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轶闻录系列-故都文化趣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简段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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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轶闻录系列-故都文化趣闻试读：

总序一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丛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神州轶闻录》，那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其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自1980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冰心1991年2月26日

总序二

我顶怵写序，怕没话找活，空空洞洞，所以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唯独对周简段先生（我没见过这位，所以不便加个“老”字儿）的《神州轶闻录》，我不能推辞。一则是我翻阅了曾在香港出的五辑选本，简直叫人拿起来放不下，实在有看头儿，二则一沾北京的边儿，我就不好意思溜掉。在下到底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呀。

我出生在东直门羊倌胡同，中小学都是在安定门大三条上的。最后，又在海淀戴了下学士帽儿——就是那种挂着穗子的黑绸方帽。刨去跟学校春游到过一趟南口，十八岁前我就没出过城圈儿。可后来当上了记者，就跑起江湖来啦。不但国内，连大半个地球都跑遍了。可是不论漂到哪儿，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北京。

这着实是块宝地。不但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城里城外满是名胜古迹，而且叫人怀念的，是在这里活动过的非凡人物。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那真是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这本《神州轶闻录》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萧乾1990年7月10日

总序三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季羡林1991年6月23日

科技撷英

詹天佑修滦河铁路大桥

长城几乎已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每当笔者看到长城的景象时，总会联想起一个人来。

八达岭长城距京华一百余里，笔者当年曾多次游览，而每次游览，总喜欢从西直门乘火车，一直坐到青龙桥，先去瞻仰一下詹天佑铜像。因为詹天佑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也像他身后的长城一样，永远屹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的丰功伟绩，有口皆碑，是用不着再赘述了。而他修建滦河铁路大桥的一段逸事，同样也是很值得国人自豪的。

光绪十六年（1890），在沙俄加紧侵略中国领土的形势下，清政府为了保障东北祖坟的安全，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雇用英国人金达为总工程师，修筑关内外铁路。

越两年，工程进展至河北滦河，在宽阔的滦河河面上，要修一座大跨度的铁路桥。金达见有利可图，便聘请英国人喀克斯包工承建。喀克斯不了解滦河地质结构复杂，结果因泥沙深厚，水流湍急，在打桩时遇到很大困难。据《滦县县志》记载：

修筑桥墩，屡筑屡塌，沿河面宽而流急，河底游沙极深，夏时山水暴涨，势甚猛悍，施工最难。

致使号称具有世界第一流施工技术能力的英国人一筹莫展，不得不求助于日本人和德国人；而日本人和德国人也依然徒劳无功，只有望河兴叹。

眼看交工期限迫近，金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授意喀克斯，求助于当时驻滦河东岸石门、督修从古冶到滦州这段铁路工程的詹天佑，这样便可嫁祸于人，把误期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他们还封锁技术资料，从各方面对詹天佑进行牵制。

詹天佑抱着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的强烈责任感，总结、分析了外国工程师失败的教训，深入现场，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缜密测量，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新桥址选好后。在桥墩施工中他果敢地采用了“压气沉箱法”，这在中国铁路桥梁建筑史上是第一次；同时派中国的“水鬼”（潜水能人）潜入河底，以传统的方法配合必要的机器打桩，顺利地奠定了桥基。《滦县县志》叙述当时的情况说：

雇用谙习水性的机匠，置备下水器具。汲水空根，考验土性的坚凝，用长松木密打花桩，施长方大石和三合土砌之，工程浩大。

光绪二十年（1894），这座长七百二十四米、宽六米四、京山路最长的钢梁骨架铁路大桥，终于屹立在滦河之上。此桥的建成通车，横扫了洋人的骄横之气。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这一年，英国工程研究会特邀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茅以升筑钱江大桥

20世纪40年代，笔者游杭州时，曾登上六和塔，俯瞰“之”字形的钱塘江，钱江大桥像一条玉带束住江身、江水，浩荡东去，消失于茫茫烟云中，真是气象万千！

钱江大桥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设计者是茅以升先生，他当时只有三十七岁。

虽然中国人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隋朝，就有李春建造跨度最宽的石拱桥——赵州桥，但在此以后近百年所造的大铁桥，竟没有一座不是依赖洋人。钱江大桥的建成，第一次证明了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得到。

钱塘江自古以江阔、潮大、流沙多著称。由于急流和涌潮相激荡，潮头高时可达九米；而泥沙的浮游流动，覆盖了江底岩石，沙深处可达四十米，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没底！”

茅以升来到钱塘江桥梁工程指挥部，担任钱塘江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他与同事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进行了周密的筹备设计，确定桥址定在杭州市区西南的闸口，设计桥长一千四百五十三米，高七十一米，下层是单线铁路桥，上层是双线公路桥，采用双层联合桥形式。

建造这样的大桥，首先是治服流沙打桥基。最好的办法是在下面打好木桩，再放钢筋混凝土气压沉箱，然后在沉箱上面筑桥墩，最后架钢梁。

打木桩相当艰巨，因为江底流沙层又硬又厚。轻了，打不进去；重了，木桩会断。一天只能打一根，照此进度，一千四百四十根木桩得打四年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见有个小孩用盛满水的铁壶浇花，从壶嘴喷出的水柱，将花坛泥土冲成一个个小洞。由此受到启发，他指示施工人员把江水抽到高处，再向江底猛冲下去，泥沙冲出洞后把木桩放进洞里，再用气锤砸。实行这种“注水法”打桩，一天可打木桩三十根，大大加快了打桩速度。

沉箱更加艰巨。沉箱长十八米，宽十一米，高六米，重六百吨，外观像一间没有房顶的混凝土的房子。沉箱必须先放在岸上做好，然后再运到江里，准确地放在木桩上，这个程序难度极大。有一次，突然来了狂风暴雨，沉箱像匹脱缰的野马，拖着铁锚，横冲直撞到江的下游，竟撞坏了一个渡船的码头。由此，各种闲言碎语、风凉话接踵而来。可他仍满怀信心，镇定自若，对各种议论不予理睬。他指挥施工人员把铁锚改造成十吨重的混凝土大锚，牢牢钩住沉箱，沉箱终于乖乖地被置入规定的位置上；最为艰巨的沉箱安置工程就这样被解决了。

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当时日寇正把侵略的战火从东北、华北烧向淞沪，使得造桥工程急如星火。茅以升临危不惧，打破了历来造桥先打基础，再建桥墩，最后造桥梁的工程常规，改为“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造桥方法。他和总工程师罗英，采用“沉箱法”，克服了流沙所造成的技术困难。一面在水下建桥墩，一面在岸上构桥梁。当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那天，江上还有一个桥墩和两架钢梁未完成，第二天日机便飞到大桥工地来侦察、丢炸弹了。大桥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于当年9月26日完工，整个工程只花了四年时间。

一个在世界桥梁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是：茅以升在造桥时就准备着炸桥。造桥难，炸桥也不易，要在每个钢梁爆炸点上安放炸药，用引线接到岸上。这项工作在工程完工不久后就做好了。到12月23日杭州沦陷，通车才三个月。而在它最后一个多月中，火车、汽车、行人实际上都是在炸药上走过的，当日寇进入杭州时，轰然一声，大桥由设计者亲手炸毁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是茅以升主持了大桥修复工程。回顾造桥、炸桥的过程，他曾感慨地说：“切身经历使我懂得了，政治腐败，国防衰弱，只能是‘人为力俎，我为鱼肉！' ”

近三十余年来，茅以升历任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院院长等职，培养了一批批桥梁专家。现在他已是八十九岁高龄，年前他还飞越太平洋到美国，接受了美国全国工程科学院授予的外籍院士的称号。

“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

提起裴文中，世人皆知他是“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享誉世界的古人类学家；但翻开鲁迅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便会发现书中收录了他的短篇小说《戎马声中》。书的序文称这篇小说为“乡土文学”的一种，且别有信手写来，不事雕琢的好处。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古人类学是如何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演变的呢？

原来，民国十年（1921）夏天，裴文中毕业于故乡的河北滦州师范。因为家里经济拮据，他考取了收费较低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为了维持生计，他业余时间到中法大学办的孔德学校兼课，一至四年级，什么都教；他自谦地说，尽管自己五音不全，但是音乐课也教过。兼课的收入仍不敷开支，于是便开始向报刊投稿。写什么呢？民国十三年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首领张作霖用六个军的兵力分路进攻，以北京为立足点的直系首领吴佩孚派三路军抵抗，战事在山海关一带爆发。裴文中的家乡滦县陷入火线。他一时得不到家乡的消息，焦急万分。他把这种惊魂不定的心情写进小说，很快发表在当时孙伏园编辑的北京《晨报副刊》上。随后，他还经常发表诗歌、散文、杂感和小说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这些作品都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发表的目的无非弄几个钱换饭吃。但是，却受到鲁迅的重视，于民国二十四年将《戎马声中》收录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中。

裴文中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由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介绍，到发掘化石的北京西南周口店工作。当时这项发掘工作由杨钟健和瑞典人步林博士负责，杨因病不能赴现场，因此，裴文中便成了发掘周口店化石工作的一名正式成员。

民国十八年的12月2日下午4时左右，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了。在主洞偏北的下洞附近，一位工人发现一个从未见过的奇怪东西，招呼裴文中看，他一看忙喊：“是猿人！”喊声惊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围拢来。这是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两天后，他将这件“珍宝”送到了北平。

五十万年前人类祖先头盖骨重见天日的消息，引起了全中国、全世界学术界的重视，它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后，裴文中在周口店还找到了许多石器和骨器——“北京人”已经能够用火的证据。这些奠定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界的学术地位。

早年，裴文中舍弃文学生涯，他的文学才能却不时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显示出来。民国二十四年（1935）他发表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虽然是一篇学术报告，但该报告的文学成就经常受到文学界人士的赞誉。翁文灏在该报告的序文中称赞他“从不识猪牙鹿骨之人，一变而成为古生物学专家，世界学者莫不闻知他的大名，这是需要如何分量的努力用功方能到此境地！”

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于1882年出生于浙江嵊县，1906年北洋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

马寅初曾是蒋介石的老师，但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实行独裁统治，受到了马寅初坚决反对。蒋介石开始想拉拢马寅初，派人送请柬，许愿推荐其为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马寅初不仅不接受这些官位，反而公开揭露其反动本质和倒行逆施。蒋介石恼羞成怒，密令各地不准聘用马寅初，也不准其发表演讲。特务机关威胁说：如违反禁令，就生命不保。马寅初却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并于1947年5月在南京中央大学发表演讲，狠狠地揭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罪行。他临行前即写好了遗嘱，交给家人，表示其视死如归的决心。对此，蒋介石也无可奈何。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马寅初即结识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945年抗战结束后，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寅初作为特约代表参加了筹建开国大典事宜，在讨论国号名称时，他坚决反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一个“中华民国”简称的提议，认为那是不伦不类，从而表明了他厌弃旧中国，积极支持建立新中国的心情。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毛泽东希望他把北大建成第一流学府，他对此信心百倍并付出了辛勤劳动。

作为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寅初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农村做了大量调研工作。调查中，他发现中国农村的人口增长率为每年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当即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经过认真考虑，他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后立即引起极大反响。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马老讲得很好，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刘少奇、周恩来也都表示赞同。马寅初受到了极大鼓励，并说：“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看法，是件可喜的事，我在此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理论却遭到严厉攻击。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以理论“权威”自居的康生、陈伯达等人，蛮横地把这一理论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相联系，指责马寅初是借学术之名，行右派进攻之实。毛泽东也提倡“人多力量大”，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马寅初一方面被迫检讨，一方面“辞官归第”，失去了北大校长之职。

二十年后，马寅初冤案被平反，中央肯定了“新人口论”的正确理论并将计划生育作为“国策”进行贯彻，马寅初被聘为北大名誉校长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

胡明复博士墓在杭州

中国的第一位现代数学博士，是近代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的创建人和负责人之一胡明复，他的墓现已在杭州烟霞洞附近被发现。

胡明复（1891～1927），又名胡达，江苏无锡人。有兄弟姐妹九人，其中五人考取公费留美。由于胡氏兄弟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科学、教育领域成就卓著，人们把胡明复和其兄著名数学家胡敦复及其弟物理学家胡刚复，称为“三胡”，闻名遐迩。1914年胡明复与杨杏佛等留美学生创办《科学》杂志，1915年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社，191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中国科学社由美国迁回祖国，在杭州召开第四次年会。他代表社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在会上说：“杭州西湖以风景胜，研究科学者最好自然，故极相宜。古诗人来游西湖，歌咏名篇甚多，科学家虽不若诗人，然科学年会在学术史上实最重要，未始不可为西湖增色也。”他一生尽瘁于振兴教育，提倡科学救国。曾协助其兄胡敦复创办上海大同大学，同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南京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教授。平生“喜游名山大川”。1927年6月12日在家乡泅水遇难，年仅三十七岁。

胡明复遇难后，国民政府立即发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予以褒扬。文曰：“该故博士胡明复，尽瘁科学，志行卓绝，提倡教育，十年不倦……勒碑礼堂，永留纪念。”

1928年，《科学》杂志出版纪念胡明复博士专刊，大同大学数理研究会出版纪念册《明复》。

1929年7月21日，中国科学社以公葬仪式将胡明复灵柩安葬于杭州烟霞洞巅，事后出版了《胡明复博士社葬纪念》一书。据史料记载，社葬仪式十分隆重。祭坛设于烟霞洞大厅，参加葬礼的有杨杏佛、竺可桢、吴有训等，来自上海、南京、北京及杭州社友共七十余人；公葬团体有中国科学社、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浙江大学、大同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同学会等。省政府并派军乐队到场奏乐。公祭毕，即由全体执绋上山，礼节简而严肃。墓穴用钢骨水泥造成，墓地之上，准备建一屋，拟名“明社”。杨杏佛为之撰写墓铭，曰：

知无涯兮生有涯，愿焚身以创造人类之光明。世方沉醉于富贵毁誉兮，先生独致力于无名。力尽兮心安，死生成败何足谕。江流不尽兮，山色长青。千秋万世兮，永护佳城。《胡明复墓铭》又由中国科学社负责人之一的赵元任谱曲，于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上歌唱。此后，他安卧于青山怀抱中近七十年，中国科学社社友曾多次去瞻仰过胡明复墓。

该墓刻有“胡明复先生在此”几个大字，右面几行小字是“中华民国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科学社葬”，左面是“蔡元培敬书”五个字，下有“蔡元培印”。

“科文两栖”丁西林

如今在城市工作的外地人，想租间房子，可不必大费周折。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要想在北京租房，一是要有铺保，二是要有家眷。这种社会现象在其他城市也屡见不鲜。这可难倒了外来的单身汉。当时的北大物理系主任丁西林为之鸣不平，写了独幕话剧《压迫》。剧中两位外地来京的素不相识的男女房客，为反抗房东太太拒租房子的“压迫”，急中生智，假冒夫妇，蒙混过关。这出于滑稽的笑声中抨击了社会陋习的讽刺喜剧，初刊于1926年的《现代评论》；并由北平艺专于5月公演，轰动一时。

这是丁西林的代表作，至今仍入选为大学中文教材。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丁西林的《压迫》《三块钱国币》在北京重演。文学史家赞誉丁西林为写独幕剧的“圣手”。

丁西林本是科学家，而他之所以又能成为文学家，是因他早年留学英、法、德国时，于刻苦攻读之余，又深入研究了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易卜生等剧作大师的佳作，这为这位伯明翰大学理科硕士奠定了文、理科皆精的基础。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亲赴欧美延聘品学皆优的留学生来北大任教。在应聘教师中，丁西林等八人在北平吉祥大院合租了一套民宅，被北大学生尊称为“吉祥八君子”。1927年，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后，丁西林又应聘主持物理研究所工作，为中国现代物理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如他主持创建的南京紫金山地磁台，就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抗战中，丁西林随物理研究所迁到昆明。当时云南的地方货币仍是“老滇票”，蜂拥而至的外省人则持有兑换率高达十倍的“国币”。本地人便把物价飞涨归罪于国币对市场的冲击。一天，丁西林正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呼”的一声，打破了院内的沉寂。丁西林出门问个究竟。原来，邻居一位太太因女仆失手打碎了花瓶，就逼着女仆赔三元国币。同院的大学生来劝解，反而被那位太太骂作多管闲事。大学生怒不可遏，又砸碎了一只花瓶，并说自己也赔三块钱国币。此事激发了丁西林的创作灵感，赶写了独幕喜剧《三块钱国币》，讽刺了于国难当头之际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们。后来，丁西林去中国香港主持一家中英合办的光学仪器厂。香港沦陷后，汪精卫下令把丁西林的家属劫持到广州，以此逼迫丁到南京就任伪职。丁不理会敌伪的威胁利诱，化装逃离了香港。从此《三块钱国币》手稿就伴随着夫人度过了两年囚禁生活，直至抗战胜利后才物归原主并发表。

20世纪50年代后，丁西林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对外文化友协副会长等职务，工作皆有成效，被毛泽东、周恩来誉为“多面手”。

不愿“楚材晋用”的张钰哲

这是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送子出国留学时写的一副对联，联意囊括天地，气吞河汉。联中所说“灵台”即汉代的天象台，“月窟建灵台”是想在月球上建立空间探测站。由此可见，张老望子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殷殷心情。

张钰哲于1902年出生在福建闽侯。他十二岁时偶然看到一本科普著作《上下古今谈》，激起了他立志献身于天文事业的远大理想。后来他考入清华大学，又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紫金山天文台于1934年建成之后，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担任台长四十多年。1946年他再度赴美国考察的时候，岂料两年后回国的路费竟无着落，朋友们劝他留在美国，他执意不肯，说：“中国古代有‘楚材晋用’的事，我虽算不上‘楚材’，但亦不甘‘晋用’。”恰巧这年5月将发生一次日食，美国地理学会要派一个观测队到中国浙江省。于是，张钰哲在过去美籍老师樊比教授的大力相助下，作为观测队的成员回到了祖国。

长期以来，张钰哲和他的同事们在天文学上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紫金山天文台陆续发现的数百颗小行星，有不少已得到国际小行星中心的正式编号。星名有“中华”“张衡”“沈括”“北京”“南京”等。他的卓越贡献受到国际天文学界的赞誉，遂决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张”。这不仅仅是张钰哲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张钰哲多才多艺，诗、书、画、印皆有较深造诣，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结集的《天文学论丛》，既是一部天文学专著，亦是一部富有文采的文集。他十分仰慕汉代掌管天文的“太史合”张衡，自刻两方印章，一是“平子家风”，用张衡的学风和品格自勉（张衡字“平子”），另一为“钟山太史”（钟山即紫金山），作为担任了四十年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张钰哲，确也当之无愧。

1982年，天上出现天文奇观——一百七十九年才遇上一次的太阳系九大行星聚会；人间，在纪念中国天文学会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上，表彰了九位从事天文工作五十年以上的老专家，领衔的便是张钰哲。同事们为他祝寿的一副贺联道：测黄道赤道白道，深得此道，赞钰老步人间正道；探行星彗星恒星，戴月披星，愿哲老成百岁寿星。

1986年，张钰哲与世长辞了。他虽未能活到百岁，但他的爱国精神和学术精华将长驻人间，永留钟山。近据报载，为奖掖后进，中国天文学会决定设“张钰哲奖”，这是对我国天文学界这位学术泰斗的庄重纪念。

著名化学家杨石先

近闻著名化学教授杨石先先生在天津病逝，南开大学校友会香港分会还发去唁电，表示哀悼。

杨先生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名的化学家。抗战期间笔者曾在昆明西南联大借读过，虽未受业于杨先生，但也曾有师生之谊。对他主持校务和勤奋治学的事迹颇有所闻。杨先生祖籍安徽怀宁，生于杭州，在天津读小学。以后学成，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就在南开大学任教授。逝世之前，任南开大学名誉校长。他的大半生同南开学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杨先生曾两度赴美留学，先读康奈尔大学，后读于耶鲁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在含氮杂环化合物研究方面有新的发现，被选为美国“化学研究名誉学会”会员。

他待人真诚和霭，治学严谨认真，对学生诲人不倦，身教重于言教。“七七”事变后，日寇飞机对南开大学狂轰滥炸，他冒着硝烟烈火，指挥着学生疏散，紧急转移了学校的贵重仪器；然后千里迢迢，迁校长沙。长沙遭轰炸后，又跋山涉水，率领学生奔赴昆明。南大、北大和清华三校组成了西南联大，他担任了化学系主任兼教务长。西南联大虽然在土墙草顶的课堂中上课，但由于有杨石先、曾昭抡、闻一多等著名教授执教，在抗战期间，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杨先生的科学研究也是成绩非凡的。他先后发表了《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和有关植物刺激素、杀虫剂研究的论文四十余篇，著有《有机磷化学进展》，译有《国外农药进展》等专著，并指导研制成功杀虫剂“久效磷”“螟蛉畏”，除草剂“燕麦敌”“胺草磷”，杀菌剂“灭锈一号”、“枯草净”等十多种农药，对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石先先生一生执教，培养出来的学生成千上万，可谓桃李遍天下，不少人已成为当今的科技名家。据闻，近三十多年里，他一直是北京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化学部主任，而学部委员中有十多人是他的学生。在中国的化学界中，同业尊称他为中国有机农药研究的开拓者和有机化学研究的领路人，这对于杨石先先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物理学家黄昆

著名物理学家黄昆，原籍浙江嘉兴，1919年出生于北京，从小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在燕大读书时，正是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国家多难之秋，他把满腔爱国热情化作钻研科学知识的动力，物理和数学等课程成绩特佳，年年获得高额的奖学金，因而得到物理系主任班威廉教授的重视。

1941年，黄昆转入昆明西南联大的物理研究院，导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大猷。其后获得诺贝尔奖奖金的杨振宁和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张守廉，都是他的同学好友。

1944年，黄昆为庚款公费考试所录取，次年赴英国深造。先后在布雷斯脱大学和利物浦大学做研究员，与英国女物理学家艾夫·里斯女士结识，结成伉俪。

在英国留学期间，黄昆在固体物理学的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发表论文多篇，取得国际同行科学家的公认。其显著者有以下几项成就：“黄放射”。1947年黄昆在英国发表第一篇论文《稀释固溶液的X射线漫散射》（载《英国皇家学会学报》）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为一些外国科学家所证实和应用，被认为是研究固体中杂质缺陷的一种有力手段。“黄理论”。1950年黄昆在利物浦大学首次提出多声子辐射和无辐射跃进的量子理论，与其助手里斯共同署名，发表了《F——中心的光吸收和无辐射跃进理论》，给近年研究固体杂质缺陷光谱、发光和半导体载流子复合起了奠基作用。“黄方程”。1951年黄昆首次提出晶体中声子和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发表在《关于电磁波场和离子晶体的相互作用》《离子晶体长光学波的唯象方程》等论文中，后来发展为极化激元的运动方程。1972年在极化激元国际会议印发的文集中，首先提到黄昆的贡献。

以上三项重要贡献，都被国际科学界冠以“黄”字为命题，可见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此外，黄昆还从1947年起，用了四年时间，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德的博恩合作撰写了《晶体动力学》一书，这本书在国际上受到高度的评价。

近四十年中，他为中国的科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做了许多贡献。1952年，他返回祖国大陆，先在北京大学任教；翌年，又开创了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学的教学与研究，建立了一系列课程。不久，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出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此后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出国讲学，1980年应聘为瑞典皇家学院的国外院士。

怀念孔伯华先生

今年是孔伯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人无不深深怀念这位为中华医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代名医。

孔先生名繁棣，字行，别号不龟手庐主人，生于1885年，原籍山东曲阜，为孔子后裔。他幼承家训，博览经典医籍，二十岁便学有所成，在家乡悬壶济世。1911年，应京师之聘在外城官医院任内科医师。

1918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带流行虎疫（即霍乱），沿村阖户，递相传染。当时流传一首民谣：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各域。

可见疫情之猖獗，死亡之惨重。孔先生得知，心急如焚，立即与当时的名医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组成临时防疫医疗队，奔赴廊坊，免费为虎疫病者诊治施药。经过十几日艰苦工作，局面幡然改观，千家万户对孔先生等无不感恩涕零。“五四”运动后，他为民创制一种避瘟散，功能芳香化浊、止吐避疫，效力高于日本宝丹。

此外，为防止外感，他还创制清灵甘露茶，常年施送于百姓，深受世人称颂。

1929年，汪精卫公然下令废止中医中药，举国上下为之哗然。孔先生为挽救祖国几千年来的医药学遗产，挺身而出，奔走呼号，联合众多同仁，在北平创立中医药协会。协会一致推举孔先生为代表，去南京请愿，要求撤销此令。他到南京，与政府的大员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力陈祖国医药学的伟大成就。汪精卫慑于孔伯华在国内外的声望，且知众怒难犯，不得不撤销此令。

孔先生此行大获全胜，回到北平后，又与另一名医萧龙友先生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旨在培养更多的人才，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先生自任院长，亲自为学员授课。北平国医学院完全靠自费经营，先生几乎把自己的诊费收入全用在办学上，而自己却过着清苦的生活。他治学严谨，艰苦经营，历时一十五载，毕业学生达七百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多数成为济世为民的医界高手。后人称誉孔先生云：医道通今古，桃李满天下。

在医疗中，他善用石膏，也爱用石膏，因而有人称他为“石膏孔”，足见他对石膏有独到的见解。在他所著的《时斋医话》中曾有讲述，他说：“谙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冒火，其气轻，能解表肌（解除表邪，清除里热），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斑，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使从皮毛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并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乳汁，阳燥润，孔道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治疗伤之溃烂化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

孔伯华不仅善用石膏，而且善用解药。在他的处方中，常见用的鲜药有：鲜霍香、鲜佩兰、鲜荷叶、鲜藕、鲜薄荷、鲜生地、鲜枇杷叶、鲜芦根、鲜茅根、鲜姜等。这些鲜药，多取其芳香清冽，除秽通窍，效果很好。

孔伯华将其诊室称作“不龟手庐”，常自号为不龟手庐主人，此乃先生自谦之词，其含义是自己仅有治龟手之小技。先生还精于书法，每次诊病，将病因脉象之医案书于前，君臣佐使之药味列于后，配方严谨且注明炮制及煎法；书体清秀俊逸，笔势风格潇洒，患者视为墨宝。先生不仅工于小楷，对大字亦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字逾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一家。

孔伯华曾说，学医不仅要精，同时要博，学问渊博才有助于弄通医学之奥妙。他还说，古今之人，素质不同，如照抄古方，即泥古不化。借鉴古人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脱离实际。这些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思想和医疗作风。

孔伯华逾古稀之年，身体渐衰，终因操劳过度，于1955年3月病倒，辗转床榻达半年之久。同年11月23日，他自知不济，将不久于人世，临终谆谆遗嘱曰：“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皆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竟之志。”嘱署溘然辞世，终年七十一岁。

“万家生佛”萧龙友

北京的中医早年有“四大名医”之说，而萧龙友据说是四大名医之首。

萧龙友（1870～1960）名方骏，四川省潼川府三台县鲁班乡人。十八岁以秀才应试，中副榜。二十岁入成都尊经书院攻辞章科、治经史，喜研中医学。

在他二十二岁时，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余人，疫情严重。他不怕传染，挺身而出，用中草药治愈众多垂危患者，市民称之“万家生佛”。舍生取义，立志于医，始肇于此。

1897年，萧龙友进京考取拔贡，后弃官从医。每日上午门诊，下午出诊。常以“临床当思人命重，处事莫把己身轻”为铭。他对贫困患者绝不收费，且送医送药。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誉满京畿。

萧龙友曾为近代一些历史人物确诊：

1916年，袁世凯洪宪称帝，举国反对，焦急万分。袁患水肿，延萧入总统府诊治。初婉辞，再三敦请才为一诊。萧出向人云：“袁在政治、军事各方面已是死路，在生命上安有活路？”袁果于6月6日暴卒。

1925年，孙中山病于北京，虽经中、西名医治理，无有确诊。复请萧龙友切脉。断曰：“孙总理病于肝，病入膏肓，汤药无效矣。”3月12日孙先生逝世后，由协和医院作了解剖，证实为肝癌所致。

1928年，梁启超便血。萧龙友断诊，认为梁非由肾功能有病所致，可以长服他所开中药即可痊愈。殊梁不信中医，竟于协和医院割去右肾，便血如故。再请萧复诊，诊后判为已不治。梁于1月19日病逝。

1934年，萧龙友与孔伯华（四大名医之一）、瞿文楼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他筚路褴褛，披荆斩棘，倾囊维持，与孔伯华共同担任校长，并兼任教师授课，又主动到学院门诊。坚持一十五年，毕业学生七百余人，从而造就一批中医人才，促进中医事业发展。

萧龙友相继在家乡四川、客籍山东、燕都治病救人，凡达七十年。著有《息园医隐记》《四诊说》《整理中国医学意见书》等，都是医学界的宝贵财富。所藏医书，不乏善本。最值得称述的是朝鲜右本《医方类聚》一部大书，海内罕见。萧于生前热诚捐献给国家，现藏于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

施今墨中西汇通

施今墨是京津知名的大医生，生于清同治壬午（1882）年，浙江萧山人。原名施毓黔，十三岁即从舅父李可亭学医。在挂牌行医之始，把原名中的“黔”字拆而为“今墨”，立志效法摩顶放踵的墨子，施爱于民。

施今墨曾经说过：“中医累积千余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明真理。”他一向主张中医辨证，西医辨病，二者相结合，探索疾病与治疗的规律，才能获得医学知识的精华。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整理中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势在必行的。正是这种不断革新的思想引导着他，使他在中医医术上有独到之处，创立了中医中的施氏学派。

这种主张，也表现在他的教学、授徒工作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以自己的脉金收入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并最早改革了中医教育内容。学院里除设有中医基础课和临床课外，还设有西医基础课及西医临床等课程。学生既要学中医辨证论治，也要学西医诊断方法，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中西医知识的人才。他先后培养出六七百名毕业生，后来都成为医药卫生界的中坚力量。

施今墨认为，“临症如临阵，用药如用兵。”首先须明辨症候，再详慎俎方，灵活用药。他在华北国医学院亲自授课，并亲带学生临床实习。在用药方面，他主张“有是症，用是药”，而不应凭个人所好成为所谓温补派、寒凉派。他在医学上勇于革新，对于中药也力图改进剂型。曾创办中药制药厂，探讨中药的改进。他的处方制成“中成药”多种，如施今墨气管炎丸、施今墨高血压速降丸、施今墨强心丸，疗效显著，流传海内外。

与施今墨同样重视中药研制改进工作的另一位名医，就是汪逢春。他主张中药剂型的革新甚力，希望早日实现国医科学化。1941年他创办国药业公会中药讲习所，礼聘多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医界前辈任教，如矍文楼担任处方学，杨叔澄担任制药药物学，安干青担任病理学，倪即吾担任诊断学，赵树屏担任教务主任，两年间，为中医界培养了不少人才。

忆著名医学家朱宪彝

著名医学家朱宪彝先生不幸于去岁12月逝世。消息传来，不禁悲痛良久。因为笔者与朱先生20世纪40年代就相识，说来也算是老朋友了。

朱宪彝先生于清朝末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博士学位；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做研究工作。返国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他就开始了软骨病钙磷代谢和营养不良性水肿蛋白质代谢的研究，写了三十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医学刊物上发表。他第一个证实了钙和维生素D的缺乏是软骨病和佝偻病的基本病因，他的这些论文至今仍为世界医学界权威学者所重视，加拿大著名骨代谢专家称赞他是“中国钙磷代谢知识之父”。所以，四十多年前，朱宪彝已是世界知名的内分泌学专家了。

20世纪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院被日军封闭，朱宪彝大夫先到唐山开滦医院行医，不久便回到天津自己开办一个诊所。

朱宪彝为人热情正直，不求名利，孜孜好学，医德高尚。他的同窗好友曾称之为“老夫子”，视他为良师益友。

我去过他诊所治病，也去过他的家。他的诊所是借用朋友的一间小房子，家在旧英租界成都道上，只是两层小楼而已。家具陈设简单，中外文的医学图书却占满大部分空间。朱大夫的太太是一位家庭妇女，照顾朱大夫无微不至，朱大夫经常同朋友讲起对这位贤内助担负全部家务的感激之情。

据说，新中国成立后，朱大夫一直在天津主持医学教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医务人才。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到晚年也不懈怠，曾带领研究人员到十二个省四十个县市，实地考察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摸清发病规律，制定防治措施。为许多呆、小、聋、哑，以及四肢瘫痪的病人，解除了痛苦。

朱宪彝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雅娄教授和在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生前友好给他的亲属发去唁电。曾请朱大夫治过病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也打电报表示哀悼。朱宪彝大夫的逝世是中国医学界的一大损失。

外科名医张纪正

1946年经友人介绍，笔者认识了天津天和医院的外科名医张纪正。

张纪正是山东人，其夫人张碧弟是美国人。张纪正青年时期在济南齐鲁医学院读书，抗日战争前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经过一个阶段的实习，在协和医院当了外科大夫。他中等身材，圆脸，大眼，为人爽直，好说好笑，说话时常夹杂几句山东口音的英语，给人以好感。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对美宣战，把在北京、天津同美国有关的学校、医院、企业等，都查封了，还把有关的英美籍人员送进山东潍县集中营。协和医院被查封后，中国医生都失业了，不少人跑到天津另谋生路，张纪正也随之到了天津。

当时天津有个巨商名流雍剑秋在马场道开设一所很豪华的西湖饭店，因时局动荡，营业不振，就把这饭店的房合租给这些来到天津的协和医生，开办了天和医院。这些名医包括妇产科柯应夔、肿瘤科金显宅、小儿科王志宜、内科邓嘉栋、骨科方先之、耳鼻喉科丁庸浩、胸外科张纪正等人。

天和医院开业后，由于协和医院在北京已经关门，这些名医以“协和”的牌子作号召，病户慕名而来，门前车水马龙，生意非常兴隆。

张纪正初到天津，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名气不大的医生，可是在天津不久就出了大名，走了鸿运。他遇到一位姓赵的在北京任铁路局长的人，患肺结核，病情严重，派人到天津请医生诊治。正巧天和医院的张纪正是学过胸外科的，曾在协和医院见过为肺结核病人切除肋骨的手术，他就壮着胆子为病人做手术，结果获得成功。这一来，张纪正誉满京津，成为名医。后来，他又到美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国，还带回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夫人。可是他已有一位也做医生的中国夫人，这就出了问题。有一次张纪正和新夫人张碧弟在家中办招待会，在报上登了启事，他的原配夫人跟着也登报，声明并不知其事，弄得张纪正很难堪。

笔者来港后，再无缘见到张纪正大夫，据说现在已成古人了。

肺病专家“TB郭”

近闻友人提起，说郭德隆大夫八十多岁现仍健在。此君早年从事防治肺结核病工作不遗余力，贡献卓著，所以人们称呼他为“TB郭”。记得民国十几年，他曾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当过少将军医官；“七七”事变前，他曾任燕京大学校医。他本人是基督教长老会的信徒。他为人和气，善言谈，又诙谐，所以和师生们的关系处得不错，校务长司徒雷登也很信任他。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关门，郭德隆也辞掉燕大校医的工作，到长老会办的北平道济医院担任院长，但任职时间不长，就辞职而去。

1943年他到了天津，找到燕大校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新任总干事杨肖彭，谈起开展肺结核病防治的计划。当时，肺结核病是危害青年健康的大敌，杨肖彭对郭德隆的防治计划很感兴趣，就请他参加了一次青年会会员组织的“联青社”聚餐会，他在会上就防治结核病作了专题演讲，当即引起了与社会员的关注。其后，经联青社社员、仁立公司经理朱继圣先生倡议，社员大来木行经理、青年会董事长阮渭泾、东亚毛呢公司经理、青年会董事宋棐卿，以及青年会董事陈芝琴等人响应，各出资五千元，建立了天津结核病防治院，并从美国买来X光透视机，旋即开业应诊，从此“TB郭”扬名于天津。

郭德隆当了天津结核病院院长后，很快就被推选为青年会的新董事，此后对青年会工作无不全力以赴。他定期为教会人员和青年会的干事职工免费检查身体，照透视；每逢青年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儿童健美比赛，他必担任内科检查和负责评选的工作。1948年初，杨肖彭自美国归来，郭德隆正好要去美国考察和深造，便聘请杨肖彭做结核病防治院的代理院长。

郭德隆个子不高，面白皙，大脑门，高鼻梁，目深邃而有光，说一口山东话，爱说爱笑，使人一见就产生好感。

友人告知，20世纪50年代初期，结核病防治院改名为天津第一结核病院，仍由郭德隆担任院长，并在河北石家庄中山路设立了第二结核病院。后来成立了结核病防治所，由郭德隆又任所长。近年来，他又转向冠心病的防治研究，担任了胸科医院预防科主任。他认为吸烟是导致冠心病和癌症的重要原因，因此大力提倡并宣传戒烟。

痛悼营养学专家俞锡璇

营养学专家俞锡璇教授，一年前病逝于北京，这消息最近我才听到，十分悲痛。多年以来，在我内心是非常尊敬她的。

1934年，俞锡璇在燕京大学毕业，1937年赴美留学，1939年毕业于美国奥利根大学，获营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1940年到北京协和医院营养部做了由中国人担任的首届主任。她体态雍容，光采照人；性情温柔，和蔼可亲；工作能力强，处事果断，深为同事们所信赖和亲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院被迫关闭，俞锡璇转到辅仁大学任教。后来，毅然离开北京，投奔抗日的大后方，到四川成都基督教会办的华西大学任教。

1948年，俞锡璇再度赴美考察研究，对美国当代的营养学作了深入的了解和探讨。1950年返回中国，任教于北京协和医学院。

据北京友人来信告知，近几十年中，俞锡璇在协和医院担任营养卫生教研室主任。同时，她还在有关的学术团体担任职务，中国营养学会名誉主任，《营养学报》的名誉编辑，《生理科学进展》杂志的编辑委员。为发展营养事业，改善中国人的饮食营养状况，她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俞锡璇教授堪称中国最早从事营养科学研究的教育工作专家之一。几十年来，她孜孜不倦，辛勤努力，为营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她任教五十多年，学生遍布全国，其中很多人已成为营养科学工作的骨干力量。

俞锡璇教授在学术上，对于有关维生素B、热能（卡路里）的需要，儿童蛋白质营养等项科学研究，都取得了有价值的成就。

同时，俞锡璇教授还可以说是中国医院临床营养的奠基人之一。她对医院的临床营养极为重视，为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不遗余力，直到年逾古稀之后，还为此呕心沥血，奔走呼吁。

早年在北京念书时期，我的一位亲密好友之母亲，与俞锡璇同在协和医院工作，我在这位同学家里时常遇到俞锡璇教授，她对我也逐渐熟悉起来，把我看成和那同学一样，都称为小弟弟，关心我们的学业，鼓舞我们刻苦用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俞锡璇教授以七十六岁年龄逝世于1988年，怎能不令人悲痛！

报人寻踪

“疯人”章太炎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以“疯”著称的人物，这就是章太炎。他自己也公开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但唯其“疯”才留下了一连串传奇趣闻。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因仰慕明末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原名绛）、黄宗羲（字太冲）的为人，另起了个名字叫绛，别号太炎。早期的二十多年，他是在书院里度过的；他潜心于小学玄理，取得精深的学识。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他以极大的刺激。他在书院里坐不住了，带着一腔火气，踏上了政治舞台。

章太炎在《时务报》就职，后到杭州编《经世报》，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号召人们“赴汤火，冒白刃以行之”。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死气沉沉的中国透出一丝生气。可是不久，政变发生，光绪被囚，改良派人物惨遭捕杀，章太炎也上了通缉名单，不得不避地台湾地区，后又转赴日本。

1903年6月，为反击康有为鼓吹立宪污蔑革命的言论，他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登在《苏报》上，指出满族统治者恶行累累，改良派主张立宪，纯系梦想：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此文一发表，清政府恨不得立刻封了《苏报》馆，拿获章太炎，章氏事先得到消息，却没有逃走。反而迎着警探走上去，指着自己的鼻梁说：“别的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说着，伸手就缚，慨然独往。上海西牢的铁窗生涯，没有使章太炎屈服。熬过了三年监禁之后，1906年，他出狱后又东渡日本，再次投入革命活动中。

虽然章太炎存有缺点和错误，鲁迅说：“这也不过白圭之玷”，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再逃日本，袁世凯则变本加厉地搜捕包括章太炎在内的革命党人。袁以电邀共和党副理事长章太炎来京商量党务为借口，将其软禁在北京龙泉寺，迫其就范。1914年1月7日，章太炎手持羽扇，扇柄上挂着袁世凯授予的二级大勋章，大摇大摆地走进总统府，声色俱厉地质问袁世凯。袁明知来者不善，拒不接见，让章太炎在传达室久候。章太炎等得不耐烦了，暴跳如雷，口口声声大骂袁贼，掀翻室内的桌椅，打碎门窗的玻璃，这就是当时京城家喻户晓的章太炎大闹总统府。

之后，袁对章怀恨在心，严加监禁，使其丧失人身自由。同时，又为表示敬老尊贤，袁命令袁克定给章送去锦缎、被褥和营养品，企图收买软化。岂料章太炎早已气坏了，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袁送来的被褥上写上“袁贼”二字，然后烧出许多窟窿，连同送来的食品一起扔出窗外。并宣布绝食抗议，一直坚持十四天。袁世凯也不愿承担虐杀章太炎的罪名，于是委派一名名医日夜护理章太炎，并改善了生活境况。在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钱玄同、许寿裳等纷纷前来慰问，力劝先生进食。他自认为必死，日书“死”字，曾写信给他家乡朋友，要他们在刘基（乡里先哲，即刘伯温）墓地附近为他造一生圹，死后归于此，以“申死生慕义之志”并亲书“章太炎墓”四个大字，以作碑文。

袁世凯怕这位颇有名气的革命元勋死了，于己不利，无奈将章迁居钱粮胡同，自我解嘲地说：“他一个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

袁世凯于1916年6月一命呜呼，章太炎获释南下，经过一阵彷徨之后，又站到孙中山一边，参加了护法运动。尔后，他为抗日救国而呼号奔忙。

章太炎精于国学，博涉群书，为朴学大师。晚年在苏州讲学。在苏州中心锦帆路新盖楼房两幢，讲堂数间，又外租宿舍一处，供外埠学生住宿。不收学费，已缴者如数退还。1935年暑假共招学生七十二人，籍隶十四省。章先生自任主讲。讲《尚书》时，凡注疏已通者一律不讲，发现错误进行驳辩，一字之微常辨析数小时而不倦，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讲时不带参考书，不编讲义，唯凭口诵手写，不但《说文》《尔雅》背诵全文，即对《汉书》颜师古注，亦如数家珍。章太炎病逝，门生送有挽联：“一代大儒尊绛帐，千秋大业比青田”, “赐而来何迟也，禹吾无闲然矣”。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他的遗嘱仅一句话：“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代代毋食其官禄。”在他身上，又一次放射出“疯子”的异彩。

章太炎死后葬于西湖，与章夫人原议甚合，虽非先生本意，没和刘基葬为近邻，却和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咫尺之隔。墓碑上“章太炎墓”四字仍用他自己书写的，名前没有任何称号。

报界先驱彭诒孙

说起中国近代新闻史，人们都不会忘记创办于20世纪初年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

因为这两份由同一位报人创办的报纸，当年曾享誉华夏，震动清廷。

创办者，彭诒孙，号于嘉。出生于苏州，在北京长大。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于是下决心办报，鼓吹爱国，维新自强。

1902年，他在京创办《启蒙画报》，这是北京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民间报纸。他以开启民智作为办报宗旨，以刊登科学常识、历史掌故、名人逸事为主，并附有永清刘炳堂所绘图画。最初日刊，后改成半月刊、旬刊，每册二三十页；虽系十岁左右儿童读物，但成人读之亦颇有兴味。他自己无钱办报，经费是借贷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存款。当时，尽管社会风气未开，人们没有看报习惯，办报艰辛异常，但《启蒙画报》对开化社会风气仍起了很大的作用，著名学者梁漱溟就曾说它“启发我脑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越二年，彭诒孙又创办了一份全部采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京话日报》。他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如今是怎样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们中国人当作牛马奴隶……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知道外国人的用心。”该报具有鲜明的仁爱和反帝色彩，初创时仅销一千份，后增至一万多份，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销售逾万份的报纸。当时的《大公报》曾经称赞说：“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

彭诒孙借助《京话日报》曾多次倡导反帝爱国运动，其中以“国民捐”运动影响最大。它缘起于一篇述评，引起了读者普遍关注。事情是这样：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年偿付，至光绪六十几年方可付清，本息累计高达九亿两。该报认为全国国民应齐心合力，一次凑齐，这是因为以当时全国四亿余人口计算，刚好每人出一两，这种救国救民即是自救，故称“国民捐”。讨论一开始，就有太医院院长张仲元首先投函愿捐银二百两，之后投函捐银者纷纷而至，上至皇室亲王、文武大臣，下至工商百业、车夫小贩、妇女儿童，甚至在押囚犯，都纷纷响应。为此，《京话日报》专门开辟“国民义务”一栏，刊登认捐者的姓名和捐数，后因揭者太多，便另附专张，随报发送。这场声势浩大的“国民捐”运动前后持续一年之久，后因发起者获罪而停止，银行宣布发还捐款，但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大清银行尚存有“国民捐”九十余万两。

当时，彭诂孙和《京话日报》因为发起“国民捐”运动而名满京师，报纸很快传遍奉天、黑龙江、陕西、甘肃等省，形成举国称道的局势。同时也惊动了清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遣内侍传旨出来，声称要看《京话日报》。

彭诒孙1921年病逝，享年五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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