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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烜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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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中国电视生活服务节目之变迁试读：

于烜

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曾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研究所访问学者，现为北京电视台主任编辑。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传播，近期重点研究视听新媒体产业。序

读者翻开的这本书，也许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缘起、历史、走向和理念变迁的专业著作，既有宏观的格局描述也有微观的个案分析，其开拓性意义不言而喻。

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生动地体现了近30多年来中国的电视与生活、传媒与经济、节目内容与大众生活之间鲜活的联系，一方面电视反映和推动了大众生活的变化，人们的吃穿住行、生活方式、生活观念都受到生活服务类电视的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关注什么、喜欢什么、购买什么、渴望什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暗示、说服和诱导，电视甚至成为被湮没在无穷无尽的商品信息中的大众生活的导盲犬；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又支持、支撑了电视的发展，大众的消费购买行为本身被广告商所采用，为电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广告费用，推动了中国电视在短短30多年中成为中国覆盖最广、收视人群最多、收看成本最低的第一媒介。所以，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在中国电视内容体系中，与新闻、电视剧、综艺节目一起，在节目量、收视贡献、广告贡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值得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这方面，于烜博士本书所做的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

本书不仅描述了中国电视生活服务类节目几十年变迁的过程、现象、规律，更重要的是它将这种变迁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与媒介竞争环境的变迁密切结合，使研究具有了某种历史感和深度性。变什么、如何变、为什么变，在本书中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解释。外在的原因和内在的原因，媒介外的影响和媒介间的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电视生活服务类节目的面貌和成长。从提供简单的生活服务到创造综合的生活体验，勾画了早期的《为您服务》到后来的《生活》，再到如今的《非诚勿扰》、《非你莫属》等节目理念和形态的演变轨迹。本书对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分析和研究不仅逻辑清晰而且也与我们的经验相一致，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本书的研究得益于于烜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积累、思考和研究，而在方法上则得益于她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学习期间甚至更早阶段学习时的学术训练，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也充分发挥了她本人在电视台工作多年，特别是参与生活服务类节目的策划、制作、开发的实际经验的优势，所以，本书并不仅仅是学院式的研究，同时也是针对大量的实际问题、重要现象的应用性研究，其对节目形态、节目规律，特别是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体现了学术研究与应用取向之间的结合。

于烜博士是位对自己要求甚高的年轻学者。她的研究题目不仅准备得早而且考虑充分，她对每个问题、每个疑点、每个观点直到每个表述，都认真斟酌，甚至有点锱铢必较的感觉。还记得每次与她讨论本书内容时，她对任何细节都体现出的执著和细致。这种自我折磨的研究态度，应该说是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前提。希望这种学术上的较真劲头，能够在于烜博士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媒介环境的改变，特别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必然面临种种新的考验并出现新的问题。体验留给电视，服务依赖网络，也许会越来越成为趋势。但是，恰恰是电视体验为网络服务提供了动力和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未来的研究课题，可能就不仅仅是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而是全媒体的生活服务内容。

期待于烜博士新的研究成果。

是为序。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年1月21日前　言

第一节　缘　　起

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是中国电视的一个重要节目类型。自中央电视台1979年播出《为您服务》以来，生活服务类节目随着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而丰富，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而变迁。《为您服务》、《今晚我们相识》、《电视商场》、《生活》、《天天饮食》、《玫瑰之约》等栏目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形成了观众对于时代的集体记忆。在中央、省级卫视、地面频道的多频道播出结构中，以生活服务为内容定位的频道已成为地面频道的主力构成。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在中国电视节目发展史中有着清晰的印迹，是中国电视节目谱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9年至今的30多年来，生活服务类节目的内容和形态都呈现出巨大的变化。题材内容上从家庭日常生活延伸到商品消费、社会交往；从外在的衣食住行扩展到内在的精神心理、情感生活；从泛综合的内容拼盘转向主题化的细分。形态上从单一走向多元，各种节目元素，如故事化元素、情景剧元素、脱口秀元素、真人秀元素、综艺游戏元素、现场实验等都融入到生活服务类节目中，从而呈现出一种多元杂糅的形态。在功能上，从注重实用服务到强调情感娱乐，从兼顾节目的价值引导转向注意力经济下对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诉求。

2010年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交友节目异军突起，风头盖过各种形式的娱乐节目，其中热门男女嘉宾的影响力堪比当年的“超女”、“快男”，“宁肯在宝马中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等话语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流行语，为主流人群的茶余饭后设置了议题，节目言论的价值取向引起广泛的争议。原本一个电视红娘类的服务节目，在20年后已然面目全非。

然而，对于这一在时代中延续、演变的节目类型的认识和研究基本上都是碎片化的、孤立的、流于现象罗列的，大多数的研究停留在节目实务层面：或是对节目特征的描述，或是经验的总结，都未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在社会变化的背景中进行系统性的分析研究，不但缺少理论的解释，更少见研究方法的应用。总之对于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学术研究是缺失的。

30多年来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轨迹？变化表现在哪些层面？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动因是什么？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变迁的关系是什么？这些变化解释了生活服务类节目怎样的一种变化规律？对于中国电视节目的变化规律有怎样的前瞻性意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这是构成本书选题的主要背景。

对于这些未解的问题，我不敢奢望以一己之能、一书之篇幅完全寻到真解，但本书将首次对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演变进行系统研究，起点为1979年，终点是2010年，分析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在内容、形态、功能等方面的变化，并解释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动因。

研究试图达到以下目的：一是廓清30多年来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演变轨迹，揭示变化的社会动因；二是根据生活服务类节目的演变过程，对影响中国电视节目走向的因素和服务类节目的变化趋势做前瞻性的描述。

本书的意义大致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学术的需要。在现有文献中，有关中国电视节目史的学术研究尚处于一个初始阶段，对于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全面系统的研究尚处于空白，本书对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30多年的演变过程研究是对此类节目一次系统、整体的梳理，可以填补此类节目史研究的空白。第二是学术对现实的观照。通过对生活服务类节目演变轨迹的研究，发现此类节目变化规律，对节目未来进行前瞻性把握，无疑是一种学术对现实的观照。第三是研究方法的突破。在国内传播学研究领域，内容分析法多见于报纸内容的研究，用于电视节目则少有涉及。目前国内绝大多数节目研究停留在实务操作层面，基本上是感性经验描述，鲜有研究方法的使用；对于少数针对节目规律性研究的论文，一般是采用文献基础上的归纳法。本书是在内容分析法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在电视节目研究的方法上具有一定突破意义。对于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电视节目是一次学术的促进。

和本书相关的文献涉及两个部分，一是关于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研究，二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文献。

国内有关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节目实务层面，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实务概论类。其中，一种是综合介绍我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基本特点和类型（如韩青、郑蔚的《电视服务节目新论》），或是节目的定位和形态特征（如冷智宏、许玉琪所著的《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定位、形态与包装》）。还有就是在研究节目类型、节目分类的文献中设一章节介绍服务类节目（如孙宝国（2007）、张海潮（2007）等的研究）。第二类，节目分析类。其中【1】有针对某一个节目研究其节目特色的，也有对节目某一方面的特点进行总结，如在节目内容方面概括的新闻性、实用性、服务性等特【2】点，还有对服务节目主持人的分析。第三类，节目形态研究。一种是在总体的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中，将生活服务类节目作为其中一类（如张小琴、王彩平《电视节目新形态研究》），对近十年来服务类节目形态变化做了较详细的分析，并对未来的节目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在同类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另一种是单独分析一个形态，多集中于服务真人秀节目（如《消费主义视野下生活服务真人秀的生产和特点》），主要针对近几年兴起的服务真人秀做了较全面的梳理。

上述文献中的部分文献涉及有关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发展过程以及形态的变化，这为本研究对生活服务类节目进行纵向历史的梳理提供了线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的文献尚停留在电视实务层面，以特征描述、节目制作经验总结为主，节目的历史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描述，兼具学术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研究并不多见。

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文献中，第一类是有关中国电视的发展史、机构史的文献，其中以刘习良、郭镇之、赵玉明等的著作为代表，是描述性的电视通史；还有电视机构史，如《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58—2008）》。第二类是有关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媒介的历史，【3】如胡正荣等人《媒介透视》，方汉奇、陈昌凤主编的《正在发生【4】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上、下）》。这些史类文献可以帮助本研究了解30多年来中国传媒及电视的整体发展脉络，为研究生活服务类节目提供了宏观的视野和历史坐标。遗憾的是，在节目史的研究文献中，除了新闻节目有专门著述外，尚无生活服务类节目发展史的专著。

综观上述两个方面的文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发展史的研究仍然处于学术空白。尽管部分文献中简单提及生活服务类节目发展的轮廓，但无论是学术性、完整性或是理论概括上的缺陷都是明显的。另外，对于生活服务类节目的演变缺乏阐释，缺乏深入、理性的思辨和全面的解释。

第二节　研究路径、框架和方法

本研究涉及的研究路径有二：历史路径和媒介社会学路径。

首先是历史路径。中国电视史是本书的研究路径之一。既然是以30多年来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因此中国电视史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径选择。透过电视史来全面把握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电视发展的不同面貌，这对于准确把握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变化是必不可缺的定位参照。

其次是媒介社会学路径。对于30多年来生活服务类节目演变社会动因的研究，媒介社会学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媒介社会学是20世纪中期以后从传播学和社会学交叉中产生的边缘学科（戴维·巴特勒，1989）。它是以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解释、研究传播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各种问题，或者说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传播过程、研究媒介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陈昌凤，2007：4）。

媒介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是将大众媒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视为其研究的范围（胡申生等，2002）。1986年美国学者鲍尔-洛基奇等主编《媒介、受众与社会结构》，对传播社会学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书中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结构交织在一起，传播媒介既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一切其他系统，又反过来受它们的影响。

埃默里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是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并且“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了传播社会史的思路”（埃默里，2009：4）。近年来媒介社会学也成为我国传播学者关注的一种理论视角，如李彬的《中国新闻社会史》、陈昌凤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一种媒介社会学视角》，胡正荣等人主编的《社会透镜：新中国媒介变迁60年》也是从媒介与社会发展互动的视角叙述的。近年来的博【5】硕论文出现了一些媒介社会学范式下的研究。

本书将在媒介社会学视角下研究30多年来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演变的社会动因。电视节目是电视媒介机构生产的内容，影响媒介机构的因素都可能是节目变化的影响因素。而30多年来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演变处于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进程中，经济体制转型引起的社会环境变化是推动媒介及媒介内容变革的深层动因。因此本研究属于媒介社会学中的一个层次，即媒介内容受到媒介组织、社会环境影响因素的分析。

从研究的问题出发，本书需要搭建两个研究框架，一个是用于描述节目演变的节目分析框架，另一个是用于分析社会变化及其与节目变化关系的阐释框架。

首先是关于节目的分析框架。本书以30多年来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在描述节目的演化时，需要一个分析框架以便能够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根据惯常所用的电视节目分析的层次，结合文献梳理过后的感受，本书确定了从节目的内容、形态、功能等层面对节目进行分析：

内容层面的分析，主要指节目题材、主题内容和节目数量等的分析。

形态层面的分析，是指对节目形态以及表现元素的分析。电视节目形态是指电视节目中相对稳定的节目特征，节目形态涉及“节目内容、结构方式、表现方式等方面”（张小琴、王彩屏，2007：3），如电视杂志、脱口秀、游戏、真人秀等都是稳定的节目形态。但是近些年，电视节目新形态层出不穷，总的趋势是出现了不同类型之间的过渡形态，节目形态交叉、互渗形成了集多种类型特点于一身的节目，使得原有节目形态界定无法概括现实中节目形态的特征（张小琴、王彩屏，2007：52～53），同时“生活服务类节目的一大特色就是其表现手法的杂烩化”（石长顺，2008：177），节目形态特征性不明显，因此本研究使用“表现元素”来共同完成对节目形态的分析。表现元素指节目内容表达的具体手法，如专题片、访谈、演示操作、实验调查、情景再现、真人秀元素、游戏元素等。

本书对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功能层面的分析，着重于信息功能和文化功能两个纬度。其中信息功能包含有两个指向，即偏重实用服务的功能和偏重情感娱乐的功能；文化功能包含两个指向，即追求节目的价值导向和追求节目的商业利益，前者旨在人文引导、精神教化、知识导向等，后者旨在获得经济利益。

此外，本书还将分析文本缝隙的串接，用以帮助解释节目功能变化。文本缝隙指电视文本片段与非文本内容的串联，“片断的串播”是电视显著和重要的特质。雷蒙·威廉斯（1992）首次提出电视“流”（flow）概念，此后“流”的观点得到积极的回应。Ellis（1992）指出区别于电影单一、连贯文本，电视播出的是分离的、相互没有什么联系的片断／单元（Segment），认为电视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不连贯和零碎的片断组合。阿伯克龙比（2007：12～16）认为“串播”和“分割”是电视文本的特征。除了节目内部的片断连接外，还有节目与广告、导视等的连接。本书着重考察节目导视的作用，考察节目导视的设置和频次，用于辅助解释节目功能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分析时这几个类别并非平均着力，而是根据不同阶段呈现的特点有所突出。

在节目分析框架下完成节目演变的描述后，接着需要分析社会变化及其与节目变化的关系，这样就需要一个阐释框架，即节目演变社会动因的分析框架。

本书节目演变社会动因的分析框架是在媒介社会学的范式下搭建的。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关于媒介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始终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我们试图说明它时，我们会发现其结果经常是不稳定和不清楚的”（崔保国，1999：19）。媒介社会学还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学科，“还没有形成科学体系，没有较成熟的理论框架”（陈昌凤，2007：14）。因此对于生活服务类节目演变的社会动因分析，它的意义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

麦奎尔认为媒介依照自身的法则和实践，在社会内部建构一种单独的社会机构，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依赖社会的”（麦奎尔，2006：4）。“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大众媒介视为整个社会机构的一部分”（崔保国，1999：20）。

传播学控制研究认为传媒外部制度以及传媒内部制度制约着信息生产、加工和传播活动（郭庆光，2001），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传播，大众传播机构和活动受到传播体制的控制。传播体制无法摆脱政治、经济的影响，并且受到技术不断变化的影响。英国学者戴维·巴特勒在《媒介社会学》中重点分析了国家干预、商业、技术变革对于媒介的影响。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影响媒介机构诸因素的模型（如图1所

【6】示）：图1　巴特勒的影响媒介机构诸因素的模型

尽管这一模型看上去似乎有些逻辑不清，但它却直接启发了本书节目演变的社会动因分析框架的建构（如图2所示）。本书将影响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演变因素概括为社会背景和媒介变化两个层面。社会背景，在书中指的是大众传媒之外的社会外部系统的变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的变化。媒介变化，在书中是指电视和其他媒介系统的变化。电视媒介变化包括电视经营方式转变、电视技术变革、频道竞争等。图2　影响电视节目的诸因素关系图示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此分析框架是一个应用型的参考，在行文上非机械地对号入座或一一对应，在每个阶段的阐释中将侧重各自阶段的重点因素。将诸因素分别论述是为了表述和行文的方便，而非人为割裂诸因素之间的联系和融合。

研究方法的选择源于研究的问题。本书首先要廓清30多年来生活服务类节目的发展脉络，文献分析法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文献分析法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文献分析对象包括文件信息类、统计数据／年鉴类、专业的学术文献三类。

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在媒介研究各个领域中被广泛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可以有效地分析媒介的传播内容。”（维曼、多米尼克，2005：150）

内容分析法具有系统、客观和量化的特点，因此可以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和客观。关于内容分析中的样本和编码，本书将选择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延续性、影响力的栏目，按照随机抽样方法进行。

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电视事业的发源地和主力军，其节目在全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对地方台的节目具有示范效应。本书将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生活服务类栏目为样本。三个阶段的样本分别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2年的《为您服务》，1992年至1999年的《生活》，21世纪以来的《生活》、新版的《为您服务》。根据“互斥、穷尽、可靠”的原则，按照题材、主题、形态／元素三个类别进行编码。【7】

在抽样时，按照随机等距抽样。对于周播节目，每年随机抽样4期，等距抽样组成一个月的样本；对于日播节目抽取一周作为样本。所有抽样、编码在中国音像馆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中心完成。为了分析的可靠性，编码完成后进行了编码检验。

深度访谈。内容分析法的结果局限于特定的类别框架和定义，对于同一个概念，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框架和定义，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结论的偏差，需要结合深度访谈。根据研究需要，对中央电视台样本栏目的主创人员（《生活》、新版《为您服务》制片人、主编），以及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快乐生活一点通》、《食全食美》、《生活广角》三个代表性栏目的制片人及20世纪90年代《电视商场》栏目主持人进行访谈。

第三节　概念与主要内容

理论建立在概念之上，概念是理论形成的基础。在对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演变进行分析之前，必须首先对研究涉及的重要概念给予明确的界定。

1．电视节目

本书中电视节目是指一定时间内有固定统一的模式、固定的播出时间和时长、周而复始地连续播出某种或某些内容聚合的节目，简称栏目化的节目。电视栏目和节目代表不同层次的内容整合。电视概论类文献对电视节目的定义大同小异，都是将节目视为电视播出内容的基本单元或单位，如“节目是电视台组织、传播各种内容的基本单位”（中国应用电视学编辑委员会，1993: 151）。电视栏目则是节目的组合模式，指“电视台播出的由单个节目组合而成的相对独立的信息单元”（殷俊，2009），“将反映同一内容和同一类型的节目归为一类，使它们有固定的名称、标志、开始曲和时间长度，并安排固定的时间播出”（石长顺，2008：8）。通常固定的名称、固定的播出时间和时长、统一的模式（Format）、统一的风格和主持人是栏目化的主要特征。

本书的范围限于中国内地。尽管香港、澳门已经回归，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其电视体制、电视媒介属性、节目类型等自成一体，与内地相差悬殊，故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2．电视节目类型

电视节目类型并不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但它是界定核心概念“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基础，因此必须对电视节目类型作个说明。“类型”是从法语词GENRE翻译来的，原意是类型或种类。当类型被用于文学、电影或电视研究时，便具有了更多的含义（艾伦，【8】2008：124），这一概念目前最常见于电影研究。类型理论从整体上看，也许更适合电影而不是电视，类型研究用于电视媒介是有其局限性的（傅尔，2008：158～159）。本书使用“类型”只是借此用来对电视节目分类，并不同于电影的类型研究。从大多数研究者的实际研究中我们看到，类型用于电视主要指节目类别。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电视节目类型的划分可谓千差万别。西方的分类主要基于虚构与非虚构两大类，但具体的细分则纷繁杂陈：英国麦克奎恩在《理解电视》中将电视节目分为肥皂剧、情景喜剧、游戏节目、警察系列剧、电视新闻、纪录片；美国研究者赫利尔德（2002）把电视节目分为广告和公告、新闻和体育报道、专题节目和纪录片、采访和谈话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喜剧、企业／教育／儿【9】童节目、戏剧。艾美奖评奖分类共有10种。我国研究者胡正荣等在分析了大量美国电视节目后，把美国节目分为：新闻节目、谈话节目、娱乐节目、生活节目四大类（汪文斌、胡正荣，2002：124）。张海潮（2007）在专著《中国电视节目分类体系》的文献综述中列举了更加多样的西方国家对电视节目分类的方法和研究。

对中国内地电视节目类型的归类同样是层出不穷。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不同分类，如按照对象、内容、功能、形态，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这在电视概论类文献中都有类似的表述，将各种划分进行组合又会产生一系列的节目分类。尽管理论上依据不同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分类，但按照节目内容属性或节目功能进行分类，是学界和业界认同的一种代表性的分类。1998年国家哲学社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电视论纲》中，将电视节目分为“新闻节目、社教节目、文艺节目、服务节目”（杨伟光，1998：151）。10年后张海潮提出了以新闻、娱乐、教育、服务四个第一层级类型引领下的中国电视节【10】目分类体系（张海潮，2007：87）。

本书把生活服务类节目作为中国电视节目的一个类型进行研究，首先是基于节目功能和节目题材内容相结合的分类依据。其次则是源于生活服务类节目的历史和现实存在。纵观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生活服务类节目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类型组成，由于电视节目分类并非来源于理论，而是来源于现实中对节目事实的观察（傅尔，2008：124～144），因此节目的历史和现实事实则是节目分类的重要依据。

3．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

最早可查的关于服务类节目界定的文献是1964年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宣传业务整改提纲中的表述，“所谓服务性节目，就是指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服务的节目”（余培侠，1996：206）。任远在《浅议电视节目的分类》中对生活服务类节目的概括是：为观众学习、工作、生产、生活服务，给他们当参谋顾问的节目【11】定义为服务性节目。1999年《广播电视辞典》将生活服务类节目定义为“以实用性内容为主，直接为观众日常生活、学习、工作服务的电视节目。这类节目通过传播信息，解答问题和反映群众呼声，帮助受众解决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为社会提供直接、具体的服务。节目注重使用价值，力求满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服务需求”。这一定义得到了广泛的引用（韩青、郑蔚，2005：1；石长顺，2008：174）。该定义强调节目内容与日常生活的直接关系和服务的实用性，与生活的直接关系被认为是服务节目的本质特征（孙宝国，2007：59），这种观点带有普遍性。

30多年来，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容上，从家庭生活延伸到了社会生活和经济消费生活，从外在的衣、食、住、行扩展到内在的心理、情感。形态元素从单一走向多元杂糅，情景剧、脱口秀、综艺、真人秀等娱乐元素等都融入生活服务类节目中，还涌现出了题材各异的生活服务类真人秀节目。功能上，从注重实用服务到强调娱乐化表达。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借助于他人对生活的实际诉求、旨在唤起观众内在情感参与的娱乐体验类节目，成为服务节目发展的新趋势。

然而，不管是节目题材的扩展还是形态的变异，这些生活服务类节目区别于新闻、娱乐类等其他类别节目的核心特征没有消失，即节目为人们实际生活的直接需求和需要服务，强调与实际生活需求的直接关系。因此，本书将生活服务类节目定义为：为人们实际生活的直接需求或需要提供知识、信息、实际帮助的电视节目，从题材内容上包括对衣、食、住、行、用等具体的、物质的日常生活需求的服务；对婚恋交友等社会交往需求的服务；既包括对购物、时尚、享受等物质消费需求的服务，也包括对心理困惑、情感纠纷等内在精神、情感的具体需求的服务，以及来自于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等需求的服务。

本书认为近年来情感纠纷／家庭矛盾的调解、心理帮助、民生帮【12】助、职场帮助、购物互动体验、居室改造、互动交友等节目是生活服务类节目的新变化，并将其统称为娱乐体验类节目。这些节目借助于他人的情感纠纷、人际冲突、实际生活需求，利用综艺、真人秀和故事化等手段，在观众节目消费过程中提供情感的娱乐体验。对观众而言，节目提供的不是实用服务而是消费中的娱乐体验。节目改变了过去服务节目以使用价值为主的资讯和服务模式，并不强调节目对于观众具象的、外在的使用价值，而是转向了观众内在的情感参与。观众在收视中通过“参照性收视”（阿伯克龙比，2007：160～161），将节目中当事人的困惑、问题、观点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通过内在的参与建立起和自我的相关性，通过在收视中的情绪宣泄、情感感悟或是意义启发，获得内在的情绪愉悦和快乐。总之这类节目要为观众提供的不是外在的、具体实用的信息或服务，而是一种内在情感的娱乐体验，因此节目呈现出了明显的娱乐节目的特点。这些节目不仅内容上偏离了传统的服务节目，在形态上也显得大相径庭，故事元素、游戏元素、综艺元素、真人秀元素、谈话互动元素交织在一起，这都使得此类节目的边界更加模糊。

尽管如此，这些节目仍然是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研究的重要对象。这是因为：第一，娱乐体验类节目具有生活服务类节目的核心特征，即是从人们“实际生活的直接需求”出发的，所不同的是有的题材（如心理、情感矛盾调解）针对的是人的内在情感、心理的需求，而非外在物质层面的需求。第二，节目分类具有历史的局限性。电视节目类型发展经历了没有分类到简单分类，然后不断增加类型以适应节目分化与发展的过程。今天，虽然分类已经作了极大的妥协，然而依然很难适应电视节目分化和发展的速度（张小琴、王彩平，2007：53），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电视节目分类是源于实践而非预先的理论，对节目的理论分类永远滞后于节目实践。简·傅尔（2008：124～144）将电视与文学分类对比过后，提出电视节目分类的“历史性”特征，文学分类是从预先存在的文学理论中获得，而电视是从对事实的观察中获得，因此电视节目的分类处于一种不断变动、不断界定之中。当电视节目处于急剧变化过程中时，分类也必须随着现实节目的变化而做出调整。近些年由于类型之间的过渡和交叉互渗，出现了大量集多种类型特点于一身的节目，使得这些节目的边界模糊，原有的分类方法受到了挑战，需要进行相应调整，而不是用传统分类去框定新的节目。第三，职场帮助、居室改造、互动交友节目，本身就是服务节目的题材，而且每一类都具有历史延续性，都是从传统的信息服务类节目演变而来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人才红娘”、“电视红娘”、“美好家居”，没有这些节目新近的变化，生活服务类节目的发展和演变也就无从谈起，正是因为这些节目的变化体现出了生活服务节目的演变，不研究这些节目也就无法展示出生活服务类节目变化的历史轨迹。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生活服务类节目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类型，尽管核心界定是明确的，但边界并非十分清晰。生活本身是开放的，因此生活服务类节目也是多元的，其走向也是开放的。还需要厘清的是，电视广告、气象预报、节目预告三类内容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

为表述的方便，在行文上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也表述为电视生活服务节目，在上下文中简称为生活服务类节目或服务类节目。

本书将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2年；第二阶段是1992年至2000年；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参见后附大事记）。

第一阶段，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具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从“微型剧院”的附属地位开始了自主发展的探索；电视广告开始恢复，电视由单一事业性质转向“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第二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全面推进；电视成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电视走向了市场，电视频道不断扩张；中国城市进入小康社会。

21世纪以来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城市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型，消费时代来临；电视媒介市场竞争加剧，渠道扩张转向注意力争夺，娱乐化成为电视节目的关键词。

此种历史阶段的划分是参照了中国电视史的分类，考察了广播电视媒介自身的变化，并结合市场经济和社会消费水平的发展等因素综合而来的。

首先，在中国电视史文献的历史分期中，对改革开放以来电视发展历史阶段的划分，基本是以1992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如郭镇之的《中国广播电视史》（2009）分为改革年代1979—1991年和转型时期1992—2007年，刘习良等的《中国电视史》中分为1976—1991年成长壮大和1992—2000年飞速发展，胡正荣等的表述是“探路1977—1992年”和“崛起1992—2009年”。

其次，广播电视媒介自身的变化，主要是指经营机制的转变。电视媒介从1979年开始从单一意识形态工具转向“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胡正荣，2007：9～12），电视商业化经营启动。1979—1992年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阶段；1992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进入了广告扩容为主的商业化扩张阶段，电视频道急剧扩张；2000年以后电视商业经营出现路径转变，由渠道转向内容，频道竞争转向注意力争夺。此外2000年以后，电视开始从广告经营走向产业结构性变革阶段。

最后，市场经济和社会消费水平发展。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从生活必需品消费转向了耐用消费品消费阶段（孙立平，2005），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告别了经济短缺，城市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由实际需求的满足转向欲望的满足，这种消费转向对生活服务类节目的影响是显著的。

综合上述三种因素，本书将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演变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2年；1992—2000年以及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本书以纵向的历史梳理和横向的阐释讨论为架构，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到第三章，按照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发展的历史阶段纵向展开。在每一章中，首先描述本阶段中国电视节目的整体概况，在聚焦生活服务类节目之前，将其置于中国电视节目的总谱系中，对这一阶段的电视节目的总体特征予以全景式的观照；接着在媒介社会学视角下，分析社会外部和媒介自身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于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可能产生的总体影响；继而在节目分析框架下，分析描述生活服务类节目所呈现的阶段性特点。即每个阶段按照“因果”的逻辑进行叙述，社会背景和媒介变化是因，生活服务类节目呈现出的特征为“果”。最后呈现的是，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所选择的代表性栏目进行研究的具体过程及结论。

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标题分别是：

第一章，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2年：服务日常生活。

第二章，1992—2000年：扩大市场经营。

第三章，21世纪以来：创造娱乐体验。

第四章，结论。提出研究的主要结论，即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演变的轨迹及社会动因阐释，并对影响中国电视节目走向的因素和生活服务类节目的变化趋势做前瞻性概要描述。同时简述研究存在的不足和缺憾。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整体上是一个归纳研究，从代表性节目样本的内容分析开始，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并结合相关的访谈，按照节目分析框架进行节目内容、形态、功能层面的特点分析，最后回到社会背景中寻找社会外部和媒介变化对节目变化的影响。研究的过程与本书最终的结构和内容安排是不相同的。注释【1】例如刘毅的《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新发展——以央视〈生活〉栏目为例》、吴国平的《提供心灵服务关注人生幸福——央视〈心灵访谈〉栏目的创作理念》、《交换空间栏目的传播学解读》。【2】例如《新闻性——生活服务类节目的抢眼点》、《咬定“实用”不放松——对生活服务类节目的思考》、《从〈生活面对面〉栏目谈生活服务类节目的服务意识》、《生活服务类节目的文化内涵研究》等对节目内容的分析。【3】该书以事件叙述手法，将媒介置于社会变革中进行纵向描述。【4】该书重点是多角度横向描写理论、业务、经营以及纵向叙述报刊、广电、网络媒体的发展。【5】如李黎丹的博士论文《中国社会变迁与央视春晚的演变：一个文化仪式的历史阅读》，潘永的硕士论文《论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变迁（1990—2004年）》等。【6】引自：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56【7】抽样说明：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2年：样本为《为您服务》，时间起止为1983年1月1日到1991年12月12日（1986年10月至1988年2月17日节目中断），抽样设计时，按周播每年随机等距抽样4期，组成一个月的样本。除1986年外，每年4期（共计31期节目样本）。理论上按照一年52期节目计，平均每隔13期抽1期，第一期随机抽取。但实际上，由于节目年代久远，保存不善，节目严重缺损，只能按实际节目存量取样。1992年至1999年：样本《生活》，时间起止为1996年7月1开播到1999年12月31日。每年随机抽样一周。1996年7月1日至1997年5月4日随机抽样一周共3期（周播3次）。1997年5月5日至1999年12月31日：等距抽样一周共6期节目，即播出末次期数／6＝N，N取整数，每隔N数抽取1期，从1997年5月5日开始第一次播出开始。21世纪以来：样本为新版《为您服务》和《生活》。从2000年开始，抽取单数年份，即2001年、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年的节目每年6期。按照每年的末次播出期数／6＝N，N取整数，每隔N数抽取1期，第一期随机抽取。【8】类型成为电影创作、生产、营销及批评鉴赏的一个关键问题，电影类型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个概念是电影类型，即按照电影叙事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电影的内容、形式、功能来划分，如纪录片、故事片；另一个概念指虚构类故事片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具有相似的叙事元素的各类故事片”（尹鸿，2007：261）。较前者，类型片在“类型”上的规定性更加明显，对于类型片的研究也由此而来。【9】分别是喜剧、戏剧、连续短剧、电影节目、音乐剧、纪录片、儿童节目、专题片、动画片和艺术节目。【10】作者针对中国电视节目，在文献分析、访谈以及国内权威节目收视数据库的节目视频资料分析基础上，按照层级方法建立的一套电视节目分类方法。【11】文中列举了《为您服务》、《在下周屏幕》等以及各地电视台的“市场信息”、“今日菜价”、“气象预报”。【12】具体节目举例如下：情感纠纷、家庭矛盾的调解——《生活广角》、《幸福魔方》；心理帮助——《心理访谈》、《打开你的心结》；民生帮助——《范大姐帮忙》；职场帮助——《绝对挑战》；购物互动体验——《购物街》；居室改造——《交换空间》；互动交友——《非诚勿扰》等。影响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发展阶段的大事记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2年

●1978年1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党工作重心转变

●1979年1月28日　第一条电视广告播出

●1983年　“四级办”方针提出“广开财源，提高经济效益”

●1983年1月1日　《为您服务》栏目化播出

●1984年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城市改革全面启动

●1988年　中央认可电视台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鼓励自筹经费

●1991年　全国电视台543座，电视人口覆盖率80.5％，电视机2亿台

●1978—1992年　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50％～60％，人民生活水平处于温饱阶段1992年到2000年

●1992年年初　邓小平南行并发表讲话

●1992年10月　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

●1993年11月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决议，广播电视第一次明确被纳入第三产业

●1994年　中国改革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中国城市恩格尔系数低于50％

●1998年　全国省级卫视全部上星播出

●2000年　中国城市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0％，中国城市步入小康

●20世纪90年代后期　中国经济由短缺进入过剩21世纪以来

●1998—2001年　国家对事业单位三年内实行“断奶财政”，取消拨款

●2000年　广电媒体开始组建广播影视集团

●2002年　央视颁布《栏目警世和末位淘汰条例》，实行节目末位淘汰

●2002年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05年　《超级女声》播出，中国电视进入选秀时代

●2010年　《非诚勿扰》开播，电视相亲扛起收视大旗

●2000年以来　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30％～40％，人民生活水平进入富裕阶段第一章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2年：服务日常生活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的成功试播及四个月后的正式播出，标志了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郭镇之，1997：1～2）。从中国电视诞生到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电视附属于一元意识形态，是政治喉舌和宣传工具。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作为一个独立的节目类型出现，则要回溯到1979年《为您服务》的播出。

在“文革”开始之前，从1958年到1966年，中国电视的宣传方针是“宣传政治、教育群众、充实群众文化生活”（刘习良，2007：53），政治宣传是核心，政治体现在新闻、教育、文艺等各类节目当中。到了“文革”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意识形态下，上述宣传方针也被斥为“修正主义”，电视中仅有的一些带有知识性、教育性、欣赏性、娱乐性的节目全部被撤销，电视节目全面倒退。另外，从“大跃进”到“文革”之前，由于客观经济基础薄弱，办台的物质条件简陋，早期依靠“土法上马”开播的电视台，自办节目的能力很低，被人们戏称为“微缩影剧院”（郭镇之，1997：6），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979年。第一节　电视从“微缩影院”探路节目发展

中国电视节目全面复苏，最先要回溯到1979年8月首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从1976年开始，被“文革”中断的电视事业开始恢复，但当时电视台技术手段落后，节目源贫乏，节目编排呆板，形式单调。电视节目更多是从邻近的广播、报纸、通讯社、新闻纪录电影和戏剧（舞台剧）、电影（故事片）那里学习、借鉴和模仿。电视像新闻纪录电影的缩小版；《人民日报》的影像版；人民广播的图像版；新华通讯社的精简版（胡智锋、周建新，2004：113～117）。人们使用电视的首要原因是看电影，其次是看新闻和上电大，电视严重依附电影。

在1979年之前，中央电视台每晚播出2～2.5小时，电影占去【1】3/4（刘习良，2007：157）。以1979年元旦晚间的节目编排为例：

1月1日

19:00新闻联播

19:20世界各地　西班牙的森林动物

20:05故事片：八哥的故事

1月2日

19:00新闻联播

19:20国际新闻

19:30文化生活：谈谈电影《巴黎圣母院》

19:40故事片：《巴黎圣母院》

总体上，电视新闻属于点缀，远远比不上电台、报纸的新闻报道，电视新闻内容来源主要依靠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文艺节目则依靠电影和戏剧。

1979年年中，电影和电视的蜜月结束了。1979年8月电影业改革大幕开启，电影从制作、发行到放映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利润分成。因为电视台播放新片自然会影响到电影各方的利益，于是电影公司便停止向电视台提供新上映的故事片。当电视台失去了最重要的节目源时，就会面临严重的节目荒。

1979年8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首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会议强调电视是具有宣传、教育、娱乐功能的宣传工具，而非电影的附属，要求电视台“自己走路”、独立自主办节目，新闻、教育、文艺节目应该全面发展（刘习良，2007：162～163）。从此，电视面貌开始出现改观。以《为您服务》为代表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在确定了“自己走路”的方向之后，电视新闻、文艺、专题等节目开始发展起来。不久以后，人们看到了译制电影《安娜·卡列尼娜》，译制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国产剧《红楼梦》，看到了第一条电视广告，看到了纪录片《话说长江》和女排的比赛，并期待着每个年三十的“春晚”。1978年，中国电视观众只有8000万人，到1987年【2】则达到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6％。尽管电视节目开始全面发展，但总的来说家庭接收到的电视频道数量少、自办节目少，电视剧、译制剧、各类教育讲座占据大量时间，这就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电视节目的主要面貌。

从节目发展上看，尽管新闻、娱乐、社教、服务等几大类电视节目是同时进行的，但屏幕最直观的改变则始于译制片。这一时期国外译制片大量涌现，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及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影视剧的引进，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独特景观。国产电视剧在1979年“大办电视剧”的政策鼓励下，迎来了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电视剧产量逐年翻番：1979年中央台播出19部；1983年国产剧产量502部／集；1985年达到1997部／集，此后每年电视剧生产均以几百上千部／集的数量递增，至1991年，电视剧年产量达到了5000部／集（刘习良，2007：236）。从题材上看，除了政治反省、批判现实等题材承担政治、思想启蒙的作用外，历史题材、现实主义题材剧、通俗情节剧、武打剧、家庭伦理剧等开始悉数登场。从观众收视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剧的收视率达到70％以上，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收视比例开始下降，但是电视剧的整体平均收视基本上也在20％～30％，有的单个剧会突破80％（安叶，1988）。“电视剧已经取代电影成为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尹鸿，2008：10）

除了电视剧，春晚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节目。自1983年中央台正式开办《春节联欢晚会》以来，它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综艺节目，而是成为了国人的一种新民俗，承载了文艺节目之外的政治、社会、文化的意义。在近30多年的春晚历史上，20世纪80年代是春晚最享有荣耀的时期。但就文艺（综艺）节目整体而言，除上海、广东等地的个别栏目外，节目普遍悄无声息，大多是“空中舞台”式文艺演出的录播，直到1990年春天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开播。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电视台《大世界》栏目表现突出，在以歌舞为主的文艺大拼盘中，栏目引入了时装表演、韵律操等时尚演出，并由男女主持人串联，而且晚会型、风光型、歌舞型、杂志型、竞赛游戏等形式尽在其中，形式多样（老电视人口述历史，2009：80～81）。

这一时期的又一个收视热门是各种竞赛类节目，最早从少儿智力竞赛、知识竞赛开始，接着涌现了舞蹈、青年歌手、英语演讲、京剧、大学生辩论赛、家宴比赛、服装设计、家庭知识竞赛、相声大赛等各种类型的竞赛（洪民生，1988）。广告的参与更加助长了电视竞赛的热潮，电视竞赛成为广告追捧的热门（郭镇之，1997：47）。1990年4月正大集团赞助《正大综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则带动了新一轮竞猜类娱乐节目的风潮。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黄金时期。纪录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丝绸之路》、《让历史告诉未来》、《望长城》等作品流传一时，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同时各类教育讲座类的节目也受到欢迎，被称为生活中没有围墙的空中课堂。

相比而言，新闻节目的改进显得有些沉寂，而且从一开始新闻的变革就带有自上而下的印记。这一时期电视新闻节目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新闻联播》成为中国新闻的首发媒体。1982年中央把重大新闻的首发时间从每晚20:00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提前到每天19:00电视《新闻联播》播出，使电视新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性，此后电视新闻成为人们生活中新闻的一个重要来源。之后不久，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要增加对党务政务活动的报道，这一年电视新闻开始采用现场报道、直播形式发布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突破了长期以来的新闻禁区，特别是1987年现场直播党的“十三大”，在中国电视新闻史上具有历史的开创性。除了报道方式的改进之外，新闻评论节目开始发酵，当年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具有了新闻评论的雏形，1987年上海电视台开播《新闻透视》，突出舆论监督功能，被称为内地第一个电视新闻评论性节目。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电视新闻节目处于一种次要状态，新闻节目的彻底改变要等到1993年的到来。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谱系中，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发展起来了，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节目类型，并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3】其中以《为您服务》的影响最大。《为您服务》1979年8月12日播出，最初介绍电视节目、烹饪、衣着、养花等家庭小常识和回答观众提问，节目内容、时长、播出都【4】不固定，很受观众欢迎。1983年1月1日，《为您服务》栏目化播出，在每周一晚“黄金时间”首播，固定时长20分钟，固定主持人沈力，节目中设有“小辞典”、“集邮”、“摄影咨询”、“市场信息”、“家事”、“老年顾问”、“答观众问”等知识性、服务性小栏目，是一个“家庭生活大百科”。《为您服务》内容包括衣食住行、生活窍门、健康保健、家庭教育、商品知识、养花养鸟、影视艺术、文明礼仪、购物旅游，同时还在《请您参与》中，举办绒线帽编织、时装设【5】计、节日家宴等内容比赛，1994年栏目调整停播。

在《为您服务》前后，出现了一大批受欢迎的服务性专栏节目，如广东台的《家庭百事通》、湖北台的《生活之友》、湖南台的《社会与生活》、浙江台的《观众中来》（郭镇之，1997：28）。

总之，纵观整个20世纪80年代，译制剧、电视剧以及各类知识讲座、竞赛比赛主导着电视屏幕，占据了大量播出时间，在有限的自办节目中，新闻居于次要地位，在每周自办节目中约占10％；而文艺节目则占到67.2％；服务节目在每周自办节目中接近新闻，占到8.9％（刘习良，2007：259），以《为您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容广受欢迎。《1992年中央电视台专栏节目调查报告》的《为您服务》调查项中，“碰上就看”的全国观众占观众总数的【6】69.3％，其中北京观众占73％，名列专栏节目的第一名，成为当时中央电视台最具影响的综合性服务专栏（赵化勇，2008：160）。

在20世纪80年代服务类节目广受欢迎的现象背后，是一个时代社会背景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特点与整个社会变化的关联是第二节讨论的重点。第二节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向

此节将以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社会背景的变化及其对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总体影响。

麦奎尔（2006）认为媒介是一个单独的社会机构，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但本质上是依赖社会的，他将媒介定位于政治、经济和技术三种力量之间。如果把电视节目、电视机构、社会环境按照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纬度做个定位，那么中观层面电视机构的体制变化、技术进步、经营方式等是节目变化的直接原因，而宏观层面的社会物质基础（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的变化是节目变化的深层动力。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政治、经济可以概括为：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一元意识形态“全能主义政治”（钱蔚，2002：37）。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将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李友梅，2008：5），国家通过单位制、人民公社制、户籍制、阶级分类制以及高度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构建了中国的总体性社会制度框架。总体性社会的要素之一就是社会政治结构高度重合，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高度重叠，意识形态是一元化的，政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李友梅，2008：59～111）。简单地说，意识形态的政治全能主义是1978年以前中国总体性社会的一种表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的政治路线。邓小平“把解决贫困问题放在他行政日程的前列，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则退居其次”（Ebrey，2002：247）。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2年，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意识形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社会发展总体目标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向，带来了传媒内容、功能的变化，电视节目中阶级斗争的话语日益式微。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社会目标下，传媒的党性、人民性获得高度统一，促使电视服务节目向服务生活的方向发展。

中国媒体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电视而言，从创办初始就是一元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冷战”下政治竞赛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帮助下，开始了兴办电视的酝酿。1958年“国庆”前夕，在不具备播出条件下，中国“土法上马”开播电视节目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为了要先于台湾地区建立电视台（刘习良，2007：15）。在“冷战”时期，电视作为先进的科技力量，其发展带有浓厚的政治意义。此后中国电视发展缓慢，和报纸、广播、电影相比，电视处于一个相对从属的地位。直到“改革”大幕开启，电视才结束了边缘状态并融入了中国的政治体系。

中国媒体作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是一项制度安排，党性原则是中国新闻体制的核心，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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