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义忠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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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义忠谈艺录(套装共三册)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阮义忠谈艺录（套装共三册）作者：阮义忠责任编辑：陈飞雪；邹滢关注微博：@数字译文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联系我们：hi@shtph.com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合作电话：021-53594508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版权信息书名：想见 看见 听见（阮义忠谈艺录I）作者：阮义忠责任编辑：陈飞雪；邹滢关注微博：@数字译文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联系我们：hi@shtph.com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合作电话：021-53594508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总序 在人生的起跑点上阮义忠
人生七十才开始，没想到我也将抵达这个起跑点了。我很幸运，在离开老家宜兰近半个世纪后，因举行《回家的路上》摄影展而真正重返故乡。市公所提供了由旧公寓翻修的文创空间，让我当工作室，但我想想觉得太可惜。工作室只能由我一人独享，若是将它转化为展示空间，把我几十年来累积的大量照片逐步整理出来，就能变成一档档展览，述说一个个故事。
于是我开始一有空就进暗房放照片。工序单调而重复，可是，隐藏于银盐粒子里的那些负像，在安全灯下透过放大机于相纸上曝光，浸入显影液中，从无到有地浮现出影像时，总会让我百感交集。往事历历在目，就连现场给我的感动也鲜明如初。
摄影的魅力就在于它像时空胶囊，不但把一个年代的氛围封存起来，还紧紧系住了镜头前后的人的关系，让我仿佛又回到了按快门的当下，自起跑点往后倒退了不知有多远。站在起跑点就是准备要往前冲刺，离起跑点越远就越轻松、越没负担；看事物的心境不同，一切新鲜有趣，就像刚学会一种新游戏。
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以我为名的阮义忠台湾故事馆推出了第一个展览。原本打算只展自己的作品，但转念一想，若是以双个展的形式，与台湾文学、绘画、建筑、科学、考古等不同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跨界对话，岂不是更有意思；一来向前辈致敬，二来透过作品对话，激荡出新的火花。
第一档找了做什么像什么的全才黄春明，除了写小说，他还创作撕画、组织儿童剧团。我当年在《雄狮美术》撰写“摄影美学七问”专栏，和黄春明对谈，希望用他拍的照片配图，在他的一袋三十五毫米底片中挑出三卷。虽然后来只刊登了两张，但我知道，其他影像也十分精彩，呈现了台湾的乡土生活。于是，我以《黄春明的三卷底片》和自己的《有名人物无名氏》对话，结果非常成功。
之后，我找了蒋勋。他在池上养病期间，每天面对着东台湾最美的风景，用随身携带的手机记录节气变化的光影，表现倾听天籁的心声。第二档展览就是蒋勋的《池上日记》与我的《花东纵走一九七九》。接下来，传统建筑研究专家李乾朗的《古迹图影》精笔勾画出的剖面图，让我们不仅看到古迹的外貌，还见识了一个躯体的骨骼与血管。我则呈现自己所拍的台湾著名古迹、被九·二一大地震摧毁前的雾峰莱园，当时这个南方园林还有人生活于其中……
每年推出春、夏、秋、冬四个展览，虽然至今只呈现了七档，但未来四五年的展览我都已经有了想法。策划这些展览让我体悟到，任何人、事、物，无论属于多么久远的年代，只要还有人能与之对话，他（它）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活过来。试想，这些展览若是十年后再度推出，对下个世代的人来说，不就又是新的！有些东西很快就会被时间淘汰，有些东西却会随着光阴流转越发醇厚芬芳，散发出更璀璨的光彩。
我闲不住，这辈子除了拍过很多照片，写过的文字也不少，有些连自己都忘了。承蒙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美意，将《想见 看见 听见》、《摄影美学七问》、《未完成的梦》函装成《阮义忠谈艺录》，对我来说，这是一份极有意义的生日礼物。是的，二〇二〇年七月我就七十岁了，正式踏上生命的起跑点。
在这一年，我首先要把四十年来发表过的十个摄影主题——《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有名人物无名氏》、《回家的路上》、《恒持刹那》——重新印制，函装成《台湾影像史册：阮义忠经典摄影集》，送给精挑细选出的七十家台湾图书馆。其次，就是把我的插画编辑出书。
台湾故事馆二〇二〇年七月开展的那一档内容也已构想好了——不展我的照片，而是呈现半个世纪前，刚从高中毕业的我，在《幼狮文艺》工作时所发表的数量惊人的插画。跟我对话的是已往生的前辈画家席德进。他是最早肯定我的人，曾在台湾早年十分重要的学术刊物《大学》为文嘉许我——《心灵的独白：阮义忠的线画》。而我也曾应席先生之邀，在他举办展览时，于《幼狮文艺》发表文章——《人与自然的重新结合：论席德进的画》。
为了尽量收齐数据，我到几家单位的藏书库中，翻遍那些泛黄的旧杂志，把旧作一一拷贝下来。这才发现，我不止插画多，还写过已被自己忘得一干二净的文章，如《现代艺术的困境》、《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为〈交响曲欣赏解说全集〉配图的心得》、《从柏拉图〈飨宴〉中一段文字的三种中译看“美的观念”的发展情形》，以及《绘画书简》四篇。在编辑画册时，将这些文字加入，就会使原本全是插图、稍显零碎的内容变得有骨有肉，整本册子除了可看性之外，还有可读性。书名当然也想好了，就叫“心灵的独白：我的插画时光”。
这些陈年旧事和甚至已从记忆中消失的作品，如今看来依旧新鲜有趣，相信旁人看了也会有同感。有时，老东西也可以非常当代啊！
真没想到，居然会越老越忙，最近待在暗房的时间，多到连自己都吃惊。在台北的日子，每天吃过晚餐不久便准备上床睡觉，第二天清晨两三点起床，喝个咖啡，四点准时进暗房。有时觉得，我可能是现今地球上进暗房时间最多的人了，因为没人有这种需要；尤其是摄影已进入数码时代，绝大部分的人已不再使用胶卷，相纸、药水等耗材也越来越难买，而且几乎每季都在涨价。像我这样固执、愚蠢而又孜孜不倦地把影像从档案中挖掘出来、一再放大的人，大概绝无仅有了。
有学生好奇地问：“老师，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大的热情进暗房？”我不禁笑了：“每次看到影像从无到有浮现出来，都觉得那是生命诞生的过程，这是多么珍贵的感动，怎么会累呢？”
照片经常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放大，文章倒是不会重复誊写，顶多重新编排设计。《阮义忠谈艺录》函装的三本书正是重编，除了由雅昌印刷精修所有的一百多张图片，开本、封面设计、版型都重新来过。虽然目前只看到平面设计，我已能想象它上市的样子了。
非常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陈飞雪和邹滢，提前为我准备了这么好的七十岁生日礼物。二〇一九年七月于台北序：见或不见
从小我的作文成绩就不好，长大了对写文章也没信心。倒是画画一直被夸奖，后来拍照也得了些掌声。我对图像的掌握能力远胜过文字，这跟我的成长背景与环境有关。祖父是镇上有名的细雕木作师傅，在我还不会走路，于木料刨花堆里爬的时候，日日所见的就是神案上的龙凤木雕、考究家具上的花卉禽鸟。长大些，堂兄弟们在玩捉迷藏、官兵捉强盗时，我最爱的却是用砖头、木炭在晒谷埕画东画西，让大人十分头痛。
上了学，有了笔，课本、作业簿的空白处都是我的涂鸦。爸爸妈妈一看就摇头，认为我不好好念书，只会鬼画符。如果说，我的画画爱好曾受过什么鼓励的话，那就是每当家人生病久久不好，必须举行去邪、路祭时，就会由我负责用冥纸为扎好的稻草人画张脸。大人小孩都说：“阿钉仔画得好像啊！”
我所看到的世界充满线条、比例、秩序、构图，却找不到形容它们的词句；没想到这个毛病竟成为我日后的写作风格。对我来说，大多数的表达方法似乎不太适用，总觉得那不是我所见到的，也不是我想传达的重点。对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一向特别敏感，对同一件东西在不同时间的存在状态我总是特别感兴趣，但在意的焦点往往说得不够清楚，让别人觉得我叙述事情太跳跃；这是我的缺点。可是，我有办法抓住稍纵即逝的一线灵光，当我把这个长处与摄影结合为图文书时，竟引起我没有料到的热烈回响。
这本书以文为重，图反而为副，在某个方面来说，可说是我众多出版物中的第一本随笔集。会把书取名为《想见 看见 听见》，是因为我特别注重“见”。我认为那不只是视觉，而是一种触感。它是具体的，会反弹、有温度、有形状、有量体，是一种几乎等于烙印的存在。若是“想”“看”“听”而没有“见”，就等于生命不曾与外在有过接触。真正的“见”来自生活本身，而不是阅读他人的经验。我的文章若是有一点点特别，大概就是因为文字与生活共频率；因此我将这本书的二十二篇文章分成这样三辑。
书中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一九八五年，最近的一篇刚脱稿。让我感激的对象很多：台湾的《联合报》副刊及《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几乎每次收到稿子都会以我不敢妄想的慷慨篇幅刊登；台湾九歌出版社好几次把我的文章选入年度最佳散文选。大陆的《生活月刊》更是不但跟我邀稿，还将我拉入编辑顾问团，一有合适题材就催促我写稿；近年来写的一些稿子都是在这本令人尊敬的刊物首发。其他文章多半是当年开摄影展时赶出来的，事隔三十年重看，有点脸红，幸好内人袁瑶瑶帮我精简润饰。我还要特别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陈飞雪女士致谢，因为她完全尊重我在本书结构与配图上的决定。
感恩大家！二〇一三年三月卷一 想见爱哭的童年
很少回忆儿时的情景，因为我的童年仿佛没有欢乐可言。一想到我就会赶紧打住，让思绪转个方向，免得碰触到无所不在的隐痛。
大概是这个缘故吧，日子久了，我竟变得有往事健忘症，留在记忆中的孩提事情，每一桩都只是残缺片段，连不成一则稍微完整的情节。印象最强的反倒是结局；留在记忆中的那些经验无论是怎么开始和发展的，最后都是不愉快地收场。因此，我大半只记得伤痛，而忘却其他枝节了。
在我童年的那个年头，台湾的经济还是很差的，乡下人只有靠极为认命的勤奋和节俭，才能勉强养家。继承祖业木匠的父亲有九个小孩要养，把所有体力和精力都投在刨刀、凿子、铁锤和一批批木材堆里；唯有如此，才扛得住沉重的生活担子。
他那一日日弯驼的背、一日日衰老的容颜、一日日稀少的头发，始终就不曾给过孩子们慈祥亲切的感觉。他很少开口说话，也很少对我们展开笑容。孩子和他的沟通都透过母亲传达，甚至连他在生气，也都是妈妈咬着我们的耳根：“你爸要处罚你了！”我们才知道。
父亲的木讷和严厉，使家里笼罩着一层高压的气氛，每个孩子在家里都无法把自己的感情倾吐出来，彼此很少沟通，大家都是闷着地一日日长大起来。而我，是家中性情最烈的，不像兄弟姊妹那般，以温驯听命的态度来尽子女的本分。我会表示不满、抗议，甚至以逃学、离家出走来抗拒自己的不幸命运。
不过，在我有胆量和能力搞革命前，也就是幼儿到学前阶段，我只有以每个人都有的本能—哭，来表示抗议。
我的爱哭是极为出名的，连附近邻居都怕了我。我动不动就哭，而且只要嗓门一开，就没有人劝得了，只有在我哭够了，觉得已经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时，才会甘愿地打住。而那时，我通常是筋疲力尽，喉咙都哭哑失声，就地一瘫就累极睡倒了。
在那些无理取闹的哭阵中，我那已经被扫把竹条鞭笞过的手和腿，会再加上很多条伤痕。但不论父母怎么吓我，或再加打几顿，我都不会妥协，继续哭，哭到大人们束手无策，反而会担心我哭伤了。那时，妈妈或者祖母会塞些我平常最喜欢吃的糖果或想了很久的一支蜡笔，希望我收住哭声。尽管这些东西都得存上一两个礼拜的零用钱才买得起，但我都会把它们扔得远远的。我记得，自己那时的脾气真是人鬼都怕。
我的爱哭，被亲戚们认为是极没出息的表现；叔伯在教训堂兄弟姊妹们时，都会引我的例子为戒：“像阿忠那款，你一世人就完了！”
然而，在小小的那个年纪，我却一点也不以自己的臭名为辱，还很得意地认为：唯独我有能力搞得大家都头痛。阮氏全家福，前排左一为八岁时的阮义忠，1958一场难忘的哭的经历，让我告别了童年的某个阶段。之后，我就再也不哭了，改用其他反叛方式，在一日日的不顺遂中逐渐长大。
那种哭，是需要极大技巧和毅力的，动不动就长达两三小时，除了身体消受不了，有时还会惹来没人理的惨况。大人斗不过、哄不住，也就不再吓唬或施小惠了。于是，我往往会落得既可怜又可笑，独自在角落里，从轰轰烈烈的嚎啕变成有气无力的呜咽。想想不甘心，鼓起精神再来一场声势更壮大的，好证明自己没被打败。
我把每一场哭都当成突击战，一怨怒就向家人放冷箭。然而，有一天，我再也不想哭了，其中缘故，正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壮烈长哭。
为什么而哭倒是忘了，只记得自己没阖眼地哭到天亮。从傍晚开始，我就往地上一坐，拒吃晚饭、拉开嗓门。妈妈在全家大小都下了饭桌之后，把我的碗筷留着，将剩菜拨到另一只小碗里，无可奈何地向靠在门坎旁的我说：“哭饿了，就自己来吃吧！”
夜色急遽地冷清而深沉，家里大小一个个洗过澡，准备上床睡觉了。每个人从我身边走过，都得把脚抬高一点，以免被我绊倒。
爸爸盯着我，摇摇头，叹了一口极为失望的气，丢下一句：“现世（丢脸）！”姊姊用脚尖碰碰我，使眼色叫我作罢；妹妹踮着脚跟，怕惹火了我遭殃；两位哥哥则见怪不怪，从我身上一跨而过；弟弟们有的不明就里，有的对我做鬼脸。
我依旧哭我的，不顾一切。不多久，寝室的鼾声开始响起；月亮渐高，映在地上的窗框影子，由斜长逐渐缩短。餐桌上的我那份饭菜终于隐没在黑暗中。
外面的猫叫、犬吠断断续续地传来，终至寂静，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我几近虚脱、如游丝般的喘息。我隐约地体会到，没什么人、什么事会被我的哭声打败；这场仗彻头彻尾是我在和自己拼斗。
半夜，妈妈起床来劝我上床，几乎已败阵的我却仍然坚持着不投降。妈妈莫可奈何，怜爱地在我手中塞了一个硬币。我已无力和以往一样把它扔远，只是不愿接住地任它滑出手掌，硬币滚在泥地上，没有半点声音。
妈妈回床上去了，留下我生气地盯着眼前的硬币。在漆黑的角落，铜板稍稍反光。两毛钱就想让我妥协？我哭不出来，仿佛最后一点的自尊都被击溃了。
天际渐渐露白，硬币上的花纹越来越清楚，我终于知道，那是一枚刚发行的一元新钱，大小与两毛硬币相仿。以我当时一周一毛的零用钱，得十个星期才存得起来！
这样的下场，真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破碎的尊严已恢复，我的哭终于使家人付出了大代价。可是，我竟然扔走了一块钱！虽然那一块钱依旧躺在地上，但我已经不能去拿了。起先拿或不拿都还有尊严可言，但拒绝之后再拿，岂不连立场都没？对不能享用那一大笔财富，我几乎后悔了整个童年。
这一场难忘的哭的经历，让我告别了童年的某个阶段。之后，我就再也不哭了，改用其他反叛方式，在一日日的不顺遂中逐渐长大。写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回家的方向《潜水钟与蝴蝶》的作者在成为渐冻人之后，依旧完成了这部令人动容的回忆录。他靠的是用眼皮一眨一眨，指示助理拼出字母；虽然失去了一切，却没万念俱灰，因为他的躯壳里还存着记忆与想象。正是这两点，使他依然能创作、启发人；对所有创作者而言，没有这两样，就什么都没了。
我的想象力一向不丰富，记忆力也不是很好；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总是有点鼻酸，因为从小就自认不被了解，父母总是限制我做这做那，吓止我的想象，要求我认命接受大家遵循的生活规范。我很少被鼓励，如果说有，全都来自慈祥的祖母与和蔼的外祖母。
祖母与外祖母是亲戚，都姓蓝，均来自头城外海十公里处的龟山岛，是随吴沙从唐山漂洋渡海来台的移民子孙。祖父在我刚懂事不久就离开了人间，因此阮家的一切都由祖母掌管；除了大伯迁到礁溪自立门户，二伯因入赘而为家族不容，其他五位叔伯，包括我爸爸在内都共住一个大院，没有分家。祖母非常有威严，不必发号施令，所有人就对她恭恭敬敬、顺顺从从；看到孙子却总是笑逐颜开。
祖母的命非常好，曾经弥留两次，大家准备好后事，连灵堂都搭了，她又回神过来。第三次，大家半信半疑地又等了一两天，才敢像办喜事那样举行了丧礼。她最喜欢入睡前叫孙儿辈捶腿，总说好好捶就有赏。有时是人家送的苹果、梨子，有时是月饼、糕点。在早年，这些东西都是很昂贵的，她经常舍不得吃，到最后都快坏了。也因为如此，我们尝到的水果、甜品都不很新鲜，那种将坏未坏的味道，我现在还记得。除了吃的，她还会给点零用钱。不晓得为什么，她特别喜欢我来捶，大概看出我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更需要这些额外的犒赏。让我讶异的是，她还有乡下人罕见的开放思想。
我们那保守到可怕的乡下，向来视自由恋爱为异端奇行；但读高中时，祖母却鼓励我去追求一位父亲为医师的女同学。她虽目不识丁，记性却特别好，镇上的大小事情都了然于胸。左右邻居七嘴八舌话是非时，她总用朗朗笑声化解一切尴尬与不快。大家常说我是令人头痛的怪小孩，可是在记忆当中，祖母却总是夸我好宝宝。光是这一点，就足够帮我度过难熬的童年，让我把儿童期的受伤经验化为日后的创作泉源。
她的名字好听，是单字一个“凤”；她的人好看，只要想到她，一个几近完美的形象就会浮在我的脑海里。所有的苦仿佛都跟她无关似的，因为她自有办法将人生的不顺遂消化。大家说到她，都会赞叹：“她太有福气了，没几个人能像她这样！”不管什么年头，日子如何难熬，祖母总是心满意足地过着每一天；走了以后，也依然留在每个人的心坎里。
外婆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一想到她，就会忆起她往生的那天。读小学的我从学校放学回家，一进屋，木工学徒就对我诡异地笑着：“你外婆荡秋千去啰！”我一头雾水，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我认识的外婆总是在工作，手上的活儿从没停过，怎么可能去玩小孩的荡秋千？再往里走，屋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所有人都跑到镇郊外的拔雅里外婆家去了。
外公去世得早，外婆跟舅舅们守着几亩薄田，镇日忙个不停，收成却还不够还债。平时勉强过得去，可绝不能有人生病；他们会欠债，就是因为外公长年卧病。然而舅舅犯了甲状腺肿大，必须时常找郎中抓药，妈妈虽然时常暗地支助娘家，但也没能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些。得知自己患了没法治的癌症，外婆在最短时间内上吊自杀，以免成为家里的负担。每每想到，她就连多一天的担子也不愿意让别人扛，我就难过得想哭。
由于不懂避孕，妈妈每两年就会生一个小孩，根本来不及照顾；因此，每个小孩几乎都有一段时间被送到外婆家。我又是最常去住的，只要一捅娄子，大人就把我往拔雅里送。那真是我所认识的最苦的人家了，餐桌上少有荤食，多半是腌得死咸的酱瓜、豆腐乳，还有蔬菜、地瓜。猪是养来卖的，鸡鸭是过年过节祭祖用的；所有食物都自家生产，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茅房里连草纸都没，得用竹片揩屁股，小孩皮嫩，常被刮伤。我总认为自己是苦命乡下人，到了外婆家，却变成表兄弟心目中的幸福镇上人。宜兰县礁溪乡，1976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回家的方向。
从认识，他们就是连电灯也没，天黑沉沉的才点上蜡烛。为了惜火，大家都得早早睡觉。夜里偎在外婆的怀里入睡，我才知道，他们的被窝比家里的还硬、还重、还不暖。日子这么苦，却不曾看过外婆愁眉苦脸，虽然很少开怀，脸上却总总显得信心十足，仿佛确信下一季的收成会比这一季足，明年的冬天会比今年暖。记得小时候拿过的零用钱，面额最大的，还是外婆给的。以所得与付出的比例来说，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慷慨的人。
日子这么苦，外婆还是栽培出了争气的儿女。一位舅舅在台北餐饮界闯出了字号，一位阿姨也终于读到商专毕业，在大公司当会计时，嫁给了本省第一代企业家的儿子。可是，外婆却已享受不到他们的成就。
以我的理解，外婆其实是最棒的母亲、最好的老师，虽然不识字，却有很好的洞察力，经常告诉我：“阿忠啊，人家不喜欢你，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只要你认真努力，将来一定出头天，会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有出息！”而我却总以为她是在哄小孩。
外婆晓得我在偷偷喜欢一位同班同学。那位女同学的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叫黄栖凤。有一次要从外婆那儿回家时，她塞了两个柚子给我：“拿去请栖凤吃！”我不知道该怎么请，大哥强忍笑意，叫我照他的法子：“你就站在她家门口朝里面喊：‘栖凤，这两个柚子给你，我要找你去散步！’”
我在街对面的黄家门前守候了不知几小时，隔一会儿就照着叫一遍，也不知道栖凤早就羞得从她家后门不知逃往何方了。这件事让我懊恼了很久，因为话一传开，整个镇上的人都说我年纪虽小，却色胆包天。
祖母与外婆的豪爽大方，同样反映在龟山岛的亲戚身上。有位龟山阿舅打鱼为生，每回出海捕鱼，在镇郊的大里渔港靠岸后，便会到街上采办日用品；经过我们家，总会送来当次鱼获中最贵重的生猛海鲜。龙虾或石斑鱼等珍馐，就连有钱人家也只能点缀着买，我们家却经常吃得到。把最好的东西送人—这是罕见的美德，却也是龟山岛民的天性。
龟山岛海拔四百米，面积仅2.84平方公里，曾为头城的一个里，居民最多曾达千余人。我的老祖先在清朝咸丰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的农历十二月间，由福建乘着“顺天号”货船扬帆出发，满载着南货，准备在鸡笼（基隆的古名）靠岸销售，没想到一阵强劲北风使航向发生偏差，让他们误把龟山岛当成鸡笼屿。登陆后发现邻近海域鱼量甚丰，一批生意人兴起改业之心，回家将家小接来垦荒定居。
首批移居龟山岛的有七户，祖母、外祖母正是他们的后代。岛上女子纷纷嫁来头城，龟山岛的人迹就日日渐稀了。一九七五年，岛上从鼎盛时期的百户人家衰减到只剩三十余户；岛民们于农历六月十五妈祖诞辰那天举行过一年一度的大拜拜，便尽数迁往对岸的大溪港。龟山岛从此被列为管制区，直到近年才开放生态研究与观光。
我是家族中极少看过龟山岛祖宅的人，读初中时曾去过一趟。当时外人造访相当不便，申请手续几乎像出国那么难。光是户政事务所、警备司令部就能搞得乡下人头昏脑涨。岛上还没电力供应，村落饮水是用抽水机从地底深处打出来的，半咸半淡。山壁陡峭达五十度角，因此住户都在西南边的一个小山坳里密集挨靠；居住环境之差，台湾本岛没几个角落比得上。而我的祖先就是在这里生长的，我的血液也有这种半咸半淡的水分。
岛上什么都没，树长不高，人也没地方去，所有住家围绕着一口小池塘，像被囚禁起来一样。然而，岛民却有头城镇民罕见的大气度，既开朗又热情，把每位访客都奉为上宾。在岛上过夜的那晚，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种从未听过的声音周而复始、永不止息地往耳中灌。原来，龟尾巴就是条长长的浅滩，上面尽是经年累月被海涛冲洗的卵石，颗颗都是无瑕的滚圆。浪来，它们就咕噜咕噜地上岸，浪退，它们又咕噜咕噜地下海。
在兰阳平原的任何角落都可看到龟山岛，虽然踏上那块不毛之地的人少之又少，它却成了宜兰的象征与地标，“龟山朝日”还是兰阳八景之首。似乎可望而不可即才会成为梦乡，才能孕育梦想。年岁渐长，我终于明白祖母与外婆为何那样豁达。她们都是有梦的人，总替未来赋予希望；而我的双亲却从不敢做梦，因为他们太脚踏实地了，从不幻想，只求将眼前的每件事做好。
想到父亲就会忆及，有阵子我整天闹着要去龟山岛。为了打消我的念头，他仿佛变了个人似的，竟然没有命令，而是利诱：“如果你不去龟山岛，我就给你一只手表。”那是我生平的第一只手表。父亲是怕我渡海发生危险；在他那不苟言笑的威严背后，其实是慈爱。但我也没就此罢休，过了一阵又卷土重来，两年后，终于在龟山阿舅的强力担保下得以成行。
当我在台北闯出名号后，有天难得返乡。那时，家中已有兄嫂们打点，父亲已退休，经常在镇上小庙帮忙，忙得十分快乐。母亲大半辈子绕着家务转，没什么人际关系，闲下来反而发慌。
那天，母亲倚在门旁，出神地望向北方马路的尽头，见我靠近，好像感触很多：“要是我识字、能看报纸，该有多好，日子就不会这么无聊了！”这辈子和母亲难得对话，那天也就多聊了几句。她说：“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懂，却把九个孩子都一个一个平安带大了！”我说：“我们兄弟姊妹还真是幸运，爸妈为了把我们喂饱，时时刻刻都在忙，也没时间管教，我们却没一个变坏！”
没想到，这句话却让母亲霎时之间泪流满面……我在她身边站了许久，除了深深自责，也不知怎么安慰才好；突然之间想到，上小学的第一天，母亲正是站在这个位置对我说：“爸爸妈妈都在忙，没办法陪你去学校。你站在这里等，看到背书包的学生经过，就跟在后面走。要记得，往右边走的才是去小学，往左边走的是要去中学，不要跟错了喔！”没鞋穿，脚丫被尖凸的碎石扎得好痛！太阳愈来愈大，石头愈来愈烫，只有尽量往冒出来的杂草踩；边走边跳，学校仿佛永远到不了。右边正是北方—日后我长大离家而去的方向。
离开家乡的几十年间，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参加广东美术馆为我举办的回顾展“阮义忠·转折点：一个时代，一本杂志，一个人”开幕典礼后，我回到老家，在一个观光饭店举行了一场小型个展。在剧变的台湾，宜兰县被认为是最有规划、最能保存本土特色，又没有工业污染的县份，如今俨然成了台湾的著名旅游区。
然而，故乡已面目全非，变得让我不敢相认。这么多年来，我搬过好几次家，明白家与故乡都会变，不变的只有童年的记忆。这次展览，我特别挑了一张三十年前返乡所拍的照片当海报与邀请卡。画面是一个戴着斗笠、穿着汗衫短裤、光着脚丫的小男孩，顶着烈日，走在一条碎石子路上。
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回家的方向。写于二〇一〇年北埔十三巡第一巡 伤口
北埔村民对我这位常去的外客已经不感到陌生了；不过，第一次造访时，我可是对他们造成莫大干扰。无论愿不愿意，都会不期然地被我的相机扫描到；等到察觉，才发现自己已被摄入镜头。
对保守的北埔老人来说，连在街头走路都是一种隐私。他们完全依照自己的体能状况来行动，驼背的不会硬打直身躯，瘸腿的只靠挥摆关节来举步，年迈但还硬朗的，就一步步都能滑出徐稳的步履，仿佛连空气都不会扇动一下。每个人在冷清的街道巷弄中，就如同在自家后院踱步，一举一动都毫不设防，而我就像一个入侵者，把这个小城的一切都打乱了。
一九八〇年的秋末，我在一个有如盛夏的大热天首度来到这里。烈日当空下的北埔无所遁形，就像个皱纹满脸的老妇，被阳光强调了岁月的刻痕，只透露了生活的艰辛，不见人间的温馨。
那天的冲击历历在目；尤其是当我守在一个角落里，等候着行人走入镜头时，几位一直在老远打量我的小孩突然转身奔跑，一路嚷着：“匪谍在那里拍照！”
那时我才了解，自己的行径在村人的眼光里是那么见不得人。
吃过午饭，我被艳日晒得昏昏欲睡，到北埔市集的中心点—慈天宫，倚着石狮子，坐在地上打盹。才眯眼不久，就被两位警员叫醒，劈头就问：“有人来所里报告，说你在街上四处拍照，到底拍来干什么？”
我很难解释，相机对我来说已经是另一双眼睛，有时很自然地就会对迎面而来的人善意地使个眼色打招呼。不同的是，这个招呼还必须要调整焦距和按快门。十多年来，摄影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和外在世界的沟通管道、与现实之间的交谈方式，但我没把握能让他们了解，只能用最简单的言语答辩：“我是记者，来介绍北埔这个地方让外界知道。”他们的反应也很简单，却是疑虑更重：“北埔又不是什么名胜古迹，有什么值得介绍的？”
什么才是值得介绍的？什么才值得我按下快门？我无法用“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古迹，只要能感动人的人、事、物，就都值得介绍给别人知道”这样的说辞来回答盘问，最后只有扛出连自己都觉得脸红的大帽子，用“报道政府辅导小区步向繁荣大道”等理由搪塞。
我觉得自己无心打击了部分的北埔村民，而他们也以十分严厉的方式反击了我；彼此就在伤口日渐痊愈的过程中深交起来。我不但没被第一次的惨痛经验吓坏，五年来还总共造访了十三次。现在我去北埔，最常听到的话是“你又来了”，而不是“匪谍在拍照”了！第十二巡 明白
北埔四面环山，位于新竹县东南隅，东邻竹东镇，西连峨嵋乡，北与宝山接壤，南至五指山与五峰乡毗连，西南与苗栗县南庄邻近，面积五十六平方公里，人口仅一万一千多。本岛自光复以来人口骤增，北埔却反而整整少掉近三千人，人口外流相当严重。除了极少数生意人是从外地来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世居的客家人。
一般人对北埔的印象就是盆地中那一小撮密集住宅区，而这里也正是大隘（北埔旧名）的开拓据点，如今依旧保留着早年市集的风貌。对外交通的唯一路线是由竹东前来，通往峨嵋、三湾、大湖、卓兰到东势的“三号道路”，只在市集外围通过。交通不便并没打扰到北埔的发展步调，因为它不像邻近村落，明显受外来因素而改变，只会依自身需要作缓慢的内部调整。等到觉察改变，已是时隔多日，成了历史。市集中心点的天水堂和慈天宫就是如此。
天水堂建于清道光十二年（公元一八三二年），是北埔开拓功臣姜秀銮与其后代抗日先烈姜绍祖的故居，早年整个北埔村尽是姜家一族的产业，光复后顺应土地政策，才“放村归佃”。姜家一百五十多年来的盛衰，不折不扣就是北埔乡一个半世纪的沧桑。北埔金广福，1982一九八〇年的秋末，我在一个有如盛夏的大热天首度来到这里。烈日当空下的北埔无所遁形，就像个皱纹满脸的老妇，被阳光强调了岁月的刻痕。那天的冲击历历在目；尤其是当我守在一个角落里，等候着行人走入镜头时，几位一直在老远打量我的小孩突然转身奔跑，一路嚷着：“匪谍在那里拍照！”北埔慈安宫，1983当一位由庙里走出来看戏的老头儿，对着我的“相机招呼”方式说了声“安童哥”时，我刹那之间明白了他们对我的看法，整个人就此释然！
今天的天水堂已是台湾二级古迹，保留得相当完好，除了屋瓦、栋梁、窗匾的颜色褪尽，整落古厝的外貌与一个世纪前无异。这五年，我每次来北埔都会特别绕进去走一圈。它始终是那个模样—围墙大门敞着，正厅的前门开着，好像是个可任意出入的公共场所，事实上，姜家后代还在里面住着，只是很难遇见。时隔五年，只有正厅墙上的一只老式吊钟、两只垂下来的八角形灯笼不见了，地址门牌下的户长名却从“姜振铎”换成了“姜烘楷”。是故人已去，还是地产易主了？看来永远不会变的北埔，还是有些事情在改变着！
记得第一次造访时，我问一位姜家的媳妇，族业这么庞大，怎么没几个人住守？她回答，族人之繁，连她也记不清正确人数；不过每年大年初一，除了定居海外的不能回来团聚，所有人都会聚集在厅前拍大合照：“整个院子都挤得满满的，还要退到围墙外，透过门洞才能把所有人都拍在一起！”
次年的大年初一，我首度不回宜兰乡下过年，特地赶到北埔，才发现他们不再举行合照仪式了。那天是个大好天气，院里只有一个人顶着大太阳坐在椅上，双手环抱胸前、身子挺直，双脚搁在一只圆凳上；姿态严肃，有如入定。
我深怕连脚步挪动也会惊吵到他，按下相机的刹那间，细小的快门声却把他从太虚的遨游之中拉回现实，一脸梦醒的愕然，仿佛回答了我的问题：百多人的家族合照，已是梦中的过去。
之后，我总是挑特别的时日去北埔，比如农历正月十九日的慈天宫妈祖神诞大拜拜、清明节的祭祖，每逢初一、十五的夜间市集。这回是礼拜一去，下回就挑礼拜二、三、四、五或周末，为的是在这个难以被外界影响的地方，看出些变化。然而，除了大拜拜，其余不管什么日子、时辰，它都是那副静如止水的表情。
庙前北埔街和南兴街的十字路口正当中，在拜拜几天前就搭好了戏台。在马路中央演野台戏，倒是在外地未曾见过。附近人家根本不必出门，在自个儿廊前就可以很方便地欣赏节目。
戏得配合村民，午睡时间过后才开锣，因为看戏的八成是老人家。原本难得见到几个人的街头，十来分钟之内就聚拢了一群老人和小孩，几乎没有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好像成了敬老、护幼的特殊纪念会。北埔就是这么个地方，不管什么时候来，四处所见都是老人及小孩，年轻人天没亮就到外乡工作，天黑了才回家，好像已不属于这块土地似的。
那天的戏是用客家话演的《棋盘山》，我一句也听不懂；何况戏台下上演的《北埔人》更让我着迷。那天是我在北埔十三巡中，拍到最多照片、看到最多笑容的一回。保守、从不跟陌生人微笑的老人们，在公共场所居然也会忘形，在入戏时发呆、发笑、发怒，完全卸下了平时不愿甩脱的矜持。
这让我明白，每个人的生活举止都带着惯常的仪式或礼数，这可能是种教养，说它是包袱也行；只不过北埔人的礼数更周到，包袱更沉重，仪式更显明。当一位由庙里走出来看戏的老头儿，对着我的(1)“相机招呼”方式说了声“安童哥”时，我刹那之间明白了他们对我的看法，整个人就此释然！第十三巡 往事
最近一趟去北埔，距离前一回足足有两年之久。为了把北埔的摄影成绩整理出一个完整的单元，在杂志上披露、开摄影展，觉得非再回去一趟不可，好像有个正正式式的告别，才能安心地与它分手。
北埔的各个角落我都十分熟悉，包括哪栋房子的哪面土砖墙补上了一小块水泥堵漏，哪个水沟旁的哪口老瓮破了个大洞，哪户人家的屋瓦翻新了……整栋屋子被拆掉翻修成公寓的，就更不用说了。
这回，我打算重温一下即将展出的照片中的场景。用提袋遮脸躲着我的小孩，身后的那间土砖房被拆平改成菜圃了。
北埔街与庙前街岔口的两层木板屋刚被铲掉，打算盖高楼。我在古屋二楼拍的老人凭窗坐眺，真的成了历史的见证。
整条北埔街原本是台湾建筑史的缩影，可惜的是，那些中国传统古厝、日据时期的大正遗风、昭和以降盛行的木板屋以及受欧风装饰趣味影响的洋楼，现在已无法完整地并存。
我在街上牵过一位盲妇。送她去户政事务所时经过一排老屋檐，老房还没被拆，盲妇却再也不曾遇到。
那片和一个世纪前完全无异的老中药铺，如今已改头换面，成了焕然一新的瓷砖洋楼，老药柜也全部重新上过漆。
慈天宫后头的秀銮街，居民原本是最抗拒被拍的，现在也都不排斥我了。喊我“匪谍”的小孩不知还记不记得我？慈天宫里的那位外省籍庙祝记性最好，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那么久没看到你？”
一路循着往事重踏旧日足迹，那位老在固定位置摆摊算命的盲者，今天却在中药铺和人闲聊。是不是改行了呢？走到原来那个摊位，竟看到另一位不认识的盲者。再绕回来时才发现两人是一伙的，一位站着敲木磬兜生意，一位坐着整理卜卦签具，这也算业务扩张吧！
南兴街上的姜氏家祠经过修葺，技法拙劣，让古迹完全走了样。在这儿碰到的一位述说北埔兴衰的老者也许已过世了，五年前他已中风得不轻。祠后荒草堆中碰到的老妇，被逼着迁出占居的空屋后，又到了哪里？
远在深山区外坪村的内丰小学，全校六个年级加起来，是不是仍然十个学生不到？今年暑假会不会有毕业生？
这回我只在市集中心待了三个多钟头，是逗留最短的一回，脑际呈现的画面却是最多。每一步都像是踏出了之前十二回的感觉，心底不知不觉冒出一股愁绪。幸好，我的糟糕心境最后被一个意外振奋起来；从城门街绕进去，居然发现了以前从未注意过的一个地方。
原先被围住的空草地，现在因为那排长篱笆被拆除而袒露出来，几个孩子在一座远看像是纪念碑的石头旁嬉戏。为了拍孩子，我走近一点，才发现那是座“义友冢”，旁边石碑刻着“开辟大隘阵亡勇士义友之墓”及“北埔街后有荒野半顷，古冢三坟，中有一坟为金广福开辟大隘南兴庄时，屡战生番而阵殁之勇士枯骨之墓。中华民国七十三年五月新竹县政府立”。
这么重要的历史遗址，之前竟埋在乱草堆中。这个意外令我觉得此行不再是伤感的告别之旅，而是带着重新发现的喜悦。写于一九八五年(1) 《安童哥买菜》是台湾红极一时的闽南歌谣，出自《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戏段，安童是祝英台家的仆人。此曲描写仆人安童在琳琅满目的菜场，看得眼花缭乱，拿不定主意，什么都想要的趣味情景。八尺门、摄影、我我
想起来像场噩梦，也庆幸自己能够醒了过来。
一九八一年我由杂志社的摄影编辑转入电视制作。起先所有心力都耗在节目的内容策划及事务性协调，后因部分同仁离去，不得不自己投入影片剪辑与配乐，最后连剧本都得亲自执笔。整整有两年之久，我根本就没心情拍照。
这期间我的相机越换越好，冲放照片也从最早的克难楼梯间，改(1)成在近七坪大的舒适暗房里作业。然而，工具上的改善非但没有挽回我往日对摄影的信心，反而令我更加空虚；对观景窗中所看到的景象一日比一日冷感。往日一天要拍掉好几卷底片，此时却是一卷底片往往在相机里搁上数月，直到冲洗出来时才发现已受潮、发霉、变质。
很难形容那阵子的心情，只觉得虚弱、焦虑、无奈；唯一觉得安慰的就是电视节目越做越来劲，效率也越来越高。但我也知道，这方面的顺利只是短暂麻木一下摄影离我远去的恐惧。每当看到被贮藏在除湿箱里的相机、走入有自动灯光控制的暗房，心头就一阵绞痛。摄影
当极度苦闷时，我经常反刍着以前的摄影经验聊以自慰。在杂志任职期间，摄影不但是我的工作、兴趣，更是一种生活。每天走在路上，周遭的人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一出戏，只要定神就能欣赏得很愉快，记录得很兴奋。
摄影是一项非要介入别人生活不可的行为，一个人在开心笑着、悲伤哭着或其他什么的，都是极为个人的反应。而拍摄这些画面，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揭露别人的隐私。
另一方面，摄影又是一种攻击性很强的行为，以掠夺别人的影像来构成自己的艺术表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摄影者也是不折不扣的导演。他对眼前的现实景象有一种期许，会下意识地希望迎面而来的人走入理想的位置，与背景达到一种彼此呼应的关系，透露更多的内涵。若是对方没有朝期望的方向走入，摄影者就会迫不及待地调整自己的角度，甚至紧跟着追击，好让观景窗框取到“希望的时空”。事实上，摄影者是个让对象踏入陷阱的导演，或者说是狩猎者吧！
正是这些因素，使摄影家和被拍摄对象有十分奇特的关系，有时比骨肉还亲，有时却比仇人还敌。不管怎样，我曾经深深浸沐于这种关系之中，而且多半都觉得和被我拍的人非常亲近，让我觉得生命是如此可贵、生活是如此丰富。八尺门
一九八三年的一个电视节目录制作业，让我发现了基隆市和平岛附近的八尺门。那时的我就像找到了救星，从观景窗看到的东西竟然是温暖的，不再冷冰冰。我明白，只要持之以恒地拍摄这里，就能重拾以往的丰富与充实。就这样，我前后造访这个小聚落不下二十回。起先还要强迫自己尽量抽空前去，哪怕是散心也好，但在冲洗出来的一卷卷底片上，我看到了自己逐渐恢复的元气—照相机、我与对象之间的元气。
我拍八尺门的心态非常自私，只是希望借这个摄影计划来解脱苦闷、突破艺术表现，并没有刻意报道八尺门村民的处境，以唤起社会的关注与同情。不过，影像记录了活生生的脸孔、明明白白的背景；他们的工作、生活、游戏、欢乐与忧伤，仍然透过我的构图与快门时机的选择一一释放，成为这组照片的主要内容。
一九六三年，这个原本荒芜的小山坳陆续聚落了一些由台东、花莲迁来的阿美族原住民，因为这儿比故乡容易赚钱养家。他们清一色受雇于船东，在远洋与近海捕鱼，后来又将妻小父母接来，逐渐形成一个都市山胞的新聚落。一九七四年左右，阿美族人大批进驻八尺门，发展成为二百多户人家的局面。八尺门，1983一九八三年的一个电视节目录制作业，让我发现了基隆市和平岛附近的八尺门。那时的我就像找到了救星，从观景窗看到的东西竟然是温暖的，不再冷冰冰。八尺门，1985八尺门的原住民不因都市影响而改变其原有的生活形态，对任何陌生外客都极尽坦诚地接纳，不存任何戒心。他们的脸孔比都市人健康充实得太多，极不容易被挫折打倒。在这里，我不但寻回了自己与摄影、与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学到了一个至理—无论环境有多困苦，会击垮我们的不是外力，而是自己。
居民兴建家园的过程艰辛坎坷，由于土地为国有，所有建筑都是违章，故数度遭逢拆除的命运。然而，八尺门村民就屡拆屡建，在整个山坳塞满水泄不通的简陋木板屋。获得电力供应约莫是在一九七八年，但饮水问题仍未有妥善的解决，一直是由外村接管引入，始终没有纳入基隆市的自来水系统。
八尺门的原住民不因都市影响而改变其原有的生活形态，对任何陌生外客都极尽坦诚地接纳，不存任何戒心。男人们出海捕鱼，返家的短暂假期便镇日酗酒。小孩成群地向相机镜头前面拥，妇人们偶尔替手工艺品商行在厝里做代工，家家户户的电视机在中午开播之前就老早开着等待……生活细节与环境带着忧郁的气息，随着四处乱积的垃圾味儿飘浮。
奇特的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脸孔依旧比都市人健康充实得太多，极不容易被挫折打倒。在这里，我不但寻回了自己与摄影、与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学到了一个至理—无论环境有多困苦，会击垮我们的不是外力，而是自己。
谨以此书向八尺门的所有人致敬，尤其是照片里的大小朋友们。写于一九八五年(1) 台湾常用的建筑面积单位，延用日本面积单位。一坪合3.3057平方米。人与土地：我的摄影主题，我的成长背景摄影之前的我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十三年前，当我第一次透过照相机的观景窗看世界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回避、无法把自己从现实人间抽身出来的，令我惊慌失措的处境。
照相机的看到什么就是什么的特性，和我以前最擅长的抽象美术创作表现手法完全相违，和我以前所关心的空间秩序完全相逆，和我以前所追求的美感经验完全背道而驰。
我所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市井，发现不到结构上的秩序和想象上的趣味，感到一股莫大的无能，产生一股极大的羞愧。我还记得，自己在台北市万华一带逛了整个下午，每当举起相机便面红耳赤、冷汗涔涔。
在当时，我还不明白，那架由杂志社配备给我的照相机带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却已经知道，是那一架相机点醒了我……在这之前，我所有的文字与美术创作从来就不曾自生活中取材；一直是在自己的观念思考与别人的思考结果中寻找艺术表现的灵感。那架我生平第一次使用的照相机，逼使我正视人、强制我面对土地，因为照相机是要面对面才有办法曝光、显影，才能感受及表现的工具啊！
在我开始搞摄影之前，就曾经以完全抽象的线条插图，在台湾艺文界活跃过一阵子，写过一些美学思考类的文章，并以笔谈方式访问过不少旅居海外的著名华人画家。失礼地说，那时的我可真是红极一时。我最记得，当别人知道我这匹文坛黑马只不过是高中刚毕业的十九岁小伙子，那种大大吃惊的表情。
冷静回想，为什么当时的文坛会那么任我恣意纵横？为什么一个出生在乡下、从小就干农业劳动的我，会变得那么“前卫”与“现代”？这里头，我想，便存在着大问题—台湾文化气候的形成有毛病，我的成长过程也出了大错—这两个问题造就了当时的“Q.Q”（我画插图的笔名）。
我的童年，除了在学校上课，大半时间都耗在家里的一亩菜园上。从我走得动路、提得起东西的年岁开始，就得替兄长送点心和午饭到他们的劳动现场去。稍大，我得帮忙推满载地瓜或花生、红豆的二轮板车，接下来就得割菜、锄地，接替兄长的劳动了。我们家的七兄弟两姐妹，每个人都吃足了劳动的苦头，从小就是农夫。我厌恶这个身份，努力地想洗去这个父母加在我身上的可耻印记！
事实上，我的父亲并不耕地。他是个小镇的木匠，因为节俭成性，舍不得把先人留来的那块河川旁的砾石地闲置，就让他所有孩子的童年都在这块贫瘠的田地里受尽折磨。
砾石地的土壤不易保存。每当近旁的河水决堤，地表上的泥土就会被冲失；于是，我们就必须把砾石挑掉，再往下深掘，好让地下的泥土翻到表面来，光是每次豪雨过后的翻土，就让我们痛苦不堪。我曾在烈日当头中暑晕倒，在骤雨中被淋得发抖打颤、被道道由头顶阴沉天空划过的闪电吓得大哭……
我曾把自己埋在地瓜叶中，深深怨怒自己“不幸”的身世，也曾抡起锄头，狠狠地朝菜园旁的尤加利树砍打，咒诅那片贫瘠的土地—为什么阿爸的七位兄弟中，唯有他继承了这亩不育的砂砾！为什么我们无法像堂兄弟那样，一下课就可以到处玩耍，而必须被这沉重的命运钉在土地上。
我在田地里的劳动经验，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离开家乡的那年为止。在这个时期，我从土地得到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绪。这就是我的成长背景，生命中一个沉悒笨重的包袱；我扛着它走了很长而且是错误的一段路。
我于是有强烈的反叛倾向。由于所有课余时间都必须下田，逃课便成了我唯一能享受个人时间的方法。初二那年，我因旷课太多被勒令退学，跟着父亲和大哥学了半年之久的木匠功夫，差一点就要以这个手艺度过一生。还好，在外地谋职的一个叔叔于返乡时看到学木工的我，带我到他任职的冬山乡重新就学。
之后，我逃过家，在台北的职业介绍所受了骗之后，又厚着脸皮回到家里。那时我已明白，以自己的年纪和能力，一点也挣脱不了被沉重劳动紧紧捆绑的宿命。于是，我改变方式与痛恨的身份拼斗。
由于冬山乡离老家有一个半钟头的车程，我每天都必须以火车通学。那时候，我是这所偏僻初级中学里唯一的外地学生。在学校里，没人知道我是个粗贱的小农夫。为了把自己装成出身很体面的家庭，谈吐也自然要比当地孩子有“深度”才行。在这种伪装的努力下，我必须随时去看一点书，才好有材料对同学们高谈阔论。
于是，我养成了看课外书的习惯与兴趣。我的读书是由一些流行的文艺女作家作品开始，慢慢连世界名著翻译也念得进去了；最后，就连生硬的哲学书籍也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地读了起来。就这样，我一日又一日地在自己那小小的方寸上，建立起“我是有知识、有深度的现代人”的心态与身段来。
当时的我，只有用这种可笑的方式才能逃避无法面对的现实，也才能忍受回家后面对沉重锄头和贫瘠土地的痛苦。从初三到高三的四年间，我几乎把上课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偷看闲杂书刊。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把从小就有的一点美术天分，发展成与我反叛心理有密切关联的绘画倾向。我画的是最前卫的抽象画—一个全然没有泥土、没有劳动的世界。
啊，那时的我，已认为所有和泥土有关、沾有汗水臭味的东西都是卑琐、可耻的。我相信自己本来就该追求精神方面的事物，发挥想象的潜力，钻研观念思索……只有这一切，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对那时的我来说，人已经活得够苦了，何必再在文学艺术上挖掘令人不快的事情呢？
回想起来，我并不是完全因为性格与理念而一步步走上这条路的。当时整个台湾的文化环境与气候，让少年时代的我产生极大信心，觉得自己简直和当时引领风骚的文学艺术潮流同步！旭海，1986《人与土地》是我本着个人的生活背景、个人的时间条件、个人的能力，去对台湾曾经有过的面貌所作的肯定。今后，我打算用另一种方式从事创作。
二十世纪六〇年代的台湾，存在主义刚被引进，法国的“新小说”陆续被翻译，有些欧美的“观念艺术”也在岛内拉开序幕。前卫的敲打乐曲在台北叮叮咚咚地响起，而艰涩无比的现代诗竟也能在文学青年的口中互相引述……而所有的这些文字、曲调、图像是一点也不带现实生活的人间性与泥土味的—这不正是我所追求的梦土？
我把这些舶来品、西方现代主义理解成对传统的最大反叛。“新小说”中的人物与“新剧本”里的角色，不一个个都是鄙视过去、敌视社会、对别人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存在有莫大兴趣？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世界里，似乎以这种态度生活，才意味着发挥最大的自由。唯有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倘若与别人有所相干，无异于糟蹋了自己！
我就是在这种“现代”风气下，做过一场很久的噩梦。如今，我何其有幸能醒了过来。是摄影使我苏醒的，是相机观景窗看出去的那群人与那片土地，让我发觉到自己成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让我把童稚时代的怨恨化为挚爱。在摄影的路上
我所拥有的第一架相机是专业化的单眼机子；在光圈、速度的曝光值设定方面，只需花上半个钟头去了解，就可进入状况。况且还有准确曝光表可供参考；如果不须抢镜头，只要慢慢调弄，拍出在技术上没有差错的照片，是一点也难不倒我的。然而，这架性能优异的照相机，在我刚踏入摄影之路时，竟带给我无比的煎熬。
由于镜头光圈很大，反光棱镜又是那么透亮，从观景窗看出去的影像，竟要比以肉眼目视明晰得多。所面对的一切，一下就被特定的框框界定出来了，令我一点也无法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浏览、逃离发生在周遭的事情。
单眼相机在调焦时会显示对象的景深，让你看到一个人的轮廓由模糊到清楚。这样的过程，简直就像是在探讨此人的意义。如果这个人对我没有意义，我就没有理由把焦距对在他身上；我这么困惑地想着。
照相机开始令我质问自己—到底，你要拍什么？拍眼前景物的哪个部分？在一群人当中，要把焦点凝聚在哪张脸孔？在万华的巷弄里，到底应该拍观光客围着卖药郎中看表演，还是拍躺在街上的乞丐？这些质问的关键终究只有一个—你看到的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只有当发生了意义，才会自然而然地明白如何构图、把焦点对在哪里、在哪个瞬间按下快门。但是，当此人和他的生活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你就会像个呆子，背个相机在大街小巷里乱晃。
说实在，我曾经背着相机“乱晃”过很长久的一段时间。并不是我对观景窗内看到的东西无动于衷，而是我又重新看到自己成长过程所孕育的怨恨。透过相机，我又看到了农林、土地、劳动和永远一成不变的生活……我无法在我怨恨的那种生活方式中去找创作题材，去发现值得肯定的意义呀！
一直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熬过那个拒绝土地、拒绝现实生活的阶段。我只知道，自己的怨恨情结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没有任何单一事件能使我解开纠结。也许是因为那么没信心、那么虚弱，所以我只敢把相机去对准那些完全不会排斥我的人—看起来就能感觉到和蔼可亲的一些脸孔。但我终究走对了第一步，在人性最真诚、最善良的一面中求得了庇护。慢慢地，我发现，拥有这种可贵气质、良善的人们，都是那么认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着、生活着。他们大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更没念过什么存在主义、现代诗。他们的一切都是从劳动、土地中学到的。我的镜头开始不知不觉地为这些东西所吸引；但我怎么也无法将农村、土地、稻田和劳动的人们拍成沙龙式的异国情调或田园风光，因为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太熟悉了！透过观景窗，我的童年、我的艰苦岁月、我的自卑和夸大都回来了。
我就是这么一天天地拍下来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透过我的相机令我温暖和感动，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噩梦醒过来。有些冰封的东西开始在我心中融解，我渐渐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是可耻的经验。
十三年就这么过去了。回顾来时路，摄影工作等于是我对自己成长过程的检讨。那只是自私的行为；我没有拍出这些可敬的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表达出了令我重生的这份高贵情操，展现了令我重新敬畏、感激的这片沉默而宽容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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