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之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德）马丁·瓦尔泽（著）,黄燎宇（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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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之死试读：

既然大家并不期望我来撰写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东西，我就必须谈谈我为什么要插手一件即便我不插手似乎也已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玫瑰十字会……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这才是我的研究领域。为了插手一件每天都有新进展的事情，我的确中断了《从苏索到尼采》一书的撰写。我所中断的，与其说是写作本身，不如说是为写作所做的准备工作。书的内容：把个性色彩带进德语的，不是让尼采获益匪浅的歌德，而是苏索，埃克哈德，伯麦。由于资产阶级文化精英的语言造就了我们的体验能力和认知能力，所以我们，也就是读者，看不出神秘主义者与歌德、与歌德之后的尼采一样，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只不过给前者带来快乐和痛苦的不是女孩子，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上帝……

我不得不做上述说明，因为我在撰写我的朋友汉斯·拉赫的故事的时候，有可能受我平时写作风格的影响。我们俩，汉斯·拉赫和我，都从事写作。

出事的时候我在阿姆斯特丹。我被约斯特·李特曼邀请去看他的收藏。约斯特·李特曼收集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以及玫瑰十字会的手稿，数量之大，在我所知道的私人收藏家中间还找不出第二个。我住在安博萨德酒店，每次去阿姆斯特丹我都住这里，我是边吃早餐边看《新鹿特丹报》———我在阿姆斯特丹总是读这份报纸———的时候得知汉斯·拉赫被捕的消息的。报上说是谋杀嫌疑。尽管我在国外总把读当地报纸当作一种消遣，我还是赶紧去买了一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安德烈·埃尔柯尼希在他主办的家喻户晓、广受欢迎的电视娱乐节目《门诊时间》中抨击了汉斯·拉赫的新作《没长脚趾甲的女孩》。节目结束后，这位批评家一如既往地来到他的出版商路德维希·皮尔格里姆的别墅，这幢别墅位于慕尼黑的伯根豪森，受到抨击的作家在此对他进行了大肆辱骂。每播放一期《门诊时间》，埃尔柯尼希的出版商都要在别墅里搞这么一个聚会，至于说汉斯·拉赫是如何混进去的，这还是个谜。别墅聚会的客人名单上并没有汉斯·拉赫，按照惯例，一个刚刚“轮上”埃尔柯尼希的《门诊时间》的作家是不会受到邀请的。虽说汉斯·拉赫本人也在皮尔格里姆出版社出书，但依照出版社的规矩，他在那一天没有资格到场。很明显，汉斯·拉赫想立刻对安德烈·埃尔柯尼希报以拳脚。据说，在两个男仆把他架出去的时候，他喊道：忍气吞声的时候过去了。埃尔柯尼希先生等着瞧吧。反击从今夜零点开始。参加晚会的客人恰恰都是和文学、媒体以及政治打交道的人，对于拉赫这句话，他们不啻感到诧异，他们简直深感震惊和厌恶，毕竟谁都知道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父辈中有犹太人，其中几个还是种族大屠杀的牺牲品。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埃尔柯尼希的美洲豹汽车仍然停放在出版商的别墅前面，汽车的散热器上面扔着他的黄色羊绒套头毛衣，这毛衣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在电视上总是将这毛衣挽起来搭在双肩。安德烈·埃尔柯尼希本人却是无影无踪。那天夜里几乎下了半米深的雪。慕尼黑陷入一片白色混沌。于是，第二天汉斯·拉赫有了谋杀嫌疑。既然他拿不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也不想回答任何的问题，他很快就被收押。根据有关方面的鉴定，他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

读着上述报道，我呼吸都有点困难。但我知道这不是汉斯·拉赫干的。如果你用心观察过一个人，你就会有这种直觉。虽说我不太清楚他是否是我的朋友，可是我在读报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除了你，他没有别的朋友。

我马上给约斯特·李特曼打电话，告诉他我得马上回慕尼黑。我本想给他解释我必须马上回家的原因，突然又发现这话还不好说。我只好对他讲：一个朋友陷入了困境。要想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似乎还得像外国人那样遣词造句。

我匆匆上路，到了站台才想起看看落下什么东西没有。我发现身份证不见了。总台向我要过身份证，我因为走得太急，忘了要回来。我给他们打了电话。很快就有一个亚洲人模样的小伙子把东西送了过来。我没有错过自己选中的那班火车。可是，火车走了一个钟头便停了下来，停在空旷的荷兰大地。我们没得到任何解释。等到几个乘客嚷嚷起来之后，列车广播里才通知说：Dezetreinis afgehaakt。我们不得不下来等救援列车。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和汉斯·拉赫、安德烈·埃尔柯尼希，以及慕尼黑的伯根豪森扯上了关系。我需要一个冷静思索的机会，想想自己是否应该、是否必须、是否可以如此仓促地赶回慕尼黑。我的想法很单纯。可是，当你脑子里开始计算、盘算、掂量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就冒出来了。汉斯·拉赫和我真是朋友吗？名气很大、几乎成为明星的汉斯·拉赫，和仅仅在专业圈子里游荡的米夏埃尔·兰多尔夫算得上朋友吗？我跟他成为朋友，也许仅仅因为我们住得很近，走路不到五分钟就可以串门？他住勃克林大街，我住马尔森大街，就是说，我们住在风景如画的格恩地区的画家村。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比较合适，伯根豪森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汉斯·拉赫这么说过。他显然比我年轻许多，看事情也比我乐观。我们俩都曾面带愧色地向对方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同住格恩区，我们俩成不了朋友。他成天沉湎于五彩斑斓的写作生活，从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写到一气呵成的时事评论，我则一头扎进群星闪烁的边缘世界，一个由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构成的世界。然而，当我们在韦森东克———这是一位对时事也感兴趣的哲学教授———在格伦瓦尔德的别墅里初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理由不在告别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一声“再见”。我们俩都很吝惜时间。我们称不上什么密友，这也许因为我们处理这种关系非常慎重。而且我比他还慎重。虽说我们在韦森东克的别墅结识不久便直呼对方汉斯、米夏埃尔，但这无非因为我们在国外，尤其是在英美国家走得比较多。他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叫我米夏埃尔了。根据经验，只有那些对我有好感，或者说那些为人真诚的才这么做。汉斯·拉赫具有真诚待人的天赋。这我一下就感觉出来了。我和他都不属于这里的核心圈子，这个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而且毫不避讳。既然都住格恩，回家时我们合打一个出租，车费对半分，因为我们谁也不想，或者说不能够让对方请客。我们俩一开始就显得小里小气，我倒觉得挺好。我们在路上也聊到自己受邀请的原因。韦森东克向我问了一些有关卡巴拉的问题，因为《南德意志报》向他约稿，要他评论革舜·肖勒姆的一本书。我当然没好承认韦森东克所说的事情在我心里勾起一丝非常典型的酸溜溜的感觉。对于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我可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他们不找我，偏偏叫完全热衷于时事的韦森东克写书评。话又说回来，韦森东克在提问之前也说了，他们之所以向他约稿，他之所以答应写这篇书评，完全是因为他和革舜·肖勒姆有私交。

汉斯·拉赫认为，他之所以被邀请，是因为《法兰克福汇报》对他不太客气，甚至公然骂他是民粹主义者。该报一位社长还亲自上阵。那天晚上韦森东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试探，看他是否适合进韦森东克圈子。他还说，我一定注意到韦森东克在提到那个发行人的名字时总要加上“法西斯”这一定语。这个骂人的口头禅明显出自20世纪60年代。当初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的那些人，现在虽然明显有了老态，但还是不肯割爱。

尽管我———书写划时代历史巨著的人绝不会在闲聊中消耗夜晚的时光———哪儿也不去，可是累了我也翻翻报纸，所以我照样知道谁和谁一帮，谁和谁作对。余下的事情西尔伯福克斯教授会在室内乐剧院的休息厅或者在电话上向我通报。正如他自己高高兴兴说的，他和上帝、和人类都是朋友，他也有我的电话号码。他高调地赞扬了我那本论述神秘主义的书。他的颂扬既见诸报纸，也耳闻于广播。后来他又在室内乐剧院的休息厅里找我聊了起来。他说有句话他真的憋了好久，可既然他已经第四次看见我坐在他前面两排的位子上，他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同时也提醒我：我们属于同一个票区。一听说我家住格恩，他赶紧提醒我，汉斯·拉赫也住在那里。他接着补充说，他的绰号就归功于汉斯·拉赫。他认为汉斯·拉赫给他起的绰号也可能出现在瓦格纳的《纽伦堡工匠歌手》里面。说到这儿，我只好承认我不知道他的绰号是什么。嗬，他高声惊叹道，真有意思。整个慕尼黑就您一个人不知道。不过我自个儿传播自个儿的绰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接着又说，汉斯·拉赫把他西尔伯福克斯教授称为西尔本福克斯，是因为他有一次跟人聊天时把汉斯·拉赫前面再前面的一部长篇小说形容为作茧自缚的伟大作品。在这慕尼黑，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说句什么话，都会搞得路人皆知。至少文化圈里是如此。哪儿的文化人也不会跟慕尼黑这帮子似的喜欢流言蜚语。就这样，他在休息厅里对着我滔滔不绝，他的话匣子是在他证明他是哈拉兴的居民、我又表示自己热爱格恩之后打开的。对于一个文学教授而言，格恩就是汉斯·拉赫的同义词。对于那片可爱的小市民住宅区来说，由于响起了入场的铃声，他加快了说话速度，汉斯·拉赫的名气也可以说太大了点。他早该搬到伯根豪森了，教授继续说。从他的音调和微笑可以判断，他的话带有讽刺意味。教授讲这句话，当然没有影射我没有资格住伯根豪森而只配住在格恩的意思。可是我没法不听出这层意思。

世上没有一个警察会认为我有谋杀嫌疑。但是他们会怀疑汉斯·拉赫，尽管他杀人的可能性跟我一样微乎其微。当我在报纸上阅读有关汉斯·拉赫的报道时，我没有考虑他是否需要我。我没法想象在慕尼黑、在德国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帮助汉斯·拉赫摆脱这一荒唐的怀疑。我没法想象任何事情。我甚至没法想象自己会给人多管闲事的印象。他一定有比我交情更深的朋友，我无非偶然做了他的邻居。平时我很容易脸皮薄。现在我的脸皮却一点不薄。我必须去。马上去。去慕尼黑。去郊外的施塔德海姆。二

在大门口迎接我的警察说：头儿要亲自接见。多长时间，我问。他说：换了我，充其量半个小时，至于头儿，他愿意搞多久就搞多久。反正所长大人知道他拘押的是谁。在一个漆成警察绿的房间里，我被安排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小圆桌摆在房间犄角，随后所长大人就带着拘押犯走了进来。

汉斯·拉赫和我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隔着小圆桌坐着，所长大人的办公桌放在另一个角落。所长大人似乎要表明他不想监听我们的谈话，所以马上开始研究文件。汉斯·拉赫望着我，耸了耸肩膀，然后讲了一句与其说给我听、不如说是给所长大人听的话：烟是可以抽的。警官说：可以抽烟。汉斯·拉赫又说，今天所长大人的情绪一看就特别地好。所长大人问他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告诉您，汉斯·拉赫对我说，所长大人每年都飞到尼泊尔度假，然后总是带些录像带回来给犯人们看。在那座山后面，您从这儿也看得见，他接着说，有一家英国酒店，我们在那里喝过瑞典啤酒。拉赫先生很快就打听了我的情况，所长大人说道。但他通过音调表示他继续专注于他的工作，无意参加小桌子旁边进行的交谈。他只想传达一个意思：汉斯·拉赫和我别以为他在窃听我们的谈话。公务员比人们想象的要勤快许多，汉斯·拉赫说道。说了这话他就一声不吭了。如果这位公务员再说点什么，他肯定也会再说点什么。他望着我，但并没有看得我非问一句“您好吗？”不可。我从他的眼神里看不出半点期待或者好奇。他打哈欠了。但他很有礼貌，想掩饰自己的哈欠。我望着他，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但时间越长，我越不觉得难堪。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告诉他我知道不是他干的。安德烈·埃尔柯尼希以他那种方式来评判作家，必然要四面树敌。为什么偏偏是汉斯·拉赫失去控制呢！有些人在埃尔柯尼希那里的遭遇比他惨多了。西尔伯福克斯教授向我透露了许多内幕，多得让我都不想再往下听。我希望汉斯·拉赫理解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想替他做点事。我来这里，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他得做出反应。他坐在那里望着我，平心静气。他对我没有任何期望。也许是因为他的出版商已经给他请了最优秀的律师。也许因为他天天都要在这张小桌子旁接待许多男女朋友。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我真应该呆在阿姆斯特丹欣赏约斯特·李特曼收藏的卡巴拉手稿，忘了慕尼黑吧，明天共和国各大报纸的文化专栏就将讴歌汉斯·拉赫，他会接受一个又一个的采访，那可怜的家伙，那个真正的凶手会一点一点地坦白，他的母亲是妓女，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神甫的助手强奸过他，他十七岁起作奸犯科，二十八岁———正好是他再次出狱的时候———写自传，写好之后把稿子寄给安德烈·埃尔柯尼希，埃尔柯尼希通过女秘书转告说，他那里不是回收蹩脚传记的垃圾站，这话在作者心中点燃了仇恨的火焰，他在电视里看见了埃尔柯尼希，赶紧打听在什么地方，看门的向他透露了庆祝活动的地点，他迫不及待，在纷飞的大雪中耐心等待，大明星刚一出来，他便上前一阵乱捅……

我冒昧造访，请原谅。这话我也说不出口。这太草率了。这是一种感觉。感觉总是草率的。感觉可以草率。感觉必须草率。事实如此。幸好他不需要我。我又能为他做什么呢？但是我从他的眼神里看不出“您来这儿干吗？”的疑问。他平心静气地望着我。不表态。也几乎不流露任何情绪。他在挠自己的手背。他丝毫没有怪罪我的意思。我们相对无言，我们一点也不难堪，我觉得自己和他达成了某种默契。他并不认为我来这里是多管闲事。除了他，我还能和谁一声不吭地坐上一个钟头？他还能和谁……嗨，他倒是可以，也许他都习惯了他不说话别人也不说话。假设我明明看见他不想说话却又没话找话，那我可就弄巧成拙了。就没有经受住考验。是这样的。名人可以为所欲为，他永远正确。只有你会犯错误。即便你不承认这种游戏规则，你照样会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行事。但既然你和他相对无语地坐了一个钟头却又不觉得尴尬，那你也应该心满意足了。算了。保持自由。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我只知道说着好玩。保持自由。

后来还是所长大人提醒说时间到了。他没有对我们的沉默做什么评论，这出乎我的预料。他本来可以说，两位先生一点没有妨碍他看文件，对此他深表赞赏。他绝口不提我们默默无言的事情，这倒是好事。有水平，我想，所长大人有水平。两人陪我走到门口。既然我不想拿无聊的挖苦或者半生不熟的讽刺来杀风景，所以我在告别的时候跟先前一样沉默不语。但是我尽量不让这种沉默变得激情澎湃。

最后，汉斯·拉赫从夹克衫口袋里掏出几张手写稿交给我。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呼吸到清新的冷空气之后，我才知道那屋子里有多热。暖气烧得太热了，这种情况在机关衙门屡见不鲜。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再次体会到什么叫轻车熟路。我脑子里想的是他，浮现在眼前的还是他，我没法摆脱他，因为我先前认为他平心静气，现在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他什么都无所谓，没错。可是他平心静气吗？他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看见他那无助的眼光，看见他的红头发，那是一头灰中带红、短得不能再短的自然卷。即便他有意蓄发，我们也无法想象这样的头发如何变长。他的额头又高又圆。他的眼眶很浅。噢，汉斯·拉赫。他的样子我看了又看。我可知道，他和我相向而坐时并不是平心静气，他一直在———吸烟。我甚至没有数他抽了多少支烟。本来我是有时间做这事的。一言难尽。汉斯·拉赫。我用自己所熟悉的欧洲语言轮番读这个名字，看看有什么效果。我这是在逃避吗？但愿不是。三

当白雪把一切，把所有新盖的建筑物覆盖之后，格恩最能显出旧日的风貌。冬天的大雪似乎每年都有一两次显示威力的机会。当路面还没有清扫，当路上的黑人影儿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不得不挥舞双手的时候，我的工作效率最高。假如没有介入这件事情，我现在本应奋笔疾书。

回家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是不清楚汉斯·拉赫处于什么状况。他沉默不语。什么叫沉默。我们在沉默中学习语言！在词不达意的时候学习语言！相向而坐，一声不吭。怎么能把这种状态称为沉默不语呢。我为他感到惋惜。事实如此。我现在才承认：我为他感到惋惜，因为我相信可能是他干的。对我来说，杀人总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有时候———幸好是偶尔出现———我会做这样的梦：我杀了人，我有了杀人嫌疑，眼看自己就要被绳之以法，为了逃脱法网，我只好再杀死一个人。夜里做了这些梦，白天我总是乐不可支。我一整天都在乐，我恨不得引吭高歌：我没有杀人，哈利路亚！

我之所以仓促离开阿姆斯特丹，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赶赴施塔德海姆，是因为我相信这事的确可能是他干的。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所以去找他。然后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原因很简单，如果某某人杀了人，你又有什么话好说呢。现在我发现我不替死者感到惋惜，我惋惜的只是他。被杀死的人不再有痛苦。可是杀人者呢……他无时无刻不在回忆下手那一刻的情形。这事要是出在我身上，我会马上自杀。这不是为了惩罚自己，或者说赎罪。而是因为我无法忍受永恒的、挥之不去的回忆。刚才他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平心静气。我尽量让自己相信这点。平心静气。他筋疲力尽，一脸憔悴。他肯定还没有睡上一个安稳觉。他的眼睛。现在我才明白他的眼神的含义。这是什么都无所谓的眼神。我想一个人呆着。我不需要关心。请注意：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合适。我只配做子虚乌有的事情。我竟然把他这种心态阐释为平心静气。我竟然做出这种阐释。我追悔莫及。

我坐不住了，我无法陶醉于外面的雪景，我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直到我想起汉斯·拉赫的手写稿。赶紧读。这是几张B5规格的活页纸。活页纸的行距太大，所以他没有贴着线条写。他的字迹很潦草。

亲爱的米歇尔·兰多尔夫，我开始阅读，这是我在埃特大街写的札记。我写了两天两夜。不管这东西今后能做什么用，请妥善保管。衷心的问候。您昔日的邻居拉赫。

我进入正文：

论身高。首先我要承认思想于我无所裨益。我靠的是经验。很可惜。经验比思想慢多了。思想来得快。思想来得容易。思想不是艺术。思想很伟大。通过思想，人们可以超越烦恼。这些事情是不可能通过经验办到的。我最近那些难以忍受的经历就很说明问题。一言蔽之：我越来越多地发现，跟我说话的人在交谈的过程中变得高大起来。也可以说：我在与人交谈的时候变矮了。这是一种让人难堪的体验。众目睽睽的时候最令人难堪。在饭馆里。或者———这个最糟糕———在电视演播室。灾难性的后果……不过———这是我最新的体验———当别人以某种方式谈论我的时候，我也会矮一截。而且即便我不跟这些人在一起，也不知道他们正好在谈论我，这种情况照样会发生。我坐在自家的书桌旁，我想从椅子上起身，我的双脚却够不着地毯。这倒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要是从椅子上跳下去的话，我的波斯地毯会让我软着陆。夜里———我感觉这是最重要和最美妙的事情———我的身体将得以恢复。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将恢复以前的身高。现在仍然如此。一米八二。自从有了这种萎缩和重新长高的体验，我天天都给自己量身高，醒着躺在床上的确不足以恢复平时的身高。非睡觉不可。况且每次通过睡眠恢复的效果都各不相同。现在我是早晚量一次。如果说我经常在晚上缩短十厘米，那么在经过一夜不太安稳的睡眠之后，我就只欠两厘米或者三厘米。我听说有一种鞋，穿上之后可以使身高增加两至三厘米，人们却看不出这是巧妙设计的结果。我现在就要寻找这种东西。如果睡觉的时候不做梦，也就是不受外界干扰，醒来之后我总能恢复到我的一米八二。我还不认为这些都属于心理分析医生和心理治疗医生研究的范围，我将通过记录来追踪这一经验，使之变得直观，甚至还由此得以克服。无论如何：经验不似思想那么容易控制。思想使人成为主宰，经验则使人无可奈何。但是记录下来会有所帮助。这也是一种经验。

我刚刚读完，电话就响了。是刑警三支队的队长韦德金德。他说他领导一个专事侦破蓄意杀人案件的小组，现在受命调查埃尔柯尼希／拉赫案件。您和拉赫相对无语的事情，我已听说了，您别因此而放弃努力。那么多人要求前去探访，但只有您受到了拉赫的接待。拉赫只接待了您和他的妻子艾尔娜，其他人一概谢绝。拉赫必须中止他的无声抗议行动。这绝对不是卓有成效的战术。他可能在打如意算盘，以为我们找不到尸体就无法控罪。他错了。我们有沾满受害人鲜血的毛衣。案发之夜的鹅毛大雪暂时对凶手有利，这可能让一个诗人产生幻觉，似乎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融雪会把他在那天夜里埋藏的东西悉数带走。也许他把尸体拖过托马斯·曼林荫大道，再拖下陡峭的斜坡，再拖过河坝，拖到河边，最后投入伊萨河。凶手还真走运。那天夜里下了将近五十厘米的雪。他没准儿听过天气预报。不过，天晓得积雪融化之后会有什么东西给暴露出来。这些话我已经讲给拉赫先生听了，他没吭声儿。可是您得到了他写的东西。作为警察，我对一个问题很好奇，请多多包涵：那东西您读了吗？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刚好通读了一遍。

什么内容？刑警队长韦德金德问。

埃特大街札记。

我们让他在那个地方呆了四十八小时，韦德金德先生说。

听他说话的口气，他似乎断定我和警察一样急于破案，断定我将竭尽全力与他们合作。汉斯·拉赫是一个等着定罪的作案人，这似乎已成定论。韦德金德先生说自己正在读汉斯·拉赫的书，他说他对汉斯·拉赫的了解将更加深入，深入到拉赫并不乐意的程度。他请求我千万别以为他对拉赫先生抱有敌意，或者汉斯·拉赫有什么地方不讨他喜欢。作为一个专事侦破蓄意杀人案件的小组负责人，如果碰到那些杀人方式极其冷酷或者凶残、杀人动机极其卑鄙的案件，他自然要对其作案人穷追不舍，眼前这个案子倒不存在这类问题。但这终究是一桩命案。这是一桩即便不是最高级、也是比较高级的谋杀案。作案人是艺术家。说到艺术，特别是文学，他也是略知一二，因为他喜欢读书，尽管他还没读过拉赫的书，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他也可以把一个作家视为受害者。即便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受害者。目前他正在阅读，或者说研究拉赫先前出版的一本书：《犯罪的愿望》。他发现这本书的自传色彩太明显。不过他得先看拉赫的新作《没长脚趾甲的女孩》。通过调查———说到这里他强调一点：他没有得到拉赫哪怕一丁点的配合———他有理由推测，这本书，就是说，安德烈·埃尔柯尼希在《门诊时间》对这本书的评论，使拉赫对埃尔柯尼希的积怨化为一股仇恨的烈焰，于是他失去了控制，于是他就如此这般。如果能够重现出版商在伯根豪森的别墅搞《门诊时间》庆祝酒会的场面，这案子就告破了，到时候简直可以把这案子当作一篇手稿放在拉赫先生面前，只需要他签上大名。他说这些话只有一个目的：请兰多尔夫先生锲而不舍，不要被拉赫的反应吓倒。每一桩谋杀案都是一场悲剧。而且是完整历史意义上的悲剧。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任其发生而不正确地加以评价，就是说，这时刑警队长压低了声音：我们必须将它吸收，将它吸收到我们的语言，吸收到我们这个习惯了悲剧的文化传统，我们必须把这场悲剧化为自己的财富，我们只有通过———尊敬的先生———关心来实现目标，我们必须把经受悲剧的人从可怕的孤独中拯救出来。请相信我的话，这种事情没有谁能独自承受。所以有我们。所谓的人类。请原谅。我说：话可不能这么讲。然后他又变换了话题。有人告诉他，拉赫先生在埃特大街和别人关在一起的时候，把整个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叫贝内迪克特·布莱特豪普特的人身上，目前这人几乎天天都从施塔德海姆被押到那里接受审讯。他韦德金德想知道的是：拉赫的手写稿是否对两人的密谈有所交代。他在我们，也包括您，兰多尔夫先生，面前一声不吭，随便碰到一个拘押犯反倒窃窃私语好几个小时。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只知道不能把人家交给我的东西泄露出去。我就这么对他说的。刑警队长表示或者假装表示理解。不过既然我们还要打交道，他就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坐一坐。去刑事大案组所在的拜尔大街。他希望我不要一听到刑事大案这个词就紧张。怎么样。

行，我说，为什么不呢。

哎，干吗不现在就来，他说。根据他的经验，和案件哪怕扯上一丁点边的事情都会很快过时。继续追踪，锲而不舍，这在他不仅是一种设想，而且是一种需要。只要这桩案子还是一个新鲜的谜，他情愿坚守岗位。说吧：我什么时候见到您？今天下午，我回答说。他几乎带着唱腔重复道：今天下午！只有从事自由职业的才会这么说话。但是他觉得这种说话方式具有感染力。他的上班时间为七点一刻到十五点三刻。如果我下午三点半到，他和我就可以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畅谈一番。

挂上电话后，我走到窗前，透过这扇有着漂亮窗格图案的圆拱形落地窗，眺望道路两旁银妆素裹的树木，眺望积雪在栅栏和车顶上面形成的白色条带。在白雪皑皑的日子里，整个住宅区寂静无声，可以和任何一片冬天的森林媲美。汉斯·拉赫真走运。他还走着运。大雪之后气温急剧攀升，这种事情在慕尼黑屡见不鲜，用不了几个钟头，焚风就会让积雪融化，整个城市到处都是潺潺流水。可现在呢，气温仍然很低，积雪岿然不动。看来我也假设汉斯·拉赫是凶手。

我从书架上抽出《犯罪的愿望》。

这本书在两年前问世，尽管我偶尔也拿来翻翻，但从来没有整段读过。我让它的副标题《草记》给吓住了。还有这《草记》的……对了，语气。我当时想：他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现在我又一次打开这本书，我发现自视甚高属于人之常情。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生活之必需。所以即便我们不原谅它，也得理解它。我暗地里问自己，人们是否有必要、是否有权利用书面方式来表明自视甚高。现在我读这本书的理由和刑警队长一样充足。

我一目十行地往下看：

那一天面具滑落了。你必须将它恢复到原位。这不免要伤害面具和面部。所以下一次扯面具的时候要备加小心。别用手碰它。

有不少人，我对他们的敬意多于他们对我的敬意。我很乐意保持这种差别。我对他们比他们对我更加尊重，我感觉这样很好。可能因为我认为单凭这点就可以赢得他们尚未对我表示的尊重。

软弱的时候他总是无法摆脱自己。失败者和自己纠缠不休。胜利者迎接新的任务。

如果你对人推心置腹，你马上会叫人难以忍受。

我的朋友让他的武器在地平线上熠熠生辉。没有东西不可以为他所用。

作家们总是不间断（也不可能间断）地记录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昨天夜里梦见谋杀，再次梦见很久以前发生的谋杀。没梦见受害者，只是害怕被发现。这一回我把受害者埋在自己家里。惟一一种不被人发现的可能性：挖出来，扔得远远的。可以这么做。这一定行得通。但也有可能被人当场抓住，这肯定要被人当场捉住。我被恐惧所折磨，希望干脆让人发现算了。一觉醒来，又很高兴，因为这只是一场梦。

你很高兴德国在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保加利亚，因为你有一个热切盼望德国获胜的对手，德国失败使他遭受了比你更为沉重的打击，所以你为德国的失败感到高兴。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了克制。他不伤害别人，他老是伤害自己。

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在梦中藏尸体，而且老是梦见自己把尸体带到哪里（比如说旅馆的床底下），就在哪里撞见另外一具并不是他搞出来的尸体。

感觉自己是罪犯的时候，他简直飘飘欲仙。一旦没有勇气做罪犯，他就责备自己，就感觉焦虑，内心就出现分裂。自从他把自己假定为罪犯后，他的心里又充满了和谐。没准儿他现在又可以来一点享受了。此前，他认为非谴责自己不可，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不愉快。做正人君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索然无味。

他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谴责的，都是糟糕的。作为罪犯，他不用责备自己。

电话中断了我的阅读。

刑警三支队，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说探长迈塞勒先生想和我通话，她现在就给我接通。我马上听到迈塞勒先生兴高采烈的声音。他深表遗憾，因为他必须向我转告一个不只是让我高兴的消息。他的上司韦德金德今天无法接待我，韦德金德必须把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谈话改期。他的上司韦德金德希望我理解，请求我理解，他以后再和我联系。听明白了吧。我说明白了。这很好。我的回答已经超出了探长迈塞勒的期望。然后他用近乎粗暴的口气说了声再见。电话挂了。

怎么说呢，天晓得刑警队长能否告诉我问题的关键何在。我将走自己的路。现在我不想再读《犯罪的愿望》了。四

会谈取消之后一个星期，刑警队长韦德金德再次给我打电话，对于我不打任何招呼就取消会谈的做法深表诧异。我讲出了事情的原委。唉，他说，这可怜又可恨的迈塞勒。他说他们那里破案立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迈塞勒折腾一桩案子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一开始报纸也做了报道，一个立志要当工程师的钳工枪杀了一个小人物，可能出于种族审美动机，这个案犯是汉斯·拉赫在埃特大街的囚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嘀嘀咕咕，从此以后，案犯每隔几天便来一次翻供，搞得可怜的迈塞勒一筹莫展，他可能因此气昏了头，所以想坏他刑警队长的事。可惜此举将对这可怜的家伙产生灾难性后果，他至少要被调往弗赖辛或者施特劳宾。迈塞勒掌管的案犯刚来的时候倒还乐于招供。他韦德金德估计拉赫对这个布莱特豪普特施加了影响，而且还在施塔德海姆利用放风之机继续对其施加影响：招供，翻供，招供……直到推翻每一个事实。他觉得汉斯·拉赫在为自身的沉默创作一支变奏曲。进行调查的人，也就是可怜的迈塞勒，则沦为打字员。他认为迈塞勒太天真了，竟然因为他韦德金德掌管的这个案件的疑犯和受害人都是大名人而妒火中烧。迈塞勒这好人几乎可以说是典型的下人心态，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很典型。对于他韦德金德，名人一会儿是油门，一会儿是刹车。

目前我对韦德金德来说也不重要，因为他听说汉斯·拉赫也不再让我去探访了。除了妻子艾尔娜，拉赫谁都不想见。可是，刑警队长说，他和妻子照样无话可说。他明明知道拘留所所长在场，却偏偏对他妻子说：他属于那种关在笼子里就不再唱歌的鸟。韦德金德说，在他这个调查者眼里，汉斯·拉赫是绝对的挑战。据他所知，犯罪史上似乎还没有一个嫌疑犯对自我辩护不感兴趣。但是他不会气馁。现在他被委以重任，要把汉斯·拉赫从麻木状态中解救出来，让拉赫明白只有坦白才可能活下去的道理。如果执意把罪孽藏在心里，那就是一种狂妄，一种致命的狂妄。

通过与韦德金德的交谈，我认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我在和韦德金德唱对台戏。他想证明汉斯·拉赫有罪，他当然是想拯救拉赫，让拉赫重新回到人类大家庭当中来，我却必须证明拉赫无罪。他确信汉斯·拉赫有罪，我确信汉斯·拉赫无罪。

我开始四处奔波。我必须把案发之夜的事情调查清楚。必须了解出版商别墅晚会的细节。我进行了调查。我对晚会做了一番考古学研究。同知识分子们对这么一个晚会所做的陈述相比，诉说庞贝古城那些颓垣断壁的历史是多么地可靠。我没想拿自己听到的东西来支撑任何一种猜测。我如痴如醉地去设想各种场面。从所有能够掌握的情况中也许可以找点确凿的东西。我曾禁止自己去打听，更甭说寻找确凿之物，但每次和人谈话之前我又取消这一禁令。既然汉斯·拉赫无罪，这是确定无疑的，我就一定能够从我搜集的材料中得出他不是凶手的结论。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他无罪的证据，而且是比血染的毛衣、比白雪掩埋的踪迹更为高级的无罪证据。调查人员叫人用鼓风机把出版商的别墅大院，以及别墅前面的托马斯·曼林荫大道的积雪吹开，以便划定晚会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把午夜时分留下的、随后被积雪盖住的足迹，与那些直到凌晨两点才走的客人留下的足迹区分开来。最后一批客人是在凌晨五点离开别墅的。埃尔柯尼希本人刚过十二点就走了。至于他是一个人走的，还是和科茜玛·封·聚尔根施泰因一起走的，回忆起来却是众说纷纭。那个被称作科茜的女人不见了踪影。不过，在埃尔柯尼希来到别墅之前，她就不止一次地说过她第二天要坐飞机到很远的地方去。但她没有透露到哪儿去、和谁一起去。伯恩特·施特莱夫声称他听清楚了：她去一个什么岛上。

言归正传。今天的知识分子跟婊子似地对待公众，这和当初他们对待上帝的态度一模一样。谁以为我在谴责他们，谁就不知道以前的上帝是什么样，今天的公众又是什么样。我花了好几周的时间寻访形形色色的文化人；但我只找那些当晚在皮尔格里姆别墅做客的文化人。我总是书面请求他们允许我去提几个问题。我的动机：汉斯·拉赫仍然三缄其口。我也提醒他们这是一种不得不让人警惕的沉默。我还总是声明自己是汉斯·拉赫的朋友。

我第一个想拜访的，是一个最了解情况、最清楚底细，也许还是最渴望真相大白的人：尤莉亚·佩尔茨女士，她是作家，也是出版商的太太。我从西尔伯福克斯教授那里了解到，她跟人聊天总要提醒说，她的诗集不是她丈夫，而是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她也知道这事路人皆知。提到她，谁都要讲讲这个逸事，藉此说明她的为人。西尔伯福克斯：如果由她丈夫来出她的诗集，她宁可不出。尽管四下无人，西尔伯福克斯还是压低声音补充道：有人说她肯定会这么做。他西尔伯福克斯不敢苟同。谁写诗，谁就可以出版自己的诗集。这是天赋人权嘛。反正写诗的人都暴露出一种病入膏肓、令人怜悯的人性弱点。如果说这种弱点可以根除，那也只能通过出版诗集来根除。

不过，我的第一个谈话对象仍然是西尔伯福克斯，这无非因为我认识他。用拉赫给他起的绰号，叫他西尔本福克斯更好。他告诉我，假如我继续叫他西尔本福克斯，他不会生我的气。

我们在哪儿谈，我在电话上问。很乐意到乐意镇，说完他便哈哈大笑。他常常对人说：我来自莱茵河畔的宾根。

那就上我这儿来，我说。

我学会了听弦外之音，我听得出我的谈话对象是否认为汉斯·拉赫是凶手。谁也不会说：这是他干的。西尔本福克斯当然也不例外。有趣的是，他们每次谈到拉赫的无辜都有所保留。人们讲得最精彩的话：人真是一个不解的谜！难道我们不都是没有付诸行动的凶手吗！在一次电话交谈中，伯恩特·施特莱夫说了一句最离谱的话。假设埃尔柯尼希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中封他施特莱夫一个德国当代文穴之最，说他最会铁石心肠让读者打哈欠，假设他在节目刚一结束就在一条没有路灯的路上撞见埃尔柯尼希，他施特莱夫可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随后他引用了一句大家都在引用的话，这就是埃尔柯尼希在那天晚上的《门诊时间》做的开场白。我当然已经买了一盘录像带，把埃尔柯尼希的节目看了不只一遍，我每天看一遍。我研究了他登台亮相的仪式。照亮半圆形观众席的灯光熄灭了，但没有全灭，观众还彼此看得见，还可以彼此欣赏。在一束强光柱的照耀下，埃尔柯尼希从观众席旁边款款入场，经由三级台阶登上舞台，他身后跟着栏目助理贝雅特丽齐———据教授讲，这位女子真名叫英格。贝雅特丽齐驻步等候，等他再走两级台阶，走到他的沙发椅旁边。这是一把仿造帝国风格的椅子，仿造得惟妙惟肖，浅色的木料，让人联想到大理石，还有金色的花纹和树叶，以及宙斯的象征（老鹰和闪电），四条椅腿全都长着狮子爪，踏在由四本书构成的基座上面。书也许是逼真的仿造物。反正狮子的利爪插进了皮革书面。书的背面进行了灯光处理，人们可以看见是哪几本书支撑着埃尔柯尼希的宝座：《浮士德》《艾菲·布利斯特》《魔山》《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他的出场有音乐伴奏。亨德尔，某一首庆典音乐。音乐声中，埃尔柯尼希可谓神情肃然。音乐一结束，他便笑容可掬地落座。看得出来：对文学的崇高敬意使他肃立了片刻。他刚一坐下，贝雅特丽齐便走到一张桌子前，拿起一本书递给他。他接过来，端在手里，如果他不想再捏着书，他也可以把书放在一张高脚桌子上面。但假如他需要拿这本书说明什么问题，他可以随时再拿起来。等埃尔柯尼希拿好了书，贝雅特丽齐才把神秘嘉宾引领入场，神秘嘉宾在一种带靠背的酒吧高脚凳上就座，而且可以采取一种既便于和埃尔柯尼希，也便于和观众交流的坐姿。贝雅特丽齐在斜后方坐着，她密切关注场内形势，似乎可以随时起身效劳。埃尔柯尼希用面部表情对神秘嘉宾表示欢迎，等后者坐下后，他（显然每次都这样）说：我来晚了，但我毕竟来了。这是给扇形观众席的信号：大家热情地鼓掌。他的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接着就是那句著名的开场白。当伯恩特·施特莱夫向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已背得滚瓜烂熟：既然汉斯·拉赫的出版商可以把写得很差的书变成畅销书，他凭什么要写好书？观众马上报以大笑，他们呈扇形坐在他的前方，几乎将他围住，而且有点仰视的味道。他又说：好，你们笑了，亲爱的女士们，尊敬的先生们，上一次———你们还记得吧，我们谈的是博多·施特劳斯———我一开始就说过：有名气的人，什么狗屁东西都可以发表！现在———我敢和你们打赌，不管赌什么———就有某某教授在证明我是故作惊人之语，说我想制造广为流传的名言警句。对此，我只好说：教授先生，语不惊人我不休。哄堂大笑。西尔本福克斯教授说，他没觉得埃尔柯尼希是在影射他，但埃尔柯尼希的开场白全都成了广为流传的名言，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当然，口头流传多于书面流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埃尔柯尼希太容易模仿，模仿他不需要任何演员天赋。西尔本福克斯强调，他总是带着一种义务感去观察事物从点点滴滴到汹涌澎湃的发展过程，因为除了在皮尔格里姆的别墅，一个文学教授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如此生动地体验文学呢。西尔本福克斯显然很乐意拿点点滴滴的晚会细节来犒劳我，好似从美味拼盘里给我夹东西。埃尔柯尼希一踏进房间，且慢，既然兰多尔夫先生没去过那个地方，说房间会引起误解。在皮尔格里姆的别墅里，所有的房间和所有的层面都通过共享空间串接在一起。顶层房间的面积要比下面几层的面积小。底层房间面积最大，它的三面墙都放着各种各样的沙发。当然，三面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房间，那只是房间的雏形。在顶层亮相的，总是埃尔柯尼希，他的《门诊时间》栏目助理，神秘嘉宾，以及路德维希·皮尔格里姆本人。他们一行人是坐电梯从底层上去的。顶层平台四周有一圈类似轮船护栏的扶手。整个顶层平台看起来就像一艘大轮船的桥楼。也许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不过上面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巨大的电梯门：开启那一瞬间，全场观众不折不扣地吸一口气，然后屏着呼吸，目睹埃尔柯尼希一行人出来。他的黄色套头毛衣依然挽起来搭在肩上。当埃尔柯尼希一行人沿着宽阔的楼梯拾级而下，穿越两层楼，向我们、向摆着各式沙发的底层走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幢别出心裁、出自芝加哥著名建筑大师之手的现代派别墅真是专门为上演这一幕设计的。请把垂直线条全部漆成白色，水平线条全部漆成黑色，楼梯上面也得有黑白反差，这是神采奕奕、肩上围着浅黄色羊绒毛衣的埃尔柯尼希走的楼梯。每层楼上都有客人，每一个客人都想与他握手问候，笑容可掬的他，却是目不斜视，拾级而下，一直走到摆着沙发的底层，走到一片纯粹由沙发构成的景观中，绝大多数客人恭候在此。现在各个楼层上的客人都站了起来，他们放下手中的杯子，然后鼓掌欢迎，standingovation。西尔本福克斯说，因为他并不是回回都受到邀请———谁也搞不清楚他们按照什么标准来决定请谁不请谁，所以他不知道这种standingovation是惯例呢，还是当人们觉得某一期的《门诊时间》搞得特别成功的时候才有。不过，既然他西尔本福克斯如此频繁地到场，既然他也如此频繁地经历了standingovation，他当然有理由推测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壮观的、激动人心的仪式。通过从屋顶放下的大型屏幕，大家集体观看了《门诊时间》。既然这次轮到写坏书的汉斯·拉赫和写好书的菲利普·罗斯，拉赫就成了焦点人物。上了《门诊时间》的作家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晚会嘉宾，这个问题还真让他西尔本福克斯动了一番脑筋。以前从来没这种事。况且这还是坏书的作者。甄别好书和坏书，这正是埃尔柯尼希的《门诊时间》的强项。书嘛，不是好，就是坏。说别的，就是腐败。埃尔柯尼希如是说。坏书，好书，还有不可或缺的神秘嘉宾，神秘嘉宾的使命就是印证埃尔柯尼希对坏书和好书所下的诊断是多么地正确。那天晚上的神秘嘉宾是来自纽约的玛莎·弗莱迪。她的作品写得很轻浮，有点刻意追求色情效果，还在皮尔格里姆出版社出了德文译本。

接着西尔本福克斯又将节目的内容娓娓道来，描述了节目在皮尔格里姆别墅产生的效果。他大概以为我对节目内容一无所知。我想知道皮尔格里姆别墅对节目的反应，所以没有告诉他我已经来来回回看了十遍。言归正传。不管埃尔柯尼希说什么，玛莎·弗莱迪都点头称道，她的语气几乎和埃尔柯尼希一样肯定，就是说，她起强化作用；她或者翻白眼，或者张大嘴，或者猛拍巴掌，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埃尔柯尼希那些刺耳的言论变得更加刺耳。如果他做沉思状乃至痛苦状，那么她会比他显得更加痛苦。埃尔柯尼希主持《门诊时间》已有十七载，但他从未遇到比这个玛莎·弗莱迪更理想的神秘嘉宾，她思维敏捷，脸蛋漂亮，演技高超，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做深沉状。总之，这俩人一唱一和，他们的配合天衣无缝———不论需要最细腻的表情，还是需要最响亮的声音。她当然读过那本好书，也就是菲利普·罗斯的书，她当然没有读汉斯·拉赫的书。可既然埃尔柯尼希又摆手又跺脚，既然他摇头晃脑，声嘶力竭，把自己因为不得不读这本书而遭受的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她的情绪也不能不受到感染，当他提出如下问题的时候，她的巴掌拍得啪啪直响：如果说，我捧在手里读的书一次又一次地从我手里滑落———因为我打瞌睡了，这算不算一种评论？演播室里的观众一次又一次地跟着玛莎·弗莱迪鼓掌、发笑。人们首先要清楚一点：汉斯·拉赫写这本书，是要成心气我。自从我在这里举办《门诊时间》以来，也就是在过去的十七年里，我一直说，一本超过四百页的长篇小说，必须让我这个读者明白它为什么非写上四百页不可。汉斯·拉赫却不想提供这种证明。其次，这本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愚蠢的人，可以说，她的愚蠢可谓每隔一页就得到小说自身的认可。我不厌其烦地———连我自己都觉得烦了———告诫大家，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小说里，狭隘的女人都让我难以忍受。瞧瞧拉赫朋友干的好事儿：他将一个狭隘得不可救药的女人塞到一部长达四百一十九页的长篇小说里，这本小说还取名为《没长脚趾甲的女孩》。噢，当我被迫啃这本书的时候，我多么羡慕那些扫地的，对不起，我得说公共建筑保洁员！她们手里推着吸尘器游走于千变万化的地面，耳朵里听着电动马达发出的绝妙基音，做这样的事情，是多么有趣，多么刺激！可是，我不得不读一本其人物形象的数量接近页数的长篇小说。这算什么人物形象！真是人物形象就好了，这只是一堆名字，只是贴上姓名标签的纸人，我默默地数到一百个就再也数不下去了，我想，我还不如赶紧找本电话簿来读。玛莎·弗莱迪乐得哈哈大笑，直拍巴掌，观众的反应也一样。噢，玛莎，他叹息道，您可不知道，一个人要是把一生献给了德国文穴，他得遭受多少磨难。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呆头呆脑的女人，前不见让人骨酥肉麻的情爱描写，后不见足以和法国香槟媲美的性爱场面，第一页是芬达，第二页是芬达，第三页还是芬达，就是没有芬达喜，没有想象力。瞧瞧，《没长脚趾甲的女孩》，这书名就够呛，我的上帝，我们为何生不逢时，见不着像《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艾菲·布利斯特》这样的书名，《没长脚趾甲的女孩》，这位作家到底对脚趾甲，尤其对女孩子的脚趾甲有什么意见，玛莎，我相信您长着世界上最迷人的脚趾甲！玛莎·弗莱迪：没错！但您是怎么知道的？他：芬达喜。不，说真的，这个我从您的手指甲看得出来。玛莎·弗莱迪：您是一个目光犀利的观察家。他回答道：这正是作家们不喜欢我的地方，他们嫌我明察秋毫。《没长脚趾甲的女孩》。一开始我当然很好奇，甚至有点忐忑不安，您明白吗，碰到《没长脚趾甲的女孩》这一类书，我们可以忐忑不安。您说可以吗？玛莎：可以。他：玛莎，我谢谢您。玛莎：Youƴrewelcome。哄堂大笑。接着他又告诉众人，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网球俱乐部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朋友在此所做的一切，毫无创新而言。读这小说的时候，我常常浮想联翩，我想象自己生活在2030年，偶然见到一本书，书名是《没长脚趾甲的女孩》，作者名叫汉斯·拉赫，我打开书，读了起来，越读我越感觉这是赝品。一个模仿者，一个三流模仿者把自己装扮成汉斯·拉赫，他赌我们看不出来。他赌输了。我们看出来了。我们做出了毫不含糊的诊断，这是模仿汉斯·拉赫的三流赝品。

说到这里，他猛地斜抛双手，像是要把这赝品一把扔掉。这是他表示自我陶醉的动作，他的观众知道这个，他如此炮制的每一个高潮都让他们激动万分，他们捧腹大笑，他们拼命鼓掌，有时还忘乎所以地大喊大叫。斜举双手的时候，他却低垂大圆脑袋，而且斜着，追求精确的教授补充道。正因如此，有人将他与基督相提并论。这话已经有人在一次访谈中说给他听了———他接受过许多访谈。别人当然是半开玩笑的口吻。没想到他居然用一种让人分不清玩笑和正经的铿锵语气接过了话头：为《DAS》杂志撰稿的年轻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个特别有头脑，他已经证明我用《门诊时间》结束了此亦是非、彼亦是非的可悲的文学批评传统，我被拥戴为非此即彼的领袖，此后便不断有人称我是捍卫基督理想的第一人———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唾弃那些闪烁其词的胆小鬼，他们说我把这种果断精神带入了文学批评。我仅仅引述一下先辈的名言，对此我无权加以评论，我要特别地小心，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虚荣，所以寻求一切机会管束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献身批评事业的人，都是拿撒勒人的接班人：当初拿撒勒人是为人类的罪孽受难，今天的批评家则是为作家的罪孽受难。

没有哪一场脱口秀的观众不对这句名言报以开怀大笑。

等到这样的高潮过后，教授说，他总要收回高举的双手，同时跟抬举一件沉重的宝贝似的，把斜垂的脑袋抬起来，接着上演悲怆赋格曲。每次把众人逗笑之后，他都一脸严肃，仿佛笑声过后他还在责备大家不该笑。这回也如此。他一本正经地说：玛莎，您不可能知道，我和汉斯·拉赫是朋友，我很器重他，我认为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拙家，如果是短篇小说和短篇故事，他偶尔也能拿出好的、甚至很优秀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却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失望。我们的汉斯·拉赫，他无所不能，但是，他不会做他最乐意、最能坚持不懈做的事情，他不会写小说，打死他也写不好小说。拿这样的话去对着一个朋友说，亲爱的玛莎，这可真叫人难受。可是，一个批评家，假如他是个批评家，就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下判断的时候，他心目中只有德国文穴。每当我不得不接连几天阅读德国当代文穴的时候，我总是很羡慕那些运垃圾的。瞧人家多潇洒，手里晃着满满当当的垃圾桶，一，二，三———脏东西没了，垃圾桶又空了，又轻了。可是，身为批评家，我必须费上九牛二虎之力，必须磨破嘴皮，才能把一部德国当代小说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垃圾桶。才能把地方腾给更好的作品。也就是好作品。比如说菲利普·罗斯。说到这，埃尔柯尼希陷入片刻的沉默，神色阴郁。玛莎赶紧伸手抚摩，以示安慰。噢，玛莎，他说话了，我并不羡慕我的职业。可是我觉得自己要对当代文穴负责。特别是当代德国文穴。他又不说话了。观众席上鸦雀无声。大家屏声息气地沉默，大家激情澎湃地沉默，大家团结一致地沉默，大家和他一同沉默。和他患难与共。和他一起经受当代德国文穴的磨难。您说说纽约吧，他终于说话了，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一个自希尔德·施皮尔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的优秀女作家。您让我换换思路吧。我倒有一个问题：您是从来不戴胸罩呢，还是上电视的时候才戴。他再次让观众席爆发出笑声和掌声。随后他又想起一个问题，他声称自己不得不拿这个问题问像玛莎这么天才的女人，以便通过她的回答来测试自己，测试自己的民事行为能力。说正经的，玛莎，《没长脚趾甲的女孩》，听到这么个书名，您有什么感觉？玛莎耸起肩膀，两只手举得比肩膀还高，她说既然是问她的感觉，她就只好用英语回答了。请便，他说，请便，您可以这么做，您是在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做客。《没长脚趾甲的女孩》，她说了，abitcrazy，somethingbetweenautistic，narcissisticandcrazy．Butitmakesmecurious。我也一样。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没长脚趾甲的女孩一个也没有。这小说从头到尾，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四百一十九页，见不着哪怕一个没长脚趾甲的女孩。布丁做得好不好，吃的时候才知道。吃呗，读呗，结果食之无味，什么味儿也没有。只有几百个名字。只有女人在网球场上发出的声音。啊哈，我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就这么点东西。多少分，女的问。男的答：Fortylove。这怎么玩呀，Forty love！他不说“爱因斯丹”，他老说“爱因斯坦”。您明白吗，长篇小说《没长脚趾甲的女孩》描写那一对情人，就这知识水平。Forty love！我们大家的出版商，路德维希·皮尔格里姆，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出版家，也许还是一个天才的、无论如何也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伟大的出版家，这位伟大的出版家却在护封耳页上预告说，这部小说展现了灵魂对肉体的压倒性优势。在网球场上！我对网球可没兴趣。玛莎快速配合：我更没兴趣。他的反应更快：我最没兴趣。两人击掌互贺，就像两个通过配合得以进球的足球队员。

现场观众个个心花怒放。摄影机瞄准闪烁着喜悦泪花的眼睛，拉出了特写镜头。埃尔柯尼希可并不满足。难道，他提高了嗓门，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网球更叫人不感兴趣吗，他大声问。玛莎回答：没有。有的，他大吼一声，那就是描写网球的长篇小说。玛莎尖声大笑，然后叫道：Youmadeit。这下两人已经有点相拥相抱的意思了，观众又是欢笑，又是鼓掌，他们仿佛要撇开埃尔柯尼希，用掌声把自己带入我们只好称之为性高潮的巅峰体验。不过，埃尔柯尼希的每一次自我表现都有这种发展态势。高潮过后，他在赫然装饰着宙斯象征物的椅子上落座。随后，再次遭受作家折磨的他似乎还要来个垂死挣扎，他小声地，无力地，奄奄一息地说：一本长篇小说，用四百多页的篇幅来写一个性冷淡的、头脑简单的女人，对于这种女人，世上只有一个称谓———蠢鹅，我觉得这是在有意冒犯我，因为这个作家很清楚，没有什么东西比阴冷而且头脑简单的女人，也就是蠢鹅，更叫我反感。见鬼去吧。毫无疑问，埃尔柯尼希很会讲排场。他最后一句话的话音刚落，便响起了华丽的亨德尔音乐。他用温柔的表情示意栏目助理和神秘嘉宾退场，他要单独享受这最后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们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西尔本福克斯一本正经地说。我表示赞同，尽管我没有他那么一本正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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