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冤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程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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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冤录试读：

清朝咸丰年间，四川重庆府合州县的七涧桥住着一户姓鞠的人家，父亲、母亲和年轻的儿子、儿媳四人住在一起。一天夜里，母亲向氏醒来，发现丈夫不在床上，她爬起来一看，房门和大门都大开着。向氏赶紧招呼儿子，让他出去看看。儿子很快起来，冲出了房门。向氏在屋里等了好久都没见儿子回来。这时候，儿媳也醒了。婆媳两个人很害怕，不敢呼救，也不敢出去查看究竟，就躲在屋里战战兢兢地熬过一夜，等到天亮了才敢出去查看情况。这一看，向氏和儿媳二人大惊失色。她们发现鞠家父子倒在了门外数十步远的路旁，身上有刀伤，地上都是鲜血，明显是被人杀死的。一桩残忍的谋杀案就这么发生了。

案子很快就报到了合州衙门。知州荣雨田按照办案程序，带着书吏、差役、仵作赶到现场，验尸查看。了解情况后，他心里不断地叫苦：这分明就是一桩“无头案”，无目击证人，无现场证物，无破案线索，“三无”。荣雨田找不到头绪，过了好多天都没有发现线索，更不用说抓到凶手了。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荣雨田的压力。但是，当我们了解了清朝对人命案的重视程度，就能理解荣雨田为何压力山大了。

清朝以农业为主，社会流动性差，人们生活比较简单，很少发生人命大案。一下子就闹出两条人命，更是耸人听闻。而且，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讲究道德和教化的社会，大家都认为社会应该一团和气，人际交往应该以德服人。官府和官员的一项主要工作，或者说一个主要责任，就是教化百姓，引导他们过上理想的忠君孝亲、和睦团结的生活。在理想状态下，人们是不会相互残杀的，社会是不会出现恶性刑事案件的。如果出现了杀人、放火、强盗等恶性案件，就表明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大家背弃了圣贤的教诲，更是表明官府的工作没有做好，官员严重失职。因此，合州杀人案的发生，无异于在平静的川东投入了一块巨石。大家炸开了锅，重庆府隔三岔五就严令合州快速破案。

事实上，清朝对恶性刑事案件的破案要求非常严格。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命案和盗窃案发生后，案发地官府都要“立限速结”，也就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审理完毕。一般说来，人命案要在六个月内审结，其中案发地的州县官府要在三个月内查清案情，抓住犯人，审讯完毕，将其押解到府里，这是案子的初审程序。府里要一个月内完成案件的核查，并把案卷和犯人押解到省城，这就是复审程序。省里接到材料和人犯后，按察司要在一个月内完成核查，报告给总督、巡抚，总督、巡抚又要在一个月内完成案子的审查，然后上报朝廷，等待皇帝的圣裁。整个过程只有六个月的期限。

如果是情节特别严重的人命案，六个月的期限就被缩短为四个月。其中，案发地的州县官府必须在两个月内破案，然后逐级上报。同时，各个上级的办事期限也缩短为二十天。

应该说，这样的时间要求非常苛刻。不能按时破案的官员要被治罪，处分极严。不能在限期内破案的官员要受到参奏弹劾。一直不能破案的官员，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接受一次参奏弹劾。前三次，官员要受到扣发俸禄、降级留任等处分。如果第四次被参奏弹劾，官员就要降一级调用。而且，如果辖区内有杀人案久悬不破，官员不能退休，不能升职，不能调职。只有杀人案了结了，官员才能继续在仕途上升迁调转。所以，府县的官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辖区内出现恶性刑事案件。

如果每个基层官员都是狄仁杰或者福尔摩斯，那么他们还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侦破一切恶性刑事案件。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知县、知州、知府等官员大多数是读书人出身，他们不是狄仁杰，也不是福尔摩斯，不可能每个案子都明察秋毫、办案如神。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省里不断催促府里，府里不断催促州县，一级一级把压力往下推。最基层的知县、知州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合州知州荣雨田就是众多可怜的基层官员中的一个，自己的辖区发生了恶性杀人案，上级衙门和重庆知府多次催逼，态度越来越严厉，话说得越来越难听。而另一边，苦主向氏隔三岔五到知州衙门哭诉，催促破案。自己的乌纱帽眼看就要不保了，而且还两头受气，荣雨田精神高度紧张。

面对鞠家命案这样的“三无”案件，荣雨田毫无头绪，他能做的就是每天召集幕僚，商量对策。幕僚们对这桩无头案也束手无策。荣雨田很生气：你们都是我自掏腰包聘请的，都拿了我的钱财，我的乌纱帽没了，你们的饭碗也就砸了，所以，你们给我想办法，给我把这个案子破了。

但是，幕僚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后，刑名师爷，也就是专门帮助荣雨田处理司法事务的师爷，说：“衙门里的刑吏陈老伦，人脉广，手腕高，在合州很有办法，大人不妨托他试试。”荣雨田听了大喜，赶紧派人叫来了陈老伦。

陈老伦是何许人也？陈老伦是合州本地人，在合州衙门里协助办理司法事务。为什么知州大人和饱读诗书、经验丰富的幕僚们都束手无策的案件，陈老伦会有办法呢？他们为什么要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到一个小小的书吏身上呢？这就需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清代书吏的情况。

清朝曾经被形容为“本朝与胥吏共天下。”胥吏就是书吏，也就是官府衙门里具体办事的小吏。书吏不是官员，而是从本地居民中挑选出的办事人员，负责维持衙门的运转。他们熟悉当地语言，对民俗民风、人情世故都很了解。同时，他们也熟悉官府的游戏规则，清楚衙门里的弯弯绕绕，对各种规章制度、案例条文和政务的来龙去脉都弄得清清楚楚的。相反，官员们在政策把握，运用条文和日常公文方面，都没有书吏精通。书吏和衙役中的很多人从小就吃衙门饭，办事老到、稳重，经验丰富。官员要在当地开展工作，还真离不开他们。

从源头上来说，书吏和衙役是官府从老百姓当中征发的服役人员，被征发的人有义务替官府衙门干活。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家庭垄断了书吏和差役的职位，父子相传，以当差为生了。书吏和衙役成了一种职业，不用再从老百姓中挑选。官员任职有回避制度，不能在本乡、本土为官，书吏和衙役则不需要回避，家里几代人可以都在同一个岗位上当差，最后就成了衙门里的地头蛇，可谓“铁打的差人，流水的长官”。

因为老百姓服役当差是义务，所以基本上没有报酬。书吏每年还可以领取低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补贴，衙役则没有任何补贴。但是，书吏和衙役又把持着基层实权，有大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机会。久而久之，他们把经办的政务当作生意。比如，老百姓去衙门打官司，衙役可以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费”“解锁费”“带堂费”，等等。这些费用是怎么回事呢？原告被告打官司的时候，衙役们要跑前跑后，有时还要出去调查取证，所以需要当事人承担鞋袜、酒水和吃饭的费用，这就是“鞋袜费”“酒饭钱”。“车船费”是衙役们乘车坐船等交通费用。而“招结费”中的“结”是印结的意思，是古代人承诺、确认和说明情况的字据。衙役调查取证后，如果当事人不给“招结费”，就休想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字据。“解锁费”就是当事人为了解除枷锁，给衙役们的贿赂。“带堂费”顾名思义就是衙役带你上堂，你要给他钱，不然他不带你上堂，让你根本见不到官吏，到时候，当事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在露天里接受风吹日晒。

衙役直接接触当事人，书吏则坐在屋子里处理公文，协助办理政务，权力就更多了。书吏向当事人索要的费用有：“纸笔费”（当事人要承担书吏笔墨纸张的费用）、“挂号费”（为了让自己的诉状或者要办理的事情在衙门里挂上号，留下记录，当事人要给经办的书吏送钱）、“传呈费”（当事人向官员递交呈文，书吏传递呈文，当事人要支付传呈费）、“买批费”（就是当事人购买官员批示批文的费用）、“出票费”（这里的票是传票。衙门通知有关人员到庭问话，需要书吏发出传票。这个环节，当事人也要付费）、“到案费”（相关人员来到了衙门，需要书吏登记。书吏会向双方当事人收费）、“铺堂费”“踏勘费”（这两个都是书吏跟随官员办理相关事务，向当事人勒索的费用）。案件侦破了或者政务办完了，书吏还要向当事人收“结案费”。这些大大小小的费用加在一起，差不多能让一个普通人家破产。如果你到了衙门后，发现费用太高了，打退堂鼓自己撤诉了，或者原来想办的事情不办了，对不起，你要向书吏交一笔“和息费”，不然不能走。

其实，上面说的这些名目繁多的费用，老百姓都不应该支付，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衙役和书吏的分内事，是他们应该做的，当事人根本就不需要付费。但是，书吏和衙役却利用每个细微的环节，索要贿赂，敲诈勒索。不给，他们就在技术层面给当事人穿小鞋，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坏当事人的事。总之，书吏和衙役逐渐演化成了一个特有的阶层，他们既是老百姓，又有官府背景，既熟悉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又熟悉纸面背后的游戏规则。他们的负能量不可小觑。

如果问题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官员是不会屈尊依靠书吏和衙役的。但是真遇到了难题，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不了，官员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到这些衙门里的当地人身上。合州知州荣雨田就在巨大压力面前，把陈老伦当作了救命稻草。

荣雨田向陈老伦许诺，如果能破了鞠家命案，就赏给他五百两银子，还会提拔他。陈老伦一口应承下来，但提了一个要求，他说鞠家命案复杂，请知州大人宽限一些时间。荣雨田答应了，并预支了一笔赏金给他。

陈老伦接受了任务后，是怎么做的呢？他先派了一个媒婆到鞠家，和向氏套近乎。媒婆关切地询问了鞠家命案的基本情况，对向氏说：“你家遭此惨祸，真可怜。我看你家挺贫困的，今后你怎么生活啊？衙门短时间也破不了案。找衙门办事，到处都要花钱，案子拖得越久，要花的钱就越多，你拿什么钱到衙门办案？何况你们俩还要吃饭过日子呀。”

媒婆的几句话道出了向氏内心深处的担忧。向氏皱起了眉头，说：“是啊，我们娘儿俩的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啊？”媒婆这时候马上关心起向氏来，说：“不如你把你的儿媳改嫁了，既可以省一份生活费，又可以得到聘金。”明清时代的女子改嫁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寡妇的夫家主动提出让寡居的儿媳改嫁，她就能顺利改嫁。

向氏听信了媒婆的话，托她物色人选，想把刚刚守寡的儿媳改嫁了。媒婆推荐了陈老伦。向氏听了媒婆的介绍后，对陈老伦很满意，一是陈老伦在合州衙门里办事，有身份，有地位。向氏觉得能够攀上衙门里的人，很荣幸。二是听说陈老伦很有手段，很会办事，收入也很高。把儿媳嫁过去后，不仅儿媳的日子会过得不错，而且陈老伦还能接济帮助自己，那多好啊。所以，向氏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将儿媳嫁入了陈家。

陈老伦娶到新夫人后，对她很好。家里的事情，无论大小，包括理财都托付给她。陈夫人在鞠家哪有在陈家过得这么安逸富足，她很快就喜欢上了如今的生活，忘记了前夫。她很庆幸自己过上了好日子。

可美中不足的是，陈老伦工作很忙。结婚后，陈老伦回家越来越晚，而且常常下班回来面带忧色。陈夫人就问丈夫怎么了。陈老伦一开始不想说，陈夫人问了几次后，陈老伦就说：“夫人不要问了，衙门里的难题我来解决。”陈夫人怎么可能不管，她说：“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遇到了难题，我怎么能不闻不问呢？”陈老伦这才说，知州大人把侦破鞠家命案的任务交给了自己，自己没有头绪，向氏又天天到衙门里催问。陈老伦用商量的口气对夫人说：“夫人，你能不能去做做你原来婆婆向氏的工作，劝她别再上衙门催问了。”陈夫人面露难色，说向氏的丈夫、儿子都死得很惨，她怎么会善罢甘休呢。陈老伦也就不再说了，沉默了起来。

又过了一天，陈老伦脸色惨白、脚步沉重地回到家。一进家门，他话也不说，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陈夫人害怕了，连忙问他怎么回事。一连问了好几遍，陈老伦才缓过神来，说：“鞠家的命案要了我的命。”陈夫人一下子就懵了，问：“怎么了？”陈老伦说：“知州大人限我一个月内破案，不然就要杀我顶罪。我危在旦夕了。”陈夫人已经完全适应了陈家安逸的生活，满心希望平平安安、锦衣玉食地过一辈子。突然听说丈夫要死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就完了，陈夫人焦急万分，忙问有什么办法。陈老伦吞吞吐吐地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我不能说。夫人，我更不能对你说。”

陈夫人的胃口一下子被吊起来了，一定要他说。陈老伦说：“鞠家的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你公公是被你婆婆和她的奸夫谋杀的，你不知道吗？”陈夫人连忙摇头说：“婆婆她不是这样的人。”陈老伦继续说：“你婆婆和人通奸，怎么会告诉你呢？何况，我连和她通奸、一道密谋杀人的奸夫都抓到了。”陈夫人想想，丈夫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沉默不语。

陈老伦接着说：“夫人啊，只要你上堂指证向氏的奸情，我就能活下来，和你白头偕老，恩爱一生。其他事情与你无关，我会处理好的。”陈夫人贪图安乐，一口答应了下来。陈老伦马上向荣雨田报告，说向氏通奸谋杀亲夫。

荣雨田接到报告后大喜过望。那么，他会怎么审理这桩命案呢？向氏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第二回向氏喊冤

重庆府合州县发生了一桩无头命案，鞠家父子被人杀害。案子毫无头绪，合州知州荣雨田等人束手无策，最后寄希望于当地的一个“能人”——书吏陈老伦。陈老伦娶了鞠家守寡的儿媳为妻，说服她告发原来的婆婆向氏与人通奸，与奸夫合谋杀害了鞠家父子。这是真相吗？衙门又会怎样审理这桩人命大案呢？

说起来也巧了，就在陈老伦向知州荣雨田报告案子告破的第二天，苦主向氏又到合州衙门催促官府缉拿凶手。这一回，荣雨田主动接见了向氏，不等她说话就拍案大叫：“大胆恶妇，案子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你和奸夫联手杀死了丈夫、儿子，竟还敢来告官，岂不是自投罗网！”

向氏听了，太吃惊了，简直是五雷轰顶。她高喊：“冤枉啊！”荣雨田高声喝断她：“奸夫都抓住了，你还敢狡辩！把奸夫带上来。”果然，差役拉出一个壮年男子来，和向氏对质。那男子把自己怎么认识向氏，怎么和她通奸，怎么和她密谋，怎么谋杀鞠家父子，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向氏惊得目瞪口呆，稍微回过神来后连忙否认。荣雨田高声说：“传证人！”

这一回，向氏更惊讶了，完全惊呆了。因为荣雨田传上来的证人竟然是自己昔日的儿媳，现在的陈夫人。陈夫人上堂后，荣雨田问她，向氏平日有无与人通奸。陈夫人按照陈老伦的教唆，指证向氏和堂上的壮汉有奸情。儿媳的指证把向氏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呆在了那里。荣雨田兴冲冲地问：“大胆刁妇，你还不认罪吗？！”向氏这才清醒过来，坚决否认：“民妇没有与他人通奸，更没有谋杀亲夫和儿子！冤枉啊！”荣雨田大喝：“你还嘴硬！来人，用刑！”差役们凶神恶煞般地扑了上来，摆出了各种刑具。面对两个证人和刑具的威胁，向氏哭着“认罪”，承认自己与壮汉通奸，制造了鞠家血案。

荣雨田更加高兴了，一桩人命大案终于可以结案了，自己身上山一样大的压力终于可以卸下来了！太好了！

向氏通奸杀人，在动机上、情理上，都说得过去，人证也齐全了，向氏自己也认罪了。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案子是可以结案了。但是，向氏杀人，使用的是什么凶器？杀人证物在什么地方？向氏及其奸夫是怎么杀的鞠家父子？杀人现场能够还原吗？也就是说，这桩案子只有两个所谓的证人和口供，没有证物。单凭两份口供，怎么就能判定向氏杀害丈夫和亲生儿子呢？

可是，荣雨田和幕僚们一致认为，案子审到这一步，完全可以结案了。这里就体现了古今司法审判的内在差异。现在我们抓到一个嫌疑人，要找到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这个嫌疑人真的有罪。这个过程的潜在逻辑是任何人都是无罪的。但是，我们古代奉行的侦破逻辑是“有罪推定”，即抓住了一个嫌疑人，就认为他是有罪的。官府所要做的，就是让他（她）承认自己有罪。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人证、物证等其他形式的证据虽然也有一定作用，但和嫌疑人的口供相比，作用要小得多，只能算是参考因素而已。因此，过去官吏们在破案过程中，会想方设法让嫌疑人认罪。在这样的背景下，诱供、逼供，甚至严刑拷打，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荣雨田及其幕僚们是否相信向氏通奸杀人是一回事，在整个政治制度巨大的破案压力下，在有罪推定的逻辑背景下，荣雨田能不能找到最重要的嫌疑人口供，是另外一回事。显然，荣雨田更在意后者。现在，向氏主动认罪了。荣雨田如释重负，终于可以结案了。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

荣雨田把鞠家命案的结案卷宗上报到了重庆府，开始走程序。如果各级上司都认可了荣雨田的初审结果，向氏就要被开刀问斩了。就在案卷还在漫长的官僚体制中走程序的时候，案情早已经在合州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并流传到重庆周边等地。百姓们普遍认为向氏是冤枉的。那么，向氏到底是不是真凶？她有没有可能翻案，又该怎么翻案呢？

谈到冤案的平反，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清朝司法审判的大致程序。清朝的刑事案件发生后，首先由发生地的州县衙门接纳审理，州县的审判就是初审。州县的审判权限很小，只有笞刑和杖刑的行刑权，徒刑以上都要上报；州县的责任却很大，必须完成案子的侦破和审理等工作，并做出量刑。初审后的案子，由州县上报府、道。府、道复核后再上报省级衙门，这就是复审程序。复审后的案子到了省里后，首先由按察使进行审核，没有问题后再上报总督、巡抚。一般的案子经过总督、巡抚核查无误后，就可以定案了，就算是完成了终审。但是流刑、死刑及以上的量刑权在朝廷，类似的案子必须上报朝廷终审。其中死刑及以上的案子必须由刑部或者三法司全面审核，确定无误后报告内阁，最后由皇帝裁决，恶性案子这才算终审完成。整个司法程序复杂，审判层级繁多，形式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慎刑”的原则。慎刑，也就是说司法审判要谨慎，要小心。人的生死可不是儿戏。

因此，古代司法制度在形式上也给当事人提供了详尽的申诉空间，每一个审级都允许当事人上诉，只要终审没有完成都允许翻案。当事人如果觉得下级衙门不公正，可以到上级官府申诉。县里不行，可以到府里告状，府里不行，可以到省里告状。如果觉得省里也不行，当事人还可以到北京上访，向刑部或都察院投递诉状，专业名词叫作“京控”。如果这些渠道都行不通，当事人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告御状。清朝的通政司，专门负责政令上传，其中有一个部门叫“登闻鼓厅”，里面有一面大鼓，允许任何人敲鼓鸣冤。一旦敲鼓成功，也就意味着敲鼓的人得到了一次向皇帝陈诉的机会。告御状的极端形式是直接拦圣驾。在皇帝出巡的时候，当事人可以拦住皇帝的车驾队伍，直接陈诉意见。

要特别说明的是，刚才说的所有申诉、上访和翻案的程序，都是理论设计，是一种理想中的可能性，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要想在现实中真正实现翻案，非常困难。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上级部门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下级的案卷进行全面核查，更不可能重新审核。上级部门往往以下级衙门的审判为基础，进行追认。越往上，这种“下行上效”的情况就越普遍。府里认可县里的审判，省里认可府里的审判，刑部认可省里的审判，最多就改正一下下级部门案卷里的错别字和格式错误，或者加一两句可有可无的官话、套话。在这种情况下，县里的审判就成了所有环节的基础。所有的压力都加在了基层官员身上。而基层官员却在官员体系和规章制度中最没有发言权，他们压力最大，责任最大。为了完成任务，州县官员常常不得不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也是中国古代冤假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一个案子在政府体系中走的程序越多，被牵涉进来的官吏就越多。所有对案子签字确认的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旦这个案子被证明是冤假错案，被翻过来，相关官吏都要受到处分。而官员和官员之间，官府和官府之间，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大家都是连在一起的。在翻案问题上，官吏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那就是案子一旦经手，就不能翻案。如果翻案，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翻案的时候，申诉者不仅要证明案子本身是一个冤案，还要面对整个司法体系的阻挠、反对。所有经手的部门和官吏，还有和他们有各种关系的官员们，会堵上每一条申诉途径，极力掩盖案情的真相。

具体到合州鞠家的命案，向氏的弟弟在姐姐被判通奸杀人后，马上开始上诉，到合州、重庆为姐姐喊冤。应该说，向氏谋杀亲夫和儿子的案子疑点很多，但是上诉一次就被驳回一次。合州、重庆府、川东道等官员，都被一张无形的网笼罩了起来，大家一心要置向氏于死地，尽快了结这一命案。案子很快上传到四川省，就等省里审核后上报朝廷确认了。这么看来，向氏是凶多吉少了。

但是，向氏的娘家人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商量后，觉得还是要向上申诉。他们也觉得正常的申诉不太管用，得另想办法。向家人想到的办法就是让向氏的侄女当抱告，替姑姑申诉。那么，抱告又是什么制度呢？

抱告是在明清时期比较成熟的诉讼代理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当事人可以委托家人或者亲戚代表自己发起诉讼。

清代对抱告制度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可以由他人抱告。《大清律例》规定年纪特别大的人或者得了重病的人，没有能力到衙门打官司，可以由他人抱告。但是，揭发谋反、叛逆行为以及控告子孙不孝的，必须原告亲自到场，不接受他人抱告。

第二类情况是，有些人虽然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但是不方便出面诉讼，可以由他人抱告。这类人有哪些呢？主要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和政府公权力有密切关系的人员，比如在职的和卸任的官员、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衙门里当差的书吏、差役，等等。这些人如果直接发起诉讼，很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所以不能直接出面打官司。你想想，如果是在任的浙江布政使，或者退了休的刑部尚书，跑到杭州府仁和县的县衙里打官司，你让仁和知县怎么“秉公处理”？有功名的读书人，拥有很高的司法豁免权，遇官不拜，不能对他们动刑，所以秀才、举人也不能直接打官司。这第一种人，法律规定，遇到牵涉自己的案件，必须找人抱告。

第二种要找抱告的人是声望特别高的人，比如大文豪、大画家、一代高僧或者大家族的白发族长，他们也不方便跑到衙门里，跪在地上喊冤。因此，他们也可以找人抱告。比如，灵隐寺的得道高僧，佛光普照，走到杭州的县衙门里，控告谁谁谁砍伐灵隐寺的树木，这合适吗？所以，得道高僧一般由徒弟出面抱告。在明清社会，女子抛头露面，被看作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尤其是读书人家的女性或者大家闺秀。所以，很多时候涉及女性的诉讼行为，都是由她们的父亲、丈夫或者儿子出面代理。官府也认可这么做。这第二种人，法律没有规定他们必须找人抱告，更多的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第三种要找抱告的人是被关在监狱里的嫌疑人，他们觉得自己冤枉，可是又不能跑到监狱外面去上诉，所以必须让他人抱告。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向氏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第三种要找抱告的人，是迫不得已，不得不这么做。

对于替其他人抱告的人，《大清律例》规定“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也就是说如果最后证明是诬告，替人抱告的人要承受所有惩罚。法律这么规定，更多的是为了限制不负责任的抱告行为，防止诬告、乱告。实际上，官府往往会把出面抱告的人当成直接原告来对待，该呵斥的呵斥，该用刑的用刑，一点儿都不区别对待。所以，出面替人抱告，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特别是替关押在监狱里的嫌疑人上诉抱告，更是需要勇气。但是向氏的侄女知道了大人们的决定后，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勇敢地前往省城成都为姑姑喊冤。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去按察司喊冤，如果不行，直接去四川总督衙门。但是，向家人觉得正常的做法现在显然行不通了。如果行得通，一桩明显的冤案就不会闹到省会来了。向家人决定直接去拦时任四川总督黄宗汉的轿子，拦轿喊冤。

一天，黄宗汉外出，突然有一个小姑娘从路边跑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举着状纸大叫：“冤枉啊，冤枉！”

之前我们说过，拦轿喊冤是老百姓的合法权利。老百姓去拦皇帝喊冤都是合法的。但那是理论，现实是官府和官吏们非常讨厌老百姓拦轿喊冤。明朝和清朝的法律制度表面上支持老百姓拦轿喊冤，同时又在细节上做了种种限制。比如规定拦轿喊冤必须是迫于无奈，所有的正常程序都走不通了，才能出此下策。否则就算是“越级上诉”，是有罪的。《大明律·刑律·诉讼》规定：“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称诉者，笞五十，止免罪。”《大清律例·刑律·诉讼》也有类似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笞五十，就是打五十大板。只有“本管官司不受理，或受理而亏枉者，方赴上司陈告”。也就是说，正常的司法程序走不通，应该负责的官员不负责，或者出现冤假错案的情况下，当事人才能上访。凡是违反正常司法程序的行为都是犯罪。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老百姓拦轿喊冤，把审判责任推给下级官府。中高级官员普遍反感老百姓拦轿喊冤，有人喊冤，就意味着有麻烦上门了，处理不好，自己有可能会掉乌纱帽。即便喊冤的当事人有天大的冤屈，最后得到了平反，也会因为上诉的行为过激，触犯“冲突仪仗”的罪名。冲突仪仗，本来的意思是冲进了皇帝的仪仗队伍，打断了御驾正常的行进，不管你是真冤枉还是假冤枉，都要“杖一百，发近边充军”。

实际上，老百姓很少能够成功拦皇帝的圣驾喊冤。老百姓一靠近皇帝的车驾，就会被御林军架起来抬走，根本来不及喊叫；极少数来得及喊叫的人，也会被御林军当作疯子赶走，不走的就被关进监狱治罪。后来，中高级官员也往往比附“冲突仪仗”的罪名，对拦轿喊冤的老百姓也做类似的处理。他们压根儿就不欢迎拦轿喊冤。

至于官员身边的衙役和兵丁们，他们也不欢迎拦轿喊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下级官府为了确保没有人上访反映自己的问题，早就贿赂了上司身边的人。总督、巡抚等地方大人物身边的差役、卫兵，早就接受了地方州县的好处，凡是遇到喊冤的，不等对方喊几声就用鞭子赶走。州县官员通过贿赂、买通总督身边的人，堵死了老百姓拦舆喊冤的法定权利。高官身边的人则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双方实现了“共赢”，输的只有老百姓。

向氏的侄女刚喊了两声“冤枉”，就有总督卫队的兵丁挥舞皮鞭抽打她，要把她赶走。但是小姑娘坚强地跪在地上，倔强地继续大喊冤枉。卫队兵丁冲过来好几个人，不断鞭打她，希望能把她吓走、打走。

那么，向氏的侄女能成功拦下总督大人，陈诉冤情吗？向氏有可能成功翻案吗？第三回黄宗汉翻案

合州鞠家命案，向氏被知州判定通奸杀人。案子通过正常程序被一级级审核确认，向氏家人想到了由向氏的侄女直接拦下四川总督黄宗汉的轿子，拦轿喊冤。但是，明清两代虽然规定拦轿喊冤，甚至是拦下皇帝喊冤都是合法的，却在实践中设置了许多细节限制，本质上是厌恶老百姓拦轿喊冤的。向氏的侄女刚喊了两声冤，就遭到总督卫队兵丁的鞭打。这些士兵粗暴地想赶跑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姑娘。

也许是兵丁们鞭打的声响太大了，惊动了后面轿子里的黄宗汉总督。

黄宗汉，福建泉州人，进士出身，当时年近六旬，历任京官和地方职务，经验丰富，宦海沉浮，颇为不顺。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与官场格格不入的品质：刚正不阿，强硬，有原则。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沦陷，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黄宗汉临危受命，担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他在任期间，组织义勇队，操练士兵，对英法联军非常强硬，结果被主张妥协的朝廷免去官职，调任四川总督。四川总督的重要性远比不上两广总督，黄宗汉实际上是被降职了。合州鞠家命案审判期间，黄宗汉刚到四川不久。

这一天，黄宗汉坐轿子外出，突然轿子停了下来，外面闹哄哄的。他探头一看，看到卫队在鞭打一个跪在地上鸣冤的小姑娘。黄宗汉马上出来呵斥士兵，制止他们继续鞭打。他收了向氏侄女的诉状。

黄宗汉当场浏览了小姑娘的诉状，发现是一个为杀人犯喊冤的状子。他简单询问了几句，得知案子已经送到了按察司。黄宗汉和蔼地对向氏的侄女说：“小姑娘，你勇敢地为长辈抱告喊冤，很了不起。这里有两吊铜板，你好好拿着。你的状子，本官收了。案子还在按察司，你得去找按察使大人秉公处理。”说完，黄宗汉让随从赏了小姑娘两吊钱，同时在状子上批了几句话，大致意思是让四川按察使重新审核向氏杀人一案，如果真有冤情，要及时平反。向氏侄女千恩万谢后走了。

过了几天，黄宗汉外出的时候，又遇到有人喊冤，轿子外面吵吵闹闹的。他探头一看，居然还是前几天喊冤的小姑娘。黄宗汉以为小女孩贪图赏钱，又来喊冤，所以走出来不太高兴地说：“小姑娘，本官不是前几天收了你的状子了吗？你怎么又来拦轿喊冤？”

向氏侄女哭着说：“小女子是因为有奇冤，才屡次冒死上诉。大老爷让小女子拿着状子去按察司，可是按察司的各位大人说这个案子清清楚楚，没有问题，还是维持原判，认定是姑姑谋杀了我姑父和表哥。”

黄宗汉听完，心里一盘算：不对啊，我几天前刚批了条子，让按察司重新审理鞠家命案。这才几天啊，他们就核查了所有案卷，调集了人证，认定案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这工作效率也太高了吧？于是，黄宗汉又批了张条子，还是让向氏侄女去找按察司衙门，让按察司认真重审向氏一案。

黄宗汉为什么两次把拦轿喊冤的小姑娘推给按察司呢？这是清朝官员对拦轿喊冤和越级上访事件的一贯处理方法。案子进展到哪一级了，就让当事人去找哪一级官府，让案子重新回归到正常的司法程序中去。官员们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个人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谁拦轿喊冤就受理谁的事情，那样的话忙不过来。另外一方面是，上级官员如果直接插手具体事务，就会打乱正常的办事程序，给下级部门和官员的工作造成消极影响。所以，高官们通常都会把拦轿反映的问题，重新发给相关部门处理，很少亲自处理。朝廷对来北京上诉的案子，也都打发给所在地官府重新处理，极少直接留下来处理。

黄宗汉虽然第二次把向氏小姑娘的状子推给了按察使，但是心里一直装着这件事情。他从心底里关心合州命案是不是冤案。又过了几天，当黄宗汉外出的时候经过按察司衙门，就命令轿夫落轿，径直往按察司衙门里走，想看看案子的进展情况。

这个时候，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四川按察司衙门口的看门小吏，竟然挡住黄宗汉，阻挡总督大人进门。他不顾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巨大差距，公然阻拦总督大人视察，以下犯上，可见让总督进去的后果比得罪总督的后果更严重。

黄宗汉很奇怪。“你这是要干什么？”

小吏回答：“按察司是司法重地。总督大人不具体负责司法事务，不方便进去。”

黄宗汉驳斥说：“我是堂堂四川总督，掌握全省军政事务。虽然司法刑狱不是我专管，但也是我的分内事。今天，我就是专门抓司法审讯工作来了。”

看门人又借口说：“按察使大人正督率衙门官员查案，不方便打搅。”黄宗汉就问：“什么案子？”看门人回答说：“合州的案子。”黄宗汉说：“好，好，好！我正要过问这件案子呢。”说完，他一把把看门人推开，大摇大摆地进了按察司衙门。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案子的资料来源——清代笔记汇编《清稗类钞》在记叙小吏拦阻黄宗汉这个细节的时候，用了“循例挡驾”一词。四川按察司衙门一直以来都不愿意上司和其他部门官员进来查看。难道按察司衙门是外人不能窥探的禁地，四川的司法系统一直是关起门来办案的？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当时四川的司法系统是有问题的。

黄宗汉闯入衙门后，正在审案的按察司官吏们都吃惊地站了起来。黄宗汉拱拱手，让大家继续审讯，说自己就是来旁听的。说完，他就坐在四川按察使的边上旁听。按察使等官员硬着头皮，在总督面前重新审理合州杀人案。

当时，向氏就跪在地上。她推翻了之前的供述，不肯承认与人通奸，更不承认杀人。按察使下令衙役掌掴向氏。之前每审核一次，向氏就推翻一次供述，多受一次皮肉之苦。她脸颊两边的肉差不多都脱落了，如今又遭到衙役的痛打，嘴和脸很快就变形了，血肉模糊，露出了牙肉。

黄宗汉看着就不忍心，发话说：“此女伶仃可怜，诸位大人为什么专审她？”按察使则一心要向氏重新认罪，了结此案，被总督这么一问后不便再让衙役掌嘴，挥手让衙役退下。可不对向氏用刑，他又不知道怎么办，大堂里就这么沉默了下来。

黄宗汉就问：“诸位大人，你们审问案子，就只问嫌犯一人，不召其他人过堂吗？”按察使这才命令：“带奸夫上堂！”

过了一会儿，一个脸色红润、皮肤饱满，一点儿都不像是囚犯的壮汉被带了上来。黄宗汉看到后就大怒。“如此凶嫌，何不杖之！”总督发话，衙役们不得不对壮汉棍棒伺候。刚打了一两下，那壮汉就大喊大叫起来：“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们之前不是说好，只要我按照你们说的录口供，就不让我受刑的吗？今日为什么打我？”

话一说出来，堂上所有的官吏都大吃一惊。黄宗汉尤其吃惊，命令道：“给我往死里打，看他招不招实情。”很快，壮汉就熬不住了，供认自己与向氏并没有奸情，更没有和向氏密谋杀人，这些都是合州刑吏陈老伦花钱让他干的。至此，向氏的冤情被证实，她的确是被冤枉了。

按察使等人很尴尬。黄宗汉却有些得意，讽刺他们说：“诸位大人，你们看老夫的审案手段如何？”大家都支支吾吾，只有一个胆子比较大的按察司官员反问：“总督大人审判得当，查出此案有冤情。但是，凶手究竟何在？”黄宗汉生气了，说：“这难道不是一个明显的错案吗？”可是，就如那名官员反问的那样，现在只能证明壮汉并非奸夫，之前的审理有错误，但真凶依然是个谜。只要没找到凶手，就不能彻底排除向氏的嫌疑，她的冤屈就不能彻底洗刷。黄宗汉明显感到整个司法系统都对向氏翻案有所抵触。他知道自己在按察司衙门久留无益，便打道回府。

堂堂的四川总督竟然不能依据司法系统推翻一个明显的错案，黄宗汉只能寻找其他方法、其他途径了。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派人暗访，调查实情。他召来亲信李阳谷，命令他秘密前往合州微服私访。

秘密调查也好，微服私访也罢，都不是清朝司法制度的明确内容，不是正规的办案手段，可以说，它们是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手段。但是，正常的司法系统已经失灵了，白道走不通了。黄宗汉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正常的手段，推翻一个冤案，只能通过秘密派遣亲信微服私访的灰色手段。这不能不说是对当时司法系统的一个讽刺。

黄宗汉挑选的李阳谷，胡子很多、很长，人称李胡子。他当时还是一个候补官员，以廉明著称，勇于干事。接到总督黄宗汉的指示后，他乔装打扮成商人，带上两个仆人赶往合州。

合州命案已经在四川闹得沸沸扬扬。案子真相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关系到越来越多官员的前途和利益。四川官员中朋比为奸的风气很重，没有人在意真相，更不希望翻案。相关官员对案子的动向特别关注。李阳谷乔装打扮，坐船到重庆，刚登岸就看到两个人拿着名帖前来迎接。见到李阳谷，他俩就跪下来说：“李大老爷，您怎么来得这么迟？道台大人命小的在此恭候多时了！”李阳谷很吃惊，说：“我是商人，与道台大人素不相识，你们认错人了吧？”其中一个迎接的人就笑了，说：“李胡子李大老爷，何人不知何人不晓？您这次来，难道不是奉总督黄大人的命令查访合州命案的吗？此事不忙，请李大人先到道台衙门小住。”

李阳谷微服查案一事，原本应该只有黄宗汉一人知道。谁料李阳谷人还在途中，重庆的地方官员就已制定了“邀请”他到衙门做客的全套接待方案了。黄宗汉和李阳谷自以为微服私访已经是灰色手段了，不料在真正的高手看来，这实在是小儿科。李阳谷在两个人热情的邀请下，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是李阳谷。但我这次来重庆，是解决私人债务的，所以不敢使用真名，也不想叨扰官府，就不打扰各位大人了。”说完李阳谷就要走。迎接的两个人哪里肯放过，说：“既然李大人没有公事，就更好了，可以到道台衙门多住几天。”说完，他们强行把李阳谷带进道台衙门“小住”。

一连好几天，重庆的地方官员们恭恭敬敬地接待李阳谷，轮番宴请，好酒好菜好言好语伺候着。对于此行的目的，李阳谷坚持说是来解决私人债务的，很快就要离开。地方官员轮番挽留，态度特别真诚、特别热情。李阳谷不得已，一住住了好几日。最后，实在不行了，李阳谷坚持要走。临行前，川东道台和几位官员对李阳谷说：“你此行的目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没有必要隐瞒。李大人如果能帮忙掩盖，这里有三千两银子权当孝敬。”李阳谷无话可说，银子也坚持不要，匆匆告辞回了成都。

回去的路上，李阳谷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觉得不能无功而返。走了几十里地，他估摸着脱离了地方官员的监视，就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登岸，剃掉胡须，换上其他服装，向合州走去。果然，一路上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邀请他“小住”了。李阳谷在合州暗访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对合州官吏的枉法胡作了解得清清楚楚，遗憾的是仍然不知道鞠家命案的真凶是谁。

就在准备返程的前一天夜里，李阳谷投宿一家小旅店，深夜偶然听旁边的屋里有两个人说话。一个人说：“现在当官的都是糊涂虫，本地鞠家父子被人杀死了，当官的竟然以谋杀亲夫结案，简直是昏官！”另一个人说：“是啊是啊。要说这个案子也真是无头案，不知道到底是谁杀的？”那人说：“是我杀的。一天夜里，我路过合州七里涧，没有盘缠了，就摸到一户人家偷了一条被子。刚出门，一个男子追出来要夺被子。我吓他说：‘快走，不然我杀了你。’谁知他不但不走，还过来抢被子，我就举刀砍倒了他。这时又一个小伙子出来追我，我又杀了他。事后，我害怕了，远逃他乡避难。这不一年多了嘛，我听说案子也结了，就回来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阳谷大喜过望，急忙招呼两个仆人一起捉住隔壁房间的人，直接把他押送到成都报告给黄宗汉。

合州杀人案很快告破。向氏无罪释放；四川按察使、川东道台、重庆知府被革职；合州知州荣雨田本当严惩，但他上下活动，花了不少银子，最后也仅仅被革职而已，不用承担其他刑罚。书吏陈老伦知道真凶被抓后畏罪自杀；陈夫人被凌迟处死，受到了最严重的惩罚；做伪证的壮汉被发配充军；为向氏鸣冤的侄女得到表彰；李阳谷查案有功，出任知县。

不久，黄宗汉内调朝廷为官，成都将军暂时代理四川总督。四川官场又开始涌动暗潮，想再次翻案。代理总督竟然以最初的判决上奏朝廷，为被革职的官员请求复职。巧的是，黄宗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他严词驳回。四川方面这才不敢翻案了。

通过合州杀人案的审讯，我们了解了清朝基层官府的司法审判压力和他们的“有罪推定”逻辑，这些都助长了基层冤假错案的发生。清朝制度虽然为冤假错案的平反设置了各种渠道，展现出了包容的姿态，但在实际中存在诸多的限制。整个司法体制并没有动力，也不愿意翻案平反。黄宗汉以总督之尊，纠正辖区内的一桩冤案都非常困难。如果没有黄宗汉，或者黄宗汉不知道冤情，向氏想来是必死无疑了。但是黄宗汉毕竟只有一个，所以并不是所有蒙冤的人都像向氏那么幸运。要想真正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真正实现案子的平反昭雪，还是要从建立一个公正、专业、有效的司法制度开始入手。第二案总督自戕案：高官如何申冤？清朝嘉庆年间，两广总督吉庆在广东巡抚衙门离奇自杀身亡。从这起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的官员缺乏申诉、维权的畅通渠道，使得官僚体制内部的矛盾常常难以和平解决，从而导致一些廉洁奉公的官员含冤而死，而一些品行不好的官员则浑水摸鱼，最终伤害的是官员群体的积极性，对政治发展不利。第一回督抚不和

嘉庆七年（1802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内阁大学士兼两广总督吉庆，带着仆人前往广东巡抚衙门。广东巡抚受两广总督的管辖，两广总督为什么要屈尊去巡抚衙门呢？之前，广东巡抚瑚图礼通知吉庆说，巡抚衙门接到嘉庆皇帝的圣旨，让吉庆来接圣旨。吉庆来到巡抚衙门后，广东巡抚瑚图礼端坐在大堂之上，不行礼也不寒暄，一点儿都不客气。吉庆在大堂站定后，瑚图礼拿出上谕，大声宣读起来。在上谕中，嘉庆皇帝下令免去吉庆的总督职务，等候钦差大臣到来后会同瑚图礼查办。这道圣旨，对吉庆非常不利。总督接受巡抚的查办，并不多见，这说明总督已经完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宣读完圣旨，瑚图礼趾高气扬地命令道：“来人哪！摘去吉庆的顶戴，脱去吉庆的官服，给他换上囚服。”吉庆没有反抗，被差役们抓着更衣换装。

跟吉庆一起来的仆人们很震惊，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老爷遇到了什么难题，更不知道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情况。就在仆人们惊慌失措的时候，瑚图礼又大声吆喝起来：“罪官吉庆，接受审讯。无关人等，都给我赶出去！”差役们气势汹汹、恶狠狠地把吉庆的仆人们赶了出去。巡抚大人清场后迫不及待地开始审讯吉庆。

吉庆的仆人们被赶到了衙门外，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一会儿工夫，巡抚衙门的差役跑出来大喊：“你们家大人自尽了！”仆人们赶紧跟着差役跑进去，一看，自己家的老爷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满脸通红，已经气绝身亡了！

两广总督吉庆到底是怎么死的？堂堂一品大员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这就要从吉庆到底是何许人也说起了。

吉庆是满洲正白旗人，出身非常高贵。首先，满洲正白旗是“上三旗”之一，在八旗中地位很高；其次，吉庆的家族是正白旗中最高贵的家族：爱新觉罗。吉庆的全名是爱新觉罗·吉庆，他和嘉庆皇帝往前推五百年是一家人。吉庆有非常高贵的血统。吉庆家拥有骑都尉的世袭爵位，父亲万福，曾经外放过江宁将军。可以说吉庆是诞生在官宦世家。

吉庆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注定要走仕途，他的人生轨迹也是这么设计的。吉庆年纪轻轻就进入官学读书，由官学生进入仕途，历任内阁中书、侍读、御史、副都统、兵部侍郎，升迁的速度非常快。在北京完成资历的积累后，吉庆外放地方，历任山东巡抚、浙江巡抚，在嘉庆元年（1796年）升任两广总督，其间因为镇压地方骚乱有功，加太子太保，又兼协办大学士，真正算是位极人臣。

我们常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而人生经历塑造性格。所以，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吉庆的经历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血统高贵；第二是仕途平步青云，顺风顺水。这两个特点塑造了吉庆的性格。

首先吉庆廉洁、清高，对钱财看得很淡，对得失也看得很淡。当时的舆论，对吉庆评价最高的就是他不贪污不受贿。他主政的浙江、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官员们稍微放纵一下，就能满载而归。但是吉庆却没拿一分一毫。据说吉庆出任两广总督后，把总督衙门后院的所有房间都封锁了起来，自己在院子里搭了三间简易房，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长几，几把椅子，几本闲书。吉庆办公、会客、饮食、起居，都在这个简易房里。这个例子特别能说明吉庆这个人洁身自好、廉洁清高。

其次，吉庆为人忠厚，颇有长者风范。我们来举个例子：

嘉庆四年（1799年），和倒台。嘉庆皇帝公布和的二十大罪状，下发全国的总督和巡抚，让大家讨论“如何处置”和。表面上是让大家发表意见，其实是逼大家表态。直隶总督胡季堂在罪状公布四天后，就把奏折递到了紫禁城。他大骂和是“无耻小人”，罪不可恕，死不足惜，不仅要斩首，而且要“凌迟”处死，也就是千刀万剐。胡季堂是第一个表态的，其他总督和巡抚也争先恐后，都要求把和斩首。似乎把和骂得越厉害，越能和他划清界限；仿佛只有把和千刀万剐了，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嘉庆四年，处置和的话题非常敏感，涉及官员站队的大问题。说简单简单，动动嘴皮子的事情；说难也很难，皇帝想要你选的队伍不一定是你内心想站的。在所有总督中，吉庆是唯一一个没有落井下石的，他在回复给嘉庆皇帝的奏折中，虽然也骂了和，但是骂得最轻；对于如何处置和，吉庆强调依法办理，态度含糊不清。吉庆是随大溜儿，敷衍了事。好在嘉庆皇帝也是个忠厚长者，知道吉庆的性格就是这样，没有追究。

说了这么多，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吉庆是一个很干净的、心态平和的人，很有“贵族”气度。而本案的另一个主角，广东巡抚瑚图礼，脾气秉性和吉庆有很大差别。我们来看看瑚图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瑚图礼和吉庆一样也是满洲正白旗人。但是瑚图礼没有吉庆那么好的政治背景，他最大的政治背景是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考中了进士。有人就说了，每届录取两三百名进士，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要注意的是，清朝考中进士的基本上是汉族人，满族人文化程度比较低，考中进士的凤毛麟角。所以，满族进士非常宝贵。满族人当时要想当官，不是依靠家里祖宗的功劳，由朝廷直接安排工作，就是走侍卫、官学生、笔帖士等旁门左道。侍卫、官学生、笔帖士等都是朝廷为了解决八旗子弟的工作问题而特意设置的职务。满族官员遇到进士出身的官员，总有那么一点儿抬不起头的感觉。所以八旗子弟考中进士后，从皇帝到一般满族人都会捧着他们，重用他们。

瑚图礼就是一个满族进士，考中后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他在嘉庆五年（1800年），也就是考中进士当官十三年后，外放广东，署理巡抚。两年后实授。一般的汉族读书人，考中进士十三年，还是知县呢！应该说，瑚图礼升迁的速度非常快。

瑚图礼书读得好，中过进士，按照常理来讲，应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但是他却性情暴躁。瑚图礼当官后，常常训斥下属。当时官场流传一个笑话，说瑚图礼担任巡抚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下属来拜见他，因为某件事情受到了瑚图礼的训斥。下属诚惶诚恐，赶紧请罪，他连说：“属下糊涂该死，糊涂该死。”谁知，他越说“糊涂该死”，瑚图礼就越生气，把这个下属骂得越厉害，扬言要重罚他。最后，那个下属才知道自己不小心触犯了瑚图礼的名讳，连忙闭嘴不说话了。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

由此可以看出瑚图礼这个人的两大特点：第一是他仕途很顺利，风光得意；第二就是他有粗暴、急躁的一面。这一点和吉庆非常不一样。一个性情暴躁的巡抚和一个性情平和的总督搭班子，相互配合工作，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清史稿》记载，瑚图礼一到广东担任巡抚，就多次和两广总督吉庆产生摩擦。冲突的核心就两个字：争权。瑚图礼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有主见，而且固执己见，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并不照顾两广总督吉庆的利益。吉庆的级别比瑚图礼高，又是广东、广西两省的最高长官，完全可以利用权力打压瑚图礼。但是，吉庆对瑚图礼的强硬、嚣张，多次宽容不计。他是一个性情平和的人，不愿意和瑚图礼爆发冲突，所以能让的都让着瑚图礼。吉庆的想法是，将心比心，我好好待你，你迟早会明白我的苦心，也会好好待我的。

但是，吉庆的退让，并没有换来瑚图礼的改弦易辙。瑚图礼反而得寸进尺，越来越嚣张。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广州城里“督抚不和”。

督抚不和是清朝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只是吉庆和瑚图礼两个人的问题，可以说是清朝政治体制的一个通病，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导致督抚不和的。

总督、巡抚的官制都开始于明朝。朝廷派遣某个官员去某个地方巡视，解决特定的问题，叫作巡抚；派遣某个官员督察好几个地方的军政事务，就叫作总督。总督也好，巡抚也罢，一开始都类似于钦差大臣，是中央政府官员的一个临时差使。慢慢的，因为总督、巡抚在地方上的实际权力太大，地方官员都对他们唯命是从，而朝廷又觉得这种直接派人插手地方事务的管理方式更直接，更有效，就把总督、巡抚给普遍化、常态化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朝廷派下来的总督、巡抚。结果，总督、巡抚就成了最高地方长官。这是一个“差使”异化为“职务”的典型例子。

清朝夺取天下后，在关内的十八个行省沿用了总督和巡抚制度，一般在一个省份设置一个巡抚，又在巡抚之上设置了管理一到三个省不等的总督，来镇守地方，拱卫中央。这样一来，总督和巡抚管辖的范围就是重叠的。从根本上来说，管辖重叠就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清朝有关总督、巡抚的职权设计进一步恶化了吉庆和瑚图礼的关系。《清史稿·职官志》这样记载：“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除了巡抚的职权规定得更详细一些以外，总督和巡抚的职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总督和巡抚的职权大部分是重叠的，这就为两者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如果总督和巡抚没有驻扎在同一座城里，矛盾还不突出。比如，两江总督管辖江苏、江西、安徽三个省，驻扎在江苏省会南京。他和驻扎在南昌的江西巡抚，虽然有管辖关系，但日常工作往来不多，所以矛盾并不突出。但是，江苏巡抚也驻扎在南京，他和两江总督矛盾就要大得多了。为了避免和两江总督的矛盾，后来江苏巡抚干脆把驻地转移到了苏州。

广东巡抚的命，就没有江苏巡抚那么好了，他始终和两广总督一起驻扎在广州。有个专有的历史名词，称呼这种现象叫作“督抚同城”。凡是督抚同城的地方，总督和巡抚的矛盾就没有断过。

我们来看两个督抚同城导致激烈冲突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发生在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之间。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广东潮州知府出缺，需要广东布政使提名一个新人选。张之洞就告诉当时的广东布政使游百川，要提名谁谁谁。游百川很为难，因为广东巡抚也跟他打了招呼，要提名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游百川犹豫再三，最后决定还是听自己直接上司的，提名了广东巡抚打招呼的那个人。

张之洞知道后，大怒，马上把游百川叫来，一顿痛骂：“你竟然藐视我，一心向巡抚献媚，你凭什么这么做？”游百川解释说：“卑职哪里敢对总督大人不敬。只是我夹在总督和巡抚两位大人之间，很难办。按照惯例，总督大人总管军事，巡抚大人侧重于民事，我也是不得不按制办理。”张之洞更生气了。“好，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快去把依据找出来给我看！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我以后也就不管地方民事了。”游百川听后害怕了，赶紧回去从朝廷的各项规章制度中寻找依据。但是，他认为的总督管军事、巡抚管民事的观念是约定俗成的，并没有法律依据。游百川根本找不到正式依据，又担心又劳累，最后都吐血了。而张之洞又不断催他，逼得游百川最后办理了病退手续。从此，张之洞这个两广总督把广东的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广东巡抚则成了摆设。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管理湖北、湖南两个省，和湖北巡抚同城，驻扎在武汉。湖北襄阳县知县出缺，要提名新人选。张之洞就要当时的湖北布政使陈宝箴提名朱某；而湖北巡抚谭继洵则要陈宝箴提名张某。陈宝箴又遇到了游百川遇到过的难题。不过，陈宝箴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他就挂出了两块牌子，第一块说：奉总督命令，委派朱某署理襄阳知县；第二块牌子说，奉巡抚命令，委派张某署理襄阳知县。于是，舆论大哗。总督张之洞和巡抚谭继洵都埋怨陈宝箴，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地方州县官员的提名权，是布政使的法定权力。陈宝箴坚决不收回挂出去的两块牌子。事情彻底闹僵了，民间议论纷纷。湖北省各位道台凑在一起，大家觉得再这么闹下去，影响太不好了，就去劝陈宝箴，别这么做，撤回一块牌子。陈宝箴说：“委派署理官员是布政使的职权，但总督和巡抚大人都要干预，我身为布政使好为难！”最后，因为陈宝箴的坚持，张之洞和谭继洵不得不妥协，放手让陈宝箴委任了他中意的人选。

因为督抚不和的问题普遍存在，所以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凡是督抚同城的省份，一律裁撤了巡抚。但是，吉庆和瑚图礼在戊戌变法之前，他们还得面临督抚不和的老难题。那么，他们的矛盾将如何发展，又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冲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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