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希言,田岳凤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各家针灸学说试读：
前言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适应新形势下我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需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教材办”）、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在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专家指导委员会指导下，总结全国中医药行业历版教材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建设的经验，制定了“‘十三五’中医药教材改革工作方案”和“‘十三五’中医药行业本科规划教材建设工作总体方案”，全面组织和规划了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鉴于由全国中医药行业主管部门主持编写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目前已出版九版，为体现其系统性和传承性，本套教材在中国中医药教育史上称为第十版。
本套教材规划过程中，教材办认真听取了教育部中医学、中药学等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相关专家的意见，结合中医药教育教学一线教师的反馈意见，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管理，在新世纪以来三版优秀教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正本清源，突出中医药特色，弘扬中医药优势，优化知识结构，做好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衔接”的建设目标，旨在适应新时期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学手段变革的需要，彰显现代中医药教育理念，在继承中创新，在发展中提高，打造符合中医药教育教学规律的经典教材。
本套教材建设过程中，教材办还聘请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三个专业德高望重的专家组成编审专家组，请他们参与主编确定，列席编写会议和定稿会议，对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参加教材间内容统筹、审读稿件等。
本套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加强顶层设计，强化中医经典地位
针对中医药人才成长的规律，正本清源，突出中医思维方式，体现中医药学科的人文特色和“读经典，做临床”的实践特点，突出中医理论在中医药教育教学和实践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与执业中医（药）师资格考试、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工作对接，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
2.精选编写队伍，汇集权威专家智慧
主编遴选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经过院校推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评审、编审专家组认可后确定,确保公开、公平、公正。编委优先吸纳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和一线优秀教师，集中了全国范围内各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权威专家，确保了编写队伍的水平，体现了中医药行业规划教材的整体优势。
3.突出精品意识，完善学科知识体系
结合教学实践环节的反馈意见，精心组织编写队伍进行编写大纲和样稿的讨论，要求每门教材立足专业需求，在保持内容稳定性、先进性、适用性的基础上，根据其在整个中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学生知识结构和课程开设时间，突出本学科的教学重点，努力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基础与临床的关系。
4.尝试形式创新，注重实践技能培养
为提升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配合高等中医药院校数字化教学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医药教学改革，本套教材在传承历版教材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主体框架的基础上，将数字化作为重点建设目标，在中医药行业教育云平台的总体构架下，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广阔的互动空间。
本套教材的建设，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的指导与大力支持，凝聚了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集体智慧，体现了全国中医药行业齐心协力、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代表了全国中医药行业为“十三五”期间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所做的共同努力，谨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能够对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教学的发展和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所有组织者与编写者竭尽心智，精益求精，本套教材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敬请各高等中医药院校广大师生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今后修订和提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6月
编写说明
各家针灸学说是以研究历代医家的针灸学术思想与学术传承为主的一门课程，涵盖了针灸理论、临床等方面的学术成就和实践经验及其传承发展等内容。20世纪80年代，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相继开办针灸专业，开设了经络学、腧穴学、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针灸医籍选、各家针灸学说、实验针灸学等专业课程。1987年由魏稼教授主编的《各家针灸学说》出版后，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学专业教学中使用，对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针灸专业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至20世纪末，《各家针灸学说》与《针灸医籍选》合并为《针灸医籍选读》，《各家针灸学说》课程教学逐渐淡化，一些学校取消了这门课程。在全国一些知名专家的呼吁和积极争取下，2007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再次组织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专家编写出版了《各家针灸学说》，得到了教学好评。2012年，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再一次将《各家针灸学说》列为“十二五”行业规划教材，对整理和研究古代医家的针灸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继承古代的针灸学术思想、促进针灸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适应新时期针灸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宏观指导下，由全国22所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教师组成的编委会再次对教材进行修订，以提高教材的质量。
本教材分总论、各论两部分，总论介绍各家针灸学说的形成、发展及学术流派等；各论从生平与著作、学说与贡献、临床应用与学术影响等方面介绍了59位古代、5位近代医家的针灸学说、思想与临床经验，并节录了医家的部分原著，以便对该医家有更多的了解，补充正文中未涉及的内容，供学习时参考。
本教材的总论由魏稼编写；王熙、孙思邈、王惟一、王国瑞、李时珍、杨继洲由高希言、汪艳娟编写；张元素、张从正由田岳凤编写；张璐、徐大椿、王士雄、吴师机由姜云武编写；巢元方、杨上善、王焘、窦材由诸毅晖编写；楼英、刘纯由孟向文编写；陈延之、刘涓子、孙惠卿、李学川由梁凤霞编写；高武、龚居中、龚廷贤由杨宗保编写；何若愚、阎明广、窦默、徐凤由李磊编写；张机、庞安时、许叔微由郑明常编写；葛洪、庄绰、闻人耆年由奥晓静编写；王执中、席弘（陈会、刘瑾）、黄石屏由宋南昌、刘征编写；李杲、王好古由翟春涛编写；罗天益、刘完素由刘迈兰编写；朱震亨、滑寿由刘东明编写；方贤、汪机由贾红玲编写；万全、王肯堂由姜丽娟编写；薛己、李梴由郑雪峰编写；吴崑、陈实功、张介宾由王威编写；凌云由杜旭编写；郭志邃、赵学敏由李新华编写；郑宏纲、吴亦鼎由吴高鑫编写；夏云、陆瘦燕由虎力编写；范毓、张镜由王银平编写；承淡安、鲁之俊、朱琏由艾炳蔚编写；附录综合性医学著作中针灸内容简介由邬继红编写。
本教材数字化工作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资助展开的。该项目（编号：GJYJS16045）由高希言、梁凤霞负责，全体编委参与。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周巧、葛淑琦对部分数字化教材进行了编写。
本次出版是在上一版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在此对原版作者为本次编写打下坚实的基础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感谢江西中医药大学魏稼教授对本教材编写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敬请各院校广大师生在使用本教材的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订提高。《各家针灸学说》编委会2016年5月上篇总论第一章针灸各家学说形成的理论基础
各家针灸学说的学术渊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源于前代文献，如晋代以后的各家学说大多导源于《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八十一难经》（以下简称《难经》）、《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等经典著作。二是源于师授，如徐凤自称深得彭九思、倪孟仲两公传授，罗天益师李东垣，刘瑾师陈会等，他们的学说多受其师学术思想的影响。三是源于家传，即所谓家学渊源，如张璧即是继承家学，徐文伯、王国瑞、凌云等也都以针灸世家相传而闻名于世。四是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有的医家勤于访师觅友，向广大群众学习，如葛洪、赵学敏等从民间采访到不少针灸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上四个方面的来源是不可截然分割的。事实证明，不少医家的学术观点，并不单纯来自某一方面，如窦默学说的形成，既有师授因素，也包括《内经》对他的启示，还有从宋子华那里得来的秘传等。
其理论基础主要是我国早期的医学文献，包括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内经》《难经》及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伤寒杂病论》《脉经》《甲乙经》等。特别是其中的《内经》《难经》《甲乙经》，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一千多年来，纵观我国许多针灸学者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建树，无不导源于这三部经典著作，无不是对其内容的补充和发挥。因此，上述“三经”也是后世针灸学说流派的共同理论基础，必须对其有全面的了解。第一节 《内经》的针灸学成就及其对后世针灸学说的影响《内经》的问世，有着划时代意义，这部约30万字的著作，主要载述中医的基础医学，而临床医学涉及药物方剂甚少，却用了很大篇幅记述了针灸医学的内容。正如汪石山《针灸问对》中载：“《内经》治病，汤液醪醴为甚少，所载服饵之法才一二，而灸者四五，其他则明针法，无虑十八九。”书中多处引述《九针》（又名《针经》《针论》）及《刺法》《经脉》等远古文献，反映了我国早期的针灸医学概况，它是我国针灸发展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标志着战国秦汉时期，针灸就已有了系统的理论，并已发展成为一门重要学科。虽然当时已有药物、按摩等多种治疗手段，但《灵枢》第一篇还是强调“先立针经”，《素问·八正神明论》也指出“法往古者，先知针经”，足见针灸在我国早期临床医学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一、经络学成就与影响《内经》的经络理论是较为完备的，《灵枢》中“本输”等篇首先指出了经络对指导临床的重要意义；“经脉”“脉度”“骨度”“百病始生”“邪气脏腑病形”等篇载述脉的含义、经与络的不同概念及相互关系；《素问》中“五常政大论”“调经论”，《灵枢》中“本脏”“邪气脏腑病形”等篇载述经络的生理作用；《灵枢》中“海论”“营卫生会”“营气”“卫气行”等篇载述经络气血的来源、循行及其与内脏肢节的联系；《灵枢》中“逆顺肥瘦”篇载述手足三阴三阳经的走行方向；《灵枢》的“天年”和《素问》的“调经论”中关于经络病变与人的生长、衰老的关系等，均有较详细的论述。《灵枢》中“经脉”“经别”“百病始生”“经筋”“痈疽”，《素问》中“热论”“皮部论”“调经论”“缪刺论”“五脏生成”等篇，不但记载了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的循行分布与病候，而且说明了外感病邪可由皮毛到络、到经、到内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地传变。运用经络作为诊断手段也由来已久，《素问》中“经络论”“三部九候论”“诊要经终论”及《灵枢》中“终始”等篇，论述了观察络脉诊断疾病及切诊经脉部位的关系等问题。至于经络理论在临床治疗上的运用，《内经》中也论述了按经取穴及表里经互用等原则，成为后世医家师法的准绳。《内经》的经络理论比较系统全面，对后世各家学说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张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即是根据《素问·皮部论》等外邪由表入里之说，提出病在太阳即刺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此即“上工治未病”的观点；其六经分证是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王叔和在《脉经》中提出了以经络脏腑为中心的针灸辨证施治理论，就是把切诊与脏腑经络辨证紧密结合，先脉后证，再讲针灸原则与方法。又如，《丹溪心法》中的手足阴阳经“合生见证”，也源于《内经》经络脏腑的阴阳表里理论，“合生见证”说丰富了经络辨证理论，对临床应用有指导意义。
经络在针灸医学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代医家对它深为关注。元明以后有许多学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以滑伯仁为代表，他裒辑《灵枢》中“本输”“营气”及《素问》中“骨空论”等内容，将十二经脉加上任、督脉，提出著名的“十四经”学说。李时珍根据《灵枢》中“五音五味”“逆顺肥瘦”“脉度”“动输”“经别”及《素问》中“举痛论”“痿论”等内容，对奇经八脉进行研究整理，写成《奇经八脉考》。金代刘完素、明代汪机根据经络理论，采用分经分部取穴方法，指导外科疮疡治疗。王肯堂提出分经辨证治眼病、郭志邃提出痧症的分经治疗方法等，均是《内经》经络理论的延伸。二、腧穴学成就与影响《内经》记载了大量的腧穴，但有的腧穴缺部位，有的则缺作用，有的甚至没有名称，只有对部位或取穴法的描述。尽管如此，仍有100多个常用穴位名称，而且《灵枢》中“骨度”及《素问》中“骨空论”“血气形志”等篇论述了腧穴定位法，《灵枢》中“经筋”“背腧”“五邪”等篇论述了阿是穴的定位方法，《灵枢》中“本输”“寿夭刚柔”“五乱”“九针十二原”“邪气脏腑病形”“经脉”“背腧”等篇论述了特定穴理论，特别是对五输穴理论的阐述比较全面，还有原穴、下合穴、十五络穴、五脏背俞穴等也都有记载。《内经》的腧穴理论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如王熙不仅完善了《内经》俞募穴的内容，还提出治疗五脏病取五输穴与俞募配合的方法。在取穴上，《灵枢》中“经筋”“背腧”等篇提出“以痛为输”及“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等观点。唐代孙思邈发展为阿是法，“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成痛处，即云阿是，灸刺皆验，故曰阿是穴也”。宋代王执中在临床应用上就深得其中三昧，如治哮喘，按压肺俞穴出现“其疼如锥刺”；治痫证，按压风池穴“皆应手酸疼”；治梦遗，点按“肾俞酸痛”；治咳嗽，“以手按其膻中穴而应”；治痢疾，“为按其大肠俞疼甚”；治带下，按带脉穴，“莫不应手酸疼”等，然后在其处施灸或用火针刺治，皆获良效。又如金代的刘完素，即以善用五输穴、井穴、原穴而擅名，在其著作《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有20多种病症用到针灸治疗，用穴总数仅30多个，多数是五输穴，一般仅用一个井穴或一个原穴治疗。李东垣重视脾胃学说，在《脾胃论》中提出“大肠、小肠、五脏皆属于胃，胃虚则俱病”，其依据就是《灵枢·本输》记载的“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的观点，他认为上、下巨虚虽分属大、小肠，但皆属足阳明胃经，故脾胃虚弱可用上、下巨虚施治。三、刺灸学成就与影响
从《素问》中“宝命全形论”等记载看，当时既有金属针，又有石制的砭针、镵石，而针具又有九种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用途。《灵枢》中“官针”“九针十二原”“九针论”及《素问》中“针解”等篇记载了九针的名称、取法、长度、形状、作用、主治、操作、注意事项等。《灵枢》中“寿夭刚柔”“官针”“经筋”及《素问》中“调经论”等篇记载了焠刺、燔针，开后世火针、温针治病的先声。《素问》中“缪刺论”和《灵枢》中“官针”等篇记载了多种刺法，如恢刺、扬刺、偶刺、合谷刺、大泻刺、赞刺、络刺、豹文刺、毛刺、浮刺、短刺、缪刺、巨刺等，内容丰富，足资借鉴。《素问》中“八正神明论”“离合真邪论”“调经论”“针解”及《灵枢》中“官能”“小针解”等篇，论述了针刺补泻手法的操作及主治范围等。《内经》非常重视针刺得气，在《灵枢》之“终始”“九针十二原”“小针解”等篇强调得气的重要性。此外，对于针刺深浅、留针、出针、针刺禁忌等也有详细的记载，尤其是《素问》之“诊要经终论”“刺禁论”“四时逆从论”中提到的针刺不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少可作前车之鉴。金元针灸学家窦汉卿受《内经》针刺得气、候气理论的启发，提出针下得气的手指感应是“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标幽赋》），使复杂的理论变为有形的操作。与他同时代的晚辈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说，他曾向窦氏请教针法，窦氏说：“凡用针者，气不至而不效。”后来，罗天益与当时另一位针灸学家忽泰必烈谈论及此，他也深表赞同。再从窦汉卿的《针经指南》所载十四字手法来看，也是导源于《内经》。明代形成的烧山火、透天凉分层补泻手法，也是对《内经》徐疾大法的发展。
刺络放血法在《内经》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全书160篇中，有40多篇涉及此法，如疟疾、腰痛、癫狂等病的治疗都采用了放血疗法。在《内经》刺络理论的影响下，金元时代张子和以善用刺络放血而卓然成家，从《儒门事亲》中可以看出他的学术思想源于《内经》。再如喉科夏春农，擅用针刺出血治“疫喉”，溯其学术渊源，也离不开《内经》的影响。四、针灸治疗学成就与影响《内经》的针灸治疗处方甚多，《灵枢》中“根结”“四时气”“五邪”及《素问》中“咳论”“痹论”等篇确立了选穴处方两大原则，即按经选穴原则和按脏腑选穴原则。关于病所与选用穴位的关系，归纳《灵枢》之“终始”“官针”“海论”“厥病”“上膈”等篇所述，有局部选用、远隔选用、局部与远隔配合选用三个方面。《内经》记载了30多类病症的针灸处方，其中对热病、疟疾、痹证、腰痛、心腹痛、水肿、癫狂等叙述尤多。
晋隋名医陈延之对《内经》分部选穴处方原则体会很深，提出选穴有近道法、远道法，“师述曰：孔穴去病，有远近也。头病即灸头穴，四肢病即灸四肢穴，心腹背胁亦然……此为近道法也。远道针灸法，头病皆灸手臂穴，心腹病皆灸胫足穴；左病乃灸右，右病皆灸左”（《小品方》）。重视发挥《内经》按经取穴原则的医家有王叔和、李梴、徐灵胎等，如王叔和在《脉经》中论述了寸关尺24种病证、脉象的所刺部位，提出刺其经脉，多无具体穴位。再如张洁古、云岐子对伤寒热病的治疗也多取法《内经》，除了重复《素问·刺热论》《灵枢·热病》的五十九刺取穴法以外，其热病汗不出、伤寒结胸、痞气、三阳头痛、三阴腹痛、伤寒少阴病、阴毒症的治疗，也是在《内经》针灸治热病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第二节 《难经》的针灸学成就及其对后世针灸学说的影响《难经》是继《内经》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医学经典著作。全书八十一难中有三十二难涉及针灸学内容，在阐述奇经八脉理论、八会穴理论、五输穴理论、针刺补泻手法、得气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一、经络腧穴学成就与影响
奇经八脉的名称，首见于《难经》。《难经·二十七难》：“凡此八脉者，皆不拘于经，故曰奇经八脉也。”《难经》指出奇经八脉是区别于十二经脉的一个独立的经脉体系，《难经·二十八难》《难经·二十九难》对八脉的作用、起止、分布、病候等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使《内经》中那些散乱的内容归于统一，发展了奇经八脉理论，成为后人论述奇经八脉的重要依据。《难经·四十五难》提出八会穴：“腑会太仓，脏会季胁，筋会阳陵泉，髓会绝骨，血会膈俞，骨会大杼，脉会太渊，气会三焦外一筋直两乳内也（注家谓膻中穴），热病在内者，取其会之气穴也。”八会穴理论给后世医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明代的袁坤厚认为八会穴可治气、血、筋、骨、脉、髓、脏、腑八者之病；而清代孙鼎宜认为八会穴主治的热病，乃外感病的通称。《此事难知》记载用绝骨治百节酸疼，《针灸资生经》记载用膻中治上气喘咳，《针灸大成》“杨氏医案”记载用章门、中脘治泻痢，《类经图翼》记载膈俞统治血病等，显然都是受《难经》八会穴理论的影响。
俞募穴理论，《难经》虽未明确指出具体穴位，但《难经·六十七难》提到了“五脏募皆在阴，而俞皆在阳”，奠定了俞募理论基础。对十二原穴，《难经》将《灵枢·九针十二原》中的五脏原穴，加上《灵枢·本输》中的六腑原穴，再补充心之原穴兑骨（神门），使原穴内容趋于完整，提出原穴是三焦原气留止的部位，治疗作用由《灵枢·九针十二原》的“五脏有疾”扩大到《难经·六十六难》的“五脏六腑之有病者”。对五输穴理论也有新的发挥，如阐述了五输配属五行及主治。《难经·六十四难》阐发了五门十变刚柔相配的关系，成为子午流注的理论基础。金代何若愚以五输配属五行的五门十变理论为基础，提出子午流注学说，后经明代徐凤等人的不断完善，至今仍在临床应用。
五行学说的应用，在《难经》中除了五输配五行外，《难经·六十九难》还提出“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的配穴原则，即子母配穴法，“迎而夺之者，泻其子也；随而济之者，补其母也”（《难经·七十九难》）。书中举例心属火，心病泻本经子穴，即输土穴，为“迎而夺之”的泻法；如补本经的母穴，即井木穴，乃为“随而济之”的补法。又如肝病实证，刺本经荥穴，即“实则泻其子”，因肝属木，荥属火，木生火，而火为木之子。将《内经》的迎随补泻原则诠释为子母配穴法，明代汪机称为“子母迎随法”。对虚实夹杂的病证，《难经·七十五难》主张先补后泻，即所谓泻南补北法。可见，《难经》的针灸学成就对各家针灸学说也有重要影响。二、刺法灸法学成就与影响《难经》对刺法的论述，包括针刺深浅、得气、补泻手法等内容，特别强调双手配合操作和得气。书中强调针刺操作过程中左手、右手操作的配合，“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当刺之时，先以左手压按所针荥俞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之来，如动脉之状，顺针而刺之……不得气，是为十死不治也”（《难经·七十八难》）。在针刺操作过程中，左手的协同作用是判断病人的得气情况。至于《难经·八十难》所谓“左手见气来至，乃内针；针入见气尽，乃出针”，也有一定的临床价值。《难经·七十八难》谓进针得气之后，将针“推而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成为后世提插补泻的滥觞。《难经·八十一难》还告诫人们要认真掌握针刺补泻，不要“损不足而益有余”，造成不良后果。《难经》中补泻手法、得气的记载，对后世各家针灸学说有巨大的影响。例如，金代窦汉卿《标幽赋》的“左手重而多按，欲令气散；右手轻而徐入，不痛之因”，是对《难经》双手配合进针的具体诠释与发挥。《针灸大成》专列“难经补泻”来解释其含义与应用方法。《金针赋》中有不少内容继承与发扬了《难经》学说，如“候（气）之不至，必死无疑”“是故爪而切之，下针之法……弹则补虚”等，既源于《难经》，又有所发挥。第三节 《甲乙经》的针灸学成就及其对后世针灸学说的影响
晋代皇甫谧（215—282年）根据《灵枢》《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其他有关文献，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写成《针灸甲乙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而较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一、腧穴学成就与影响《甲乙经》对十四经腧穴做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和补充，把349个穴位的名称、别名、部位、取法、何经所会、何经脉气所发、禁刺、禁灸、误刺和误灸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针入深度、留针时间、艾灸壮数等做了具体的载述。虽然其穴位排列顺序是按头、背、面、耳、颈、肩、胸、腹、手三阴三阳经、足三阴三阳经，由肢末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中，与后世按十四经循行分布之排列顺序不同，但毕竟结束了经穴分离的局面，使经脉和腧穴理论初步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以经统穴的先河。后经唐代王焘、宋代王惟一等医家的发展完善，形成现在的分类方法。
穴位的别名，晋以前文献记载很少，《甲乙经》载有70多个，其中一穴二名的有43个，一穴三名的有20个，个别穴位甚至有4～5个名称。如攒竹，又名员柱、始光、夜光、明光；腰俞，又名背解、髓空、腰户等。别名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腧穴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理解穴位的位置与作用也提供了方便。例如承山又名鱼腹、少海又名曲节、地机又名脾舍等，都十分形象而生动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和作用特点。《甲乙经》对《内经》中仅有名称、未载取法和部位的腧穴做了补充。如“郄门，手心主郄，去腕五寸”；“间使，在掌后三寸”；取风府，“疾言，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下”；取率谷，“嚼而取之”；取下关，“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瘈脉，“耳后鸡足青络脉”是穴；取昆仑，按之有“细脉动应手”等。有的根据患者的口腔动作取穴，有的根据体表静脉分布取穴，有的根据触到的脉搏取穴，对提高定穴的准确率有一定意义。后世医家孙思邈总结出腧穴在“肌肉文理、节解缝会宛陷之中”及“以手按之，病者快然”的经验，窦汉卿概括为“在阳部筋骨之侧，陷下为真；在阴分郄腘之间，动脉相应”，这些都是准确取穴的实用方法。
此外，还有所谓“脉气所发”穴，首见于《素问·气府论》，如称督脉气所发有28穴等，似指所有穴位而言。但在《甲乙经》督脉气所发穴中无大椎、陶道、长强等；在349个穴位中，仅有100多个脉气所发穴，与《内经》所述不尽相同，特别是有的穴位根本与所属经脉无关，如兑端为手阳明脉气所发、大迎为足太阳脉气所发，与《内经》把脉气所发作为腧穴所属经脉的代名词，概念显然有异。《难经》对《内经》五输穴有所补充，但仍欠完整；《甲乙经》增补了手少阴经五输穴，久而使之更加完整，为后世子午流注选穴奠定了基础。
交会穴，首先见于《甲乙经》的有80多个，后世增减极少。这些交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头部及腹部又居其半，四肢部仅有三阴交、居髎、臂臑等几个穴位。交会的经脉，一般为2～3条，多的有4条，如中极、关元为足三阴与任脉之会。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定经穴提供了依据，而且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也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如大椎为三阳经和督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脊强反折”等病变，且能治疗所有三阳经病变。《甲乙经》的腧穴学理论对后世穴法派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如三阴交一穴，《甲乙经》载主治不能久坐、湿痹不能行、足下热痛等下肢病，而徐文伯则用于下胎，《普济方·针灸》载其主治范围已扩展到许多妇科疾病、下腹部疾病、肠胃疾病。这些发展是在《甲乙经》交会穴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二、刺灸学成就与影响《甲乙经》的刺灸学成就对后世各家针灸学说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针刺深度：《甲乙经》为推广针刺的临床应用、保障患者的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灵枢·经水》仅有某经针入几分的原则叙述，而《甲乙经》则一一做了具体的说明。如头面、颈部诸穴一般刺3分，肢末、背部、胸胁等处刺3～4分，肩部刺5～7分，腹部刺8～10分。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针刺，保证了针刺的安全。
留针时间：《灵枢》的论述是原则性的，而《甲乙经》则补充了近200个常用穴的留针呼数，一般每次留6～7呼；少则留1呼，如少商；多则留10呼，如下髎；最多留20呼，如环跳、内庭、公孙等，显然较《内经》具体得多。后世各家之说多源于此，说明其学术影响之深。
灸的壮数：《甲乙经》一般为每穴每次3～4壮，其中头部、颈、肩、背等处多为3壮；胸、腋、腹部多为5壮；最少者如井穴，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灸9壮；个别如环跳穴，灸至50壮，与现代临床应用基本一致。唐宋时代风靡一时的起疱化脓灸，在《甲乙经》中也有所反映，如卷三提出：“欲令灸发者，履熨之，三日即发。”“发灸疮”说对后世各家强调用灸必发灸疮的影响较大，如宋代王执中即主张“凡著艾得疮发，所患即瘥，不得疮发，其疾不愈”（《针灸资生经·治灸疮》）。
此外，《甲乙经》对误刺、误灸某些穴位所造成的后果也做了论述，其中因误针引起不良后果的穴位有13个，因误灸引起不良后果的穴位有29个。如刺神庭诱发癫疾；灸脑户、风府、哑门引起失音；灸地五会使人瘦、不出三年死；灸天府使人逆气；灸经渠可伤神明；灸气冲致不得息；灸丝竹空引起目小及盲等。有的也许是针后出血过多造成，如针颅息出血多杀人；有的是刺中重要血管，如刺人迎过深杀人，似与刺中颈动脉窦引起血压突然下降而致昏厥有关；有的为针刺胸背、肩、腋等处过深而造成气胸、呼吸困难，如缺盆、云门；有的则是由于消毒不严或用化脓灸而引起感染，如针刺脐中导致“恶疡”、灸乳中“生蚀疮”等。可见，古人禁针、禁灸之说，并非无稽之谈。三、处方选穴成就与影响《甲乙经》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200多种病症的500多个处方，其内容多是现存晋以前其他古籍中所未记载的。其处方特点：①单方多，指一病一穴或一症一穴，如“呕血上气，神门主之”“暴喑不能言，支沟主之”等。②多提及“取具体穴位”，较少称“取某经脉”。如治疟，《内经》谓间日疟不渴刺足太阳，而《甲乙经》则指出“疟，不渴，间日作，飞扬主之”。③处方内容较少提到用针或用灸、用补或用泻。虽有“腹满不能食，刺脊中”“肠中常鸣，时上冲心，灸脐中”“凡唾血，泻鱼际，补尺泽”等记载，但为数甚少。④处方多先述近取穴，后述远取穴，且前者多而后者少。如“手足阳明脉动发口齿病”篇对龋齿齿痛的论述，先提到用目窗、正营、浮白、完骨、颧髎、兑端、耳门、龈交、颊车、上关、下关、角孙等近齿部穴位，然后述及取温溜、三间、液门、四渎、阳谷、合谷等远离齿部穴位。《甲乙经》的针灸处方治疗学成就也是巨大的，晋以后的许多文献都把本书奉为经典之一加以引用。有的医家用其理论指导临床，如葛洪治霍乱灸中脘，先吐者灸巨阙；治身面俱肿灸足内踝下白肉际，无不源于《甲乙经》。有的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如《针灸资生经》载治衄灸上星；《续名医类案》载腰脊痛灸申脉等。
以上是各家针灸学说的主要学术渊源和理论基础。应当指出，任何自然科学要创立新的学说，都离不开思维，而思维必须遵循逻辑范畴，逻辑范畴来自哲学，故古代医家的哲学思想对其学说在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也不能低估。第二章针灸学说流派与医家
学说与学派的关系十分密切，学说是构成学派的要素，是形成学派的基础；有学派必有学说，没有学说的学派是不存在的。但学派与流派二者概念不尽相同，流派涉及范围更广，必须有代表某一学术流派的核心内容（核心学说），既包括有学说的学派，也包括对某些问题的主张、见解和倾向，但并不一定都有系统的学说。如葛洪重在用灸治疗急症，但在其著作中却难找到反映其学术观点的系统理论；又如，何若愚提倡子午流注纳甲法，但作为按时取穴流派的理论，仍然不够全面。
古代针灸学者大都没有自我宣称属何流派，因此，这里的针灸流派是根据文献记载，再按其个人的学术思想特点，人为地进行划分的。所称“针派”，即泛指针灸流派而言，并不单纯指针法流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堂灸经》中指出：“古法多针灸并言，或唯言针以该灸……”因此所谓“针派”，即针灸流派的概括。第一节 针灸流派起源的传说
针灸疗法萌芽于远古的原始社会，从考古发现和现存的早期文献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远在石器时代（约前21世纪前）就已广泛采用石制的原始针具和艾火，刺激体表一定的部位来治疗疾病。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这种疗法得到了不断提高。特别是到了商代盘庚（前14世纪）后，进入了文字大量产生和孳乳时代，为针灸疗法发展成为一门医学创造了条件。《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的出土，说明远在春秋战国时代，针灸就有了文字记载。此后，医学经典著作《内经》的问世，以大量篇幅记载了针灸学理论，意味着针灸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战国时代（前475—前221年），学术界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标志着我国文化的空前繁荣。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四章“古代文化的创造”一节指出，此时已有“法家学派”，并提到郑国的“子产则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该书第五章“战国文化的一般状况”中说，这个时期还有“儒、墨、道三大学派”，虽未提及医家学派，但根据文献考证可以断定，针灸学派也是存在的。近人谢利恒在《中国医学源流论·医学变迁》中云：“吾国医学之兴，遐哉尚矣！《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孔疏引旧说：‘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又云《天子脉诀》。’此盖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其书之传于后世者，若《灵枢经》，则《黄帝针灸》一派也；若《本经》，则《神农本草》一派也；若《难经》，则《素女脉诀》一派也。其笔之于书，盖亦在周秦之际……”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医学流派——“黄帝针灸”，黄帝就是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之一，据《内经》和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甲乙经》及宋代罗泌的《路史》记载，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和传播者，实为当时的名医岐伯。从《内经》经文多以黄帝岐伯问答形式出现，可见岐伯为黄帝之师，岐伯为此派的核心人物。《甲乙经·序》称“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而针道生焉”，也证明了这一点。再从《路史》等文献所述，可知这一派别还有俞跗、雷公、少师、巫彭、桐君等一大批学者，当然包括岐伯之师僦季贷。除《内经》外，《隋志》中的《岐伯经》，《旧唐书》中的《黄帝明堂经》《黄帝针灸经》，《新唐书》中的《岐伯灸经》，《宋史·艺文志》中的《岐伯针经》，当属记载此流派学术观点的专著。
这一时期还有兽医针灸流派，《宋史·艺文志》有《伯乐针经》一书，为春秋战国时作品，刘向《列仙传》及伪蜀《马鉴续事始》《古今医统》等书中称黄帝时代有善于用针灸医马的名医马师皇。《列仙传·师皇》谓师皇医马病，“针其唇下及口中，以甘草汤饮之而愈”。此外，《左传》中的医缓、医和似是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因此，黄帝岐伯针派是一个较大的学术派系。
由于黄帝岐伯针派影响甚大，且后世医家又把《内经》奉为经典，所以，这一流派的学术思想就成为我国针灸医学的正宗。黄帝岐伯针派之后，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著名的扁鹊针派，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称扁鹊精通针灸，曾用针灸治愈了虢太子尸厥而轰动一时。其师为长桑君，学生有子阳、子豹、子明等人。虽未留下著作，但从他对虢太子尸厥的治法来看，不见于其他远古文献，表明他的学术观点不同一般。扁鹊为今河北任丘人，可见河北也为我国针灸的发祥地之一，并在那里形成了另一个针灸流派。
我国远古针灸流派传说很多，其形成年代是伴随着针灸学科的形成而肇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其学术思想是后世针灸各种流派发展的基础。第二节 战国之后的主要针灸流派
古代医家在探索针灸学术的过程中，以不同内容为中心，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与见解，形成了众多的学说流派，推动着针灸医学的发展。战国以后的针灸流派很多，按研究内容、学术思想划分，主要有重针派、重灸派、穴法派、手法派、刺营出血派、针灸药相须派、经穴理论派、中西医汇通派等。一、重针派
重针派是指偏重于应用针刺治病，或对针具、操作等有独到见解、造诣的针灸流派。远古多用砭石、石针、镵石。春秋战国时代，石针已渐被金属针取代，并发展成九种形制（即《内经》所称“九针”）。之后还有竹针、陶针、金针、银针、铁针、钢针，现今又有“新九针”、合金针、梅花针、揿针等。古代擅长用针的医家各有特色，如《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涪翁侧重以针石疗病，他的著作有《涪翁针经》。《酉阳杂俎》记载北魏的句骊客用针，能贯毫发。史籍称唐代的甄权、宋代的许希，他们针技超凡。宋代无为军医张济也善用毫针治病。宋代邵博《邵氏闻见续录》记载他针顶心治久患脱肛，针目眦治伤寒、翻胃、呃逆等。金代张子和善用铍针，且功效卓著。
古代医家之所以偏重用针治病，除了他们针技不凡外，还与针刺疗效迅捷有关。《标幽赋》列举历代名医以针刺治病奏效，甚至起死回生的事例激励后学，“高皇抱疾未瘥，李氏刺巨阙而复苏；太子暴死为厥，越人针维会而复醒”；“肩井曲池，甄权刺臂痛而复射；悬钟环跳，华佗刺躄足而立行。秋夫针腰俞而鬼免沉疴，王纂针交俞而妖精立出”。在《流注通玄旨要赋》中说：“以见越人治尸厥于维会，随手而苏；文伯泻死胎于阴交，应针而陨。”
依据针具形状、材质与选穴时间的不同，又可分为以下支派。（一）重毫针派《内经》《难经》对针刺特别重视。《灵枢·九针十二原》说“先立针经”，《素问·八正神明论》也说“先知针经”，均将《针经》放在重要的位置。《内经》中还引述了远古《九针》《针经》《刺法》等文献，凸显了重针倾向。该书的针刺内容非常丰富，如输刺、远道刺、经刺、络刺、分刺、大泻刺、毛刺、巨刺、焠刺、偶刺、报刺、恢刺、齐刺、扬刺、直针刺、短刺、浮刺、阴刺、傍针刺、赞刺、半刺、豹文刺、关刺、渊刺、合谷刺等，异彩纷呈。
在元代之前，我国的针灸名医以中原北方地区居多；元代以后，称雄针坛千余年的北派，已呈“王气黯然收”的态势，逐渐为崭露头角的高武、杨继洲等取代而后来居上，显示出我国针灸的主流派系向南偏移的局面。金元时期是我国文化大举南移的年代，中原地区又是南北交汇的要冲，是一个利于四面八方学者交流的地区，学术观点在此碰撞而擦出火花。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了众多的学说与流派，仅河北一省，就相继涌现了李东垣、刘完素、张洁古、窦材、窦默、罗天益等大批顶级中医大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催生了著名的“金元四大家”，针灸学中出现了温补（窦材）与攻邪（张子和）两大流派。其中，窦默是重针派的代表。
窦默以善用针法而蜚声针坛，青年时期，窦氏备受金元战乱之苦，从河北避难到河南及湖北，从“山人”宋子华处得到《流注八穴》的抄本，据说此书是“少室山隐者”所传。1232年，窦氏避乱至蔡州，遇到从山东过来的名医李浩，向其学习《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子午流注针经》等书及针灸手法，终于在医道方面卓然成家。他认为针刺是治病的妙法，提出“拯救之法，妙者用针”（《标幽赋》）、“必欲治病，莫如用针”（《流注通玄指要赋》），对针刺治病推崇有加。他还提出了很多毫针操作手法，如“捻针之法”“补泻手法”“呼吸补泻”“寒热补泻”“生成数法”“手指补泻”“迎随补泻”和进针、出针、留针，以及动、退、搓、进、盘、摇、弹、捻、循、扪、摄、按、爪、切14种手法，为明代针刺手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凌云是另一位重毫针派的杰出人物。《明史·凌云传》记载了凌云初学针的过程并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凌云……北游泰山，古庙前遇病人气垂绝，云嗟叹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针其左股立苏，曰：‘此人毒气内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云针术，治病无不效……孝宗闻云名，召至京，命太医官出铜人，蔽以衣而试之，所刺无不中，乃授御医。年七十七卒于家。子孙传其术，海内称针法者，曰归安凌氏。”在《明史·方伎传》中，载有其五例验案，以下为其中两例。
其一：“有男子病后舌吐。云兄亦知医，谓云曰：‘此病后近女色太早也。舌者心之苗，肾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阴虚。其穴在右股太阳，当以阳攻阴。’云曰：‘然。’如其穴针之，舌吐如故。云曰：‘此知泻而不知补也。’补数剂，舌渐复故。”这是一则患者舌吐症针未效而辅以进补药而愈的案例。
其二：“金华富家妇，少寡，得狂疾，至裸形野立。云视曰：‘是谓丧心，吾针其心，心正必知耻……’用凉水喷面，针之果愈。”这是一则丧夫而致“丧心病狂”的少妇，经针其心而愈的验案。虽未指明何穴，当属巨阙或十三鬼穴之“鬼心”（即心包经之大陵穴）。
重毫针派探讨的学术重点是气至、得气等临床问题。比窦默小四岁的罗天益，是其私淑追随者之一。他在《卫生宝鉴》中收录了一则用灸的医案，提到他治一患者，用灸无反应，预后不佳。他曾“学针于窦子声先生”，忆及先生有“气不至者无效”之说，于是大胆推论，“悟及用灸亦然”，把气至移作对灸法效应预后的判断，突破了只有针刺需得气的常规思维，对窦氏气至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挥。
窦氏气至说对王开、王国瑞的影响较大，王国瑞在《标幽赋》的注解中说：“气至穴下若鱼吞钩，若蚁奔走，或浮或沉也。”以“若蚁奔走，或沉或浮”形象地描述针感，生动逼真。又说：“穴下气不至，若虚堂无人，刺之无功。”他提出了“宁失其穴，勿失其经；宁失其时，勿失其气”的针灸名言，将选择刺激经络的重要性提升到穴位之上，把针刺得气的重要性置于选择时机之前，可称真知灼见。
明代刘纯撰有《医经小学》《玉机微义》，均涉及针灸。《医经小学》中提到针法“待气候针沉，气若不至来，指甲切其经”，得气之后，还要“提针向病（所）”，这也是受到窦氏学说的影响。杨继洲《针灸大成》记载了许多窦氏的针刺理论，仅举一例就足以证明他奉窦氏学说为圭臬。《针灸大成》记载针治“心痫”案称，该患者病数年，杨氏用窦氏八法开阖针刺照海、列缺等穴，“其针待气至，乃行生成之数而愈”。杨氏用真实体验，验证了窦氏气至理论的指导意义。楼英对针刺得气、感传，也有可贵的发挥，认为此气即“谷气”，在《医学纲目》中记载：针猝心痛取上脘，针感是“觉针下气行如滚（热）鸡子入腹为度”；治腰痛针气海，“令人觉从外肾热气入小腹”。这些细微的描述，丰富了窦氏的得气理论。
江西弋阳的徐凤，更是窦氏针法的传人，他的《针灸大全》收载有窦氏《标幽赋》《窦氏正公八穴流注》等。该书专论刺法的《金针赋》序言中提到，作者曾学针法于倪孟仲，又从学于彭九思，并传习窦汉卿的针灸书及梓岐风谷飞经走气补泻法。《金针赋》论述了针刺手法，对于如何激发针感、诱导针感、调控针感，均有较详尽的记载，大大丰富了窦氏气至、得气理论。（二）重铍针派
铍针，《灵枢》《素问》均有记载。杨继洲《针灸大成》称“针，一名铍针……今名剑针”，这种针的形制，古称“长四寸，广二分半”“形如剑锋”，多用于外科治疗痈疽排放脓液，主治痈脓、大脓、成脓血、骨病等。
金元时期张子和用铍针放血，屡获奇效。张氏治病主张攻逐病邪，邪去正安，常用汗、吐、下法及铍针放血，在《儒门事亲》中提出“发汗与出血相通”“针同发汗”“出血与发汗，名异而实同”，其放血特点是运用铍针多、刺激部位与针数多、出血量多等。
善用铍针放血者，还有清代喉科医家郑梅涧，他在《重楼玉钥》中提出“三针”（即开风路针、破皮针、气针），前两说用铍针（有时也用针刀）挑刺患部或他处治疗咽喉肿痛。喉病多由风邪入侵，郁热风火相搏，致气血闭涩、凝滞而不能流通，风痰上攻，结成热毒之故。此法可疏通经络，祛风解毒。（三）重锋针派
锋针，为古九针之一。《灵枢·九针论》：“筒其身，锋其末，长一寸六分。”今已习称三棱针，“锋针而今三棱名”（《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锋针有通营卫、泻热出血的作用，主治“痈热出血”“瘤病”“病在经络痼痹”“筋病”等。清末夏春农善用三棱针治喉病，著有《疫喉浅论》。“疫喉”即流行性喉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咽喉肿痛糜烂，肌肤出现丹痧。夏氏分刺、刮、吐三步治疗，即先用三棱针刺少商出血，必要时加刺患部出紫血或阳交穴放血以泄其毒，再与刮法、吐法配合，疗效颇佳。（四）重皮肤针派
皮肤针，又名七星针、梅花针、丛针、小儿针等。即将5～7枚数厘米长的粗针捆扎后，再嵌于竹木等材料，制成数寸长的筷箸状小杆的一端，医者执其柄杆以敲击体表的针具。此派注重这种针具的应用，今已成为一个较有特色的支派。
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记载了“箸针”的制作与操作方法，“用粗线针扎在箸头上，在患处点刺出血”。又说：“用粗线针二条，将竹箸一头劈开，将针离分半许，夹在箸头内，以线扎紧……用针蘸油烧红，向患顶重手刺入五六分……”当代学者孙惠卿，受民间用“柳条抽打”治疗疟疾的启发，将钢针（或缝衣针）5～7枚捆扎后，将针柄嵌于竹箸一端，名为“保健针”，敲击体表治病，用于治疗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科多种病症，特别是皮肤病应用较多。1949年后，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组织师生传承此项技术，并整理编写了《刺激神经疗法》。1956年，孙惠卿调至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设培训班传授技术。（五）重金针派
这里的“金”字，乃指狭义的黄金、赤金而言。此派是对制针材质有特殊选择的一个支派。重金制毫针应用的代表人物有黄石屏，撰有《针灸诠述》。1914年，黄氏为袁世凯治头痛，方慎庵在《金针秘传》中记述了他跟随黄氏进京为袁氏针百会、风池、风府等治病经过，并称应手而愈，袁氏“称奇不置，厚谢而归”。《针灸诠述》介绍了针的材质：“顾铁之本质太粗，而针以炼精金为贵……金针之善有三：性纯而入肉无毒，一善也；质软而中窍无苦，二善也；体韧而经年无折，三善也。”并详细介绍练针法：“先用竹签戳粉壁上红圈，每戳必中后，逐渐缩小圈之直径，缩至小点为止。此时改用一般金属针，再改用金针练，做到深入墙中，而不弯、不断，且准确命中为止。”
黄氏金针传人，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叶德铭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叶心清两兄弟，均用金针治病，并称其术受之于黄氏弟子魏庭兰（一作南），可见其薪火相传、渊源有自。
除上述重针支派外，还有火针派、温针派、电针派、芒针派、头针派、耳针派等。二、重灸派
重灸派是指重用灸法防治疾病，或对某一类疾病使用特殊灸法有独特见解、疗效显著的针灸学派。古代灸法多用艾炷灸，由直接灸发展到隔物灸。明代出现了用艾条施灸，并在艾条中加入药物，分为有药艾条和无药艾条，其中有药艾条，依据加入的药物组方不同，又分雷火针、太乙神针等不同类别。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有葛洪、陈延之、王焘。
灸法在《内经》中常与针刺、砭石、药物并列，各有所施，据证而治。《素问·汤液醪醴论》说“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可见当时已有汤液药物为内治法，砭石、针灸为外治法的雏形。《灵枢·官能》云“针所不宜，灸之所宜”，说明灸法的主治范围和作用性质与针法不同，对经脉陷下、络脉结聚和阴阳皆虚的病人可用艾火灸之。《素问·异法方宜论》云“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说明寒证是灸法的主要适应范围。《灵枢·背腧》记载艾火补泻法，对后世灸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魏晋至唐宋是灸法的盛行时期。魏朝曹翕《曹氏灸方》为最早的灸法专著，可惜早已亡佚。晋代陈延之《小品方》记载了禁灸穴位、误灸后果、艾炷大小与疗效的关系和灸治取穴法等。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急症的用灸方法，如艾炷、隔盐、隔蒜、川椒、黄蜡、艾管熏灸等。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出“灸疮发洪”说、“五脏中风灸背俞”说。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完善了灸法的理论，提出“灸之生熟”说，要求根据施灸部位、患者病情、体质、年龄确定灸量；还提出施灸的顺序、体位要求，强调早灸，尽量早治及灸疗防病，丰富发展了隔物灸法。他还拓展了灸治的病种，特别是在热证用灸上，提出对热毒蕴结的痈肿，用灸可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对黄疸、淋证等温热病，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等均可用灸。王焘《外台秘要》弃针而用灸，主张艾炷灸的壮数要根据病变性质和施灸部位而定，书中记载了崔知悌灸骨蒸法等处方。唐代已有专门施灸的医生，称为“灸师”。《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吴蜀多行灸法”，说明当时灸法盛行。
宋代，灸法专著大量问世，如《备急灸法》《灸膏肓俞穴法》《西方子明堂灸经》大量介绍急性病症、外科病的灸治方法。窦材提出用灸扶阳理论，从临床治疗、摄生防病等方面强调阳气的重要作用，《扁鹊心书》提出“保扶阳气为本”，提倡“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把用灸扶阳摆在重要的位置，“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更服保元丹、保命延寿丹，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矣”。窦氏用灸壮数多，一般每穴百壮，甚至五六百壮。窦氏将宋代名医许叔微灸补肾阳、罗天益灸补脾胃学说发展成为脾肾双补学说，完善了温补学派的理论。
明代张景岳认为，灸有温通经络、驱散寒邪、解阴毒、温脾肾、回阳救逆等作用。清代吴砚丞《神灸经纶》总结了清以前灸疗学的成就，丰富和发展了重灸派理论。
古代重灸派，从操作方法上分，有化脓灸派、隔物灸派、药条灸派等；从适应证上分，有热证忌灸派与热证可灸派、急症用灸等临床灸派。（一）化脓灸派
晋代《诸病源候论》《甲乙经》记载了发灸疮说，晋代陈延之《小品方》记载：“灸得脓坏，风寒乃出；不坏，则病不除也。”宋代王怀隐等所编的《太平圣惠方》云：“灸炷虽然数足，得疮发脓坏，所患即瘥；如不得疮发脓坏，其疾不愈。”闻人耆年在《备急灸法》阐述了灸疮与所患疾病、所灸部位的关系。南宋的王执中、窦材，明代的徐春甫、徐凤、龚廷贤、李梴等都支持这种说法，并提出了很多发灸疮的方法。有的外用热敷，有的外涂辛温通散生肌之品，有的内服滋补之剂等。清代，李守先在《针灸易学》中说“灸疮必发，祛病如把抓”，认为只有灸疮发，才能治愈疾病，否则不能奏效。虽未免言之过激，但涉及灸疗的刺激量，值得注意。
对减轻烧灼痛，古人提出了许多方法，如《扁鹊心书》记载内服睡圣散，实即全身麻醉法；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中提出“挑筋灸癖法”，“用药制过的纸擦之，使皮肉麻木”，即局部麻醉法；《外台秘要》载瘰疬灸法，用麻花与艾绒混合点燃，亦有局麻之意；《寿世保元》记载“着艾火，痛不可忍，预先以手指紧罩其穴处，更以铁物压之，即止”的指压局部麻醉法等。（二）隔物灸派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灸器等隔物灸法，备受历代医家的推崇。元代朱丹溪对隔物灸应用较多，在《脉因证治》《丹溪手镜》《丹溪心法》等著作中，用到的隔物灸法有隔蒜、隔甘遂、隔头垢、隔盐、隔皂角、隔姜、隔附子饼等，治疗病种也很广泛。
明代的薛立斋在隔物灸治外科疾患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如用隔蒜灸拔毒消肿、用隔豉饼灸治疗肿硬不溃或溃而不敛、隔附子饼灸用于疮陷而脓水清稀、隔香附木香饼灸用于肝气郁结之证等都有独到之处。
中医文献记载，历代所用的隔物灸间隔物约有40种，除上述药物外，还有隔薤灸、隔韭灸、隔葱灸、隔蟾灸、隔鸡子灸、隔虫灸、隔碗灸、隔核桃灸等，包括植物、动物、器皿等，其方法之多，不胜枚举。（三）艾卷灸派
艾卷灸法见于明初朱权的《寿域神方》，“用纸实卷艾，以纸隔之点穴，于隔纸上用力实按之，待腹内觉热，汗出即瘥”。这种方法称为实按灸，当时的艾卷并不掺药末。后来据李时珍《本草纲目》、杨继洲《针灸大成》记载，艾绒中加入麝香、穿山甲、乳香等药末，并名之为“雷火神针”或“雷火针法”。清代的范毓、李学川、陈修园、孔广培等加入的药物又有不同，并名为“太乙针”“太乙神针”。叶桂的《种福堂公选良方》中更有“三气合痹针”“百发神针”“消癖神火针”“阴证散毒针”等名称，所用药物不同，治疗病证也各有所异。记述此法的专著有清代雷少逸的《雷火针法》、韩贻丰的《太乙神针心法》、周雍和的《太乙神针附方》、陈惠畴的《太乙神针方》等。现代常用的艾卷灸法、药条灸法均由此发展而来。（四）热证可灸派
明代龚居中在《红炉点雪》中明确指出，灸法可治疗寒热虚实诸证，虞抟《医学正传》及汪石山《针灸问对》对此做了解释：“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气也；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而发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气复温也；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就燥之义也。”李梴《医学入门》亦载此颇具颠覆性的学说。
其实，“热证可灸”说在明代以前已有不少医家做了论述，如刘完素、李东垣等人的著作中已有提及。朱丹溪在理论上也早有阐发，认为热证用灸乃从治之意，灸法之所以能用于阴虚证，是因为灸能补阳，“阳生则阴长”之故，把“热证可灸”上升到了理论。
但是，也有很多医家主张热证不可灸，代表人物是张仲景，他把热证用灸的不良后果描述得十分可怕，甚至认为可以导致生命危险。还有明代张景岳、清代的王孟英等也持这种观点。（五）炼脐派
炼脐是用不同药物以适当的剂型填敷脐中施行隔物灸的一种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