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元礼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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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研究(2013卷)试读：
前言
[1]吕元礼本书成稿之日，恰值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九十华诞。李光耀“誉满天下，毁也随之”。“虽然杰出，毕竟独裁；虽然独裁，究竟杰出”——是不少人对他的评价。李光耀如此矛盾，“李光耀的新加坡”也难免让人费解：有人称赞它干净，也有人认为它无趣；有人说它是“优质民主”，更有人说它是“威权国家”。一方面，它有引以为傲的年均GDP增长和世界最富裕国家、最廉洁地区、最宜居城市、最具竞争力经济体等一系列名列前茅的世界排名；另一方面，它也曾在国民幸福感上名列全球最低。于是，新加坡的“庐山真面目”，让人感到云里雾里，莫衷一是。其实，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正确认识新加坡，既要站在应然的高度进行批判性反思，也要立足实然的立场给予同情性理解。批判性反思具有理想激进色彩，可以称之为“左看”；同情性理解具有稳健保守风范，不妨称之为“右看”。而只有兼顾“左右”，才能深刻认识新加坡及其模式。孔夫子竭诚治史，从而有“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说；李光耀精心治国，当会生“誉我毁我，尽在狮城”之慨。为此，这篇前言试图引导读者“左看”“右看”新加坡。人们较为全面地了解了新加坡，也就很大程度地读懂了李光耀。一 站在应然高度的“左看”：新加坡并不理想
现实中的圆都有不圆之处，那个没有任何缺口的、纯粹的圆只有圆的定义。同样，现实中的民主都有不够民主之处，那个没有任何缺陷的、纯粹的民主只有民主的理念。这里，圆的定义或民主的理念，就是它们的“应然”——应该的样子。一方面，画圆或建设民主，只能在现实中进行；容不得一点缺口或一丝缺陷，就只能让圆或民主停留在抽象的想象上，而不能将其落实为具象的事实。另一方面，画圆或建设民主，又须秉持其定义或理念，并借此对现实不断给予批判、纠正。唯其如此，才能画出日益圆满的圆、建成日臻完善的民主。
2009年8月18日，新加坡官委议员维斯瓦先生在国会发表的有关新加坡公民信约的演讲，就是从应然的高度对新加坡进行的一次批判性反思。新加坡公民信约的内容如下：“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维斯瓦认为，由于新加坡有个能干的政府，确保了国家在过去50年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人们因此已对一些更为深刻的非经济课题失去焦点。这些问题就包括人们是否扎根于此、爱国主义、公民自由以及和谐幸福。他说：“如果我们不充分注意这些问题，而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应付诸如经济衰退和创造就业机会等问题上，那么我们可能会落得赢得战役却输了战争的下场。”
维斯瓦将信约的内容归纳为四大宗旨，并对这些宗旨的应有之义加以阐释。他从应然的高度批判相对低洼的实然，用定义的纯粹责备存有杂质的现状。例如，信约提醒“我们是新加坡公民”——公民应该享有权利，但是，新加坡“直到最近，公民的最大特征只是在选举时能够投票”。而且，由于一党独大，反对党往往无力量参选所有选区。在反对党无人参选的选区，行动党候选人无须经过选民投票便自动当选。于是，该选区的选民甚至连投票的权利也享受不到。维斯瓦指出：“公民在挑战政府看法时，政府的回应必须要诚恳，而不是施威甚至恐吓一些人，有时又冷酷和傲慢以对。”他呼吁执政党及其政府在维护公民权利时，要超越“有所为而为”的功利境界——“不是为了延长执政的寿命”，达到“无所为而为”的道德境界——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和应该的”。
又如，信约要求“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那就应该消除种族差别或距离，但是，维斯瓦认为，新加坡人民的种族意识越来越明显，身份证上必须注明自己的种族，不同族群有各自的自助会，人们甚至不能接受一个少数种族出身的总理。让不同族群的人们团结起来的确不容易，但他强调：“我们不能轻易就说我们办不到兼容并蓄。这个集体不是为了什么经济或物质层面的获得，而是基于相信无论我们要从这里出发到什么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值得我们信赖的。它非关什么利益分享，而是有一个核心价值是我们共享的。”可以这样理解，强调“利益分享”是“经济人”的表现，强调“价值共享”是“社会人”的要求。维斯瓦的理想，是要新加坡人超越斤斤计较的“经济人”，成为高尚纯粹的“社会人”。
再如，信约指明“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在维斯瓦看来，“人民的言论自由，一个客观中立的报业和一个真正有效确保向多党制演变的政坛——这些都是民主的根本，是带领迈向进步和繁荣的恒常动力”。但是，维斯瓦说，新加坡“白色恐怖一直延续到80年代，虽然今天已不多见，但我还是不时遇到有些人说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报复”。维斯瓦承认，“政府已经努力改善这个问题”。但他觉得，政府还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恐惧的气氛，无论多么温和，还是会腐蚀我们的认同感和生于斯、死于斯的情怀。政府应该为有人敢站出来提出异议而感到高兴，因为这表示有人对你在乎。”
最后，信约号召“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那么，“快乐永远是最高的目标”。但是，“根据CIA世界现状报告的一些数据，新加坡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收入差距不可能是件受欢迎的事物，它当然不能促进社会的快乐程度。”维斯瓦接着举例说明：2007年，新加坡理工学院曾对800名年龄介于15～20岁的年轻人进行问卷调查。这些年轻人都在新加坡学校接受教育，并且强制上过国民教育的课程。根据调查，37%的人认为自己不爱国，超过50%的人认为有机会的话会考虑移民。这项调查的结果和许多针对年轻人、年轻在职人士、海外新加坡人和国民服役人员的调查结果相去不远。其实，时任国务资政的吴作栋对上述问题也有过担忧。他发现，经济腾飞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加坡人的梦想仍停留在5C，即现金（Cash）、信用卡（Credit cards）、汽车（Car）、私人公寓（Condominium）和乡村俱乐部会员证（Country club membership）。组成上述梦想的元素只有“物件”，而无“心件”（Heartware）。吴作栋指出，如果新加坡没有“心件”，“就会沦为一些国人的酒店。如果新加坡是多数国人的酒店，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因此，维斯瓦认为，新加坡面对的挑战，是国民有多少热忱和向往来当家做主，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过客？他说：“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家‘公司’，还是一个国家？如果我们满足于把这里当作一家‘公司’，那么，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给股东的投资足够的回报率。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在量化回报和主要表现指数之外，还要加入以情感为基础的因素，诸如种族与宗教和谐、稳定与幸福……我们需要风雨与共的情怀，能够在飘摇的日子一起走过。”他呼吁：“我们需要国家信约的原则来支撑和发展这种韧性、坚毅和自立”，并把它“内化成一种信仰”；“我们需要保证国家信约的重要位置，因为唯有它能团结国人”。
听着官委议员维斯瓦以公民信约中的各项原则为基调的慷慨陈词，包括李显龙总理在内的许多国会议员都微微仰起头来，深思着这一严肃的课题，视线就落在国会大厦议事大厅宽阔的天花板上。李光耀在走访多国之后发现，那些将国会大厦建得高大雄伟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水平往往低下，与大厦的外观形成巨大反差。因此，新加坡的国会大厦建得一点都不高大。不过，坐在议事大厅的座位上抬头仰望，还是能够感觉到大厅顶部的米黄色天花板悬得非常高，就像维斯瓦立意高远的言论，也像一些听者被鼓得很高的情绪。即便在此旁听的记者，其思绪也被维斯瓦的动人话语“带上了天花板，在那里不断盘旋”。二 立足实然立场的“右看”：新加坡颇为成功
有感于维斯瓦的高调陈词，一段时间以来很少参加国会辩论的李光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己决定参加辩论，是要把这场辩论带回现实。他指出，当年，由建国元勋拉惹勒南起草的信约内容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而是一种“抱负”（Aspiration）。李光耀说：“我们实现（抱负）了吗？我不知道。”它也许永远不能完全实现。当然，李光耀认为，必须不断尝试。
新加坡宪法152条及153条明文规定，政府必须照顾马来族人作为少数族群的特殊利益。李光耀说，其所以如此，是为了安抚新加坡独立后马来族人突然沦为少数种族可能产生的政治不安。因此，“我们在宪法里明确了政府的职责并非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因为这（人人平等的理念）并不现实，也不实际，一旦付诸行动，将带来严重且无可挽回的破坏。因此争取它（平等），是我们的一种抱负”。他指出，与新加坡宪法不同，美国宪法虽然规定天赋人权，也没歧视黑人，但美国的现实情况如下：黑人要到行宪后的200年才有法律保障他们的政治权益，并在美国独立近250年后才选举了一位有一半黑人血统的总统。在批评维斯瓦的立论“错误并有缺点”之后，李光耀警告说：“如果我们没意识到我们的起点和基础在哪里，我们将会失败。”
如前所述，画圆或建设民主既要秉持应然的理念，也要立足实然的现实。立足实然给予同情性理解（是为“右看”），我们会发现新加坡颇为成功。其实，李光耀的治国原则就是立足实然，一切以“行得通”为原则，强调“制度不是因为好才可行，而是因为可行才好”。因此，新加坡政府治国理政的思维特色往往不是表现为比优，而是表现为比劣。比优是好中求最好，其目标是要实现最好；比劣是坏中求不坏，其目的是要避免最坏。例如，新加坡政府一贯倡导精神文明，却保留了合法存在的红灯区。其理由是“与其让人们随地大小便，不如建一个厕所”。又如，新加坡政府一贯反对赌博，却在最近几年兴建了两个赌场。李光耀说，建赌场是有麻烦，但不建赌场麻烦更多。
立足实然，新加坡政府没有拘泥于优美的理论，而是尊重客观现实。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司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即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
但是，讲求实用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新加坡这座占地224平方公里和拥有200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被硬生生从帝国腹地切断。新加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200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正视新加坡1965年所处环境的现实。当时，唯一的目标即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人们后来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新加坡人民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新加坡的经验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并通过利用外资等手段，实现了经济腾飞。在2010年《福布斯》全球最富有国家和地区的排行榜中，新加坡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6994美元排名世界第三，排名第七的美国为46860美元，排名第八的中国香港为45994美元。
立足实然，新加坡没有照搬民主的优美理论，而是关注人民的第一需求。李光耀认为，对任何政府或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必须是第一优先。他说：“绝对是如此。要不然，你们认为应该什么优先？你们谈悲惨与贫穷，你们谈卢安达与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他们有民主，但他们有像样的生活去享受民主吗？……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领袖嘴里讲另外的一套，但你随便做个民意调查，问人民到底要什么？是可以随心所欲写社论吗？当然不，他们要房子、医疗、工作、学校。这是绝对、绝对、绝对毋庸置疑的。”李光耀说：“如果我们把优先前后倒置，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民主形式方面，而不是把它放在经济实质方面，我们绝对不会达到目前的发展阶段。由于我们优先处理的事情安排正确，我们现在不论在经济实质或民主形式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换句话说，当经济发展之后，民主建设就会自然提上议事日程。
2011年的大选，似乎证明了李光耀的上述观点。此前的2010年，新加坡廉洁状况被“透明国际”排名为与另两个国家并列世界第一，其GDP较前一年增长14.5%，名列世界第二。这些成绩的取得，长期执政的行动党功不可没。在外人看来，2011年举行大选，行动党必将占尽优势，取得佳绩。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大选中，领导新加坡取得上述成就的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创1965年建国以来历次大选的新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共获6个议席，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新高。上述情况表明，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New Normal）：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安居、温饱甚至繁荣的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上述情势给行动党造成很大压力，却让新加坡民主获得长足发展。三 兼顾“左右”全面看：新加坡拿捏平衡“左看”站在应然高度，容易低看现实；“右看”立足实然立场，容易高看现状。更为全面的观点是兼顾“左右”全面看。2012年11月、12月，行动党举行的研讨会、干部大会分别就“竭尽所能—积极分享”、“迅速向前—坚守信念”、“实现个人抱负—达到社会目标”、“全球竞争力—本土联系性”和“包容政治—果断政府”五个主题进行了探讨。上述主题都是对立着的两个概念。身为该党秘书长的李显龙总理在发言中指出，行动党政府必须代表新加坡人民的“中间立场”（Middle Ground），而不是偏向一边。“在美国，各州不是蓝色（民主党）就是红色（共和党），找不到中间点，也就无法取得共识。”相反，“正因为我们有中间观点，才会有一个主导的政党，拟定能取得共识的政策”。李显龙的上述观点体现了“执两用中”的执政思维。这里的“两”是指事物的两个极端，如左与右、A和B等。面对“新常态”，新加坡政府既不是一味朝着应然的一面向“左”转，也不是仅仅向着实然的一面向“右”转，而是“执两用中”地兼顾“左右”，拿捏平衡，并具体表现如下。
1.不A不B。这里，A与B是对立着的两个极端。不A不B强调的是对立双方的互相节制：不要左，也不要右；不要过之，也不要不及。以“包容政治—果断政府”这两个对立概念为例，一方面，“包容政治”要求政府采取更开放的方式治理国家，让国会听到更多反对的声音，让民众发出更多不同的声音。但是，没有原则的无所不容，又可能陷入一味讨好民众的民粹主义，从而导致当断不断、政府无能。另一方面，“果断政府”要求政府敢为国家长远利益推行一些民众一时不理解、不高兴的政策。但是，过于果断难免陷入专断，从而因失去民心而输掉选举。面对上述两难境界，李显龙指出，行动党需要与人民“心连心、手牵手、一起走”，并以此方向为2016年的大选做准备。但是，行动党不该只反映民众的诉求，而应承担引导并形塑民意取向的责任。他说：“如果我们只是‘好好先生’，一味附和别人的意见，我想我们将是失败的领导人。”
2.亦A亦B。这里，A与B分别代表矛盾不同的两个方面。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从而达到中和的境界。以“全球竞争力—本土联系性”这两个对立概念为例，一方面，增进“全球竞争力”需要引进外来移民（人才），但过快、过多地引进移民，难免稀释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增加“本土联系性”才能加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但过于强调“本土”，势必排斥外来移民（人才），从而弱化新加坡的“全球竞争力”。面对上述矛盾，李显龙的应对之策是兼顾“左右”。他说：“我们在加强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必须持续对外开放，否则将从一个蓬勃的城市变成博物馆。”
3.A而B。这里，A为一端，是基本的；B为另一端，是辅助的。如果光有A或总是A，就是同。只有以B辅A，即A而B，才能济A之不足，以至于和。以“实现个人抱负—达到社会目标”这两个对立着的概念为例，一方面，没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抱负的实现，社会整体目标将成为抽象的幻影；另一方面，没有社会整体目标的达成，个人抱负也难以独存。一般来说，西方社会强调个人，是为社会本位；东方文化注重社会，是为社会本位。新加坡虽为东方国家，但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影响下，人们的社会观念日渐弱化，个人主义日益彰显，“旧日甘榜里守望相助的精神”等传统价值观渐渐流失。李显龙以电梯翻新计划为例说，电梯翻新广受欢迎，但短短10年里，居民的态度有了微妙的改变，经常都会有一两户表示强烈不满。“他们提出的理由林林总总，有些说新建的电梯导致他们的隐私受到侵犯，另一些则埋怨电梯遮挡了阳光，影响到日照的程度。”他说，基层领袖都会尽量调解，希望找到折中的办法，但这些居民非常在意个人得失，丝毫不让步。有感于此，李显龙指出，如果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社会将成一盘散沙，国家的进步和繁荣成空谈，个人也不可能有成就感和满足感。新加坡作为东西合璧的社会，其政府倡导“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的“共同价值观”。李显龙致辞的精神，与上述观念相吻合，即在强调“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同时，辅之以“尊重个人”。
4.A而不A′。这里，A′是指A的极端形式。不A′就是要避免走向A的极端，如“威而不猛”“和而不同”等。以“迅速向前—坚守信念”这两个对立概念为例。“迅速向前”要求与时俱进，“坚守信念”要求坚定不移。过去，新加坡政府过于强调学业成绩，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全面发展。有鉴于此，新加坡教育部和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于2012年开始取消公布小六会考、O水准、N水准和A水准等考试的优秀生名单，希望借此淡化人们对学业成绩过分重视的心态，鼓励学生在学业以外取得良好表现。李显龙指出，学业成绩固然很重要，但它并非唯一衡量才能或决定成功的标准。不过，令李显龙感到担心的是，有人却因此质疑任人唯贤制度，认为这制度是错的。他问道：如果国人不相信任人唯贤制度，那培养有才干的人，并根据他们的才能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大家又能依据什么呢？是个人财富、关系，还是种族呢？李显龙强调，任人唯贤是行动党的基本原则，新加坡仍然必须认可才能，不过要扩大成功的定义。与此同时，“任人唯贤制度不应只是关于个人成就……如果你在这制度中取得成功，你有义务回馈社会，让更多人能像你一样取得成功，每个人都从制度中受惠，也让大家了解这是一个公平制度，全力支持它”。李显龙说，在朝目标前进时，“我们须注意别矫枉过正，舍弃了我们过去赖以成功的价值观和原则”。
5.A中有B。这里，A与B虽然相反，却又相成。各以己之所有济彼之所无，各以己之所过济彼之不及，从对立走向统一。以“竭尽所能—积极分享”这两个对立概念为例，竭尽所能强调竞争力，往往要拉开贫富差距；积极分享注重凝聚力，一般要缩小贫富差距。一方面，只有竭尽所能以实现经济增长，才能做大蛋糕，从而让民众分到蛋糕，分多蛋糕，并最终实现积极分享；另一方面，只有积极分享以避免贫富悬殊，才能缓解贫富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并最终竭尽所能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为了实现二者统一，李显龙在2012年12月的行动党会议上说，新加坡不能太过强调增长，建立社会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样重要。以当前的情况来说，新加坡若能取得3%～4%的经济增长已算是表现良好；随着劳动力增长逐渐减缓，即使2%～3%也算好的。但是，新加坡贸工部公布的经济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经济在2012年第三季仅增长0.3%，2012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在1.5%左右，预计2013年的经济增长动能也将持续滞缓。李显龙说，一些欧洲国家若能取得1.5%的经济增长，人民就很开心了。“我们是否会因这缓慢经济增长而感到开心呢？我不认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若增长率持续低迷，将影响新加坡活力、经商气氛和个人信心，也会影响低收入工人和求职的年轻人”。概而言之，未能竭尽所能导致的经济持续低迷，终将影响积极分享。（本文引用了《联合早报》的报道、言论和《新加坡文献馆》转载的新加坡官委议员维斯瓦先生的演讲，特此鸣谢！）2013年9月16日
[1] 吕元礼，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上篇政治与行政新加坡的良治与民主[1]吴元华“建国以来政府的治理成绩有目共睹，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善治’。”——新加坡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2013年5月
摘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自1959年在全民选举中获胜起，就在接下来每四五年一次的国会选举中蝉联执政至今。全国20多个反对党，每次竞选期间，在公开活动、秘密投票的民主选举中跟行动党争夺政权，但都无法取得显著的成果。其主要原因是行动党执政这么多年来依然信守创党时的诺言，勤政爱民，廉洁自律，建设国家的辉煌政绩，推动新加坡持续发展与繁荣的良治之道。本文以新闻体综合学者对良治与民主的关系的不同观点，新加坡政府领导对良治与自由民主的独特见解。
关键词：良治 民主 公共政策一 新加坡居良治榜首
美国政治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2013年3月3日发表在《治理期刊》（Governance Journal）的论文《什么是治理？》中，将新加坡名列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榜首。这是新加坡继多项成就名列世界前茅的荣誉后的另一顶桂冠。英国华威（Warwick）大学校长在2013年4月的一篇演讲中，也高度肯定新加坡的成就说：“新加坡充分利用它在地球上所处的优越位置，把自己发[2]展成几乎无与伦比的国际商贸枢纽。”
2007年4月22日，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副院长维拓（Richard Vietor）在亚洲新闻台的访谈节目中说“新加坡是有效政府的最佳例子”；2008年，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公司也认为“新加坡是本区域政治与社会最稳定的国家”。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监察与研究处处长班吉教授在《2008/2009世界城市状况报告》推介会上说，新加坡完全找不到贫民窟，单是这点已是许多大城市至今都无法达到的一项成就。和其他城市相比，无论是绿化环境、公共交通或住屋，新加坡可说是成就非凡。尽管各国城市面对的问题都不相同，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具备很好的[3]借鉴价值。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新加坡的成就尤其赞赏。他说：“有很多原因让我很喜欢来新加坡，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治国观点：务实、万事难不倒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它每天都在各个方面适应世界的变化。有个新加坡人这样说：‘新加坡人是日夜都感忧虑的人，我们不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不断改变以适应世界。’正是这种不敢懈怠的精神让新加坡与众不同。其实，这也应该是联合国的座右铭。在联合国，各种各样的忧虑每天接踵而来。有时候，我真不晓得如何着手处理。新加坡应对问题的方法，可为必须应付气候变化、维和任务、水资源和食物短缺等不同挑战的联合国提供借鉴。新加坡处于创新与改变的最前沿。你们不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方面，[4]你们是创新的楷模。”
在现代新兴国家里，新加坡共和国是一朵奇葩。它从一个多种（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移民圈地而居的英国殖民地，在短短40多年里由第三世界（Third World）跃升第一世界（First World）之林，成为全球跨国企业云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国际大都会，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头。它小国寡民，资源匮缺，但其政府作为良治的品牌蜚声国际，成为许多国家借鉴发展经验的“取经”对象。
新加坡最大反对党——工人党领袖刘程强也承认，“建国以来政府的治理成绩有目共睹，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善治’。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即便在个别领域对政府有不满，也会通过合理的渠道向政府寻求帮助，而不会寻求推翻政府，这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发[5]展优势”。二 政治学者对良治与民主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
上述弗朗西斯·福山于2013年3月发表在《治理期刊》上《什么是治理？》的文章里，对民主和良治间做了微妙的区分。他指出，“目前发达社会的正统观念”，也就是相信“民主和良治是缺一不可的”，“更多是理论而不是实际经验所显示的事实”。他认为，“政府的素质是能力和自主性相互影响的结果，不取决于是否存在民主政体”。新加坡资深外交家、政治学学者马凯硕教授赞同福山的这个观点说：自由民主固然是人人向往的制度，但不是实现良治不可或缺的条件。
他说：“直截了当地说，民主不是良治的必要或足够条件……是的，没有民主也可能有良治。任何怀疑这种说法的人，应该看看中国政府过去30年的纪录。它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成功地让更多人脱贫、受教育、延长他们的寿命，并创造了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社会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上比中国政府做得更好。因此，否认中国人享有良治，那简直是精神错乱（Insane）。”
他觉得西方人着重的更多是良治的方式而不是成绩，“很明显的，有最好的程序但成绩却乏善可陈是没有意义的。归根结底，人们只想知道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换言之，能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或许这就是向来崇尚西方式民主的福山改变了对民主含义的看法的原因，毕竟事实胜于理想。
2011年12月5日，《环球时报》社评《用民主造福人民，而非讨好西方》认为：“西方的真正兴趣大概不是要把民主推向世界，而是要借这个过程，把西方的利益向全球扩张……民主制度进入非西方国家，必然与各国政治现实发生复杂的磨合。这种磨合未必不会导致比西方现行体制更有活力的成果，但西方要求民主必须是‘纯的’，这样一来，就不会有碰撞与磨合带来的跨越，一切变成学习资本主义道路的‘从头开始’。西方永远高高在上就成为客观的结果……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必须有强大的意志。不能顺着西方舆论来，也不能成心逆着西方的经验走。怎么对中国好，我们就怎么做，这个道理永远都不会错。”这观点无疑代表目前中国执政党对民主政治的立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里提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很形象地说明了中国采用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的选择。
美国投资家罗杰斯（Jim Rogers）数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施行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政绩：“中国共产党人是世界[6]上最优秀的资本家。”《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也感叹：“研究中国为将来所作的投资的能力，我不觉得我们的制度是错误的，我倒是觉得我们糟蹋了自己正确的制度。我们的民主居然无法像专政的中国那样发动人民专心致志……团结和坚忍不拔地干些大事情，这[7]根本就不合理。”
另一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人驾驭资本主义远比美国人高明：“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所展现的最大讽刺之一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在管理资本主义的危机方面可能远比民主选举的美国政府高[8]明。”
总之，不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国，短短30年在各方面的快速[9]发展，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形容为“人类史无前例的”奇迹。
马凯硕认为，“福山的文章可以作的最大贡献，是让西方思维看到新的可能性。西方人开启其视角时，将发现许多良治的宝贵例子。当西方的美国和欧洲政府等在为人民提供基本水平的良治都面对困难[10]之际，这些例子更具意义”。新加坡工人党领袖刘程强也说，“从政治的发展来看，民主是一个不坏的制度，但是民主也并非就是完美
[11]的”。
可是，美国的精英阶层大多相信美国式的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各国都应该效仿。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海大卫（David Adelman）上任前就曾公开表示，要以公共外交强化新加坡的民主，几乎是要干涉新加坡的内政。2009年11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提名听证会上问他，是否有意或打算如何针对民主与新闻自由的课题与新加坡交涉。他当时答说：“我们要搞清楚，目前新加坡的政治绝对不是多党民主体制，我一旦成为大使，将透过公共外交来促进新加坡的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并最终促使新加坡的反对党有更多的政治空间，从而强化新加坡的民主，使它成为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海大卫没料到他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这番话，会在新加坡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他就任后在新加坡的记者见面会上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竟然否认他当时在听证会上所发表的这番言论是针对新加坡的，“我在听证会上所说的并不是非比寻常的话，而是美国大使过去200年出使世界各国时都说的话”。他表示，不会对新加坡的国内政治参与意见，因为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应由新加坡人来决定。“我不打算，也没兴趣成为新加坡国内政治的一分子。”他在记者会上重申：“干预新加坡内政对美国一点利益都没有，美国要做的只是继续把本身树立为民主国家的成功典范。美国人都对我们的民主深感自豪，这是众[12]所周知的。”新加坡政界和新闻工作者都觉得，他终于明白新加坡政府在这个课题上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以及外国人不得干预新加坡内政的坚定立场。三 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自由民主观
西方自由主义者推崇“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发展模式，并相信没有民主就不会产生良治。李光耀对此持不同的看法。2009年他在接受美国彭博新闻社访问时指出，如今人们已经提出异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经济增长靠什么？（社会）秩序、（政策的）确定性、连贯性、（人民）勤劳、（政府的）亲市场政策、储蓄和投资、贸易、教育和培训（Order，certainty，consistency，hard work，market-friendly policies，savings and investments，trade，education and training）。这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开放经济，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和民主政治的优越性（Stresses on open economies and minimal state intervention，and is [13]based on the superiority of democratic politics）。”（一）民主选举如儿戏的坏影响
李光耀虽然接受西方教育，对西方政治制度也了如指掌，但他不赞成全盘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他说他不信服民主的优越性的看法：“民主若果真是较佳的制度，那它本该像市场经济那样，早已征服世界了。”不过，他觉得民主有一个优点，即让政府在非暴力情[14]况下替换。
许多国家的民主选举犹如儿戏，形形色色的候选人在选前或玩种族牌，或玩宗教牌，或公开偷录的性爱/偷情视频打击对方，或明目张胆地贿赂、恐吓选民，几乎都花言巧语地对选民夸下海口，许诺明知无法兑现的种种诺言等伎俩骗取选票。进入国会后，他们以公权牟私利，哪还记得对选民的那些承诺。这样的例子举目皆是。
2013年5月5日马来西亚全国大选的结果显示出严重的种族政治倾向。许多无缘享受进步果实的马来族选举反对党马来族候选人，在政治上不享受公平待遇的许多华族则选举反对党华族候选人。首相纳吉承认选举结果凸显社会分化现象严重，但也归咎于“华人海啸”（Chinese Tsunami），呼吁进行“全国和解”运动；前首相马哈迪干脆公开指责华族选民“忘恩负义”和许多马来族选民的“贪婪”，使执政联盟的表现很不光彩。政界与学术界则发出警讯：纵使是民主选举，但政客公然大玩种族牌和宗教牌，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越陷越深，不利于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更甭说发扬自由民主的政治精神了。
2013年5月14日，马来西亚主要的英文报《新海峡时报》（New Straits Times）发表一篇选后评论《马来西亚的民主危机》（Malaysia’s crisis of democracy）指出，很多马来西亚人忽略的一个问题是选民之中“沉默”的大多数（A“silent”majority of the electorate）——那些放弃投票权的合格选民。执政联盟和反对党联盟各获得约500万张选票，但另外约500万合格选民弃权。表面上看来，那些弃权的选民似乎无关紧要，顶多说他们是骑墙者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往深层思考，这绝非小事。研究经济学是研究理性的人类如何做决定。在大选中投下一票是一个决定，不投票也是一个决定。“那么，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那么多合格选民决定不投票则是民主的危机。”
民主政治也无法阻止不合格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让社会上的坏分子乘机“漂白”自己，然后以合法身份继续干坏事。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在“世界最大民主国”印度，很多国会议员曾是贪污犯、杀人犯、强奸犯、流氓恶霸等，他们以各种手段混入国会，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政治的人民代议士！还有些则是长得漂亮的或扮演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角色的影视明星，被痴迷的观众送入国会充当花瓶。
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正是这样的人。他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但在电影里扮演的是除暴安良的弱势群体的英雄，于是被人民选为总统。但他就任不久就原形毕露，在2001年被控“盗国”等贪污罪行，被“人民力量”撵下台。2013年5月14日的选举中，他居然卷土重来，获选为首都马尼拉市市长，掌管160万人民的命运！
2013年5月20日，美联社、彭博新闻社发表一篇政治特稿，指“在菲律宾，家族垄断国家政治”。特稿引述研究王朝政治的菲律宾亚洲管理学院经济学者孟多扎（Ronald Mendoza）的话说，“我们说我们有民主，但其实人民没有多少选择……实际政权已被（几个家族）垄断了”。菲律宾下议院每10个议员中，有7人属于政治王朝的成员；在上议院的王朝成员则高达80%。孟多扎和其他政治分析家认为，菲律宾的王朝政治现象缘于人民普遍贫穷，官员普遍贪腐及传统的官官相护文化。
这些所谓总统和国会议员的治国与问政能力可想而知，实现良治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或办得到的事了。新加坡的政治不容许任何品格有瑕疵的人成为国会选举候选人，就是为了阻止不称职者染指攸关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政治权柄。即便对候选人的资格如此严格把关，还是发生了包括执政党国会议员在内的因违反新加坡政治文化的言行举止而被检举的事件。
在中国，基层民主选举也出现不民主的现象。2012年2月4日，前总理温家宝在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现任副总理）的陪同下，到广州江高镇水沥村与一些村民座谈，了解村民对于换届选举与农村建设的意见。一名村民在座谈会上直言，有些地方的村委会在换届选举中，一些比较大的家族，还有“拳头比较硬”的人对村民选举有影响，不能把真正优秀的村民选进（领导）班子。
温家宝听后表示要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委会村民直选，对利用贿选、家族势力操纵等不正当手段来破坏和干扰选举的行为，要依法、依纪处理。最基本是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健全的制度，同时要有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因为“没有程序的民主，[15]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李光耀不认为西方式民主能在每一块土壤上茁壮成长，“在一个没有自主政府的历史或传统的国家，自由选举不是迈向民主社会的最佳起步。没有足够的社会条件，选举只是让人民发泄对现有政府的贪腐和无能的不满，把反对党选进国会，无论那是怎么样的反对党。巴勒斯坦地区的哈玛斯正是因此而获选执政的。比较好的做法是：先致力于教育、解放妇女和创造经济机会。接着专注于执法、强化法庭的独立性，建立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社会组织。只有这样，自由选举[16]才能带来较好的民主秩序”。（二）先发展经济后民主
李光耀相信，一个国家首先必须有健全的经济发展，人民有了基本生活保障之后，才可能有民主。他说：“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未为新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发展，是因为政府本身并没有建立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稳定与纪律。什么是好政府？这视人民的价值观而定。亚洲人所重视的，未必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17]所重视的。西方人所重视的是个人自由。”1.对抗性两党制的弊病
此外，李光耀也指出，经常更换政府的国家政局不稳定，“西方人说必须有多党制才算是民主。你必须有A党进，B党出，B党进，C党出，这样才对国家有利。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样不可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府”。政府更换像进出旋转门一样频繁的国家，对立派政党和支持者都忙于政治抗争，往往造成政局不稳定，令长期投资者裹足[18]不前，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2011年8月，美国时事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评选出全球拥有“最恶劣议会”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中国台湾和比利时都上榜。该杂志认为，世界“无能议会”的共通点，就是“荒谬的党派主义”，并认为其实美国国会也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当年的债信被降到AA+，国会的错要占一半以上。《外交政策》提起中国台湾“全武行”的“立法院”里的打架闹剧不仅“司空见惯”，甚至已经“国际驰名”了。它认为，中国台湾“立法院”比起议政活动，其实“肉搏战”更出名。此外，在党和党之间，与其说是政治伙伴，倒不如说是冤家，所以很难找到合作事例。
至于日本，《外交政策》评它的国会是“无能和官僚主义的温床”。“日本国会是精英行政官的隶属机构，它所要做的事情仅通过表决赞成官员事先决定好的法案；从2011年‘3·11’强震发生后，以及福岛核电厂事故处理过程即表露无遗。”
比利时议会也被《外交政策》选为最恶劣的议会之一，因为在2010年6月13日大选结束后，该国一直未能成立新政府，无政府状态已经维持了14个月。这是因为各自使用不同语言的弗莱芒区（荷兰语）和瓦隆区（法语），为了各自地区的利益未能达成统一。民主选举并未产生有效的政府治理国家。[19]
这就是为什么李光耀觉得“单靠选举并不能产生民主制度”[20]“多党制并非民主制度之必需”。2.西方民主观念非放诸四海皆准
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不认同对民主采取单一尺码（One size fits all）。他认为，新加坡其实在实践国会选举民主，在保留民主的精神与精华时，也考虑新加坡的国情、法规、独立的司法制度、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负责任的传媒以及尊重人权。这些都是民主的首要元素。他认为，民主不应该过早地强加给未具备条件的国家。
新加坡政府的民主观是一脉相承的。现任总理李显龙也说，亚洲国家必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与媒体模式，“盲目地引进他国的[21]制度，东施效颦地植入本国的政治制度，结果将是得不偿失”。他认为：“亚洲的经济起飞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几个国家经历了政权的替换——从强人领导与集权制度变成较多元的政治景观……西方观察员有时视之为民主化与进步，但这仅是一种看法。其实，现实情况往往跟西方形式（Forms）与模式（Models）有很大的差别。”
他指出，亚洲国家仍然在摸索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各国所采取的制度必然不同，因为各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地缘政治情况。亚洲国家必须寻找适合本国社会文化的一种制度。这制度能够产生有效和诚实的政府，能为人民提供安全、工作和繁荣。“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不会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它不会焦虑地等待西方人分发的（中国民主进展的）成绩表。由于中国的社会正在改变，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政治上它将逐步演变，但[22]中国将沿着自己摸索出来的道路前进。”3.李光耀：中国不会尝试一人一票制度
在2013年8月初出版的《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里，李光耀也表达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他认为：“要了解中国以及它今后20年的面貌，你得先明白中国人的民族性和他们的社会结构。5000年来，中国人相信只有中央政府强势，国家才安全。懦弱的中央意味着混乱和动乱。一个强势的中央带领国家走向繁荣与和平。每个中国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悠久的历史经验积淀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根本原则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改变。这是共产党执政前就已经形成的心态。它已经存在数千年了。“西方有些人要中国成为像西方传统的民主，但那是不会发生的。美国人认为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无论是总统或国会，并且每隔数年就换个政府——国家就不会获得成功。这可是他们先入为主的世界观。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传统。它是一个幅员辽阔、有13亿人民的大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独特的历史。它将按自己的方式发展国家。“正当各种改变席卷中国大地，中国的政治也必然会演变。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永远不变是不可能的事……无论你如何改善拣选领导人的方法，总会有一代的人会说：‘你看，这已经不合时宜了，让我们改变它。’没有人敢说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但即使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也不会导致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而是一批领导人取代另一批领导人，因为在文化上与历史上，中国人相信一个强势的中央将为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一人一票制度从来不曾在中国实行过，也从来不曾给中国带来繁荣。因此，中国人不会尝试这样的政治制度……对年轻的中国人来说，经济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乐观，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日提高……我不认为他们会破坏现状。至于中产阶级，他们都急着要往上提升。当他们达到目的并稳住了脚跟，就可能会要求政府更加透明，并对国家的管理有更多发言权，但这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被西方政界捧为“自由民主女神”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在2012年10月 3日结束访美之前对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她赞扬东欧、南非和拉丁美洲国家过去的民主过渡模式，但她强调，缅甸必须发展本身的模式，而不会是美国式民主。同一天，她在美国洛杉矶会议中心对数千名支持者讲话时指出：“这不可能是美国式民主，因为缅甸不是美国。每个国家必须发展本身的民主形式，不能由上而下实行。我总是反对军人政权向来所鼓吹的所谓‘有纪律的民主’。”关于缅甸将来采用哪种民主模式的问题，她答道：“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学习许许多多的经验，不光是向亚洲的韩国、中国台湾、蒙古和印[23]度尼西亚等地学习。”
2013年5月初中国香港教育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一半中国香港人认为维持社会秩序比民主更重要。该电话调查访问了1032名18岁或以上的港人。研究显示，男性、年纪较轻、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在职受访者，一般认为“民主比社会秩序重要”，但只有较高学历的港人同意“言论自由比社会秩序更重要”。调查是让受访者从四个项目中选出最重要的一项，结果最多人选维持社会秩序（31.8%），其次是民生（26.1%），排第三的是捍卫言论自由（25.8%），最后是民主（14.1%）。
由于李光耀不时公开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提出质疑，也抗拒以它作为各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标杆，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就曾指摘新加坡不是个民主国家。但李光耀反驳说：“西方人说我们是独裁主义者。我说新加坡人民在大选中投票，投票是秘密的；我们获胜，而且是执政41年后仍获得66.6%的支持率（2006年）。西方自由主义者也许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我不认为我们的选举是不民主的。毕竟这是[24]新加坡人民的决定。”
针对有些西方媒体指摘他是个“专制领导人”（Autocratic leader），李光耀的回答是：“专制是指你所施行的政策没有得到人民的认同。我的政策在每四五年的大选中都获得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支持率从来没低过60%。因此，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专制的领导人。”[25]
以2011年5月7日全国大选为例，执政的行动党获得历来最低的得票率（60.14%），反对党则取得39.86%的突破。执政党的几名部长，包括外交部部长杨荣文，被反对党击败。2012年5月后港选区补选和2013年1月26日榜鹅东选区补选，反对党工人党都以高得票率的多数票击败行动党候选人。因此，连反对党都承认选举是民主的、秘[26]密的，也是公正的和透明的。
其实，向全世界推销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美国，本身深陷激烈对抗性的两党制泥沼而不能自拔。奥巴马总统公开指责，美国朝野政党恶斗不但分裂美国社会，也严重伤害了经济复苏进程。比如，2011年8月5日晚，世界权威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信贷评级从最高级别的AAA下调至AA+，并将其评级前景定为“负面”。这是美国首度丧失其最高信贷评级，动摇全球债券市场。奥巴马总统将此事件归咎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只顾对抗而不顾大局的结果。
他说两党在国会里的对抗已经使美国经济深受其害。他在每周全国广播中说：“最近，华盛顿两党为各自的政治目的而无法就借贷上限达致共识，谈判陷入僵局，破坏了国际社会对美国信贷的信心，阻碍经济发展。美国没什么问题，但我们的政治出了问题，我们必须加[27]以纠正。”《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在他的一篇评论里指出，“美国是个否决政体，不是民主政体”（America is a vetocracy，not a democracy）：“如果你熟悉美国历史，过去的政府曾经通过依法办事，提倡奖励冒险和预防目无法纪行为等种种条规，教育劳动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和拨款鼓励科学研究上起着关键作用，你就明白，目前的否决政体有多危险。……我们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政治斗争比任何时[28]候都更恶毒，制造严重社会分裂。”四 新加坡政府领导人论良治
在李光耀看来，政府的良治就是领导人要严肃和认真地负起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把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照顾好人们的生活，并让人民对未来有信心：“最关键的考验是：我们行动党政府为每个公民提供他之所必需——美好的生活、安全的环境、良好的保健制度、良好的居住环境、良好的教育制度，并且为他的儿女创造一个未来。[29]这就是良好的政府管理。”“政治领导制定正确的政策，推动国家发展，创造有序和稳定的环境，让学习成为提升生活条件的途径，奖赏勤劳工作者而不是偷鸡摸狗者，那么你就会生活得好，整个国家也[30]会繁荣。依我看，这就是良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2013年5月9日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报告里，新加坡人的安乐（Well-being）状况在187个国家中排名第18。人类进步指数的指标是：人均收入增加、人民的预期寿命延长和孩子平均的上学年数。其他指标包括成年人识字率和政府对卫生与教育的投入。这个最新的报告无疑肯定了李光耀的良治效果。
李光耀说，他为政的最高标准是组成一个廉洁、能干、任人唯贤，而且专注于服务人民的政府。他认为，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赢得国人的信任。只要人民不质疑政府的诚信、能力和公正性，在争取利益、发展经济和公平地分享利益等方面都以他们的利益为重心，政府就成功解决了许多难题。在教育、医疗保健、房屋和消闲设施方面给予公平的待遇，为国人的后代创造有希望的前途。
他指出，在新加坡，公共场所看不到乞丐，也没有贫民区，人人有自己的住房，而其住房大小和价值则取决于个人的教育水平、工作时的积极性和对经济的贡献，也即凭自己的努力创造自己和家人应享的生活条件。（一）建国总理李光耀的良治六大原则
1980年1月5日，李光耀在行动党25周年党庆上谈领导人的良治之道：
1.信息明确，不要迷惑人民。
2.政策始终一贯，不要朝令夕改。
3.政府保持廉洁，杜绝贪污。
4.争取人民尊敬，不要一味讨人欢心。
5.与民分享利益，不剥夺人民应有的生活条件。
6.努力争取成功，决不屈服。（二）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的良治四要项与五原则
良治四要项：
1.负责与透明：确保长治久安，政府的治理权须获得人民的明确委托。
2.政策须为公众的长期利益着想，即使某些政策在短期内不受欢迎。
3.政府须为全体人民提供公平的竞争并取得成功的机会。唯如此，政府领导层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经济才能取得持续增长。
4.形成为公共服务物色和栽培人才的文化，吸引最佳人才加入政[31]府工作。
治国五原则：
1.维护政府的廉洁与道德威信，这是获得人民信任的基本条件，如果政府贪污腐化，将失去民众的信任。
2.说真话，不掩盖真相；实事求是，说到做到；不开空头支票。
3.公平对待各族群，让每个国民都有公平的机会。实施任人唯贤的制度，弱势群体获得能力较强者和社会与政府的照顾，既能分享成功果实，下一代也有自我提升的机会。
4.实行对国家和人民有长远好处的政策，不做讨好选民或谋取短期政治利益的事情。
5.了解人民的愿望，让人人都能参与塑造新加坡的愿景。这样一来，领导人与民众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将能凝聚共识，彼此的信任就能持久。
他指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不能强求的，也不能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首先必须赢得民众的信任，然后以政府的诚信、奉献、公[32]平和绩效来不断加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三）李显龙总理的良治四信条
1.领导是关键（Leadership is Key）：“我们是个小国。假如他国像一艘大油槽船，新加坡仅是一只快艇。在海上我们较脆弱，因此要更加敏捷，更懂得如何避开险境。那么，我们就需要擅长驾驶快艇的掌舵者。无论是政治领域或公共管理，在各层次我们都需要能激励新加坡人民，并且动员他们为国家作最大贡献的领导人。”“我们需要能作正确决定，而未必是讨人欢心的决策的领导人。我们需要具备道德勇气和正直的领导人，承认并纠正过去的错误，同时明辨哪些政策已经过时，需要改变。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尽力确保公共服务系统延揽全国部分最优秀人才。我们要求在公共服务里有优秀领导人和能干的公务员，推动我们的招聘、事业发展和报酬制度。”
2.审时度势，与时俱进（Anticipate Change and Stay Relevant）：“鉴于世界急速改变的步伐和幅度影响着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公共服务还能保持消极或被动的状态，萧规曹随地执行所谓‘屡经考验的做法’。我们必须抱着开放的态度，吸收新的点子，并且不断地重新审视过去的假设，决不能被过去所束缚。但这谈何容易。“在新加坡，我们最近曾进行一次自我检讨，重新考虑公共服务的角色，得到了几个结论。我们的结论是：公共服务与其老是遵循已经尝试和考验的做法，必须有更勇于冒险的精神。它必须更加了解商业、市场和经济，同时扮演促成者（Facilitator）和推进者（Promoter）的角色，而不再单纯是商业规则的监管者（Regulator）。各部门的工作需要加强联系，以共同应对更加复杂和多面性的新问题。”
3.论功行赏，奖励劳动（Reward for Work，and Work for Reward）：“这个信条反映了新加坡的政治信念。它经过长期的演变，已经成为新加坡人民的基本人生观。新加坡人明白，我们得自力更生。由于我们国家的状况——小国、缺乏天然资源，且高度依赖外部环境——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机智谋生并保障未来。虽然自力更生是新加坡人根本和不移的精神，真正施行时却是需要不断地调整和改善的。“如果我们完全让个人照顾自己的生活，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自生自灭，那么维系和凝聚社会的团结精神就会被削弱。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为人民提供过于慷慨的安全网，人民最终将会丧失自动自发的上进心，国家也将陷于停滞状态。每个政府都必须在两者之间求取平衡，尽管各国有各国本身的对策。但在新加坡，以工作获取奖励，而且奖励劳动者的观念已经深入雇主与雇员之心了；公共服务也不例外。”
4.风险共担，机会均等（A Stake for Everyone，and Opportunities for All）：“任何治理方式的终极目标并非为了强化制度，甚至并非经济好景，而是国家建设。这是关于创造一个包容性（An inclusive society）的社会，让所有公民都不仅享受经济上的富裕，更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对国家有归属感。我们的目标是使新加坡成为机会处处的地方，我们热爱的家园，心灵向往的社会，并以新加坡这个国家感到自豪。“这需要政府谨慎平衡各种相互竞争的力量。我们需要在个人利益高涨的当今时代提倡共同责任感。尽管新加坡人全球走动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我们仍需要培养他们对社会的情感。而且在无奇不有的观念相互竞争和影响的冲击下，我们需要维护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价[33]值观。”（四）副总理张志贤的良治三要素
新一代的领导人也继承这样的良治之道。比如副总理张志贤谈治国三基本要素时指出：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