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一兵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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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6辑)试读：
卷首语
前不久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则消息，据英国《卫报》报道，一位美国科学家对近1000个男女脑部进行扫描并绘制大脑神经连接图后，确证了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男女的大脑回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新的争论随之产生：究竟是男女之间大脑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两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呢，还是现实社会中两性形象的塑造对男女大脑的发育产生了后天影响呢？据悉，目前主流的心理学界普遍接受的是前一种观点。但在批判心理学家看来，答案可能不会如此简单。
借用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术语，批判心理学可以算作社会批判理论的“同路人”。其首要特征是对当前占据主导的、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的批判，但是如果想要给这一学术流派以准确的概括，可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情况尤甚。这是因为，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日益自然科学化，越发强调实验计量和数据分析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谈到心理学又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精神分析——要么是弗洛伊德式的性欲与文明的冲突，要么是拉康式的主体空位与真实的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批判心理学之于中国学界，就如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批判的，但到底怎么个马克思主义法，怎么个批判法？还有待进一步说明。
令人高兴的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我们也愿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国内学界介绍批判心理学这样一个特殊的学术流派。2011年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曾经在杭州举办了“第三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系统介绍当前西方国家已经兴起并正在产生越来越广泛影响的批判心理学。奉献在读者面前的第一个专题“批判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就是由参会论文中精选出来的八篇文章组成，由王波约稿和翻译。这组文章的写作和翻译得到了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心理学思潮研究”（项目号：14CZX003）的支持。
汤玛斯·梯欧的文章在进行界定并回顾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关于批判心理学的理论和哲学问题的概览。伊安·帕克则从跨学科对话和融通的角度，探讨了批判心理学将“社会”引入心理学的方式，进而回应了实证主义的批判和责难。作为著名的社会运动家，劳艾丝·霍尔兹曼在区分并探讨基于身份、意识形态和认识论的心理学批判类型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美国社会治疗的哲学理念和现实实践。亨德里克斯·斯塔姆的文章专门强调了批判心理学对于目前已经形成的心理学研究中的专业化的挑战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恩斯特·夏欧博提供了一篇十分有趣的论文，强调批判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都要求在心理分析和治疗中，从第三方的“客观中立”视角转变到“第一人称”的视角，这种“主观立场”非但不会损害反倒对研究的科学性有所增益。沃尔夫麦克·罗斯通过学校改革实践的案例研究，系统阐明批判心理学关于学习的组织中介以及学校发展的观点，说明批判心理学的框架既指导了我们对学校的改革工作，又作为研究和学校实践的一部分得到发展。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夏林清则结合个人的经历，以记叙文的方式和散文的笔调，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批判心理学的全景图画。王波的论文《批判心理学：过去、现在与未来》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介绍批判心理学的研究综述，可以为感兴趣读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
2013年是阿多诺诞辰11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批判理论家，我们特意组织编译了“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这一专辑。坦白说，在选文和译校的过程中，无论是两位译者还是编辑，都感到忐忑不安。这是因为国内关于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文化工业”以及“否定的辩证法”等问题的介绍研究已经有所积累，但对于其音乐哲学，则仍处于探索和起步的过程中。无论如何，螃蟹总要有人先吃。而且阿多诺对音乐的理解本身同其哲学的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希望这一工作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阿多诺音乐哲学肖像，并对推进国内批判理论的研究所有裨益。
该专辑的六篇译文大致可以分为阿多诺对舒伯特、贝多芬等作曲家的评论和他关于自己音乐哲学的阐述两类。但是为了更好地在阿多诺的思想经历中把握其新音乐哲学，我们仍然按照文章的写作时间排序。《舒伯特》是阿多诺为纪念舒伯特逝世100周年所写的文稿，也是他第一次以哲学形式阐释音乐的尝试性文本。其中关于音乐和辩证法关系的理解值得我们注意。《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和《陌生化的杰作：〈庄严弥撒曲〉》都是对贝多芬曲作的专题讨论，从二者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阿多诺自身哲学思想从主体可能性的思考到总体性批判的发展。《论音乐中的拜物特征与听的退化》是阿多诺音乐社会学的代表作之一，作为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相论争的作品，他与本雅明分享了共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主题，简言之就是卢卡奇提出的“物化”以及技术发展所凸显的“第二自然”问题。在《新音乐的标准》中，阿多诺集中阐述了其音乐哲学观念，并明确提出了“非同一性”的观念：通过否定普遍与特殊，新音乐向绝对同一性步步进逼，它想成为没有消失于绝对同一性中、非同一的东西的声音。相较而言，《音乐社会学的若干观念》则扼要得多，但是其中关于“物化”和“文化工业”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多诺音乐哲学的发展及其同他的哲学、美学理念变化之间的关联。
近年来，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中国同日本、韩国左翼学术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且开展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中韩马克思主义论坛”。首届论坛在韩国仁荷大学举行，而第二届在南京举行。本辑专门选编了第二届“中韩马克思主义论坛”上具有代表性的四篇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希望从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等不同角度介绍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批判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从理论和哲学视角看批判心理学
［加］汤玛斯·梯欧一、导论大写的批判心理学（称为小写的各种批判心理学更好）在理论和实践上采取多种路向，于主流心理学之外在全球诸多国家发荣滋长。尽管批判心理学的理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已经出现，但是其最重要的发展却是在那个时期社会认识论和社会运动兴起的背景中完成的。批判心理学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将心理学改造成一种解放的、激进的、寻求社会正义的和反抗现状的方法。它将心理学的问题理解为是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或者文化——历史语境中发生的。批判心理学这个术语最初是由一个德国思想学派提出的，但是不久就被来自英语世界和其他语言区域的心理学家采用，并各自赋予其特别的意义。如果将对主流心理学的批评也视为批判心理学的话，那么批判心理学的历史则更长。（Teo,2005）
定义
批判心理学可以被分为对心理学的历史批评和当前批评（一般意义的），也可被分为以批判心理学进行自我指认的理论和实践框架（特别意义的）。在后者的意义上，以此自认的批判心理学家所做的任何研究，或者以批判心理学为标题在杂志或书籍上发表的成果都是批判心理学。不谈空洞的“操作性定义”，应当认为那些基于社会认识论，并具有一种解放的实践意图的理论和实践，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都应该被归结于批判心理学之名下。社会认识论这个术语指的是那些从社会范畴（诸如：阶级、性别、族群、性取向、健全与残疾）或者权力的视角出发检视知识生产和知识偏见及其局限的方法。
第一个从阶级的视角系统地考察社会知识偏见的哲学家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追随这一纲领，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1895-1973年）认为批判理论应该质疑个人与社会、价值与研究、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分离。这三个问题亦形成了批判心理学假设的历史内核：个人是镶嵌在社会中的，进步的社会中的政治价值应当引导心理学研究，批判理论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应当付诸实践。在这三个领域中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尤其是在那些理论拓展取向的批判心理学家和实践取向的批判心理学家之间（比如，安乐椅上的批判心理学家对社会行动家）。通过接合这些原则，这些心理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二、对心理学的批评
对心理学进行批评历史久远。亚里士多德质疑了柏拉图的心理（psyche）概念。中世纪广泛讨论了诸如意志或者理性优先等问题。在近代，洛克批评了笛卡尔关于内部观念的思想，继而洛克又遭莱布尼茨批评。康德第一个系统批评了他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学。沃尔夫所引介的理性心理学与经验心理学的体系分野成为康德批判的双重目标。康德认为理论心理学陷入了谬误推理，而经验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自然科学。
心理学的其他批评者包括新康德主义者朗格。他在一部本名为《心理学批评》的著作中从当时正在兴起的自然科学的视角挑战了哲学心理学的基础。朗格批评了哲学心理学的主题和方法论，并早于华生近一个世纪概述了一种“客观”心理学的纲领。孔德也给出了一种对当时哲学心理学的批评，并建议心理学应被排除在实证科学之外。孔德（1896）将哲学心理学指认为神学的最后阶段，精神现象可以在解剖学、生理学及其实证哲学纲领的范围内被充分研究。
关于心理学学科危机的讨论同样推进了对心理学的批评。威利（1899）撰写了第一部关于心理学危机的系统著作。他质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研究纲领，将思辨性理论构建和不充分的方法论指认为心理学危机的来源。讨论危机的文献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有所增加，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再次跃升。其中一些就是由批判心理学家撰写的（如Parker,1989）。对心理学的批判缺乏政治相关性，这一点早在19世纪就被发现了。贝内克（1845）当时认为心理学应该对解决政治、社会和宗教混乱有所帮助，他同时还批评心理学缺乏对社会现实的理解。
狄尔泰开创了从人文——科学批评自然——科学心理学的悠久传统。他（1894/1957）认为因为心理学的特殊主题，模仿自然科学是错误的，而且自然科学提供的因果性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地用于精神生活的领域。在其关于一种人文——科学解释学心理学的纲领中，狄尔泰将心理学的主题理解为总体性的经验。这种经验不能通过实验和测量，亦不能通过研究其元素或者精神生活的孤立部分得到充分处理。斯普朗格发展了一种基于解释学的关于人格和成人发展的心理学。胡塞尔批评了心理的自然化，即心理学对自然科学不能得到保证的模仿。
在英语世界，诸如奥尔波特、马斯洛和罗杰斯这样的心理学家阐述了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不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乔基（1970）表示心理学不应当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他同时还认为人文科学心理学在特性上也可以是科学的。他指出心理学整合不足，不能以有意义的方式（公正充分地研究人）探索心理现象，缺乏生活世界相关性。最近，植根于解释学视角，斯拉夫、里博和理查森（2005）已将批判性思维用于心理学中。
尽管一些批判心理学家吸收了对哲学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批评和对自然科学心理学的人文科学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在特别意义上不能被视为批判心理学。康德（1781/1998）的《纯粹理性批判》并不是批判心理学的历史起点。恰恰是马克思的（1845/1958）《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副标题）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1859/1961）（《资本论》的副标题）起草了批判现状的纲领以及进行批判社会研究和实践的框架。马克思推进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因为归属于一个得益于错误表征的社会范畴，人类可能产生对社会现实的虚假理解。
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最具影响力的观念也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处于这个传统中的批判路向（如女权主义性别立场研究）分析了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社会利益的角色，并反思了知识生产者的社会存在，以及它可能产生的潜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偏见。诚然，批判心理学的历史起源并是不无可争议。其他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不同的来源。比利格（2008）将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作为批判心理学的潜在根源，因为此人认为人类通过对话建立理解，真理是社会和对话物，而由于持续自我反思的需要，自我是被分离的。依随思想史的语言学转向，这些话题对批判心理学是重要的。
马克思的观点同样激发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其开创性的《传统与批判理论》一文中，霍克海默（1937/1992）认为传统理论（用逻辑、数学和演绎法来评估其观念的实证理论）遮蔽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事实的社会结构和研究对象的历史特性。相比之下，霍克海默倡导一种可以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理性的社会组织。这样一种批判实践将包括为废除社会不公平而进行的斗争。
批判理论家亦广泛引用弗洛伊德的著作，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弗洛伊德的思想蕴含对主流心理学内隐的和外显的批评，而且它也是关于人类主体性的影响最大的可选择路向。但是批判心理学家经常自指为精神分析者而不是批判心理学家。精神分析批判蕴含的具体化因国家而异。如在拉美，精神分析被作为一种反对军权国家的压迫结构的力量。而在英国，拉康精神分析已经获得更多的承认（参见《2009批判心理学年度评论》）。
许多心理学家，尤其是在德语世界，仍然将大写的批判心理学一词与克劳斯·霍兹坎普（1927-1995）联系起来。这是误导性的，因为还有一群反对大写的批判心理学（大写的，围绕霍兹坎普的群体）的批判心理学家（小写的）。小写的批判心理学主要发端于学生运动，质疑心理学主流，甚至希望废除心理学。他们认为主流心理学并未解决当时水深火热的问题（Rexilius,1988），而其他人关注心理学的批判历史（Jaeger＆Staeuble,1978）。
围绕霍兹坎普的群体在激进政治和社会运动中产生。这里必须强调群体的概念，因为通常将霍兹坎普作为批判心理学的主脑和最重要的作者是误导性的。霍兹坎普是《批判心理学论坛》的主编和柏林自由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的建所教授，也是该所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但是如果只聚焦于霍兹坎普则忽略了协同创建批判心理学的跨学科群体的主要角色。）
在批判——理论阶段（1968-1972），霍兹坎普（1972）试图通过在批判——理论心理学反思和传统心理学之间折中妥协，寻求解决心理学问题的方案。他意图以一种中间立场引向解放的心理学。在此期间，批判于霍兹坎普意味着质疑心理学对实践的相关性，指认传统心理学的问题，揭露心理学暗藏的意识形态假设。在批判——概念阶段（1973-1983），霍兹坎普认为心理学的问题不可能在传统心理学的框架内得以解决，通过批判思想与主流思想之间的折中亦不可能。恰恰相反，心理学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图景。因此，他和他的同事们试图为心理学的对象发展出更好的概念体系。
霍兹坎普（1973）设计了德国批判心理学的基本方法论。根据这种方法论，对观察的真正理解只有通过将人类的自然史、前史和历史都囊括进来才有可能。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批判心理学需要包容跨学科的材料。这一时期的工作被纳入了霍兹坎普（1983）视为心理学基础的研究。这种新范式足以与主流心理学平起平坐。在此基础上，霍兹坎普后来致力于将心理学建设为一种主体的科学（Tolman,1994）。
在英语世界，尤其是在北美，马克思与其诸如阶级等相关范畴并未在心理学中获得同等的影响（这可能是一种否认或者压抑，如Harris所说，1997）。［诸如性别、种族、权力和社区概念在心理学批判路向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女性主义心理学家既批评主流心理学的内容，又批评其方法（Gilligan,1977）。但是多数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将性别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范畴，目的都是为了理解主流的知识与实践，她们更认同女性主义，而不是批判心理学。不过也有在研究中结合了阶级与性别的领军批判心理学家（Walkerdine,Lucey,＆Melody,2001）。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种族研究因为其显而易见的偏见很容易招致批评（Kamin,1974）。在后殖民的语境中，通过追问主流心理学，尤其是美国心理学的全球特征问题，这种观念在总体上被扩展到心理学中（Owusu-Bempah＆Howitt,2000）。基于社会科学固有的文化特性这个假设，理论、概念，乃至心理学的方法都被认为反映了一种西方偏见。所以心理学不能被全球化，它不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从欧洲或者美国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正相反，心理学是依赖于认同、对话或互相交换的（Brock,2006）。对此话题，在特殊意义的批判心理学之外亦有许多讨论（Winston,2006）。
后现代或者社会建构论路向在历史和理论重构中提出了一个特殊问题。其中许多纲领都批判主流（Gergen,1985），但是它们并不是基于诸如阶级、性别或者种族范畴，而是基于现代性自身在理论和实践中生产偏见这种观念。这样一种评估将包括对诸如马克思主义或者德国批判心理学这种宏大的现代性纲领的批评。社会建构论路向在过去几十年风靡于批判心理学各支脉（Kvale,1992）。尤其是福柯式的研究对批判心理学影响深重，批判话语分析硕果累累（Parker,2002）。因此，追随福柯，胡克（2004）将其对批判心理学的眼光建基于在总体上对权力的质询。确实，批判的多元性得以背书，恰恰不是推崇一种社会范畴，批判心理学最近的跨学科发展关注权力和新的社会范畴（如移民等）（见Papadopoulos,Stephenson,＆Tsianos,2008）。
北美具有影响力的批判心理学一直建立在社区心理学上（Prilleltensky＆Nelson,2002）。对普瑞腾斯基（1994）而言，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应该基于社会正义的伦理视角。福克斯（2008）表达了对现存研究所起的稳定现状作用的担忧，同时呼吁批判心理学中的行动（Fox,2003），这可能吸收激进纲领，如无政府主义。福克斯、普瑞腾斯基和奥斯汀（2009）以及斯隆（2000）很好地概述了批判心理学观念与实践的多样性。斯隆（1996）还展示了批判理论何以运用于心理学问题，以及批判行动何以在专业协会之外，通过诸如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心理学家这样的组织得以具体化。
最后还须提及一些其他批判纲领。心理学的批判史学家不必成为狭义的批判心理学家亦可批判主流心理学。这些史学家通过指出传统历史编纂学和主流心理学的盲点进行批判研究。然而他们不必同时给出“更好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以与主流心理学竞争。因此，他们的首要身份是心理学史家（Danziger,1990;Richards,1996;Scarborough＆Furumoto,1987）。诸如反心理治疗这样的批判运动虽颇具影响，然其先锋人物如著名心理治疗家巴萨格利亚（1924-1980）、沙茨（1920——）或莱恩（1927-1989）在心理学中所受注意较少。同样的情况还适用于批判残疾人研究，批判种族理论和酷儿研究。三、批判心理学中的哲学和理论问题
心理学的主题
批判的一条线索认为表征人类主体性或者心理的最重要模型和隐喻是技术的，而且与主流心理学的历史与技术的发展相平行（见Tolman＆Maiers,1991）。机器模型镶嵌在本体论假设的网络中，一个人像机器那样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机器模型取消了能动性的观念。主流心理学使用的就是关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机械论的，因此也是原子论和还原论的模型（Teo,2009）。
机械论模型甚至在生物学传统中得以保留。尽管承诺于进化论，机器模型仍在行为主义中居统治地位，因为个体被认为对刺激作出反应。将心理生活划分为刺激和反应（行为主义）或者自变量与因变量（一般的主流心理学）是成问题的，因为它忽略了镶嵌在具体文化历史语境中的主体性和行动。晚近的基于进化论隐喻的模型经常忽视人类精神生活如何与动物生活不同，尤其是在人类主体性的社会性质方面。
对变量的选择和对人类精神生活孤立方面的关注（原子主义）不能充分地和公正地对待具体个人精神生活的整体特征。不考虑作为主体性来源的人类生活的复杂性，主流心理学认为研究部分就足够了。而认为部分足以解释主体性的复杂性正是一种还原论，这是机器模型的另一后果。实际上主体性是以整体的形式被经验的。追随狄尔泰的批判者认为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充分研究应始于经验的连结，以此来理解经验的不同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Martin,Sugarman,＆Thompson,2003）。
机器模型的另一个后果是，因为它将人视为个人主义的，而社会则是外部变量，于是个人与社会就被认为是分离的。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亦见Parker＆Spears,1996）。据此，将社会——历史现实作为个体进行反应的一种刺激环境是不充分的。个体不是独立于环境的，反之亦然。与之对照，批判心理学家认为个体镶嵌于社会中。这种观点将对主流心理学的批判考虑在内，它表明心理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的观点以充分理解心理学的主题。
马克思主张将人类与其精神生活的本质理解为活动的和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中的文化——历史方法认为环境、文化和历史并不是仅仅是变量而已。维果茨基（1978）与其追随者质疑心理学的“内向”性质。霍兹坎普（1983）将人视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与经济网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不应该被纳入批判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恰恰相反，霍兹坎普展望了一种从主体立场出发的心理学（第一人称心理学）（见Tolman,2009）。最近，主体问题在英语世界的批判心理学中再被推进（Walkerdine,2002），而批判心理学杂志《主体性》所关注的正是这一话题。
在现象学传统内，有人认为关注精神生活意味着忽视身体（Stam,1998）。这种观点对已经承认个人与社会的连结以及强调处于语境中的主体性概念的女性主义影响巨大。另外，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强调主体性的具身理论，即不将身体排除在心理学的主题之外（Bayer＆Malone,1998）。这些理论吸收了社会建构论视个体为嵌套在社会和社区中的观点（Gergen,1985）。格根拒斥心理学的个人主义，并将精神生活定位于关系之中。这些观念在解释学取向的心理学家中引起了对人格的对话性质的兴趣（Richardson,Rogers,＆McCarroll,1998），但批判心理学家对之亦感兴趣，并将注意力放在重要人物如巴赫金身上（见Billig,2008）。
后殖民批评认为主流心理学的主题是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的一部分，而那些试图抓住这一主题的理论则是西方思想的一部分。因此心理学的主题必须被理解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Teo＆Febbraro,2003）。故而那些生活在被假想的心理学中心之外的学者必须面对寻找适合自身生活世界的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的任务，而不是进口美国的理念。比如弗莱雷（Freire,1997）强调将学习者视为主体而不是客体，马丁巴洛（Martín-Baró，1994）在其基础上发展了适用于拉丁美洲心理学问题的具体范畴。
为了抓住心理学的主题，心理学家使用了一些概念。心理学家正是通过这些概念或范畴来观察社会——心理现实。研究概念的特性最为著称的是批评史学家丹兹格（1997），他强调对心理学观点和实践的社会建构。主流心理学家经常假装概念是自然的，因为它们有经验支持。但是历史研究已经表明心理学概念（关于人的）与自然科学概念（关于自然的）具有不同的情况。前者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为了特别的目的而建构的。另外，被建构的概念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和人类身份的一部分（如种族或者智商）。同时，当心理学所使用的镶嵌于文化中的概念表达了某种世界观，并作为意识形态的时候（见Foucault,1966/1970;Rose,1996），它可以被视为权力和压迫的来源。
方法论问题
主流心理学投身于自然科学的、实验统计的或者经验统计的方法论。它在经验研究中将概念操作为变量（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所以传统心理学可以被归结为变量心理学（Holzkamp,1991）。这种方法论提供了对变量间函数或者相关关系的理解，但是并没有解释心理现象的原因，而后者更具有社会行动相关性。比如，主流心理学感兴趣的不是失业的原因（这需要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分析），而是失业和诸如幸福、抑郁、自尊、人格等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批判心理学家认为研究主题问题、方法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与之相反，主流心理学主张自然科学方法论能够而且必须被毫无疑问地应用到所有的研究领域。关注方法论，而不是关注主题，这已经导致了一种可以被称为方法论主义的认识论态度（Teo,2005）。亦有人称之为方法崇拜(Bakan,1967）、经验主义崇拜(Toulmin＆Leary,1985）、方法论律令(Danziger,1985）。霍兹坎普（1991）曾认为方法论对研究主题的充分性应当是一个核心的科学标准：只要一种方法论的充分性仍然未知，科学价值与其他一切客观性标准都没有意义。
基于心理学的主题（如镶嵌于文化历史中的活动的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切合的方法论这个假设，批判心理学家虽然并不先验地反对量化的方法（见Martín-Baró，1994，他的研究表明量化的方法可以用来批判现状），但是赞成各种关注人类主体性的内容以及社会行动可能性的质化方法。批判心理学家支持具有实践相关性或者解放相关性的研究。这种相关性意味着研究应该有助于推翻压迫性的社会状况。批判研究者强调研究的改造作用，它不仅要触及现状，更要提供关于如何改变现状的知识。
女性主义研究者指认主流科学方法论充满了男性偏见。凯勒（1985）运用精神分析的概念，探讨了客观性与男性气质之间的联系，她认为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男性话语、理念、隐喻和实践。与之相反，她提出这样一种研究，它强调与参与者的关联，而且不将参与者的真实体验排除在外。文化历史路向认为一个研究的每一部分都应由研究中的每一方共同建构，这顾及了处于实践中的理论的基础（见Roth＆Lee,2007）。德国批判心理学则指出研究应该能抓住主体立场。这意味着，比如在心理治疗中，心理治疗如何塑造一个人就不如一个人如何为自身的改变而努力有相关性（Dreier,2007）。
诸如福柯这样的社会建构论者或后现代思想者（一个成问题的标签）开创了各种各样的话语分析方法。批判话语分析将语言理解为一种充满偏见的社会实践，因为语言镶嵌于意识形态的、压迫性的或者剥削性的实践中。话语分析能用来就多相人格如何被制造成学术讨论的对象进行历史重构（Hacking,1995），亦可用来分析话语的语境依赖性（Dijk,2008）。福柯（1977）还给出了分析非话语实践的建议：这种结构的分析将人类主体性与人际关系语境中的权力运作考虑进来。
马丁巴洛（1994）的方法论与批判的实践缠绕在一起。他认为心理学必须将其知识生产建基于拉丁美洲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需要。这意味着知识必须通过学习被压迫者被产出，研究应该从被压迫者的视角出发审视心理社会过程，比如教育心理学就要从文盲的视角出发，工业心理学应该从失业工人的视角出发。马丁巴洛主张一种从有权者到被压迫者的认识论转变，并提出了一种参与式行动研究。可以说，女性主义的、社会历史的、后现代主义的以及后殖民主义的观念都可以被整合进一种有意义的被压迫者的方法论(Sandoval,2000）。
一些批判研究者关注元心理学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了批判意识，虽不具有直接的社会实践影响。历史研究和自我反思研究审视心理学学科及其研究者。不仅主体性镶嵌在社会里，心理学和心理学家也处于同样的情境中。科学由此被理解为一种镶嵌于权力、金钱和名誉中的社会事业。正如沃德（2002）表明的那样，采取自然科学身份的原因便于被接受，而且可以从学术圈和公众中获得比内部进步更多的利益更有关系。对心理学的历史和社会研究有助于批判性地质疑研究目的，研究中的个人、社会和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从研究结果得益的群体和个人。与之对照，批判研究者要求心理学研究中有更多的自我反思（Morawski,2005）。
应当指出所谓的客观方法能够而且已经被用来服务于压迫的目的。尽管有一套复杂的方法论工具，但在解释群体差异（如性别或种族差异）的时候，心理学中存在着解释学的缺乏。当对数据的解释（不是数据本身）导致这样一种论断，它将边缘化群体建构为下等者，限制他们的机会，并就之提出令人嫌恶的建议时，这就犯下了认识论暴力错误。比如，如果研究者认为群体差异的原因是他者能力的低下，那么这就是认识论暴力。因为数据本身并没有支持这一解释，在其他的解释是适用的情况下，这种解释对他者具有消极的后果（Teo,2008）。
伦理——实践问题
主流心理学强调控制和适应，这忽略了心理学的解放潜能。在欧洲和北美，从学术和专业拓展上讲，心理学一直是一种极为成功的学科。但是成功并不必然包含着其实践的伦理——政治性质。心理学实践经常涉及因有权者渗入而导致的滥用，从作为控制移民进入美国手段的智力测验（Gould,1996）到运用心理学技术提取囚犯信息。
很多主流心理学家一直强调事实（是）和价值（应该）是两个应当分开的完全不同的领域。问题是在任何社会科学中，这两个领域都是固有地彼此纠缠的。批判心理学家（见Fox,Prilleltensky,＆Austin,2009）挑战了人们不能从是中开出应该，科学应当对政治问题和关切保持中立的观点。多数批判心理学家强调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问题（如阶级、性别、性取向、残疾和全球化等），并将这些问题变成一种实践研究关切。显然，研究心理学时伴随着价值，而缺乏对价值的反思则导致研究维持现状（Prilleltensky,1994）。
实践问题与马克思关于实践优先于理论的著名观点有关。理智反思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对马克思来说，所有实践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改变社会的根本经济基础，他认为这种经济基础是不平等的根源。批判社会研究应该被进步的伦理政治观念指引，并产生具有相关性的知识。批判心理学家分析了心理学在维持资本主义、父权制、殖民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主流心理学加固了现状，而这正意味着心理学为有权者的利益进行研究。心理学的在市场经济中的镶嵌性使它很难提升为一种批判科学。即使曾为解放作出贡献的社会心理学，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改造为一个生产大量不具有社会相关性的数据的领域。
应当提到，西方文化历史的、新马克思的、以及其他的批判路向虽然已经承认了实践的优先性，但仍是保留在相对安全的学术环境中。因此，许多批判理论家认为研究如果不是解放的，那么至少应该具有一种解放的意向（Habermas,1972）。实际上，在批判思想中可以找到伦理政治从左派自由主义的、进步的到激进的各种取向。许多象牙塔中的批判心理学家也为理论研究作为一种合法的选择辩护，因为知识生产被认为是一种实践形式（正如教学也是），它并不比废除社会不公正的具体的基于社区的干预低等。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研究而研究必须被看作是纵容的实践。马丁巴洛为追求进步在政治斗争中献出了生命。他指出伦理政治立场、实践和客观性彼此并不冲突。比如，当讨论刑求时，持有伦理政治立场（因此拒绝和反对刑求），并同时保持客观性（理解刑求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客观后果）是可能的。马丁巴洛（1994）认为只是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是不充分的。他呼吁一种新的实践，他将之定义为一种改变社会现实，使人们不仅知道什么是，还知道什么不是的活动。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将自己朝向什么应该是。
结果，对马丁巴洛来说，心理学家就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治疗师，而是在残疾、精神健康、药物滥用领域以及经济发展和脱贫项目中对社区进行干预和支持的资源。马丁巴洛将痛苦视为一种共有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他的穷困者优先选择影响了其政治伦理观念，他的具体实践方法是参与式行动研究，最初由勒温（1946）引入到心理学中。勒温相信社会心理学中研究的改造性力量。在非洲，批判心理学实践已经干预到了艾滋病治疗的领域（Hook,2004）。四、国际视角
2006年的《批判心理学年度评论》提供了欧洲、南北美洲、亚洲、大洋洲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批判心理学概览。批判心理学已经拥有很多分支，因此此处只对其部分选择性地列述。在德国，围绕霍兹坎普形成了（西）柏林群体，而其他批判心理学家组织在《心理学和社会批判》杂志周围。两个群体近年来在大学，尤其是心理系中一直都很活跃。奥地利的批判心理学学会的正式专业地位已经获得主流心理学组织的承认，并开始提供继续教育学分。英语世界对批判心理学的阐述在国际上最引人注目，因为它们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都居统治地位。但是英语世界的批判心理学取向因智识和实践传统以及国家背景而异。英国已经是批判心理学的一个中心，提供批判心理学培训、教育和研究项目（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加迪夫大学、布里斯托尔西英格兰大学、东伦敦大学、拉夫堡大学等）。英国具有批判社会心理学传统（Gough＆McFadden,2001）。
北美并没有提供狭义的批判心理学教育或者培养相关研究生的正式研究组，但是一些心理系从理论的、历史的、社会建构的、解释学的、社区心理学的视角研究批判话题。在加拿大值得一提的有卡尔加里大学的社会与理论心理学研究组，约克大学的理论心理学研究组，罗瑞尔大学的社区心理学。在美国则是一些较小的研究所，如西佐治亚大学或者杜奎森大学。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生中心（Fine,2006）和迈阿密大学已经实现了跨学科研究。
在大洋洲的几个大学有几块批判心理学的重要飞地，其研究中心授予学位（如阿德莱德大学和奥克兰大学）。自从一本话题广泛的教科书（Hook,2004）出版以来，南非在批判心理学的国际视野中已愈加瞩目。这本书提供了关于改造心理学的论述，并结合西方和本土心理学，从非洲视角提供了发展心理学的概念，同时勾画了基于非洲的批判心理学的理念。
拉美西班牙语世界的批判心理学吸收了马丁巴洛的解放心理学。但是它们也批评了批判心理学，认为它是一种来自北方的课题（Montero＆Christlieb,2003）。西班牙也出现了几种批判心理学取向。通常法国的批判心理学不如其哲学中的批判取向和精神分析著名，但其对心理学的批评已肇端于普利策（1928/1994），并被西弗所发展（1978）。在东亚和印度，批判心理学研究组通常不属于心理系，而属于文化研究研究组。五、当前的讨论
哈贝马斯（1968/1972）阐述了知识与兴趣之间的关系，并将批判社会科学指认为除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外科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数十年后关于批判的兴趣对人类发展是否必要这一问题仍然存在。这一问题的提出也引出了合法性问题，因为批判心理学是在特殊的文化历史气候之中产生的。批判心理学不完全的建制（比如限制在大学里做学问）也产生了其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否公正对待了改变社会存在的实践的问题。在伦理实践的水平同样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因为在全球被资本主义渗透的国家，反抗常常被个体视为是反动的而不是进步的或者激进的。
批判心理学的发展也伴随着心理学学科的发展。但是心理学学科更为支离破碎，其学术内核已经转变为脑生理学与神经科学。尽管对这种发展的批判似乎有必要，很多批判心理学家并不将之纳入自己的视域。因此，他们离开心理学转入其他社会或者文化科学中。而需要推进的批判心理学之外的新取向，诸如批判神经科学，却常常与批判心理学缺乏关联（Choudhury,Nagel,＆Slaby,2009）。
批判心理学家离开心理学领域可能会使他们更为边缘化。但这也使就诸如主体性等问题进行的跨学科与跨国交流以及新的理论和实践联合成为可能。当然，这样一种趋势将导致批判心理学核心特质与传统的来源更为异质化。恰恰不是只有一种批判心理学，我们将有更多种类的批判心理学，因为主体性，以及主体的理论与实践可能性及其限制本来就是运动的、全球的、情境的和历史的，而任何批判心理学都需要努力公正而充分地对待这个现实。六、范例：认识论暴力
下面我将展示在我自己的批判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认识论暴力（Teo,2008,2010）。数据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对哲学和心理学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当涉及科学种族主义（利用科学确证种族主义观点）时问题就出现了。霍兹坎普1964年出版了一部专著（《心理学中的理论与实验：批判自身基础的研究》）探讨科学实验实践与理论构念之间的关系。他总结到理论构念不是被实验数据决定的。特别地，他认为对实验结果的理论解释并不具有约束力，用于确立具体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的标准在实验心理学中并不存在。的确，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在其出版后近五十年来都还没有被解决。
霍兹坎普（1964）将心理学中理论与实验之间的模糊关系界定为表征问题，它表示一种实验命题是（或不是）理论命题表征的模态。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对任何具体实验命题而言，附加的理论命题都可以被解释替换，而每一个实验命题都具有无限的理论意义。强迫研究者以某一方式解释具体实验命题的方法论原则并不存在。另一方面，理论命题容许各种各样的实验设计，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两者都表现了多种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理论命题与实验命题的划分是任意的。霍兹坎普区分了被试表征，这是指在关于人的理论命题的实验研究中被试的表征问题。理论命题和实验命题的关系不同于抽样中的统计问题，表征问题处理的是关于人的理论。环境表征指的是实验条件的环境是关于理论世界（我们的世界）的理论命题的表征问题。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行为表征和实验表征，例如关于焦虑的实验命题是否表征了人们生活世界中的真正焦虑。
霍兹坎普试图为理论命题创造出一系列更高水平的实验命题表征。但是几年后他完成了批判理论和社会主义转向，由此放弃了自己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努力。他批判到他原本以为表征问题能够在依赖变量的实验心理学中得到解决，但这样却明显被误导了，因为没有人在做实验的时候关心这本书，即使是霍兹坎普自己（关于德国批判心理学的简短历史，Teo,1998）。
应当指出霍兹坎普不是第一个处理这个问题的人。实际上这个论证并不产生于社会科学，而是自然科学。这种观念最早可被归于迪昂（1861-1916）、庞加莱（1854-1912）、丁格勒（1881-1954）、波普尔（1902-1994）以及梅（1905-1956）。他们作为非经验主义者影响了霍兹坎普的科学哲学。物理学家迪昂（1905/1954）认为物理实验总是包括对现象的观察和理论阐释。在北美，数据对理论的非决定性常常与奎因（1969）联系起来。然而在心理学中，霍兹坎普却是研究这种现象的第一人。
心理学中解释学的被压迫状态以两种假设表现出来：对数据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明的，而且不需要特别的训练；解释没有任何后果。自十九世纪精神生活的科学被确立为一种经验学科以来，心理学一直被解释学并不渗透经验研究这个假设所困扰。这种假设最早可以追溯到艾宾浩斯（1896），他反对狄尔泰（1894/1957）关于一种解释学心理学的概念。艾宾浩斯相信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研究人类精神生活时遇到的问题。
主流心理学这种对解释学的忽视已经导致了诸种成问题的观念：理论一旦被检验就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概念质疑；实验结果和解释性讨论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经验知识包含的只是事实；事实可为自身辩护。历史上，接受自然科学和实证哲学都是克服解释学问题的方式。它们假定，假设是被验证的，而理论是被证实的（实证主义）或者确认的（批判理性主义）。
在非决定论命题的语境中，自然科学已经讨论了数据和理论（或解释）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关系的观念。杜恒（1905/1954）和奎因（1969）认为完全不同的理论可以得到经验基础同等的支持。心理学并没有理解数据容许不同的解释，而且尽管每种解释都与数据相关，然而它还与总体的世界观、理论、科学共同体以及更广大的社会历史情境关联，尤其当研究者处理具有社会相关性的问题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显赫的科学家看不到其自身解释的局限的原因（Gould,1996）。
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观点看，数据界域不同于对数据的解释界域。实际上，如果结果决定解释，那么心理学家就不必给出研究中的讨论部分了，因为结果自身就足够了。经验研究文章可以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在结论部分就结尾。而读者会将这一做法视为不充分的，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作者对结论的解释，这里内隐的假设就是作者同时还是解释结论的专家。我将之称为科学上的晕轮效应。
解释被留给个体研究者的解释学造诣，而这些研究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解释的作用与其自身的解释学匮乏。在科学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阶级论的语境中，我认为方法论部分只该为研究中的偏见负次要责任，主要责任应该由研究者的解释学匮乏来负。当研究群体差异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意义未被理解，而且该学科未提供合法解释所需要的规则、标准和指导时，解释学匮乏就发生了。
在经验心理学中，将诸多可能解释中的一种理解为或者呈现为知识是成问题的。心理学家将解释作为知识给出，或者给予它们知识的标签，就因为它们被科学杂志发表了。实际上，经验心理学将解释学匮乏（在诸多解释中择其一）转变成一种过剩（只有一种解释被呈现为知识）。这种解释学过剩赋予数据意义，并使结论可以理解。这比单给出数据更好理解。因此，对于作者、同行以及读者，解释具有一种解释学功能。
最明显的是，这种解释学匮乏在教材和大众传媒中被表达出来。它们不报道具体的数据，而只提供作者在对结论的解释学阐释基础上给出的总结，有时甚至一笔带过，比如：“许多研究表明（被种族化的）A群体不如（被种族化的）B群体更具共情性，而共情有很高的遗传系数。”应当提到，只给出数据而省去论文的讨论部分并不能补救这一问题，因为普通读者又会自己解释这些数据。如斯导致的就是解释的极度混乱，甚至带来反映种族主义、阶级论和性别主义这些“常识”的解释。
数据是镶嵌在解释学语境中的，由此它们才获得意义。关于种族的数据可能无关于本体论，却具有社会历史的相关性。因此，解构对种族数据的解释不仅要审视经验数据，还要质询诸如种族这样的（心理学）变量的本体论相关性。实际上，这样的审视是任何解释学事业的第一步：分析心理学变量自然性的或社会性的地位，或者心理学范畴的表征性或模拟性性质（见Danziger,1997）。尽管这种分析在理解科学研究时应当具有解释学的优先性，然而大多数秉承相同研究逻辑的心理学家却忽略了它。因此我关注的就是对数据和解释之间关系的解释学批判，它在经验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解释学过剩是有趣的。一种解释具有可信性，因为它是由专家表达的。但是专家通常并没有解释学训练，或者只是在其学科基质（Kuhn,1970）中解释结论。结论是在某种世界观中得以组织的，如果一个人并不共享这种世界观，那么数据就没有意义。拉马·钱德勒（1997）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何绅士们喜欢金发美女？》的论文，他讨论了作为金发美女的适应性优势。继而他承认这不过是为了质疑进化心理学解释的特性搞的恶作剧。但是在诸多成问题的关于数据如何被解释（更不要说数据是如何被生成的）的例证中，进化心理学只提供了其中一种。解释学过剩的问题不仅适用于心理学的某个分支，也适用于总体上的经验心理学。
解释学过剩与“事实”修辞如影随形。但是事实或者经验知识，乃至真理，既包含数据，又包含解释。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界定为经验心理学的自我理解：尽管数据和解释（讨论）在科学论文中是分开的这一点很清楚，作者们却常常将他们的讨论呈现为知识和事实。这一点在历史例证中更为明显（比如意大利人天性不如北欧人聪明，见Gould,1996）。
我的论证集中于对数据的解释和解释学造诣的缺乏。我认为经常出现在经验研究论文讨论部分的解释是行动的一种形式，如果具体的解释对少数派群体有消极的后果——即使同时还有可选择的、同样有道理的解释——这就犯下了一种形式的暴力。因为这种解释是作为知识被给出的，或者因为它们自科学中产生，故而它们表征了认识论暴力。
有人会说任何关于种族化了的群体差异的研究都是某种形式的认识论暴力。但是我这种路径并不是在玩经验心理学家那样的语言游戏，认识论暴力的概念被限制在一篇经验研究论文的解释（讨论）部分。这个特别的限定为具体分析提供了框架。在解释部分至少有两种认识论暴力：解释本身可能成为一种暴力，比如，种族概念未受质疑的时候和差异被理解为得自遗传的时候；被制定或接受的特殊政策也会导致暴力的解释（比如对群体的划分）。传统心理学家对第二种暴力较少有问题，因为它助长了事实与决策的二分。但是他们对第一种暴力可能会有争议，因为这需要对一个概念的历史与理论情境性的理解，以及认识到被经验证实的研究本身能够对人类群体产生消极影响。
1955年奥斯汀在哈佛大学就《如何以言行事》做了著名的威廉·詹姆士讲座。他（1962/1975）指出某种言说（述行句）是行事和行动的一部分。类似地，我认为经验心理学中对数据的解释是固有地非决定性的。在诸多同样合理的可能解释中选择和表达某种解释，而且对作为他者的种族化了的群体产生消极的后果，这就是一种形式的行动（暴力行动）。将学术解释（比如期刊上的论文）归为行动，可能是成问题的。这并不是奥斯汀对言语行动分类的表述，但我认为将解释视为一种行动是有用的工具。去实验室，安排房间做实验，与被试者交谈，将数据输入电脑，执行数据分析，最终出版对数据的解释，这些都是行动的形式。在写下解释的时候，科学家（作者）已经有了意图（他想公正对待数据，支持某种理论而反对另一种，与其他作者沟通，说服公众，推动议程等。）。而这种解释对读者是有后果的，他们会从中得出关于他者的某种结论，或者将这种解释传播给更多的读者（比如一个记者）。
当社会愿意接受这种解释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行动具有内部的和外部的维度，前者指行动者的意愿，后者指它具有后果，或者为世界带来改变。但是较之于思想或者信念的维度，解释更具有身体行动的一面。如果我说根据经验研究，X群体天性更暴力，当科学家在这个概念有意义的文化历史语境中作出这个陈述时，它就具有真实的影响。
总之，我认为对他者产生损害的解释是暴力的解释，或者更具体地说，将他者被建构为低等者的解释就是暴力行动。而因为这种暴力行为假科学之名而行之，由此认识论暴力这个术语就得以成立。经验研究的解释本身就是行动，认识论行动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权威的性质，因为他们是被科学家给出的。经验心理学或者任何人类科学中的解释赋予本身没有意义的数据意义。数据自身的确立需要一种解释学行动。
解释是行动，而且解释常具有行动推动力。至少可以区分三种水平的行动推动力（为了进一步的行动）：
1.在描述性解释中，焦点是表征和总结经验研究的发现。这一过程需要某些解释学造诣，但它并不必然意味着行动。在这种意义上描述性解释具有最少的行动推动力。比如，若一项研究发现X群体比Y群体头发短，则这就是一种描述性解释。当然，若在某一特定文化中头发之短长具有一种道德地位，则这种描述性解释就可能变成规范性解释。
2.规范性解释在社区的情景中发生，在这种社区中，标签、语词和概念可能有道德的意义。在某一解释中对标签的选择可能具有规范性的意义。若一研究者认为X群体较Y群体更懒惰，则一规范性解释就发生了。这种特征描述明显具有伦理的维度。对同样的行为还有其他可选择的标签，如“悠闲”。这一陈述则具备不同的意义：X群体较Y群体更悠闲。而这同样是一种规范性解释，却对他者意义迥然。这些关于懒惰和悠闲的解释具有中度的行动推动力，因为人们可以总结到，在前例中应该对X群体的懒惰性有所干预，而在后例中，人们应当力求和X群体一样悠闲。诚然，考虑到日常语言中指称人们性格的许多概念都具有规范性的内涵，选择一个完全中立的概念是困难的。处方性解释具有最高的行动推动性，因为它明确地给出了建议。比如X群体的人因为懒惰应该被送入不同的学校，这就是对实践或政策的一个明确建议。
认识论暴力是不对称的：科学家实施的暴力很难遭到反对，因为科学之名比他者表达的理论批判具有更高的地位。沿袭哈贝马斯（1971）的说法，研究者与他者（X群体）之间的交往情境与理想的言语情境完全相反。因为某一社会存在的权力不平等，科学家可以自侍其训练和方法论，由此拒绝聆听或考虑他者所宣称的真理。
我依赖认识论暴力的概念指认将他者建构为成问题的或者低等者的解释。我不赞成德里达（1967/1976）所称的所有形式的解释都是暴力的。德里达与斯皮瓦克（1988）对知识的暴力的阐释过于宽泛，而不能为处理经验心理学中导致不同后果的解释提供分析性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对经验心理学中认识论暴力的外显与内隐形式的区分。若一位专家说主张X群体不如Y群体聪明“看起来并不是没有道理”，并建议这种解释作为一种假设，那么这仍然是认识论暴力。这种由专业科学家在数据的生产之后表达的解释仍然是一种认识论暴力。但是因为这位专家并未将之呈现为一个事实，而是一种主张，故可称之为一种内隐的认识论暴力。我认为将事实的修辞改造为合法主张的修辞仍然是一种戴了面具的认识论暴力。比如，一个心理学家发现X群体和Y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然后认为这种差异和X群体的贪婪有关，并将之表述为一种主张，而不是事实，我们仍需将之称为认识论暴力。表达对某个群体有消极后果的假设是一种需要被分析的行动（参见围绕Summers的讨论，2005）。如果我认为Y群体天性比X群体更具共情性，那么我就忽略了必须被考虑进来的解释的复杂性。
因此，对认识论暴力修辞辩护的这种转换同样能以社会历史变迁的形式进行分析。历史例证表明在认识论上是暴力的解释常常被呈现为科学事实和知识。而由于大众观点的变化和所谓政治正确的背景，这种解释现在越来越多地被呈现为假设——尽管外显形式的认识论暴力在学术圈中尚未消失。但是时代精神的转换并没有改变对解释的理解——虽然现在它穿上了假设的新衣。这些假设在数据产出之后被呈现，并构成了对数据的理论解释（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假设）。
尽管我认为解释应当包括伦理标准和解释学责任，但我也意识到这并不能让学者们不将之视为对学术自由的又一次攻击。而正相反，有关认识论暴力的解释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对解释学解释的效度、信度和客观性都需要阐述。当前我的目的是就解释作为一种具有后果的行动问题提起大家注意。
解释是一种行动，而假定的解释学中立性是经验研究的一种自我理解或者修辞工具。解释学匮乏和解释学剩余加起来就是在种族心理学中不断重现的科学杂音的源头（亦见Richards,1997）。因为很多心理学研究都缺乏相关性，可以认为一个研究者所选择的解释的内容并不会造成实际的不同。这可能是正确的，但这种论点会阻碍研究者解释学技能的提高和思考解释的后果。经验主义信条忽略了知识既包含结论，又包含解释，理论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结论并不能决定解释这些事实。然而当这种被用于研究人类群体及其差异时，它就变得极有相关性。
解释会对人产生影响。对这种影响的否认（经验心理学仍然未理解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心理学中的价值和价值中立概念。主流心理学家一直强调事实（是）和价值（应该）是两个应该分开的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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