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伟民,段瑞明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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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研究论丛(第一辑)试读：
范长江的气质、思想和作风
沈谱长江从青年时期就投身新闻事业，在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为人民和党的一名新闻战士，他光荣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但是他始终对党的新闻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新闻工作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和经历。
我不是做新闻工作的，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与长江相处的日子也并不很多，因此，我对长江的新闻实践并没有多大发言权。只想从一个侧面谈谈我对长江的几点认识。
我认为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长江具有以下一些品质和特点：
第一，他具有强烈的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勇于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大家都知道，长江一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在青年时代颠沛流离，受尽磨难，但他始终怀抱着追求真理的强烈信念。这个信念支持着他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最终找到了共产党和红军，他就毫不迟疑为之奋斗，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我认为这种宝贵的品质，是他能够在新闻工作中找到正确方向并有所成就的一个基本条件。例如，为了追求真理，他曾在“文凭”就要拿到手的情况下，毅然脱离南京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而宁愿靠每天卖豆浆、油条为生，刻苦求学。在《大公报》老板企图用优厚条件收买他，让他放弃抗日主张时，他又坚决脱离《大公报》，并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战士。
第二，他热爱祖国和人民，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在他的少年时代就已显现出来了。他就是冻死、饿死也不愿意回家乡去过太平日子，而要去寻找解放民族和人民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他不过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学生，但他却时刻在为民族危亡担忧，他感到可以用自己的笔来唤醒人民，增强民族的团结，打击敌人，由此他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在他的新闻作品中，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对侵略者和压迫者的仇恨。这种强烈的感情色彩是他的作品的一大特点。
第三，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主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讲真话，讲真事。我虽未学过新闻学，但我也知道，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基本要求。虚假的报道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而且很可能造成种种混乱和恶果，也会给新闻工作的声誉带来严重的损害。长江的这种严谨、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不但表现在他的新闻工作中，而且体现在他的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他为人坦率诚恳，作风严谨，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的事。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饱受折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从未说过一句谎话，决不做那种无中生有、坑害他人、借以解脱自己的事。虽然他因此备遭摧残，但在今天看来，这正是他最可宝贵的品质之一。在今天我们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更应该发扬和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保证四化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顺利发展的根本思想路线。我认为这对搞好新闻工作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这是长江具有的另一个突出的品质。他曾在抗战时期的一篇文章中说，作为新闻记者，应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看作根本的第一的信条，“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他批评当时有些新闻记者以为新闻大权在手，如果人家不给提供便利，得不到物质利益，就以贬低对方相威胁。他认为这种“以稿谋私”的现象对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恶劣的，最易败坏新闻工作者的声誉。
长江坚持廉洁奉公，我可以举些实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起，他就把许多按规定可以享受的待遇都放弃了。警卫员、服务员都先后被他辞退，家里请厨师、保姆本来可以按规定由组织补贴，但他没有请厨师，保姆费是从自己工资中出的。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反而被人贴了“大字报”，说他贪污剥削了补贴费。他的住房修理也是从自己工资中出的。养病期间，他总觉得白拿工资了，曾两次由我经手代他交给组织钱款，每次1000元。又如“四清”后回家，觉得比起老乡来，自己住得太宽敞了，就主动退去了一排房屋，让孩子们睡双层床，还深有感触地写了一首诗《适园不复是我家》，结果“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写中南海，就此被打倒。
他对我及孩子也都是格外严格要求的，他特别注意不让孩子们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搞特殊化，帮助他们从小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今天，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闻工作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觉得，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新闻工作能否得到群众信任，能否为群众所欢迎，也就是直接影响到它的社会效益。因此，我想，长江所具有的一些良好的品质，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可能也会有所启发、有所帮助吧。时代在不断地前进，现在，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新闻战线一定能够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为四化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作者简介：
沈谱（1917年11月12日—2013年12月3日），范长江夫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嘉兴。1938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原轻工业部科研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全力投入范长江作品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曾主持编纂和出版了《范长江新闻文集》（上、下集）、《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等重要著作。
黎明的号角——记转战陕北中的范长江
范长城 王进坤一、紧急撤退之前1947年3月12日，那是延安人民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
蒋介石派遣近一百架飞机，一批又一批地轮番对我红色根据地进行疯狂轰炸，延安成了一片火海！
连日来，我党中央的喉舌机关——新华总社、解放日报社所在地清凉山上浓烟滚滚，轰炸声不绝于耳。他们还肆无忌惮地俯冲进行低空扫射，窑洞的门窗全被摧毁，设在延安城北二十多里远的一个叫盐店子的新华广播电台更成了敌机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
由胡宗南指挥的34个旅分南、北、西三路向延安推进。南有其精锐嫡系15万人，北有邓宝珊的全部人马，西有西北王之称马鸿奎、马步芳统率的7万之众，陕甘宁边区处在三面包围之中，形势万分危急。
为了应对这场决定中国前途的斗争的需要，早在1946年春，毛泽东就发出了“全党办通讯社”的号召，对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进行了重大改组，重心是加强和完善新华通讯社的各种功能。这次改组中，新华社正式成立电务处，电务人员增加到70多人。
关于办通讯社，几年前，长江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顶着国民党的重重压力，创办过名震中外的《国际新闻社》。它为争取团结抗日、民主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长江本人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办通讯社的工作经验。如今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是如鱼得水，必能充分展现他的抱负与才华。
临战之前，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范长江，重点抓住军事报道这一首要环节。那几天，在炮火连天的陕北高原上，连续召开各地返回延安的战地记者会议，总结和布置即将撤退后的报道工作。
关于会议情况，当年的军事特派记者穆欣同志有如下回忆：“8日黄昏，成千上万的延安军民涌向城区，在新市场举行了反对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动员大会。会场上群情激奋，始终洋溢着先声夺人、英雄无畏的气概。长江和我们都去参加了大会，深深地受到了它的感染。当夜回来召开了这个小型会议时，头脑里还萦绕着人山人海的雄伟的场面，响彻云霄的口号和掌声。因此，会场上气氛紧张，交谈热烈，长江侃侃而谈，直到次日凌晨2时许方才结束。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不眠之夜。”
这天晚上，范长江谈到有关军事报道的各方面问题。
首先是观点问题。他说，记者进行报道的时候，要有群众观点，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同志中尚未解决。军事报道应当强调群众观点。我们军事报道的主要对象是解放区群众，采访、写作应当照顾群众的爱好和兴趣。
他说，军事报道有两个任务：一是瓦解敌人，二是鼓舞士气。写作要有力地抓住一点，有生气，使每个字都在讲话。瓦解敌人不光是暴露，主要使他上下级脱离、分化，孤立上层，动摇中层。口头广播中每天广播的俘虏名单，转播俘虏的信件、电报，作用皆在于瓦解敌人。最近播出海竟强（国民党整编第188旅少将旅长）、萧重光（第193师少将师长）的家信，对动摇蒋军中层有很大作用，减弱了他们打内战的决心。
他还强调，军事报道不单纯是鼓舞士气，“指导战争”也是他的重要任务。所谓“指导战争”，就是要扩大报道范围，克服单纯进行军事报道的观点，而及于各项工作的新闻领域。因为军事机密性大，须得在不妨害机密的前提下对一般群众作战争指导，传播好的杀敌办法。所谓“机密”，有些事情几乎永远不能讲，有的过一段时间才能讲。他说，毛主席规定军事报道纪律，战役完了再报道，要严格执行。在进行报道或评述战局时，分析敌情要不厌其详，谈论我军情况应轻描淡写，免得“暴露自己，供给敌人”。
最后，长江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专门论述了军事报道采访与写作中应当注意解决的问题。
会议结束，已经快到天明，窑洞外面仍然是白雪皑皑，冷风刺骨，而与会者却毫无睡意，因为其“精湛的内容、透辟的见解”，令这些即将投入新一轮战斗的负责军事报道的记者们兴奋不已。二、星夜出师瓦窑堡
就在3月8日那一天，在保卫边区的万人大会上，那排山倒海、雄伟壮阔的感人场面，那响彻云霄的口号声和掌声，留在人们深深的记忆之中，展示出了广大军民保卫延安的坚强决心。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后，对当前形势概括为十六个字：“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
撤出延安后，如何保证新华社在战争状态下广播不中断，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此前，周恩来曾先后两次召开战备会议，毛泽东、朱德等在会议上也一再指出：“新华社的文字、口语广播，是传播党中央声音的 ‘喉舌’，在任何情况下，要绝对保证它的正常运行！”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在延安东北建立第一线战备电台，在黄河以东建立第二线电台。
为了贯彻党中央的这一决定，范长江接受了筹建第一线战备电台的任务。他当即与相关部门联系，派出先遣人员去离延安90里的瓦窑堡附近勘察地形、搬运设备，进行各种复杂的准备工作。
3月12日，在胡宗南大军逼境的危急时刻，长江急欲奔赴第一线，可是，当天的延安却遭到国民党的飞机从早至晚的轮番轰炸，炸弹爆裂的响声震耳欲聋，敌机反复来回在低空扫射，封锁了所有道口，行动只得推迟。他不放过这短暂的间歇时间，继续与新华社的同志们在窑洞里交谈下一步的军事报道面临的重大课题。
待至黄昏，当敌人的轰炸机也显得疲惫不堪的时候，长江当即以急行军的速度，穿过无数炸弹激起的滚滚浓烟，星夜赶到瓦窑堡附近的史家畔主持第一线战备电台的开播工作。
彻夜的奔波，来不及有任何短暂的休息，他立即召集编辑、电务、播音、印刷等部门的紧急会议，布置三天之后不仅要在这里接替《解放日报》的印刷出版任务，同时还要接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文字、口头广播。
同志们虽然热情很高，但一切准备尚未完全就绪，各种必要的器材严重不足，特别是印刷厂的同志更是提出时间太紧，可能来不及，范长江斩钉截铁地说：“三天后出报是中央决定的，执行吧！”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说完散会。
要知道，那时的敌人已经猖狂到了极点，不由得有丝毫懈怠，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的措施，绝不让党中央的声音淹没在陕北的崇山峻岭之中。
果然，领导态度坚决，长江与大家共同出主意，想办法，齐心协力，努力执行，终于奇迹出现了——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三天后，第一线战备电台如期打响了他们撤出延安后的第一炮。三、针锋相对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3月14日，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大部分同志撤离延安到瓦窑堡与长江会合。
而在延安坚持工作的同志，直到3月16日广播完毕后，才于17日夜与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同撤离。
此时，范长江领导的战备电台，万事俱备，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战备电台的名字十分响亮，谁能想到，它的设施却是出奇的简陋。
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杨兆麟同志回忆说：“口播部就设在史家畔从老乡那里借来的一孔窑洞里，既是办公室也是卧室。早晨卷起铺盖，把装资料、文件的木箱摆到土炕上，全当小方桌，盘腿而坐，编辑稿件。为了防止敌人的搜索和破坏，发射机房和播音室设在史家畔西南十公里、地形十分隐蔽的一个叫作好坪沟的地方。”
当年的播音员钱家楣同志著文称：好坪沟，三面环山，在几棵大树中间，有一座破败的小庙。这个小庙分上下两层，上层也分作两间，前面一间作播音室。这可能是我们广播史上最简陋的播音室了，连门也没有，只用一块羊毛毡作门帘。放话筒的桌子只有三条半腿，那条断桌腿用土坯垫着。后面一间是播音员的宿舍。正门墙上涂绘着阴森恐怖的十八层地狱及面目狰狞的牛头马面等图像，绘着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的破旧墙壁已倾斜濒临倒塌的危险！
但是，就在这临于倒塌的破庙里，频频发出的却是解放战争时代的最强音！
3月18日，胡宗南大军奔袭，窃据了延安，但延安已成为一座空城。使他最为头疼的是延安的广播，他派飞机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就是延安广播电台，他坚信，在连日的大轰炸中，必然已经彻底地被摧毁了，没有谁再能和他唱对台戏了。
而此时的国民党广播电台也为他大吹大擂，大唱赞歌：“不意胡上将铁拳所至，立成粉碎，将军气吞山河，陕北平定，指日可期。”嚣张气焰，不可一世。
殊不知，让那些刽子手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一天，范长江领导的瓦窑堡战备电台，横空出世，它仍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的呼号，接替了延安台的广播，使惊诧的胡宗南百思不得其解！播音员以摧枯拉朽的气势，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污蔑予以迎头痛击，他向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蒋介石必败，中国人民必胜！
第二天，战备电台正式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呼号，连续播出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的重大消息，播出了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重要讲话，播出了全国各战场如雪片般飞来的张张捷报。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出现，成了胡宗南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它却极大地鼓舞了战斗部队和边区人民，同时，也为在黑暗统治下的国统区民众点燃了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四、新华劲旅“四大队”
3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到瓦窑堡与朱德会师。次日，周、朱二人一同来到好坪沟电台室视察。
周恩来一一握住大家的手勉励说：“要坚持，要经受住考验，保证播音不要中断。”他还说：“现在的局势不同寻常，解放区、国统区的人民都渴望听到这山沟沟里的最强音啊！”
朱总司令满面笑容地告诉大家，我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彭德怀指挥的青化砭伏击战，打了一个大胜仗，正在清查战果，查清楚了就要广播，希望你们做好广播捷报的准备。
3月26日，党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另组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东渡黄河，前往适当地点，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直属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为政委……
任弼时宣布，集中在瓦窑堡的解放日报社及新华社成员，大部由廖承志率领东渡黄河去太行；另一部以范长江为首组成的陕北广播电台（包括编辑、电务、后勤人员共41人），以四大队的番号编入毛泽东、周恩来直接率领的中央纵队，其代号为昆仑，范长江任四大队大队长。
四大队的主要任务：一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党中央领导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二是同太行总社保持电台通讯联系，传达人民解放军总部战报和中央领导同志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种文稿，以及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向党中央转达太行总社有关宣传报道工作的请示报告。三是抄收新华社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电讯，编辑出版供党中央阅读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四是代表总社就近指导西北总分社、西北野战军记者的报道业务工作。
重担在肩，军情紧急！为了落实上述任务，范长江立即部署在史家畔和好坪沟的撤退前报纸和电台的报道任务，并宣布，在当前战争紧迫关头，报纸是无法继续出版了，报社全部工作人员按计划立即转入新华社编制，加强电台的编播工作；同时，率领部分先遣人员向清涧、石嘴驿方向转移，赶往总部。
3月27日，那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早晨，胡宗南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逼近报社、电台不到20公里。《解放日报》不得不于当日停刊，终刊为2130号。当日上午10点印完报纸，报纸全文刊登了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谈话，标题是《卖国贼的阴谋必然失败》。
谈话称：蒋介石、胡宗南笑得太早了！正在他们得意忘形地大肆宣传“陕北大捷”的时候，正当国民党《中央日报》造谣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的时候，3月25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主力2900多人在青化砭被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兵团全部消灭，旅长李纪云及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都被活捉。这是党中央、毛泽东撤出延安以后西北兵团打的第一个胜仗。当人们担心和怀疑陕北我军的兵力如此薄弱，党中央留在陕北是不是安全的时候，这一仗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振奋了士气，鼓舞了人心。所以说，青化砭大捷为党中央留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正在准备撤退的陕北广播电台，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更以其特有的优势，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反复播送《卖国贼的阴谋必然失败》的这篇社论。它像一把又一把枪头指向敌人的心脏，又像一团一团的烈焰鼓舞着广大军民胜利的决心。
播完音，同志们立即跟机务员一起拆卸机器，把一切能带走的东西都装进木箱；不能带的，都埋在小庙南面山脚下事先挖好的一个大坑里。
坚壁完毕，已是半夜了。
在留下坚持广播的为数不多的同志中，还有两名女播音员杨慧琳和钱家楣，她们也和男同志一样，在漆黑的夜里，绕着崎岖的山路，背着行李和工作所必需的物品，连续急行军30多个小时，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五、片刻不离党中央
毛主席曾多次说过，当年在陕北与周恩来、任弼时一起，是通过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的，武指的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指的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而文的这条战线，范长江所领导的新华社小分队则是具体执行这一战略任务的战斗集体。
中国记协原党组书记东生同志是当年担任这个小分队的文书，他在文章中回忆说：“长江手下没有士兵，只有一名带着盒子枪的警卫员，其他就是编辑、译电员、伙夫等。他指挥20多人的队伍，全神贯注地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通过新华社电台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播到四面八方！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毛主席撰写或修改的稿子一送来，范长江马上开始工作，每次都是亲自坐镇，从译电、校对到发稿，然后把稿子交给我刻蜡版油印《新华简报》，至此，流水作业才算完成，所有的原稿都由我保存。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他曾经提醒我：‘这些稿子比生命还重要，绝对不能丢了！' ”
当年的编辑赵棣生同志回忆说：“四大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抄译国民党 ‘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中央领导同志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四大队在转战陕北期间，克服重重困难，编辑出版《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阅读。但《参考消息》的报道数量和时效，对毛泽东研究和分析形势远远不够。所以，四大队每天还送给毛泽东一大沓手写的电讯译稿，遇到大事和紧急消息则立即汇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和胡乔木对这些参考报道看得非常仔细，在这些稿件和电讯上，用毛笔、铅笔画了许多圈、点、线，写了不少眉批、旁注。他们通过这些情报信息，及时分析时局发展动向，并撰写出一篇篇社论、评论，如《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努力奋斗，迎接胜利》《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等。转战陕北一年，上述五位领导同志撰写的新华社社论、评论达70多篇。其中，毛泽东写的为数不少，其他同志写的，也多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些评论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战场的军民，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把中央领导撰写和审定的新华社社论、评论和重大军事报道，传达到已迁往太行山地区的新华总社向国内外播发，这是四大队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些标有“陕北”电头的文稿，都是阐明时局形势，维系全国人心的党中央的声音。对待这项任务，长江要求每个环节必须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不仅要求迅速地及时传发，而且还要保证文内标点符号的准确无误。每当接到任务，全队人员立即进入兴奋状态。长江把文稿交译员译码，译毕校对——译员按码读字，编辑对照原稿监听，人名、地名、数字要重复核对三次，再交电台传发总社。总社播出后仍得抄收，复核有无差错。长江告诉我们，这些评论、谈话、新闻，中央同志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绝大部分在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传阅研究之外，毛主席又加以修改。他说，这种认真与求真的精神，完全推翻了他过去所认为的“认真”的标准。
长江警卫员赵成晓同志回忆：“延安撤退时，中央分配给长江一匹马，是打马步芳时的战利品，但我从来没有见他骑过，一是用来给人家驮行李，一是用来给病号骑。到一个地方，首先便是架电台，架高了，怕被敌人发现；架低了，又收不到，既要隐蔽，又要完成任务。要发报就必须有电源，当时没有干电池，只有一台十分笨重的手摇发电机。手摇发电，可不是那样容易，发报时，电流要高，表针要达到红格，超过红格也不行，会有干扰。还不能左右摇摆，电流才稳。一次下来，至少15分钟，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掉。一发报，就会有信号，国民党用探测仪就知道中央机关在什么地方，他们就会往那里追，所以，发完报就必须立即转移”。六、“志大才疏的胡宗南”
在转发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社论、评论、宣言的同时，长江也曾挤出时间写过不少战斗性极强的文章向全国进行广播。但都苦于未能查到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从长江被迫写出的“交待材料”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这期间，我写过一篇系统揭露胡宗南的文章，题为 ‘志大才疏的胡宗南’，说他反动野心很大，却是一个庸才，揭穿他在陕北的失败以及他在历史上是个常败将军，他现在得意忘形不久必将失败。其他一些稿子，我不记得题目了，这些稿子都向全国广播了的。”
长江所说的这篇稿子，就是5月12日新华社播发的经周恩来修改后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的社评，该文署名新华社评论员。评论辛辣地指出：“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王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
他又指出，不到两个月，丧失三个旅，“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 ‘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 ‘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
当毛泽东从收音机里听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的这篇评论时，非常高兴，连声夸奖文章写得好，女播音员播得也好。全国各战场的胜利，尤其是陕北和山东连连告捷，既在他的预料之中，又在他的意料之外。所以，那些日子，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他提出要开个庆祝大会，决定派周恩来、陆定一到真武洞去，代表他和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并致祝贺之忱”。
早在胡宗南接到蟠龙镇告急之后，急得直跺脚，急呼董钊、刘戡两军：“速返蟠龙镇解围！”
他们吃惊地说：“司令，晚了！”
胡宗南大声喊：“长四条腿也要赶回去！”
董、刘两军派出的部队赶回蟠龙镇时，第一六七旅已在前一天被全歼了，旅长李昆岗化装逃跑时被活捉。胡宗南在蟠龙镇供给基地的一千多匹骡马、四万多套军服、一万两千多袋面粉，以及大批枪支弹药统统成了解放军的胜利品。
当年新华社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克寒著文称：“……后来，我看到长江同志写的一篇通讯，描写毛主席怎样采取 ‘蘑菇’战术，牵着胡宗南集团军的鼻子走，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通讯后面还有一首打油诗，嘲笑敌人。这篇通讯写得饶有风趣，读了使人知道西北战场的形势，进一步了解毛主席留在陕北，亲自指挥西北战场作战的意义……”
原来，长江在写完《评蟠龙胡军被歼》的社评后，意犹未尽，便顺口流出一手打油诗来：
胡蛮胡蛮不中用，
延榆公路打不通。
丢下蟠龙去绥德，
一趟游行两头空。
官兵六千当俘虏，
九个半旅像狗熊。
害得榆林邓珊宝，
不上不下半空中。
真是，嬉笑怒骂皆文章，不可一世的胡宗南坠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七、逐鹿荒原闯奇险
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最大的危险是两次。下面是东生的回忆文章：
6月7日，四大队住在高川，离毛主席驻地王家湾只有四五里地，黄昏时候接到命令，整装待发。打前站的向东走了，大队人马坐在打谷场上等待命令，可命令迟迟没有下达。乌云压顶，闷热异常，眼看就有一场暴风雨。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为什么还不出发呢？直到20年后我才在采访中得知，就在我们默默等待的时候，毛主席和任弼时正在激烈地争论：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最后，毛主席决定往西走，司令部命令范长江把打前站的追回来。大队人马冒着倾盆大雨上山往西走去。闪电雷鸣，大雨如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人们一个跟着一个，眼睛盯着前边的人背包上的那个白瓷缸，这是在黑暗中唯一可以隐约见到的标志。范长江跟我们一样，没有雨伞，没有雨衣，浑身淋得湿透，水不停地从脸上往下淌。天亮之前，雨停了。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时刻。对面山上的敌军烧起了一团团篝火，人喊马叫都听得见。东方出现鱼肚白。在人困马乏的时候，周恩来轻轻地哼着国际歌走来：“新华的同志们，辛苦了！有掉队的吗？”范长江答道：“没有！”周恩来边走边说：“长江呀，将来要把这一段写出来！”范长江连声说：“要写！要写！”就是在这一天——1947年6月8日拂晓，在度过了一夜的狂风暴雨之后，由周恩来和范长江共同播下了42年后诞生的电影《巍巍昆仑》的种子。
关于《巍巍昆仑》，还得补充几句，东生这样说：
1958年我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后，他（长江）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希望借我协助他写转战陕北的电影剧本，因我很快要出国担任该报驻苏记者而未能如愿。直到几年后我又回国工作时，他才找到我说：“小鬼，我们一起来干吧！周总理很关心这件事，见到我就问，开始写了没有。”他又告诉我，在大连养病的时候，他曾和夏衍、阳翰笙谈过此事，他们都支持拍这部电影。后来，他生病时住院写了个提纲，还找有关同志开过座谈会。就在这一次，他把所有的材料，连同他写的提纲，全部交给了我。后来，我们反复商量，中央规定演员扮演的毛主席形象不能出现，这个电影剧本怎么写？他也就此问题专门请示过周总理，但回答仍然是“不能”。我坦率地说：“这太难了！”
……
直到十年动乱开始，一切联系都中断了，但是范长江交给我的那些材料，始终珍藏在我的身边，可以说是寸步不离。无论是在抄家的时候，还是在江西“五七”干校期间，我都把这包材料藏在最隐蔽的地方，谁都没有发现我心中的秘密。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多么想翻开它，动笔写啊！我又是多么想念范长江啊！可是，我无法知道他的消息。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我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工作时，偶然听说他早已被迫害致死，但我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1979年，在我真正意识到他已不在人世的时候，我含泪打开他交给我的那包材料，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了。我的耳边响着他的声音：“小鬼，我们一起来干吧！”我到北京向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叙述了这段经过，激动地说：“这是周总理、范长江同志的遗愿，他们都不在人世了，我必须实现他们的遗愿！”穆青同志听后也激动起来：“你写，我支持！”……经过了十年的风风雨雨，（剧本）终于在1989年春夏之交，和广大观众见面了！
今天，我可以告慰周总理、范长江同志的在天之灵：“你们的遗愿实现了！”
在我的人生旅途上，特别是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范长江——这个响亮而又亲切的名字始终在伴随着我，在激励着我，在催我奋进！
接着，他谈到第二次遇险：
那是在8月中旬，敌军七个旅尾追党中央，相距只有一天的路程。连续行军19天，白天走路，晚上工作，范长江当然最辛苦。他常常彻夜不眠，眼睛都熬红了，第二天还要赶路。山高坡陡，马不能骑。他人比较胖，上山虽然也喘，但下山却是最困难的了。只见他杵着棍子，斜着身子，小心翼翼地伸出脚，踩实了再伸出另一只脚，一步一步往下滑。女同志无法下山，干脆像小孩玩滑梯似的坐着顺坡滑下来，惹得人们大笑不止，而范长江更是仰天大笑。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这样大笑，笑得与众不同：有节奏感，清脆响亮，真诚豪放！八、披肝沥胆新闻兵
当年的编辑赵棣生同志在文章中说：
……在夜行军中，长江穿着大衣，走在坐骑前面，有马不骑，彻夜徒步，右肩上还挂着一支步枪，这个情景给我感触很深。长江是个大记者……过去对长江，可说是久闻其名尚不识其人。
当队长不同于做记者，行动不是独来独往、自我安排，而要带领队伍集体运作。一年接触中，大家感到长江既没有大记者的“派头”，也没有一般首长的“架势”，他平易近人，身教更多于言教。转战初期，人手不足，夜间同总社保持联络，他同大家一样参与轮班手摇马达；行军到驻地，较好的窑洞优先分配给电务分队，他自己曾在一个没有门窗只有一个磨盘的破窑洞里住宿和办公。雷雨之夜，他浑身透湿在崎岖山路上探足攀登；秋汛季节，他同大伙牵手渡过齐胸的急流。一场惊险大家奋力度过，他大声宣布“将来新华社的历史上要写上一笔”；一个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同大家一起热烈讨论，不时发出朗朗笑声。
警卫员赵成晓回忆，长江同志为了正常工作，把电台架在窑洞里，自己却住在窑洞外面放破烂的小窑洞中，非常小，宽也不过一米多一点，长不足两米，连人都站不起来，就在这三四平方米的地方，连门板也没有，下面垫着破草，然后用马褡子一铺，当褥子，其实，当时被子也是褥子，褥子也是被子。枕头，实际上就是一块白布的包袱皮儿，把几件衣服一包，就这样，当枕头了。他腾出大窑洞来放电台，同时安排翻译和译电人员住在里面。
长江不吸烟（戒了）。赵棣生的文章继续回忆说：
前方记者送回几包缴获的香烟，他都 ‘慰劳’了吸烟的同志。但偶尔也向别人讨一撮烟末，用纸卷成喇叭状，点燃并叼在嘴上。这时他在看发往总社的陕北文稿，或者是在看中央领导同志退回的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的电讯译稿（抄收译送这些电讯供毛、周、任、陆等同志参阅是四大队的一项日常任务）。译稿上密密麻麻，都是毛、周阅看时画的圈、点、线符号。长江看得那么出神，似乎在沉思着什么……长江勤奋敏锐，他的入神沉思，正是他日常善于捕捉这种学习的可贵机会的表现。九、情真意切两地书
转战在陕北的四大队与廖承志领导的新华总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当年他们通讯的珍贵史料。总社致电范长江同志表扬四大队的工作范：
三个月来，临时总社在你的协助与指导下，渡过难关，完成任务，甚为漂亮。今后还盼你与陆公在政治上、方向上，更多给我们帮助，尤其：（一）每星期必须给我们政治军事方面宣传要点一次，定一如忙，须你负责向中央请示并电告我们，我们根据这要点来写各种述评。（二）请你就近直接领导晋绥、西北各总分社。（三）随时留意我们口、文、英播稿，并请随时提意见。廖陈梅石徐祝一九四七年七月三日范长江同志关于在陕北坚持工作的情况给总社社委会的信廖（承志）社长及社委会：
沈建国同志奉调回总社，这是留在陕北的同志中第一个回到总社的同志，他这一次必能增加总社对我们工作的了解，因此能给我们更多的指示。
中央在陕北的坚持已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最危险是两次：第一次是六月中旬在安塞、靖边、吴旗之间，刘戡以六旅之众，向中央纵队扑来，而我们只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的武装，全靠“老头”们指挥灵活，调动敌人，使敌人迷失了方向，竟至在中央附近十几里路处走了。当危急时，主席的警卫排已经上了战线，准备阻击敌人了，结果是平安度过。第二次是八月中旬葭县附近之役，敌人两三个旅，紧跟中央纵队，只差半日路程，最危急时，敌距中央只十余里。又遇山洪暴发，过河不得，此时副主席、弼时、定一等均亲自指挥架桥，冒着敌人飞机，白昼行军，直到八月二十日歼灭三十六师才转回局面。歼灭三十六师之战，中央即在战场附近二三十里内，已准备万一打不好的长途行军。这一仗打好了，敌人即开始退却，不久陈赓过河，陕北大局，从此变化。中央今后当能比较安定下来工作。这两次最危急时，都曾有狂风暴雨，老人们均冒风雨行进。
六月那一次，他们也都淋着大雨，于深夜徒步上下于深山大谷之间。中央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每个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半年来我们工作得不多，又不好，跑路时间不少。我们到过延安、三边、榆横及绥米四个分区，对于陕北之大，有了一些具体的体会。更重要的，我们获得了一生难得的向中央同志学习的极端可贵的机会。
首先是中央同志始终压倒敌人的气概。无论敌人如何猖狂，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敌人（无论远的或近的）是不可战胜的。因此能惊人的镇定，研究敌人的错误与缺点，不断出奇制胜，转劣势为优势，度过重重危难。彭德怀同志在陇东战役后说，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蒋介石是打不垮的”。
其次是真正的对人民负责。中央宣布与边区人民一道，坚持陕北。现在深深知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没有根深蒂固的人民立场与对人民的高度热爱，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下去的。不少人劝过中央过河东，中央始终不动摇。主席及中央同志并不因陕北缺点众多而灰心，反而亲自动手，做群众工作，为西北党作模范。这种忘我的不计个人利害的伟大精神，是可以战胜任何困难的。
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我当初决没有想到中央只带三四个连坚持陕北，以为起码有几个旅保护，而事实上中央绝不要大部队掩护自己，只要他们很好地去独立作战，自己的安全完全靠自己严密侦察与不畏艰难的行动来保证。无论对军队、对地方，只是为他们想办法，出主意，并不要他们对中央机关有些什么贡献。中央纵队的物质生活，比一般地方与军队的领导机关都不如，结果使许多机关都在中央精神感召下力谋改革。现在已收到极其明显的效果。
第四，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一点对我印象很深。中央同志在决定问题之前，用极多的时间与精力，广泛搜集材料与意见，然后反复加以研究，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分析。决不作不成熟的决定，不等待真相弄清之后，就作结论，故作结论所费时间甚少。这一工作方法，也就是思想方法，无论在处理军事指挥，决定方针、策略，以及日常的工作中都是如此。
第五，动人的工作作风。中央领导同志对于许多日常琐碎的群众生活与工作有关的事情都很注意，而且经常亲自动手。中央纵队领导机关改组时，主席对弼时、定一、子龙、志高四同志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半年来，我们这个“政府”的确办得很好，从军事行动到马掌、麻绳，都深入负责考虑，并且认真把这些事办好。而且在任何问题上，只要发现自己有缺点，即无保留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且认真改正。并且把这个责任观念提到中央应有的高度。在写文章的过程中，这种认真与求实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个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等详细传阅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实在可怕。这种“一挥”的作风，是对人民不负责的作风。
我的理论水平不高，对于中央思想、作风的体会极其有限，甚至可能认识有错，上面这些不过是仅供万一的参考。
我们本单位正在中央领导下，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立场与作风。学习运动已经开始，进行情形尚好，预料可能有较满意的结果，把全体同志提高一步。对此，望你们多给我们指示。
今后我们的工作重心，除日常工作外，主要将在时事研究方面。同志们正在学习上开动脑筋，进行分析。我们在学习中，导师是很好的，自己的能力和材料就很差，希望你们以后能在材料与工作方法等方面多多帮助与指示。我们很盼望总社能派人把总社多余的材料（如中英文报纸杂志等，甚至各解放区报纸，我们也没有）送些给我们。同时大家远离总社，都难免有“思家”之情，如能有人来看看大家，对于鼓励大家情绪，当有帮助。范长江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一日十、穷山沟里野鸡宴
下面是警卫员的回忆：
看到长江一天比一天瘦下去，总感到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战争的残酷，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作为一个警卫员，怎么为自己的首长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呢？长江是四川人，爱吃大米，可当时连玉米棒子都没有，吃的都是喂牲口的黑豆，这东西一般人实在难以下咽，弄不好要拉肚子。我们当警卫员的见首长这么忙，生活这么苦，心里很难过，行军打仗就更为吃力了。为了给首长补补身子，于是我偷偷地打了一只野鸡，还跑到地主老财的房顶上去抓了几只鸽子，手够不着，又没有梯子，是晚上将手电筒照着用石头打下来的，送到伙房做好后给端了去，想让他一个人吃。谁知，长江却毫不犹豫地高声大喊：“大伙儿快来呀！”同志们不知出了什么紧急情况，莫名其妙地纷纷跑了出来，围在长江身边。长江说：“来，来，来！我们也不能辜负了小赵的一片盛情，大伙儿来个坚决、彻底地把它统统消掉！”
一会儿工夫，一锅美味，真的被“消灭”了！长江哈哈大笑地向我走来表示谢意，而我自己却为长江的这种无私的精神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十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1947年10月10日的前一天，通讯员送来一个急件，一看，那是毛主席刚刚写好的手稿——《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龙飞凤舞的草书，真乃字字千钧，它以气吞山河的气概，直指国民党反动派最敏感的神经。
先睹为快，这是人之常情，同志们迫切要求读到在宣言没有发稿之前的全部内容，长江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他决定，首先向大家宣读这篇必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性文献。为了便于把声音传得更远，长江站在土披上，山沟里一时鸦雀无声，同志们围在长江身边，静静地翘首以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念到此处，已是群情激奋，长江也按捺不住自己奔放的感情高声朗读着：“……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那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那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自己来决定。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敌人……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最后，东生回忆说：当长江念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他的声音是那样响亮，那样激昂，全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而他的表情却显得异常庄严，因为这句口号凝结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包括他本人在内，在漫长的艰苦奋斗中所付出的无数的血和泪。十二、一盘没有下完的围棋
米脂县的杨家沟，是清乾隆年间，由马氏家族世代经营，最终成为陕北地区最大的地主庄园之一。
11月21日，四大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来到这里。
从12月25日起连续四天，毛泽东同志在杨家沟的扶风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他向会议提交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当时能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地区和晋绥边区的负责同志参加。而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文武兼备、博学多才的陈毅却没能到会。
会议的第二天——12月26日，正是毛泽东同志的54岁生日。各地前来开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军队高级干部对主席说：“我们赶上吃你的寿面了。”
主席风趣地说：“寿面能使人长寿啊？关键是要打胜仗……”
大伙说：“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了，全国进入反攻阶段。应该庆祝这一胜利，顺便也为你祝寿嘛。”“那可不行哟。”主席说。
其实，那天毛主席比平时更加忙碌，他在听取了大家对《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讲稿的讨论意见后，又找各地负责同志谈话，询问地方社情和群众情绪，一谈就是半天，直到卫士催得不行了，才去吃饭。那天的饭，仍是用压扁的黑豆与小米混煮的稀饭和酸白菜。
天黑了。贺老总带的晋绥评剧团在杨家沟的土台子上开了锣。开戏前，主席来到坪地，看到戏台下黑压压坐满观众，十分高兴。他让卫士给他搬来个小凳，悄悄地坐在人群后边。晋绥评剧团的《恶虎村》和《六月雪》演得格外精彩，场里不断发出喝彩声。
第二天，会议继续对十大军事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全体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草拟的这个报告。
报告立即交到长江的手里。不需任何动员，四大队同志们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划时代的文件及时传到太行总社，准时在1948年元旦的那一天用文字和口头同时播出，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原来，由于交通阻隔等原因，陈毅赶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已是1948年1月7日了，会议早已结束，他向中央汇报工作后，看阅了中央十二月会议各类文件和记录。
1月10日，陈毅应邀在西北野战军高干会议上作“华东一年自卫战争的经验”介绍。
会议的间歇期间，陈毅去看望曾在新四军中工作的范长江，去时他带了一支闪着金星的派克钢笔。陈毅说：“你是新闻大家，无冕之王嘛，离不开笔，以笔代枪，这就是你的新式武器！要知道，这是一件战利品啊，收下吧，老弟！”
如果说是雪中送炭，似乎有些过分，但四大队的同志们一旦离开了笔，恐怕将无所作为了。长江哈哈大笑着收下这只来历不凡的“武器”，便立即通知伙房准备做饭。
此时，陈毅转身看了看身边警卫员的帆布挎包，警卫员会意，立即敏捷地将挎包内的两袋黑白不同的围棋棋子和棋盘平平整整地摆在土炕上，陈毅迫不及待地：“来，来，来，我们战一盘！”二人便在窑洞中兴高采烈地下起围棋来。
鏖战犹酣，突然电话铃响，警卫员报告说，周副主席请你赶快回去开会……陈毅还有些犹豫，舍不得离开。稍停，催促的电话铃又响起来了！陈毅哈哈一笑：“走，开会，不下了！”刚走两步，又转身对长江说：“嗨哟，老弟，那年你从香港千辛万苦秘密来到我们新四军，穿着一件绸衫子，剃了一个大光头，戴个凉草帽，好神奇哟！……哈哈哈哈！”
提起长江与陈毅在新四军的交往，真还有着说不完的话题。那是1942年8月，长江摆脱了蒋介石对他第二次追捕，辗转来到新四军军部，陈毅亲切会见了他。不久，军部及《新华报》社、苏北记者分会、《盐阜报》社等分别召开欢迎范长江、阿英等文化人的大会，长江在那里作了题为《太平洋战争与中国抗战形势》的讲话。
中秋佳节，范长江、阿英等发起并主持中秋漫谈会，邀请陈毅等新四军首长共同赏月，畅谈华中文化运动的开展。
接着，陈毅又约长江等商谈发起成立诗文社——“湖海艺文社”事宜。
最后，在创建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的过程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61年，陈毅率领代表团赴瑞士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并在会议中与美国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长江以《闻陈毅外长自日内瓦胜利归来》为题赋诗一首，表达了他对陈毅的怀念与崇敬之情，下面是诗文内容：
莱蒙湖畔意气豪 将军风采震群曹
和平义帜我高举 战犯罪名敌难逃
团结斗争真韬略 叫嚣无赖岂外交
夜廊慢自夸强大 试听春雷步步高
在以后的见面日子里，只要弈局一开，他们总免不了谈起转战陕北时期的一些逸闻趣事，特别是杨家沟那场在窑洞里还没有下完的围棋！十三、细微深处见真情
东生回忆道，在杨家沟，四大队在范长江的领导下，一边进行“三查”，访贫问苦，参加土改，一边继续作为党中央联系的桥梁，要把公开发表的文章用电报发往太行新华总社，而且文章越来越多，工作量越来越大。经常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这样批示：“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例如，1948年2月12日起，毛主席开始日夜修改周恩来、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负责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全文25章共两万多字，通过范长江之手由新华社电台拍发各地征求意见。毛主席在16日凌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这三章最好本日上午交范长江，争取下午拍发完了……”这三章将近7000字，毛主席在原稿上修改很多，指明要范长江负责，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而时间只有短短的七八个小时，可见任务之繁重，工作之紧张，简直就是一场战斗！每一次这样的战斗，范长江领导的四大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因而受到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赞扬。
3月9日，在毛主席给胡乔木发布土改文件中写道：“请乔木将此件交给范长江，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发出、广播及登报，时间越快越好。”
长江当即在此批件上批注：“此稿校三遍，由我自己校一遍，抄两份，要一字不错。”十四、历史丰碑——西柏坡前大会师
关于转战陕北这一段经历，毛泽东曾动情地回顾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而周恩来则更加风趣地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毛泽东一年前离开延安时曾声言：“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这个愿望是不折不扣地实现了。
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但党中央并没有决定返回延安，3月中旬，周恩来召集党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在杨家沟山顶上的小广场召开大会，宣布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历史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更便于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向河北平山县转移。
于是，长江率领四大队全体人员，随党中央机关一起，跨过咆哮着的滚滚黄河，向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同志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转移。1948年4月，长江和他率领的新华社四大队也随毛主席到了平山。留在太行涉县的新华总社也奉命转移到平山与中央汇合。新华社就住在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
5月23日，以范长江为首的筹委会在平山县正式接替了太行总社的各种广播。
中央为了加强对新华社编辑业务的集中领导，为了严格训练新华社的主要干部，于是抽掉了石西敏、梅益、吴冷西、朱穆之等20余人，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编辑部，范长江任编辑部部长。新华社文字广播、口语广播、英文广播的主要稿件都在这里编发，重要的战报和其他重要的稿件由胡乔木修改后，都要送少奇或恩来同志审阅，有的最后还要送毛主席审阅和修改。
曾在小编辑部工作的方实同志这样回忆：“新华社小编辑部的工作是紧张的。每天早上8点左右上班，到晚上12点左右，除了三餐饭和午休的时间外，大家都集中在办公室埋头工作。在这样一个亲密团结的小集体里，长江同志是最活跃的一个人物。他和蔼可亲，整天笑哈哈的，工作之余，不时与同志们开开玩笑。他肚里故事很多，知识非常丰富，又长期在国民党区工作，休息时间，大家都喜欢围在他身边，听他讲有趣又很有思想内容的小故事。”
在范长江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铅印参考消息与电讯稿在西柏坡恢复出刊。
由于解放战争进展的速度出人意料，作为中共最大新闻机构，新华社处在前所未有的忙碌中。
长江在自述中说：“……这大半年正是解放战争汹涌澎湃的时期，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都在这个时期，我是每天兴奋得不想睡觉。”
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大势已去，总社调集新华总社、陕北电台、华北《人民日报》社部分成员组成“统一编辑部”, “统一编辑部”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是相对独立而又密切协作的三个部分。
长江受命待北平解放后，带领上述同志，负责接管国民党新闻出版机构和广播电台，并创办《人民日报》。十五、号声嘹亮入北平
1948年12月17日，长江及徐迈进率领一支20多人的先遣队，从西柏坡出发，经石家庄、望都、保定、涿县，到良乡待命，旋即前往北平西南郊，接受平津战役的报道任务，并准备进城接管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机构，筹备办理迁社等事宜。此间，长江还频繁地来往于通县、南口、石景山、门头沟、青龙桥之间，向彭真等汇报工作，商定接管北平新闻机构的细节。1949年1月13—15日，长江在良乡主持召开了平津前线报道会议。
1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实施《和平解放北平协议》的当天，长江率领“统一编辑部”的全体人员，浩浩荡荡，从良乡乘车出发经长辛店、卢沟桥，绕道至香山脚下，到了颐和园西北方向的青龙桥，借住在京剧名家程砚秋的别墅里。
警卫员赵成晓回忆说：第二天，大家在颐和园后山的松树林中集合，听北平人民政府叶剑英市长作报告。他论述了当前形势，阐述了城市政策，宣布了入城纪律……下午在万寿山的食堂会餐，会餐时，长江高兴，喝了不少的酒，那是从转战陕北以来，第一次见他这样高兴地喝酒，然后在后面的亭子里开了一个庆祝会，跳舞狂欢……在跳舞的间歇中，叶剑英问大家，以前傅作义叫我们“共匪”，我们叫他“傅匪”，今天，我们该对他如何称呼？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大家一时无言以对，顷刻，长江打破沉闷，高声答道：“傅将军！”“对！”叶剑英点头称是。长江说：“傅作义是华北剿匪总司令，如今他起义了，他是军人，应该以军人的职务来称呼。”全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1月31日，接收令下！上午9时，范长江身穿新发的灰色棉军装，佩戴着“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臂章，乘坐一辆中吉普，带领“统一编辑部”的全体人员，随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从青龙桥直奔北平，接管国民党报社、通讯社及广播电台等宣传机关。午后，威武雄壮的车队开进西直门，门前还有傅作义的地堡和卫兵，一路上，解放军战士从国民党士兵手中接防，然后向市区开去。有不少市民挤在街道两旁，向车队招手、鼓掌，更有许多市民敲锣打鼓扛着红旗迎接解放军。
长江抵达华北日报社时，已是夜间7点多钟，他当即召开了旧职人员会议，交代党的政策，宣布接管报社。当晚，他立即向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汇报筹备情况，以下是李普同志的回忆：“北平解放之际，长江正在 ‘不惑’壮年，肩挑接管、组建两副重担，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当时华北《人民日报》仍在平山，要新创《人民日报》（北平版），作为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这个报纸当时要多大规模，很费斟酌。北平解放当天夜里，即1949年1月31日夜，在彭真同志处，一方为彭真和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一方为范长江、李庄，四个人持两种意见。彭、赵主张先出对开两版，以后逐渐扩大。当时北平是我军解放的最大城市，城内还是 ‘乱糟糟’的。国民党建制部队虽已出城改编，城内还有散兵游勇几万人，潜伏特务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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