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琳达·余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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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美所学：美国生活教给我的15堂课试读：
自序
所有线路的电话都在响，新闻编辑室里的每个人都在忙着接听电话，或正在和电话那头的某个人聊着什么。在这个编辑室里有作家、制作人和执行制片人。我一闪而过的念头是：大家永远都这么忙吗，还是正好赶上了突发新闻？
这间新闻编辑室大约有四十位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已经介绍给我认识了，只是很难记住所有人的名字。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同事显然在新闻界工作多年，他们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还有一些则是和我同龄，看起来仿佛和我一样急于成功。然而，我注意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尽管他们好像并没注意到——他们都是白种人，而我不是。并且我是新雇员，这让我加倍紧张。此时此刻，他们看起来好像都很恼火，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好像都在打量着我。
当我从工作室走到编辑室时，一位节目制片人拦住了我。此时我刚完成我在芝加哥NBC电视台录制的第一个电视新闻节目。
我还是有点紧张，不过因为新闻节目好像没有出现任何错误或失误反而放松很多。至少，这是我当下的感受。直到这一刻来临。“所有这些来电都是关于你的。”她说。“为什么？”我很害怕地问，我非常担心会在新闻节目中犯错。在节目录制之前，我很认真地去学习新闻稿里每一位政治家的名字和脚本中出现的每一个地名，以免读错任何一个单词。我不觉得自己在新闻节目中犯了什么严重错误，以致于招致如此多的观众来电，可为什么我的新同事这么明显的在生我的气？“过去一个小时内电话不停在响，自从你上了电视之后，每个人都在打听：她是谁？”这就是制片人的答案。我很惊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低头看着自己，我想：好吧，我是个记者，显然还是位女性。但是如果我把这些话说出来就会感觉非常讽刺。
随后我便明白了每个人都在问什么——“哦，我是中国人。”“她是中国人！”制片人对着新闻编辑室中的每个人大喊。他们看起来都很满意，我看着他们举着听筒对电话那端说：“她是中国人。”
这是1979年当我成为第一个出现在芝加哥电视台的中国人的画面。观众之前从来没有在电视中看到过一个中国女人。他们想知道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韩国人或者别的什么国家的人，不过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是“与众不同”的，而他们非常好奇这一点。
就在两个月前，我迅速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甚至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本来是旧金山ABC电视台的记者，这里是美国第五大电视市场。由于本地拥有庞大的中国人口，旧金山三家主要的电视台每一家都聘请了一位亚洲女性当记者，这其中包括我，以及另外一家电视台的一位美籍华裔女记者和第三家电视台的一位美籍日裔女记者。我上升的很快，而且是最常出镜的亚洲女记者。
之后我便接到了来自芝加哥的电话，那里的NBC电视台给了我一个工作邀约。芝加哥是比旧金山更大的城市，事实上，它被称为“第二座城市”。那时，芝加哥是继纽约后的美国第二大电视市场。这份工作的薪资比我梦想的还多得多。
我将会成为一位主播，而不只是记者。不过这也意味着我将会离开我的家人和朋友，在一个冬季非常寒冷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离开我所爱的生活已久的城市，来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那些年，美国对中国持有有限的好奇心，大部分的美国市民对中国仍然知之甚少。前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中国时令美国甚至全世界都很惊讶与关注。
在此之前的将近三十年间，中国对西方世界是完全封闭的。大部分美国人，尤其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对中国几乎不了解。大部分美籍华裔仍然居住在美国东西海岸。
NBC管理层让我两次飞到芝加哥来谈工作。在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新闻总监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我在纽约的老板问我为什么要聘请一个中国人。我们拥有更多非洲裔和拉美裔的观众。他们认为聘请你并不明智。不过我认为你是一个很棒的记者。而且在芝加哥，之前也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新闻主播。”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多少人曾经获得过这样的机遇？我的想法是，此时我33岁，在旧金山辛苦工作这么多年获得了成功的事业，拥有一份让成千上万男男女女嫉妒的工作，赚到的钱比我父母一生赚的都多。我的事业、个人生活和社交生活都拥有精彩的体验。
然而接下芝加哥这份工作的风险很大。在1979年，中国和其他亚裔观众只占了芝加哥电视市场的不足4％的份额。即使他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在电视上守着看我，也不会对收视率造成任何影响。我需要开发更多亚裔之外的观众。此外，我的新同事会怎么看待我呢？他们会接受我吗？
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搬到芝加哥并且获得成功，则意味着我证明了纽约的老板们想错了，我会成为中国人的先锋，甚至为其他中国人和亚洲人开启一扇全新的大门。
我回答：“好。”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人生中迈出的一大步最后带给我完全想象不到的全新生活。这让我在我的城市中出名，不管走到世界的哪里都有人认识我。这让我能与数百万人对话，影响成千上万的人，更是帮助了无数人。这让我有能力筹钱帮助有需要的人，专注在需要改进的事物上。它带给我从来想象不到的经济能力上的成功。当我结婚生子后，也让我能为我的小孩提供我的父母所无法提供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我抓住这次机会，回答说“好”之后。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便是我能够为中国人、为中国和为芝加哥市民做事。
1980年，我加入芝加哥电视台的第二年，我作为一名记者与一个摄制组回到了中国。这是我的家人在1949年离开中国之后我第一次回来。对我自己而言，这是我接触过的最感人的故事，因为这是关于我自己、我自己的历史和我家人历史的故事。对于芝加哥而言，这是所有人没有看过的中国。
我在自己的新闻节目中连续播出了一周共十二期节目。一个记者的单独主题连续播放这么多期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些节目探讨了中国的教育、西部经济开发、中国城市发展、农业和人民公社所发生的故事以及妇女角色的转变。我还回到了西安，这个我出生的城市。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自己出生时居住的房子。现在住在那里的人没有在家，房子上了锁，我也没办法进去。但是仅仅站在上锁的大门前，就已经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意识到了自己和在门的那一边出生的小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找到了至今还住在附近的邻居，用我有限的中文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是谁。忽然，有一位年老的妇女叫住我“小玲！”她竟还记得我，还叫出了我的中文名字。她无法相信模糊记忆中的婴儿变成了一个来自西方的成年人，站在她面前。我们还遇到了一个让我想起我的姥姥的妇女，当我看着摄制组拍摄的画面时，我看到她一直跟着我。这个“姥姥”让我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像个陌生人，而是中国的女儿，现在回家来了解自己的国家。
之后，我将这些节目和更多的资料放入资料库。这些节目获奖无数，不过更重要的是，它们对观众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让我和老板的秘书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来回复观众发来的邮件。
那些祖父母或父母来自欧洲、非洲或亚洲的观众来信告诉我我的故事对他们的影响。很多人对我说，是我给他们带来了灵感，他们想带孩子回到祖国，让孩子们学习自己的历史。很多和长辈不再有联系的人要亲自到中国看看这片土地和人民，感觉到他们就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朋友，就像他们自己。
很多年来，人们会在街上、商店里、电影院或者餐厅里走到我面前。他们握住我的手，告诉我他们看到了这部纪录片，并想要感谢我。
现在，已经过去了30多年，我还是会偶尔听到有人问是否能再看看这些片子。我很高兴，但同时也向他们解释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他们应该学习和了解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
现在，回到我第一天出现在芝加哥电视台的那一刻，这些观众都在打听“她是谁？”，结果显示，这种好奇很快就变成了接受。六个月之后，我便获得了一份新的工作合同，我被提升到一个更稳定的主播职位。又过了六个月，我的老板来找我，问我是否能再换一份合同，升到更高职位和更高工资。当时在芝加哥，还没有一位女性能担任主要新闻节目的主播，我成为了唯一一位。
显然，芝加哥的电视观众喜欢这个回答：“她是中国人。”
我所学到的——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将会在每一章最后总结出“我的所学”，希望我的经验和我所学到的能够帮助你。我的人生从中国起步，在美国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家庭抚养成长。当我离开家，甚至当我大学毕业时，我在“美国方式”中还是很幼稚的。但是从一点一滴，我开始学习。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小，现在有很多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西方人居住在中国。不管你在美国公司、欧洲公司，还是你在寻找一种能够在中国这个发展迅速的全球社区更好发展的方式，我希望这些体会能够帮助到你。你可以学会成为世界公民的特质，如何与他们对话、合作、社交，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而同时，保持作为中国人最本真的文化、历史、习俗和信念。
第一部分
PART 1那是我的父亲吗？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小孩，每次当我看到戴眼镜的男人的照片，不管是在杂志上、广告牌上还是在书中，我都会这样问母亲：“这是爸爸吗？”父亲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父亲，不懂父亲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懂父亲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婴儿到小孩，我知道了什么是母亲，什么是姥姥，什么是妮妮。但是父亲是一个我从未了解过的人。
所以我很好奇，我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呢？他闻起来是什么味道？他会把我举起来，像母亲一样抱我吗？他会拿勺子喂我吃饭吗？
母亲和两个祖母都告诉我说，父亲戴眼镜。她们给我看了几张照片，上面有一个又帅又瘦戴着线框眼镜的男人。有几张他抱着还是婴儿的我，还有几张他拿着长号。
有一张照片，他穿着西装，旁边站着一位穿着白纱裙戴着白色面纱的美丽女人。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婚纱照”，但是后来，我知道了什么是结婚，也知道了我的父母如何在祖父母的安排下结了婚。
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在美国，因为有机会可以获得美国一所学校的学位，所以在那边求学。其实无需向每一个我们在中国认识的人解释为什么我的母亲会同意他去美国，而且一去就至少一年。中国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乱，父亲能够在美国的一所学校拿到额外的学位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
于是一年过去了，我也两岁了。我的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所基督教神学院上学，因为他是一位新教牧师。中国城的一座新教堂想要聘请他作为他们的新牧师。要接受这个职位，他需要改变在美国的签证状态。他是拿着学生签证进入美国的，要工作的话，需要转成永久居留签证。这也允许他携带我的母亲、我和我姐姐进入美国。
没有人想到美国的官僚制度让我们分离了三年。
父亲首先向政府申请转变签证，在职位一栏写上了新教堂的牧师。教堂成员需要解释为什么一位既可以讲中文又可以讲英文的牧师对教徒来说很重要，如果他不接受这份工作，另外一个美国市民就会取而代之。
那个时候我才三岁，我们在中国的小家庭也需要帮助。自从父亲不能在美国工作，不能寄钱回来开始，我们就没有钱生活下去了。母亲带着我姥姥、5岁的姐姐和我前往香港，在那里靠着传教士的援助，我们还有可能继续生活下去。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时候的新界是一个非常棒的居住地。我不知道一行行的长形建筑物，被分割成小房间，其实是给一些因为有生理或心理疾病而无家可归的老兵居住的。
我不知道我以为是一间大厨房的建筑物其实是一个独立的结构，每一餐都由厨师和志愿者准备好，提供给住在这里的老兵（和我们），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餐厅，让所有人聚在一起用餐。
我只知道在大厨房外有一架秋千，因为我和姐姐是这里唯一的孩子，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荡秋千。我觉得我比姐姐勇敢，所以会把脚越晃越厉害，让秋千越飞越高，相信我的脚趾可以触碰到树枝。
我也知道有一些安静孤独的老兵其实对小女孩很好，会帮我推秋千让它开始摆动，或者当我母亲带我们去附近的公园和湖边时，他们会带我划船。
同时在美国，我父亲还在努力更换签证。他很渴望和我们团聚，很渴望开始工作，这样就可以寄钱给我们，而我们就不需要再依赖传教中心。
某天，一位新闻记者来到了费城的中国城，刚好听说了我父亲的事，于是在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小故事。一个在费城某电台工作的男人看到了这个故事，便找到了我父亲。在他的电台节目中，我父亲讲述了他的经历：经过了无数个月，写了无数封信，造访了无数次政府办公室，他终于从学生签证转为了永久居民。然而，他需要彻夜离开美国，再重新回来才能变为永久居民。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可是看起来又如此简单。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父亲有三本装满了信件的笔记本，是他与加拿大当局、墨西哥当局、古巴当局的信件。他需要这三个国家的其中一个帮他做一件简单的事情……他要离开美国，并获准进入这些国家的领域，然后需要他们在他的护照上盖章。第二天早上，他会再回到美国，再重新在他的护照上盖章，而这次就会获得新的居留权。这些国家的官老爷和美国的一样难搞，他们担心他会在他们国家非法居留，他们担心他别有用心，他们怀疑他是否真的只逗留一个晚上。
我父亲在电台节目上讲述他这个气人的故事时，一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听到了，他决定要做些改变。我经常翻阅美国国会法案，我父亲努力通过它获得转换签证状态，这意味着他可以带家人来美国。到我们真正可以去美国的时候，我已经5岁了。
在费城的美国基督徒这四年来一直在帮助我们。一个家庭借了一间房间给我父亲居住，另外一个家庭则帮助他拜访美国政府机构，帮他写了那么多封信给其他国家。还有一些家庭每个月捐赠一笔钱，帮助我父亲完成神学院的学习，扣除学费剩下的，不管多少，父亲都寄到了香港。
现在，他们又筹了一笔钱让我们来到美国。不是昂贵的客轮，只是刚刚够让我、姐姐和母亲搭上一艘货轮。我们要把姥姥留下来……这对我来说是让人非常伤心的离别，因为这让我想起我们几年前离开中国时与所有家人朋友的分别。
轮船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是很吓人的地方。这里没有其他乘客，只有高大邋遢却又经验丰富，航行了好多年的船员。
我还记得我们住在一间很小的船舱里面，铺位贴着墙，有个小小的圆形窗户。海浪很大，母亲和姐姐在开始的几天晕船得厉害。随着船前后猛烈摇晃，我还从床铺上摔了下来。后来我干脆坐在船舱的地板上看小人书，偶尔还要躲避头顶上掉落的东西。当船摇晃得没有那么厉害，而我又更无聊的时候，我便爬到母亲的床铺上，找到一些能让我悬挂起来的东西，透过那扇小小的舷窗看着海面从一边倾斜到另一边。
出去吃饭更吓人。货船上是没有电梯的，而楼梯也不是设计给乘客用，而是给船员使用的。它们非常陡，我站在下面往上看，总觉得像是一座木头山立在我面前。然后，深呼一口气，用手抓住上面的台阶，一步一步攀爬。一个有着红色头发和茂密红色胡子的船员肯定觉得我很可怜。每次他看到我尝试爬上那座木头山的时候，就会走到我后面，轻易地用单手围住我的腰抱起来，然后我便一下子变得很高。我喘气时会听到他的大靴子踩在台阶上，把我举过高山，再把我放到餐桌旁边等开饭。
这是我首次认识美国食物。我们吃船员吃的东西，到现在已不记得吃了什么，味道怎么样，我只记得食物闻起来的味道。美国食物和我平常吃的中国食物闻起来并不同，围在我周围的人和我的朋友家人闻起来也不同，船闻起来和家不同，大海闻起来和我们院子里小小的池塘不同。
此时我已经差不多5岁了，马上就要在美国着陆。货船将会停靠在洛杉矶，父亲已经安排了朋友来接。但是在到达前的几天，货船的安排又发生了变化，我们要在旧金山停靠。我父亲疯狂地尝试找其他美国朋友来接我们，把我们从船上接下来之后送到机场，往东一路飞到费城。
从带着我们横跨海洋的大轮船上下来，我又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跨越我的新国家。飞机终于在费城降落，一架舷梯推近飞机。这时候已经是晚上，而机场灯光和飞机灯光都很明亮。我从飞机舷窗望出去，看到了一个男人抬头看着台阶，激动地沉浸在他的期待中，前后踱步。
明亮的灯光照着他，但是我看到的只有他的眼镜，它们在反射灯光中是白色而闪亮的。
我知道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所学哪怕若干年之后，我仍然记得父亲眼镜中反射的光。对我而言，这代表着父亲和家庭的画面。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为什么又是如何来到美国的。接下来，你会看到我是如何慢慢学会在美国生活，最终获得成功。但是一开始，是我们的中国文化教会了我最要珍惜家庭。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中国家庭会看着家庭成员离开家乡去美国工作或求学。越来越多的家庭都有其中一个或多个成员要离开家乡去其他城市、其他省份或其他国家找工作。单独离开，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和陌生人居住，学会做家里其他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是很勇敢的事。你会被连根拔起，你会离开所有你所熟知的事物；你会来到一个语言陌生的地方或者吃没有吃过的食物；不认识任何人，你会进入一个没有接触过的行业。但是只要你拥有家庭支撑所创造的强大精神支柱，你就可以获得成功。PART 2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祖父在他的年代，1800年代后期到1900年代前期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认为所有孩子，甚至女儿，都应该接受教育。所以我的母亲，他最小的女儿也上学，在中国学校里，她还学习了英语。她很聪明，可以流畅地写英文。但是结婚之后，却没有人可以让她练习英语口语。当我父亲要来美国时，母亲尝试帮他学习更多英文，他们也练习用英语对话。当我母亲、姐姐和我来到费城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说了差不多5年的英语。
也许是他们为了来美国的努力过程异常艰辛，并且花了太多时间，所以在我父母内心深处其实并不真正相信我们可以来到这里，这是我对于他们在我们等待来美国时不教我英语的原因总结。或者也有可能是母亲认为我还小，可以学得很快。我们离开大陆来到香港时，我很快便学会了说广东话。
事实上，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才两岁，刚开始学说话，所以大部分语言都是在香港学的，包括我母亲和姥姥说的普通话加上附近士兵说的广东话。
在美国醒来的第一天——一切都是陌生的。有了一个父亲又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一套新房子的新房间的新床上面睡觉是非常陌生的事情。
毕竟，在大陆时，我们住在传统的四合院里。我们家和街之间开着一扇门。走进院子可以看到一些小单间，包括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加上另外一间姐姐和我与姥姥共用的卧室。我还依稀记得大部分醒着的时候都坐在院子外面。
在香港，我们住在退伍军人宿舍，是隔了很多小房间的长长的矮建筑。那里还有一座带小花园的教堂，中间有一座小池塘，旁边有一棵树。姐姐和我总在外面的池塘边玩。
现在，家是一间小小的四层楼公寓。新家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外面的后门。
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防火通道，这是费城城市建筑规范要求的。建筑物必须要有大门之外的另外一个出口，在发生火灾的时候，后面的铁制平台和下面摇摇晃晃的楼梯可以把我们送到地面。对我来说，防火通道是仅剩的一点点室外空间。
父亲所在教会的教徒送我们一些衣服当礼物。姐姐和我穿上了对我们来说太大的柔软浴袍。我现在还能感受到那毛绒料有多柔软，我有多激动。还记得我的浴袍是亮黄色的，姐姐的是粉红色的，袖子长到必须挽起来，袍子拖在地上。我们咯咯笑着四周走，假装浴袍是拖地晚礼服。我父亲开玩笑说现在家里多了两位“美国小姐”。
我们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重新认识彼此。父亲带我们转了一下我们的新城市，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很显然，这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城市。我们去看了一座大钟，父亲解释说它叫自由钟，但是我其实觉得一般般，因为上面有一道裂缝。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曾经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人的大房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母亲称它为“豪宅”，我们也都知道在这所豪宅的四周和背面都有大花园。这里的花比我一辈子看到的还多，灌木丛甚至已经变成了迷宫。长木花园成为我在费城最喜欢的地方，这让我回想起香港的老兵宿舍，我和姐姐最爱的灌木丛和小池塘。我们喜欢把干树叶扔在池塘里看着它漂浮上来，再把它捞出来。有一次，母亲特地转了几趟巴士到九龙，她为我们的小池塘买了几条金鱼，再小心翼翼坐着长途巴士回家。我和姐姐像对待干树叶一样对待金鱼。我们看着它们游水，再把它们捞起来放在池塘边。当母亲发现死金鱼的时候大发雷霆，这让我们吓了一跳。但这都是美好的回忆，和父亲说起来一起大笑也让我没那么想家。
我们见到了曾经帮父亲写了无数封信给政府的美国朋友。他们不会说中文，但是他们非常友善，我父亲看起来也很喜欢和他们相处。他们让我叫那个女人“伊迪丝阿姨”，她的孩子们比我和姐姐大，但是我们开始一起玩，我也尝试去理解他们对我说的话。我看着母亲，知道她在脑子里把回答他们问题的英文语句组合起来，再大声说出来。每个人都很欣赏她的努力，也显然很喜欢她。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也能和他们交流。
我们到费城中国城的一间餐厅吃饭。拥挤的餐厅和顾客与服务员讲中文的噪声让费城看起来和我们之前的生活也没那么多不同。
周日的时候，我们见到了父亲所在教堂的成员，感谢那些送我们浴袍和很多新衣服的人。在这个新国家的生活变得没那么可怕了，也开始有点精彩。教堂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华裔，我和姐姐不需要说太多，我们只需要对着那些拍拍我们头，称赞我们新裙子和拥抱我们的人微笑。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我们说中文，我开始感觉很舒服，感觉我属于这个新家。
一天后，我迎来了在美国的第一天上学日。我们被安排在教堂附近的学校上学。这所教会学校有所幼儿园和第一二年级。这里的班级规模很小，我父母认为对于在美国的第一年，这里能让我们适应这个新国家、我们的新生活和新语言。
当我们走进学校的时候，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这座建筑物看起来很巨大，让我有点害怕。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任何建筑名词，后来才知道很多教堂都是“哥特式”的。这看起来像是另外一种山，在岩石两侧有着陡峭和奇怪的延伸物。
那天早上，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父亲和母亲提醒我和姐姐我们现在有了新的名字，美国名字。我知道母亲离开香港的时候帮我们填写表格时曾提到过，但是现在父母提醒我们到了新学校，人们会用奇怪的新名字称呼我们。我姐姐一直都叫小娜，虽然我一直叫她姐姐。她现在叫莱拉。
我是小玲。我觉得自己就是小玲，我父亲就叫我玲，我姐姐就叫我妹妹。母亲后来告诉我她之前在一个美国教士那里听到了一个类似的英文名，她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美，记得好像是玲戴。后来她被告知，美国名字应该是Linda，于是我变成了琳达。
父亲带着姐姐跟随校长上楼来到一年级教室。为什么我们要分开？莱拉一定和我想的一样，因为她爬楼梯的时候一直向后看我。
母亲带着我来到幼儿园教室。这是个很大的地方，对我来说至少有三层楼高。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小房间都可以塞进来。由很多格玻璃组成的玻璃窗从地面六英尺往上占据了几乎整面墙。我立刻喜欢上了这扇窗，它看起来像个半圆，因为顶部的窗户形成了一个弧度跨越了墙面，阳光从那扇窗户倾泻进来，洒在老师和孩子们身上。
学校已经开学几个礼拜了，幼儿园的孩子也已经养成了一些上学习惯。他们坐在窗户下面的图案地毯上，面向老师。我们进去时，老师停下读书，站起来迎接我们。她已经被提前告知今天会来一个新学生。
所有孩子都惊讶地看着我们，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其实更讶异。在大陆和香港，我见过几个白种人，有一些是传教士，有一些是商人，但是他们都是成年人。我才意识到自己从来没见过白人小孩。我很讶异地发现美国孩子有金色或棕色的头发和蓝色或棕色的眼睛，他们对我而言是奇怪的生物。
所有孩子都被要求起立欢迎来到他们班级的新学生。
他们聚集在一起看着新加入的这个新人。
在来美国的飞机上，母亲教了我几句英文。我试着说一些我还记得的。因为我很害羞，所以只是低声说出她教我的第一句：“Hello。”
这让所有孩子聚集得更紧密，有一些甚至离我只有几厘米远。可能对他们来说看到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小女孩也同样很奇怪。
不幸的是，我在幼儿园班级里面第一天就被欺负。要么他喜欢欺负人，要么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小男孩，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见过一个中国女孩。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有着一对深邃的蓝色眼睛。我痴迷地盯着那对眼睛，因为我以前一起玩耍的小男孩都是黑色或深棕色眼睛。他走上前，凑近我，然后戳我的眼睛。
我拼命说着母亲教我的另外两个英文单词，我现在还记得，
我说：“Thank you。”我的所学可能那时对我来说还不明显，我能记起的只是眼睛的痛楚和哭泣以及随后带来的骚动所引起的尴尬，但在内心深处，我学到了极其重要的一课。想办法如何在新的国家与他人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在中国学会了两种方言，但是我必须要学会英语，我要在这个新家尝试去理解周围的人，包括孩童和成人。随着我在学校继续学习说、写英语，它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直到今天，我相信自己成为一名记者和新闻主播就是因为沟通对我而言成为了一种激情。现在，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或拜访或经商或居住。沟通不仅仅意味着语言，它意味着互相理解。PART 3清楚正确地说英语“亲爱的琳达：我们很喜欢看到你在电视上，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城市。你看上去那么甜美可爱。不过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这么说，有时候我们不理解你在说什么。你可以做一些改进吗？”
这是我第一次做主播的时候收到的观众来信中的一封。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
最初在办公室信箱中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可以从信封上看出略微抖动的文字和手写的方式应该属于一位老年人。但是当我读信的时候，尽管措辞很客气，但我并不理解他在批评我什么。因为我在五岁生日前就来到美国，基本上一辈子都在说英语。事实上，因为我在幼儿园第一天的糟糕经历，我真的很努力去完善我的英语。
我的幼儿园老师几年后告诉我，她并不确定我那时候在学英语，因为第一天上学被小男孩戳眼睛时，我并没有大声说出来。但是她确定我后来在学习，因为我看起来理解她告诉我的所有事情，并按照她的指示在做，也开始书写ABC和其他她教我的简单词汇。大约上幼儿园六个月后，我在操场站在她旁边，伸手抓住她的手。她弯腰倾向我，我说出了一句完整的句子：“我妈妈要生小孩了，我想我要有一个妹妹了。”
她意识到我非常认真地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句子，用不带重音的英文和她说话。
因为我父母想要在家练习他们自己的英语口语，那个时候我的国语和粤语都差不多丢了，因为我们在家不说中文，在外面也说英文。也因此，几年之后有一位语言学家告诉我我的英语是没有中国口音的，所以从来没有人怀疑或评价我在电视节目中说英文的能力。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场所，从来没有人提到我的口音，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我在美国出生，因为我的英语口语和书面语都非常好。
我不认为第一次聘用我做主播的电视台考虑过我是否会被观众理解。他们觉得我说得很好。
但是这封信促使我又回看我出现在电视上的录像带。一开始我还是不明白写信人的意思。最初研究自己在电视上的样子时，会花很多时间评价自己的外表，比如说你的笑容迷人吗？发型看上去怎么样？牙齿刷过了吗？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注意过我的鼻子？它不在我脸的正中间！我有一双让人觉得有意思的眼睛吗？它们看起来很小，怎么样才能让它们显得大一点呢？我的两边脸颊一样吗？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它们不一样，这是正常的。我看起来正常吗？我的嘴巴在干嘛？我好像笑的不够多……但是，如果在播报坏新闻的时候笑又好像很奇怪。
看了好几次我才停止盯着我的外貌以及批评它。当我终于不再分析我的外貌特征时，我开始听我的声音。还是会有一段时间的自我批评：我讨厌我的声音，它听起来很奇怪，和我说话的时候自己听到的声音不一样。
终于，当我能够停止看自己和结束评论我的腔调，我开始仔细听我是如何去说话时，我才发现。
当我们面对面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得很快，或者略过一些单词，甚至喃喃自语，但是我们的身体语言，手势和身体姿势，和对方的关系都是让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因素。而在电视上时，我在电视里面，而观众在外面，这便造成了一道壁垒，我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的，这是由相互之间的距离导致的。我的样子通过摄像机镜头，穿过广播频谱，进入观众在家的电视机屏幕。换句话说，哪怕我们现在正在盯着电视看，我们也并没有面对面。所以，两个人互相之间的了解、手势和身体语言，以及其他因素，在我们之间都不存在。所以这意味着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要越清楚越好。所以问题不是口音，而是用词。
就算有口音，如果能够非常清楚真诚地说出来，别人还是能够理解。尽管我没有口音，我还是需要学会说得清楚简洁。我知道英语是要说得好且有逻辑的最复杂的语言之一。不过要说得清楚还是有窍门的。
在英语中，可能有一些只有一个音节的词，但是这一个音节里面都有好几个不同的发音，所有发音都要清楚地发出，才能表达清晰的词义。在舞台上的演员学习如何发音，因为需要让坐在最远的包厢里面的人也能清楚听到。但是就算在电视上，或者在真实生活中，如果能够学会这一点的话，便能够更好地沟通。如何开始呢？我首先发现的是，作为一位女性，我没有电台和电视里面男性通常有的深沉磁性的声音，这种声音听起来很有魅力，也能让发言人听起来更权威。这些声音有时候好像来自身体深处，而非喉咙，这个猜测离真相并不远！
女性好像都用鼻音或喉音说话。但是一种引起共振的声音只能从身体深处发出，事实上，发音的位置叫做隔膜。我分析录像带里我的演说时，发现自己喘得厉害。如果一句话超过七八个词，我会开始没气。因此，我会不自觉地赶着说下一个词，这样到了最后我便可以呼吸。这便使我说的词汇都赶在一起，听起来很急，最终造成表意不清。
舞台上的表演者用几年时间学会呼吸和发音，我却没有几年时间，因为下一次录像就在几小时之后。所以，我尝试找一些适合我的实用性方法。首先我做的是断句，甚至在我的稿子上标出来，让我自己能够一次性说完一个短句子或者长句子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带着几个目标来写新闻稿。讲故事，举事实，写得有创意，并且在每个句子里面找换气点。
我在电视台的导师是一个有着绝对最深沉，最美妙，最有磁性的声音的男人。他明白对大部分人、尤其女人来说，学会如何运用气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有一天，他让我平躺在他办公室地板上，他拿出几盒录像带，叠在我的隔膜上。然后他拿出一些更大盒的录像带，躺在我旁边，把录像带放到他的隔膜上。然后他指导我如何呼吸、说话甚至笑，以及如何将录像带上下移动几英寸。
我也试着做同样的事情，但是移动不了录像带。我不知道怎样从这么深处带出空气！我练习了几次才知道隔膜在哪里，以及如何深呼吸。一旦掌握，也就知道了如何能有更多空气，只需要更多练习去一边深呼吸一边说话。
其中一种分辨是否有更长呼吸的方法是在练习的时候把手放在嘴巴前面。当你重重地说出一个词语的时候，是否感受到喷到手上的空气？保持练习，直到你感受到一些空气。
这意味着你比正常说话更用力，你也会感受到空气从哪里来，从而加强呼吸。
然后，看着镜子检查一下，你说话的时候是否张开嘴巴？尽管我在美国长大，我的家庭还是很中式，我说话也很安静，从来不会让他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我身上。结果就是我很害羞，说话如同说悄悄话一样，当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或录像带中的自己时，我发现说话时我不会张大嘴巴。
这不仅仅意味着我说得很柔，还意味着我说得不够清楚。你在练习的时候，不要害怕张大嘴巴。当你回到正常的嘴巴移动方式时，就会很开心地发现你的嘴巴已经张得更开了，最终，每个词汇都有更多机会从你的嘴巴里说出来。
不管你是刚上电视，还是对于说英文不自信，通常不自觉的反应就是说得很快。你希望这句话或这段话或整个故事或对话快点结束。我们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是自然反应。所以另外一个说得更清楚的方法就是说得慢一些。有一些单词如the，at，it，in等可以当作“短”词，而其他词都要当成“长”词，也就是说要加重发音，就像在吃太妃糖一样慢慢说。练习之后再回到正常说话，你会发现已经慢下来了。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字正腔圆。我们所有人都懒得做这件事。我们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字正腔圆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主题或其他动作或表情可以让对方了解彼此所表达的重点。
字正腔圆要求我们记住几件事。首先，在说出一个词的一开始要发对音。比如说，如果这个词是“sh”开头的，例如“should”或“she”，如果你发出“sh”，应该可以感觉到空气从嘴巴中出去；“chew”和“choose”也是一样的，甚至“they”和“these”。当你发出“ch”和“sh”音时，你可以感觉到空气从嘴巴出去；在说“hire”和“how”的时候也应该一样。事实上，所有辅音开头的词（b，c，d，f，g，h，j，k，l，m，n，p，q，r，s，t，v，w，x，y和z）都应该在一开始便感觉到空气从嘴巴出去。
第二件要记得的就是不要急着说出几个词。我们急着说话时，每个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可能会变成几个句子挤在一起。想着延伸词语，就像我上面提到的，可以减少它们挤在一起的情况。
第三点：不同的单词要求舌头放在不同的位置。有一些英文单词需要上牙齿轻轻压着下嘴唇（“vuh”和“fuh”发音）。有一些词要求舌尖顶着上排牙齿内侧，有一些则要顶着下排牙齿内侧，还有一些可能要求舌头铺平，也有一些要求舌尖触碰到上颚。很多时候，说出一个词语的时候舌头要在嘴巴里转换位置，比如说“alphabet”。“al”部分要求舌头顶住上排牙齿内侧，然后放平发出“pha”和“bet”音节。在“cavalry”中，嘴巴张开舌头放平发出“ca”，然后舌尖移到上排牙齿内侧发出“val”，之后舌头两侧上顶发出“ry”音。
第四点，传统的中国人在发英文的“r”音时可能会有难度。最好的练习方法就是嘴巴和嘴唇在向前移的时候几乎变成“o”形。对着镜子说“row”，看到你如何发出“o”还有“o”是如何向前移的？或者说“right”，当你用嘴巴和嘴唇形成“o”形时，你的舌头卷在一起，走向上颚。多练习！当“r”出现在一个词的中间或最后时，还是要有“o”形：“air”，“car”，“turn”。
中国人发“l”音也有难度。我母亲的英文名是Roberta，但是她有很多年把它念成“Loberta”。她在说自己名字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嘴唇的“o”形。但是在词尾的“l”也会有问题，说一下“sail”，中国人会说成“say－oh”。练习说“l”结尾的词，慢慢说。当你说到词尾和“l”时，确认你的舌头向上移到上排牙齿后面。
第五点，这也是我失败的地方，也成为练习发音最好的一点。在分析我的录像带时，我意识到很多词，包括单音节词，都应该说得像多音节词。比如说“wood”，当我们在一个对话中使用这个词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成“woo”，但正确的发音应该是“wuh－ooo－duh”。大声说出这三个发音，然后再连在一起。如何发音字正腔圆的重点是你能听到所有字母，尤其最后的“d”。
我很快意识到我“吞”了很多单词的尾音，这就是很多电视观众，尤其老年观众无法理解我的原因。我开始连续几天甚至几个礼拜在稿子上标注所有“d”结尾的单词，直到我完全掌握，确保我会发出最后的“d”音。当我确认自己做到这点之后，我又标注所有“s”结尾的单词，同样练习，直到我正确发音。然后就是“t”，然后慢慢练习到元音。对了，看看这个词“words”，念出它，确保你说出了“d”和“s”。或“test”，把它拆解成“ta－eh－st”，确保你念出了最后的“s”和“t”音。
一种好的练习方法就是念出一个单词里面的每个字母，记得我们说的延展单词，让它尽量清楚、缓慢。练习的时候记得每个元音（a，e，i，o，u），在英语里面，发元音有长和短两种方法。
长“a”发成“aaaa”如gate，短“a”发成“ah”apple。
长“e”发成“eee”如eat，短“e”发成“eh”如echo。
长“i”发成“iiii”如bite，短“i”发成“ih”如if。
长“o”发成“oh”如potato，短“o”接近“all”如stork。
长“u”发成“u”ukulele，短“u”则是“uh”如cub。
也不要忘了练习所有辅音。练习延展所有单词，感受到自己发出每一个字母之后，再将发音连在一起组成一个清楚的单词。你会发现你的发音在进步！我的所学就像其他你擅长的事情一样，这是需要练习的。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才发现自己做错了。之后也用了一些时间思考并纠正自己，花了更多时间来慢慢改善我的发音。有时候盯着镜子里面自己的嘴巴也感觉有点傻，或者看录像带中的自己看太久，都会不再看我的外貌，而是专注在我要传递的东西。就像我在前面说的，由于英语的语法特质，是很难学的。但是专注在辅音的发音和元音的长短音上，练习发音，真的很有帮助。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在练习的时候记录下来。记录下你说某个句子时的第一个版本。练习几次，每次专注在不同的地方，不管是“r”开头的词或“d”“l”结尾的词。没有什么比长期听自己发音更有帮助的了。一开始你会挑剔自己的声音、腔调，你会想“我的音调太高了”，或者“我的鼻音太重了”，或者干脆“我讨厌自己的声音！”你可能经常会因为口音太重而绝望。一旦你跨过这道坎，你就能够专注在自己说出每个字母的方式上。随着你缓慢进步，可以把新的发音方式和原本的做对比。嗯，发现英语说得好了那么多难道不值得开心？对我来说的结果是：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我听说有太多演讲教授让他们的学生观看我的节目，让他们听我的发音，来学习如何清楚说话。这对我来说有一点讽刺——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作为如何正确讲英文的范例。哈，如果我的中文有一天能这么好就好了！PART 4中国女孩没有被教会如何发言
为什么一个非常害羞，只会在有人问话的时候回答，并且还用耳语声回答的人会想要成为一名记者呢？并且最后还成为了电视新闻记者和主播？
几年前的我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我可能会看着曾经那个害羞拘谨的我，告诉她找一份完全不用对人说话，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工作。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当然也是我家的文化中，女孩是不会被教会要如何说话的。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我父亲会希望他的女儿完全不要说话。
所以作为一个小声的害羞女孩，我是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新闻播音员，还能为大部分女性尤其亚洲女性发声呢？
年轻学生、老年人和青年男女是如何向我寻求建议的呢？而我又是如何在电视机前成百上千的观众面前毫无畏惧地说话，甚至经常是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我又如何让从事慈善事业的组织捐出几百万美元来帮助中国移民、受虐儿童和需要帮助的家庭呢？
一步一脚印。第一步来自我在电视台的第一份工作。后来成为我的导师的男人给了我一份兼职工作。他后来才告诉我，他在我身上看到了天赋，而且我在摄像机镜头前面散发出一种“魔力”。在旧时好莱坞电影中有一句常用语，用来称赞一些在镜头前面很自如的人——“镜头爱她。”我的导师认为这句话说得不好，但是他承认他能够感觉到我的某种魅力能够穿透镜头，他觉得观众会被我吸引。
但是首先，我需要学会相信自己，说出我的想法。他要教我很多事情。我要学会给电视节目写东西，因为我之前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都是和报纸编辑相关。同时，我还要学会如何使用配合电视的不同录像和声音。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学会的是说话的能力。
我被“扔”到一群新闻记者中，自认为我学得很快。一位老记者带着我，检查我写的稿子和我让制作剪辑出来配合故事的视频，他很快就评价我是个很棒的学生和作者。但是，我的老板却没有。每天，我都会走进新闻编辑室，看向最里面，就会看到我的信箱，贴在外面的就是我前一天写的稿子。我的老板会把它们打印出来，在上面标注满红色铅笔字。随着时间的过去，我能看到的只有红色标注：为什么你要用这个词而不是那个更有吸引力的词？不是应该用一个更有趣的事实来说故事吗？为什么你的稿子没有更简洁更有重点？每天，我写的故事里都有一些地方要被批评。至少，我告诉自己，他倒是从来没有用红笔评价我举错事实，至少我很准确。然而，红字从来没有出现过“写得好！”
我开始害怕看到信箱外面的稿子。几个礼拜之后，红笔标注只会说“来找我”，然后我要不停盯着老板的办公室门，确定里面没有其他人。然后我很害怕地走向那扇门，尝试先在脸上挂上笑容，再敲门。然后，他会面对面告诉我，我哪里做错了。
过了好几个礼拜都如此，我开始感觉到挫败，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进步，我甚至不等把信箱外的那几页纸拿下来就跑去卫生间痛哭。我看着我写的稿子，想得越来越多，我知道我是一个好作者。我知道我在调整，写得没有那么像报社记者，而更像一个电视新闻作者。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下一个念头就是——我的老板怎么了，他看不到这些吗？为什么一直挑刺儿？
然后，每次我开始哭的时候我变得越来越生气。我告诉自己，你不能让这个人，哪怕他是你老板，让你哭。
终于有一天我走进办公室，当再一次看到信箱外的那几张纸时，我受够了。我伸手抓下它们，甚至没有看“来找我”的标注。我直接走进他办公室，很幸运没人在。我大步走进去，把那几张纸压在他的桌子上，我怒气冲冲地说：“你可能不同意我，但是我真的知道我在学习在进步，我觉得我写的故事很棒！”
他靠在椅背上，笑着说：“我一直在等你发疯。”“确实花了一些时间，但是你确实从出版物作者变成了电视编辑。但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一直在想办法让你说出来。”
美国人喜欢引用中国哲学家老子的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便是我旅途的开始。
在美国公司或美国社会中，擅长工作是一回事，让别人看到是另外一回事。我的中式教养教我逆来顺受，从来不说出我做的好的事情。这会让人感觉我在吹嘘，我从来没学会这样做。
我小时候有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记忆，就是别人来我家吃饭，作为传统，我父亲要在每餐开始之前说：“没有菜，吃饱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好的菜肴，也能用白米饭填饱肚子。
如果有人赞美食物，他还会否定，说菜不好。而且更多时候，如果有人称赞他的孩子，尤其女儿，父亲则会马上回答说我们是多么一无是处。经常，如果有人评价我很聪明，或者有人冒险称赞我漂亮，父亲会立即严厉回复：“不，她只是我们没用的二女儿！”
实际上，基本我记忆中每一天父亲都告诉我，我是那么愚蠢，那么丑陋，那么没用，我真的不应该属于这个家庭。然后他就会开始说三个故事的其中一个。
第一个是我母亲在我还很小、刚刚会坐的时候把我放在家里的大椅子里，然后削好一个甜薯给我。他说我会双手捧着拿牙龈去啃，让它在手里滚来滚去。他这时候会说我真的太笨了，我不知道我没有牙齿，没办法咬甜薯。
第二个故事是我父亲会指出我姐姐有波浪形的漂亮头发和酒窝，她很可爱。我的头发又直又硬，也没有酒窝，我比较不起眼，这让他怀疑我是否真的属于这个家。后来，当我们住在美国，我的两个弟弟妹妹也出生之后，我父亲还不断指出，他们所有人都有波浪状甚至卷曲的头发和酒窝，只有我没有。他说的已经不只是猜测：“你不是这个家的人。你小时候太丑，所以你的家人把你扔掉，我们觉得很可怜才收养了你，所以你有家可归要感激我们。”
第三个是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四个女孩先出生，我父亲就越来越失望。父亲曾经对我说，在生我姐姐时他并不是那么介意。但是生我时，他希望是个男孩。我生错了性别，而这是我的错，我让他失望了。当我妹妹，第三个女孩来到时，我父亲的评论延伸到指责我又带来了一个女孩。第四个女儿出生时，他指责我让他们一直生女儿。
直到长大，我才从父亲每日传递给我的痛苦非理智信息中解脱出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大声说：“当然没有牙齿的婴儿是没办法咬又圆又脆的甜薯的。”还有“父母会遗传很多基因给小孩。每个小孩都接受到不同的遗传。而且你怎么解释我和母亲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最后，我还记得在小学科学课中学到男性精子和染色体决定小孩性别时，我迫不及待想要回家告诉姐姐。她比我勇敢，所以在下一次父亲指责我是个女孩时，她大声说：“这是你的错，是父亲决定了小孩的性别！”我父亲不喜欢这个答案，所以我和姐姐都挨了罚，但是被打屁股我也不介意，之后每次他开始指责我们是女孩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这不是我的错。”
并不是说我缺乏自信都是父亲的错。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于女孩和妇女制造了一些特定画面。我相信现在中国和西方国家都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一些态度，尤其是教给小女孩的，是很难改变的，这需要从我们内心深处开始改变。
对我来说，最终跨出那步生气又勇敢地对老板说“我真的很好”是第一步。后来一年又一年，我走了很多步。
我变得越来越自信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变成记者。我从来没有完全克服早年生活带给我“我愚蠢”的评价。不过我可以通过学习尽量多的知识来克服它，获取知识会让我觉得没有那么笨。这也许是我成为记者的原因。
一个记者需要天生的好奇心。要对所有事情怀抱好奇，需要不满足于接受事物的表面。我还小的时候，每次有消防车经过，我都必须要知道它要去哪里，起火的是公寓楼还是商店还是商业大楼。如果是商店，里面有多少顾客？如果是住宅，里面有人住吗？有多少小孩呢？他们有宠物吗？我还好奇车里有多少消防员，他们有没有大麦町犬（这是有关消防车的传统童话中会出现的狗类）？
所以我成为了记者，我总觉得对一个故事做越多研究越好，我有越多资讯就会越自信。而且，这还意味着我写的故事可以从越多角度去传递信息。
我的电视生涯从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开始。
从我开始工作的第一个礼拜，之后我又走了上千步，才终于摆脱害羞，学会如何变得更有侵略性。
这几乎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几乎不记得这个故事的主题，但是我所学到的却还历历在目。
镇上每一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社的记者都过来追踪这个新闻。这个男人是新闻核心。他一到达，走出他的车，就尝试快速走进大楼。所有记者围住了他，很快，每个记者都在对他喊出问题，紧紧包围住他，哪怕他还在尝试向前走。我发现自己已经在包围圈的外面，和我的摄影师失去了接触，而他还是很专业地找到了他的位置，拍到别人都拍不到的画面。我感觉自己像旁观者，尝试在透过记者包围圈看到那个男人。
不过幸运的是，这个男人坚持让我们都要冷静下来，告诉我们去已经准备好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当我们走进房间时，我停下扫视四周，这是个小房间，男人朝着之前准备好的桌子和椅子走去。有几张给记者准备的椅子，不过显然不能应付我们所有人。摄像师马上向前摆好三脚架和摄像机，声控师也做好准备，将麦克风摆在桌子上。
在我研究房间布局的时候，其他记者已经进去了。在我意识到的时候，所有前面的位子都有人坐了，后面站人的地方也都满了。我被推到房间的最后面，在所有记者的后面，让我害怕的是离我的摄像团队也有好远的距离。
哪怕我的摄像师很有经验，作为记者我还是有责任要告诉他什么时候开始拍摄。这是录像带和数码相机之前的年代，我们在相机里面装有400英尺的胶卷，所以和现在不同的是，我们没办法拍下整个记者发布会。我们会用完胶卷，如果我们拍了多余的镜头，之后还需要用很多时间来剪辑，也会浪费编辑的时间去剪辑出整个新闻。我需要在听这个男人被访问的同时走到摄像师那里，还要一边构思访问中哪些部分可以用在我的新闻稿里面。
我这么害羞，完全无法想象自己要去推开别人的包围。同时，记者是不会为任何人放弃自己的有利位置的，永远不会。我的想法是：我个子小，所以也许可以在人们的腿和椅子中间挤出一条路，走到摄像师前面的三脚架那边。如果我能到那里，我就可以给他做指示。看起来也没有别的选择。
于是，我开始一边走一边说：“抱歉，抱歉，抱歉”。
但是我错估了我要去的三脚架的位置，而且我忽然直接直线冲出去，冲到了所有记者前面，直接冲到了所有麦克风后面的男人前面。当我跳出来时，他看起来很惊讶，然后对我笑着说：“什么事？”我紧接着脱口而出问了一个问题。
幸运的是，我心里已经想好问题了，否则在那么多人面前没话可说真的会尴尬死。哪怕在近40年后的现在再回忆起来，我打赌我当时用非常小声耳语的音量问出了我的问题。
但是这一课我从来没有忘记。要做好我的工作，必须不能再让自己被推到最后面。我需要学会如何足够有侵略性地站稳脚，不管是物理上的还是专业上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了解到其他记者可以咄咄逼人到推开别人，或者破坏竞争者的摄像机镜头，或者（这是真的）站在别的记者脚上，让他痛到转移注意力或后退。
之后每采访一次，我就让自己更主动一些，很快，我就得到了消费者记者的工作，每天在新闻时段可以在主播台获得一席之地。我研究每一件和消费者有关的事，从每周超市商品的价格波动，到家庭如何有战略性地购买食品，再到帮助那些被欺骗或不合理对待的顾客。
随着我为了每则新闻打了无数电话给专家和资讯来源，我开始感觉到更自信了。我知道播出的新闻都必须准确，毕竟，电视台将我的节目命名为“Yu和你的钱”。这是一个用我的姓来开玩笑的不怎么高明的双关语，但毕竟出现在报道里的是我的名字，看到的是我的脸，听到的是我的声音。
让我自信的这一步也带给我另外的收获。对我来说，每一个我研究、拍摄、撰写、编辑和在电视上展现的故事都让我不断地在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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