎掉落地上。（85）

蕾克·霍尔斯特被视为那朵“带着花瓣的芬芳”的报春花，给易卜生带来了甜蜜的爱情，但这样的爱情却又注定是“短暂如梦”的。女友父母的反对让两人之间的爱情遭遇重重阻隔，“花萼杯盏枯萎”，“花茎折断”都传达出易卜生对这段爱情的前景的担忧与灰心。在这段爱情中，易卜生负担沉重，“——很快我被遗忘，尽管冬天的夜晚/重如坟墓压在我的欢乐，重生——”，但是他却依然留恋无比，“我将在记忆的珍宝欣然，/忠实地积蓄我的花朵如同宝藏”（85）！当然，易卜生并非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沉浸在自己生活中的诗人，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独特的思考也在他的爱情诗中展现了出来。《一朵玫瑰》写在易卜生与蕾克·霍尔斯特关系即将破裂之时。“我折断了你的枝茎终结了你的生命”（86），玫瑰被折一方面是暗示着易卜生与恋人的关系即将破裂，象征着他们爱情的“玫瑰”将要被终结了生命，他们的爱情也即将走到尽头；另一方面则又暗含着易卜生对于生命的怜悯与敬畏。同样，在《野花和盆花》这首诗中人们也可以看到“花”这一意象所包含的多重象征意义。这首诗可以被视为一首爱情诗，它写于1853年，正是易卜生与蕾克·霍尔斯特恋爱的时期。在这首诗中易卜生以“盆花”为对比，赞叹自己的恋人所具有的独特的阳光质朴的品质，“她呼吸着自然的气息/和十六个明亮的夏天，我的选择”（83）。但同时，这又不仅仅是一首专门表达爱情的诗歌，在这首诗中诗人借“野花”与“盆花”表达了他对两种不同的人格的态度。盆花“像冬天的盆景花团锦簇，/如此规矩安置窗前；/像暖房的泥炭盆栽植物/他们生长在炉火的温暖”（83），它们惺惺作态而又毫无特色，而为之嘲弄的“野花”则显得质朴、自然。通过“盆花”与“野花”的两相对比，诗人对朴实自然的人格的赞扬便显现出来。

苏珊娜·图洛森是易卜生相伴一生的妻子，他们共同热爱着文学，常在一起谈诗论剧，苏珊娜·图洛森在易卜生的生活和创作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易卜生在1857离开卑尔根到克里斯替阿尼厄遏，担任挪威剧院的艺术导演、经理，这是易卜生与苏珊娜·图洛森相识的第二年，在这一年，他写下了《献给我的玫瑰》，在诗中展现出自己与苏珊娜·图洛森建立在志同道合、思想相同基础上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易卜生与苏珊娜志同道合，都是文学的热爱者，即使分离两人依旧有着诗文的来往，“在诗歌的翅膀我给你/我的思想在翱翔的鸟群”（115）。诗中的玫瑰则指代着苏珊娜·图洛森，在这个平静的夜晚，无眠的易卜生想念着他的爱人，“不要忘记这个人他唯一/梦想是他的美丽的玫瑰”（115）。

在《一朵睡莲》这首诗中则浮现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温柔的爱意。在这首诗中，那朵“充满春天展露的梦想”的睡莲是爱情之花的象征，诗人想“把它平安收藏，最亲的，/把它收藏在你的胸膛，最近的”（192）。然而，这份爱情似乎注定要被隐藏，“那里妖精假装正在打盹/快乐的睡莲隐藏他的宅门”，“快乐的睡莲隐藏宅门——/当妖精假装正在打盹”（192）。“睡莲”隐藏宅门正象征着易卜生在这首诗中所隐匿起来的爱情。在这首诗中，易卜生为人们描绘出一朵睡莲“在一潭澄净的水面上摇曳多姿的情态”，它“象征着爱情的美妙也有致命的伤痛”（高中甫276）。三、思想之花

在19世纪的上半叶，挪威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这一运动推动了挪威浪漫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学成了浪漫主义狂热的执盾卫士，甚至当浪漫主义在欧洲各国趋向没落时，在这儿也还是依然如故”（高中甫107）。直至19世纪的下半叶，关注现实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才逐步取代浪漫主义成为北欧文学的主潮，勃兰兑斯所提出的“面对现实，尊重自由意志，善于独立思考，提出并讨论重大问题”（王忠祥103）更是为北欧作家热烈响应。易卜生的诗歌创作大约开始于1847年，正是关注现实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逐渐被挪威文学界所关注、所认可的时期，易卜生的文学创作也深受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开始由最初的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幻想和个人感情的抒情诗转向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对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呼唤。正如易卜生自己所言：“我所创作的一切，即使不是与我亲身体验的，也是与我阅历过的一切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高中甫42）《舞会的记忆》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来抒写诗人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受。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各种“花”的意象来代表思想，表达出对浪漫主义的嘲弄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这新鲜的花朵的会聚”正是各种思想的汇聚，在这座“记忆的花园”中，“勿忘我或者/微笑的紫罗兰/亦或者艾菊”这些“春天的太阳所赋予”的花朵是不会出现的，而“已然从一个坟墓中发芽”的“秋天的紫苑”（27）则出现在其中。“勿忘我”、“紫罗兰”、“艾菊”这些花朵正是浪漫主义思想的象征，而“紫苑”则是批判现实主义思想的象征。在诗歌的序言中，诗人将各种思想汇聚一堂，歌颂缥缈的爱人“斯特拉”，以各种“花”为意象来表达各种思想，充满着浪漫主义情调。但现实并不总是如此美好，一面是成为舞会受邀的宾客，“去到生活的宴会伴随美好”；一面却是在夜晚忍受刺骨的寒风，“通过闪闪发光的橱窗”（28）去观瞧想象中的美好。在这首诗中，诗人渐渐从浪漫的激情中清醒过来，以冷静的目光去关注现实，“转入对于发生的事情的有趣的和尖锐观察的描述”中，以至在“散文结尾，失望的情人日记最后一页，回到旧式自我毁灭的沮丧”（2）。“希望幻灭！熄灭，是的，在我心里/进来它如明亮的正午般燃烧，/魔法的繁华入口锁闭，将我拒弃，——/幻梦，为何你如此迅速地逃掉？”(32)《结束了》中那充盈于诗人心中充满了激情的浪漫主义幻梦渐渐退却，冰冷残酷的现实开始裸露出来。然而，面对冰冷荒凉的现实，诗人是毫无畏惧的，他紧握那象征着浪漫主义幻梦的“温顺的勿忘我”，在自己的内心用记忆建造一座正值春天的神殿，然后毫无畏惧地说道“来吧，冰冷的现实，用你永恒的伤感，/像冬天般覆盖除了我的胸膛——”（32），“我，靠近匆忙/的浪，在一场/繁花的微笑间/暂停我的脚步，/洗涤我最纯洁，/美好，高贵的，/渴望在孤单/白日梦的沐浴”（45）。“繁花”洗涤诗人的灵魂，带来一场充满温情的白日幻梦。然而，这场幻梦终究只是虚无缥缈的，现实终会将一切打破。“怀疑有效地/在夜晚到处散布”，“激烈喧嚣的/暴风雨掠扫翻腾的/巨浪并且破坏/一切在一瞬间。同时令人震惊的/残忍的，凶猛的/暴力掌控愤慨/灵魂在恐惧的缺陷”（46）。诗人笔下那残忍凶猛破坏一切的暴力控制正是挪威的社会现实的写照，易卜生用他的诗歌表达着他反对暴政、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自由思想。艺术是一个世界，四季分明，大大小小的花朵，依靠光亮和耀眼的太阳从它的花萼绽放。对我，我的篇章是朵花在我的心底珍贵贮藏；我将它送往哪里温暖的阳光孕育它友好绽放！——（108）

在《怀念埃斯坦斯·斯蒂恩》中的那朵花则是易卜生艺术思想的体现。那朵为每个人贮藏在心底的珍贵的“小花”正是每个人思想的象征，在艺术的世界中享受着温暖的阳光的照耀，“孕育它友好绽放”。对诗人而言，“我的篇章是朵花/在我的心底珍贵贮藏；/我将它送往哪里温暖的阳光/孕育它友好绽放——”（108）！四、自由之花

易卜生的文学创作开始于1847年，这时正是欧洲各国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声势浩大之际，许多激进的青年对比西欧各国，对发展缓慢的挪威社会深表不满，他们积极倡导社会改革，革除旧弊，以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易卜生正是挪威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通过自己的诗歌、戏剧抨击时弊，表达了自己争取民主、反对暴政、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自由思想，对于民族解放、独立自主的渴望在他的诗歌中多有表现。

自由是处于瑞典控制下的挪威民众的渴望，同样也是易卜生的渴望，他在诗歌中用“花”来表达自己对于自由精神的追求。《青春之梦》一诗写于1850年，这一年易卜生到首都克里斯替阿尼遏投考大学失败，从此留在首都从事报刊工作和文学创作，并密切关注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这一年，也正是挪威人的民族精神觉醒，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一年。在这首诗歌中，那朵象征着追求自由的民族解放的花，在“花蕾蕴藏着不懈的力量，/因此它自由自在地竞簇/实现它一直渴望的理想，/因此它冲破包裹的花瓣/束缚它的秘密掩藏它的灵魂；/不是为了在繁花之中展露/而是为了自由凝望天堂高处”（38）。“竞簇”是花朵最美的梦，而自由则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最崇高的理想。“花朵的金色年华”是“将一个世界揽入胸膛”，是“用青春的热情奔流向上”（39），当这个梦想最终实现，“它的自由免于束缚”，而它“解放之后灵魂的渴望”将“立刻成为一个现实的献奉”（39）。而一个民族的解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易卜生为了本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奔走呼唤，用自己年轻的笔对那些遗留下来的痼疾以及新生的弊病痛下针砭，为挪威本民族文学的繁荣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斯堪的纳维亚人醒来吧》这首诗中，易卜生再次呼唤斯堪的纳维亚的统一，反对德国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威胁。在诗中，诗人召唤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民统一起来，共同抵抗侵略，为独立自由而战。“起来，兄弟们，起来”，“流血，为我们共同的伟业，为兄弟”（21），他希望“当兄弟沉浸在兄弟欣喜的拥抱”中时，“爱和中诚的花环永不消失”（24）。

在易卜生的诗歌中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每首诗都铭刻着敏锐微妙的个人经历的痕迹”（高中甫275），他用诗歌来诉说自己对于生命、对于爱情、对于国家民族、对于艺术的感受与体验。“只有在这些诗作里，而不是在别处，易卜生才痛痛快快地说话。”（高中甫275）诗歌是一种以简短丰富著称的文体。易卜生习惯将他的感情与体验通过象征性的意象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而“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在易卜生的诗歌中，“花”这一意象，可以是生命的代表，它象征着一种希望，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一种对死亡的无所畏惧；可以是爱情的代表，它象征着爱的甜蜜与忧伤，爱的忠贞不渝；可以是思想的代表，展现着易卜生由浪漫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的旅程；也可以是自由的代表，象征着易卜生对于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渴望。引用作品【Workscited】高中甫：《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吴富恒：《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00年版。王忠祥：《建构文学史新范式与外国文学名作重读：王忠祥自选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邹建军：《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24—132页。

《在高原》中高原—峡谷地理空间的对立与统一

这首诗中的许多问题值得人们探讨，何以“我”要离开谷底，对登上高原情有独钟，而且要以放弃在谷底中常人眼中的幸福生活，牺牲谷底中的亲情、友情作为代价，以至显得不近人情，令人不解；“我”为什么不但要登上高原，还要一直“在高原”，这样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和不朽的价值吗；“我”有多次机会走下高原，除了大雪封山等客观原因，是什么令“我”选择放弃；那个总是引导“我”登上高原，阻止“我”走下高原的“陌生人”，在诗歌故事前后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有什么独特的象征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均围绕着“高原”这一意象，以及其所对应的“谷底”意象而产生、展开。由高原与谷底构建而成的地理空间构成了易卜生笔下的真实的人生图景，“在高原”抑或“蜗居谷底”的地理选择则构成了易卜生笔下的真实的人生价值选择。然而，笔者认为“在高原”与“蜗居谷底”并不能达到如易卜生所期望的最终的理想状态，“在高原”必然以牺牲“谷底”的世俗生活作为代价，“蜗居谷底”则无法超然于芸芸众生，易卜生也并不能解决二者存在的悖论与矛盾。一、高原意象——登高望远的视野

文学地理学认为，每个人都生长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当中，“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赵仲邑376）。不论是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地理环境的触发都是诗人最初的灵感来源。与普通人相比，诗人对周遭环境有着更深更细腻的感知，并拥有把这种感知形容和描述出来的能力，也许是鲜明具体的，也许是隐晦模糊的，但是都无法逃脱地理环境对于文学创作基础性的、潜在性的影响。就好比古希腊时期色彩斑斓的神话与当地蔚蓝的大海、巍峨的高山和史诗般的建筑；诗仙李白的浪漫主义情怀与他遍游祖国名山大川以及身处的盛唐气象；英国湖畔派诗人的自然山水描写与昆布兰湖区美丽恬静的地理风貌；鲁迅的性情、文笔与他出生成长的江南小镇和童年的生活场景，都存在着内在的、深刻的呼应。同样的，易卜生的创作与北欧的高山峡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高原本身就是一个地理上的景观。由于政治立场和战争的影响，易卜生一生中多数时间都旅居国外。然而，他作品中的地理环境描写、地理意象塑造以及地理空间的建构与其故乡北欧挪威的地理风光不可否认的存在着一致性。易卜生曾对一个读不懂他的《罗斯莫庄》的德国人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挪威（Norway）本意为“通往北方之路”，位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领土南北狭长，海岸线极其蜿蜒曲折，构成了挪威特有的峡湾景色。斯堪的纳维亚山脉纵贯全境，高原、山地、冰川约占全境的2/3。在夏季的半年里，白夜现象使那里二十四小时光线充足，冬季则是漫漫长夜，只有每天正午时分才可以见到一线天光，气候极为恶劣。在漫长曲折的峡湾谷底间，最为壮观的就是高原景色，高山高耸入云端，巍峨屹立在天边，山顶终年积雪，天寒地冻，动植物缺乏，人迹罕至，几乎无人踏足。但是，高原上登高望远的视野，自由自在的生活幻想令易卜生神往；地理环境中的高原景色就像是生活中的高峰或者艺术上的高峰一样，让他无法遏制住自己想要攀登的欲望。海默尔认为“这首诗集中的表达了易卜生日后创作生涯中所为之锲而不舍的核心要求……似乎有着某种东西逼迫着当事者身不由己地坚持要去攀登高原上的生活方式和获得只有登上高处才有的那种登高望远的宏大目光”（67）。这就是高原的吸引力，它驱使诗人乃至整个人类奔向高处。

邹建军先生指出，“既然文学离不开人与审美，那么人是不可能离开自然环境的，任何人都只能产生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因此，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我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称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易卜生本人及其作品中都存在地理基因的问题，北欧挪威是他的故乡，在诗人的生命的最初，高原壮美的地理景观就深深地扎根于诗人心底，促使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屡次艺术再现了高原的意象，并逐渐内化为一种“在高处”的人生选择和人生姿态。由此人们可以窥见，地理因素广泛存在于易卜生的作品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里的高原，已经不再纯作为一个地理景观出现了，而是具有了象征的品格和意义，代表着人生的巅峰和艺术的至高无上的境界。高原是诗中年轻人追逐的目标，“在高原”是易卜生所鼓励的生活选择。易卜生在这首诗里，宣告的是他个人对于高远生命意义的求索，对于绝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对于艺术无上的追求。二、峡谷意象——蜗居谷底的生活

在《在高原》中，与“高原”意象相对应的出现了“山谷”、“峡谷”、“谷地”等一系列的地理意象。诗中的“我”在高原，而“其他所有人都在谷地里踱步”（137）；“在山顶，冰之国总是沉默，在山下是我的妻子与老母”（139）；“结婚的马车队在前进，沿着山下的大道”（140）；“如今我又重新属于群山，山下长长的队伍走了过去，我也用一只手掩住双眼，整个情景尽收眼底”（142）。上文已经提到，挪威海岸线绵长曲折，峡湾地貌尤其普遍，由峡湾所形成的谷地是挪威人自古以来的居所。相比高山、高原，这里的气候较为温和，动植物资源充沛，没有大风大浪的侵蚀，也没有终年不化的积雪。这里的生活相比寒冷艰苦的高原显得安逸、平静，人们不需要时时与艰苦的大自然做斗争，于是容易沉浸在充裕的物质生活中，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容易被现实生活的庸常性所遮蔽。看来易卜生对于谷地的景观与生活非常熟悉并且有很深的理解，他出生于挪威首都南部的斯基恩小城，这里树木丛生、巨石遍布、不通公路，依靠有限的水域与内地进行断断续续的联系。当时，由于山水阻隔、交通不便，这里的居民和内地人极少往来。地理环境的闭塞带来了地区文化的特异性，也给幼年的易卜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易卜生看来，峡谷的景观是他所熟悉并亲身经历过的，是与现实生活相关的，他不愿过蜗居谷底、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他认为这些是凡夫俗子所为，是属于低处的，也是需要舍弃的。

重新审视《在高原》中“峡谷”这一地理意象有很深的寓意。这可与易卜生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思考，比如，《布朗德史诗》和诗剧《布朗德》中就有类似的描述和地理意象的构造，其中的人物布朗德攀登高山荒野，追求“冰教堂”，而群众们都在山谷峡湾，去的也是“谷地教堂”，从这些类似的地理意象的选择与建构人们可以发现，这类地理意象是高原意象的对立面，与高原意象对比，象征着一种世俗的生活、现实的选择和“在低处”的人生追求。这类意象又往往与安逸的家庭生活、俗世的道德和幸福联系在一起，是易卜生所否定的。在易卜生眼里，低地的景观是平凡的、琐碎的、枯燥无味的；而在高处，“在教堂有乐队的歌唱，在祭坛上有闪亮的明灯。更光明的是早晨的太阳，更动人的是暴风雨的轰隆”（138）。三、高原—峡谷的地理空间——真实的人生图景和价值选择“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作家在自己作品中对于某一地理空间的建构，这种地理空间以自然环境中的某种地理意象为基础，可以反映出作家重要的美学思想与创作心理。”“高原”、“峡谷”作为地理意象的象征内涵自不用说，就是外部的客观世界的故事情节，其结构和线索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由这两个地理意象所建构的“高原—峡谷”的地理空间，却反映了真实的人生图景和易卜生所提倡的价值选择。海默尔认为，“这首诗表明了他当时比早先任何时候都更明确自己作为诗人的特性，同时也显露出了他在面临人生道路和个人命运的抉择时所产生的犹豫和动摇”（74）。对于高原和峡谷，易卜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选择和取舍，这首诗动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真实反映出诗人内心的挣扎和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就体现在由高原和峡谷所组成的地理空间的转换与张力中。

诗中的主人公最初居住在山谷，享受安逸的家庭生活，与年迈的母亲和心爱的女孩相伴，也是自得其乐。后听从猎人的劝告到高原上居住，向高高在上的顶峰进发，但过了不久就发现独自居住在高山峻岭之巅并非那么吸引人，一个人承担的孤独与悲哀亦是非常沉重的。从初尝自由的甜头到最后居高临下的俯视谷底里的芸芸众生，他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照当初许下的诺言回到山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最初的犹豫动摇转向坚定自己的选择，他看清了谷底庸碌人生的种种束缚，孤注一掷地留在高原。这里，主人公“我”经历了一场内心的搏斗和灵魂的飞跃，这也是全诗的核心。两种生活方式的巨大反差是高原上的崇高理想和谷底里的庸庸碌碌。诗中的“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地理空间里，他所有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也反映在高原与峡谷之间，真实的人生图景和价值选择由此得以形象化的展示。不论是外部生活还是内心世界，诗中的我始终徘徊在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内，这是诗人所赋予的，也承载了诗人所有的美学思想和创作心理。

易卜生在此还塑造了一系列的具有神秘意味的地理意象，展现了“我”在攀登高原时所遇到的诱惑和内心的矛盾挣扎。如“树精”和“特罗利”，树精是“神话中的林中人妖”（126），藏在深山的丛林中，打破夜晚的寂静，发出的声音让人惊恐万分。“特罗利”是“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信仰中超自然的生物、巨人或侏儒，通常与人为敌”（129），它躲在丛林中，可以控制人的灵魂，拥有神秘的诱惑力量。这些地理意象都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古老的神话和传说，在易卜生其他的诗作中也有闪现，如《磨坊男孩》就是运用古老的诗体《埃达》的形式创作的，其中也出现了“美女精”、“琴仙”、“雷神”等众多民间歌谣传说中的人物或事物。这些神秘的地理意象构成了易卜生诗歌创作题材的一个重要部分，使他的诗作呈现出更加浪漫和奇幻的色彩。就《在高原》而言，这类地理意象则是诗人设想种种阻碍“我”登上顶峰的力量的假托之物。可见登上高原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而是一条漫漫征途，是一种冒险挑战而勇敢壮烈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要克服种种来自外界的诱惑，也需要坚守自己的灵魂，在荆棘密布与曲折蜿蜒中寻找并开辟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农家小伙并没有要同自己的母亲和心上人以及往日的家庭生活彻底决裂的想法，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幻想着，也许二者可以兼得，他可以把谷底生活有价值的一面同高原的理想境界结合起来；面对诱惑，他也总是犹豫和动摇，更没有勇气完全战胜内心潜滋暗长的相思之情和孤单之痛。但是，陌生人的声音在不断地敦促他忘掉一切、不断前进。“为什么做梦？/莫非生活中/真正的事业未曾找到？/创造一个充实的人生/胜过陪长眠的祖先睡大觉”（132）。陌生人的形象是很有意思的，让人想到了易卜生后期象征主义戏剧《海上夫人》中的陌生人——庄仕顿。陌生人从南方来，渡过了无边无际的大海，拥有冷峻的面容和深刻的思想。“他的眼睛，湛蓝湛蓝，/俨然两面冰川的湖”（131）。陌生人似乎有某种神秘性的蛊惑力量，能够让“我”抵御诱惑、下定决心。其实两人的邂逅是非常偶然的，缺乏现实的基础，仅是在群山中偶遇就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是否只是“我”或者是易卜生替主人公臆想出来的一个精神性的人物呢？一般认为，诗中的农家小伙是易卜生的代言人，代表着早年易卜生满腔的理想主义激情，也暗示着易卜生在早期人生经历和创作中遭遇的困难、诱惑和困惑，其实这首诗也确实产生于诗人生活窘迫的困难时期。这虽然不错，但笔者认为陌生人才是易卜生最忠实的代言人，也是易卜生为自己下的最好注脚，而农家小伙恰恰是诗人想要劝诫的芸芸众生。因为农家小伙按其本性来讲是易于困囿于庸碌的谷底生活的，现实的种种是他与生俱来的约束。

由此人们发现，“我”对于高原还是峡谷的生存选择并非是个人自觉自愿的决定，真正起重要作用的是陌生人。从林中的邂逅到其后的不断劝说，从“我”的犹豫动摇到他的坚定执着，“我”逐渐进入了陌生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不断地受其影响，直到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这个男子汉当然是“易卜生式”的，他无所牵挂也无所畏惧。“他给了我一顶降妖的帽子，/保护我不受诱惑的欺骗”（134）。虽然说诗歌都是诗人情感和思想的流露，农家小伙最终也登上高原获得灵魂的新生，但易卜生却站在另一个更高的地方，乐观而宽慰地看着他所希望看到的一切。如果说小伙子在高原顶峰俯视芸芸众生，得到了自由和上帝，那陌生人是否早已洞悉世间万象、洞鉴人生真理。因为小伙子走上的道路就是他一路引领的，那么他一定和诗人易卜生一样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正如前文所述，易卜生一直都有一种“在高处”的心态，这种人生姿态和价值选择根深蒂固、始终如一。他自己是如此的性格叛逆、特立独行。他后来由于与挪威政府的政见不一致而在国外旅居二十七年未回到挪威，即使自己是如此深爱自己的祖国，但他不愿意屈服和妥协任何在他看来不正确的、不道德的力量。除了他自己希望能够把自我本性中的渣滓去掉，接近或达到更自由、更真实的境界，他同样深切地期待谷底的人们认清生活的本质，攀登理想的高峰，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他不止一次说人类正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而“诗人的使命在于唤醒尽可能多的人去实现独立自由的人格”（易卜生181—182）。他相信自己站得高看得远，也总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满腔热忱想要拯救众生。《在高原》中的农家小伙就是易卜生寄予厚望的现实世界中作为个体的人，他的成长历程，他所呈现的“高原—峡谷”的人生图景也正是易卜生思想的投射。四、未解决的悖论

易卜生并未看清这一想法是行不通的，想要把相互对立的价值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和谐统一起来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在高原》中的农家小伙登上高原的巅峰后怎么办呢？是否当外部世界每每与孤独个人作对时，就只能远离矛盾离群索居？是否追寻自由和理想的人只能在孤单和与世隔绝中了此残生？也许早年的易卜生还未能真正洞鉴人生真理，以至并未设想居高临下之后的曲高和寡，仍然孤注一掷地选择众叛亲离。晚年的易卜生思想和艺术境界更加臻于完善，作品中“在高处”的主题没有变，却有了更深的思索和更厚重的内涵，那是真正经历人生际遇的切身感受。易卜生说：“我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当一名诗人其实就意味着去看、去观察；不过请注意，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看，以便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能确切地被他人感知……但任何一个诗人在孤离中时体验不到什么的。他所经历和体验到的一切，是他跟所有同胞在社会共同体中经验到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又有什么能架设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感通之桥呢？”（易卜生367）在易卜生后期作品中，人们总能发现主人公历经磨难登上了“高处”，却总在最后关头从高处掉下来，落得一个死亡的结局。例如，《建筑大师》中的索尔尼斯，是否也在暗示攀登艺术高峰、追求绝对精神自由所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是非常昂贵的乃至有时候要献出自己的生命。

易卜生生活在峡湾，向往着高原，对于他来说，高原和峡湾是生活的两极，非此即彼。他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精神的绝对自由，但他无法摆脱身处峡湾的现实，也无法摆脱尘世中的一切羁绊。《在高原》中的主人公的豪言壮语只能出现于诗歌中，现实生活中的诗人却不可能在孤单和与世隔绝中了此残生。换句话来说，诗中的小伙子从自己苦难的历程中获得了登高望远的视野和自由自在的生活，却牺牲了他在尘世间的亲情和爱情。易卜生在描绘主人公自身发展过程中用了“胸脯不再颤动，心脏也静默无言。我感觉，我变成了石头”（141）。这样的话，是否在暗示一种矛盾的心理，虽然所得必有所失，但付出的代价亦是非常昂贵的。这关系到诗人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而精神上的高原和生活中的峡湾就是诗人创作理想的承载物。但在高原与峡谷之间，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响，人们能否找到一种更加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呢？这是易卜生留给人们的疑惑，也是人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引用作品【Works cited】［挪］比约恩·海默尔：《易卜生——艺术家之路》，石琴娥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挪］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戴丹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三编 地理空间研究

易卜生长诗《泰尔耶·维根》的地理空间建构

勃兰兑斯曾说：“在生命的搏斗中，易卜生杀害了诗神缪斯所骑的一只飞马。”（高中甫274）这是对易卜生走上戏剧创作之路而放弃诗歌的惋惜之言，也是对其诗才的赞赏之辞。英国学者布莱德鲁克在《诗人易卜生》一文中曾写道：“这些年来，易卜生的真正才华表现在写于五十和六十年代的一小部分早期诗中。”（高中甫274）而长诗《泰尔耶·维根》正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代表作之一。《泰尔耶·维根》作于1860年，是易卜生两首重要的长诗作品之一，展现了一位名叫泰尔耶的水手跌宕起伏、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蕴含厚重的民族历史感与深沉的哲理底蕴。泰尔耶年少离家，海上漂泊，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他的成长是构筑在海洋空间上的。成年后回到陆地的泰尔耶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在战争年代为了给家人拿到救命的口粮，他不得不重返海洋，偷运粮食，却被敌军战舰抓捕，在监狱关了五年。等他再次回到陆地却发现亲人均已离世。老年的他成为一名领航员，重归海洋的怀抱，机缘巧合之下与当年的仇敌英国舰长海上重逢。经历一夜与海上风暴、自我灵魂的厮杀后，他们最终平安返航。诗中主人公泰尔耶传奇的人生经历建立在地理空间的建构之上，下文将首先分析其象征内涵。一、地理空间建构的象征内涵

长诗以抒情主人公泰尔耶往返于海洋、陆地的人生经历为基础构建了海洋与陆地这两个地理空间，两者的建构均体现了丰富的象征内涵。(一)“被遗忘的家乡的海岸”——陆地空间的象征内涵

在长诗中，陆地空间主要作为抒情主人公泰尔耶的家庭与家乡载体，通过其对于家庭与家乡的主观感知使陆地空间的呈现更加生动与自然。

一方面，陆地空间上构筑着人类的家庭。泰尔耶第一次从海洋回到陆地时，他的父母均已故去，他只能“在大陆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没有家的陆地，对于泰尔耶而言只是一个居无定所的空间，失去了停留的价值。然而一年后，他重返陆地，在人们的质疑声中“讨了一个老婆”（145），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后，“整个冬天他都过得十分幸福”，因为从此他可以“守着他亲爱的安乐窝”了。有了家庭的泰尔耶不再是四处漂泊的浮萍，而是扎下了自己的根。泰尔耶两次返回陆地境遇的巨大反差充分暗示了家庭对于他的重要意义。泰尔耶的家是“一片雪白的愉快的小小的家屋，/十分耀眼地闪闪烁烁”（145）。而这“平平静静的小屋”却让他“感动不已”，“从这一刻起这位勇敢的水手/平生第一次干起家务活”（146）。能够让热爱自由、生性奔放的水手放弃自由、困于陆地，让那曾铲动船桨、劈波斩浪的双手晃动摇篮、装饰窗户的，唯有爱——对家庭的爱。而这一刻也无疑是这个男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充溢甜蜜的时刻。泰尔耶把家当作自己“最大的财富”，认为“它比一切都珍贵”，他曾说“我活着，呼吸着，因为它而骄傲”（157）。泰尔耶拥有了一个家，一个水手终于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港湾。

另一方面，陆地空间承载了人类的“故土”，是“祖先的家园”所在（152）。长诗中泰尔耶“很早就和亲人分了手，/他到处闯荡，见多识广，成为一位/最大胆的见习水手”（144）。对于幼年离家孤身在外闯荡多年的泰尔耶来说，故乡的记忆应该早已淹没在时间的洪流中，正如诗中所写，那里一度是“被遗忘的家乡的海岸”（144）。然而即便如此，泰尔耶也会在某一时刻“不知怎的”，“突然因想家而苦闷”。可见不论身处何方、对故土的回忆怎样残缺，人类内心深处对于家乡的归属感与依赖性永远无法割舍。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身处异乡年轻的泰尔耶毅然选择“乘着普拉姆船长的‘联合’舰”，回到那“谁也不认识这位年轻人”之地的原因（144）。甚至在泰尔耶遭遇了巨大的人生变故，被迫关在监狱度过最艰难的五个年头，数着日子一天一天过的时候，他仍然“日夜思念着家园”。在他看来，对于家乡的思念是监牢生活中“神圣、唯一的思想”，唯有如此他“才忍受不自由的痛苦”（152）。这无疑再次证明了泰尔耶对于家乡深沉的爱，但如若人们加以反思，是否又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似乎为了陆地生活，泰尔耶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牺牲自由，无论是当初为了那平静安乐的小家选择被困于陆地，还是此时为了这盛满思念的家乡无奈被囚于牢笼。（二）“一个不变心的朋友”——海洋空间的象征内涵《泰尔耶·维根》中另一地理空间的建构便是海洋空间，海洋作为泰尔耶成长与命运转折的地方，是他的人生拼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长诗中的海洋无疑是强有力的，它是力量的化身，“海浪溅着泡沫涌进了船的破孔/像头搏斗中的猛兽”（155）。海洋永远蕴藏着让人为之惊诧的能量，即使对于像泰尔耶这样的老水手来说。当他与勋爵的航行在那个暗夜与海洋风暴中“狂野的激浪”相遇时，易卜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形容这一次狭路相逢——“大海使他们发抖，就像搅动木片，/直到把他们抛上了浅滩”（155）。虽然长诗凸显了海洋温暖、可靠的特性，但并没有因此使它丧失暴虐、强悍的本性，它依旧粗暴狂野，拥有无穷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海洋又是可靠、温暖和值得信赖的。长诗中易卜生曾借泰尔耶之口形容海洋为“一个不变心的、经过考验的朋友”（147）。海洋是人类的朋友，是一个能让人安心生存下去的空间。泰尔耶相信着海洋，“他这样看，海本身会保你平安”（147—148）。诗中写道：“这里漩涡激荡，泡沫飞溅，/不管遇上暴风雨，还是好天气，/但是无论谁，只要善于在这里行船，/他总会找到一个可靠的港湾，/在礁石后，在背阴里。”（150）在旁人看来暴虐、残忍的大海在泰尔耶眼中却成为可靠与安全的地方，即使“漩涡激荡”、“泡沫飞溅”，暴风雨中的海洋也能成为“可靠的港湾”，无论是谁，都能在此寻得安全。可以说，长诗在人与海洋之间构建了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人与海洋互相信任、互不背叛。而真正背叛人类的，非但不是海洋，反是人类自己。如诗中展现的那样，暴风雨与暗礁从不曾让泰尔耶胆怯，反而是作为人类工具的“英国人的军舰”才真正危险（148）。而海洋从未辜负人类的信任，在泰尔耶遭遇危难被英国军舰追捕时，“浪花从四面八方激荡，给他让出一条路”（149）。阻碍他前行，陷他于危险境地，直至摧毁他一生幸福的，却是这“跟踪而至”的“英国快舰——人类罪恶的施行者”。这一方面展现了人类自身的矛盾性，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人与自然不可割舍的共生依存关系。二、陆地空间和海洋空间的关系与易卜生的审美理想《泰尔耶·维根》中地理空间的建构主要体现为陆地空间与海洋空间的建构。两者作为长诗中重要的平行地理空间，它们的关系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

首先，作为泰尔耶家乡的所在地——海岸的意象本身就值得关注。海岸作为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处，融汇了两者的双重特质：既处于陆地的边缘又与自由奔放的大海一线之隔；既有陆地的坚毅阴森，“那不是一堆堆奔跑着的云，/而是一连串阴森的山岩”，又有海洋的伟岸壮阔“蓝蓝的，在一列峰头和峭壁更上一层，/屹立在伊门涅斯——壮丽、恢弘”（148）。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角度来分析，海洋与陆地同样密不可分，全球表面积有5.1亿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占29%，海洋面积占71%，可以说在这个署名为地球的星球表面除了陆地就是海洋，两者非此即彼、紧紧相依。再者，如若人们结合泰尔耶的人生轨迹来看，还会发现他的一生便是海洋与陆地的拉锯战，他一直处于陆地与海洋——鱼与熊掌的艰难抉择中。泰尔耶幼年离开陆地，在海洋成长；成年后回到陆地，建立家庭；后又几经磨难失去家庭；直到晚年，在海上当领航员，在陆地生活。可以说，泰尔耶的一生是与陆地和海洋打交道的一生，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人生命运都与这两个地理空间密不可分。综上，人们能够发现长诗中所建构的陆地空间与海洋空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非此即彼的，那么易卜生在建构这两个地理空间的过程时所赋予的情感又是否完全一致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需比对两者的建构特征。

首先，同为生活环境的海洋空间与陆地空间具有截然相反的特性。陆地空间作为人类的生存环境，给人以沉重、烦闷之感。泰尔耶成年后从海上重返家乡，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他第一次选择陆地作为自己的生活空间。然而在婚后首次出航归家后的泰尔耶却“皱起眉头来：/他感到胸中的沉重，/愉快的自由自在已被抛在身外，/烦恼的日子随着冬日的到来，/在等着他支撑”（145—146）。陆地空间的生活给泰尔耶带来了沉重的压抑，日益繁重的家庭负担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烦恼”。当他目送他的朋友们出航，甚至“私下不免有些惋惜之心”（146）。为了家庭而选择被困于陆地，对于天性自由的水手泰尔耶来说，的确是令人惋惜的事情。与此相对应的，海洋作为人类的生活环境是富有乐趣的，让人念念不忘。泰尔耶自小在海洋长大，成为一名见多识广的水手，他的命运与海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身处陆地，他也从未忘记自己身为水手所拥有的知识与能力。在他第一次回到陆地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时，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投身广阔的海洋，再一次在大海上漂游”（145）。甚至当他在陆地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也会突然“乘两桅方帆商船再次出洋”（145）。海上的一切让泰尔耶欢喜，那是他熟悉的一片天地，对于他而言，大海是“富有生活乐趣的生活环境”，在那里他能拥有“愉快的自由自在”（146）。由此可知，较之于陆地空间给泰尔耶带来的沉重与压抑，海洋空间让他更感受到了自由自在，海洋能为他提供更为舒适、令人愉悦的生活环境。而作为水手的泰尔耶显然在海洋空间能生活得更加如鱼得水。而与地理空间的塑造相对应的，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存在鲜明的反差，虽然陆地空间的描述中不乏温馨感人的描写（如泰尔耶的家庭生活），但更多地蒙上了一层沉重的语调，让人感觉压抑；与此相反，虽然海洋也曾面露凶光、波涛骇人，但更多时候却呈现出温暖的色调，让人感觉安逸舒适。

另一方面，与强有力的海洋相较，陆地空间的一切显得分外脆弱。泰尔耶的一生基本生活在海上（除了几年短暂的家庭生活在陆地），他在海洋遭遇的各种暴虐骇人的天气数之无数，却从来都能险境逃生，得以存活。与之相对应的，泰尔耶在陆地上经历辛劳建立的家庭却不堪一击。当熬过五年艰难的牢狱岁月，他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家园时，却“知道了可怕的情况：/‘泰尔耶不在家，没人能养活他们，/在弟兄们的坟里，也像许多其他的人，/村教民把他们埋葬’”（153）。短短几年的时间，随着家中顶梁柱的遽然倾斜导致了一个家庭的毁灭。这一方面体现了战争的残忍，对民众的伤害之深；另一方面也从侧面体现了陆地空间的脆弱。陆地空间上的幸福如泡影，能瞬间烟消云散；而海洋空间却强而有力，让人坦然安心。

通过这些细节的挖掘，人们可以发现易卜生在建构海洋与陆地这两个地理空间时，存有自己的情感倾向，他更偏向于海洋。正如易卜生曾对一位为他写传的作者路德维希·帕萨尔格所说：“对于我来说，每次新的创作，都服务于心灵的解脱过程和净化过程的目的。”（高中甫2—3）他的文学创作是服务于自己心灵、听从内心声音的。长诗所体现易卜生对海洋空间的偏爱，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所致，都应是他本人审美理想的展现。

如果进一步探询这种审美理想的深层内涵，人们可以结合文学地理学批评中作家心灵的山水情结的内容进行分析。作家心灵的山水情结是指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脱离自己所生活或者生活过的自然山水的影响，“山水情结”是内化在作家与诗人心灵的一种审美的趣味与审美倾向，是对于特定的自然山水之美的一种向往。易卜生的祖国挪威“北临巴伦支海，西临挪威海，南临北海。海岸线绵延曲折，长三万里，约可绕赤道的半圈”（茅于美1）。而易卜生所在的斯基恩更是曾被他形容为“海水激荡、汹涌、沸腾的小镇”（哈罗德3）。曾有人这样描述易卜生与海洋的关系：“大海是挪威突出的地理特征。而就易卜生的性格中决定性的方面来说，他是个大海的人。”（哈罗德4）此言不假，易卜生对于海洋的确存有一种超乎寻常、深挚刻骨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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