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熊希龄未了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香山街道办事处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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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熊希龄未了情试读：

熊希龄是近代中国史上有着突出贡献的一位历史人物。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投身于维新变法、慈善教育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尽力于国家和社会”，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长期以来，国内对熊希龄的历史功绩认识不够清晰。直到近几年，学术界才开始对熊希龄进行新的研究、给予重新评价和历史定位。

总体上看，目前对熊希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维新、济世、救亡”等几个面，我个人觉得，今后需要对熊希龄的生平做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彰显他在政治、经济、救亡和慈善教育领域中的杰出贡献，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

这是熊希龄逝世后，著名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为他撰写的挽联，形象地概括了熊希龄由“从政”到“从善”；再由“从善”到“救亡”的人生之路。

民国初年，熊希龄曾一度高居国务总理的职位，并有心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法制建设的轨道；但是，由于受到一代枭雄袁世凯的百般钳制，熊希龄无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后带着抑郁、负气的心绪辞职下野。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的熊希龄，并未因此消沉颓废，而是另行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旧中国兵燹迭起、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里，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在全国范围内救灾办赈，并首创驰名中外的北京香山慈幼院，教养孤贫；日寇侵华事起，他又舍生忘死，奔走呼号，救死扶伤，为抗日救亡历尽艰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一、参与湖南维新变法运动时期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竟然不顾前线战事，尽心筹办自己的六十大寿。最终，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种丧权辱国、置国家民生于不顾的现实，让熊希龄从信赖清政府的迷梦中惊醒，并很快转入到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1896年，熊希龄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在任上，熊希龄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增强清军战斗力。这一军事著作，被时人视作“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堪为“中国改革新军的嚆矢”的军事著述。但他的建议如泥牛入海。此时，熊希龄的家乡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这给熊希龄提供了新的舞台。

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重点是“兴利”、“致富”，而熊希龄独具慧眼，他认为，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强军才是保障，建议在湖南设立枪械厂，得到陈宝箴的高度重视。1896年秋，熊希龄便被委以筹建枪械厂的重任。湖南编练新军，熊希龄居功厥伟。

随后，熊希龄又敏锐地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入实业，以开办机器制造业和筹办湖南内河航运作为突破口，发展经济，抵制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其后，熊希龄又为湖南矿产资源勘察和开采，争取粤汉铁路改道湖南等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至此，熊希龄在军事和实业方面的才华得到了晚清官场的初步承认。

甲午战争以后，为救亡图存，维新派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1897年1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呈报巡抚陈宝箴批准，由熊希龄等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拨付经费，创建了中西兼授的时务学堂，以熊希龄为提调（即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并聘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维格入湘，开启民智，积极鼓吹民权革命学说。

为了实现怀实业救国之志，熊希龄决心振兴湖南瓷业。1904年，熊希龄以清政府政治大臣二等参赞官身份，赴日本考察。回国后，他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的主张，获得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1906年，熊希龄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设立“湖南瓷业制造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聘请国内外优秀技师，引进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1907年，湖南瓷业成功烧制出釉下五彩瓷器，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著称，一诞生，就被选为清廷皇宫御用瓷。

以往学界在评论湖南维新派人物时，明显地存在着扬谭（嗣同）、唐（才常），抑熊希龄的倾向。

实际上，熊希龄在籍帮助陈宝箴办理新政，是湖南多项新政的主要负责人，如时务学堂、湘报馆、南学会等，都以他为主要负责人的。特殊的处境，加之向来处事稳重、干练，熊希龄不可能像谭、唐等人那样经常发表激烈言论，但在湖南维新运动的操办过程中，熊希龄的激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谭嗣同与唐才常。

这是因为谭、唐等并未直接卷入到与反对派争斗的漩涡中去，而熊希龄虽然在维新运动初期以沉稳姿态出现，但当新旧之间的斗争渐次升级到白热化的时候，熊希龄却是自始至终冲锋在前、与反对派斗争到底的第一人，他甚至与妥协退让以求自保的湘抚陈宝箴闹到几乎决裂的地步。熊希龄利用他掌握的《湘报》，对反对派进行猛烈的抨击，甚至影响到他的前程以及身家性命，熊希龄也全然不顾。他还说过：“龄本草人，生性最戆，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可见，熊希龄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谭嗣同。

本来，熊希龄也要赴京，与谭嗣同共事。1898年8月19日，清廷电寄陈宝箴，要熊希龄“迅速入京，预备召见”。不料，熊忽然大病一场，耽误了行程。及病好，正要入京时，已是9月下旬，北京政变已经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熊希龄被御史参奏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皮锡瑞在日记中也说熊倘若入京，“同入军机，必一同受祸矣”。二、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时期

以往学术界之所以对熊希龄在民国初年担任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时期多有否定，主要因为两件事：一是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期间，经手签订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1200余万两的合同，招致舆论哗然，特别是革命党人纷纷来电切责，痛斥熊希龄卖国；二是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期间，在袁世凯颁布的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上副署，次年又在袁世凯颁布的解散国会的命令上副署。这两次两次副署多遭时人非议，指责其行为实属帝制复辟之厉阶，学术界对此更是持否定态度。

事实上，在这两件事情上，熊希龄有难言之隐。

借款一事，非熊本人意愿，他曾三番五次力辞此事，但是，当时民国财政是一副烂摊子，除了借款，实在无路可走。熊希龄要获得1200余万两借款来解决各方燃眉之急，就必须接受外国银行团的监督条件，除此，别无良策。熊希龄当时致电黄兴说：“苟能有法自救，龄为晁错，亦所甘心”。“今银行团虽已拨款三百万两，稍救燃眉，然所约七款大纲，系属信函，并非正式合同。公等如能于数日之内设法筹定，即可将银行团垫款、借款一概谢绝，复我主权，天下幸甚，非仅保全希龄名誉也。”

熊希龄并非愿意向外国借款，也决非甘心要接受银行团的监督条件，可是，身为财政总长，各方并不体量他的处境，只知向他要款，特别是南北两军的军饷，稍微拖欠，则“哗溃之势，即在目前”。黄兴“告急之电，一日数至”，其5月15日的电文中甚至写道：“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此后东南大局如有变乱，则兴不能负此责任”。黄兴不能负此责任，熊希龄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与此同时，上海各商会也来电，谓沪督要求解汇欠款350万两，“以济急需”，还有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安徽、浙江、湖北、福建等各省都督，都“飞电借款，迫不及待”，陕西代表于右任干脆到北京来“坐索”。然而款从何来？

正是在这种万难之下，熊希龄不得不接受银行团的监督条件，借款施政。其实这岂是熊希龄的本意哉？！在写给袁世凯的电文中，熊希龄表示：“宁可捐利而稍重息扣，不可失权而令设监督”。可是，偏偏四国银行团在监督条件上始终坚持，不肯让步，因此，熊希龄说：“这种借款条件，实非龄所情愿，实逼处此，无可奈何。”当时，他与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谈及此一节时，不禁声泪俱下。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接受外国银行团的监督条件，绝不是熊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唐绍仪内阁全体阁员的一致意见，对此，唐绍仪特致电黄兴解释，说借款合同既经国务院全体阁员议决，自己也有签名，“决非秉三一人之过”，外间揣测，“多有失当”，不可轻信；并陈述利害说，倘若借款决裂，刚刚到手的300万两“将成画饼”，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黄兴又赶紧给熊希龄发电，“颇有斡旋语”。

如此看来，外界把借款的过错都归之于熊希龄一人，对他大张挞伐，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副署一事，熊希龄自己也引为终身憾事，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熊希龄之所以如此行径也有苦衷。

首先，熊希龄被袁世凯利用所谓的“热河宫物盗宝案”所胁迫，不得不就范。

1913年，熊希龄在任热河都统期间，发现热河行宫的清宫故物管理不善，于是组织专人进行造册清理。此时，淮军宿将姜桂题因于边事有功，熊拟呈请给予他勋章，“以旌其劳”。可是，姜桂题却示意欲得清帝纪念品，于是熊希龄“即检康熙、乾隆御笔联、扇各一赠之，并报国务院转呈立案”。

此事本来有案可稽，没想到却被袁世凯作为把柄，阴使人向熊希龄传言，说熊在热河任职期间，有“盗宝”嫌疑，已有人向总统报告云云。接着，袁世凯就布下一个圈套，对熊希龄进行挟制，熊只好俯首签署了袁早已准备好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大总统令。

其次，熊希龄的“名流内阁”认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之后，会重用进步党，让熊内阁按照宪章法制推行民主政治，直到袁世凯颁发了解散国会的命令，熊希龄才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并立即向袁世凯递交辞呈，与之分道扬镳。

以往学术界仅凭熊希龄的两次副署，就说熊希龄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其实这只看到事物的表象，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缺乏深入的了解与分析，肯定是不公正的。三、投身慈善济世与抗日救亡时期

在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之后，熊希龄觉得，当时政治难以有为，于是脱离政治，另行开辟了一条自己的人生道路：慈善济世、救亡。主要有四个壮举：（一）1917年领衔赈灾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京畿一带尽成泽国，熊希龄的寓所也被河水吞没。熊希龄目睹灾民惨状，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到捐款万余元，转交京师警察厅购买粮食赈灾；同时，又向政府极力主张筹款，赈济灾区饥民。国务会讨论一致认为，除非由熊希龄主持主赈，方可定议。

大总统冯国璋命财政部拨款30万元交熊希龄赶办急赈；然而严寒将至，仅保暖用的赈衣一项，就需支出数百万。

熊希龄向全国各省发出请赈通电，希望全国各地诸君子“胞与为怀，本其己饥己溺之心，为披发缨冠之救”。同时，熊希龄还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他还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矿务局捐赠煤炭5000吨，并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

为了统一放赈，熊希龄还组织成立了联合办赈机构——“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自任会长，统筹放赈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救灾让熊希龄摆脱了政治生活带来的消极苦闷，开始确立了为慈善事业奋斗的意愿。（二）组建世界红卍字会

1922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熊希龄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地救治难民。

军阀混战不停，熊希龄遂决定组建一个永久性的救济机构，用于对付无休止的天灾人祸。这个机构名为世界红卍字会，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1925年，卍字会推熊希龄为会长。1928年，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仍准许世界红卍字会继续立案，并任命熊希龄为赈款委员。1931年，熊希龄拟定了《十六省救济水灾意见书》，对救济办法、措施、步骤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述。直到1937年熊希龄去世，熊希龄连任三届会长，历时达12年之久。（三）创建香山慈幼院。

1918年4月，河北水患已平，慈幼局准备解散，但还有两百余名幼童无人认领。熊希龄遂上呈大总统徐世昌，请其出面，和前清皇室内务府交涉，把前清行宫香山静宜园拨出办理善后工作，获得通过。

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正式创建。慈幼院收录儿童“专以孤贫为限”，熊希龄为其确定的办学宗旨是：“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与社会。”

在办理香山慈幼院的过程中，熊希龄形成了自己的慈善教育思想，即慈善观与教育观相结合，其本质就是贫富均等的教育观。他把香山慈幼院当作是对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竭尽全力让贫困中的孩子享受到当时最先进的教育。到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经发展成一个总院（香山慈幼院）、五个分院（蒙养院、小学、中学、师范、职业教育）。

为了能够让这些孤贫儿童享受到家庭温暖，熊希龄创建了小家庭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比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早了十几年。

从1919年破土动工建设，到1920年正式开园，香山慈幼院维持了了30年，先后培养学生六千多人，大部分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人才。

慈幼院的办学方式十分独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谱写了崭新的一页。

首先，它推行“三合一”的教育体制。所谓“三合一”，即学校、家庭、社会合而为一。

与当时国内的其他学校相比，它表现了这样的特点：一是教养兼施；二是孤贫儿童免费教养；三是有一个从婴儿园、幼稚园到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的健全完整的教育系统。此外，慈幼院贯彻为乡村服务、为平民服务、为农业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在办学方法上特别讲求实用和收效。

具体说，表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注重职业教育；二是注重实际训练；三是注意儿童社会化习惯的养成；四是注重学生能力和才能的培养。

1929年7月初，美国记者团赴香山蒙养院参观，称赞它“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希望创办者“本奋发之精神，时时努力，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1930年，国民政府一位教育部长考察香山慈幼院之后这样说：“这样伟大的规模和这样完美的组织，在中国教育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样的学校，在中国别的地方是不能再得到的；就是在全世界里，也不见得很多。”（四）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作为慈善家的熊希龄，他还有三件惊人的举止，是一般慈善家难以企及的：

一是在1931年的抗日救亡中，为了更进一步表明自己奔赴国难、矢志于社会慈善的决心和意愿，熊希龄在北京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园为自己筑了生圹，告诫后人，自己一旦在抗日救亡救护伤病员的前线不幸倒下，即埋葬在这里。

生圹前面竖立一块白色的无字碑。在熊希龄的档案里，有熊希龄自撰墓志铭一篇，云：

色身非净，法相非真。四大和合，亦非我身。

何物为我，我实不存。我既无我，朽骨何灵。

凡相虚妄，焉用佳城。世间儿女，此理莫明。

仍其愚孝，谓乃安心。余纵遗嘱，死难执行。

未能免俗，聊后云云。今当国难，巢覆榱崩。

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

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队而化，了此尘因。

我不我执，轮回不轮。

其献身救国的精神跃然纸上。

二是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全国人民纷纷声援积极抗战的十九路军。在熊希龄先生的精心安排下，香山慈幼院师生跟随红十字会人员一起组成一支精干的战地救护队，奔赴前线，开展战地救护，抢救出数以千计的伤病员。

1933年初，日军又在中国长城地区挑起争端，中国守军坚决回击。熊希龄马上率领香山慈幼院师生，携长女熊芷一起赶赴前线，慰劳中国军队，抢救伤病员，并在宋哲元将军的陪同下，登台向中国军队发表演讲，鼓励中国军人奋勇杀敌，血战到底；同时，他动员亲属和香慈师生参军、参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在他的鼓舞和带动下，香山慈幼院先后有数百名师生奔赴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又在8月13日向上海发起了全面进攻。此时，身兼中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的熊希龄，不顾68岁高龄，迅速组织和带领红十字方面人员赶赴上海战场，开展伤员救助和难民安置工作。

三是在1932年10月15日，熊希龄邀请在北京的大批亲友集会，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拟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次等开办12项慈幼事业（北京4项，天津1项，长沙1项、芷江5项、凤凰1项）。

当时，由熊希龄邀请来的亲友54人组成一个董事会，制订章程26条，定名为“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接受熊希龄捐献全部家产计大洋275277．14元，白银6．2万两，这是熊希龄从清末到民初任职25年来的全部积蓄。

当时，熊希龄一家，夫人朱其慧已去世，还有一儿两女。但熊希龄并没有将家产留给儿女，而是献给了社会慈幼事业。

1949年10月，董事会立下一块石碑，刻下这样的赞语：“先生于举世行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勒诸贞石，用志勿谖。”当时，熊希龄已是饮誉世界的大慈善家。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慈善家中，无论是办理慈善的时间之长，贡献之大，知名度之高，熊希龄无人能及。在他是时候，湖南省政府赞他“霖雨苍生”，确实名实相副。

纵观熊希龄一生，可以用“维新”、“济世”、“救亡”六个字进行概括。

维新，是说熊希龄是个永远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几乎一生都在探索真理，追求进步。戊戌年间，因为倡导和进行革新，遭到封建保守派的极力反对，受到“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获谴后，仍继续振兴中国的实业和教育。民国初年，熊希龄发表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大政方针宣言》，提出了一整套建立和健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法制的方案，革除弊政，以期振兴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因为大独裁者袁世凯所忌，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所谓济世，是说熊希龄怀抱经国济世的抱负，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为振兴国家和民族极尽其所能。无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历经官场炎凉和宦海浮沉，也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虽然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熊希龄并未悲观厌世，而是继续探索和奋斗，最后，他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特别是创办香山慈幼院，他为此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所谓救亡，是说熊希龄一生有着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献身精神。“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深惧国亡天日，投袂而起，为抗日救亡殚精竭虑，奔走呼号，发出了“一息尚存、誓当奋斗”的呼声，并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充慈幼基金，以孑然一身，尽瘁国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曾评价熊希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周恩来总理也曾中肯地评价熊希龄：“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1988年，胡耀邦总书记到凤凰视察时，也指出：“凤凰出人才，熊希龄当过国务总理，做过许多好事”。

中共中央三位领袖对熊希龄的高度评价，充分说明了熊希龄先生思想情操的伟大和爱国恤民精神的不凡。第一部分抗日爱国篇深切怀念抗日救国的先驱——熊希龄先生杨遂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时，我们香慈学子更加怀念为抗日救国而献身的老院长—我国著名的爱国者、慈善家、教育家、抗日救国的先驱熊希龄先生。

熊希龄先生出生在湖南凤凰县，自幼聪明好学，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正当熊希龄先生仕途一帆风顺的时候，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让年轻的熊希龄感到无比的屈辱和愤怒，也让他充分感受了朝廷官员的腐败和无能。

在此情况下，熊希龄先生坚决投笔从戎，积极支持和参与维新变法，同时，在长沙参与创办了中西融通的新式学堂，以求培养人才，强国强军。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熊希龄先生被削职贬回原籍，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没有放弃为国培养人才和强国强军的梦想。熊希龄先生返回家乡后，利用跟随五大臣访问欧美列强时学到的知识，积极推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探索和实践。

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抢劫并焚烧了以圆明园、香山静宜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更加激发了熊希龄先生对外来侵略者的仇恨和报效国家、雪耻外辱的决心。

当朝廷重新启用熊先生时，熊先生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在东北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就成为了国内著名的理财能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熊希龄先生转而拥护共和，重返北京，受邀担任内阁财政部长，并于1913年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后因袁世凯坚持改制称帝，熊希龄辞去了总理职务，开始了慈善教育事业。

1917年8月，北京和河北地区发生特大水灾，熊希龄受命督办水灾事宜。大水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留下大批孤儿。为救助这些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孤儿，熊希龄先生多方奔走、呼吁，终于获准在香山静宜园地方筹办香山慈幼院，收养这些孤儿。1920年10月3日，由熊希龄先生亲自担任院长的香山慈幼院正式开学，从此孤儿们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关心、爱护他们的院长“父亲”。正如1920年入校的一百零三岁的郭振河老人所说的：“进了香慈，就像进了天堂一样”。

为了将这些孤儿培养成社会有用人才，也为了香山慈幼院和这些孤贫孩子不受各路军阀混战战乱和趁火打劫的影响，熊希龄先生远离了政坛，专心实践他所独创的中西融通的平民化慈善教育。到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初具规模，成为了当时国内前所未有的集幼儿、小学、中学以及师范教育为主的、包括农、工、商等职业专科教育在内的综合性学校。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故袭击东北军大营，并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熊希龄先生对日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侵略行径感到无比愤怒，他当即致电张学良将军和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呼吁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坚决打击日本的侵略。

自此，熊希龄先生就把他全部的精力都投放在抗日救国和保护香山慈幼院的慈善教育上。熊先生意识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于是他做出决定让香山慈幼院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在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练困难，为国服务……”，鼓励香慈的孩子们为将来走上抗日战场做好充分的准备。

日军占领东三省不久，又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偷袭中国军队，再次挑起事端。这一次，日军的侵略行动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全国人民纷纷声援上海和十九路军。在熊希龄先生的精心安排下，香山慈幼院师生跟随红十字会人员一起组成一支精干的战地救护队，奔赴前线，开展战地救护，抢救出数以千计的伤病员。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上海各界人民的支持下，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挫败了日军妄想一举攻占上海的阴谋。

日军的阴谋在上海没有得逞，1933年初又在中国北方的长城地区挑起争端，遭到中国守军的坚决回击。熊希龄先生得到消息后，马上率领香山慈幼院师生，携长女熊芷一起赶赴前线慰劳中国军队，抢救伤病员，并在宋哲元将军的陪同下，登台向中国军队发表演讲，鼓励中国军人奋勇杀敌，血战到底；同时，熊先生还动员他的亲属和香山慈幼院师生积极参军、参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在他的鼓舞和带动下，香山慈幼院先后有数百名师生奔赴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全面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熊希龄院长和毛彦文夫人正在青岛，闻讯后，除了感到无比的愤怒外，还马上开始研究香山慈幼院和孩子们南迁的事宜。

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又在8月13日向上海发起了全面进攻。从1937年8月13日开战，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的三个月时间里，熊希龄先生和夫人日夜穿行在伤员和难民之间，红十字会共设置战地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个，救治伤兵6000余人，救助难民到安全区20余万人。

11月12日，上海沦陷，熊希龄院长和夫人在临时栖身的法租界加紧与各地联系，准备尽快落实和实施香山慈幼院南迁计划，可在12月13日又传来了民国都城—南京失守的消息。面临亡国的险境，熊希龄先生痛心疾首，泪流满面，感受到了比得知甲午海战失败还要大得多的痛苦和屈辱。

过度的劳累和忧伤，严重影响了熊希龄先生的健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熊希龄先生和夫人于1937年12月15日转道香港，准备回湘落实香慈南迁计划。就在他们在香港准备继续为香山慈幼院的南迁、伤员的救助和难民安置筹集资金的时候，熊希龄院长因操劳过度突发脑溢血，于12月25日永久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抗日救国事业与慈善教育事业。

熊希龄先生是为中国的抗日救国事业而献身的，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他的去世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事业的重大损失。

纵观熊希龄先生忧国忧民，为救助、培养无家可归的孤儿和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所做的各种努力，都不愧为伟大的爱国者、慈善家和教育家，更不愧为抗日救国的先驱，他的爱国情怀和为国为民为孤儿的高尚情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永久地传承。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告慰熊希龄先生的是，我们的国家早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再也没有人敢随意侵犯和欺负我们，我们的国家在许多领域还站在了世界的前列。当前，我们正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勇向前。熊希龄诗词：一部绝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常乃麟

熊希龄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教育家和慈善家；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部分诗词作品记载于熊希龄长女熊芷1929年编印的《双清集》、1994年周少连编选的《熊希龄诗词选》和周秋光编辑的《熊希龄集》等著作中。

由于介绍熊希龄诗词作品的文献不多，故大众较少了解熊希龄先生在诗词歌赋方面的造诣和贡献。周少连在《熊希龄诗词选》编辑说明中感叹道：“熊先生诗词联语……俱为亘古绝唱。不仅在技巧上继承和发扬了唐宋名家风格……同时也是一部绝好的爱国主义教材……”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熊希龄先生和众多抗日英烈一样，为抵御外侮、保家卫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和牺牲，是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我们纪念他们，不只是为了缅怀和感恩，更是为了读懂先贤的精神实质，用优秀精神文化之泉浸润自己的心灵，尤为重要的是，要这种精神浇灌到年轻一代的心中。本文谨从熊希龄先生不同时期撰写的几首诗词中感悟先生的爱国情操和民族精神。

熊希龄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源于他幼年时受到的良好启蒙教育和家庭影响，得益于业师朱其懿先生的教导和沅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对他的培育；此外，他的自我人性塑造和道德修养，对他形成健全完美的人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熊希龄的母亲品德高尚、正直善良，著名文学家沈从文称她“寓伟大与平凡中”。吴官林在《熊希龄民族主义思想初探》一文中记述，“熊希龄性格的形成，得益于母亲者最多，影响最大，熊侍母也至孝。”熊希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仁与爱扎根于心，修齐治平是他的志向。

1894年，二十五岁的熊希龄已经中进士，入翰林，进词馆。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他得知清军累累败绩，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于是，不顾生死，决计赴前线杀敌。此志遭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阻挠。

熊希龄壮志未酬，义愤填膺，无心在庶常馆深造，遂告假回乡，寻求出路。当时，他与同窗“每谈及时局，辄拔剑斫地，怒发裂眦，仰天下狂叫不能已”。他填词《金缕曲》一首，寄给恩师朱其懿，以表报国无门，壮志犹存之心迹。词曰：

万里孤臣泪。镇茫茫，叩阍无路，舍生无地。长白山头风火急，壁垒败亡相继。问谁可，力膺肩寄？天崭榆关临北海，是朝廷、性命非儿戏。无此险，便休矣。

师生一片勤王志。终未知，天心能倚，人心能恃。寂寞东阿成大事，夫子浩然之气。成豪杰，闻风而起。此去营阳（地名，在湖南）强劲处，便好为，收拾民心计。同患难，共忠义。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民族即陷入屈辱的泥潭，国弱民穷，屡遭外侮，国运岌岌可危。年轻的熊希龄和众多爱国精英一样，忧国忧民，苦苦追求救国济民的道路和方略。他在词中担忧此时战局“无此险，便休矣”！发出忧怨天问：“叩阍无路，舍生无地……终未知，天心能倚，人心能恃”；然而他绝未丧失报国之心：“成豪杰，闻风而起……同患难，共忠义”。

甲午战争失败，清廷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国人痛心疾首，群情激奋，这也使得熊希龄警醒，中国必须变革才有出路！于是，他投笔从戎，苦苦探索，著《军制篇》，促建枪械厂，筹办轮运；兴办时务学堂，主持报馆，鼎力维新变法。结果变法失败，熊希龄险遭诛杀，被“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的政治生涯受到沉重打击。此后，又遭所谓“富有票”勤王事件牵连，危机四伏。熊希龄意志消沉，在忧伤苦痛中艰难度日。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熊希龄的有些朋友和学生被卷入这场灾难，他的心情沉重抑郁，为此赋诗：

血雨腥风万户惊，绿窗锁院怕闻莺。

兴邦此日思廉蔺，千古心同日月明。

一度春光一度思，心忧国事志难移。

剑丛我自朝天笑，抖擞精神慑四夷。

在窘境中，熊希龄还在担心朋友和学生的安危，同时心忧国事，在诗中表达“剑丛我自朝天笑，抖擞精神慑四夷”之决心。由此可知，强国兴邦的志向在他心中仍未泯灭。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撵出”北京，被迫签下卖国的《辛丑条约》。清廷如风中残烛，不得不抚痛反思，实行新政，对戊戌“党人”的管束逐渐放宽，熊希龄有了再次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他办理师范学堂，注重实业，振兴湖南经济。特别是蒙赵尔巽知遇，上书朝廷，为熊希龄免去政治桎梏，获得政治自由，再次步入政坛。

这时的熊希龄对清廷新政仍然抱有希望，他随五大员出国考察，支持立宪，又频出外交、盐务、财政以及东北植垦建议或政策；但是，实际上整个清王朝已经腐朽没落，无可挽救，在革命波涛汹涌的浪潮冲击下摇摇欲坠。

熊希龄先生的爱国思想有一个转化演变的过程，从忠君报国，到拥戴共和，虽然有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与他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认识到封建朝廷的腐朽没落，根本不能救民于水火，亦不能挽民族于危难的现实有关，因此他拒绝赵尔巽“勤王”号令，通电拥戴共和。

民国时期，熊希龄一度成为著名“人才内阁”的国务总理。这一届内阁是民国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有政策、有阵容的内阁”。熊希龄试图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却始终遭到袁世凯的钳制和陷害，最终黯然辞职。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熊希龄并没有失去继续从政的机会。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熊希龄出任北洋政府的平政院长，但熊坚辞不受。他对政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深恶痛绝，极度灰心。

熊希龄把强国兴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的教育和培养之上，致力慈善教育事业，救助孤贫儿童，创办香山慈幼院，并亲任首任院长。

熊院长把学生看做自己的孩子，孤贫儿童把香山慈幼院当作自己的家，有家才有国，懂得爱家才能培养滋生爱国为民之的高尚情操。熊希龄把香山慈幼院建成一个培育爱国主义的精神家园。

从1920年到1949年，香山慈幼院培养出大批有用人材，桃李满天下，许多毕业生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才。

熊希龄先生办学十分艰难，屡遭磨难，但他矢志不渝，坚持不懈。1930年发生中原大战（即蒋冯阎大战），政府因为内战消耗，无法给香慈下发补助经费，香慈陷入困境。1930年11月2日至1931年1月，因热爱自己的学校，热爱自己的家，香慈学生10人自愿组成请愿团，步行千里赴南京，代表全院向当局请愿，并取得胜利，使得政府答应按月拨款，使香慈经费困难得以缓解。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31年8月，熊希龄先生的贤内助朱其慧积劳成疾，不幸去世。熊希龄顿失臂膀，悲痛万分。次月，日寇阴谋策动了“九一八”事变。熊希龄不顾丧妻之痛，会见张学良，呼吁他举兵抗敌，收复东北失地。熊先生还决定香山慈幼院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在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练困难，为国服务，读书何为？逃难何为？”

10月22日，熊希龄登上香山，家事国事涌上心头，他感到“香山红叶，昔日遇之欣赏不已，今则情随境变，哀乐悬殊矣。”于是奋笔填词《满江红·辛未重九后观香山红叶》一首“以警诸生”：

锦绣山河，亘千里，晚霞明灭。悲不尽，群儿嬉戏，火焚安宅。栋析榱崩侨亦压，覆巢碎卵何消说，算只凭，铁血是英雄，俾斯麦。

谁袖手，甘奔北？谁屈膝，甘为贼？有男儿几个，懦夫千百。廉颇犹能夸健饭，马援不惜裹尸革。看纷纷，红雨滴苍苔，苌弘血。图1　熊希龄先生书《满江红》词

面对广阔无垠的锦绣山河，熊希龄先生情随事迁，悲痛地回忆1926年香山慈幼院教学宿舍大楼（口子楼）被焚毁，损失惨重的往事！但那是因为学生无知无意造成的，如今民族危难，难民如潮，面临“栋析榱崩，覆巢碎卵”的危险境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境地，岂能坐以待毙？！中国需要像俾斯麦（19世纪德国最卓越的政治家、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了德意志）那样的铁血英雄，人民更需要廉颇、辛弃疾那样的历史英雄人物！

词中“马革裹尸”出自《后汉书·马援列传》：“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熊希龄引此历史人物，痛斥了屈膝卖国的汉奸和忍辱偷生的懦夫，表达了自己为国捐躯的决心！同时警示诸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苌弘是东周末期之人，冤屈而死，悲壮惨烈、其血埋入墓冢，三年化为碧玉。后人则用“苌弘化碧”形容刚直忠烈，为国捐躯而屈枉蒙冤的人。熊希龄看到“国难亟矣，内讧不息，外侮纷来，暴日恣睢，国将不国”，满腔悲愤，挥笔填词，以教育自己的学生。

此后，熊希龄为表达与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的决心，于同年11月，在香山北辛村熊家墓园为自己修了生圹。

1932年，他“深感家产私有观念甚属无所谓”，为纪念亡妻，慨然捐出全部家产，设立儿童幸福福利基金，兴办公益事业12项；同年12月“一·二八”战起，熊希龄自撰墓志铭，曰：“……今当国难，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队而化，了此尘因。我不我执，轮回不轮。”蕴含着释家慈悲救世思想，表达了先生誓身许国的壮志。

1933年初，驻锦州日军炮击榆关，欲占领长城各口，直取平津。中国军队用落后的武器装备和血肉之躯，抵御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付出巨大牺牲！

长城抗战开始，熊希龄闻讯后，立即以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名义，偕长女熊芷率领红十字救护队，亲往长城前线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慰问，救死扶伤。其间，还曾向国民革命军29军将士做抗战演讲，鼓舞士气。

古北口东关失守后，我军坚守南天门，战事最为惨烈。熊希龄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前往石匣镇，慰问抗日将士，填《满江红》词赠黄杰将军，讴歌抗战英雄，勉励火线官兵战斗到底。词曰：

石匣天门，潮河岸，峻崖高瀑。观壁上，雷霆舞击，鹰颤飞逐，马革裹尸芹菜岭，刀锋冲血南香谷。幸三湘子弟擞精神，光民族。

期必进，谁能缩，期必死，谁能辱。看老罴当道，指挥牙纛。玉璧摧楼惊大敌，渑池奋翼支残局。听讴歌，吾楚有英雄，心诚服。

词中有“三湘弟子”、“吾楚有英雄”之语，缘起该部指挥官黄杰（1902—1995）是湖南长沙人。1933年3月黄杰将军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与进犯之日军激战5昼夜，官兵伤亡3000多人。

熊希龄先生在上阕描绘了石匣天门巍峨险峻的地势以及我军将士御敌搏杀的惨烈场景，由衷赞颂抗日将士为民族浴血奋战，不畏牺牲的可贵精神。

熊希龄在下阕借用历史英雄人物和著名战例激励抗日将士奋勇杀敌的士气。“老罴当道”是赞誉猛将坐镇要冲，稳守关口的成语典故。“老罴”是指南北朝时期的华州刺史王罴，遭敌袭城，猝然上阵，赤身裸体，毫不畏惧，挥舞大棒，吓退敌军。在此则用以比喻黄杰将军的威武神勇。“玉璧摧楼惊大敌，渑池奋翼支残局”联句引用了历史上两个成功战例，一个是西魏大将韦孝宽率军坚守战略要地玉璧城（遗址在山西省）故事；另一个故事则出自汉光武帝刘秀之诏书《劳冯异诏》，表彰冯异“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意谓在东方吃了败仗，在西边却打了胜仗，以此勉励将士抗击日寇的信心！图2　1933年4月在长城宣慰长城抗日将士

熊希龄自己年轻时赴前线杀敌的壮志未能实现，如今面对子弟兵的舍命抗敌的壮举，熊先生怎能不发出“听讴歌，吾楚有英雄，心诚服”的赞誉。

1935年，在熊夫人朱其慧逝世4年以后，熊希龄先生与毛彦文女士结合，香山慈幼院的事业有了继承人，香慈的孩子们又有了母亲。熊希龄又有了贤内助，春回枯柳，精神振奋，填词《贺新郎·定情柬彦文》一阕：

世事嗟回首，觉年来，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渐运转，春回枯柳。楼外江山如此好，有针神细把鸳鸯绣。黄歇浦，共携手。

求凰乐谱新声奏，敢夸云，老莱北郭，隐耕箕帚。教育生涯同偕老，幼吾及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浓厚。五百婴儿勤护念，众摇篮在需慈母。天作合，得佳偶。

就在当年香山慈幼院独有的“回家节”节日创办了！

这是香慈毕业生的节日，是香慈全校师生的节日！这是香山慈幼院历尽艰险，办学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同学们除了学习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这“家庭浓厚”的氛围中接受爱国、爱家思想的熏陶，自然植根于学生幼小的心灵！图3　1936年3月熊先生书鼎寿图并填词《金缕曲》贺止叟八十正庆（作品创作时间为笔者推断）

辽海归来久。记当年，同舟击楫，不堪回首。国破山河今犹在，城郭人民非旧。但我辈，亦难辞咎。一息尚存当益壮，誓余生，不辱炎黄胄！同慷慨，且呼酒。

精神矍铄幡溪（姜子牙垂钓的地方）叟。数生平，民歌召杜，治称刘寇。衣锦还乡荣闾里，遗爱犹闻老幼。问江左，谁居其右。力挽狂澜登祍席，更陈塘，谢埭辉先后。铭此鼎，祝君寿。

熊先生这首词，我最早见于辛亥革命百年名人书法拍卖专场报道资料。拍卖作品说明：创作年代暂无；作品收藏者郑逸梅；款识“止叟八十正庆写鼎寿图并赋此阕寿之即乞校正弟熊希龄”；拍卖公司为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笔者查手中收藏的熊希龄诗词著作，未见登载此词者。这首词是何时写的，写给谁的呢？

我用“止叟”为关键词搜索网页，查到相关资料，初步判断这位老人是民国时期的爱国人士韩国钧先生。

韩先生字紫石，晚号止叟，江苏海安人。1857年3月29日出生，1942年1月23日逝世，晚清举人，清末，官至吉林省民政使。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巡按使、省长、督军等职。

据熊希龄先生词作内容，对照韩国钧先生生平事迹，我认为止叟老人为韩国均先生应该不错。再韩国钧先生的出生年月，可以推断止叟老人八十正庆应在1936年3月。

熊希龄先生填词为止叟祝寿，不是一般的应酬唱和之作，而是饱含深情地表达了惺惺相惜之情。有资料记载，熊希龄和韩国钧在清朝末年曾同期在东北为官，辛亥革命后又回到内地。故词中有“辽海归来久。记当年，同舟击楫，不堪回首”之感慨。

联想到几十年后日寇猖獗，东北三省、热河沦陷，人民惨遭涂炭，国家衰败到这种地步，熊希龄虽然不满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但是仍然发出“但我辈，亦难辞咎”的自省之责！同时，与止叟互相勉励：“一息尚存当益壮，誓余生，不辱炎黄胄”！

熊希龄在下阕称赞止叟老当益壮，像当年辅佐周武王的姜太公，赞扬他口碑极佳，政绩显著，就如明朝政治家刘伯温和宋朝贤相寇准。辞官荣归故里后，居乡问政，为苏北民众做了不少有益之事，无人能及。止叟不遗余力参与水利，救灾赈济，造福桑梓，德寿双馨，因此熊希龄为兄长“铭此鼎，祝君寿”。

熊希龄填此词时已经68岁，韩国均80岁。这两位爱国老人，在其余生均实践了他们的誓言！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希龄为抗击日寇，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客死香江；止叟则拒任伪江苏省省长，写下“汉节倚天临北海，鲁戈挥日出虞渊”诗句，暗喻自己誓死驱逐日寇的爱国之心。终因日伪监视，忧愤成疾，殉国而亡。陈毅元帅叹其坚贞民族气节，称其是“民族抗战之楷模”。

熊希龄并非以一己之力抗击日寇，他教育激发香慈学子的爱国精神，动员家人和全校师生投入到抗战之中。在香山慈幼院的培养教育下和抗战热潮的感召下，许多香山慈幼院的学生奔赴延安，辗转重庆，加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用满腔热血和青春生命筑成钢铁长城，谱写了一幕幕壮丽诗篇。

曹亚范烈士就是香山慈幼院培养出来的爱国精英、抗日英雄。他是东北抗日联军高级指挥员，曾与杨靖宇将军并肩作战。在东北及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领导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周旋，围攻敌军据点，袭击“集团部落”，冲破敌人的多次“围剿”，给敌以巨大杀伤……曹亚范与战友留下了一幅幅英勇悲壮的战斗画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铁道部长、中顾委委员刘建章先生是香山慈幼院早期毕业生。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刘建章作为抗日老战士，第一位接受胡锦涛主席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此外，还有一大批像曹亚范、刘建章这样的国家栋梁之材都出自香慈爱国精神的最初培育，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他们是国家的脊梁！

1937年8月13日至1937年11月26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亡华的野心，谢晋元800国军将士奋勇拒敌，血洒疆场的事迹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抗战之决心。

其时，熊希龄与续弦夫人毛彦文正住在上海，住处离战场不到千米，随时都有被日军轰炸和流弹击中的可能，亲友们都劝他们离沪远避，他们却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熊希龄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卍字会会员，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之间，出入于硝烟流矢之中，从事救护工作三月有余，设临时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所，救治伤兵6千余人，收容难民2万余人，安置战区难民到安全区20余万人。

由于对日战事日蹙，熊希龄这位不屈的抗日老人不得不绕道香港，准备转广州，返长沙，主持香山慈幼院孤儿南迁，在西南筹办分校。谁知刚到香港不久，就受战事失利刺激太深，不幸猝发脑溢血，于1937年12月25日清晨6时撒手尘寰，享年仅69岁。

在逝世的前夜，熊希龄还向四处写信为抗日救亡筹款。其中有一封是计划把留在沦陷区的香山慈幼院学生护运到大后方，继续办学。

如今，熊希龄先生离开亲人、学生和战友已经70年了，他留下了丰厚而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体悟熊希龄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深厚内涵，对培养确立年青一代正确民族观，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有积极意义。

熊希龄先生是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者，面对列强对祖国的欺侮和凌辱，他义无反顾，绝不忍辱偷生，竭尽全力，誓死报国。然而他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与时俱进，绝不摒弃外国先进文化和经验，消化吸收，为我所用。

熊先生曾任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对国外发生的自然灾害，世界红卍字会也及时给予赈济。比如，1924年日本东京、横滨等地发生大地震，1927年日本关西发生的地震，193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地震灾害，中华总会都进行了赈济和救助。

如今，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中华民族正在崛起，建立世界命运共同体是和平发展的光明之路。我们也应该看到，奋进的航程不会风平浪静。面对国际强权的无理挑衅，我们绝不能以牺牲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人民权益为代价，去乞求和平，全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一个强大的祖国，去抵御、震慑外来的干涉，保卫我们和谐统一的祖国和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保卫我们和平小康的生活。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学习熊希龄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

熊希龄先生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精神自然流露在他的诗词中，熊希龄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根底，诗词歌赋成竹在胸，成语典故信手拈来；笔走龙蛇，驾轻就熟；抒发内心，游刃有余。然而其最可贵之处不仅表现在他的诗言志，更在于他的言行合一、实践躬行的完全彻底！

爱国情操是一种情感的自然萌动，爱国壮举是一种抛弃私欲的奉献！坚振爱国精神靠的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浩气！是拒绝一切利诱的慎独自省！我们歌颂熊希龄的爱国主义，就是要鞭笞那些满嘴爱国辞藻，实则却干着损害国家利益的人！特别是某些饱读诗书、谙熟法律、文过饰非、占据国家部门权力的人！这种人一旦得势，必定是民族的悲哀，人民的灾难！我们歌颂熊希龄的爱国主义，与当今弘扬和践行我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是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利于现今社会道德文化的再造！

熊希龄先生永垂不朽！他的精神和事迹不应被历史遗忘！笔者不揣文辞干涩，填《满江红·凤凰涅槃》一阕，以表对熊公崇敬缅怀之意。

甲午风云，卢沟月，山河呜咽。空疾首，肉躯烽火，几多英烈！折翼凤凰趋塞险，长城将士杀倭劣。弹雨飞，淞沪恤军民，豪杰血！

园丁梦，桃李结；家国志，寒窗雪。竞青春沃野，筑钢横铁！舍己救群生死已，毁家纾难身心竭。化心碑，铭赤子真情，香江别！浴血抗战，保卫冀南抗日根据地刘建章

1942至194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从1941年起，日伪敌人对冀南根据地实行连续扫荡，在根据地内侵占大的村镇，建碉堡，修公路，实行“格子网”战术，并大肆发展伪军，加紧对根据地的清剿。

面对敌人分割、封锁我根据地的严重情况，冀南军区下达命令，各分区以基干团三分之二的兵力，新四、七、八旅各以三分之一兵力挺进敌占区，分散活动，以班排组成小部队，逐步深入敌“格子网”内，辗转游击，打击敌人。

冀南行署根据冀南区党委“关于冀南严重形势与反扫荡准备”的指示，首先从思想上整顿党的作风，更加深入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一起讨论政治形势，充分认识冀南面临的严重局势，坚定抗日胜利的信心，忍受暂时的困难；同时，下大力气，抓好民兵工作。在冀南，35岁以下的男女青年几乎都编入了基干民兵，还建立了妇女武装和儿童团。冀南这个全民皆兵的汪洋大海，长时期地、有力地抗击困扰着敌人，消耗着敌人的有生力量。

我们也都换了便装，行署机关只留少数几位领导带领精干武装，经常出现在各区县群众面前，其他领导则隐蔽在群众当中，实行分片领导。

对敌斗争的策略和形式也有很大的变化，我们采取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政治攻势与武装袭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群众性的除奸反特活动和瓦解敌伪军的工作；同时，组建武工队，实行“黑红点”功罪簿的宣传控制。

所谓“红黑点”，就是把日伪人员的名单用大字报写出来，贴在村头和乡镇街道旁，凡做一件好事的就划上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的就划上一个黑点。日伪汉奸就怕点他的黑点，他们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这种办法对分化汉奸队伍，惩治坏人起到很大作用。这是一种很好的斗争方法，便于我们集中力量，打击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

在斗争中，武工队还创造了很多打击敌人的方法。如在距离敌人控制较远的老区各村，挖了地洞或地道，地面上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沟，改变了村形，堵街口，开暗门，户户相通。这既利于平原游击，又便于群众安全转移。

总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冀南人民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反清剿、反封锁、反奸特的生死斗争，在严峻的战争锻炼和考验面前，涌现出无数的动人事迹。那些机智勇敢杀敌立功的民族英雄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一时期，偏偏祸不单行，冀南又遭受了自然灾害的袭击。1941年至1942年6月间，冀南一带雨水很少，旱情严重，不少地区种不上庄稼，尔后又闹水灾，还有蝗灾，人民生活异常困难。

我们一面带领群众夜以继日地同日本侵略者斗争，一面发动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从事生产劳动，大力组织互助，开展度荒运动。那时候，一切为了抗战胜利，党群之间、军民之间形成须臾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

正当冀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敌救灾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对我华北根据地作了合围扫荡的部署，他们首先拿冀南根据地开刀。1942年他们在冀南连续制造了“四·二九”、“六·一一”、“九·一二”和“十一·七”四起铁壁合围大扫荡。

但是，我们最终都胜利地突出重围，敌人并没有达到聚歼我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的目的。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如何生存呢？当时只有两个办法：即上靠党的领导，下靠人民群众的支持。

我们利用“灯下黑”这个浅显的道理，将冀南银行的金库隐蔽在敌占区敌人眼皮底下的村庄里，保证金库安然无恙。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尽管日寇一再强化治安，但中国老百姓的心是相通的，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医院的伤病员和抗日小学的学生，遇到敌人前来扫荡，便分散在老乡家里，学生们装扮成老乡的子女，伤病员隐蔽在人民群众汪洋大海之中，干部和工作人员则跳到敌占区，由老百姓掩护。尤其是伤病员转移和医治完全靠人民群众的保护，我们专署有个医院，只有院长和医生，没有病房和医疗室，伤病员都是安放在各村各户，医生骑着自行车或毛驴到各村各户给伤病员治病，病房也是移动的，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就搬到那个村，今天在李家，明天可能转到张家。完全靠群众来掩护。我治伤8个月，就转移4个县，数十个村庄。群众像亲人一样把我掩护起来，真正体现了鱼水关系。

就是在敌人据点里，兴办的小学也是上三种课本，一是千字文，百家姓之类；二是日伪课本；三是抗日课本。敌人督课，就上一二种课本，敌人不在，就上抗日课本。抗日课本是油印的，敌人两眼一摸黑，根本无法发现我们。冀南行署有一所干部学校，校长是任仲夷同志，他负责培训行署管辖内的县级干部。办学方式也是游击式，学员每人一杆枪、两枚手榴弹。敌人来了能躲就躲，躲不开就打。宣传队平时为老百姓演戏唱歌，文艺宣传，敌人来了就转移到其他地区。总而言之，党领导的民族抗日战争，处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

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对冀南的严重形势非常关心，对冀南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予高度赞评，多次给予重要指示。5月初，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指示我们要提高信心和勇气，充分认识形势的严重性和斗争的残酷性、长期性。6月下旬，北方局也指示：冀南正处在严重危险之中，要求我们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克服悲观情绪，提高斗争勇气，坚持抗战，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存亡。

冀南区党委认真贯彻这些重要指示。面对艰难的斗争形势，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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