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海纪念文集》编委会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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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海纪念文集试读：
勤勉治校，忠昭玉宇
忆文海——难以忘却的九年共事岁月
[1]黄达转眼之间，文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要不是校部的同志提醒，我也没有想到周年祭这么快地即将到来。
文海同志的专业是中国历史，我的专业是货币、银行，专业距离远，虽然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30多年，但没有什么直接交往。1985年暑假调整学校领导班子，袁宝华同志来校出任校长，我作为老班子里的副校长，留在新班子里协助宝华同志工作；文海同志进入新的校领导班子，任副校长。这是我们在校部共事的开始。1994年暑假，我作为校长离任，文海同志接任校长。这是我们在校部共事的结束。从始点到终点，整整九年。
开始的两年多，我们两人之间的协作主要是在学校行政管理方面。应该说，行政方面的大事，我大多首先找他商量，统一认识，然后再在全体领导班子中酝酿。这包括：
——明确规划学校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必须是：实事求是地弄清客观约束条件和主观努力的可能，不说空话，不说大话；
——明确人民大学要在中国高等教育阵地上立足于前列，其基本指导思想必须是依靠高的学术水平和高的教学质量，而不是希冀特殊照顾；
——在教工队伍建设方面，明确基本指导思想应是：把补充年轻有活力的新鲜血液放在首位考虑，要重素质，不追求数量，要建造和保持学术民主氛围和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明确行政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必须克服靠领导，特别是靠一把手一时一事临时判断的决策程序，要建立有职权划分、有办事规程的一套规章制度；
——明确必须加快调整学校中层领导班子，应该把扶持新的一代接替老的一代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
在这些方面，应该还有一些方面，但一时想不起来了，记得我与文海同志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我们能够协调一致，对于克服当年学校的困境是很必要的。
在这一段，还有一个学校归属的大问题。当时，作为副总理和教委主任的李鹏同志，感到人民大学的财力不足，按当时体制，由教委解决有困难，如归属国家经委，则不难解决，因而提出人民大学归国家经委主管。袁宝华老校长当时认为人民大学直属国务院，并由经委代管，是比较理想的安排。领导是好意，但我与文海同志对于学校领导体制的变化存在共同的疑虑：如果直属国务院，学校地位提高，也许有好处，但能否落实，未知数太多；至于由经委领导，前景难以把握，恐怕还不如处于教委领导之下。但无论是我还是文海同志，都难以直接反对，只能随事态的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领导体制更迭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尽量小一些。文海同志思想致密，能保持情绪稳定，所以在1986年1月29日李鹏同志亲自主持，专门讨论人民大学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国家教委办公会议上，我请文海同志专注记录。会后文海同志整理出一份翔实准确的《在听取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汇报时李鹏、何东昌同志的讲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份记录文件。从记录中可以明显看出，领导体制更迭问题甚多，难以决断。事实上，人民大学的归属问题，在这次会后就挂了起来，不了了之了。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两人合作应对的一件值得记下来的事件。
1987年10月，文海同志当选学校的党委书记，我们两个人就进入了中国的大学管理体制中“党政关系”的格局之中。在这期间，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政治压力大，人们的思想认识易于产生分歧的岁月。那就是从1989年政治风波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得到贯彻的这一段期间。
开始于1989年4月的学潮升温，到当年暑假后的复课和恢复教学秩序，这期间涉及对政治风波性质的认识，涉及在学生建立独立指挥中心并走出校门在天安门安营扎寨的形势下如何把握、处理校方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涉及对于政治风波中种种善后问题如何妥善处理等问题。在那段期间，应该说，从上到下，从校外到校内，从学校各级领导到教师、到同学、到职工，存在不同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在政治风波之后的两年，对改革，上上下下，内内外外，也使人感到摇摇摆摆，分歧意见明显，学校工作缺乏稳定的环境。
在这期间，我作为协助袁宝华老校长主持学校日常事务的副校长，实际是并非一把手却要对学校负责的“准”一把手。可是，无论是北京市委，还是国家教委，布置指导学校具体方针、做法的会议，大都是通知学校的党委书记参加，由党政一把手共同参加的会议则次数较少。在平时，大体精神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知，参加会议的多少，不会导致信息的大不对称。而在政治局面紧张的时刻，由于形势复杂，而且瞬息万变，种种渠道传来的常常是可以做不同理解的信息；就是直接领导部门下来的精神，也不那么易于准确把握，具体部署更是处于多变之中，这使得党政之间对信息的把握必然有较大的差异并有可能因而滋生矛盾。有幸的是，当时人民大学的党政之间没有发生这样的矛盾，而是保持了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时艰的良好状态。应该说，更多掌握领导信息来源并得到上级领导信任的文海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他始终注意及时传达上级领导精神，注意学校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紧密沟通，并勇于承担直接处理矛盾的具体任务。也许还有一点是值得提起的，那就是在政治风波中最紧张的一些日子里，当时学校的校级领导成员是共同在校部住宿的，这极为有力地保证了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思想沟通。
我和文海同志，在九年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协调共事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两个人的思想认识和思维逻辑时时处处自然而然总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要把我与文海同志在思想认识和思维逻辑上的“同”与“异”辨析清楚，那难免刻舟求剑之嫌。其实，只要从总体分析，是不难判断的：能够保持协调共事的关系，说明有“同”的基础；当然不能没有“异”，“异”应与“同”同在。大原则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可举一件小事为例。在现在学校新图书馆的前面，原来有一片生活服务区，设有副食店、百货店、粮店、新华书店、邮局等等。改革开放后，在这个生活服务区前面的小广场上，滋生了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小商贩。文海同志觉得实难容忍，我却觉得可以暂且容忍，不一定急于处理。由小见大，可以说明“异”的事实存在。但“异”没有排斥“同”，没有损害“同”。这又说明，从有利于大局出发，彼此尊重，努力寻求可以共同认可的具体决策，是在我们之间一直得到共同遵守、自觉遵守的准则。袁宝华老校长不止一次表示：你们是一个团结的班子，可以胜任工作。
在学校党政岗位与我共事的同志里，文海同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方面功底较高的一位。这可能与他的历史专业有关。我国的历史学界是一个古老的学术圈子，人才最为雄厚。能在中国史学会任副会长（2004年后任会长——编者注），那真要有点真实学问。就我自身的直接感受来讲，在我与他共事的九年间，当我引用传统典章和古圣先贤名言而把握不准时，那是经常请教文海同志的。有的当即为我解惑；有的则表示要查一查。当即解惑，说明了他的功底。至于“查一查”，我请教的对象不止一位，回答“查一查”的也不止一位，但不出一两日必定认认真真告知答案的，文海同志位居首列。他的认真负责、细致精确的作风，使我多年铭记难忘。
岁月匆匆，我与文海同志共事的九年，是在学校建校48周年前夕到57周年前夕之间。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近20年。学校不断前进，不断提高，不断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注释
[1]黄达，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1991—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著名的教育家 杰出的领导者——纪念李文海，学习李文海
[1]马绍孟李文海校长逝世以后，我与周围的一些同志多次就“纪念李文海，学习李文海”的话题交换过意见。大家有许多共识。李文海同志从1952年9月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到2013年6月7日去世，毕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人民大学度过的。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学养深厚，贡献卓著，其学术思想和成就很值得研究总结并继承发扬。他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杰出的高校领导干部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其教育思想、领导才能、经验和突出贡献，也很值得研究总结并继承发扬。这样做，对于我们学校，乃至高等教育事业，都是很有意义的。
李文海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校级领导岗位上工作了15年（1985年9月—2000年9月），先后担任副校长2年、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近7年、校长6年多，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我在校部机关工作的十多年间，李文海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合作共事的好同志。在他的领导下，我们配合密切，关系融洽，并结下了深厚友谊。这里，我仅对李文海同志在我校主要领导岗位上的重要贡献和他的杰出领导才能与优秀品格，谈几点个人的感受和认识。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推进学校的各项改革，不断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高等教育在改革中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李文海同志在主持学校党政工作期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特别注重把握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正确处理德育、智育、体育的关系，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李文海同志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宗旨。因此，必须坚持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努力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李文海同志亲自主持编撰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近现代史教育的教材。他要求德育不仅体现在政治理论课、思想品德课的课堂教学中，体现在学生的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活动中，而且要渗透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
第二，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李文海同志强调，要在发扬我校传统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立足于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与时俱进，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课程与教材体系建设，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培养教师队伍。我校是一所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和管理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许多实力强、影响大的优势学科专业，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数代人努力奋斗而形成的。这些传统优势和特色，是人民大学进一步前进和发展的基础，只能加强和发展，不能削弱和停滞。李文海同志反复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地的建设，保持经济学科、管理学科在全国的前沿地位，发扬人文科学长期形成的传统优势。当然，在这些领域，要随着实践发展和学科变化，不断地调整优化，汲取新的前沿成果，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同时，根据需要和可能，从实际出发，从学校的整体布局和长远发展考虑，遵循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经过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广泛征求意见，适当建设和发展一些新的或原来较为薄弱的学科专业，使结构更趋合理，更有利于发扬传统，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我校逐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体系。
李文海同志还针对社会上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在《人民日报》《求是》等报刊上发文，大力呼吁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他的文章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第三，正确处理批判继承、吸收借鉴和发展创新的关系。李文海同志多次强调，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批判继承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更重要的是要立足现实，发展创新。历史虚无主义和复古泥古的思想和做法，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的思想和做法，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是错误的。
第四，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规模和效益的关系。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对历史规律、历史经验、人民愿望的科学总结。这里说的发展，是辩证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李文海同志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坚持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他说过，学科水平和教育质量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工作千头万绪，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根本，忽视这个根本。
1996年，李文海同志主持我校申请进入“211工程”立项报告的工作。该申请最终获得国家教委专家组的审核通过。申请报告融入了李文海同志对人民大学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许多辩证分析与战略思考，也凝聚了广大师生员工的集体智慧，其中许多精辟见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意义深远。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为改革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李文海同志在任党委书记期间，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定位，就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通过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和工作环境，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
学校的工作，看起来复杂，归纳起来，开门三件事：教学、科研和管理，根本任务是培养合格人才。教学和科研是中心，党政管理工作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中心，为培养合格人才营造良好的环境。
关于政治环境，李文海同志一再强调，要讲政治，顾大局，把握好政治方向，在一切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学校得以贯彻落实。同时，在思想上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用它们来武装全校师生员工的头脑，使其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同的理想信念。对于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要区别情况，旗帜鲜明，敢于并善于进行抵制和批评斗争，提高广大群众明辨是非的能力，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维护学校的稳定。要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和广大党员的努力，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关于学术环境，李文海同志指出，不能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实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掌握正确的政治导向和理论导向的前提下，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学术民主，鼓励争鸣、探索和创新，创造宽松、包容、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提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遵守宣传有纪律、教学有规范、研究无禁区的原则，慎重对待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区别与联系。学术环境搞好了，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其关注和研究实践前沿、理论前沿和学科前沿的新问题，多出高水平的成果，为培养合格人才，推动科学文化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关于工作环境（包括生活环境），可以从物质、精神、制度等层面来理解，内容较为广泛。例如，要努力创造和不断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倡导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团结和谐、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建设文明有序、规范灵活、遵纪守法、赏罚严明的工作制度；等等。我国的教育经费从1999年国家实行教育振兴计划开始，才有较为明显的逐步改善。在此之前，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拨款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总体说是比较紧张的。人民大学的办学条件，同北京一些名校相比，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某些方面基础较差。1978年复校以后，校部机关的办公地点从东区澡堂到红一楼，到文化广场北边的平房，到资料楼西边的二层小楼，再到科研办公楼，是学校办学条件逐步有所改善的一个缩影。历任校领导都在当时的条件下，为此付出过很大的努力。这种情况也说明，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我校的一个优良传统。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这个优良传统是不能丢的。
以上三个环境，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李文海同志带领学校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为营造好三个环境而付出的艰辛努力，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保证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并为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不断加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很好的基础。1994年初，我校被评为“北京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校”，并被授予奖牌和50万元奖金。这同李文海同志的出色工作是分不开的。三、坚持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不断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央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我国高等学校一般应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保证校长和学校行政机构正确行使职权，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合格人才。这一规定，后来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1年12月，时任我校党委书记的李文海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十次党代会上指出，根据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精神，遵照国家教委党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从这次党代会开始，我校恢复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领导体制改变以后，党委在学校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统一领导学校工作。党政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一切工作都围绕培养合格人才这个中心展开。
李文海同志深刻领会并坚决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无论在书记岗位上还是在校长岗位上，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在工作中，他牢牢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根本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中国共产党章程》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有一系列的规定和要求。李文海同志结合工作实际，身体力行。对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一切重大事项、重要决策、重要干部任免、大额度经费使用等，他从不个人说了算，都是经过民主程序，调查研究，充分酝酿，广泛征求意见，由相关部门提出方案，交党委会或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然后按分工组织实施，从而保证了重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体现了集中以民主为基础、民主以集中为导向，民主和集中二者高度结合、辩证统一的精神。对于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李文海同志也一再强调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严格执行有关具体制度和规定，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能力和水平。他非常尊重和关心学校领导集体中的每一位成员，善于正确处理同大家的关系，平等待人，从不以权压人，以势凌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一个同志的积极性，努力维护好一班人的团结，形成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良好风气。
李文海同志特别重视学校党政之间的密切配合与协调。他在任书记期间，先是同袁宝华校长配合，后又同黄达校长配合，对袁、黄二位校长非常尊重，配合到位，协调一致，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进展顺利，遇到一些困难和矛盾都能很好地加以克服和化解。1994年6月，李文海同志接任人大校长，我接任人大党委书记。他是我的老领导，我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配合他的工作。李文海同志既是校长，也是党委委员和党委常委，无疑是学校一切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就其阅历、学识、素养、经验、能力、水平、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综合考量，李文海同志是学校领导核心里最孚众望的，因而也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央关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有关规定，我们都坚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和各项制度规定办事，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团结合作，相互支持。大家目标一致，互相尊重，思想交流，信息互通，工作互补，配合默契。
1997年，李文海同志提议，我们两人共同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书记、校长二人谈》，重点讲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体制下，我们是如何既分工又合作，既相互尊重又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的。我当即表示同意。文章由李文海同志主笔，我写了一些想法和体会，统一纳入他的架构。这篇文章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们合作共事的情况，抓住了当时高等学校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颇为赞赏，批示印发全国高校领导干部阅读。《中国教育报》和《中国高等教育》都刊载了这篇文章。实践证明，能否正确地处理好学校党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党政两个一把手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学校工作的全局。因此，团结是大局，团结才能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如果党政一把手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甚至搞内斗，争位争权，争名争利，互不尊重，互不相让，必将给学校工作带来严重损害。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是对领导干部素养和水平的一个重要考验，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四、发扬传统，弘扬正气，高度重视党风作风建设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党都面临执政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对外开放的考验。在这些考验面前，不少干部、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纷纷倒下，跌入违法犯罪的泥潭。党中央一再发出警示，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李文海同志曾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十四届中纪委委员，党性强，政治觉悟高，思想作风正，严于律己，务实清廉，克己奉公，艰苦奋斗，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名和利，模范贯彻执行党中央在反腐倡廉方面的各项规定，堪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表率。同时，他也严格要求学校领导班子的成员和广大干部、党员，不断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强调弘扬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党的优良传统，筑牢思想防线；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纳入制度的规范；对一些容易出问题的敏感岗位，加大教育和监督力度，适时进行岗位交流，发现苗头就果断及时处理，既对党和人民负责，也教育、锻炼和爱护了干部。在李文海同志的严格要求和以身作则带动下，大家共同努力，学校里形成了勤政廉洁的好风气，正气得到弘扬，歪风邪气和邪门歪道则没有市场，校领导和中层干部因贪腐问题而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极为罕见。
作为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同志也很重视“以古鉴今”，总结历史，启迪后人。我读过他在《光明日报》（2010年6月）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叫《切戒“悦谀成风”》，该文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的“喜顺恶逆”、“媚上凌下”、弄权跋扈的丑恶行径。《光明日报》于2013年6月19日又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论文《〈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读后发人深思，很受教益。
李文海同志带头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优良作风，是新时期在各种风险与考验面前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事业兴衰成败的生命线。李文海同志把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一事当前，他总是先替群众着想，并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来做好工作。他坚持领导和群众互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心群众的需求，倾听群众的呼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群众反映和关注的问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消极腐败现象。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之下，我校党群干群关系状态良好，大家能够心情舒畅地去做好各自的工作。
李文海同志在处理突发事件和复杂问题时，沉着冷静，立场坚定，勇于担当，敢于负责，表现了很高的领导素养和水平。在1989年那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中，他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日夜坚守工作岗位，住在办公室两个多月没有回过一次家，做了大量工作，依靠和发挥党组织的力量，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李文海同志差不多每天都同学校领导们碰头磋商，每周要召集一两次总支书记会沟通信息、研究对策，他办公室的灯每天晚上都亮着，这些都使学校的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感受到，人民大学的党组织还在工作，党委还在工作，因此，任何风浪我们都是能够经得起、挺得住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条件下，真是难能可贵。李文海同志身处第一线，数次找学生自治会的头头谈话，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并到天安门广场，手持扩音喇叭劝说静坐的学生回校复课，引导学生要认清形势，明辨是非，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正确对待和处理国家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正常渠道和方法表达诉求，一切行动都要遵纪守法，要严防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的挑拨与利用，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李文海同志的工作，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受到上级组织的充分肯定。风波过后，1989年9月，他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91年6月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
李文海同志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他在学校主要领导岗位上尽职尽责，贡献突出。他那坚定的立场，敏锐的洞察力，稳健果断的态度，杰出的领导智慧与能力，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令人折服。在他的领导下，我校广大师生员工积极进取，努力工作，克服困难，使学校的各项改革和建设健康发展，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科研等若干方面，保持全国高校的前列地位。李文海同志功不可没。
李文海同志学史、治史几十年，将自己的心得和感悟概括为以下几句话：“不要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完全否定昨天也就将失去明天。”讲得真是深刻、精辟，振聋发聩。李文海同志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所做的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离我们很近，很近。我们可以从他的业绩、为人、思想里面，学到许多东西，得到许多历史的智慧，找到许多历史的借鉴，为做好当前的工作，为进一步办好中国人民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注释
[1]马绍孟，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1994—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缅怀李文海同志
[1]程天权李文海同志在孜孜于清史研究著述工作中突然病发，溘然长逝，时年81周岁。这于他是个大大提前了的年纪。因为我俩曾说起过人寿的话题，李校长同意寿祚长短与遗传基因关系密切，我说李校长遗传基因好，老母亲活到103岁，身体健朗。李校长说，如是工作压力大，休息不好，放不下手头的活，人就消受不了了。不想此言成谶。有人问我，前几天见他在市里开会，怎么突然就作古了。其实我是知道的，他早几年就经常心脏不适，动脉上做了支架。可是他稍一缓解就伏案工作，外出开会，与师生讨论项目，从没踏实休息过较长一段时间。马绍孟老书记提醒过我，我也安排张慧同志专门关照几位老同志。张慧同志给我的回话是，老同志一心工作，不听劝。一次我去李校长家，他正吸着氧在看稿。他说，搞清史的许多同志都感到肩上责任重大，虽六七十岁的同志，还当青年一样在用，你看戴（逸）老也没敢怠慢。治清史是共和国第一大文化工程，松不得啊！
我与文海老校长认识很早，但远谈不上真正认识，后来机缘凑巧，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则从校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专注清史研究工作，所以我俩的交集主要是后来者与前辈的关系。但毕竟听到、接触到的渐渐多了，对他的了解与尊崇也日增月长。
李文海同志是个真正的学者，这是由他的专注与成就决定的。他出生在江南教文气息浓重的无锡，父亲是一名教师，做了几十年校长的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文海同志一生读书、教书、写书，视之为终生的职业、事业、乐业，从不知倦。他的著述文章竹帛记载，他的论断观点学者乐道，成果量质既夥且重，令人佩服。一次我与他交换意见谈谈院系调整的想法，他直言机构设置是为教学科研、培养人出成果服务的，而不是倒过来的。又说现在人心比较浮躁，要引导师生安静坐下来。说一些大成果都是多少年积累的过程。现在国家条件好，又不搞运动，是人才成长、知识积累、出成果的好时机。我说我也发现学生重视理论不够，书读得少。文海校长说，不重视理论，就看不深，想不透，书看得不多就没了依据。做学问不容易，要以一些老学者的榜样来教育学生和青年教师。其实文海校长就是我们身边的好榜样，他的一生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学者对学问的追求，以及扎实的功夫和水到渠成的成就。
李文海同志是个令人敬重的教育家。这不仅因为他是学者教授，也不仅因为他任大学主要领导十五年之久，更在于他能做个好的党委书记，能尊重大家，依靠班子，引导正确处理了许多棘手的重大事件；他能做个好校长，配合书记，服从党委领导，高度重视学校的环境与风气。由于他和班子的努力，使人民大学的气息保持郁郁乎文哉，坚持实事求是，忠于党和人民，走在时代前列。他亲临学潮一线，不离不弃，晓以道理，动以情势，对学生爱之甚切。他亲自组织全校对260余种教材进行全面修改，不泥陈见，将新发现、新认识、新成果吸纳进教材，不仅对人民大学，对整个高教也产生巨大影响。他既追求卓越，又不希冀特殊照顾，在国家改革起步之初，可以说筚路蓝缕，平房办公，住校应值。在我到任时竟发现文海校长这一届为我们留下了三亿资金用于世纪馆的建设，连图纸方案都已敲定，人大大规模的建设发展由此奠定了新的良好基础。
李文海同志是个实实的现代君子。文海同志建国前后就参加了革命，1952年入党，始终是个革命知识分子、好党员，始终按党的教导生活工作着。在他入党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一次党的先进性教育中，他严肃地主动找我谈话，说所在学院的党组织生活不定期、不正常，很多会议都没通知他参加，他不能做特殊党员。还问我其他院系有无类似情况。为此我专门开了调研会，并到院里开党的组织生活会，请他谈意见，谈组织生活的作用和如何过。与会者都受到一次真切的教育。其实文海校长平时稳重敦厚，和蔼温润，大有长者之风。他对于传说中的非议从不分辩，也从不评论抨击。他谦和其表，刚直其内。我十分钦羡他这种君子之风。这既得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正心诚意、身体力行，又得之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自觉修养。例如，他曾回忆反右运动中，很多人借机泄愤，陷人于不义，但他发现在历史教研室中，党的负责人与学术权威和行政领导虽然平时有些芥蒂，但没有乘机兴风，反而采取低调处理的态度，宁可自己承受很大压力。为此同志没受大的伤害，受到了保护。文海同志以人为鉴，学而仿之，把正直无私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文革”后期，文海同志担任过一段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回忆部里领导光明磊落，做事讲原则，敢于、善于同“四人帮”斗，提出了很多反潮流的主张，同时巧妙保护同志，避开“四人帮”的迫害，在复杂的环境中宣传部所有人员都没有与“四人帮”有牵连。领导者的风骨智慧、勇气和担当让文海同志说出“一个领导对一方至关重要”这样的评论，当然也成为文海同志自我修养的榜样。所以我感到文海校长的“君子风”实由来有自。
李文海同志在肩负重任时过早逝世，令人民大学痛失一位师长，令史传事业痛失一位史哲，但楷模在人们心目中是永垂的。
李文海同志安息！注释
[1]程天权，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2001—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深切怀念文海老校长——在李文海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1]靳诺得知李校长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悲痛。直到现在，回忆起与李校长交往的点点滴滴，我的心里还很不平静。我和李校长认识二十多年，因为工作关系，有过不少的接触和了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在政治上非常过硬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人民大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和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学科优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为人正直，学养深厚，是一位敢于对历史负责，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历史学家。
我和李校长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思想也非常活跃。那时我刚调到教育部思政司工作。面对当时各个高校思想政治领域出现的情况，教育部和思政司的领导都强调，一定要多做调查研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真实情况，了解师生的所思所想。对于当时的形势，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如何判断？我记得，部里和司里的领导都认为，应该找到一个好的坐标系，要听取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看法。具体来说，就是要找到有代表性的学校和有代表性的学校领导。后来，部里和司里的领导建议，重点之一是关注人民大学等高校领导、老师的看法。他们提出，要格外重视以李文海校长为代表的一批高校领导的意见。有老领导对我说，有些问题你可以去问问文海同志，听听他的看法。这样，我拜访了文海校长。之后，在一次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部直属高校主要领导会议上，我被分到文海校长这一组。有关方面的领导叮嘱，要认真记录所有代表性学校领导的发言，其中就有文海同志。经过一段时间后，我才意识到这些对中央判断和处理当时复杂的形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从这些事情上看出，当时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在政治上非常看重人民大学，非常看重和信任文海校长。这是我对文海校长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就是在文海校长带领下，人民大学在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做出的突出贡献。当时，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不仅是理论界，各界都非常活跃，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想法。人民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作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社会发展新的形势下，她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有的人就认为人民大学的历史任务已经终结了，甚至有媒体发布“人民大学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论断，在社会各界和国内外引起反响。在当时的情形下，人民大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军学校，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我刚到教育部工作时，直属高校发文顺序是“人北清师”，各方面都非常看重人民大学。在这样大的变革背景下，李文海校长和校领导班子应如何带领人民大学走出一条非常重要的与时俱进的道路，使人民大学实现一种飞跃？学校应如何发挥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库？等等。其中，以文海校长为代表的人大人所做的贡献功不可没。在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发生重要变化和转型的时期，文海校长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带领一班人深刻认识学校的历史使命，紧紧顺应时代潮流，努力完成时代对人民大学提出的新的要求和赋予的历史任务。他带领人民大学对学科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人民大学编写出版了一系列优秀的重要教材，被各高等学校广泛使用。
文海校长在积极倡导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先后在《求是》等重要报刊发表《重视基础文科的建设》《面向21世纪的高等文科教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与作用》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和重视。中央领导来校视察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以及后来中央和教育部制定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等，都有人民大学所做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以李文海校长为代表的人民大学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意见。
再一个是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建设。人民大学是第一批拿到文科基地最多的高校，这和以文海校长为代表的人民大学全校上下对这件事情的重视有密切关系。文海校长是这件事非常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所以人民大学提交的论证报告质量高、竞争优势强。
就我本人来讲，文海校长及学校的领导老师们对帮助我提高理论素养方面所给予的关心、支持让我终生难忘。我担任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司副司长的时候，部领导和司领导希望我补补课，通过比较系统的理论培训，增强理论功底，特别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培训。当时有很多学校可以选择，但是部领导非常明确地表示，就到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由此可见领导们对人大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的地位的高度认可。我记得，关于我应选择什么学科研究方向时，教育部有关领导和文海同志有过商议。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文海校长建议我通过参加博士生统考进入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虽然辛苦，但还是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了各种考试。当时一批老教授都给我上过课，要求非常严格。我至今感谢文海校长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对我的严格和关心帮助，使我在理论修养方面有了较为系统的培训，这对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文海校长为人处世一贯严谨、低调，并且有着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感。他在当时国家和学校财政情况比较困难，工作条件、办学条件都比较艰苦的情况下，与校领导一班人保证了人民大学的稳步发展，为学校后期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基础。上世纪90年代初，上级有关部门有意调任文海同志，北京市教工委和教育部领导都表示不同意，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文海校长在人民大学特别是高校的影响非常重要。现在回想起来，更感到以文海校长为代表的那代高校领导同时也是著名学者的分量。
上级部门的领导在我上任时嘱咐，要重视和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要一脉相承，同时要与时俱进。我个人对人民大学的历史和老一辈由衷敬佩，我对人民大学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把人大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充满信心。当前学校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虽然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压力巨大。我想我们对文海同志最好的悼念和追思，就是要把以文海同志为代表的人民大学的老一代的精神财富在我们的工作中体现出来。历史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是经过一代一代人的积累，什么时候都不能割断发展的历史。我们要静下心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和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一步一步踏踏实实把学校的事情办好。在人民大学参加的中央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上级领导提出，中国人民大学应该既出实践的经验，也出理论的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息息相关，理应为党在新的历史建设发展中，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贡献我们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自己的传统和优势，应当充满信心。让我们把对文海老校长的缅怀和追思，化作我们推动学校发展建设的动力，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学校，发展学校的事业！
再次对文海校长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注释
[1]靳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继承和发扬李文海同志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精神——在李文海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1]陈雨露2013年6月7日下午，优秀共产党员、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同志因病逝世。从此，党和政府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人民大学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历史学界失去了一位泰斗，由大敬而生大恸。
今天，我们在这里以无限缅怀和崇敬的心情举行李文海老校长的追思会。受学校党委和靳诺书记的委托，我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对李文海老校长的逝世表示无限哀思，向出席追思会的各位领导和朋友表示感谢。李文海同志于1949年5月从私立无锡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先后在中共前州区委、苏南农村工作团二队工作，从事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研究班学习，1955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10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94年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2009年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
回顾李文海同志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个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成果丰硕的治史领袖和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他襟怀坦白、廉洁奉公、严于律己，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他博学睿智、谦虚儒雅、宽厚待人，深受史学同行的尊敬和师生员工的爱戴。他的办学成就有目共睹，学术建树令人惊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中国人民大学为拥有李文海同志感到无上光荣和无比自豪，李文海同志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和他所热爱的历史学。
今天，我们缅怀李文海同志的人生轨迹和奋斗历程，追思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我们内心无不充满着崇敬之情。此时此刻，我想和大家共同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继承和发扬李文海同志留下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精神？文海同志在中国高等教育一线工作几十年，一生为教育，桃李满天下。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凝结了深刻的教育思想。他在很多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思想，对中国人民大学和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担任人民大学主要领导期间，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担任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期间，他努力探索和总结新时期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和方法，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建设，着力提高领导班子的理论水平和科学决策能力。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团结奋进，克服办学中的各种困难，全面推动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等工作，主持通过了“211工程”的预审和立项，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他大力呼吁，必须充分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必须对人文社会科学给予高度重视，先后在《人民日报》《求是》等报刊上发表《重视基础文科的建设》《文科高教如何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
时至今日，李文海同志的很多教育思想、教育主张和教育观念对当前人民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依然有着鲜明的指导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系统地整理、总结、挖掘和研究。李文海同志长期坚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科研和全国历史学专业的规划发展，终生不辍，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历史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历史学家，他思想敏锐、治学严谨、学识广博、成就卓著。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出现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毫不含糊，态度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坚定立场、远见卓识和高度责任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新中国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不仅极为重视学术研究本身，还特别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对清代的官场腐败问题的深入研究就体现了他对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的重视。他于去年8月出版其最后一部著作《清代官德丛谈》，临终前一天还完成了《〈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这一学术论文，这种潜心治学、治学报国的精神不由得让我们肃然起敬、由衷敬仰。
作为后学之辈，我们要学习李文海同志的治学精神，以“板凳须坐十年冷”的治学态度和治学勇气，不求一时之荣显，一生潜心治学，志在立下万世之功，以“天不老不以己老”守护文海老校长的遗志，感受他的精神风范，体悟他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我们要把这种对文海老校长的追思化为学校不竭发展的智慧和动力，矢志不渝地推进“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我们的贡献！我想这就是对文海老校长最真切的纪念和缅怀。注释
[1]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悼念文海校长——在李文海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1]郑杭生文海校长不幸在81岁之际离我们走了。我们都很悲痛。就个人来说，我失去一位共事十年的学校主要领导和好友，一位在学术界多年担任相似职务而又心心相印的著名学者，一位始终在自己学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志同道合的著名历史学家。文海比我长4岁，属于我的兄长辈。在这个追思会上，我想就这三个方面简要地说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与大家共享，以悼念文海校长。一
文海是1987年10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94年6月至2000年9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我是在1987年9月至1997年4月担任了十年副校长，所以，先后10年一直在文海领导下工作，其他领导过我的还有袁宝华校长、黄达校长以及后来的马绍孟书记。
这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事情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对谁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对作为党委书记的文海来说，他的担子最重，在那样的国际国内复杂的情况下，既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又要最大限度保护那些没有政治经验的学生，他们很容易受到一些怀有政治目的的内外势力的影响、误导和利用。应该说，面对这样的大风大浪，文海和人大其他主要领导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在他们的部署下，我们这些分管的副校长，都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回来，应该说工作还是有效果的，劝回了不少学生。特别是6月3日晚上，按照文海等主要领导的要求，领导班子的成员，分别到学生宿舍，一个一个宿舍走，劝说他们不要外出，告诉他们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应该说，这减少了很多损失，保护了不少学生。对于事后的处理，应该说也是既坚持原则，又通情达理，保护了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后来，文海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组织几位副校长吴树青、罗国杰和我对学生做报告，分不同的专题，对学生进行教育。其中，我讲的是划清两种民主观的界限，后发表在全国性的报刊上。
在文海主政期间，人大领导班子最大的特点是很团结、协调，大家工作得很愉快。不可否认，工作中对人、对事的看法，不可能没有分歧，但是文海从不以位压人，总是以理服人。同时只要分管副校长的提议对，他总是很支持。从1990年到1993年，我分管过四届职称评定工作。在评职称的过程中，我在文海书记和黄达校长的支持下处理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我让人事处做了一项调查，就是从国外留学得到博士学位回来、建国初期是教授而现在不是教授的人有多少，回答是不到10个。另外一件是我让人事处调查一下解放初期是教授但现在不是教授的有多少，结果也是差不多有10个。这两部分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他们有的是一些很有影响的人士如伍修权、陶大镛的同学。他们怨言很多，心情不舒畅，多次找我反映。我向黄达、文海等校主要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提议解决他们的教授职称问题。领导们都支持，终于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既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调动了这些人的积极性，符合党的政策，也维护了人大的声誉，对人大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二
在学界，文海和我担任一些相似的职务：文海是国家社科基金历史组的组长，我则是社会学组的组长；文海是教育部历史学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则是社会学的主任委员；他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历史学编写组的首席专家，我则是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的首席专家；等等。因此，我们有很多会在一起开，有不少交流，文海对我有不少帮助。每次文海的发言，都很有水平，能够抓住学界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倾向性的问题，很有说服力，听了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
文海和我有许多共同的经历，我们在1986年一起晋升为教授，1991年一起获得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一起被聘为人大首批一级教授。这些共同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在作为学者的交往中，有一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这就是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绳同志，托文海向我转达他对我两篇文章的评论性观点。一篇是《光明日报》《社会学研究》分别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的文章，说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观点，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篇是《红旗》杂志（后改为《求是》杂志）发表的题为《正确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文章，胡绳同志也表示赞赏。文海向我转达上述意见时，也不忘对我表达兄长般的关爱和鼓励。
还有一件事是文海曾送我一把很精致的可折叠的太极剑，这是因为他看到我那时经常打太极拳、练太极剑。他很平淡地对我说，这剑对你有用，对我没用，你拿去吧！这同样体现了他对同事的友谊，他那兄长般的关爱。三
文海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始终在自己学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毫不含糊、态度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远见卓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些表现在他对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等的研究方面，也表现在他对社会史、近代中国灾荒史特别是清史的研究方面，还表现在他开发历史传统，借鉴古代，为现实服务上。可以说，他著作等身，培养了很多人才，多次获历史学界学术大奖。
文海对一些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全般否定的观点，对我国历代的英雄人物、共和国开国领袖等抹黑、污名化的做法，都是坚决反对的。他经常说，一个否定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从不同的领域都主张，无论对我们的历史，还是对我们的现实，都要有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
作为长期共事的同事、好友和兄长，作为在学术界长期有交往而心心相通的学者，作为在自己的学科一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志同道合的历史学家，文海的音貌、笑容，永远留在我们脑海里，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注释
[1]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1987—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一身正气，老老实实做人——纪念李文海同志逝世一周年
[1]杜厚文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同志逝世已经一周年了。每当想起这位可敬的老领导，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怀念。
我和文海同志共事始于1992年。当年我被任命为副校长，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与文海同志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当时，学校领导在平房办公，每人14平方米，没有空调，每人一台电风扇；没有岗位津贴，大部分教师出身的校领导都从原单位拿工资，无一人除外。文海同志很少出国，因工作需要偶尔出国，大多数情况还都是对方负担费用，但这并没有影响人民大学与其他国家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在文海同志主政期间，人大与世界上几十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人民大学教师出国进修访问、从事学术交流在这一时期十分活跃。
1992年对全中国和人民大学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人民大学来说，南方谈话既是挑战，同时也是机会。大家知道，人民大学是在我们国家处于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和学校管理等等都与计划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南方谈话对人民大学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方向性的，如何实现人民大学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摆在人大人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文海同志领导全校师生把握时机，与时俱进，做了不懈努力，认真抓了人民大学教学与科研改革。
首先，文海同志抓了教材建设。他提出南方谈话是一场思想革命，要使邓小平理论进课堂、进教材、进大脑。人民大学的教材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有的发行量累计达上千万册。南方谈话后，我们提出了修改100种教材的任务，到1994年底，实际完成260多种教材的修改任务。影响较大的有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黄达主编的《金融学》、陈共主编的《财政学》、陈先达主编的《哲学原理》、法学院主编的《法学原理》、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马列学院编写的《邓小平理论》等等。其中，有的教材迄今仍是全国优秀教材。
其次，进行专业的调整。根据社会需要增加一些新专业，如国际贸易、环境经济、房地产经济、社会工作、知识产权双学士、企业管理双学士等，还将“计划经济”专业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权运动”改为“国际政治”专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