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制演进与未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华林甫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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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制演进与未来试读：

城市—区域问题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命题，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经济科学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从事城市—区域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行政区划视角。

我从1983年开始介入行政区划问题，1989—1993年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以后又提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至今已经有25个年头多了。2008年，我与我的部分学生们一起，认真商讨和策划，决定与东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意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注入新的活力，并从权力·空间·制度视角对当代中国城市—区域发展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如今，经过近3年的筹划与准备，丛书终于问世了！

在丛书出版之际，我作为“行政区经济”这一概念和理论的创始者，很有必要就行政区经济理论形成的来龙去脉和相关问题做一些说明，这对那些有志、有兴趣介入行政区经济理论建构的同志，或希望能够利用行政区经济理论来揭示或解释当代中国各种城市—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或问题以及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同志们来说，可以提供更为清晰的学术发展思路。

这里，我主要循着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四个方面做一些简要说明：（一）我对行政区划问题研究的缘起是什么？我是怎么提出“行政区经济”理论概念的？（二）以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标志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与内容框架形成的实践工作与理论建设这两个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三）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还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思考？（四）“行政区经济”理论可否适应未来世界各国行政区划问题的研究？或者说，行政区经济能否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向更深、更广的方向不断拓展，使行政区经济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通过这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回答，以期引起大家对行政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关注、思考；也希望行政区经济理论能够在本套丛书的相关专著中得以发展、深入。一

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行政区划是关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与地域空间相互耦合的重要文化成果之一。行政区划的建立不仅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繁荣稳定，而且关系到国家行政结构的组织方式，关系到国家区域权力空间结构的发展趋势与调整方式。因此，行政区划问题不仅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区域政治权力的空间投影，而且体现了一种内在的政治思想方式与内涵。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无论从我国古代王朝时期的封建帝制到皇朝时期的郡县制与行省制，还是近代以来政党时期的民主制，怎样解决从古到今以来的朝代更替或政党执政问题，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我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就是每每伴随着王朝兴衰更替而不断调整的。从我国古代历史看，每一次王朝更替之后，都会在行政区划体制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反过来说，每一次大的行政区划体制的调整，都是为了及时适应国家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改变。

1983年，我被委派担任中国科学院南方亚热带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第三分队队长，1984年起在安徽皖南山区、浙江省西部和南部山区以及福建省闽江流域开展丘陵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在皖南贵池县考察时，当时的贵池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向我反映，贵池县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区划问题，希望考察队能帮助他们解决或向有关部门呼吁。这让我感觉很意外，也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我们当时并没有行政区划方面的科考任务。所以，在结束贵池科考任务的第二天，我就留下两位同志，一起就行政区划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调研，重点考察被当地称之为“三国四方73家房客”的多头管理体制问题以及撤销池州地区、将贵池划归长江北岸安庆地区管辖后的影响问题。我们认真听取了当时贵池县有关部门和方方面面的意见，并对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我带着问题回到了上海，在完成有关皖南综合科考报告的同时，对贵池县行政区划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确实觉得贵池县乃至于整个皖南地区都存在着行政区划变动频繁，撤并随意，层次重叠，部门林立，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机关工作效率，浪费了行政经费，使一个文化历史悠久、开发建设条件良好的贵池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受到重重阻力。我当时深深意识到，由于行政区划体制造成的无谓的资源浪费现象和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建设无序等问题相当严重，让人十分痛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几位同志商议决定以考察队的名义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上书（华师科〔1984〕第106号文《关于安徽省贵池县经济体制问题的情况与建议》），力陈安徽省皖南地区贵池县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希望能给予解决。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只过了十余天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就转来了有关领导的批示，肯定了我们所反映的意见。这件事给了我莫大鼓舞，也使我决定对行政区划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就安徽省的有关行政区划问题给予了持续关注。1985年5月，我再次带领考察队员对皖南地区的行政区划问题进行专题深入调研，发现大量问题，写成2万余字的专题文章：《安徽省皖南地区行政区划体制的调查与思考》，作为考察队的重大成果发表于《安徽省南部丘陵山区国土开发与整治》的专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中，该文又被收录于《中国行政区划研究》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

1986年11月，考察队赴福建闽江上游建溪流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综合科学考察，同样发现这一地区存在的行政区划与行政管理体制问题，遂于1987年2月以书面报告（《关于福建省建阳地区行政区划及闽江委员会体制等问题的情况与建议》）向福建省有关部门作了反映，同样得到积极回应。

这可以说是我开始对行政区划问题进行研究的缘起。

1989年，我们完成了南方亚热带丘陵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任务，出版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90—1991年，在全国大规模开展国土规划的背景下，我多次受邀参加了安徽省计委召开的有关地区（黄山、安庆、池州、宣城、合肥等地市和安徽沿江带等）国土规划评审会，在会上我根据多年考察的经验体会与发现，指出了行政区划体制因素对中国国土资源开发、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强烈影响，提出了“行政-经济区”的概念。我认为：“这种行政-经济区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然而正是行政-经济区，在地方分权体制下，使各级地方经济发展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导致区域经济的封闭性特点，从而对整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专文《关于我国行政区划体制问题的初步探讨》发表于1991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研究》）199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首次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带行政区划研讨会”上，我进一步强调了中国转型期行政区划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的概念，阐明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行政区域政府的经济功能将逐步淡化的观点。1993年，我与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舒庆同志合作在《经济地理》第l期上发表了《论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一文，首次比较系统地对行政区经济的结构特征和淡化行政区经济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这可以说是我对行政区经济概念的提出阶段。二

随着我们对行政区划研究的不断深入与“行政区经济”理论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引起的积极反响，特别是基于行政区划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990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迄今为止，这仍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专门从事行政区划问题的专业研究机构。

如果说“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意图把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现实问题研究推进到理论认识阶段的话，那么，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设立，则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组织平台。在国家民政部的关心指导下，在华东师范大学党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作为中国行政区划中心的“领头羊”，在这一阶段与我的历届学生们（包括8名与我合作的博士后）一起，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投身于行政区划现实问题的实证与论证、规划工作及理论研究，完成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中央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决策依据。这主要表现在我与我的学生们一起，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40余项与行政区划相关的课题。最主要的有：“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江苏省‘三泰’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海南省设市预测与规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综合研究”、“浦东新区行政区—社区体系研究”、“我国国民经济分级调控空间组织模式可行性方案研究”、“中国大都市公共行政组织与管理模式研究”、“上海创建国际大都市的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关于海南省调整海口市行政区划方案的论证报告”等。其中，“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 “上海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浦东新区建制镇区划调整及城镇发展战略研究”获上海市第四届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2001）,“关于海南省调整海口市行政区划方案的论证报告”（2002）作为附件上报国务院，获得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和海南省政府的高度评价，不久海口市行政区划及时得到调整。

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民政部组织的“全国设市预测与规划”和各省（区）市预测与规划的系列成果评审，以及山东、江苏、广西、广东、湖北、安徽、新疆、贵州等省区有关城市发展和设市预测规划的考察活动，掌握了大量资料和有关情况。这些实践活动，使我更进一步深深体会到行政区划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敏感性，也使我对“行政区经济”理论概念的有效性和解释力更有信心。

二是在大量研究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和萃取，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初具雏形，建立和完善了“行政区经济”的理论概念与框架内容，并在“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行政社区”的概念和构建大城市自上而下“行政区-社区”管理体系的理论思维，使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更加丰满，更具有实践性。主要标志是出版了由我主编、我国首部以“行政区经济”冠名的“中国行政区经济与改革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这是一套力求符合中国国情、理论与实证结合的区域经济与管理及行政区划丛书。

这一时期，我们先后出版了20部、约45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初步展现了行政区划、行政区经济及其相关理论的学术成就。主要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君德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文献目录》（1992），刘君德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1996）；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舒庆著《中国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研究》（1995）；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君德与靳润成、周克瑜编著的《中国政区地理》（1999,2007），刘君德与靳润成、张俊芳编著的《中国社区地理》（200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君德主编的《中国行政区经济与改革丛书》，包括：舒庆、周克瑜著《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2003），汪宇明著《中国省区经济研究》（2000），王德忠著《企业扩张——理论研究及其对中国行政区经济问题的应用分析》（2002），刘君德、冯春萍、华林甫、范今朝著《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2002），程玉申著《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2002）；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君德、汪宇明著《制度与创新——中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新论》（2000），卢为民著《大都市郊区住区的组织与发展——以上海为例》（2002），黄著《国外大都市区治理模式》（2003），张俊芳著《中国城市社区的组织与管理》（200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周克瑜著《走向市场经济——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及其整合》（1999），林涛著《国民经济区域调控——中心城市调控模式研究》（200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张玉枝著《转型中的社区发展——政府与社会分析视角》（2003），陶希东著《转型期中国跨省市都市圈区域治理——行政区经济视角》（2007）；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陈湘满著《中国流域开发治理的管理与调控研究》（2003）；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秦学著《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004）等。

上述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实证研究、方案论证和理论研究，后者侧重于理论梳理和系统阐述，二者相互支撑、相互配合。通过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结合，基本建立起“行政区经济”的理论体系框架。在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舒庆的博士论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行政区经济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内容。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现阶段，我国“行政区经济”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①企业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②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受到很大阻隔；③行政区经济呈稳态结构；④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一致性；⑤行政区边界经济的衰竭性。

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行政区经济”深刻揭示了我国转型期区域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与规律。由于“行政区经济”这一概念对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行政区划而导致行政壁垒和地域分割的经济现象有着极强的概括力，从而被国内（乃至于海外的部分高校）一些学者和政界接受、引用。

自此以后，打破行政壁垒和地域分割，要求淡化政府直接干预行政区的经济功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可以说是以建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为契机，以培养跨学科人才为目的，并通过大量实地考察、政策研究、区划方案论证和论著撰写等，从而使行政区经济的理论体系与框架逐渐深化和得以推广，这可以称得上是我推进行政区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三

自“行政区经济”理论提出以后，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下，要求打破区域分割，推动区域联动发展，努力消除我国“行政区经济”负面影响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事实上，正是我与我的学生们形成的这个学术集体以及许多认同行政区经济理论学者们的共同的努力，使得“行政区经济”理论客观上在积极推动我国城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规划、建设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研究认为，中国行政区经济的形成，与我国历史上的地方经济发展状况有关，而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又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①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大，拉开了地区之间经济收益的差距；同时，过于单一狭窄、传统的各类经济组织形式，阻碍了有组织市场的发育，导致难以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②国家稳定，也使以省区为主的地方经济的各自发展成为可能。③我国市场发育状况造成了我国区域经济联系较低的水平，也导致我国经济长期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上述因素使我国的地方经济往往囿于行政区域的范围内，呈现为“封闭”式运行状态。

中国行政区经济形成的基础主要有两点：①传统形成的封闭式的省区经济使省区内外的经济差异逐步扩大，省区经济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②长时期科学技术水平低下和交通运输、通信条件的落后，减弱了区域经济在更大空间和更高层次的聚合程度。以上两点加上其他一些历史、政治、文化因素，为行政区经济的孕育、发展提供了温床，同时也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桎梏。

行政区经济理论还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与地方条块关系变动环境下，行政区经济是以隐性形式存在的，一旦“条条”与“块块”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转移，即当“条条”与“块块”关系的平衡点向“块块”一方略有倾斜时，客观上就为行政区经济的强化提供了可乘之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为行政区经济运行提供了基础。

行政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时期以来形成的区域经济冲突就是行政区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运行的结果。我国的行政区经济运行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①1979—1984年，是“分灶吃饭”等改革措施下的盲目布局与引进阶段；②1985—1988年，是价格双轨制下的“原料大战”阶段；③1989—1992年，是紧缩政策下的市场疲软和封锁阶段；④1993—1997年，是金融秩序混乱和经济过热阶段；⑤1997年以后，是经济“软着陆”之后保护局部利益阶段。我们的研究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如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原苏联和混合经济体制的印度等，都难以形成与中国行政区经济发育类似的土壤环境。因此，中国行政区经济是世界上表现最为突出的国家，也就是说，行政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它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即以企业为微观运行单位，在权力空间地域上和不同的行政区层次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行政区经济理论认为，一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行政区经济势必逐步瓦解，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关系将会形成、发展，但这可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然而，随着对行政区经济理论认识的不断提高、行政区经济内容框架与理论体系构建的完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对我国现阶段城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已经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阐释效应的情况下，我认为仍有必要深入思考“行政区经济”理论的适用范围、理论扩展与深化提升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回答：（1）行政区经济对我国当今转型期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特殊现象虽然已经有了较强的阐释力，但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我国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只是在现阶段才有的吗？如果上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区域分割现象？如果有，这种区域分割现象是不是行政区经济现象？如果不是，那这种区域分割现象又怎样来解释？能不能运用行政区经济理论解释我国古代区域经济发展变迁中存在由于行政区划引起的有关区域分割现象？（2）行政区经济理论是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为参照系的。那么，是不是只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起来了，行政区经济现象也就自然消失了？事实上许多人在引用行政区经济理论概念进行分析时往往也只看到它的消极影响一面。人们不禁要问：从我国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行政区经济到底有没有积极意义，或者正面效应？我们发现，行政区经济理论在经过实践不断检验的过程中，从区域经济理论发展动力、运行机制与演进过程来看，我们原来对行政区经济的正面的积极意义挖掘得不够，影响了对问题阐释的力度和全面性。事实上，只以市场经济为唯一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市场经济也会失灵。在市场经济失灵的情况下，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与行政区经济有怎样的关系？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证明，如果没有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年要取得这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就，那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的研究认为，与通常人们所说的“诸侯经济”不同，中国转型期的行政区经济存在着“褒”（积极影响）“贬”（消极影响）双重属性，“行政区经济”的正负面影响将伴随中国整个转型时期长期存在。如何不断扩大行政区经济的正面效应，逐步减弱行政区经济的负面影响，则是我们下一步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3）行政区经济主要是以我国新时期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区域经济现象为研究与解释的对象，这也是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为大家所广为接受的原因所在。但与此相关，让我不能释怀的是：在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是否也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2005年的12月，乌克兰驻华使馆的一位高级参赞在看过我们的行政区经济论著后，专程来沪找我，和我讨论行政区经济问题。他说，像中国现阶段存在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在乌克兰也是存在的，并指出，乌克兰也要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近年来，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不断有学者来访，并邀请我赴港、台宣讲行政区经济理论问题。事实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乃至于美国等的一些大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中国内地的“行政区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在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将行政区划和行政区经济问题作为重要研究内容。这不得不促使我更进一步深入思考，是否在全球范围内也普遍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除了东欧国家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作为一种比较性的研究对象外，欧盟是否也可以作为一个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全球有230多个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是否也可以尝试用行政区经济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呢？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种研究把我们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与国际上通行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区域政治学与区域社会学理论以及城市—区域治理理念等相关的现代学术思想进行对接，这也许将是我们需要长期开展并与海外学者合作研究的重要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进和不断完善，我们开创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也面临着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它促使我们很有必要把“行政区经济”从一个理论体系框架提升到一门独特学科体系的高度，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政治经济学，这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成果，而且对研究现代世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各国内部地区之间乃至于国际性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类组织的区域空间权力结构与制度整合，将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果站在这一高度看问题，我觉得更有必要把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逐渐向海外拓展，以此作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推动行政区经济理论研究走向新的、更成熟的阶段。四

我曾经说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如何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行政区划体系，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一方面，它要依靠行政区划的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区划改革新路子；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即依靠科学的理论思维，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指导我国行政区划的实践。”《周礼》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意思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先要分辨清楚地理方位，然后划分行政区域，在此基础上，再分设官职，建立行政组织结构，以完成管理百姓的措施。如此简括的几句话，把国家建构的过程与要点勾勒得清清楚楚。由此可知，行政制度的建立，最根本的乃是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结构的耦合。但是，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机构又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二者之间又是怎样耦合的呢？这就必然涉及政治与行政制度的确立。用现代政治与行政理论来分析，就是先有权力主体，这就是政治与行政组织结构；而权力主体不可能是个空中楼阁，而是必须将其奠基在特定区域地理空间的基础上才更加坚实牢固；当国家一旦建立起来并运转的时候，它又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根据特定的政治与行政制度，从而达到权力主体在特定社会空间良性运行的根本目的。我认为，行政区经济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必须更加扩大和延伸学术视野，从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整合的意义上，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的建构，这也就是本丛书之所以命名为“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的根本所在，也是行政区划与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当然，随着现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权力、空间与制度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权力不再仅仅指单一的行政权力，而是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层面，这是由于现代行政的主体已经由政府扩展到各种企事业单位乃至于群众团体，这必然导致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将面临一场重大变革。而空间也不再仅仅是地理空间和空间差异问题，而是深入到了社会空间的各个层面，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对地理空间与空间差异理论的一般认识。同时，由于权力空间结构在要素排列上的深刻改变，对权力空间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形成了重大影响。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整个世界，新的权力空间秩序正在形成之中。因此，应积极寻求在新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成为制度与规则的制定者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模范的制度执行者。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以行政区经济理论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根据不同侧面的空间尺度，对多元权力结构的行政权力与运行机制进行探讨分析，从而在特定的区域权力空间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说，时间是主导现代主义世界的话，那么空间化逻辑则主导着后现代社会。从过去到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在权力与空间发生作用时，空间的重要性得到了很大改变。福柯就明确地提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因此，空间已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后现代空间化问题，在当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已得到深刻反映。全球城市已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重合的地方。这一观点实际上也得到了来自于城市政治学研究的大力支持。城市政治学是社会学科中的政治学分支领域，其研究的焦点问题就是城市公共决策的权力结构。在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上，有两种城市政治结构模型：一是城市社区权力的“多元模型”（pluralist model），即认为城市内各种社会群体与利益集团共同对城市的公共决策发生影响；二是“精英模型”（elitism model），认为城市的主要公共决策是由少数精英分子和大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从主流模型的衍变来看，城市多元化的权力结构模型更应成为与空间化逻辑主导形式相适应的一种主要模型。因此，努力发掘权力结构的空间化逻辑主导形式，就成为分析行政组织结构的行政空间与权力空间相互关系的生动起点。

而以我国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结构为核心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它的最大价值恰好在于它发现了我国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形成的一种区域权力在空间经济的运行模式中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包括权力、空间与制度自身的各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行政区经济理论不仅是揭开我国当代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而且其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前景也在于对于未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怎样通过以世界各国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对现代国际区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世界性贡献。

最后，我要对本丛书的出版情况做一点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20本著作以后，近几年陆续又有一批由我指导的博士生通过了论文答辩，其中，有些学术成果已经问世，有的尚未出版；同时，近几年，还有国内其他学术领域的学者，也主动和我联系，有的则通过各种渠道让我了解到他们也在应用行政区经济理论从不同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因此，我希望能继续通过丛书的方式把这些成果比较系统地推出来，贡献给理论界、学术界和实践部门，让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深化和拓展。于是，经过与东南大学出版社的讨论、策划和历时3年的运作，这套丛书终于面世了。

我们设想本套丛书的结构大体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偏重于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与制度的综合性理论研究，第二部分是权力、空间、制度视角的特定专题性研究，第三部分是权力、空间、制度视角的各类规划性研究，第四部分是当代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第五部分是我国几个大区域的综合性研究。上述五大部分相互配合形成比较完整的丛书体系，力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的融合。

此次丛书出版，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开放性，二是创新性。本套丛书除选择一批我近年指导完成的优秀博士论文外，还特别吸收别的学科和实践领域应用行政区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的拓展之作，体现开放性；同时，还特别希望和鼓励能在理论上提出新观点的创新之作，即使在理论框架和思想观念上还不是特别成熟，我们也很欢迎，体现创新性。

我衷心希望，能够推出一批质量上乘、观念新颖的学术创新著作，能够有更多有志于行政区经济理论研究的同行加入进来，能够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早日更加成熟起来！

本套丛书得以顺利组织、写作、出版，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众多作者经过多次讨论形成的共识与全力以赴，二是国家民政部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司、东南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资源和环境科学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非常荣幸的是，我们请到陆大道院士、胡序威研究员、杨汝万教授、王邦佐教授、邓伟志教授和崔功豪教授担任本丛书的学术顾问，他们都是不同学科长期从事城市—区域问题研究的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支持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也增添了新的动力。让我十分高兴的是，在丛书组织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资源和环境科学学院人文地理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与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单位，我们及时得到了项目的支持。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No.B410）项目重要的成果之一。

还要说明的是，中国行政区划与行政区经济理论是一个新的、具有探索性的研究成果，本丛书中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有关行政区划改革的设想只代表作者的看法，衷心欢迎各类学科的理论工作者与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提出批评建议。刘君德2009年2月22日于上海1绪论1.1研究对象1.1.1 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

行政区划是国家结构体系的安排，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其政权结构、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需要，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人口、民族、文化、风俗等因素，按照一定的原则，将一个国家（小国除外）的领土划分成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置对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这里的“行政区域”即为“行政区”或“政区”。就静态而言，“行政区划”与“行政区域”、“行政区”或“政区”可以通用；但行政区划还有动态涵义，即国家把领土划分为各级“行政区（政区）”的过程。从本质上讲，行政区划就是国家权力的空间配置过程。行政区划以及建立在行政区划体制上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系到国家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的大政，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影响。行政区划也是一种政治地理现象，是一个跨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边缘交叉学科，其研究的成果最终要反映在国家行政区划的设置和管理体制上，所以国内外都很重视行政区划的研究。

自金末滥觞、元朝正式开始推行的行省制，延续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我国行政区划战略的重要内容；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经过广大学术界同仁的深入研究与归纳，主要有：省级政区平均面积偏大，导致行政管理层级多，加剧了行政机构的臃肿状况；省区规模大小过于悬殊，行政管理层次较为混乱；省市区边界犬牙交错，破坏了自然-经济区域的完整；中央与省区及省区与地市、县的关系等十分复杂，彼此间权限划分不清等。这些弊端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求改革我国省制的呼声越来越强。2006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完善行政区划设置和管理模式”的要求，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国发〔2007〕21号）中也明确指出要“处理好行政区与主体功能区的关系”，即“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需要打破行政区界限，改变完全按行政区制定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的方法”，这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目前我国省级政区划分不合理现状之评价。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因而，以“省直管县”为重点的政区体制改革已非局限于学术界讨论，而正在演变为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些正是对广大学界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是对其进一步研究的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上半年一场因部分官员的言论和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引发的关于中国省制改革的大讨论由网络开始，席卷全国，波及海外，影响甚大，余波及至如今。这次讨论虽然有相当的以讹传讹的成分在内，却也引起全国范围的高度关注，使得大家都积极参与，并借助网络平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中不乏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这次大讨论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非官方和非学术界的民间讨论，客观上在普通民众中进行了一次行政区划知识的普及教育，以及对中国现行省制弊端的认识，为将来中国进行省级行政区划改革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民意基础。同时应该指出，这次对省制改革这一敏感话题的讨论，很好地体现普通民众参与国家大事的热情，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一大表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将重点回顾元、明、清以来省制的来龙去脉，深入分析中国省制存在的问题，结合清末以来对省制研究的成果，探讨省级行政区划改革问题，希望能为我国今后的省制改革献计献策。

中国是世界上行政区划历史最早、最丰富、最为系统的少数国家之一，自春秋、战国以来的行政区划名称繁多，演变复杂。按历史沿革、统辖关系与特征，分为多个政区层级。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各级行政区没有固定的名称，为了研究的方便，有学者按序数称之为一级政区、二级政区、三级政区。这样的称呼无法体现各级政区与政府的特点，且没有区分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顺序。周振鹤先生曾对我国行政区划史做过专门研究，在其《体国经野之道》（香港中华书局，1990）、《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8）、《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等论著中多次探求政区的层级问题，他认为：通观政区两千五百年的变化历程，行政区划的层级大致可分为三层，根据其所处管理层位，将这三层定名为在基层的“县级政区”，统辖县级政区的“统县政区”，以及在统县政区之上直属于中央的“高层政区”。此说甚有见地，本书予以采纳。

据此，笔者将中国古、今县级以上政区划分为三个基本层级（表1-1）。（1）县级政区——由于县是我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为稳定的一个层级，以“县”来作为确定我国行政区划层级的基准标识是合理的。历史上的县级政区包括了县、邑、道、侯国、军、监、散州、散厅、分县、设治局等，当代中国的县级政区主要包括县、自治县、旗、自治旗、林区、地级市的市辖区等。（2）统县政区——介于高层政区与县级政区之间的管辖县级政区的政区。历史上的统县政区主要有：郡、州、道、路、府、直隶厅等。统县政区可能存在多级复式关系，如元代行省以下有路辖府（散府），府辖州，但路、府、州都可以管县，因而均属于统县政区；明朝和清代前期的一百多个“属州”既属于府又下辖了若干县，也是统县政区。在研究当代中国政区时又可称为“地级政区”，主要包括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地级市、自治州、地区行署和盟（后二者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等。（3）高层政区——由中央直接统辖的最高一级政区，三级制时它辖有统县政区，如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州、唐代后期的道、宋金的路、元明清以来的行省；但二级制时它既是统县政区又是高层政区，如秦汉的郡、隋和唐前期的州、民国初年的省。在研究当代中国政区时，高层政区一般可称为“省级政区”。目前我国的高层政区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四种。表1-1 我国各时期政区层级简表注：1）小括号内外名称为互称或对等，中括号表示为准行政区，空白表示没有此级政区；2）同一层级政区栏隔开表示存在上下统辖关系，线左辖右；县辖政区栏“-”隔开表示存在上下统辖关系，以左辖右；3）秦、西汉及隋、唐前期在县以上实行二级制，其郡、王国、州、府等既是高层政区，又直接统辖县级政区；4）新中国初期实行大行政区制，部分学者认为此时省级政区应该降为统县政区（史卫东，2006），本书第二作者（贺曲夫）思考再三，认为一则大行政区时间短暂；二则大行政区具有双重性质，不仅是地方政区，还是中央政府代表机关[1949年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中所规定的，大行政区“是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工作的代表机关”]；三来省在大众心中地位牢靠，故仍然归为高层政区；5）当代新中国县下还有很少部分是区—乡镇，但撤区已经成为大势，且到目前全国只剩下3个县辖区，故此栏未列“区”。源自：1．秦至民国北洋时期之高层政区、统县政区与县级政区引自周振鹤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页，略有修改；2．其余是华林甫根据魏光奇的《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和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的《中国政区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整理。1.1.2 政区等级

在讨论中国的政区等级制度时，可以将其分为政区层级、政区的行政等第与地方官员的行政级别来考虑。（1）政区层级。政区层级是由各级政区之间的统辖关系所决定的，在我国可分为高层政区（省级政区）、统县政区（地级政区）、县级政区。（2）政区的行政等第。这主要是指某政区单位在同级政区层级体系中的地位高低。政区分等第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发展到明清已经十分完善，清代政区等第分为冲、繁、疲、难四等，与此对应的政区缺分基本上分为四字最要缺、四字或三字要缺、两字或一字中缺、无字简缺，还有苗疆缺、烟瘴缺等特殊缺分，吏部依据不同等第形成的缺分来拣选官员。目前，我国政区缺乏等第制度，只能代之以县改市等手段。（3）地方官员（指主官）的行政级别，是指地方官员在国家公务员系统中的等级和地位，一般按照政区的行政等级来配置，即分为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和乡科级等。

一般而言，同一政区层级的行政区单位的行政等级一致，其地方官员的行政级别也是对应相符的，并由此构成我国基本的政区等级体系。但有时三者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同一层级的政区可能对应不同的行政等级，如以县级政区为例，一般县和地级市之市辖区的行政等级为正处级，而直辖市市辖区的行政等级为地厅级；同样，同一行政等级也可对应不同的政区层级，如地（厅）级的行政等级既可是一般省区下辖的统县政区，也可以为直辖市下辖的部分县级政区。而地方官员的行政级别，一般按照政区的行政等级来配置，但也不绝对，很多地方存在对个别地方官员（一般指当地党委书记，下同）的高配情况，即对较低政区的个别主官配以较高的行政级别，如省委常委兼任某地级市（地区、自治州）党委书记、省直管县的县委书记等。

对于这种基本对应又时有区别的政区等级关系，举三个实例来说明。

例1：以我国市制为例。

① 目前我国的“建制市”在政区层级上分为三级：直辖市（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

② 在行政级别上则分为五级：省级市（即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副地级市（这一般为省区自己定的，俗称“地方粮票”，国家尚未正式承认，如河南省济源市、湖北省仙桃市、云南省大理市、吉林省延吉市等）、县级市五级，而在政区层级上副省级市列为地级市，副地级市列为县级市。

③ 地方官员则一般按行政区的行政级别配置。至于个别官员的高配，则完全是针对该官员个人的，并不代表其所任职的政区等级的升格。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均被高配为省委常委（副省级），如湖南省长沙市，但这并不说明长沙升格成为了副省级市，长沙市依然还是地级市。

例2：以海南省为例。

① 从政区层级（政区之间相互的统辖关系）角度，三亚市与其他一般县市彼此并不构成上下级统辖关系，而是都直接统辖乡镇；也就是说，它们的政区层级应该都是“县级政区”。而海口市则因为辖有县级的区，在政区层级上为“统县政区”。

② 从政区的行政等级角度，海南省的海口市与三亚市均为地厅级，而其他一般县、市（县级市）则为县处级。

③ 地方官员行政级别一般按第②条配置，但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有出入，部分县的主官按政区的行政等级为正常的县处级，部分县（特别是县级市）的主官则可能被高配为副地厅级，如澄迈县；海口市与三亚市则经常有官员被高配为副省级。

例3：以重庆市的区、县、自治县为例。

① 政区层级——重庆市下所有县、自治县的政区层级都是县级政区（均直接管辖乡镇、街道）。

② 政区的行政等级—— 有三种情况：部分区县（几乎所有原重庆市的市辖区和涪陵区、万州区、黔江区等）为地厅级，部分区县为副地厅级（如双桥区等），另一部分县、自治县则为正常的正处级。

③ 地方官员的行政级别—— 一般按第②条配置，但也可能会对个别区（县、自治县）的个别官员实行高配。

重庆市在保持涪陵区、万州区、黔江区三区的“政区行政等级”的基础上，取消了地区与地级市领导县体制，减少了政区层级，实现了直辖市直管区、县的政区层级制度。1.1.3 省级政区及其分类

本书研究的范围是高层政区中的省级政区，重点是金元以来的省制，特别是近代、现代、当代的我国省级政区体系，目的是以古察今。

行政区划所涵盖的基本内容固然广泛而丰富，但人们关注得较多的还是其类型、层级、等第、幅员、治所等内容。任何一国之地方政府，如果从横向层面剖析，由于它受到自然、经济、政治、人口、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综合性因素的影响，表现为不同的建制类型，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划。迄今为止，学界根据一定的行政管理要求、规则和设置标准，将各种不同性质的省级政区分为下面四种类型。

1）地域型省级政区（普通型省级政区）

地域型政区是国家出于对一般地域实行行政管理的基本需要而设置的，是一种传统的以“城乡合治”为本质特征的政区类型。它是古代中国政区的主体，目前仍然是世界各国占支配地位的政区类型。我国地域型高层政区在各朝代的名称上有很大变化，秦汉的郡、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州、唐后期的道、宋代的路等均是，自金元以来则为行省（行尚书省、行中书省）、布政使司（布政司）、省。当今作为普通的省，是从历史上直接延续下来的。

2）城市型省级政区

城市型政区是各国政府为了对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镇区域实施专门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的，它是近现代以来基于“城乡分治”的现实需要而逐步产生的一种政区类型。我国的城市型政区产生得比较晚，大致始于清末，但发展迅猛。城市型省级政区自民国时期就已经产生，名称也几经变化，如“特别市”、“院辖市”、“直辖市”。1949年以来，确定为“直辖市”。

3）民族型省级政区

民族型政区是统治者为了对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特别设立的一种政区类型。虽然很多国家设有该类政区，并且它在本质上仍然是地域型政区，但中国创设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被世人公认的成功范例之一。在清代，内外蒙古、青海、西藏和建省之前的新疆，是直属于朝廷理藩院的藩部，相当于民族自治区域。194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之后，按照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先后建立了各层级的民族型政区，如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等，其中自治区为我国民族型省级政区。

4）特殊型省级政区

特殊型政区是统治者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某一项或几项特殊管理的需要，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设置的区别于国内一般政区的特殊行政区划类型。清代，东北是皇家的龙兴之地，在建省之前一直实行与内地不同的将军府制，分别建立了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衙门。现代史上的京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东省特别区，亦均属此类。当前我国的特殊型政区已经剩下不多，只有两个，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本书会少许涉及，但不做专题研究。1.2学术史回顾1.2.1 我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总体状况与主要成绩

我国历史悠久，行政区划的研究由来已久，《汉书·地理志》开创了我国政区沿革地理研究的先河，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疆域与政区。中国历史上，正史有16部地理志，唐代以下每一朝代都有地理总志，宋代以来的地方志上万种，这些地理志书对我国政区沿革有丰富的记载和描述，并且都是以行政区域单元作为编纂对象的，体例大多相似，世代相承，其编纂方法代有创新，内容丰富，记述比较准确。仅以《大清一统志》为例，它曾初修、续修、重修了三次，道光年间重修、以嘉庆二十五年为标准年份的《嘉庆重修一统志》，篇幅有560卷，门类有三四十种，覆盖的地域范围有1300多万平方千米，即使中华书局1986年的缩印本也有34巨册。

由于行政区划的政治敏感性，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文革”期间，行政区划研究被视为“禁区”，学术界很少涉及，只是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零星文章，且大多是从历史角度研究行政区划问题，主要是关于我国历史上政区建置问题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了较多的边疆、边界问题及台湾问题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文章均未涉及我国当时的行政区划体制问题，也鲜有行政区划的理论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地理、历史、政治和管理学界开始注意研究行政区划问题，在报刊上发表有关行政区划的文章逐步增多，我国的行政区划研究由此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新阶段，其标志是1989年11月在江苏省昆山市召开的“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行政区划学术研讨会”，它在我国行政区划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昆山会议以来，我国行政区划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大发展。首先，成立了研究机构，建立和扩大了一支行政区划专业研究队伍，增强了研究力量。经过民政部批准，1990年5月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同时，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推动下，许多省区相继成立了研究会，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支行政区划专业研究队伍，并积极开展了行政区划的应用研究及相应的论证，为行政区划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太原的《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前身为1978年创刊的《地名知识》,1992年更名，2007年停刊）、沈阳的《地名丛刊》（今《中国地名》）等刊物也从主要介绍城市、地区以及地名考释向全面系统关注行政区划、注重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转变。

1992年在广东番禺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与沿海对外开放地带行政区划研讨会，1995年8月底又在广东顺德召开了中国国际都市化问题的国际研讨会。2001年11月中旬在浙江苍南县龙港镇召开了“21世纪新兴城市管理与发展”研讨会，着重讨论了我国新时期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及其对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求等问题。2002年12月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召开了“城镇化与行政区划”的学术研讨会。这四次学术研讨会，加上昆山会议的论文达300余篇，大大推动了我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深入，活跃了学术气氛。在各种杂志和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更多了，涉及行政区划的各个领域和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在总体质量上比过去大大提高，大多数论文针对目前行政区划的热点问题，如城市制度、设市模式、市带县体制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2012年6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成立了“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此后，促进会不定期地内部印制简报《中国行政区划研究》。

一些专家学者大胆吸取相关学科的成果，对行政区划进行综合研究分析，不仅使行政区划的调整考虑得更加科学、合理，更具有操作性；而且发展了行政区划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近年来，行政区划理论研究分量最重的是行政区与区域经济的研究——“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提出。1993年刘君德、舒庆在多年参加行政区划应用性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行政区经济”的新概念和理论机制（舒庆《中国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研究》,1995），分析了其运行主体、市场机制、体制机制和其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1996）。这是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理论互相融合、渗透而归纳、升华的一种新的理论思维，是目前我国行政区划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性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1994年《战略与管理》连续发表了相关的论文，为学术界所重视。同时，周克瑜撰文指出行政区、经济区的区别及关系，就行政区与经济区协调问题提出若干思路（周克瑜，1994）；陈湘满就行政区与流域区（自然区）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陈湘满，2001）；同时，围绕中国行政区经济与改革的主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出版了系列丛书，代表了当代行政区划问题研究的新水平，很具权威性。

另外，这段时期其他学者的著作也相继问世。如浦善新等的《中国行政区划概论》（1995）归纳出行政区划的一般性问题和理论；周振鹤的《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1998）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2005）中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及其特点和演变过程；刘君德、汪宇明合著的《制度与创新——中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新论》（2000）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城市建制制度的发生、发展与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戴均良的《中国市制》（2000）就我国的市制作出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刘君德等的《中国政区地理》（1999）阐释了我国当代行政区划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演变与发展、现状与问题以及改革的趋势等方面的内容，此书与《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刘君德，1996）一起堪称中国当代行政区划领域研究的经典著作。

我国广大学界对行政区划体制问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我国行政区划体制弊端与改革方面的一些成果与共识，已经开始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注意。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均提到了优化行政区划的问题，全国人大、国务院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已将其纳入我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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